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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坐在婴儿车里的总裁,患有先天性侏儒症和脆骨病,身高不足1米,体重不到20公斤。 可就是这样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人,靠自己赚下3亿资产,还娶了1.7米的美女秘书为妻,他就是轮椅总裁李创利。 1986年,李创利在广东汕头出生,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 他出生那一刻就不正常,可以说是娘胎里就骨折,落地后哭个不停。 检查发现,他连同腿部在内的多处骨头已经折断,最终确诊为成骨不全症。 医生叮嘱父母必须格外小心,稍微一碰就可能骨折,严重时连命都保不住。 脆骨症到底有多夸张?他还是婴儿时,在地上爬着爬着腿就断了。 稍大点跟别的孩子玩,扔个玩具也能把手臂扔断。 晚上睡觉,爷爷怕他受凉给他换了条厚被子,翻身时手又折了。 父母后来发现,他的生长速度比同龄人差太多,骨折也一天比一天频繁,于是带他做了全面检查。 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除了脆骨症,他还患有先天性侏儒症,身高最多只能到90厘米。 命运对这个孩子格外苛刻,5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里的顶梁柱没了,日子一下陷入绝境。 好在李创利身体残疾,脑子却极聪明,爷爷看出他有灵气,当即决定送他读书。 可没有学校敢收,他的情况太特殊,万一在学校出意外谁担责任。 爷爷亲自签下保证书,李创利才得以入学。 在学校里骨折几乎成了家常便饭,老师看不下去,劝他回家休养,最后还是没学校敢留他。 不到10岁,他就回家自学,把小学课程全部啃了下来。 他不甘心当家人的累赘,想自己出去挣钱,妈妈和爷爷坚决反对。 他翻出报纸上残疾人创业成功的案例,一遍遍说服母亲,别人能成,我为什么不能。 家人终于松口,妈妈把家里为数不多的存款拿出来支持他。 11岁,别的孩子还在学校里无忧无虑,李创利已经摆摊卖玩具补贴家用。 他嘴甜,体型又特殊,很快吸引不少人围观,母亲和爷爷深感欣慰。 2002年,他跟着姑姑去深圳,两个月学会打字,可因为身体原因,很多老板不愿用他,只能重新摆摊。 在深圳3年,他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建议合伙开网吧。 母亲东拼西凑借了5万块钱给他创业,结果现实狠狠上了一课。 他行动不便,没法给顾客提供需要的服务,外形特殊,很多人一看见就被吓跑,网吧只能倒闭。 一夜之间,他又一无所有。 除了网吧,他还试过不少生意,不管大小全都失败。 备受打击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把所有碰壁都归咎于身体,甚至想过从婴儿车里跳下去自我了断。 又是爷爷把他拉了回来,拿出棺材本让他去打拼。 爷爷说,任何时候都别灰心,你要努力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你失去的一切才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 李创利绷不住了,向爷爷承诺绝不会让他失望。 2006年,他做足调查后抓住手机行业的风口,在网上卖起了手机。 当时很多人觉得这是痴人说梦,实体店都卖不动,网上怎么可能行得通。 只有他清楚,消费方式一定会变,要做就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那些日子,他拖着残缺的身躯整日做数据。 一年后,他赚到人生第一个100万。 同行纷纷效仿,他却在手机生意如日中天时感到威胁,知道只有换思路才能赚更多。 2010年,他转做电商,摸索出一套复合式拼团营销思路,最终当上电商集团总裁,有了自己的品牌,28岁身家超过3亿。 事业成了,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渴望爱情。 不到30岁,他结婚了,妻子是1.7米的漂亮女孩,也是他办公室的秘书。 她一直陪在他身边处理大小琐事,非常清楚他的身体状况,照顾得格外细致。 朝夕相处中,李创利动了心,却碍于自身情况不敢表白。 他担心得不无道理,自己先天残疾,对方又高又漂亮,追她的人排着队。 但他还是决定赌一次,就算失败也能死心。 其实秘书共事多年早有情愫,尽管犹豫过,最终还是答应了。 婚后不久妻子怀孕,他一直悬着心,怕孩子像自己一样。 医院检查一切正常,没有侏儒症,也没有脆骨病,夫妻俩高兴坏了。 后来妻子又生下一个健康的儿子,他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 李创利改变不了身体的缺陷,却从未放弃过自己。 上天不会辜负任何一个拼命努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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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秋天,广州。陈公博的家事已经料理完,去美国留学的护照已经领到,还等美国领事签字和船期。这时候张太雷来了。他是党中央从上海派来的,带着党的书记陈独秀的亲笔信,要陈公博立刻离开广州去上海,因为上海到处传说,陈公博帮了陈炯明。陈炯明是广东的军政首脑,几个月前刚把孙中山赶出了广州;而上海的党这时已经站到了孙中山一边。陈公博问,凭什么证据。张太雷说,上海许多国民党员都这样说,香港的报纸也登过。