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许田波(Victoria Hui):为什么暴力鼓吹者不看好非暴力抗争❓为什么社会普遍有一种错觉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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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借鉴已故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及其他学者和实践者的著作,在世界各地教授了近二十年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每一次运动都始于和平行动。那些转向暴力的人总是得出“非暴力已经让我们失望”的结论。让我简要阐述一下对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的看法。
人们经常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比如对抗英国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抵制吉姆·克劳法(Jim Crowlaw)的美国民权运动。然而,经历过1919年阿姆利则(Amritsar)大屠杀和1930年达拉萨纳(Dharasana)盐场的残酷殴打的印度人,以及在美国南方目睹种族私刑的黑人们,不会理解这种言论。值得注意的是,莫迪今天尊崇的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而不是甘地(Ghandi)。鲍斯坚信“英国人永远不会和平地离开印度,必须通过武力驱逐他们”。他寻求德国和日本的帮助,招募原英属军队里的印度人战俘,组成了印度国民军。麦尔坎·艾克斯(Malcom X)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之间的路线之争更是广为人知。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最能说明以非暴力和暴力对抗非常残酷的政权的逻辑。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漫漫自由路》中声明:“只要非暴力抗议有效,我就呼吁使用它。”1960年的夏普维尔(Sharpeville)大屠杀,突显了非暴力手段是“一种无效的战略”,因此,暴力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摧毁种族隔离的武器”,从而催生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MK)”。曼德拉宣称:“如果现有的破坏未能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游击战和恐怖主义。”曼德拉因此迅速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MK在流亡中幸存下来,但面对着“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在南非国内,它最终被彻底根除了。而且,MK几乎没有机会从外部进行入侵。与此同时,在1980年代,一批新一代的领导人在黑人为主的郊区或城市中成长起来,他们组织了持续的消费者抵制运动。这一运动赢得了白人企业主对黑人诉求的支持,这些企业主后来为更具自由思想的德克勒克(de Klerk)的当选做出了贡献。
我来自香港,我认为将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与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进行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2019年7月1日,抗议者闯入立法会后,他们有个口号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是你们(特首/当局)教育了我们认识到和平游行无济于事。”香港人对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了解不足,这是不幸的。香港人将非暴力等同于几十年来一直实践的半日游行。库尔特·肖克(Kurt Schock)在《非暴力行动及其误解》中指出,非暴力并非“被动抵抗”,而是积极主动的行动;它也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而是战略性的选择,其成功的几率更高;非暴力行动也不是自发的人民力量,而是需要计划和战略化的。
埃里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玛丽亚·斯特潘(Maria Stepan)、基恩·夏普(Gene Sharp)等倡导者指出,大规模示威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它往往是最具自毁性的方法,容易导致像1989年北京一样的大屠杀。相比之下,分散的方法,特别是抵制和罢工,既不容易立即被逮捕和殴打,又更有可能给政权带来损失。事实上,当局似乎更担心抵制和罢工。2019年8月,在第一批汽油弹被投向警察阵线之前,北京的港澳办谴责8月5日的总罢工是“对公共秩序和法律的激进违规行为,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底线和国家尊严。”另一位发言人抨击了抵制活动,称其意图是“瘫痪香港政府,夺取城市治理权,并使‘一国两制’成为空洞的概念。”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后来嘲讽称,2020年1月医护人员的罢工是一种“政治性的冠状病毒”。
中国当局懂得暴力和非暴力的战略逻辑,并早就制定好了一套证明有效的应对战略,这就越发不利了。如果非暴力行动具有很高的成功机会,政权就会煽动暴力来削弱反对运动的影响力。仅仅通过拒绝让步,就很容易让抗议者普遍得出“非暴力已经失败了”的结论。于是,激起反抗者的暴力也相对容易。抗议者最终能于2019年7月1日闯入立法会大楼,部分原因是警方神秘地消失了。此外,如果政权的暴力行为始终意在激怒并导致反对派激进化,那么香港警方在当地和国际媒体直播的情况下对抗议者的残酷殴打,则收到了挑起抗议者的暴力反应、削弱了抗议者抵抗能力的效果。
令人真正感到悲伤的事实是,抵抗政权的各种尝试变得越来越无效。这个世界上的活动人士们相信是政权的镇压行为正当化了反对派的暴力。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们则认为,政权的镇压并不改变非暴力抵抗是有效的这一事实。最削弱反对派的,是政权的能力。即使在天安门事件的残酷镇压之后,党国体制也无法完全控制每个人的行动,因此许多在通缉名单上的人都能够逃脱。随后,中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复杂的监控国家。任何形式的抵抗都需要有组织的计划和执行,但在当前中国的情况下,抵抗者的活动几乎无法实现这种组织化。然而,如果抗议再次爆发,抗议者最好坚持非暴力的纪律,拒绝被诱使转向暴力。正如曼德拉最终认同的那样,“国家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任何暴力行为都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使得非暴力“成为了一种实际上的必要”。中国官员对罢工和抵制的谴责以及煽动暴力表明,他们最担心的是非暴力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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