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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许愿 好想多一天 #我们的明天# 路过背景好看的地方让我唱两句
老图振聋发聩: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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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自己一段话的Prompt + 我们自己的品牌PPT Skill + 品牌动效Skill,然后20分钟用Claude Opus 5.5生成出来的明天要演讲的几十页的完整的PPT。 第一次让我觉得,这个PPT改无可改。。。 太精准了,太符合我的要求了。。。 哎,我忽然觉得真的人类如此渺小,自己过去10年的设计生涯,在AI面前,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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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东北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人口一减少,社会就真的不再内卷,你信不信? 今年高考,辽宁出现了一个颠覆很多人认知的现象:招生计划数比报考人数还多。 换句话说,只要走进考场,基本就有大学可上。物理类考生本科升学率接近百分之百,总分三百出头,就能拿到本科文凭。 我们看一组数字:2025年东北三省物理类本科线,黑龙江360分,辽宁367分,吉林也大体处在同一区间。 这个分数放到河南、山东、四川、广东这些高考大省,连像样的公办专科都难考上—那里一分就能挤掉上千人。而在东北,同样的分数就能堂堂正正读本科。 很多人看完心生羡慕,说东北孩子太幸福,是国家政策倾斜。真相恰恰很扎心:不是东北的大学变多了,是东北的孩子变少了。 最新人口数据,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常年位列全国倒数三位。 过去十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累计减少超千万,相当于一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说没就没了。 反映到高考上,黑龙江考生19.3万,辽宁22.7万,吉林15.1万,三省加起来不到60万。而河南一省就有140万考生,广东也有70多万。 东北三省考生总数,比河南一省还少80万。 人少到什么程度?过去十年,东北三省关停小学超7700所,缩减比例接近六成。 很多县城的小学,从前书声琅琅,如今大门紧锁,操场长满荒草。生源断档不是未来的预测,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但最魔幻的地方在于:人走了,学校招不满了,可东北的大学依旧实力雄厚。不到一亿人口的黑吉辽,坐拥4所985高校、7所211高校。 反观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省,人口数亿,却只有2所985、4所211。算人均本科教育资源,黑龙江每一万考生分到的名额,差不多是河南的五倍。 一边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分碾压上千人;一边是学位多到生源不足,过线就录取。这是全国独一份的教育资源倒挂。 有人会问:东北经济不算拔尖,凭什么有这么多好大学? 答案要回到七十年前。这些大学从建校之日起,就不是专为东北本地人办的,它们是新中国工业体系的人才仓库。 哈工大对接航天与国防,东北石油大学伴随大庆油田而生,吉林大学整合六所名校,每一所都对应着一个国家核心产业。 当年的东北,鞍钢、一汽是全国的工业脊梁,这些高校是举全国之力建起的,为的是给新中国的工业命脉输血。 谁能想到,七十年后,教学楼还在,实验室还在,学位还在,唯独读书的人一年比一年少。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局面:大学还在,学生不够了;学位还在,抢的人没了。 但这还不是最值得深思的。最值得警惕的是:东北走过的路,全国正在一步步照着走。 十几年前,东北年轻人热衷考编,全国人嘲笑他们年纪轻轻就想躺平,没闯劲。现在呢?全国年轻人挤破头考公考编,一个岗位几万人争抢。 十几年前,东北生育率走低,全国人批评他们佛系、不负责。现在呢?