《尚书》（原称《书》）为先秦时代政事文献的汇编。此《尚书》旧题汉代孔安国传。全书共十三卷，按朝代分为：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篇，每卷后附考证。此为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影刊元相台岳氏荆谿家塾本五经之一（初印本）。介绍下载：

#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良心犯# 第449期:一年前今天(2025年9月3日)荷兰莱顿大学留学生胡洋被河南警方正式逮捕。之前,7月26日胡洋与在意大利留学的朋友相约暑期同回国探亲,二人在浦东国际机场遭警方拦截,后均被郑州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2026年7月其案在郑州二七区法院开庭审理,但外界至今未得结果 #胡洋：2000年代出生，河南省郑州市人，在荷兰莱顿大学留学生，因言获罪者。# 胡洋自幼聪慧过人，高中毕业时，曾因学业勤奋、成绩优异，被武汉大学的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相关化学专业收录，入校后又在该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辅修法学，至大学毕业时喜获化学理学和法学双学位；因其继续备考和根据意愿申请出国留学，故于2024年9月又接续前往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eit Leiden，欧洲历史悠久的顶尖学府之一）的莱顿哲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hilosophy，隶属莱顿大学人文学院）攻读政治与经济的哲学观点文学硕士； 2025年夏，胡洋顺利毕业并获取莱顿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之后，计划将进一步在荷兰修学相关博士；然而，其看似美好的计划和未来愿景即将实行，殊不知却很快遭遇到中共政府无情的政治性打压； 2025年7月，胡洋从荷兰莱顿大学硕士毕业后，与原国内校友，同时也在欧洲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Politecnico di Milano）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的吴昊宇相约在暑期同回国内探亲，故其二人同乘航班于7月26日飞抵上海；然而未料在飞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时，其二人竟遭遇在机场的警方拦截，后均被河南省郑州市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自此失联； 胡洋家人因不知被抓因由，曾多次向警方查询缘由且请求能够会见，但均遭拒，仅称其等因“言论问题”而须按政治敏感案件处理；其母亲在既不知具体被抓原因、也不准会见儿子的情况下，被迫发帖文呼吁，希望有律师介入其案，结果受委托的代理律师在请求与当事人会见时依然遭拒； 同年9月1日，因胡洋长时间被刑拘之后不予释放，眼看各国际高校临近开学，故其母亲被迫在X平台等网上发布求助讯息，急寻其及吴昊宇在欧洲的同学朋友，希望能帮其二人收拾各人物品，办理退学和退掉房租等手续； 原本正常不过的求助信息，却因其母发声，当日下午竟有人找其母谈话，强迫她尽快删帖、噤声；针此，其母实感不解，勇敢发贴怒怼：“发个寻人求助信息也犯法吗？儿子房子不退每月近2000欧的租金谁负责？房东告我谁负法律责任？个人重要东西丢了谁负责？大学那么多费用谁来帮我退？帮朋友带的物品和剩余的钱寄退给谁？”等等； 2025年9月3日，胡洋和吴昊宇均被郑州市警方以同罪由转正式逮捕； 10月31日，胡洋案被郑州市警方移送到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审查起诉，但其代理律师在数天之后要求会见当事人和阅其案卷，依然拖拒，称其尚未办理换押手续，不准会见；针此，其家人分别向郑州市公安局、河南省公安厅、国家公安部以及各级检察院发出多封信访涵，希望上级领导部门监督依法批准律师会见，公开公正依法办案，以防黑箱操作和变相逼供； 2025年11月9日，胡洋在被押107天后终得获准律师会见；但会见之后律师表示，因受到当局明确限制，不能细说案情，只能向其家人报个平安，说点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及送何衣物等；另外，与其同被抓捕的意大利留学生吴昊宇，因其家人被噤音，故其具体情况无解不知； 2026年7月21日外界获悉，胡洋"寻衅滋事罪"案近期一审已在郑州市二七区法院开庭受审，但至当庭予宣判,后续结果亦未知。其时,胡洋被羁押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近年来，随着中共当局对自身国民的信仰及言论自由年复一年出现升级性打压，以前较为少见的针对出国留学生因在海外自由言论或关注声援了中国人权活动，而在回国时被监控、警告骚扰，甚至遭抓捕判刑、强迫失踪等现象呈明显上升趋势； 据悉，仅自2024年以来，即知已有多名年轻学子，因前往欧美发达国家留学或到港台求学后，仅因在海外媒体上浏览阅读了在国内很难看到的真实讯息和新闻数据，或在网络平台评价留言让中共当局极为不爽的负面信息，或因积极参与了关注和呼吁改善中国不良人权状况的活动等，故引发中共海外网络水军（即在国际网络平台中针对特定内容发布和监控汇报特定信息的网络写手）的关注和监控汇报，而在回国探亲时被秘密抓捕和失踪。 #HRIC# #关注在押良心犯# #胡洋#

