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大家可能都在想,到底是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我也來説説我的看法。
法國足球巨星姆巴佩(Kylian Mbappé)最近惹惱了中共,原因很簡單,他說毛澤東是個獨裁者。北京立刻火冒三丈,指責他「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可是,毛澤東本來就是獨裁者,他的統治還造成數千萬中國人死亡。難道說出這個歷史事實,比毛澤東當年害死那麼多中國人,更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這件事看起來荒唐,卻正好戳破了中共多年來慣用的一套政治把戲。只要有人批評共產黨,就說人家侮辱了中國;只要有人批評毛澤東,就說人家傷害了中國人民。毛澤東雖然已經死了半個世紀,但他留下的獨裁體制還在,中共對毛的政治遺產更是碰都不讓人碰。
「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這句話,大家應該早就聽膩了。美國總統見了達賴喇嘛,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傷了。日本首相談到台灣,中國人民的感情又受傷了。外國政府批評中共迫害人權,中國人民的感情還是受傷了。
奇怪了,十四億中國人真的都這麼容易被傷感情嗎?更重要的是,誰問過他們?
一個不讓人民自由選舉國家領導人、不准人民公開批評政府、連上網說幾句真心話都可能惹上麻煩的政權,居然一天到晚宣稱自己最了解全體中國人民的感情。這不是很可笑嗎?
其實,這套說法已經用了幾十年。中國媒體研究計畫(China Media Project)發現,早在1959年,中共《人民日報》就在中印邊界爭端中拿「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來指責印度。研究人員統計了1959年至2015年間《人民日報》的143個相關案例,發現中共用這句話罵得最多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國,而台灣和西藏問題也經常成為引爆點。
說穿了,只要有人碰到中共的政治利益,或者不接受它對歷史和領土的說法,中國人民的感情就會突然受到「嚴重傷害」。
最離譜的例子之一,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當年中共出動軍隊鎮壓屠殺要求民主改革的中國民眾,美國國會對這場血腥鎮壓提出譴責。結果北京竟然反過來指責美國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這是什麼道理?殺害中國人民不算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譴責殺害中國人民的暴行,反倒成了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罪過?
這就是中共這套說詞最荒謬、也最虛偽的地方。
毛澤東搞大躍進,造成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大饑荒,估計有三千萬到四千五百萬中國人因此喪命。接著又搞文化大革命,整個社會被折騰得天翻地覆。無數家庭被拆散,老師被學生批鬥,知識分子遭到迫害,寺廟古蹟被砸得亂七八糟。到了1989年,中共又在北京向自己的人民開槍。
中共治國無方,折騰有數。目前的中國,民不聊生,失業飛漲,就業艱難,人人思潤,萬衆躺平,遍地貪腐,無限監管,鎮壓空前。難道因此而受煎熬的億萬中國人民的痛苦就不算數?難道這些事情沒有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可是,中共偏偏不准這些人公開訴說自己的苦難。誰想追究責任,誰就可能受到打壓;誰想紀念歷史,誰就可能被當成政治上的尋釁滋事的人物。
所以,中共口中的「中國人民的感情」,其實有一個很奇怪的規矩,只要是外國人讓中國人不高興,中共就要替大家出頭;但如果是共產黨自己傷害了中國人民,那就最好閉嘴,連提都不准提,因爲在中共眼中, 被肆虐幾十年的中國人民是沒有感情的。
姆巴佩事件就很能說明這種荒唐的地方。中國媒體忙著譴責他的所謂「辱華」言論,卻不敢清楚告訴中國民眾,他到底說了什麼。有些中國網民連事情的來龍去脈都不知道,就被要求跟著生氣。連別人講了什麼都不讓你知道,卻要你義憤填膺,這不是很滑稽嗎?
這種憤怒,很多時候根本不是人民自己產生的,而是中共需要人民生氣的時候,才刻意製造出來的。這套把戲其實很好懂。對內,中共可以把老百姓對經濟、失業、貪腐和社會不公的不滿,轉移到外國人身上。對外,則可以利用龐大的中國市場,逼外國政府、企業、學校、運動員和演藝界人士乖乖接受中共的政治規矩。
2019年,美國職籃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發文支持香港示威者,北京馬上對NBA展開抵制。其他外國企業和名人,只要在台灣、西藏等問題上說了中共不愛聽的話,也可能遭到封殺。
北京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你在美國可以有言論自由,但如果想賺中國市場的錢,就得先學會看共產黨的臉色。這其實就是拿生意當武器,逼自由世界接受中共的言論審查。
但是,中共這種動不動就發火的習慣,也暴露出它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
在台灣問題、美國軍事行動,以及其他國際爭端上,北京經常把話說得很重,動不動就警告對方要承擔「嚴重後果」。但很多時候,最後也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嘴巴上喊得震天響,真正能做、敢做的事情卻未必有那麼多。
中國當然是一個有實力的大國,這一點沒有人否認。但一個真正有自信的大國,何必整天為了外國人的一句話、一張地圖、一個玩笑,就氣得跳腳?
一方面宣稱中國已經強大起來,正在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另一方面又把中國人民說得好像玻璃心一樣,動不動就被外國人傷害。這兩件事擺在一起,不覺得很矛盾嗎?
說到底,中共真正害怕的,不是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傷,而是有人不再把共產黨當成中國的唯一代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共特別喜歡拿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做文章。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確實受到過列強侵略、不平等條約,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帶來的巨大災難。這些歷史都是真的,也值得中國人記住。但問題是,中共只准中國人記住外國人對中國造成的傷害,卻不准中國人自由討論共產黨自己造成的災難。
外國人一百多年前犯下的前科,北京可以沒完沒了地要求道歉;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比外國人所爲多出幾十倍的數千萬人死亡的歷史,卻連公開追究都不准。這根本不是尊重歷史。
只要國內經濟出了問題,社會矛盾增加,或者人民對政府不滿,北京就可以找個外國人來當出氣筒,然後把自己打扮成捍衛民族尊嚴的大英雄。這套政治操作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故意把共產黨和中國畫上等號。但中國就是中國,共產黨就是共產黨,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對美國人來說,這件事其實有一個很直接的教訓,不要再為了行使自己的自由,而向獨裁者低頭道歉。北京沒有權力規定美國人能說什麼、大學能教什麼、企業能發表什麼,更沒有資格決定哪些歷史事實可以公開討論。
中共現在很聰明,它不需要在美國制定法律,只要拿中國市場當誘餌,就能讓不少美國機構自己替它執行言論審查。好萊塢為了中國票房修改劇本,大學怕惹北京不高興而迴避敏感議題,企業為了生意限制員工發言,體育聯盟更是動不動就為一句完全合法的政治言論公開道歉。
