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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出生的史蒂文生，可以說是在一個鳥不生蛋的地方長大。在德州奧斯汀西方兩百英哩的地方，離文明很遠，地也種不出東西，所以他很小就會騎馬，因為放牧牛馬是當地人唯一的謀生管道。史蒂文生上學總共上了七年，之後他就開始賺錢。十來歲的小朋友，開了個馬車貨運行，從他的家鄉拉貨到附近比較大的鎮，單趟75英哩，但來回要一個星期。就像牛仔一樣，史蒂文生駕著馬車趕著貨，露宿野地。晚上就著營火讀書，把握機會，史蒂文生開始自學簿記，然後一邊讀著歷史。這樣的生活過了幾年，史蒂文生聽說附近開了銀行，憑著他的簿記知識，他去應徵了簿記員，但銀行不缺行員，缺清潔工，為了這個鄉下難得的機會，史蒂文生不幹貨運，到銀行當起了清潔工。 工作勤奮的史蒂文生(Coke Stevenson)，終於在簿記員生病的時候，頂上了缺，二十歲，還不到法定成人的年紀，他當上了銀行的行員。二十五歲的時候，銀行重組，史蒂文生被推選為銀行的總裁。但這五年時間，史蒂文生把一天當兩天用，他追求鎮上醫生的女兒，結了婚，沒錢買大房子，用自己的兩隻手，利用晚上下班的時間，拆掉舊房子的木頭，拿來蓋新房。同時，他又在晚上自學法律，在律師事務所當學徒。在當上銀行總裁的那年，同時也考上律師。 為人正直不阿的史蒂文生，很快變成縣裡的重要人物，先是被推選為縣的檢察官，專門抓偷牛馬的賊。在他的任內Kimble縣的馬賊消聲匿跡。然後他被民眾選為縣裡的大法官，在德州地廣人稀的鄉下，法官也兼縣長，所以史蒂文生變成縣城最大的官。在他的任內，把通往州府奧斯汀的馬路修了起來，完成了鄉民最渴望的公共建設。史蒂文生不貪污，不搞複雜的人際關係，他買了個牧場，不工作的時候，就在牧場裡蓋房子、修花園，沒水沒電，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給自足生活。但他的名聲響亮，讓他一再地被選為政治領袖，從州議員開始，一路當到了州長。他是德州第一個當到州議長、副州長及州長三冠王的政治人物，他也是在那個時候在德州州長任期最久的政治人物，每次他的選舉，都是超過對手極大比例的壓倒性勝利，一直要到1948年聯邦參議員的選舉，碰到不世出的政治奇材，後來當上總統的詹森(Lyndon Johnson)，史蒂文生才首吃敗仗，當然詹森的選舉髒得不像話，買票作票，無所不用其極，但那是另外的故事了。 1888年的德州鄉下，遠遠不比1889年希特勒出生的奧地利小鎮，也比不上1878年史達林出生的喬治亞，也許和1893年毛澤東出生的湖南韶山相差不多。但史蒂文生生長在美國，就算是鄉下，就算是機會稀缺，但廣大的自由土地，讓任何人都可以憑著自己的雙手，憑著自己的意志與努力，找尋到生命的出路，敬天愛人的過上有意義的一生。相比之下，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這些魔頭，生長的社會沒有希望，也沒有讓年輕人可以有機會靠著自己雙手做點事，如果有點野心，又加上有社會的思想騷動，很容易就想賭一把，走向革命之路，變成亡命之徒，這樣的年輕人，失敗的時候多，而他們真的成功了，對世人，也是災難，而不是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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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許多有名的總統，詹森沒有名牌大學的學歷，他是真正窮苦出身。他大學唸德州的一個鄉下師範學院，學費已經很低廉，但他還是得休學一年，先去賺點錢才能完成學業。師範學院常有一些德州各地學區的督學、校長來進修，詹森結交了一個德州南部學區的督學，督學承諾詹森一個教職，詹森就這樣在1928學年，在Cotulla這個地方，教了一年書。 Cotulla在一百年前的人口，和現在差不多，都只有三千多人。德州在一百年間，發達不知多少倍，但Cotulla卻一點都沒長進，你就可以知道這是多麼鄉下的一個地方。它離墨西哥邊界只有六十英哩，離大城聖安尼奧九十英哩，看起來不遠，但一百年前，柏油路沒有舖到Cotulla，交通不便，所以是真正偏鄉。小地方近八成是墨西哥裔，務農為主，學童經常一曠課就是幾個月，因為家長把小孩帶去甜菜園或是棉花田工作了，沒有人管這些墨裔小孩功課怎麼樣，甚至沒有人管這些小孩會不會說英文，直到詹森來了Cotulla小學，才有改變。 