陈公博说: "我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并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 多数人知道陈公博,是因为他后来的事。他从美国读书回来,成了汪精卫的亲信;一九三八年汪精卫要离开重庆,单独出面同日本讲和,他劝汪这样做必定身败名裂,劝不住,一九四〇年还是去南京进了汪精卫的政府。汪精卫死后他做了代主席,抗战胜利后以叛国罪被判死刑,随后被枪决。很少有人记得,张太雷来的一年前,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十三个代表之一。他后来写,他离开共产党,起因就在那次大会。 一九二一年六月,广州的共产党小组收到上海来信。信上说,共产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请广州派两个人去,随信寄来二百元路费。共产国际是莫斯科管各国共产党的机关:各国的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按它的章程,支部对它绝对服从;钱也从它那里来。这一次开会,各地代表的路费都是它出的,每人一百元,散会再领五十元,那时在湖南教书的毛泽东,月薪八元。 在广州当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兼着一个校长,正在争一笔修校舍的款子,也不满外国人突然发通知包办会议,没有去;派了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刚结婚,带着新娘坐邮船到了上海。 七月二十三日,大会在法租界李汉俊家里开幕。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科尔斯基,都在座,路费是他们出的。北京来的张国焘去过俄国,被推做主席。会上表决一个议案:共产党员不许参加政治,连校长也不许当。陈公博反对,说共产党本来就是要去斗争的,为什么连校长都不能干。张国焘坚持表决,多数赞成,通过了。第二天晚上,张国焘提出把昨晚的决议取消。陈公博问,大会通过的议案怎么可以取消。张国焘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陈公博气极了,说昨天我反对,大会否决了我;今天只因为一个俄国人反对,又要取消: "这样不必再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 决议还是取消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法租界的警察搜了会场,剩下的会改到嘉兴南湖一条船上开,两个外国人怕被盯梢没有去,陈公博也没有去。大会决议还规定:党中央每月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散会,每人再领五十元。 回到广州,陈公博和谭平山、谭植棠都在学校教书,每月把薪水的赢余拿出来当党费。办《广东群报》没钱,他的衣物典尽当光,妻子的金钏也进了当铺,换排字工人的伙食。他后来写,广州的共产党没有用过苏联一个钱,这样辛辛苦苦撑了一年。 上海不是这样。八月,陈独秀回上海做书记。马林要张国焘拟一份工作计划和预算,给党的工作人员定月薪。陈独秀冲着张国焘发火: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当无报酬地为党服务。张国焘反问他:我们自己没有钱,今天筹到了,明天怎么办? 十月四日,法租界巡捕把陈独秀抓走了。马林替他请外国律师、找铺保,前后花了几万元。陈独秀在监房里对同时被抓的同志说,统治者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出狱以后,他按马林的要求定期写工作报告,按月领款。第二年六月他给共产国际算了一笔九个月的账:党的经费,共产国际给了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己募捐一千元。那个不肯要钱的人,坐了一回牢,想明白了:没有俄国的钱就没有这个党,要当这个党的领袖,就得听莫斯科的。 陈独秀出狱后的那个冬天,马林到广州,国民党的张继陪着他,约陈公博在长堤的西濠酒店谈话。张继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听得出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了。陈公博很诧异:一大的宣言不是还把孙先生骂得一文不值吗,怎么变得这样快?他问,合并以后共产党解散不解散。不解散。那么党员就有了两个上级,两个上级的命令不一样,服从国民党就是背叛共产党,服从共产党就是背叛国民党,叫党员怎么做人?张继说,两个党都是革命党,发的命令自然不会不同。辩了两个钟头。马林话不多,说他要先去桂林见孙中山。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晚,孙中山登上军舰避难;十六日凌晨,陈炯明的部队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八月到了上海,要打回广东,缺钱缺枪。马林在上海见了他,他答应支持苏俄的军队留在蒙古、苏俄保有中东铁路(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的那条铁路),请苏俄出钱帮他打陈炯明。苏俄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肯合作的人。共产国际此前已经指示:共产党员全体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孙中山,反陈炯明。 可是陈炯明两年来一直是广州共产党的庇护人。孙中山在广东连年打仗,为军费横征暴敛,陈炯明不肯再跟他北伐,要保境安民。