這才是美國人真正應該警惕的事情。一個外國獨裁政權,居然可以利用商業利益,讓自由社會的人自己放棄言論自由。這不是一般的外交摩擦,而是中共把自己的政治規矩一步步帶進美國社會。我們應該公開揭露中共的經濟脅迫,保護因為合法言論而遭到北京報復的美國人,並且清楚告訴北京,中國市場再大,也買不到替美國人制定言論規則的權力。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看穿中共最大的政治謊言, 强調共產黨不等於中國,共產黨的利益也不等於中國人民的利益。
真正侮辱中國人民的,不是有人說毛澤東是獨裁者,而是一個造成數千萬中國人死亡、掩蓋歷史真相、剝奪人民基本自由的政黨,居然還厚著臉皮,自稱是中國人民感情的守護者。北京與其整天教訓全世界不要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不如先向中國人民交代,共產黨自己到底給他們造成了多少苦難。
說穿了,中共根本不是在保護中國人民的感情,而是在拿中國人民的感情當人質。真正傷害中國人民尊嚴的,不是外國人批評共產黨,而是共產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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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脫美”,加歐宣布建“未來聯盟”】
“加拿大與美國經濟決裂。”在剛過去的周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刊文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報道還專門列出5張圖表作為證據。事實上,今年以來,關於加拿大在經濟上“脫美”的報道不斷傳出。上周在加拿大蒙特利爾閉幕的第21屆加拿大—歐盟峰會就是最新進展。
據《環球時報》援引CNN稱,加拿大同美國的雙邊貿易規模自2022年以來就持續下滑。2025年美國政府宣布對加拿大鋼和鋁徵收50%的關稅,而鋼和鋁均屬美國從加拿大大量進口的商品。從歷史數據看,對美出口長期佔加拿大出口總額的絕對多數。但自美國總統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宮以來,對美出口佔加拿大出口總額的比例已降至70%左右,創下近30年來的最低水平。加拿大赴美旅遊人數也大幅下降。2025年,到美國旅遊的加拿大人數降至2910萬人次,這是自1972年有記錄以來除疫情期間外的最低水平。此外,加拿大的投資者也正從美國撤出。加拿大統計局數據顯示,2026年上半年,加拿大投資者向美股投入560億美元,而7月資金流向驟然反轉,加拿大投資者創紀錄地凈賣出220億美元。
CNN稱,與美國經濟“決裂”的加拿大正尋求與歐盟建立更緊密的經濟聯繫。第21屆加拿大—歐盟峰會閉幕後,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展現出加拿大拓展外部經濟合作、減少對美依賴的強烈意願。聯合聲明稱,加拿大與歐盟將建立“面向未來的聯盟”,雙方在繼續推進此前達成的全面經貿合作協議的同時,將合作應對“共同的經濟安全關切”,並構建“更加一體化且更具韌性的供應鏈”。聯合聲明披露,加歐組建的數字合作夥伴委員會已舉行首次會議,雙方就雙邊數字貿易協議展開了實質性談判,該協議將促進跨境數據流動,並增強雙方企業和消費者對數字經濟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數字基礎設施”一詞多次出現在聯合聲明中。彭博社報道稱,加歐雙方在聯合聲明中發出了希望合作建設海底光纜基礎設施的信號,從而改善加拿大與亞歐之間的互聯。目前加拿大大量數據和語音流量都要通過美國傳輸。
此外,聯合聲明還披露了雙方在資源和反壟斷監管等領域合作的新進展。加方同歐洲投資銀行就推動歐方投資加拿大關鍵自然資源和原材料領域展開了談判,雙方同意評估從加拿大向歐盟出口液化天然氣的可能性。
加歐峰會期間,加拿大總理卡尼專門提到加拿大人工智能公司Cohere與德國Aleph Alpha的合併計劃。卡尼表示,此舉將降低加歐在人工智能領域對美國的依賴。他表示:“我們不能坐等人工智能的未來被我們不了解、不信任的人決定。”
此外,卡尼還表示加拿大將成為歐盟的“準成員國”。他透露,今後幾個月他將繼續同歐方領導人溝通,以明確加拿大成為歐盟“準成員國”後將有哪些“實質性”安排,明年6月有望完成相關談判。(來源:香港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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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沒有戰死,卻在大陸挖礦度過數十年的一江山國軍俘虜
1955年1月20日,一江山島戰役結束。
這座位於浙江外海、面積只有約1.2平方公里的小島,在經歷兩天多的激烈戰鬥後,終於被解放軍攻佔。
國軍守備指揮官王生明殉國,台灣方面隨後舉行隆重的追悼儀式,對外宣告一江山守軍全體壯烈成仁。
但是,56年後,一位白髮蒼蒼、右眼失明的老人,卻從中國大陸搭機抵達台北松山機場。
他叫陳小斌。
他曾經是駐守一江山的國軍上士,也是當年被俘的官兵之一。
這趟返台之旅,讓一段被掩蓋了數十年的歷史,再次出現在台灣社會面前。
一、全體殉國?還是有人活了下來?
一江山戰役結束後,兩岸對這場戰役的記載,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說法。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對外宣稱,一江山守軍720人全部殉國,沒有生還者。
然而,中共方面的戰役紀錄卻記載,解放軍擊斃國軍519人,俘虜567人,其中包括國軍第四突擊大隊大隊長王輔弼。
兩種說法差距甚大。
中共方面所稱的567名俘虜,是其官方戰役統計;台灣方面則長期以守軍全體殉國的說法紀念這場戰役。
究竟實際被俘多少人,至今仍有數字上的爭議,不能直接把567人視為已經獲得雙方共同確認的統計。
但有一件事已經沒有疑問:
一江山的國軍守軍並非全數陣亡,確實有人被俘,而且有人在中國大陸生活了數十年。
二、被俘之後,等待他們的是什麼?
戰場上的槍聲停止了,對這些被俘官兵而言,另一段人生卻才剛剛開始。
被俘的官兵被帶離一江山,部分人接受審查、治療,之後被安排到不同地區生活或工作。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陳小斌的遭遇。
1955年一江山戰役期間,陳小斌駐守島上的203高地。
當時共軍砲火猛烈,陣地遭到摧毀,他的右眼被擊傷,雙腳也遭砲火炸傷,最後昏厥,被解放軍俘虜。
被俘後,他先被送往廈門治療。傷勢恢復後,卻被送往山西煤礦,開始長達23年的勞動改造生活。
23年是什麼概念?
從1955年到1978年,一個年輕軍人原本應該走過的中年歲月,就這樣在煤礦與異鄉中度過。
後來他獲釋,卻沒有立即返回台灣,而是繼續留在礦區工作,直到退休。
對他而言,一江山戰役早已結束,但那場戰爭留下的人生轉折,卻持續了大半輩子。
三、1991年前後,部分戰俘開始申請返台
這段歷史並不是到了2011年才第一次出現。
根據《聯合報》2011年的報導,早在1991年前後,就有當年一江山戰役被俘的國軍官兵陸續申請返回台灣。
報導引述國防部資料指出,相關申請人數累計達131人。
國防部依照當時的相關作業規定,處理這些返台人員的身分認定、退休給付與補償問題。
這個數字透露了一個重要訊息:
當年被俘的國軍官兵,有一批人並沒有在戰場上死亡,而是在中國大陸生活了數十年,後來才有機會申請回到台灣。
不過,131人是報導所引述的申請人數,不能直接等同於全部已經完成返台的人數。
更令人感慨的是,這些老兵在漫長的歲月中,有些人已經成家,有些人有了自己的生活,也有人早已與台灣原本的親友失去聯繫。
對他們而言,返台不只是一次旅行,而是重新尋找自己身分與故鄉的過程。
四、56年後,一位獨眼老兵走進松山機場
2011年2月15日,台北松山機場。
一位78歲的老人,從浙江杭州搭機抵達台灣。
他就是陳小斌。
當年在一江山戰役中失去右眼、雙腳受傷的他,已經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
迎接他的,包括陸軍司令楊天嘯等軍方代表。
這一天,距離他在一江山被俘,已經過了整整56年。
返台後,軍方協助他辦理戶籍,安排健康檢查,並處理退除役給付等相關事宜,暫時安置在新北市的退員宿舍。
當年被俘的國軍上士,終於重新踏上台灣的土地。
這則新聞也讓台灣社會重新注意到一江山戰役的另一面。
原來,當年並不是所有守軍都戰死沙場。
原來,有些人從戰場上活了下來,卻在異鄉度過了大半輩子。
五、王輔弼也被俘,他後來去了哪裡?