为什么西方和日本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疯狂反对？而未见反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夏商周断代成果刚一发布，西方马上威胁，扬言要将报告撕成碎片！ “一个衰败了的国家，什么都会被人掠夺！而掠夺之甚，莫过于连本国的历史，都会被旁人无端地改变！” 清末以来，中国国力衰落，弱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只恶狗都能来咬我们一口！ 从那时起，西方出现了公然否定中国文明的声音，他们肆意地定义和删除我们的历史，搞得国人也一度自我怀疑。 赢了冷战之后，西方更加气焰嚣张，甚至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古以来都是最好的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点。 捎带着，西方学术界也盛气凌人，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应该为我们的悠久历史，和古代遗产感到自豪。 中国的考古应该和埃及一样，由西方学者来推动，中国人的历史必须他们认可，否则毫无价值，他们才是文明的裁判。 中国史书的纪年时间，只能确定到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样算下来，中国的历史只有2800多年。 《史记》虽然多对夏商周有记载，但是多数时间模糊不清，再加上记有三皇五帝的部分神话传说，所以是不算数的。 1995年，国家科委主任在埃及访问时，发现人家有年代的确切记载也就公元前664年，比咱们的还晚一百多年。 但是他们通过重塑年代表，确定了许多古代王朝，把历史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 这给宋主任提了醒，中国需要用严谨的态度，探究历史，找回自己的文化自信。 于是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国家有关部委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共组织了二百多位专家学者参与进来。 工程定下的目标有三个： 1、西周阶段，确定早期各王准确年段。 2、商朝，确定武丁后各王的准确年段。 3、夏朝和早商，给出各王基本的年段。 历时五年多的努力，搜集、整理、鉴定各种甲骨文，金文等传世文献，推算天文历法，工程所定的44个课题基本攻克。 项目组发布了《夏商周年代表》： 夏朝，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 商朝，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 周朝，确定，开始于公元前1046年。 为什么周朝如此确定？是因为项目组从一件西周青铜器上找到了答案。 这件青铜器叫作“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其底部的铭文，明确记载了武王伐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甲子朝”，指的是“甲子日的清晨”。“岁鼎”，描述的是“岁星当空”的景象。岁星就是木星。 学者们根据这些记载，结合木星运行规律，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具体日期，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然后又去周原遗址，丰镐遗址取样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一时间，确定无疑，破解了历史之谜。 利簋确定了周代商的具体时间，那么商代夏的时间是怎样推算的呢？ 确定商代年段的核心是三重证据法： 甲骨文、商城遗址、碳十四测年。 商朝考古有三座重要的都城遗址，分别是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 三座遗址构起了从早商，中商到晚商的文化序列，它们的地层提供了大致的年代框架。 然后用碳十四测年的方法，能给出绝对的年代区间，误差在70年之内。 最绝的甲骨文的记载，锁定了关键节点。 没有商人对祭祀和天象的狂热记录，再先进的手段也无力回天。那些刻在甲骨上的星象，如今都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 甲骨文记载了五次月食记录，简直就是三千年前的天文时钟，成为断代的关键锚点。 特别是那句“己未夕皿庚申月食”，和天文学推演的公元前1198年12月27日的那场月食完美契合。 这可直接把武丁的在位年段，固定在公元前1250～1192年。 这些发现不仅确定了商朝的时间坐标，更实证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商王世系的惊人准确性，使商朝成为全球公认的青铜文明典范。 夏朝的断代工程最具有挑战性，他缺乏像甲骨文、利簋那样的文字佐证，做不到商周一样的准确节点。 尽管困难重重，工程组还是通过系统整合证据，使夏朝从“传说”具备考古实证，重构了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起点坐标。 夏代的关键遗址也有三座：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寨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 登封王城岗，发现大型城址，被认为是禹都阳城的遗留。 