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坂与庄涛:昙花一现的恋情
野坂参三当初随周恩来奔赴延安时,把妻子野坂龙留在了莫斯科。
1940年3月到达延安后的野坂,虽已年近半百,但一样有“寡人之疾”,不过也许是东方人,野坂表现得要比李德含蓄委婉得多。在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作了几次报告后,他便向敌工部部长王学文提出,要一位秘书帮 助工作。据赵安博披露:八路军总政治部经研究后,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上面再次像为李德挑选肖月华那样,将美貌的女学员庄涛安排到他身边。庄涛去野坂处工作不久,两人就公开同居了。当时延安的媒体,特别是外国记者对此十分关注,卡萝尔·卡特在《延安使命》里这样写道:“他是一个和善、说话轻柔的人,有一双清澈、洞察一切的眼睛。他来中国时,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因此在延安时他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这名女子会说流利的日语。他们有一栋普普通通的新建造的石头房子,四周是大的菜园。他的研究图书馆建在房子后面一座陡峭山上的窑洞里,可以俯视下面的一个小山谷。他的‘日本研究小组’就住在邻近图书馆的窑洞里。”卡萝尔·卡特笔下的这位“中国女子”就是年方24岁的庄涛。
然而,“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庄涛出现时,野坂参三自然赞成“衣不如新”;而当与老妻重逢时,野坂又信奉“人不如故”了。野坂参三后来对庄涛的“薄情寡义”并非没有前兆,他早已将话向庄涛挑明:“我们的恋情是没有结果的,日本战败之日,就是我返国之时。”1945年9月,野坂离开延安时并没有带走庄涛,他拟绕道苏联回国,就最清楚地表明:他已有意与还在莫斯科的野坂龙重修旧好。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此情况下,野坂参三选择原配发妻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试想:即便野坂龙是贤良淑媛,回国执掌日本共产党的野坂参三,身边若有一位娇美可人的中国如夫人,这多少与领袖身份不合。
于情于理,庄涛都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9月9日,当搭载着野坂参三一行的飞机腾空而起,庄涛的整个情感世界塌了一半。浪迹天涯、踏上归程的游子野坂透过飞机舷窗,满怀眷恋地望着在蓝天白云里渐渐远去的延安,“别了,美丽的黄土地!”“别了,美丽的庄涛……”野坂参三一走了之,庄涛烧成了一锅爱情“夹生饭”,独自一人黯然品味。最令庄涛心意难平的是,都说“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在延安的几对跨国婚姻中,庄涛、肖月华(李德的第一任妻子)都是“领导之命,组织之言”,但肖月华、李丽莲(李德的第二任妻子)毕竟是“明媒正娶”,有一纸薄薄的结婚证书,庄涛却连起码的“名分”都没有!
---《日共主席野坂参三的延安恋情》
作者:宗道一
顯示更多
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十一月底他对家里人说过,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学生几次勒令他到学校去作检查,毛泽东批示说,还是不宜去,让周恩来去向学生做工作。毛泽东后来对美国作家斯诺说过,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就决定打倒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泽东派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两个人单独谈了一次。刘少奇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三个职务,带着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好让文化大革命早点收场。毛泽东不接话,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过了一阵,劝他认真读几本书,点了两本书名,一本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械人》。送到门口,毛泽东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到家,对等在屋里的家人说,主席很客气,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全家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这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
这之前的两个星期,造反派已经两次闯进他家。头一次是一月三日晚上,二三十个人把他和妻子王光美叫到院子里,要他们背毛主席语录、回答问题,围了四十多分钟。一月六日,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女儿在路上让汽车轧断了腿,要家长到医院签字截肢。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等在那里的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王光美当场被扣走,周恩来派秘书去要人,才放回来。一月十二日晚上又来了一百五十多人,要两个人站在台阶上低头弯腰背语录,让王光美站到一张独腿桌子上。刘少奇背不出,围着的人哄笑。他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讲的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哪一篇我都可以解答。