除了陳小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當年一江山守軍副指揮官王輔弼。
根據中共方面的戰役紀錄,王輔弼在戰役中被俘。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歷史文章,也引用王輔弼被俘後對戰役的說法,提到一江山失守的主要原因,包括國軍沒有獲得增援、共軍兵力優勢,以及共軍陸海空火力的壓制。
這些資料讓我們知道,當年被俘者並不只是普通士兵,也包括具有指揮經驗的軍官。
然而,王輔弼後來是否返台、何時獲釋,以及晚年生活在哪裡,目前仍缺乏足以確認的公開資料。
這也正是這段歷史還需要繼續追查的地方。
六、戰爭結束了,人生卻沒有回到原來的樣子
一江山戰役是一場短短兩天多的戰鬥。
對於陣亡的官兵而言,生命停留在1955年1月。
對於被俘的官兵而言,戰爭卻以另一種形式延續。
有人被送往煤礦,有人在異鄉工作,有人等待多年才有機會申請返台,也有人可能直到生命結束,都沒有再回到故鄉。
而台灣社會對這場戰役的記憶,也從最初的「全體殉國」,逐漸開始面對更複雜、更完整的歷史真相。
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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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就西沙群島說三道四 專家:西沙群島屬於中國,於史於法於實皆有據可依】
針對近期越南方面所謂“未經越方允許外國在包括羚羊礁和鴨公島在內西沙群島的一切活動完全非法無效”言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9月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指出,西沙群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不存在任何爭議。中國在自己的領土上開展必要建設是主權範圍內的事,越方無權說三道四。
西沙群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國對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中國南海研究院南海歷史文化研究所所長陳相秒近日接受中新社採訪時指出,這一事實有充分的歷史、法理和實踐依據,並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可。
【從“漲海崎頭”到“七洲洋”】
中國最早發現、命名、開發經營西沙群島,並持續對其行使主權管轄,歷史古籍對此多有記載。
西漢武帝時期,中國人就已在南海航行。東漢《異物志》有言:“漲海崎頭,水淺而多磁石。”“漲海”即今南海,“崎頭”則指南海諸島礁。三國時期的《南州異物志》等也沿用了“漲海”“崎頭”之稱。
北宋《武經總要》記載水師巡海路線為“從屯門山,用東風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九乳螺洲”專指西沙群島,這表明北宋時期就已將西沙群島納入海防管理範圍。
有明一代,《正德瓊台志》《瓊台外紀》均可佐證,西沙群島已劃歸瓊州府萬州管轄。
清康熙年間,廣東水師副將吳陞巡視的“七洲洋”就是今西沙群島。此番巡海亦代表中國宣示對西沙群島的國家主權。
陳相秒指出,“先占”原則是國際法中國家獲得領土主權的一種重要方式,也是中國對西沙群島擁有主權的重要依據。中國最早發現、命名、開發經營西沙群島,持續對其行使主權管轄,這在中外古籍、檔案、地圖中均有記載,是無可爭辯的史實。
【戰後收復是反法西斯戰爭重要戰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南海諸島先後淪陷。中國一邊進行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一邊尋求恢復對南海諸島的主權,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支持。
《開羅宣言》向世界確認了日本搶占中國領土的非正義性。《波茨坦公告》規定日本將竊取的中國領土(含西沙群島)歸還中國。二戰結束後,中國政府根據一系列國際文件,於1946年派出軍艦收復並進駐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再次向世界宣示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
陳相秒表示,歷史上,中國長期對西沙群島進行有效管轄、開發經營,西沙群島主權本就在中國。中國政府在抗戰結束後將其收復,不僅反映了世界正義力量的共識和希望,更是中國在戰爭中浴血奮戰取得的當然戰果,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於1959年設立“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辦事處”。1992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和1996年中國政府公佈的西沙群島領海基點基線,相繼確認了中國對西沙群島的主權及領海範圍。
【開發利用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
永興島地處西沙群島,是中國海南省三沙市行政中心所在地。中國對西沙群島長期行使有效行政管轄,開展了漁業管理、環境保護、氣象監測等各項治理工作。
陳相秒指出,中國對西沙群島的實際開發利用是在行使主權。“中國從不認為西沙群島存在主權爭議,中方在西沙進行的任何活動都是主權範圍內的事,這一點需要首先明確。”
專家介紹,西沙群島主權屬於中國,這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1930年,遠東氣象會議通過決議,要求中國政府在西沙群島建立氣象台。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第14次會議決定,在西沙群島建立編號為76號的海洋觀測站,其主權列屬國為中國。
二十世紀以來,許多國家的權威性百科全書都承認西沙群島是中國領土,包括1963年美國出版的《威爾德麥克各國百科全書》、1979年日本共同社出版的《世界年鑒》等。
分析人士指出,國際社會廣泛承認中國對西沙群島的主權,這既源於無可辯駁的歷史、法理依據,也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維護,個別國家聲稱“對西沙群島擁有主權”、對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說三道四,無法撼動中方正義主張在國際社會中的深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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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同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會談】10月30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舉行會談。
習近平指出,建交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德關係保持高水平發展,始終是相互信任的朋友、彼此成就的夥伴。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變和亂的一面更加突出。中德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對中歐關係發展和世界經濟穩定增長負有重要責任,理應加強溝通和協作,打造平等互利、戰略穩定的合作新範式,對外釋放要開放不要封閉、要合作不要對抗的積極信號。中方願同德方一道,開啟兩國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新篇章,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
習近平強調,政貴有恆。中方對德政策連貫、穩定、可預期,高度重視德國的大國地位,始終支持德國統一和發展,樂見德國在歐洲和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希望德方以開放、積極心態看待中國的發展和對華合作,堅持理性、務實、友好的對華政策,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這也是中德關係持續健康發展的寶貴經驗。德國是先進製造業和高品質產品的代表,中國正在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雙方發展戰略契合、合作空間廣闊。中方堅定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歡迎包括德國在內的各國企業深耕中國,分享超大規模市場紅利。希望德方堅持開放包容,為赴德中國企業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視的營商環境,做大做強中德務實合作。中方願同德方開展人工智能、綠色低碳、服務貿易、數字經濟等領域合作,共同提升未來競爭力,為中德合作增維度、添後勁。中德兩國人民都有勤勞、智慧、堅韌的優秀品格,都支持中德友好。雙方要支持文化、教育、藝術交流,便利人員往來,促進民心相通,為明年共慶中德建交55周年營造良好氛圍。
習近平指出,中方始終視歐盟為夥伴,秉持誠心和善意發展對歐關係。歷史和現實一再證明,中歐合作大於競爭、共識大於分歧。中歐經貿關係的本質是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彼此成就的路徑是相互尊重、互諒互讓,協同發展的關鍵是求同存異、守正創新。中歐關係歷經風雨,合作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前進中的矛盾。只要堅守夥伴關係定位、秉持平等對話基調,分歧和問題總能得到解決,不會阻礙中歐關係向前發展。希望歐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攜手推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