他让陈独秀在广州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讲习所,出钱给陈独秀办《广东群报》,支持了那年一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陈公博说他没拿过陈炯明的钱,办报的这笔钱,拿的人是陈独秀。陈独秀在六月以前还在劝陈炯明加入共产党。 八月底,马林在杭州西湖召集中共中央开会。五个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马林问:中国党服从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陈独秀后来写下了这一句: "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 命令传到广州:联孙反陈。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不肯像陈独秀那样,共产国际说什么就做什么,继续拥护陈炯明保境安民。谭植棠被开除,陈公博受到严重警告。他反对俄国人操纵这个党,照样在报上写文章支持陈炯明。接着,张太雷带着陈独秀的信到了广州,要他去上海。 陈公博对张太雷说,他是个穷教授,不能花着留学的钱呆在上海等。张太雷劝他:要留学,何必去美国,何不去莫斯科。陈公博说,他联陈不联陈,陈独秀应该知道;去美国,也是陈独秀在广州时就赞成过的。 他一口拒绝了,只托张太雷带一封一千多字的信给陈独秀。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声明: "我声明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羁束了,我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 十一月,他从香港搭船走了。 ——陈公博《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与共产党》,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均见《"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77、386—390、416—430页;《"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75—578页 ——石源华《陈公博全传》,稻乡出版社,1999年,绪言及第371、428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第159、164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19、304、318—319、340—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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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曹达华在澳门赌场一夜间输光全部身家,整整三个亿,放到今天差不多相当于1500亿。赌王何鸿燊念在旧情份上,还是送了他一张终身VIP卡,让他可以在赌场白吃白住一辈子。 主要信源:(央视网——《香港"银坛铁汉"曹达华英国病逝 》) 1964年的澳门新花园赌场,是曹达华人生拐弯的地方。 这一年他49岁,已经在香港影坛干了30多年。 很多人后来只记得他输光家底,但往前看,他是从广东台山普通人家一步步熬出来的。 1915年他出生在台山,16岁跟着亲戚去上海。 在电影公司打杂跑龙套,搬箱子、帮着布景都干过。 后来战乱起来,他又辗转到香港,最难的时候在街边卖旧衣服。 那时候没有剧本打光,就是实打实讨生活。 40年代末香港电影慢慢恢复元气,他等来了机会。 他和姐姐曹绮文办了友侨影片公司。 靠着《七剑十三侠》,还有后来70多部《黄飞鸿》里梁宽这个角色。 让全港观众记住了他。 银幕上的梁宽讲义气能打,现实里曹达华也仗义,圈里人都喊他华叔。 那会儿普通工人月薪几十块港币,他已经是千万身家。 他是香港最早开自动挡私家车的人。 名下有钻石山制片厂、皇宫戏院,还在地价没涨起来时囤了不少物业。 按香港电影资料馆的记录,50到60年代他不光是演员,还是片场老板和地产持有人。 1953年开了皇宫戏院,1969年又搞了文华电影公司。 变故出在1964年拍《海角惊魂》。 他在戏里演赌徒,为找状态去澳门赌场看局。 开头只是体验生活,手气很好,连赢几天。 坐在绿呢台子前面不用吊威亚熬夜。 几张牌下去钱就翻倍,这感觉慢慢把他拽进去了。 戏拍完他没走,从体验变成了真赌。 先输现金,再开支票,接着是车和房。 流动的钱没了,就押事业底子,制片厂地契、戏院地契一样样推上桌。 晚年他跟媒体回忆,前后输掉大概3.3亿港币,连妻子的私房钱也搭进去了。 赢走这些的是何鸿燊。 何鸿燊一辈子开赌场但自己不赌。 他小时候看家里长辈因赌倾家荡产,有叔叔想不开走了绝路。 父亲为躲债离开香港,所以他的规矩就是不赌就是赢。 曹达华没有这层清醒。 押上最后一张皇宫戏院地契时,这位银幕硬汉手已经在抖。 这块钻石山地皮当时只是块拍戏空地,几十年后变成了星河名苑。 按后来媒体折算,对应今天的资产规模有1500亿。 赌局散了,曹达华连回香港的路费都凑不齐。 何鸿燊没直接塞钱,给了张旗下酒店通用的终身贵宾卡,管吃住但不能换筹码。 意思很清楚,人还认你,但赌桌别再碰。 曹达华回港后把卡锁进抽屉深处,从没去刷过。 旁人看着是优待,对他就是块耻辱牌。 接下来的日子很难熬。 电影王国没了,物业也没了。 60年代末他重新以普通演员身份扎进各个剧组。 不挑角色,正派反派都接,几句台词也认真演。 《明报》后来追忆说,那段时间他片酬不高。 不迟到,也不摆旧老板的架子。 这种踏实慢慢换回圈内尊重。 到了80年代,他跟成龙搭上《奇谋妙计五福星》。 