小學原來有五個老師，都是主婦不情不願地來上班，每天都是上課前才到，一打鐘下課就趕緊走人，一刻也不停留。小學很久沒有男老師了，大家都很高興有新血，詹森一到，督學立刻指派他當校長。這是詹森的第一份領薪水的正式工作，他的所作所為，完全反應了詹森的整個人生態度，甚至他的人生野望。詹森從來不把他的工作當小事，他一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早早到學校檢查環境、備課，下班後繼續忙到很晚，小朋友功課一定要教到會才放他們走。他認為小朋友會講正確的英文很重要，不厭其煩地要求他們發音正確。小朋友下課時間沒有遊戲場地，原來的老師也不管，他一來就弄出場地，找到排球和壘球的設備，要求老師輪流在下課時間看顧小朋友。鄉下小孩從來不知道體育比賽，也沒有錢去外地參賽，詹森自己找家長帶隊去比賽。Cotulla的小朋友一輩子都記得這個，不乖時教訓他們，對他們有要求、有期待的詹森老師。唯一的校工不識字，詹森有空就教他識字，但詹森嚴格要求他把學校打掃乾淨。 在一個偏鄉遙遠而無人知的小學，做著誰也不知道有什麼用的工作，但詹森不因為事小而輕乎，什麼事都全力以赴，他相信，「只要你每個方法都試了，你就會成功。」詹森的志向當然不是當一個成功的小學老師，有一次小朋友學他講話傷了他的心，他很生氣地打了那個冒犯他的小朋友，然後對全班罵，「你們怎麼能這樣笑我，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人，是未來的美國總統。」 二十歲的詹森在Cotulla流露的不只是他過人的努力和非凡的野心。詹森的白宮任期以民權法案、社福法案和越戰泥淖聞名。六零年代前的德州，和南方各州都一樣，政治和社會是充滿種族主義偏見的白人所主導，政客全都是民主黨。詹森為了民權法案，把這個南方的民主黨板塊打破，可以說是背叛了一直力挺他出頭的南方白人，但詹森不是為了權術而虛情假義地通過民權法案，他是真心地想要為弱勢的少數民族說話，想為他們做事，他在Cotulla的學生，幾乎都是墨裔，他沒有少盡一分力來幫助這些學童，也許他還多出了力，因為他自己也是窮苦出身，他內心還是有一股俠氣，不忍見人間的不公不義。但詹森的俠氣，還是家父式的，他在德州，但他不想學西班牙語，他在Cotulla教墨裔小孩要怎麼擁抱英語、美國文化、美國歷史，因為那是他認為對小朋友最重要的教育。結合了俠氣和家父心態，轉換到全國的政策，那就是美國史所未見的社福擴張：食物券、老人及窮人健保、窮人免費學校午餐、窮人住房補助等等，都是詹森任期內搞出來的，每一個政策都立意良善，都是「為你好」，但最後都把這些窮苦、弱勢族群，養成伸手牌，失去自立的能力，還造成了政府永遠的財政問題，美國現在的社會問題，很大的部份都可以溯源到詹森的總統任期。 有錯誤理念的人，你寧願他笨一點、懶一點，造成的禍害會少一點。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纽约客>：“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德赛》，把众神剪进了废片里”（有些微剧透） 作者：Richard Brody 最有可能喜欢克里斯托弗·诺兰新版<奥德赛>的，或许恰恰是那些没有读过荷马原著的观众。原因并不只是电影删掉了大量内容——任何篇幅较长的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都免不了删减和压缩——而是因为影片中存在一个更加根本、无处不在的缺失：众神。 在荷马史诗中，故事的第一幕发生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宫殿里。众神召开会议，争论奥德修斯的命运。而在诺兰的电影里，人们会提起神，却看不到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明辩论。事实上，古希腊诸神中真正现身的只有雅典娜，由赞达亚饰演。她只是偶尔出现，注视并守护着故事的发展。 诺兰呈现的，是一场完全属于人类的戏剧。 影片开场时，曾在特洛伊战争中率领希腊军队作战的奥德修斯，由马特·达蒙饰演，已经离开故乡伊塔卡大约二十年：十年征战，之后又漂泊了十年。他迟迟无法归乡，一路上遭遇了无数诱惑和阻碍，从卡吕普索的勾引，到食人独眼巨人的暴怒。 与此同时，他的妻子潘妮洛普——由安妮·海瑟薇饰演——正在抵挡几十名伊塔卡贵族男子的追求。这些人逼迫她从中挑选一人再婚，一边等待她作出决定，一边住在王宫里大吃大喝，挥霍王室储存的粮食和美酒。 奥德修斯出征时，他的儿子忒勒马科斯还只是个婴儿。