習近平向施泰因邁爾介紹了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的情況。習近平指出,治國必先治黨,黨興才能國強。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必將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願同包括德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主要政黨開展治國理政經驗交流。
施泰因邁爾表示,過去25年間我8次來華訪問,見證了中國的快速發展,每次中國都展現出嶄新面貌。中國已成為政治影響力和經濟科技實力都舉足輕重的世界大國,德方對習近平主席領導中國取得的巨大發展成就充滿敬意。德中關係緊密互利、富有活力,雙方始終相互尊重、平等對話,各領域合作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果,助力彼此發展。德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對兩國關係前景充滿信心,願同中方保持高層交往,加強貿易、科技、人工智能、環保等領域合作,促進人文交流。雙方可以通過對話協商妥處經貿分歧,實現互利雙贏,為世界作出表率。國際秩序承壓,世界期待中國發揮更大作用。德方願同中方共同肩負起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的責任,捍衛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維護國際法權威,支持自由貿易和世貿組織規則,反對保護主義,反對打貿易戰。
會談前,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為施泰因邁爾和夫人比登本德舉行歡迎儀式。
施泰因邁爾抵達時,禮兵列隊致敬。兩國元首登上檢閱台,軍樂團奏中德兩國國歌,天安門廣場鳴放禮炮21響。施泰因邁爾在習近平陪同下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隊,並觀看分列式。
當晚,習近平和彭麗媛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為施泰因邁爾夫婦舉行歡迎宴會。
王毅參加上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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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蘇姿丰可能成為Nvidia接班人‼️
外媒《The Information》報導,因黃仁勳個人事務引發,獵頭公司已開始在業界物色潛在候選人——名單中包括AMD的蘇姿丰。
黃仁勳是蘇姿丰的表舅,蘇姿丰是他的外甥女。兩人關係屬於遠房血親。但是,這種家族關係是一把雙刃劍。在接班或利益衝突審查時反而成為負面因素,增加治理與外界觀感的複雜度。
黃、蘇兩人的親緣來自黃仁勳母親:羅采秀。羅家是台南望族,兩人的外曾祖父是羅取。
追溯到一九二三年,日治時期的台南府城,水仙宮附近宮後街的巷弄裏,一家名叫「福泰隆」的商行掛起招牌。老闆羅取專做皮革生意,穩穩當當,不跟風投機。水仙宮自古是五條港的樞紐,商郊雲集,羅家在這裏算得上地方世家。老屋三進二落,至少百年屋齡,磚瓦間藏著府城商人的務實與低調。
羅取有十二個孩子。長子羅伯沐生於一九二一年,幼女羅采秀則晚了整整十八年,生於一九三九年。大哥與小妹幾乎像隔了一個世代。這家人沒有把孩子都留在商行裏算帳,反而讓他們去讀書。羅伯沐思想開明,支持子女往外走;羅采秀後來當了小學教師。在那個年代的台南,這樣的選擇不算少數,卻為後來的故事埋下了伏筆。
戰爭結束,國民政府遷台。大約一九三〇年出生於浙江青田的黃興泰,隨著遷徙潮來到台灣。他考上成功大學化工系,成績極優。在台南,他被羅家聘為羅采秀的家庭教師。近水樓台,兩人結了婚。黃興泰是外省人,羅采秀是台南本地望族的小姐,這門親事把大陸的根與府城的脈接在一起。
另一支也在同一座城裏生長。台南還有另一個做紙業與教科書生意的蘇家。蘇春槐一九四二年生於台南,從台南一中、師大數學系,一路讀到清華大學數學研究所。他後來與羅伯沐的女兒羅淑雅結婚。羅淑雅是蘇姿丰的母親,羅伯沐則是她的外公。於是,羅采秀的兒子黃仁勳,與羅淑雅的女兒蘇姿丰,成了表舅與外甥女——即使兩人年紀只差六歲。
一九六三年,黃仁勳在台南出生。一九六九年,蘇姿丰也在台南出生。兩家人都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選擇了同一條路:把孩子送去美國。黃仁勳九歲時,因父親工作關係曾短暫移居泰國,隨後與哥哥被送往美國親戚家,再進了肯塔基州的寄宿學校。蘇姿丰三歲時,父親赴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統計學博士,全家移民紐約。母親羅淑雅在異地一邊進修一邊創業,做汽車零件進口。
在美國,兩個孩子都沒有走回頭路。黃仁勳從奧勒岡州立大學到史丹佛,後來在Denny’s餐廳打工時,與夥伴創立了NVIDIA。蘇姿丰從紐約Bronx Science 高中跳級進入麻省理工學院,二十四歲取得電機工程博士,後來接掌AMD。他們在業界才真正認識彼此,確認那層遠親關係。蘇姿丰曾微笑說「我們是遠房親戚」;黃仁勳則對這位「表外甥女」的成就表示肯定。
羅家還有另一條線。羅采秀親近的姐姐羅燧柳,女兒嫁入侯雨利家族。侯雨利是舊式「台南幫」的祖師爺,從紡織做到水泥。侯家後代有從MIT與哈佛歸來、進入集團接班的人。水仙宮附近的皮革商、紙業世家與紡織大戶,透過婚姻在府城老城區形成了一張綿密的網絡。這些人大多重視讀書與知識,而不是單純守著家業。
如今,NVIDIA與AMD在全球半導體與人工智慧的舞台上既是對手,又必須在供應鏈上合作。兩位掌門人的血緣,都可追溯到台南水仙宮宮後街那棟老屋,以及羅取那一代的穩健生意與對子女教育的執著。
從浙江青田的村落,到日治與戰後的府城商行,再到美國矽谷的董事會,這幾代人的故事裏,最清楚的線不是財富,而是一再被選擇的教育、遠行——給孩子自由的空間,創造自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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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深處的隱形藩籬:海外民主化運動的思維慣性與自我啟蒙》——王戴
在通往政治清明與社會進步的崇山峻嶺中,那些自詡為盜火者的反抗者們,往往只顧著對抗眼前的銅牆鐵壁,卻鮮少有人願意停下腳步,俯身端詳一下自己鞋底沾上的泥土。
我們義正辭嚴地批判威權體制,矢志不渝地追求憲政民主、言論自由與多黨競爭,這些宏大目標無疑是照亮黑暗的燈塔。然而,在與惡龍纏鬥的漫長歲歲年年裡,我們自己身上是否也悄然長出了閃爍著寒光的鱗片?這並非一種居高臨下的道德審判,而是一個必須共同面對的切膚之痛:反對某個政權的統治,絕不意味著我們已經在潛意識裡與它徹底切割。
專制教育就像一種無色無味的慢性毒素,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早已滲透進我們不曾起疑的常識、習以為常的情感以及對歷史的全部想像中。我們在理智上砸碎了它的神壇,卻在不經意間,依然沿用著它編織的邏輯框架去理解國家、民族與大眾的權利。這種思想上的「借屍還魂」,正是當前海外民主化運動最深沉的悲哀,也是無數抱持進步理想的同道至今未能跨越的隱形藩籬。
要看清這一思想迷局,就必須將目光投向海外民運風雨漂泊的歷史脈絡與二十一世紀的宏大背景中。回望過去,自1989年那一場震驚世界的地緣政治與民主浪潮之後,三十多年來,海外民主運動在異國他鄉的風雨飄搖中艱難前行。而在中國大陸,一種更為精細、隱蔽且強大的意識形態控制術正悄然升級。
尤其是進入2010年代和2020年代以後,伴隨著大數據和國家民族主義的狂熱聯姻,專制政權成功地進行了一場跨世代的思想格式化。它將「疆域版圖」幻化為不可觸碰的圖騰,將「大一統」塑造成不容置疑的歷史宿命,並把「愛國」與「順從」天衣無缝地焊接在一起。在這種溫床中孵化出來的知識分子,即便有一天走出了國門,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甚至加入反抗的行列,他們的思維底色卻依然帶有某種深刻的「出廠設置」。
這種思維慣性在海外民主化運動的各派系演變中,留下了極其深刻且難以磨滅的歷史烙印。回顧老一代古典自由派或傳統改良派的觀點,他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往往寄希望於經濟發展帶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溫和路徑,或者試圖在傳統儒家天下觀的宏大框架內去拼湊出一幅理想主義的憲政地圖。在他們的論述中,民主往往被降格為一種復興大國、重振漢唐雄風的工具,只要建立了民主體制,國家就會更加強大,疆域就會更加穩固。這種將民主工具化、將國家強盛作為終極目的的邏輯,在不經意間為強權威權留下了隱蔽的後門,使得反抗流於形式,而內核依然缺乏對多元個體的終極關懷。
而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伴隨著激進革命派與改良溫和派的路線之爭,關於邊疆與台灣問題的分歧開始全面爆發。部分激進派雖然在反共立場上最為決絕,主張採取最徹底的手段推翻體制,但在國家觀上卻走向了另一種極端。他們將疆土的完整、民族的純潔性與歷史的命定論視為不可逾越的政治紅線,甚至不惜祭出民族大義的旗幟來排斥內部的異見。
隨後興起的聯邦改良派,雖然試圖通過多聯邦或邦聯的架構來包容地方差異,但在探討具體的主權歸屬時,依然無法擺脫中心輻射邊緣的盲目優越感。每當話題轉向台灣的民主實踐與前途抉擇,或者邊疆地區的自決訴求時,這幾派人骨子裡的家長式作風和唯我獨尊的強權崇拜便會按捺不住地跳出來。他們會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去評判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把對方對自由的堅守貶低為歷史的任性,甚至用自古以來的宏大敘事去壓制活生生的人民意願。
正如古人所云:「欲正其末者,必端其本;清其流者,必潔其源。」如果我們連鄰人最基本的自由選擇權都無法包容與尊重,如果我們依然將某種疆域的完整視為高於人權的絕對真理,那麼我們口中承諾的民主,究竟是解放個體的靈藥,還是換了包裝的另一場集體主義壓迫?