新寨遗址，发现三重护城壕沟，六大都邑之一，夏帝太康到相的都城。 偃师二里头，这是被国内主流学者公认的夏朝晚期都城遗址。史书中的“少康居之”的斟鄩城。 至于有人说的山西陶寺，发现有关尧帝的刻符，一般被认为尧都。大禹接尧舜的班，所以可能是先夏的遗址。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二里头遗址。城址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一个宫殿就有10万平方，这样的宫殿有13座。 这里有井字形的道路规划，作坊区，祭祀区，居住区分布有序，最早的中轴线成为后世所有王朝的都城典范。 这里出土了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各类玉刀，玉钺，玉璋，陶器超过1.5万件。 总之，二里头遗址作为东亚最早的核心都邑（宫城、青铜礼器、城市规划），符合文献对夏朝“家天下”国家的描述。 以二里头为核心，工程组通过文化序列构建、碳十四测年、文献天象推算、都邑遗址推定，对夏朝进行了系统性断代。 将传说时代的夏朝纳入信史框架，确定公元前2070年为中华文明起点。 然而，中国的这份夏商周年代表一经发布，便招来了西方的威胁，他们扬言要当众把报告撕成碎片！ 他们说，中国人有一种沙文主义倾向，想要把历史拔高到和古埃及一样。 他们对中国竟然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感到忿忿不平，因为在甲骨文没有发现之前，他们连商朝都是不予承认的。 现在，他们又一次对中国的历史指手画脚，抨击的焦点集中在了夏朝是否存在？ 按照他们的标准，不管你的史书上记载的多么清楚，也不管你二里头遗址挖出了多少宫殿，作坊，青铜器。只要没有一块刻着“这就是夏都”的甲骨出现，一切都不能作数。 好吧，你们手握评判权杖，连吟游诗人的口头文学作品都能当做历史，却对《史记》百般质疑。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夏朝不是不存在，它就在那里，看你想用什么方法认识！

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许田波（Victoria Hui）：为什么暴力鼓吹者不看好非暴力抗争❓为什么社会普遍有一种错觉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下载： ------ 我借鉴已故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及其他学者和实践者的著作，在世界各地教授了近二十年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每一次运动都始于和平行动。那些转向暴力的人总是得出“非暴力已经让我们失望”的结论。让我简要阐述一下对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的看法。 人们经常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比如对抗英国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抵制吉姆·克劳法（Jim Crowlaw）的美国民权运动。然而，经历过1919年阿姆利则（Amritsar）大屠杀和1930年达拉萨纳（Dharasana）盐场的残酷殴打的印度人，以及在美国南方目睹种族私刑的黑人们，不会理解这种言论。值得注意的是，莫迪今天尊崇的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而不是甘地（Ghandi）。鲍斯坚信“英国人永远不会和平地离开印度，必须通过武力驱逐他们”。他寻求德国和日本的帮助，招募原英属军队里的印度人战俘，组成了印度国民军。麦尔坎·艾克斯（Malcom X）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之间的路线之争更是广为人知。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最能说明以非暴力和暴力对抗非常残酷的政权的逻辑。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漫漫自由路》中声明：“只要非暴力抗议有效，我就呼吁使用它。”1960年的夏普维尔（Sharpeville）大屠杀，突显了非暴力手段是“一种无效的战略”，因此，暴力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摧毁种族隔离的武器”，从而催生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MK）”。曼德拉宣称：“如果现有的破坏未能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游击战和恐怖主义。”曼德拉因此迅速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MK在流亡中幸存下来，但面对着“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在南非国内，它最终被彻底根除了。而且，MK几乎没有机会从外部进行入侵。与此同时，在1980年代，一批新一代的领导人在黑人为主的郊区或城市中成长起来，他们组织了持续的消费者抵制运动。这一运动赢得了白人企业主对黑人诉求的支持，这些企业主后来为更具自由思想的德克勒克（de Klerk）的当选做出了贡献。 