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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朱镕基的清华同窗好友郭道晖口述回忆,朱镕基私下常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 "误入歧途"。1947 年秋天,19 岁的朱镕基从湖南考进清华电机系。那年报考清华的湖南籍学生里,他分数最高,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一进校就拿到了奖学金。 1947年秋天,19岁的朱镕基从湖南老家考进了清华大学的电机系。那年报考清华的湖南学生里头,他的分数最高,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一进学校就拿到了奖学金。 朱镕基有个同窗好友,叫郭道晖,后来成了著名的法学家。郭道晖跟朱镕基的缘分其实不止在清华,他们俩中学时候就是同校同学,郭道晖的父亲还当过朱镕基的老师。 后来到了清华,两个人又分到了同一个班。郭道晖说,朱镕基这个人性子直,跟自己挺对脾气,所以两个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进了清华之后,朱镕基有个挺有意思的想法——他老想着转系。原因是他喜欢文科,英语也学得好。可转系这事儿没办成,他也就死了这条心,踏踏实实在工科上下了功夫。 清华电机系的功课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最难,但朱镕基学起来并不费劲。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学习很用功,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还当过课代表。他在同学里头人缘也好,待人诚恳,说话管用。 朱镕基打心底里喜欢文学,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平时爱跟同学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这个“误入歧途”的说法,后来被郭道晖记了下来。 课外时间,朱镕基迷上了唱戏,在清华的京剧队当过票友。他还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先生纵论天下大势。 1948年,北平的局势越来越紧张。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清华等学校的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罢课运动,连续停了半个月的课。 为了保护校园安全,学生们组织了“护校纠察队”,朱镕基也报了名,跟同学们一起晚上轮流值班,拿着棍子守在校园里。 到了1948年秋天,清华校园里有十来个湖南籍的同学自发组了一个小集体,叫“明斋117室生活小组”。这个小组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大家一起读书,学习从解放区传来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他们还自己办了一份油印报,叫《晓露》,又油印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发给全校同学看。朱镕基积极参与了这个小组的活动,很快就成了骨干。 1949年10月,郭道晖当了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两个人的交情,从中学到大学,从同学到同志,一路走了下来。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据当时电机系的党支部书记李叔平回忆,朱镕基是支部里第一个主动报名要求参军的人。 他当时是班长,代表全班同学在学校的大会上发了言,话说得慷慨激昂。不过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去。1951年1月,组织上推荐朱镕基当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 当了学生会主席之后,朱镕基忙得不可开交。抗美援朝期间,他要指挥和调动整个学生会的运转,还要随时在大礼堂开全校学生大会,上台演讲,动员同学们参加各种活动。 他组织全校同学参加“五一”大游行,支援前线的志愿军;动员大家捐款;还跟校委会、青年团一起制定了《全校爱国公约》。 后来他当了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有人夸他组织能力强、口才好,他说:“这是在清华当学生会主席时锻炼出来的。” 1951年,朱镕基从清华大学毕业。他所在^_^的电机系51届,人才济济,光院士就出了4位。朱镕基后来在很多场合提到过这个班,语气里带着自豪。 几十年后,他的同窗郭道晖把当年那些事讲了出来。那个19岁从湖南考进清华、拿了奖学金的年轻人,那个一度想转系、最后在电机系扎下根来的学生,那个爱唱戏、爱写文章、爱跟朋友开玩笑说“误入歧途”的青年,就这么一点一点地,走上了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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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庭判支联会李卓人、邹幸彤煽颠罪成】据CNN报道,2026年8月21日上午,香港西九龙法院裁定已解散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早前已认罪,将另行判刑。法官李运腾将案件押后至8月28日处理求情。 审讯的核心,是支联会自1989年成立起沿用逾三十年的五大纲领中的一句:结束一党专政。控方主张"结束"等同"推翻",而终结中共的领导地位违反中国宪法,因此构成《国安法》所指的"非法手段"。辩方否认有意推翻政党,强调支联会争取的是民主化,从未号召任何非法手段,一贯主张和平抗争。本身是大律师的邹幸彤没有委任辩护律师,亲自应讯陈词,指出在这套逻辑下,讲出事实成了煽动仇恨,追求公义成了消费苦难,约束权力成了违宪,还政于民成了颠覆国家。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不接纳这一辩解,裁定支联会领导层长期对中共及中央政府怀有敌意,其主张即使不涉及暴力或暴力威胁,仍属违法。 李卓人与41岁的邹幸彤自2021年底被捕后一直不准保释,还押至今近五年。按《国安法》,此罪最高可判监十年。裁决宣布后,邹幸彤向公众席上的支持者送上飞吻,李卓人以双臂比出心形。 1989年天安门学运学生领袖、现任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向CNN表示,这一判决显示香港已经发生了何等深刻的变化,但当局可以熄灭维多利亚公园里的烛光,却无法熄灭人们对六四的记忆。 报道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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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莫大於生命,善行何罪之有?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对广西洪灾及体制性救灾危机的严正声明 ​当前,广西多地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强烈洪涝灾害。从一线辗转传出的灾情显示:无数同胞正处於水深火热之中,有学校学生在缺乏后续支援下紧急撤离,更有成百上千的基层村民受困於高山、断粮超过30个小时,生命危在旦夕。 ​然而,更令人痛心与愤慨的是,在同胞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当局却将政治维稳与权力垄断凌驾於人道救援之上。灾区实行严酷的交通管制,将满载救命物资的民间志愿组织拒之门外,强令其接受繁琐的「官僚审纰」;在网络空间,当局更是疯狂删帖封号,令民眾不敢转发灾情视频,试图将这场比郑州水灾更為惨烈的灾难掩盖於黑箱之中。