演了冷面的曹探长,这成了他后半辈子最出圈的形象。 刘德华、王祖贤那批后辈还是照旧喊他华叔。 2003年,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把专业精神奖给了他。 这个奖不看存款,就看几十年在片场怎么干活。 2006年他91岁住院,枕头底下还压着那张40多年前的旧卡。 他把儿子叫来交过去,嘱咐后代当念想传下去。 2007年1月13日,他在英国因胃出血离世。 留下的钱不多,按生前意思全捐给了电影界底层工作人员慈善基金。 再说回那块地。 何鸿燊拿到钻石山地契也没急着开发,后来转手给了船王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 吴光正是做地产的老手,团队规整完盖出了星河名苑。 现在站在星河名苑门口看满眼高层住宅。 很难想象以前是曹达华搭布景拍武侠片的地方。 电视节目《夜夜谈》算过总账。 说当年输掉的不只是现金,还有整片物业的未来,搁今天就是1500亿量级。 如果这块地没上赌桌,他大概是香港娱乐圈手里攥着最大地产盘子的人之一。 那张贵宾卡后来很多人议论,到底是仁慈还是别扭。 它能保住人不流落街头,也天天提醒曾经输得多彻底。 曹达华选了不刷它,靠接戏挣回尊严。 晚年过得清贫,遗产捐给了当年跟他一样在片场打杂讨生活的人。 这些东西不是赌桌上能赢回来的。 从上海滩龙套,到香港片场老板,再到澳门输光一切的老头,最后变回演小配角的演员。 那张锁了40多年的卡,不是用来住酒店的,是给子孙当路标的。 楼房还在长高,住进去的人不知道地皮原来的主人是谁。 但电影资料馆里还留着他演的梁宽,五福星里还留着曹探长。 凭手底下磨出来的东西留下来,总比赌桌上押一把要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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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十一月底他对家里人说过,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学生几次勒令他到学校去作检查,毛泽东批示说,还是不宜去,让周恩来去向学生做工作。毛泽东后来对美国作家斯诺说过,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就决定打倒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泽东派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两个人单独谈了一次。刘少奇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三个职务,带着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好让文化大革命早点收场。毛泽东不接话,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过了一阵,劝他认真读几本书,点了两本书名,一本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械人》。送到门口,毛泽东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到家,对等在屋里的家人说,主席很客气,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全家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这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 这之前的两个星期,造反派已经两次闯进他家。头一次是一月三日晚上,二三十个人把他和妻子王光美叫到院子里,要他们背毛主席语录、回答问题,围了四十多分钟。一月六日,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女儿在路上让汽车轧断了腿,要家长到医院签字截肢。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等在那里的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王光美当场被扣走,周恩来派秘书去要人,才放回来。一月十二日晚上又来了一百五十多人,要两个人站在台阶上低头弯腰背语录,让王光美站到一张独腿桌子上。刘少奇背不出,围着的人哄笑。他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讲的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哪一篇我都可以解答。 见面之后第四天,造反派来拆他办公室里的两部电话。他站起来拦,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谁也不能撤。第二天那些人又来,不再说话,把线扯断了。他和政治局之间,从此没有了联系。 四月一日,各报登出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成员写的长文,说他把一部讲清朝末年的电影《清宫秘史》捧成爱国主义,末尾连问他八个为什么,然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把报纸一摔,对孩子们说,这是栽赃,爸爸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爸爸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爸爸一九四五年在七大上提出来的,爸爸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四月十四日,他交出一份书面答复,把八个为什么逐条答了,工作人员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很快就被撕掉。 