见面之后第四天,造反派来拆他办公室里的两部电话。他站起来拦,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谁也不能撤。第二天那些人又来,不再说话,把线扯断了。他和政治局之间,从此没有了联系。
四月一日,各报登出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成员写的长文,说他把一部讲清朝末年的电影《清宫秘史》捧成爱国主义,末尾连问他八个为什么,然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把报纸一摔,对孩子们说,这是栽赃,爸爸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爸爸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爸爸一九四五年在七大上提出来的,爸爸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四月十四日,他交出一份书面答复,把八个为什么逐条答了,工作人员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很快就被撕掉。
四月九日中午吃饭,女儿说,听说清华大学要开三十万人的大会斗妈妈。头一年夏天中央往清华大学派过工作组,王光美是成员。刘少奇推开饭碗,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要挨斗他去。说完他缓下来,对孩子们交代后事:死后把骨灰撒进大海,像恩格斯一样。王光美哭了,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刘少奇说,骨灰总会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女,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他不会自杀,除非被枪毙或者斗死。
第二天,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造反派逼她穿上旗袍、高跟鞋,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陪斗的有三百个老干部,其中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年以前,把彭真清洗出去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
七月十八日清早,孩子们到中南海的职工食堂吃饭,看见饭桌边吊着一张大字报,说今晚要开会揪斗刘少奇。中午,刘少奇从衣袋里掏出两份文件给孩子们看,一份是毛泽东肯定他检查的批语,一份是毛泽东批示向全国推广王光美在河北一个村搞运动的经验,叫桃园经验。他说,你们都看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这是他第一次让孩子看中央文件。
晚上,三百多人把他和王光美分别拉到两个食堂。两个多小时,不许他说一句话,自始至终低头弯腰站着。他掏出手绢想擦汗,手绢被一巴掌打落在地。开会的同时,家被抄了。会后两个人被分开关在前后两个院子,四个人把他按倒在床上,抽走腰带。屋里的电压从二百二十伏改成二十四伏,绳子、刀子、剪子收走,安眠药由两个人送来,当面吃下去。北京还有人要在怀仁堂开一千多人的大会斗他。毛泽东这时在武汉,得到报告,先问是不是要开那个大会,接着说这样的会不要开:
“不要面对面搞,否则别人要搞怎么办?同时,拉他上台,要他低头,他不低,你就用手压他,这样不好。你要他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
北京没有照他说的办。
十九日早晨,刘少奇到食堂打饭,看见两个孩子在穿堂洗手巾,趁哨兵不注意走过去,小声问,你妈妈在哪里。孩子说,关在后院。哨兵走过来,他转身走了。从这天起,他每天站在后窗前望着后院,中间隔一道墙,什么也看不见,他一站就是半天。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中南海里同时开批斗会。中央文革派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宣布休会,把两个人押出去,重新动员一遍再押进来。接下来是拳打脚踢,有人揪住他稀疏的白发按他低头,鞋被踢到一边,他穿着袜子站在那里挨斗,一张大字报中间掏个洞套在脖子上。摄影机对着这个场面响个不停,说是要拿到全国去放。三个孩子被命令到场,每个人身后站着几个战士。会开到一半,门口哇的一声,六岁的小女儿小小吓得号哭,往大门后面爬,儿子挣开战士跑过去抱起她。会场上喊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要他跟着喊,他不喊,说,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会散前,两个人被押到会场一角,按着向墙上的漫画鞠躬。王光美突然挣脱,一把抓住刘少奇的手,刘少奇也拉住她不放,几个人掰开他们,她又扑过去抓住他的衣角。这是夫妻两个最后一次碰到对方。
他被押回办公室,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说,他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他;要审判,也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这部宪法草案的,就是他。秘书当夜写了汇报,没有人回答他。两天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免去党内党外一切职务,信里写了一句,我已失去自由。
