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帅晚年坦言：腊子口输了，红军就没了，新中国也就悬了。但谁也没想到，破局靠的是一个17岁少年。 很多人以为长征最险的是湘江、最巧的是四渡赤水，但聂荣臻晚年反复念叨的只有腊子口。他说得很直白：这一仗打输，中央红军就没了，以后的事想都别想。 可腊子口到底险到什么程度？蒋介石把路全堵死了。北边三条路，两条是死路，唯一的生路就是腊子口。然而这腊子口，藏语叫“险峻峡口”，两座山夹一条江，中间就一座小木桥，逼得你只能正面冲。守军是甘肃军阀鲁大昌，一个师，机枪碉堡修得跟铁桶似的。 那会儿红军刚爬完雪山、过完草地，连草根树皮都啃光了，一个个瘦得脱了相。正面冲锋打了一整夜，死了一批又一批，桥头愣是没摸到。敌人嚣张得不行，躲在碉堡里喊话：“你们打到明年也出不去！” 聂荣臻亲自到前线看地形，瞅了半天发现一个细节——两侧峭壁光秃秃的，但没几个人防守。要是能爬上去，绕到背后夹击，这仗就活了。可那崖壁几乎是垂直的，连个蹬脚的地方都没有，谁爬得上去？ 全军正头疼呢，一个17岁的苗族少年站了出来。没人知道他全名，只知道他从云南贵州四川一路跟着红军走，大家叫他“云贵川”。他说：“给我一根长杆，绑腿绳接起来，我能爬上去。” 那少年攀岩的功夫是打小在山里练出来的。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咬着铁钩、抠着石缝往上爬，底下就是深渊。爬了多久没人记得，只知道他终于把绳子垂下来时，团长王开湘带着突击队顺着绳子一个个上了崖顶。 凌晨的信号弹一亮，正面杨成武带着冲锋队死命压住敌人火力，背后的突击队像神兵一样从天而降。守军哪见过这个阵仗，碉堡没了后方，两路一夹击，两个小时就崩了。 腊子口一破，红军的生路就通了。胡宗南的援军才走到一半，就眼睁睁看着红军钻进了陕北。蒋介石围歼红军的那盘棋，彻底翻了。 老蒋最恨的就是这个，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算准了天险、算准了兵力，却算漏了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少年兵。 没有那17岁少年，红军可能就困死在腊子口，鲁迅先生说过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但对红军来说，这条北上道路，是一个无名少年用血肉之躯硬凿出来的。 现在腊子口的战史纪念碑上，写满了阵亡将士的名字，可“云贵川”这三个字，依然是化名。但没关系，腊子口那一战，所有活下来的人心里都记着他——那个攀上绝壁的少年，用他的命，给新中国劈开了一条生路。

外公今天去世了。 人的衰老就好像秋天的落叶，悄无声息而缓慢的从树上落下，然后消失在这世界上。 过年的时候我见过他。人老了意味着器官都会衰老，生殖肠胃泌尿系统一个一个慢慢的失去功能，没办法进食。最后变成了一堆肉上插了一堆管子，痛苦的活着。 我跟他对话，他浑浊的眼睛看着我，说不出话，似乎还能记得我是谁。但我没办法分辨98岁的他是想活着还是想死。 他应该是有强烈的求生欲望吧？不然怎么能不吃不喝靠输液活这么久呢。 外公向来好强，又重男轻女。将政府给老红军每年几万块的补贴全拿去给长孙买房。把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全部希望放在长孙身上。多年前我出国读书没有足够的学费，到处借钱他也没有资助过我，在我心里记上了一笔。 我虽然并不是家里最重要的人，但恰好我是家里读书赚钱最争气的人。虽是天秤，但有些方面确实硬气又腹黑。所以每年过年，我都要回去跟他讲我今年赚了多少钱，又买了什么车。我享受看到他惊讶的表情，和对家里宠坏的长孙恨铁不成钢的叹息，让我获得极大的精神胜利与满足。 可是他这么倔强硬气的人，以及有政府给到的优厚医疗条件也无法熬过生命的轮回。 年初的时候回去，我再说些大展宏图的话，他眼睛也没办法亮起来了，就是一直那么呆呆的空洞的看着。突然间，我感觉我的怨气都放下了。又突然想起来很多年幼时候他对我的好来。 比如幼年时候家贫，实在没有肉吃。外公就去稻田里抓田鼠，小龙虾，偶尔也抓蛇。因为他是外科医生，总是能把老鼠处理的很干净。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红烧田鼠，但是实在是美味，现在想起来有点类似某种鸟类的肉，细腻又有嚼劲。 小时候我皮肤不好，总有湿疹等问题。所以安徽的夏日雨后，外公偶尔也从山里能带回来蛇，做鲜美的蛇汤。吃完对皮肤效果立竿见影。我似乎离开老家之后再也没吃过老鼠和蛇类。再有，小时候总是顽皮，各种跌打损伤脱臼，总是外公给我复位，各类疾病总能得到及时的医治。 人没有办法真正的永远拥有任何东西。 财富会变化，爱情会淡化，亲情会消失，友情会疏离。 如果要说永远，那真正的永恒的是，生命里各种人给我带来的体验。如果他和我的交互改变了我的思想和我的体验，那么他变永远的存在了我的世界里。 我们的身体像芦苇一样脆弱，一摧即折；但我们会思考、会感知。思考与体验，让渺小的人拥有了胜过天地的高贵。

原来山里的快乐，一半是溪水给的，一半是冰爽的本地小吃给的。 The happiness in the mountains is half given by the stream and half given by the refreshing local sn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