四月九日中午吃饭,女儿说,听说清华大学要开三十万人的大会斗妈妈。头一年夏天中央往清华大学派过工作组,王光美是成员。刘少奇推开饭碗,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要挨斗他去。说完他缓下来,对孩子们交代后事:死后把骨灰撒进大海,像恩格斯一样。王光美哭了,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刘少奇说,骨灰总会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女,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他不会自杀,除非被枪毙或者斗死。 第二天,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造反派逼她穿上旗袍、高跟鞋,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陪斗的有三百个老干部,其中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年以前,把彭真清洗出去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 七月十八日清早,孩子们到中南海的职工食堂吃饭,看见饭桌边吊着一张大字报,说今晚要开会揪斗刘少奇。中午,刘少奇从衣袋里掏出两份文件给孩子们看,一份是毛泽东肯定他检查的批语,一份是毛泽东批示向全国推广王光美在河北一个村搞运动的经验,叫桃园经验。他说,你们都看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这是他第一次让孩子看中央文件。 晚上,三百多人把他和王光美分别拉到两个食堂。两个多小时,不许他说一句话,自始至终低头弯腰站着。他掏出手绢想擦汗,手绢被一巴掌打落在地。开会的同时,家被抄了。会后两个人被分开关在前后两个院子,四个人把他按倒在床上,抽走腰带。屋里的电压从二百二十伏改成二十四伏,绳子、刀子、剪子收走,安眠药由两个人送来,当面吃下去。北京还有人要在怀仁堂开一千多人的大会斗他。毛泽东这时在武汉,得到报告,先问是不是要开那个大会,接着说这样的会不要开: “不要面对面搞,否则别人要搞怎么办?同时,拉他上台,要他低头,他不低,你就用手压他,这样不好。你要他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 北京没有照他说的办。 十九日早晨,刘少奇到食堂打饭,看见两个孩子在穿堂洗手巾,趁哨兵不注意走过去,小声问,你妈妈在哪里。孩子说,关在后院。哨兵走过来,他转身走了。从这天起,他每天站在后窗前望着后院,中间隔一道墙,什么也看不见,他一站就是半天。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中南海里同时开批斗会。中央文革派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宣布休会,把两个人押出去,重新动员一遍再押进来。接下来是拳打脚踢,有人揪住他稀疏的白发按他低头,鞋被踢到一边,他穿着袜子站在那里挨斗,一张大字报中间掏个洞套在脖子上。摄影机对着这个场面响个不停,说是要拿到全国去放。三个孩子被命令到场,每个人身后站着几个战士。会开到一半,门口哇的一声,六岁的小女儿小小吓得号哭,往大门后面爬,儿子挣开战士跑过去抱起她。会场上喊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要他跟着喊,他不喊,说,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会散前,两个人被押到会场一角,按着向墙上的漫画鞠躬。王光美突然挣脱,一把抓住刘少奇的手,刘少奇也拉住她不放,几个人掰开他们,她又扑过去抓住他的衣角。这是夫妻两个最后一次碰到对方。 他被押回办公室,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说,他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他;要审判,也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这部宪法草案的,就是他。秘书当夜写了汇报,没有人回答他。两天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免去党内党外一切职务,信里写了一句,我已失去自由。 九月十三日上午十点,三个大孩子接到通知,立刻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他们想拖到中午开饭,能再见父亲一面,一会儿找衣服,一会儿找书,磨蹭了半天。看守人看出了用意,把东西扔上卡车,直接开走。下午,小小由保姆带着搬出中南海;王光美夏天就把两张照片交给了保姆,交代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大。当天,王光美被捕,带上了手铐。 刘少奇不知道这些。他照旧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八月被打伤的腿,一步一步蹭到后院的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一天夜里,院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他连墙根也去不了了。