全国生育率跌破警戒线,谁也别笑谁。 十几年前,东北房价下跌,全国人幸灾乐祸,说东北经济不行了。现在呢?全国房价普遍调整,人口收缩的城市越来越多。 东北比全国整整早走了二十年。这二十年,它替整个中国把未来的路先趟了一遍。 所以今天看东北高考不内卷,别只羡慕,这不是地方福利,这是一个时代信号。它在告诉你:当人口不再增长,当年轻人越来越少,当存量时代真正到来,内卷自然就会退潮。 过去几十年,我们拼的是增量。拼谁生得多,拼谁跑得快,拼谁卷得狠。因为蛋糕在变大,你不抢就没有你的份。但未来呢? 蛋糕不长了,甚至开始缩小了。这时候拼的是什么?是存量,是资源,是你手里已经有的东西,是你能不能把日子过舒服。 你现在觉得东北三百多分上本科像天方夜谭,再过二十年,全国大部分省份可能都是这个样子。 不是因为教育变容易了,是因为考大学的孩子真的变少了。 所以别再说东北是落后地区了。人家那不是落后,那是先走一步,提前二十年进入了新的社会形态:人少了,资源相对多了,竞争小了,日子松了。 人口红利这阵风早晚要散,全民疯狂内卷的时代早晚要结束。东北今天经历的松弛,就是中国明天要面对的常态。 你今天卷得越狠,未来可能摔得越懵。因为你习惯了在增量时代里拼命跑,可时代一旦切换到存量模式,你那套拼命的本事可能就没用了。 与其现在拼了命地卷,不如提前想想:当内卷退潮,你手里还剩什么?是一身的病,还是一技之长? 是一屁股房贷,还是一笔能让你从容度日的积蓄?是一堆无效社交,还是几个能说心里话的朋友? 东北已经把答案摆在那儿了。人口减少,社会松弛,内卷退场,这不是东北的特例,这是所有发达国家都走过的路,是整个中国正在进入的新阶段。 看懂了这个趋势,你就不会再为了一分两分、一个编制、一套学区房把自己逼得透不过气来。 因为你知道,那都是旧时代的游戏规则。新时代的玩法是:少折腾,多存钱,保重身体,把身边的人照顾好。 东北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不是吓你,是提前给你提个醒:别等潮水退了,才发现自己一直在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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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20年V2EX上的一篇帖子,一位老哥说“AI写代码比我们想像的要近,程序员离失业也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近”,当时评论区还是一片嘲讽。 “如果我们用昨天的方法教今天的学生,那就是在夺走他们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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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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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比较详细地记录和弟弟暑假最后的疯狂了~ 最近忙于学业和恋爱,不出意外的话,我和我的男朋友明天出去开房,想不想看我们的做爱过程呢?说实话我很担心被他喂不饱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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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Liblib 陈冕:关于活下来,以及所有接近死亡的时刻 为什么一家看起来中国最成功的 AI 应用公司,同时也可能是最危险的一家? 演语科技 Evoken,旗下有 Liblib、Lovart、LibTV 三个产品,ARR(年度经常性收入) 超过 3 亿美元。在 AI 应用融资最艰难的时候,它以 20 亿美元估值,一笔融了 3 亿美元。 围绕这家公司的争议也同时达到顶峰:有人质疑它缺少原创;有人认为它靠激进定价换增长;离开的人说它不够技术、不够创新,甚至有投资人判断,它迟早会爆雷。 这场对话,我们想追问的问题是:在一个模型不断吞噬应用价值的时代,一家独立的 AI 应用公司,要怎样 survive 到应用时代真正到来的那一天? - 这代 AI 应用公司有一种特殊处境:最大的机会来自模型能力与用户需求之间的空缺,最大的危险也来自同一个地方——模型还在快速进化,今天属于应用的价值明天可能就被模型覆盖,成功不意味着离安全更近,有时只意味着获得了些许喘息时间去寻找下一块安全的地方。 - Evoken 创始人陈冕是一个极度焦虑的人,他觉得公司“完蛋了”的时候会哭,想通新方向后又觉得一切都有可能;他自称这种“焦虑型人格”恰好被AI时代选中了,“timing来的时候,要像狼一样扑上去”,焦虑、速度和侵略性既是他的性格,也是 Evoken 的生存策略。 - 如何在模型厂商的缝隙里 survive?陈冕用了《三国》的比喻:模型厂商还在 “逐鹿中原”,他想要趁江东还不是主战场,先统一江东,再利用这段时间修出自己的 “长江天险”。那道天险究竟会是什么,“修出来才知道是不是。” - 陈冕觉得外界说他们投流厉害是误解,他解释说他们在主流视频媒体压根开不了户,收入只有 3%~4% 来自投流,每月投流花费不到百万人民币,大部分是无法计算来源的品牌投入。 - LibTV 目前有几十万付费用户,其中年付订单占总数百分之二三十,陈冕觉得要警惕的不是年付订单本身,而是年付订单带来的“不使用”,如果能锁定预付款保证 LTV(客户生命周期价值),收益一定更大,关键还要看留存和用户粘性。 - 被问及“你们是不是字节最大的代理商”,陈冕说:没有问题,我们的价值就是在模型上叠了一层——对齐;他的比喻是:模型是单反相机,普通人摁一下也能拍照,但想拍出专业作品得请摄影师,应用层就是那个摄影师;相比文字,多模态的需求更难说清,更依赖对齐层。 - LibTV 上线后最大的争议是原创度,陈冕承认 LibTV 不是第一个拿到 PMF 的产品,他的逻辑是“在人类科技竞争的历史上,第一个发现PMF和最终赢得这个市场,差着十万八千里”,商业社会没人因为你第一个找到 PMF 就把 PMF 让给你。 - 陈冕的核心策略是“先 build attention,再 build ability”——不认为找到PMF就结束了,如果市场增量爆发而你没抢到,存量就没有意义;他在内部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件事不急,但一定要快。” - 回到创业的第一场仗,陈冕说自己犯的第一个大错是拒绝所有融资——对手吐司( 万美金天使轮,打得死去活来;为了打赢这场生死仗烧了 300 万美金,账户花到只剩 4000 块,战斗结束后开始疯狂见投资人,结果没人愿意投一个快倒闭的公司。 - 陈冕说让这场仗赢的关键决策是,只补贴设计类作者不补泛娱乐类——“在生产力赛道,不是用户多谁就赢,是谁掌握最高价值的生产谁才赢,到了 AI 这代更明显,大部分人用 token 产出的东西价值是不高的。” - 组织问题是 Evoken 的另一道伤疤:早期联创走了一半,原因之一是陈冕随意地给了大约10个人“联合创始人”的 title,陈冕说自己没把 title 当回事,但公司有一定影响力之后,大家会把 title 当做对他的认定。 - 有 Liblib 前员工说陈冕的口头禅是“你别干了滚”,但陈冕回应“肯定不是‘滚’,‘别干了’肯定说过,一个老板不可能没说过这三个字。” - 投资人最常问的问题是"应用会不会被模型吞掉",陈冕的回答是:应用的时代还没有来,只有Token便宜、智能随手可得的时候才会来,可能是两三年或五年后的事;现在很多应用会被吞掉,活下来的没有几个,但未来还会诞生新的。 - 陈冕的精神图腾是金庸小说里的杨过,离经叛道的小子最终成为神雕侠,内心始终有理想主义情怀;他自己小时候也是离经叛道的网瘾少年,计算机奥赛是为了撬掉自习课去打游戏,高考加分取消后崩溃大哭,最后半年只做一件事——刷每一届的高考和模拟考的卷子 hack reward,才考回东南大学。 - 创业后陈冕修正了一个想法:以前认为时势造英雄,现在发现英雄也会改变时势,无法改变潮水的方向但可以影响浪潮的波动;如果没有 Evoken 可能会有三家更小的公司,需求不会变只是可能被大厂做掉了。 - 对于应用创业者的建议:拿到钱的人要守好口袋,不要在无效内卷上消耗现金流;GTM 不是一个孤立的市场能力,本质是“如何快速拿到PMF”,这个过程有两件事最重要,一是识别或打造能 PMF 的产品形态,二是抓住模型或技术范式改变带来的新体验。技术带来的新体验能获得 attention,但不一定带来留存;真正带来留存的,是找到当下用户需要的产品形态。大家觉得 GTM 难,往往是这两个都没做到。 - 最后陈冕说了一句放在结尾恰到好处的话:“创业就是开了一台超级快的车,边开边修,车上的人来来去去,窗外的风景也来来去去,但你没有时间停下来跟这些人say hello 和 say goodbye,也没有时间好好看风景。最后分开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可能觉得我是恨他,但其实那一眼是不舍。” #latepost#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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