九月十三日上午十点,三个大孩子接到通知,立刻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他们想拖到中午开饭,能再见父亲一面,一会儿找衣服,一会儿找书,磨蹭了半天。看守人看出了用意,把东西扔上卡车,直接开走。下午,小小由保姆带着搬出中南海;王光美夏天就把两张照片交给了保姆,交代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大。当天,王光美被捕,带上了手铐。
刘少奇不知道这些。他照旧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八月被打伤的腿,一步一步蹭到后院的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一天夜里,院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他连墙根也去不了了。过了几天,他托警卫员给孩子们带话,让他们和爸爸妈妈划清界限。
吃饭也一天天成了问题。给他做了十八年饭的厨师六月里已经被捕,罪名是给两个想出门串连的孩子钱和粮票。十二月,内部供应站停止给他送食品,工作人员在报告里写,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在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酸奶、水果、饼干取消,酒喝完库存不再买,茶叶不给,手表坏了不修,能保证吃饱、饿不死就行。安眠药减了一半,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被强令颠倒过来,他整夜睡不着。到第二年春天另一个厨师也被调走,卫士到食堂买饭,食堂说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只卖次菜和窝头。他嘴里剩七颗牙,嚼不动,每月生活费五十元。
从卧室到饭厅三十米,他要走五十分钟,前后跟着的战士谁也不敢扶。手抖得筷子送不到嘴里,饭菜弄得满脸满身。医生来了先开批判会,一边听诊一边骂,用听诊器敲,用注射器乱捅。他吃了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停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交出一份书面交代,说明自己入党的经过和一九二五年长沙、一九二九年沈阳两次被捕的情况。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份亲笔。三月以后,他走路小步拖行,站不稳,把裤子当上衣穿,假牙上下装反,小便失禁,尿了床不换衬裤。四月二日的病历上写,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四月十二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着,他两个月没有理发,自己也不提;医生检查,神志不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判断他不像是装的。报告接着写,为防止他行凶或自杀,要进一步加强监护。五月十九日的报告说,他用梳子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两条腿穿进一个裤腿,装疯卖傻,尽出丑态。六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半,警卫的记录写他躺在床上大发脾气:
“你们的治疗是假的,我的病反而严重了。”“你们注意点,最近几天我就死了。”
七月九日,他的支气管炎转成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医生,七次会诊,拉来器械就地抢救。医生提出把病人撤出监护环境住院,没有批准;请求摘掉卧室里挂满的标语口号,也没有批准。七月九日和八月六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交代: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刘少奇的子女后来写下了中办负责人的话:
“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九大是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次大会,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是刘少奇筹备的,政治报告也是他作的;九大开会以前,先要把他的问题定下来。警卫的口号跟着改成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到一九七〇年,专案组提出要判王光美的刑,毛泽东批示,暂时不宜判,对罪犯要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以便保存活证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个红卫兵领袖,谈的是派工人宣传队进大学。谈话快结束时,他忽然说起刘少奇,还有同样被关押的原副总理薄一波: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肺炎还没有控制住,会诊的专家就陆续撤回原单位。八月到十月,肺炎反复发作五次。九月专家再次会诊,报告说病人年老,天气渐冷,今年冬天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周恩来批示加强会诊。十月五日,他哭了两次。十月九日起喂进去的东西不往下咽,十一日开始从鼻孔插管灌食,一直灌到死。病痛和窒息上来的时候,他十指乱抓乱撕,抓住什么就不放,护士拿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攥在手里。护理记录写,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最后的几个月,他的两条腿被绷带绑在床上。