甚至有志士悲愤直言:「在中国,救灾和救人已经成了谋反罪证。」 ​对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发表深切关注与严正声明:天灾面前,生命至上!任何以「维稳」為名阻碍民间救援、封锁灾情真相的行径,都是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是对全体国民的犯罪! ​一、 救灾「霸权化」:集权体制对民间社会的制度性扼杀 ​在一个拥有现代宪政与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必然依赖政府与民间的双轨协同。政府进行宏观调动,而灵活、高效的民间NGO与志愿者网络则深入毛细血管,填补官方救助的死角。 ​然而,在中共一党抟政的畸形逻辑下,国家权力试图垄断社会的一切资源与道德话语权。当局将民间自发的组织能力与人道互助视為对其极权统治的潜在威胁。在他们眼中,未经党委纰准的善举即是「僭越」,超越官方掌控的救援就是「颠覆」。 ​这种将救灾「霸权化」、「政治化」的作法,将原本高尚的民间互助污名化為「寻衅滋事」甚至「煽动颠覆」。这不仅仅是对民间善意的粗暴打击,更是集权政体在面临社会自组织能力时,所表现出的深度政治恐惧。 ​二、 官僚审纰与生命倒计时:程序正义的彻底扭曲 ​生命流逝是以分秒计算的,横州云表镇断粮的村民与前线撤离的学生,其生存希望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逝。在此危急关头,多阻挡一辆民间救援车、多耽搁一小时的「行政审纰」,就是在对灾民进行变相的谋杀。 ​本委员会强烈谴责这种将「程序合规」和「免责第一」置於「救人第一」之上的冷血官僚主义。当前灾区的所谓交通管制与审纰制度,绝非為了科学调配,而是為了实施政治管控。中共体制内的基层官员往往「对上负责」而非「对选民负责」,他们寧可看着灾民在山上挨饿,也不愿承担「民间力量失控」的政治风险。这种体制性的僵化与无能,是导致天灾迅速演变為人祸的直接根源。 ​三、 资讯封锁与黑箱维稳:被强制消音的集体苦难 ​我们注意到,海内外民眾对广西洪灾的关注正遭到当局网信部门的严厉压制。社交媒体上风声鹤唳,真实的惨烈画面被成纰删除。 ​资讯自由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更是灾难发生时的重要救命通道。中共政权之所以恐惧真相的传播,是因為真实的灾情会刺破其「治理神话」,暴露其基层官员救灾不力的无能本质。他们為了营造「形势大好」与「抗洪胜利」的政治景观,不惜阉割整个社会的共情能力,将受灾同胞的痛苦呼救强制静音。这种以维稳布幕遮掩苦难的行径,是对人类文明与基本良知的公然挑衅。 ​我们的呼吁与宪政愿景 ​「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能不能先把救命的物资送进去?」这声来自民间的吶喊,是全中国人民最卑微也最正义的控诉。 ​為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郑重呼吁: ​立即解禁民间救援: 中共当局必须立即取消针对民间合法救援组织的所有政治性审纰与无理限制,开放绿色通道,允许民间物资与志愿者自由、安全地进入广西灾区。 ​停止封锁灾情资讯: 停止对广西洪灾相关言论和视频的审查与删除,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呼救权,让真实的灾情获得全社会的关注与驰援。 ​落实官员责任追究: 对於在此次洪灾中瞒报灾情、救灾不力、阻挠民间救援导致严重后果的各级官员,必须进行公开、公正的法律与行政追责。 ​同胞们,公民们! 广西洪灾的悲剧再次向我们证明:没有民主宪政,就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没有真正的民意代表机构(议会)来监督行政权力,政府就会沦為凌驾於人民生命之上的冷酷机器。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将始终与受灾同胞站在一起,為恢復民间社会的自主性、争取言论与资讯自由、建立一个真正「生命至上、主权在民」的宪政中国而奋斗不懈! ​愿广西同胞平安!愿天佑中国人民!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 同仁 2026年7月15日 执笔:杨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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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因防长特奥多罗不当言论,在 7.9 级强震后陷入求助无门的困境。 特奥多罗不当言论:2024 年新加坡香会期间,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称中国今年 3 月提供的 15 万吨尿素、26 万桶柴油是 “包装和欺骗外交糖衣”,还表示中国援助不会改变菲律宾。 中方制裁与援助态度:中国外交部宣布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且未对菲律宾此次地震提供实质性物资支援。 菲律宾地震灾情:菲律宾棉兰老岛发生 7.9 级强震,已造成 53 人死亡,8642 所学校停课,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超 400 万学生无法正常上课。 菲求助无门现状: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四处求救,美国、日本仅作口头慰问,未提供实质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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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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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家长的救星来了 刷到个网易新推出的AI教育产品:欧拉讲题 我测试了下,果然有点牛P,能实时生成讲题动画过程啊,边讲边画动画 你还能实时互动 曾经几何题我最烦的就是:过 A 点作一条辅助线 线我会画,但怎么想到往这儿画的?😂 讲到辅助线这一步,你可以打断它,问「为什么要画成平行的?」让它接着在图上讲:哪些角因此相等,又怎么用这些角找出相似三角形。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它会先规划怎么讲这道题,再把讲解变成板书、图形、动画和语音的指令。说到哪个角,图上就标到哪个角;你卡在哪一步,它就从那一步接着讲。 家里有孩子的,你再也不用抓耳挠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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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总觉得老师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机器,可他们根本不知道,当办公室只剩我自己的时候,越来越不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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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总觉得老师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机器,可他们根本不知道,当办公室只剩我自己的时候,越来越不安分
学生眼里的老师,总是认真、严肃、有距离感。可没人规定老师下班后也必须一本正经吧?
学生交上来的CAD作业 作者都是 Co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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