过了几天,他托警卫员给孩子们带话,让他们和爸爸妈妈划清界限。 吃饭也一天天成了问题。给他做了十八年饭的厨师六月里已经被捕,罪名是给两个想出门串连的孩子钱和粮票。十二月,内部供应站停止给他送食品,工作人员在报告里写,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在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酸奶、水果、饼干取消,酒喝完库存不再买,茶叶不给,手表坏了不修,能保证吃饱、饿不死就行。安眠药减了一半,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被强令颠倒过来,他整夜睡不着。到第二年春天另一个厨师也被调走,卫士到食堂买饭,食堂说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只卖次菜和窝头。他嘴里剩七颗牙,嚼不动,每月生活费五十元。 从卧室到饭厅三十米,他要走五十分钟,前后跟着的战士谁也不敢扶。手抖得筷子送不到嘴里,饭菜弄得满脸满身。医生来了先开批判会,一边听诊一边骂,用听诊器敲,用注射器乱捅。他吃了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停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交出一份书面交代,说明自己入党的经过和一九二五年长沙、一九二九年沈阳两次被捕的情况。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份亲笔。三月以后,他走路小步拖行,站不稳,把裤子当上衣穿,假牙上下装反,小便失禁,尿了床不换衬裤。四月二日的病历上写,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四月十二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着,他两个月没有理发,自己也不提;医生检查,神志不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判断他不像是装的。报告接着写,为防止他行凶或自杀,要进一步加强监护。五月十九日的报告说,他用梳子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两条腿穿进一个裤腿,装疯卖傻,尽出丑态。六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半,警卫的记录写他躺在床上大发脾气: “你们的治疗是假的,我的病反而严重了。”“你们注意点,最近几天我就死了。” 七月九日,他的支气管炎转成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医生,七次会诊,拉来器械就地抢救。医生提出把病人撤出监护环境住院,没有批准;请求摘掉卧室里挂满的标语口号,也没有批准。七月九日和八月六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交代: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刘少奇的子女后来写下了中办负责人的话: “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九大是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次大会,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是刘少奇筹备的,政治报告也是他作的;九大开会以前,先要把他的问题定下来。警卫的口号跟着改成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到一九七〇年,专案组提出要判王光美的刑,毛泽东批示,暂时不宜判,对罪犯要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以便保存活证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个红卫兵领袖,谈的是派工人宣传队进大学。谈话快结束时,他忽然说起刘少奇,还有同样被关押的原副总理薄一波: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肺炎还没有控制住,会诊的专家就陆续撤回原单位。八月到十月,肺炎反复发作五次。九月专家再次会诊,报告说病人年老,天气渐冷,今年冬天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周恩来批示加强会诊。十月五日,他哭了两次。十月九日起喂进去的东西不往下咽,十一日开始从鼻孔插管灌食,一直灌到死。病痛和窒息上来的时候,他十指乱抓乱撕,抓住什么就不放,护士拿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攥在手里。护理记录写,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最后的几个月,他的两条腿被绷带绑在床上。 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八届中央委员还活着的八十七个人,一半以上已经被定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不准到会。到会的四十个人不够半数,临时从候补委员里补了十个人才过半。另外请来七十四个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和各省革委会的人,比中央委员还多。