在這種群體性的集體盲區中,反抗者與其說是在解構暴政,不如說是在用另一種視角重塑暴政的邊界。這種思想的作繭自縛與派系撕裂,最終在海外民運圈子裡演變成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精采絕倫的幽默喜劇。
在無數個海外的研討會、沙龍或是網絡論壇上,我們常常能看到這樣一幅奇景:幾位在不同時期流亡海外、各自代表著古典派、激進派或聯邦派的反抗派精英,前一秒還在用流利的英語或慷慨激昂的言辭,向西方社會控訴專制政權對言論的鉗制、對人權的踐踏,雙方引經據典,惺惺相惜。
然而,一旦進入茶歇時間,有人不小心提到了台灣的民主現狀或是某些民族的歷史傷痕,飯桌上的空氣便會瞬間凝固。剛才還在一起抱團取暖的民主同道,會立刻擼起袖子、拍桌子瞪眼,因為地圖上的一條線吵得面紅耳赤。有人搬出九十年代的傳統大一統綱領,有人則揮舞著當下最新潮卻依舊排他的民族主義大棒,用當年政治課本上學來的套話互相扣帽子,甚至指責對方是民族敗類,最後不歡而散,在社交媒體上互相拉黑。
這群誓言要推翻威權體制的人,在這一刻,完美地展現了什麼叫「身體走進了現代,腦袋還留在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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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历史中学习金融:看完你会比90%的人更懂金融!
金融从来不是孤立的钱的游戏,
本质就是人性逐利冒险与文明规则约束的千年博弈。
人性要逐利冒险,文明要立规矩防混乱,
正是两者不断拉扯,才长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金融世界。
其实咱们现在天天纠结的:
该不该买股票?
利率涨了怎么办?
本质和几千年前古人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借粮食怕还不上,就像现在怕房贷断供;
想多赚点利息,就像现在想靠理财增值。
金融的源头,本来就是人性的真实需求,加上文明为了满足需求搭起的规则框架。
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把这场跨越千年的博弈理清楚。
01)金融的起源:信用从泥板里诞生,规则从约束贪婪开始
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先有货币,才有金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请看以下这张图,这是公元前28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泥板上的借据——核心两个字:信用。
那时候两河流域还没发明像样的货币,但苏美尔人已经把借贷关系刻在泥板上了。比如一块出土泥板清楚写着:「普兹拉姆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领了三巴舍克勒白银,收货时连本带利还,利率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选泥板?因为黏土在当地遍地都是,烧硬了能保存几千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合同——就算双方翻脸,旁人看泥板也能说清谁欠谁。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凭证:金融的起点从来不是钱生钱,而是「我信你能还,咱们留个证据」。而且泥板上不仅记账,还写清楚了违约规则:还不上就用小麦抵押,实在还不上就当三年奴隶——从一开始,信用就和规则绑在了一起。
只靠熟人信任和简单约定,应付不了复杂情况,总有人把利息抬得离谱,逼得借债人卖儿卖女,整个社会都会乱套。于是文明出手定规矩,就有了我们熟悉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金融监管法。
公元前1750年的古巴比伦,法典专门给借贷定了红线:借谷物,利率上限是33.3%;借白银,利率上限是20%;谁敢超收,直接没收他借出去的东西。为什么定这么严?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爱喝啤酒,40%的小麦都用来酿酒,如果高利贷把农民逼得种不出小麦,不光没酒喝,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都要出问题。所以规则的意义从来不是扼杀金融,而是保护信用不被贪婪破坏,让借贷能长久做下去。
到了古希腊,金融又长出了新玩法——期权的雏形。哲学家泰勒斯其实是个隐藏的金融高手:有一年他通过天文观测,预判来年橄榄会大丰收,就提前付了定金,锁定了当地所有橄榄榨油机的未来使用权。等真的丰收,农民们都要榨油,只能从泰勒斯手里租机器,他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是标准的期权:用少量定金锁定未来资源,按约定条件交易,本质和我们现在买期货期权没区别,支撑这笔交易的核心还是信用——泰勒斯信农民会履约,农民信泰勒斯会付定金。
说到这里我们再想「利息」的起源,其实特别实在:苏美尔语把利息叫「moss」,埃及语叫「ms」,都和「声誉」挂钩;日语里利息的词源,本意是「子嗣带来的利益」。这不是古人浪漫,而是本质就是:借出去一头牛,明年可能多一头牛犊;借出去一袋小麦,明年能多收半袋。利息本来就是对出借方「信用风险和机会成本的补偿」,你帮了我,我得让你不吃亏——这本身就是最朴素的规则。
所以金融的源头其实很清楚:信用是地基,没有信任,没人愿意把钱或东西借出去;规则是承重墙,没有规矩,贪婪会把整个信用体系拆塌。
02)中世纪金融:禁令下的博弈,逼出更灵活的创新
等到了中世纪的欧洲,这套「信用+规则」的逻辑突然被打乱了——基督教直接出台利息禁令:说「时间是上帝的,收利息就是赚上帝的钱」,给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套了个紧箍咒。
但规矩是死的,人要做生意要谋生,金融总能绕着禁令找活路,反而在道德枷锁和现实需求的拉扯里,催生出了更灵活的金融玩法。
我们先看看这个禁令有多严: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就规定,神职人员不能放贷收息;过了500年,到850年直接加码:放贷的人直接逐出教门。可现实呢?国王要打仗,商人要运货,农民要种庄稼,谁都有急用钱的时候。12世纪的意大利,商人运丝绸从威尼斯到布鲁日,光成本就要几千金币,自己拿不出只能借,禁令再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黄了。
所以第一个妥协的,反而是出台禁令的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教会松口了:「要是借债人逾期不还,收点罚金,不算利息」——这其实就是换个说法,本质还是补偿出借人的损失。后来更直接,你放贷赚了钱,买张赎罪券就能免罪,变相承认了利息的存在。甚至教皇克雷芒七世出身的美第奇家族,直接发行教廷公债,每年付10%的利息——毕竟教会要盖教堂、养神职人员,也需要钱。再严的道德禁令,遇到真实的资金需求,也得给现实让路。
那普通人借钱找谁呢?犹太人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力军。犹太教规矩里有一条:「借给弟兄不能收利息,但借给外邦人可以」。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是少数群体,不能买土地,不能当公务员,只能靠商业谋生,放贷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活路——不是犹太人天生爱做高利贷,是规则把他们逼到了这个领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原型就是中世纪的犹太放贷人,他要一磅肉的极端约定,其实也是无奈:犹太人没有土地做担保,只能靠这种极端方式保障自己的本金。
伊斯兰世界的玩法更聪明:伊斯兰教也禁止收利息,但商人想出了「贸易差价」的办法——我帮你买一批香料,你卖掉再给我钱,我多收的服务费,其实就是变相利息;他们还早早搞出了汇票,商人在开罗买货,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开张汇票到巴格达就能兑钱,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没办法,横跨欧亚非的商路需要便捷的支付工具,禁令反而倒逼出了更聪明的创新。
除了这些玩法,中世纪还给金融打下了两个关键的技术基础:一个是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写了《计算之书》,替代麻烦的罗马数字,算清复杂生意账;另一个是卢卡·帕乔利发明了复式簿记,一笔生意有借必有贷,赚了多少欠了多少一目了然。这看似是数学和会计的小事,其实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只有算清账,商人才能攒下信用,才能聚集更多资本做大事。