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八届中央委员还活着的八十七个人,一半以上已经被定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不准到会。到会的四十个人不够半数,临时从候补委员里补了十个人才过半。另外请来七十四个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和各省革委会的人,比中央委员还多。会议前半段批几位元帅和老干部,后半段讨论专案组写的审查报告。报告给他定了三条历史罪名,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充当内奸。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小组会上不肯表态,主管专案审查的康生坐到她那个组,当面训她,简报里说她的政治觉悟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表决那天,陈少敏没有举手。十月三十一日,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专案组原来的处理意见里还有一句,提交专政机关依法惩办,就是交给公安法院治罪;毛泽东不同意,定稿时删掉了。公报登报,报纸从此直接点他的名字。
从立案到开除,没有人找刘少奇谈过一句话,没有给他看过一页材料,没有让他在决议上签字,决议也没有通知过他本人。十一月二十四日是他七十岁生日。子女后来查到,就在这天早上,他被安排听了全会的决议。全会十月三十一日闭幕,到这天整整二十四天,单单挑在这一天。他浑身发抖,大汗淋漓,大口呕吐,血压升到二百六十,体温四十度,一声不吭。从这天起他一句话不再说,治病的话、生活的话都不说。周恩来从北京医院调来两个护士,也没有用。有一天他忽然叫了一声小贾,那是从前给他当卫士的人。看守把小贾找来,问他有什么事,他朝小贾微微一笑,闭上眼睛。过几天他又叫来另一个卫士小于,也是一笑,闭眼。
一九六九年的病情报告,一月写他问话无反应,全身肌肉萎缩,不能自己咀嚼吞咽,翻身、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七月写他可能随时死亡。
十月,中苏边境吃紧,林彪发出紧急战备的指示,北京的老干部和审查对象一批批疏散到外地:朱德送广东,邓小平、陈云送江西,陶铸送安徽,刘少奇定在河南开封。十六日晚上,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走到他房门口瞧了一眼,叫人通知他。护士用棉签蘸着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拿到他眼前,纸上写的是,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他扭头不看。护士把纸换到另一边,他又把脸扭过去。给他当过卫士长的李太和凑到他耳边,把字念了一遍,他闭着眼。
十七日晚上,护理人员匆匆给他穿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一条粉红缎面的被子裹上,抬上救护车,送到西郊机场。七点二十三分,飞机起飞,机上有两个专案组的人、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和李太和。九点半,飞机落在开封。他被抬进开封市革命委员会一号楼的小天井院,这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四面是三层楼,院墙高大,一道铁门,屋里有地下室。看护他的医生护士,是开封的驻军从军医院抽调来的。门口两道警戒线,床前昼夜双哨。电话联系用代号十七号,监护人员不准叫他的名字,只叫暗犯。第二天,押送他来的专案组副组长开会动员,一面组织看守和医护人员读他的罪证材料,激发阶级仇恨,一面讲保存活证据的意义。医疗上的指示,是来开封以前在北京商量好的:控制住现有的病情不再发展就行,不组织会诊,开封有什么药用什么药,不到外地买。北京来的医生住了一晚就回去了。
十月二十四日,他体温升到三十九度三,呕吐。屋里还没有通暖气,室温不到十七度。开封的医生在病历上写,如果恶化就送一五五医院会诊抢救。后来没有送,就地打针、输液、吸氧、冷敷,三天后烧退。就在二十四日这一天,河南省的负责人给中央打电话报告,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没有异常变化。三十一日,他又烧到三十九度四,腹胀,监护人员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十一月六日,北京来的护士、专案组人员和李太和全部奉命回京,北京带来的药一样也不留。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去火葬场看了一眼,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又向当地人员交代,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他们回北京后的报告说,两次发烧已经恢复正常,开封驻军的医护人员已能熟练掌握。当地的医生提出疑问,肺炎怎么会昏迷,要求透视、拍片、会诊,没有得到同意。
十一月十日他又发烧。十二日凌晨一点,他开始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吸氧没有变化,体温三十九度七,两个瞳孔对光没有反应。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到六点三十八分才通知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六点四十二分人到齐。六点四十五分,心脏停跳。遗体抬到地下室,拍了照。
李太和回北京后要向中办负责人汇报,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过了几天,深夜两点电话把他叫醒,说人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去一趟。十三日凌晨李太和赶到开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一条白床单,白发蓬乱着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给他剪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上衣服和鞋。