我来自香港，我认为将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与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进行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2019年7月1日，抗议者闯入立法会后，他们有个口号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是你们（特首/当局）教育了我们认识到和平游行无济于事。”香港人对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了解不足，这是不幸的。香港人将非暴力等同于几十年来一直实践的半日游行。库尔特·肖克（Kurt Schock）在《非暴力行动及其误解》中指出，非暴力并非“被动抵抗”，而是积极主动的行动；它也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而是战略性的选择，其成功的几率更高；非暴力行动也不是自发的人民力量，而是需要计划和战略化的。 埃里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玛丽亚·斯特潘（Maria Stepan）、基恩·夏普（Gene Sharp）等倡导者指出，大规模示威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它往往是最具自毁性的方法，容易导致像1989年北京一样的大屠杀。相比之下，分散的方法，特别是抵制和罢工，既不容易立即被逮捕和殴打，又更有可能给政权带来损失。事实上，当局似乎更担心抵制和罢工。2019年8月，在第一批汽油弹被投向警察阵线之前，北京的港澳办谴责8月5日的总罢工是“对公共秩序和法律的激进违规行为，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底线和国家尊严。”另一位发言人抨击了抵制活动，称其意图是“瘫痪香港政府，夺取城市治理权，并使‘一国两制’成为空洞的概念。”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后来嘲讽称，2020年1月医护人员的罢工是一种“政治性的冠状病毒”。 中国当局懂得暴力和非暴力的战略逻辑，并早就制定好了一套证明有效的应对战略，这就越发不利了。如果非暴力行动具有很高的成功机会，政权就会煽动暴力来削弱反对运动的影响力。仅仅通过拒绝让步，就很容易让抗议者普遍得出“非暴力已经失败了”的结论。于是，激起反抗者的暴力也相对容易。抗议者最终能于2019年7月1日闯入立法会大楼，部分原因是警方神秘地消失了。此外，如果政权的暴力行为始终意在激怒并导致反对派激进化，那么香港警方在当地和国际媒体直播的情况下对抗议者的残酷殴打，则收到了挑起抗议者的暴力反应、削弱了抗议者抵抗能力的效果。 令人真正感到悲伤的事实是，抵抗政权的各种尝试变得越来越无效。这个世界上的活动人士们相信是政权的镇压行为正当化了反对派的暴力。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们则认为，政权的镇压并不改变非暴力抵抗是有效的这一事实。最削弱反对派的，是政权的能力。即使在天安门事件的残酷镇压之后，党国体制也无法完全控制每个人的行动，因此许多在通缉名单上的人都能够逃脱。随后，中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复杂的监控国家。任何形式的抵抗都需要有组织的计划和执行，但在当前中国的情况下，抵抗者的活动几乎无法实现这种组织化。然而，如果抗议再次爆发，抗议者最好坚持非暴力的纪律，拒绝被诱使转向暴力。正如曼德拉最终认同的那样，“国家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任何暴力行为都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使得非暴力“成为了一种实际上的必要”。中国官员对罢工和抵制的谴责以及煽动暴力表明，他们最担心的是非暴力抵抗。 ------ 针对中国民间的暴力幻想，《中国民主季刊》专门策划了一期笔谈：《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兴起》，下载全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补档： 原号主“夏目安安”已经跳楼去世了 原因是在币圈合约输掉了所有的钱之后无力生活：从2026年2月开始到现在总计输掉了30000多元人民币。 6月8号又把卖旧电脑换来的4000元也输掉了，这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现在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 晚安，祝她下辈子成为富二代 ——此账号已经易主，请勿骚扰