所以你看,中世纪的金融没被禁令打死,反而在博弈里攒下了一身新本事:有了变相收息的办法,有了跨区结算的汇票,还有了算清账的工具。这些积累都不是白费的,等大航海时代来了,要给哥伦布的探险凑大钱,这些本事正好派上了用场。
03)大航海时代:资本的地理冒险,改变了整个世界结构
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敢闯大洋,从来不是只靠勇气,背后是资本在赌一把——赌新航线能带来比陆地贸易高几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一场资本的地理大冒险:敢花钱、敢担风险,为的是赚别人赚不到的差价。
这场冒险最大的诱饵,就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胡椒。在16世纪的欧洲,胡椒比黄金还金贵:欧洲吃的胡椒都从印度东南亚运,中间经过伊斯兰商人好几手倒卖,每过一次价格翻一倍,到欧洲内陆,价格已经是产地的十倍,普通农民根本吃不起。所以商人都琢磨:要是能绕开中间商,直接从产地运,利润不就全归自己了?开辟新航线的需求,本质就是资本想赚差价的需求——没有高利润诱惑,谁也不会拿大笔钱赌远洋航行。
那钱从哪来?我们都熟的哥伦布,其实就是一个找投资的「连续创业者」:一开始找葡萄牙国王,人家觉得他算错了航线,不投;又找法国贵族,人家也不感兴趣;最后磨了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好几年,还承诺找到新陆地,西班牙分一半收益,女王才咬牙拿出钱。这不就是现在创业公司融资的样子吗?创始人画饼,投资方看收益评估风险,最后才掏钱;而且哥伦布还特别懂「定制方案」:跟西班牙说能找到亚洲捷径,跟法国说能发现新金银产地,这套看人下菜碟的融资逻辑,放到现在风投圈也不过时。
新航线打通之后,资本带来的连锁反应,直接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最典型的就是「白银引发的价格革命」:1545年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波托西银矿,之后大量白银顺着航线流回欧洲,1595年美洲出口商品里95%都是白银。这么多白银突然涌入,欧洲物价直接涨了四倍——原来一个金币能买一百斤小麦,现在只能买二十五斤。
这一下子就冲击了旧秩序:靠固定地租吃饭的封建主惨了,收的地租还是老价钱,却买不到原来多的东西,慢慢就破产了;商人却赚翻了,用白银进货再高价卖出,差价越赚越大。资本就这么悄悄完成了社会结构洗牌:旧贵族退场,新商人崛起,资本开始主导社会财富分配,这就是大航海给文明带来的最深刻改变。
还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们现在说「美元」,其实根子能追溯到这场大航海。美洲白银发现之前,欧洲有个「泰勒银币」,用波西米亚山谷的白银铸造,成色足分量准,成了欧洲通用货币。后来这个银币传到西班牙叫「dolara」,传到英国变成「dollar」,几百年后传到美国就成了「dollar」也就是美元,甚至我们人民币的「元」,日元的「円」,都和这个银币有关系。货币从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都是跟着资本和贸易走的,大航海把银币带到全世界,也为后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埋下了种子。
当然,这场冒险从来不是稳赚不赔:投资的船队遇到风暴沉了,钱全打了水漂;囤白银赌涨价,结果白银太多价格跌了,反而亏了本——这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模一样,高收益必然带高风险,资本愿意冒这个险,只是因为一旦成功,收益能翻几十倍。
大航海能成,本质就是中世纪金融经验的升级:复式簿记能帮商人算清远洋贸易的成本利润,汇票能不用带金币就完成跨洲结算,甚至中世纪的放贷逻辑都用来给船队融资。这些攒了几百年的基本功,才是资本敢闯大洋的底气。但远洋贸易成本越来越高,一趟下来成本是中世纪陆地贸易的十倍,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扛不住,还得有新的组织形式,把很多人的钱聚起来,还能分摊风险——于是,改变现代金融的两个发明就登场了: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04)现代金融基石:公司和交易所,是资本的双刃剑
荷兰人拿出的两个发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被板古敏彦称为「资本的双刃剑」:一边解决了「聚钱+分摊风险」的大问题,让大航海能规模化推进;另一边,也催生出人类第一次全民投机泡沫,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就是有限责任。在这之前,欧洲的公司基本都是无限责任:你投100吨开公司,万一船沉了欠了500吨债,你得卖掉房子田地凑钱还债,一次投资就赌上全部身家,谁敢轻易投?所以那时候要么是家族小生意,要么是国王特许的垄断商,做不大。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一样:明确规定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你投100吨,最多亏100吨,不用卖房子还债。就这一条,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态度:原来只有大富豪敢投资,现在普通工匠、店主都愿意拿出积蓄——反正亏了也不影响生活,赚了能分远洋贸易的利润。公司成立的时候一下子募集了650万荷兰盾,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没有有限责任根本凑不齐这么多钱。
它还有个更绝的设计:不按单次航海结算,做长期事业。原来的贸易公司,一趟航海回来就分钱散伙,下一趟再重新凑钱;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把21年的航海计划打包成长期项目,股东的钱能一直用在开辟据点、垄断贸易上,就像现在的长期基金,能做需要长期投入的大事——建商馆、控制航道,这些都不是一次航海能搞定的。也正因为事业长期稳定,股票才有了交易价值,这就为交易所诞生埋下了伏笔。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作用,就是给资本找了个公开流动的「菜市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急用钱,想把股票换成现金,不用挨家挨户问,直接去交易所卖就行。这个交易所不止交易股票,还能做期货、期权:有人觉得明年胡椒涨价,就提前约定价格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有人怕股票跌,就花点钱锁定下跌风险;甚至连盐渍鲱鱼都能做期货,鱼还没捞,就先把未来的鱼卖掉,和现在农民提前卖粮食锁定价格逻辑一模一样。
但制度的另一面很快就露出来了——郁金香泡沫。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疯狂炒作郁金香球根:普通球根能卖几十吨,稀有品种「总督」球根能卖两万吨,相当于一个工匠十年的工资。为什么会炒成这样?有限责任让普通人也能进场投机,交易所让球根交易和股票一样方便,大家根本不关心郁金香能不能开花,只关心下一个人会不会出更高价买。结果1637年2月,球根价格突然崩盘,很多人早上还以为能靠球根发财,晚上就血本无归。
这就是泡沫的本质:当制度让交易变得太容易,人性的从众和赌性就会被无限放大,最后把资产价值炒成空中楼阁。不过这场泡沫也不是全没意义:它让人们意识到,光有聚钱的制度不够,还得有防炒作的规则——后来荷兰政府开始限制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像现在监管裸卖空一样。而且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没受太大影响,因为它有真实的胡椒贸易利润支撑——这也告诉我们,有真实收益支撑的资产,才经得起泡沫的考验。
公司和交易所解决了「资本怎么聚、怎么流动」的问题,但还有两个大风险没人扛得住:国家要打大仗,动辄几百万英镑,国王自己掏不起;商船出海,万一沉了被抢了,船主一辈子家底就没了。单个机构和个人扛不住这么大的风险,就需要能把风险拆碎分摊的新工具——于是,国债和保险就诞生了。
05)风险分摊神器:国债和保险,把大风险拆给所有人
国债和保险的核心逻辑其实一句话:不消灭风险,而是把风险拆成小块,卖给很多人——国家把战争风险分给成千上万投资者,船主把海上风险分给成百上千投保人,这就是金融最聪明的「风险分摊术」。
先说说国债:本质就是国家学会了「靠谱借钱」。在这之前,欧洲国王借钱就是一锤子买卖:打赢了可能还点,打输了直接赖账。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欠了金匠银行家一大笔钱,直接宣布不还,好多银行家直接破产——所以那时候没人敢给国王借钱,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说赖账就赖账的人?