十四日零点,遗体送到开封火葬场。监护人员对火葬场说,要烧一具烈性传染病的尸体,只准留两个工人看炉点火。遗体面部用白布包起来,护送的人都穿白大褂,带着消毒工具,二十多个军人把这个不大的火葬场围住。运尸体的吉普车车厢短,两条小腿和脚露在车外。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的人填:死者姓名刘卫黄,男,七十一岁,湖南人,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申请人刘原,与死者关系父子,住址八一七二部队。刘卫黄是他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外人不知道;申请人一栏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写成了刘原,儿子那时在山西农村看管劳动,不知道自己签过字。骨灰装进一个普通木盒,存进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厅,编号一百二十三,寄存证由驻军保管。火化完,专案组宣布纪律,谁泄露出去,用党籍和脑袋担保;然后摆了酒,说任务圆满完成。
一九七二年,刘少奇的子女听说可以探望关押的老干部了,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见父母。八月十六日,专案组来人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可以见见妈妈。孩子们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来人不答,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传达批示的头一句:
“父亲已死。”
口头通知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点,因肺炎死于开封;骨灰由组织保存,不能给;不许对外人讲,有人问,就说不知道。孩子们一连问,为什么死在开封,为什么是肺炎,是谁抢救的,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来人说,我们只能说这些。第二天,他们在监狱里见到王光美,五年没见,她满头灰白,腰直不起来,看了他们半天,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中午,刘少奇对孩子们说过,骨灰总会给你们的,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2、69、82、104、109—112、119—126、146—161、164页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第188—221页;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第118—119页;均收入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初版,此据2019年全版第327—328、332—334页(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谈话、1972年批示,以及高皋《文革十年史》所记“绑在床上”,均转引自此书)
顯示更多
延安大学副教授白保国走了,
这个是不应该出现的情况,
有些事情想不通可能有多种原因,
归根结底可能是钢琴在中国的没落。
现在学钢琴最多的是学生,
听钢琴的基本上是和钢琴有关系的老师、学生、家长。
钢琴不适合中国人,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因为钢琴困扰街坊邻居的事情时有发生,
中国人绝大多数没有住在别墅里面,
楼房里面弹钢琴简直是想听的不多
农村平房里面也几乎没有人练钢琴,
这是西方传过来的技术,
中国人绝大多数人欣赏不了这些。
顯示更多
前段时间的延安大学白保国副教授投湖 已经表明了中国大学学术体系的彻底崩坏。
在大多数学校一个54岁 副教授的考核,一般很难出问题。能出问题一般只有两种情况,学院钱不够了 or 学校都是关系户 只能砍关系最软的那个。 但学院没钱而去搞一个快退休的副教授,这不大可能。
在延安大学之外;国自然面上已经几乎成为学阀的自留地,没有人情世故、没有肉体交易、不是自己人,年轻学者几乎很难拿到国自然基金。比如某浙大学阀的学生,30出头主持国自然面上。同年的老师,还只能拿着微薄的基金。
对于海外优青,也成为了 学阀门下 土博+海外博后 回国的途径。
普通的博士生,也不可能做到一毕业就发表40+ 篇paper。
如此近亲繁殖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缺乏流动性和批判性的高校环境,不管是在教学还是科研,都已然是一潭死水。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学阀派系的日益臃肿,留给中国高校的倒计时也只剩下20余年;在过去,一个国家不需要太多的研究型机构;在AI时代,一个国家也不需要太多的教学型高校,更何况是一个不注重教学的高校氛围。
相比于欧美,中国会更快迎来一次AI冲击下的教育坍缩。
顯示更多
1942年秋天,延安的一顿普通晚饭,毛泽东看见一个十岁出头的男孩,开口就问:“你喜欢读什么书?”男孩抬头,说:“《三国演义》。”
一句再平常不过的问话,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这个场景后来被很多人提起,因为它露出了延安那几年怎么对待烈士后代,也露出了一个孩子的脾气。
那天是在中央机关的小灶食堂,陈云带着男孩去吃饭,毛泽东正好也在。他见了生面孔,就问这是谁家的孩子。陈云答,是李硕勋的儿子。毛泽东记得这个名字,说李硕勋是在海南牺牲的。
接下来的一问是:“最佩服谁?”