白夏 (Jean-Philippe Béja, 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巴黎政治学院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传统的（对华）接触政策不仅无法增强支持民主的力量，反而会使极权主义政权变得更加强大。接触政策应当继续，但必须附加强有力的互惠要求。 白夏：在新冠疫情后，欧盟采取的“去风险”政策迄今对中国的发展影响甚微，且中欧贸易的总体平衡仍对中国有利。然而，欧洲在国际舞台上愈发意识到中国所构成的系统性挑战，同时也因此在与中国的谈判中占据了更有利的地位。这一政策应继续推进。 相比之下，自川普任期的最后两年以来开始的“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为显著。高科技领域的封锁预计将对中共构成打击。 无论是学术、旅游还是商业领域的交流限制，都在中国中产阶级中引发了不满，尤其是那些习惯于将子女送往西方国家留学的家庭。然而，至少在目前，这些不满尚未对中共领导层形成推动其采取更开放政策的压力。相反，中共政权利用这些不满塑造如下叙事：西方正在衰落，为阻止中国崛起而无所不用其极，继续施行“羞辱中国”的政策。因此，我们应当团结一致，应对西方的打压，成为全球南方的领袖强国。 同时，西方形象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中逐渐恶化。美国国会山事件、民粹主义兴起，以及西方“强人政治”的出现，都削弱了民主制度的吸引力。 在此背景下，“去风险”和“脱钩”政策是否能够推动中国民主化？延续以往通过加强交流（包括高科技领域）来“接触”的政策，只会强化当前以全面控制社会和动员民族主义为目标的共产主义领导层。在中国缺乏哪怕是半自主的公民社会的情况下，选择性接触变得极为困难。支持社会运动（如对其进行宣传）、对交流设置条件、谴责人权侵犯是接触政策的必要条件。 通过“贸易战”孤立中国，不仅因为中西经济相互依赖而难以实现，还会加剧中国青年和中产阶级的挫败感，并进一步强化官方的民族主义话语。 西方在对华政策上并不统一。川普政府无视盟友利益，甚至威胁发动贸易战并从防务领域脱身。欧盟则不愿在美中争端中选边站队。在此背景下，这种分裂强化了中共的地位，使其能够利用欧美之间的分歧。 此外，欧盟内部也难以达成统一立场。中国通过“16+1”合作机制以及德国的工业利益，在软化欧盟对华立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对遏制中国雄心的必要性已有所共识，例如，将中国称为“系统性对手”就是迈出的第一步。同时，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模糊立场也加深了欧盟对中共的疑虑。 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一位西方领导人相信中国会民主化，因此他们普遍认为推动这一方向的努力难以奏效。 基于此，西方对华政策仅着眼于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民主化从未真正成为西方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一直是其态度的主要驱动因素，尽管各国政府的官方叙事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这一点至今未变。例如，在“六四”屠杀后不久，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就派出两名顾问与邓小平会谈。 无论官方叙事如何，西方“接触政策”的目标主要是为了争取中国支持，从而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优势；在改革开放政策占主导地位后，则是为了利用中国日益发展的市场和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还意在通过让其获得对国际现状的利益认同，防止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大对手。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与社会间的交流、允许数十万学生赴西方留学、鼓励中国的对外开放，的确在 1989 年之前促进了中国政权的某种程度的自由化。当然，国内因素——例如与近期极权主义历史决裂的强烈意愿——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但西方的接触政策无疑加强了更激进改革派的力量。 1989 年是一个重要分水岭，而 1992 年则是另一个关键时刻。新一轮经济改革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推动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市场经济发展。巨额的西方投资帮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1989 年的事件对改革派造成了决定性打击，随后中国领导层利用新获得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并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愈发强势。这一趋势在习近平执政后达到了高潮。 传统的接触政策不仅无法增强支持民主的力量，反而会使极权主义政权变得更加强大。接触政策应当继续，但必须附加强有力的互惠要求。 ------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刊立场。有关本期笔谈《西方对华政策转变与中国民主化前景》，详情请下载全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尚书》（原称《书》）为先秦时代政事文献的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此《书集传》由南宋蔡沈撰。全书共六卷，其内容以程朱理学思想为基础对此前《尚书》学的系统集注。后附纲领、书图。此为明正统十二年司礼监刊本。介绍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