会议前半段批几位元帅和老干部,后半段讨论专案组写的审查报告。报告给他定了三条历史罪名,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充当内奸。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小组会上不肯表态,主管专案审查的康生坐到她那个组,当面训她,简报里说她的政治觉悟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表决那天,陈少敏没有举手。十月三十一日,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专案组原来的处理意见里还有一句,提交专政机关依法惩办,就是交给公安法院治罪;毛泽东不同意,定稿时删掉了。公报登报,报纸从此直接点他的名字。 从立案到开除,没有人找刘少奇谈过一句话,没有给他看过一页材料,没有让他在决议上签字,决议也没有通知过他本人。十一月二十四日是他七十岁生日。子女后来查到,就在这天早上,他被安排听了全会的决议。全会十月三十一日闭幕,到这天整整二十四天,单单挑在这一天。他浑身发抖,大汗淋漓,大口呕吐,血压升到二百六十,体温四十度,一声不吭。从这天起他一句话不再说,治病的话、生活的话都不说。周恩来从北京医院调来两个护士,也没有用。有一天他忽然叫了一声小贾,那是从前给他当卫士的人。看守把小贾找来,问他有什么事,他朝小贾微微一笑,闭上眼睛。过几天他又叫来另一个卫士小于,也是一笑,闭眼。 一九六九年的病情报告,一月写他问话无反应,全身肌肉萎缩,不能自己咀嚼吞咽,翻身、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七月写他可能随时死亡。 十月,中苏边境吃紧,林彪发出紧急战备的指示,北京的老干部和审查对象一批批疏散到外地:朱德送广东,邓小平、陈云送江西,陶铸送安徽,刘少奇定在河南开封。十六日晚上,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走到他房门口瞧了一眼,叫人通知他。护士用棉签蘸着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拿到他眼前,纸上写的是,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他扭头不看。护士把纸换到另一边,他又把脸扭过去。给他当过卫士长的李太和凑到他耳边,把字念了一遍,他闭着眼。 十七日晚上,护理人员匆匆给他穿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一条粉红缎面的被子裹上,抬上救护车,送到西郊机场。七点二十三分,飞机起飞,机上有两个专案组的人、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和李太和。九点半,飞机落在开封。他被抬进开封市革命委员会一号楼的小天井院,这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四面是三层楼,院墙高大,一道铁门,屋里有地下室。看护他的医生护士,是开封的驻军从军医院抽调来的。门口两道警戒线,床前昼夜双哨。电话联系用代号十七号,监护人员不准叫他的名字,只叫暗犯。第二天,押送他来的专案组副组长开会动员,一面组织看守和医护人员读他的罪证材料,激发阶级仇恨,一面讲保存活证据的意义。医疗上的指示,是来开封以前在北京商量好的:控制住现有的病情不再发展就行,不组织会诊,开封有什么药用什么药,不到外地买。北京来的医生住了一晚就回去了。 十月二十四日,他体温升到三十九度三,呕吐。屋里还没有通暖气,室温不到十七度。开封的医生在病历上写,如果恶化就送一五五医院会诊抢救。后来没有送,就地打针、输液、吸氧、冷敷,三天后烧退。就在二十四日这一天,河南省的负责人给中央打电话报告,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没有异常变化。三十一日,他又烧到三十九度四,腹胀,监护人员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十一月六日,北京来的护士、专案组人员和李太和全部奉命回京,北京带来的药一样也不留。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去火葬场看了一眼,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又向当地人员交代,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他们回北京后的报告说,两次发烧已经恢复正常,开封驻军的医护人员已能熟练掌握。当地的医生提出疑问,肺炎怎么会昏迷,要求透视、拍片、会诊,没有得到同意。 十一月十日他又发烧。十二日凌晨一点,他开始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吸氧没有变化,体温三十九度七,两个瞳孔对光没有反应。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到六点三十八分才通知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六点四十二分人到齐。六点四十五分,心脏停跳。遗体抬到地下室,拍了照。 李太和回北京后要向中办负责人汇报,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过了几天,深夜两点电话把他叫醒,说人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去一趟。