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也不能随便赖账,国债才真正有了信用。法案写得清楚:没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这就意味着国债的还款来源有了保障,不是国王一句话就能改的。1692年英国出台专门的国债法,把原来国王的私债,变成了国家欠所有人的钱,还发明了「统一公债」:没有偿还期限,每年固定付利息,想变现随时能在交易所卖掉。
这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原来投资者怕国王赖账不敢买,现在知道有议会担保,还能随时卖,纷纷掏钱买。英国国债从1739年的4400万英镑,涨到1816年的7亿英镑,全靠这套靠谱规则。国家把战争风险变成了「每年拿利息」的投资机会,投资者自然愿意接。而且设计还特别灵活,曾经发行过「彩票型国债」:买100英镑国债,不光每年拿利息,还能抽奖中额外奖金,一下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街边面包师都愿意拿出积蓄买,国家轻轻松松就凑够了军费——背后逻辑很简单:风险越大,就要给投资者越多甜头,大家才愿意一起扛。
再看保险:本质就是把「小概率大风险」,变成「大概率小支出」。最早的海上保险雏形古希腊就有了:船主借钱买货,约定船安全到港就还本金加利息,要是船沉了就不用还——其实就是用高利息买风险保障,只是没形成正规制度。真正把保险做成生意的,是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
1687年爱德华·劳埃德开了这家24小时咖啡馆,水手、船主、商人都爱来这歇脚,慢慢就有人在这「赌船」:船主花点钱,找几个有钱人约定,船安全到了,钱归有钱人;船沉了,有钱人赔船主钱——这些签字画押的有钱人,就是最早的承保人,这就是现在劳合社的前身。那时候承保人要承担无限责任,船沉了得卖房子赔钱,但还是有人愿意干,因为大多数船都能安全到港,保费攒下来就是稳赚的。
这就是保险的本质:大多数人没出事,他们的保费就用来补偿少数出事的人,大家一起扛住单个扛不动的风险。后来保险还扩展到了人寿:苏格兰的牧师们看到同事早逝后妻儿没人养,就搞了「苏格兰寡妇基金」,大家每年交一点钱,有人去世就从基金里拿钱给遗属;他们还聪明地用了哈雷生命表,算清楚平均多少牧师会去世,每年该交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保险精算,让保险从「凭感觉凑钱」变成「靠数据定价」。
不管是国债还是保险,核心都是「信任+规则」:国债靠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保险靠精算数据、契约精神,少了哪一样都玩不转。但随着战争规模变大,贸易范围变广,资本永远会跟着「安全+信用」走,金融中心也就开始慢慢转移——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从伦敦到纽约,每一次转移都是一场信用的较量。
06)金融中心迁徙:资本永远选择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金融中心的转移从来不是靠军队抢来的,是资本用脚投票选出来的:谁能给资本安全感,谁能守住还钱的规矩,资本就去谁那里。
第一个转折点,是阿姆斯特丹的衰落。17世纪阿姆斯特丹本来是全球金融心脏,东印度公司股票在这交易,霍普商会能帮瑞典、俄罗斯发国债,但拿破仑战争打碎了一切:拿破仑要征重税,还要把荷兰的黄金运去法国充军费——资本最怕什么?怕被强征、怕没保障。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连夜打包资产,有的去伦敦,有的去汉堡;1806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量,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没了资本信任,再繁华的金融中心也会变成空城。
接着就是伦敦崛起,它赢就赢在靠谱的规矩和安全的环境。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边打仗,还能让资本安心:第一,英国有统一公债,不管战争打得多凶,每年利息从不拖欠,投资者知道买了不会亏;第二,英镑和黄金稳定兑换,拿着英镑在哪都能换成黄金,比法国法郎靠谱太多;最关键的是,英国议会管住了国王的手,《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赖账,这比任何军事威慑都管用。1803年拿破仑要卖路易斯安纳给美国,美国拿不出1500万美元,最后还是英国的巴林商会帮忙发行债券凑齐了钱——连法国的交易都要靠伦敦资本,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还有谁能抢?
但伦敦的地位,最终还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一战之后,英国为了筹军费,卖了海外资产还欠了美国一大笔钱,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二战的时候,伦敦被德国轰炸,交易所好几次停市,资本怕被炸没,纷纷跑到纽约。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战争期间涨了近一倍,伦敦股票市值跌了一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开,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伦敦彻底失去了金融主动权——不是英国不想争,是战争耗光了它最核心的「安全+信用」,这两个恰恰是资本最看重的东西。
而纽约呢?两次世界大战都没烧到本土,还靠帮各国发债积累了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给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自然就接住了金融中心的接力棒。但掌握主动权不是一劳永逸,纽约成为中心后,现代金融很快就陷入了「规则防贪婪,贪婪破规则」的循环,一次次引发动荡。
07)现代金融的循环:规则永远在给贪婪补课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日本泡沫经济,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都是同一场博弈:规则想给资本划红线,贪婪却总在找漏洞,每次博弈过后,要么是体系动荡,要么是规则升级。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金融第一次认真建规则:1944年四十四个国家约定,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做生意,避免二战前汇率乱涨乱跌,让国际贸易安稳发展。结果才运行20多年,就被美国的贪婪打破了:美国为了打越战,搞「伟大社会」福利,印了太多美元,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其他国家拿着美元要换黄金,美国拿不出来,1971年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下子就崩了。之后汇率自由浮动,通胀起来,石油输出国因为美元贬值,直接把油价涨了三倍,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来了——这就是第一个回合:规则想绑定美元信用,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突破规则,留下烂摊子给全世界收拾。
再看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就是典型的「规则跟不上贪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出口不好做,政府就放水降利率,鼓励大家借钱。这下贪婪直接冒头:企业拿着低息贷款不搞实业,全都去炒股炒房;普通人觉得房价只会涨,砸锅卖铁买房;银行也不管风险,有土地担保就放贷。那时候东京的房价能买下整个美国,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涨到1989年的38915点,所有人都觉得泡沫不会破。但日本政府那时候根本没跟上规则:没限制房地产抵押融资,也没管企业脱实向虚,等想加息降温的时候,泡沫已经太大了。1990年股价房价一起崩,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这告诉我们,规则要是滞后于贪婪,哪怕是经济强国,也会栽大跟头。
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贪婪钻了规则的漏洞」。美国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次贷债券,还找评级机构给这些高风险债券评AAA级,卖给全世界投资者;银行明明知道这些贷款会坏账,还是拼命放拼命卖,因为卖出去就能赚手续费,风险都是别人的。贪婪到这一步,规则却没跟上:监管机构没查次贷打包的猫腻,也没限制银行的杠杆。最后次贷违约潮一来,雷曼兄弟破产,它的衍生品规模比美国GDP还大,银行倒闭、基金爆雷,全世界都跟着亏——这就是贪婪突破规则的代价,不止自己玩崩,还要拉着全世界买单。