如今，由汤姆·赫兰德饰演的忒勒马科斯已经长大成人，一心想把这些求婚者赶出家门。这是一条最古老、最典型的成长故事线。最终，当奥德修斯设法回到故乡后，父子二人联手对付这些试图篡夺家业的人。 当故事以这种方式讲述，将神明干预压缩到最低限度后，它依然是一场令人兴奋的冒险，其中充满激情、恐惧、温情和奇观。但它失去了阅读荷马时那种独特的震撼：现代人的思想，与青铜时代人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荷马描绘的是一个陌生而令人不安的世界。人类的生存始终受制于神明的商议与反复无常，而这些神明也有自己的欲望、动机和算计。诺兰切断了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原本连贯的联系，也因此舍弃了许多真正让荷马时代显得如此不同的东西，其中包括无处不在的神圣气息，以及与之相伴的独特道德体系。 我原本很好奇，诺兰会如何处理故事中其他带有远古色彩的部分，比如暴力与宗教仪式：动物献祭时鲜血喷涌的场面；怪物在受害者凄厉惨叫中将人活活吞食的超自然暴怒；砍掉手掌和生殖器；对酷刑的依赖；以及人们从残忍复仇中获得的强烈满足感。 他又会如何表现荷马世界中那种极度外放的情绪？比如人们会因为痛苦而撕裂自己的衣服，或者像艾米莉·威尔逊在2017年出版的<奥德赛>译本中所写的那样，奥德修斯“放声痛哭，在悲伤中翻滚”。 还有那些色彩斑斓的幻想场景。例如在第一卷中，雅典娜与忒勒马科斯告别时，“像一只鸟一样飞走，穿过烟雾升入空中”，从而显露出自己的神性。 但诺兰并没有试图把观众带进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他选择了一种经过精简、几乎接近自然主义的处理方式，将一切驯化、节制，并削去锋芒。 影片中的暴力大多被拍成了缺乏具体质感的普通动作场面。快速剪辑的战斗，只是隐约暗示人物死得十分惨烈；献祭场面只短暂出现，而且干净得如同外科手术；复仇既没有多少鲜血，也缺少恐怖感，执行起来极为克制；泪水带着煽情片式的精确，从人物的一侧脸颊缓缓落下；悲痛则通过现代军人式的沉默和隐忍来表达。 尽管诺兰的创作构想迎合观众，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错位，他仍以强劲的自信和无可挑剔的清晰度将其推进。 电影对白简短、现代，让这批知名演员能够在自己最熟悉的表演方式中发挥，也把古代那些充满流光溢彩般复杂性的角色，重新雕琢成轮廓鲜明、质地坚硬的人物。 饰演潘妮洛普的安妮·海瑟薇，拥有与这一处理方式相匹配的锐利目光。在告诉忒勒马科斯，他还不够成熟、无法参加真正的大战时，她借用了一个古典好莱坞式的绝妙动作：先盯着他的眼睛，然后短暂而嘲讽地把视线向下移到他的身体上。 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由乔·博恩瑟饰演。博恩瑟为这个角色赋予了一种纽约外围城区白人族裔口音，听起来出人意料地合适。 露皮塔·尼永奥饰演海伦。她与墨涅拉俄斯的婚姻显得有些勉强，而她当年的被劫持正是特洛伊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当海伦哀叹自己被当成死亡与毁灭的借口时，尼永奥以一种压低音量、却极具力量的方式，将角色的愤怒推向高点。 约翰·雷吉扎莫饰演被奴役的牧猪人欧迈俄斯。这个人物对奥德修斯忠心耿耿，也极力保护忒勒马科斯。雷吉扎莫身上流露出一种饱经世事的智慧和粗粝沉稳的气质。他内在的高贵，与那些身份显赫却贪婪卑劣的求婚者形成鲜明对比。 萨曼莎·莫顿饰演的瑟西直率强硬，带着一种乡野人物的粗犷气质。她的表演几乎让剧本对原著的改写显得可信。在荷马笔下，瑟西拥有迷人的歌声，是一名危险的诱惑者；在电影中，她却变成了一位喜欢训诫他人、批评社会风气的人。她解释说，自己之所以把奥德修斯的手下变成猪，是因为他们吃东西时“就像猪一样”。 在所有演员中，与诺兰对人物的整体构想结合得最紧密的，是饰演奥德修斯的马特·达蒙。 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以足智多谋、善于谋划而闻名。但在这部电影中，他显得朴素而直接，是一个粗犷、务实的战术家，而不再是那个更富创造力、行动更加活跃，同时在道德上也更值得怀疑的人。 这个角色原本需要一种既强健又圆滑、既有力量又变幻莫测的表演。但达蒙遵循诺兰的设定，将奥德修斯塑造成一个不动声色、背负重担的人。 那么，奥德修斯背负的究竟是什么？ 