十三日凌晨李太和赶到开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一条白床单,白发蓬乱着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给他剪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上衣服和鞋。 十四日零点,遗体送到开封火葬场。监护人员对火葬场说,要烧一具烈性传染病的尸体,只准留两个工人看炉点火。遗体面部用白布包起来,护送的人都穿白大褂,带着消毒工具,二十多个军人把这个不大的火葬场围住。运尸体的吉普车车厢短,两条小腿和脚露在车外。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的人填:死者姓名刘卫黄,男,七十一岁,湖南人,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申请人刘原,与死者关系父子,住址八一七二部队。刘卫黄是他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外人不知道;申请人一栏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写成了刘原,儿子那时在山西农村看管劳动,不知道自己签过字。骨灰装进一个普通木盒,存进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厅,编号一百二十三,寄存证由驻军保管。火化完,专案组宣布纪律,谁泄露出去,用党籍和脑袋担保;然后摆了酒,说任务圆满完成。 一九七二年,刘少奇的子女听说可以探望关押的老干部了,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见父母。八月十六日,专案组来人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可以见见妈妈。孩子们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来人不答,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传达批示的头一句: “父亲已死。” 口头通知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点,因肺炎死于开封;骨灰由组织保存,不能给;不许对外人讲,有人问,就说不知道。孩子们一连问,为什么死在开封,为什么是肺炎,是谁抢救的,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来人说,我们只能说这些。第二天,他们在监狱里见到王光美,五年没见,她满头灰白,腰直不起来,看了他们半天,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中午,刘少奇对孩子们说过,骨灰总会给你们的,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2、69、82、104、109—112、119—126、146—161、164页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第188—221页;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第118—119页;均收入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初版,此据2019年全版第327—328、332—334页(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谈话、1972年批示,以及高皋《文革十年史》所记“绑在床上”,均转引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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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合理的猜测是,徽剑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境外买凶杀害的人。 从那30页的二审裁定书里很多细节可以看出行凶者相当专业。 比如行凶者是从大湾区绑人,开车近三百公里去了江西。第一站先去了惠东白花镇,逼受害人删文章,拿走了他的手机。 第二站广东河源,换了一辆车,原来的车钥匙埋了。 第三站江西赣州定南县的山里,在这里他们杀害被害人,用枯草把受害人盖住。 最后开到江西信丰,弃车逃跑,所有人分头跑路。 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因为受害者所在的大湾区经济发达,刑侦力量强。而且最关键的是,受害者是本地知名自媒体人,失踪了可能有人找他。而尸体抛在江西的山里,运气好无人发现;运气差一点发现时间太晚,行凶者不知道跑哪里去了,高度腐败的尸体身份也很难辨认。 现实是徽剑尸体2024年11月11日被抛,13日中午就被村民发现了,两天不到。对于行凶者来说是下下签,太快了。 综合各种信息可以发现,涉案十几个人,各有分工;地点是精心挑选的,光车就买了两辆;有踩点,有冒充警察;完成之后还有人伪造死者因敲诈勒索等被警方带走的假消息。 这十几个人相当一部分人可能是临时拼凑的,但组织者真是第一次做这事吗?如果不是死者一天多就被人发现,有没有可能公安难以破案,甚至不会被发现? 而且主犯赵冰只有中专学历,1998年生人,还没有前科。这个事情现在说是他一手组织的,不会很奇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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