但博弈从来不是只有贪婪赢,规则也会慢慢补课:2008年后,各国推出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美国重启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禁止银行一边做储蓄一边搞高风险投机;中国也出台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这些都是规则在博弈后补上的漏洞。当然这场博弈永远不会停,现在的加密货币、算法稳定币,本质还是有人想绕开规则赚快钱,各国对这些新事物的监管,就是规则在跟上贪婪的新玩法。
08)金融史的永恒真相,听懂就能少踩坑
聊完了千年的博弈,最后我们总结三个不管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变的真相,这些真相藏在泥板里,藏在股票里,也藏在一次次危机的教训里,对我们普通人特别实用。
第一个真相:金融的本质从来不是钱生钱,是信用。最早的泥板借据,苏美尔人愿意借白银,不是因为白银多,是相信刻在泥板上的承诺会兑现;英国统一公债能卖遍欧洲,不是因为军队强,是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不会赖账;我们现在敢把钱存银行买基金,也是相信银行不会卷款跑,基金公司会按规矩运作。信用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没了,再复杂的金融体系都会塌——阿姆斯特丹被法军破坏了信用,资本立马跑光;2008年次贷骗了大家,信用破了整个市场就崩了。对我们来说,不管借钱还是投资,先想清楚「这事的信用在哪」,比先想「能赚多少」重要得多。
第二个真相:泡沫和危机是人性的必然,别指望彻底消灭。从郁金香泡沫里赌球根翻倍的荷兰人,到日本泡沫里买套房躺赢的日本人,再到次贷危机里借高利贷买房的美国人,本质都是同一种心态:「别人都在赚,我不赚就是亏」。这不是制度的错,是人性里的从众和贪婪天生就在,只要有赚快钱的诱惑,就会有人忘了资产本身值多少钱。没人能避开所有泡沫,但我们能做到不栽大跟头:别信「只涨不跌」的神话,别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机——要是记得郁金香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个观赏品,很多人也不会血本无归。
第三个真相:金融不是洪水猛兽,是文明的加速器。我们总说金融干坏事,但别忘了:没有资本支持,哥伦布到不了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不了新航线;没有国债,英国打不赢拿破仑,也建不起遍布全国的铁路;没有保险,商船不敢闯大洋,我们也用不上便宜的进口香料。金融的本事,就是把分散的小钱聚成大钱,把没人敢担的风险分给大家——它能帮普通人凑钱开工厂,帮国家修铁路,帮科学家搞研发,关键不是要不要金融,是怎么用规则管住它,不让它变成少数人投机的工具,让它服务真实的需求。
说到底,金融史就是一部「人性和规则的平衡史」:
太放任人性,就会泡沫破裂;太死守规则,就会耽误发展。
我们读金融史,不是为了记住一堆年份和事件,是为了下次听到「某某东西能翻倍」的时候,能想起郁金香的教训;
在所有人都抢着投资的时候,能停下来问问「这东西的信用在哪」。
毕竟,金融本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
不是为了让钱焦虑,这才是学习金融史最该有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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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東京國會內將舉辦「六四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紀念緊急集會」:
思考天安門事件 ——勿忘六四
今年是 1989 年 6 月 4 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當前中國經濟終於陷入僵局,以房地產為首,製造業等行業也正處於倒閉潮的風暴之中,年輕人的失業問題更是毫無改善。習近平政權與人民解放軍之間的對立日益顯著,其領導的獨裁體制正產生動搖。
現在,需讓世界必須再次回想起天安門事件,為了譴責這種「本國軍隊屠殺本國國民」的屠城行為。我們決定舉辦本次集會。
•時間: 2026 年 6 月 3 日(週三)下午 2:00
•地點: 參議院議員會館 國際會議室
(工作人員將在一樓玄關處引導)
地址:千代田區永田町 2-1-1
(地鐵有樂町線、半藏門線「永田町站」1 號出口即達;地鐵丸之內線、千代田線「國會議事堂前站」1 號出口步行 5 分鐘)
•費用: 免費參加
•主辦: NPO 法人天安門事件紀念實行委員會
◦委員長:王戴(民主中國陣線日本代表)
◦事務局長:小島孝之(亞洲民主化運動代表)
【講師】
袁紅冰 教授
原北京大學教授、中國作家、法學家。1989 年組織「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積極守護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1990 年發表的《高原之風》獲得學生及知識分子廣泛支持。後流亡澳洲,目前活躍於台灣等地。
【致詞嘉賓】
•石平先生(參議院議員)及多位日本國會議員(預定)嘉賓
•圖爾貢江·阿拉烏頓 (Turgunjan Alawudun)(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自歐洲前來)
•席海明 (Xi Haiming/Temtsiltu Shobshuud)(世界南蒙古大會代表,自歐洲前來)
•廖雨詩 博士(台灣淡江大學助理教授,自台灣前來)
•阿里亞·謝旺·嘉波 (Arya Tsewang Gyalpo)(達賴喇嘛法王駐日本代表處代表)
•白紙革命代表、香港代表 等
【記者招待會】
下午 4:30 起 於同會場舉行
【懇請捐款】
瑞穗銀行 (Mizuho Bank) 本鄉支店 普通存款帳戶:2841209
帳戶名稱:アジア民主化実行委員会(亞洲民主化實行委員會)
主辦: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天安門事件紀念實行委員會」
地址: 〒101-0041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須田町一丁目 4 番 1 號 日寶須田町大樓 5 樓
過去抗議行動與集會記錄請見網站:
聯繫方式:
TEL: 03-3525-7493
手機: 090-8340-2388 (王) / 090-2329-2352 (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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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天安門事件 ——勿忘六四
今年是 1989 年 6 月 4 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當前中國經濟終於陷入僵局,以房地產為首,製造業等行業也正處於倒閉潮的風暴之中,年輕人的失業問題更是毫無改善。習近平政權與人民解放軍之間的對立日益顯著,其領導的獨裁體制正產生動搖。
現在,需讓世界必須再次回想起天安門事件,為了譴責這種「本國軍隊屠殺本國國民」的屠城行為。我們決定舉辦本次集會。
•時間: 2026 年 6 月 3 日(週三)下午 2:00
•地點: 參議院議員會館 國際會議室
(工作人員將在一樓玄關處引導)
地址:千代田區永田町 2-1-1
(地鐵有樂町線、半藏門線「永田町站」1 號出口即達;地鐵丸之內線、千代田線「國會議事堂前站」1 號出口步行 5 分鐘)
•費用: 免費參加
•主辦: NPO 法人天安門事件紀念實行委員會
◦委員長:王戴(民主中國陣線日本代表)
◦事務局長:小島孝之(亞洲民主化運動代表)
【講師】
袁紅冰 教授
原北京大學教授、中國作家、法學家。1989 年組織「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積極守護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1990 年發表的《高原之風》獲得學生及知識分子廣泛支持。後流亡澳洲,目前活躍於台灣等地。
【致詞嘉賓】
•石平先生(參議院議員)及多位日本國會議員(預定)嘉賓
•圖爾貢江·阿拉烏頓 (Turgunjan Alawudun)(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自歐洲前來)
•席海明 (Xi Haiming/Temtsiltu Shobshuud)(世界南蒙古大會代表,自歐洲前來)
•廖雨詩 博士(台灣淡江大學助理教授,自台灣前來)
•阿里亞·謝旺·嘉波 (Arya Tsewang Gyalpo)(達賴喇嘛法王駐日本代表處代表)
•白紙革命代表、香港代表 等
【記者招待會】
下午 4:30 起 於同會場舉行
【懇請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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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天安門事件紀念實行委員會」
地址: 〒101-0041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須田町一丁目 4 番 1 號 日寶須田町大樓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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