为了界定这位英雄的困境，进而塑造他的性格，诺兰大胆扩展了<奥德赛>中只是被顺带提及的内容，把它们变成电影中的重要场面。 其中最关键的，是特洛伊木马，以及奥德修斯在这项计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在诺兰的版本里，木马成为整个故事的核心：它塑造了奥德修斯的性格，也通过此后漫长的漂泊，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 特洛伊人毫无怀疑地把木马运进城内，以为这是一件宗教祭品。但藏在木马内部、由奥德修斯率领的少数希腊士兵趁夜打开城门，让大批希腊战士涌入城中，将特洛伊彻底摧毁。 电影把奥德修斯描绘成一个长期为这项计谋深感内疚的人。他认为，自己将一件表面上的礼物变成致命武器，违反了宙斯所规定的待客之道。 影片还暗示，奥德修斯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他多年的漂泊，也代表着他多年无法重新融入战后生活。 他被卡吕普索扣留七年，几乎以囚禁情人的身份被带上她的床，又在她喂食的忘忧莲作用下变得麻木。卡吕普索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治疗他。 她对他说：“那时候的你，还没有准备好回家。” 以这种方式对奥德修斯进行心理分析，让<奥德赛>拥有了一种容易理解和消化的现代感——看吧，古希腊人其实也和我们一样。 但它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原著丰富的细节和复杂的社会结构。恰恰是这些内容，才使阅读荷马成为一种如此鲜活、直接而有生命力的体验。 电影压低原作中大量残酷情节，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净化和删改。这其实是在尝试为现代社会重新“拯救”奥德修斯，把他塑造成一个既值得同情、又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 因此，电影里容不下荷马史诗第九卷中的那个奥德修斯。在原著里，他若无其事地向一位主人讲述自己旅途中较早的一站： “我洗劫了那座城，杀死了男人。我们带走他们的妻子，并把他们的财物平均分掉。” 我不会剧透电影的结局，但它并不是原著中的那个结局。这个改写大胆得令人兴奋，野心很大，具有鲜明的社会意识，却最终没有得到充分展开。 作为导演，诺兰似乎在情节、对白、表演、自然景观、场景、陈设和服装上投入了远比影像本身更多的注意力。 电影的大部分画面都以一种中性的方式记录剧情，很少展现出足够鲜明的风格和质感，让人感受到导演对银幕世界有一套完整的美学构想。 诺兰在<信条>和<盗梦空间>等科幻作品中，曾展现出强烈得多的视觉冲击力。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电影所构建的世界，在文化和精神层面都与现代社会保持着连续性。 相比之下，<奥德赛>这种朴素的现实主义风格，似乎与诺兰试图将一种无法被简化的古老精神加以理性化的努力密不可分。 观看诺兰的电影时，我不断想起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拍摄的两部古希腊题材作品，并对它们产生了更深的敬意：<俄狄浦斯王>（1967）与<美狄亚>（1969）。后者由玛丽亚·卡拉斯主演，也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出演剧情长片。 在这两部作品中，古典时代令人不安的残酷，与一种崇高的视听体验彼此呼应。这种视听上的崇高，也准确反映了电影所依据的悲剧作品本身的诗意——两部电影分别改编自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 帕索里尼对青铜时代生活中暴力与神秘色彩的强调，还延伸到规模宏大的宗教仪式，包括活人献祭。这些场面既像经过精密设计的舞蹈，也带有一种人类学式的观察，而影像本身的高度形式化，与银幕上的行动完全融为一体。 诺兰则受到现代道德自我约束力量的推动，把一部史诗拍成了散文。

奥本海默导演诺兰新作 奥德赛 来了 全片使用全新IMAX 70mm胶片摄影机拍摄，是目前IMAX胶片技术规模最大的一部电影之一 全片172分钟，IMAX厅体验最佳 北上广深8月1-2号点映，而且只开 IMAX 和 CINITY 厅 国内8月14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