换作别的孩子,多半说诸葛亮或者关羽。老百姓看戏听书,曹操向来是白脸奸臣。男孩却说:曹操。毛泽东愣了一下,随后笑起来,说这娃娃不一般,将来是个人才。
这个男孩就是李鹏。他1928年生在上海,母亲赵君陶是赵世炎的妹妹。父亲李硕勋1931年在海南牺牲时,他才三岁。
父亲走后,母亲带着他在四川、重庆一带辗转,一路躲着追查。一个孩子的童年,几乎是在搬家和提心吊胆里过完的。
后来经周恩来安排,他到了延安,由陈云、蔡畅等人照看。他在延安读中学,和一批烈士子女住在杨家岭附近。同院的孩子爱热闹,他话不多,手边总有本书。
回头再想那个回答。他佩服曹操,理由并不是打仗厉害,而是曹操把部下私通对手的书信一把烧掉,不去追究,军心反倒稳了。
十来岁的孩子,记住的是怎么待人、怎么收拾局面。读《三国》的人很多,能从里面读出这一层的不多。
早早没了父亲,跟着母亲东躲西藏,这样的孩子对“一摊子事怎么稳住”,往往比同龄人敏感。
毛泽东对曹操素来看重,常说他是太平年间能办事的臣子。孩子的话恰好撞上他的看法,难怪他会高兴。
再看看延安那时的日子。吃的是小米、高粱窝头、南瓜汤,纸和笔都金贵,大人们忙着打仗、生产、办学校,一天到晚脚不沾地。
在这样的光景里,还有人停下来问一个孩子读什么书、怎么想,这不是客套。烈士的后代被当成要接着培养的人,这件事从饭桌上就看得出来。
李鹏后来的路,也和这份培养连得上。1948年,他被送到苏联,进莫斯科动力学院学电力。那几年他泡在课堂和实验室里,很少闲着。
1955年回国后,他到吉林的丰满水电厂,从技术员做起。以后几十年,他一直在电力、水利这一行里转,对大型水电工程的技术方案很熟悉,也常往工地上跑。
1983年,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能源、交通一类的事。1987年11月起,他代理总理职务,1988年3月正式当选总理,一直做到1998年。
这十年,正赶上改革开放往深处走。缺电是当时最现实的难题之一,工厂开工不足,城里拉闸限电,并不稀罕。他的专业出身,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他是这件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这项工程对防洪、发电的作用,至今仍被反复讨论。
对一个走过这么长公职生涯的人,评价自然有高有低,各人看法不同,这也正常。能确定的是,他的一生始终没离开电力、能源和工程这些具体的活儿。
2003年,他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后很少公开露面,写回忆录,过得简单。2019年7月22日,他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说到底,延安饭桌上的那一问,值得记住的不是“神童”这样的传奇,而是两件朴素的事。
一件是大人肯蹲下来听孩子说话,哪怕答案出人意料,也不急着纠正,先笑着听完。另一件是一本书读进去了,就会在人心里扎根,几十年后还看得出痕迹。
一个烈士的孩子,从颠沛流离走进课堂,再走进工地和办公室。这条路不是靠一句夸奖铺成的,是靠几十年的日子一天天走出来的。那个秋天的晚饭,只是路上很小的一站。
顯示更多
1938年1月延安,梁漱溟与毛泽东第一次彻夜长谈后,感慨,“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两人其实早有一面之缘。1918年的北京,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是图书馆里月薪八块大洋的青年管理员。梁漱溟常去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先生家串门,开门的总是这个沉默的湖南后生,他只当是老师的同乡晚辈,没放在心上。
一别二十载,山河破碎。梁漱溟半生投身乡村建设,眼见国土沦丧、政局昏乱,满心悲观迷茫,专程赴延安找出路。
见面当夜,毛泽东开口就唤起旧忆:“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民国七年在北大,您常来杨怀中先生家,总是我开的大门。”
那一晚,两人从傍晚聊到天光大亮。梁漱溟历数时局困境、满心忧虑;毛泽东从容笃定,一语点破:中国前途大可不必悲观,中华民族不会亡,抗战必胜。
梁漱溟后来坦言:走遍南北,见过无数政要名流,从来没有人说过这样拨云见日的话,连这样的文章都不曾见过。
他半生在传统文化里寻救国之路,始终困顿。那一夜长谈,让他第一次真切看见了民族的希望。
同岁的两个人,二十年前擦肩而过,二十年后深夜论道。
最黑暗的岁月里,总有人凭着远见,把旁人心里的迷雾,一扫而光。
顯示更多
1937年延安,一巴掌,从此,有两个女人命运翻篇改写。
一个是贺子珍,从此离开延安,离开毛主席,去了苏联治病,十年后回国,此时,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
一个是吴光伟,年轻有为,是毛主席在延安时的英语翻译,受了一巴掌后,组织安排离开,1949年去了台湾。
两人最后结局想必友友已知一二。
顯示更多
1948年,延安的南陈庄会议上,粟裕无意顶撞了毛主席,不愿意带兵下江南,计划在长江以北打大仗。
粟裕讲了南下的不利因素,无根据地,粮草供应难,伤兵员增加,部队信心不足,到时候影响到官兵士气。
在江北,我们寻找时机,三个月歼灭国民党十万,三十万,至五十万敌军,加快中原解放,长江以北的解放进程。
毛主席和军委领导听了,改变自己的原来决定,决定采用粟裕的计划。
并且任命粟裕为华东军区司令兼政委。
顯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