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磕碰碰这一年 昨晚文章发出后有读者问，meta花20亿买中国的公司manus，这事需不需要审批通过，会不会出现类似于长和的情况？ 别说，他问的也是我好奇的，就去搜了一下相关情况。原来manus早就做了打算，公司6月份就从中国搬到了新加坡，转移走了将近1/3核心的员工，之后把剩下留在国内的员工都裁了，离职补偿给的很厚道。彻底关闭国内所有业务线，社交平台上的账号也都清空了，之后重新在境外招人发展项目，目前在新加坡、东京、旧金山设有团队。 所以我昨晚的表述不准确，是meta买了新加坡的Manus，但核心成员确实有大量中国人。因为新加坡是美国的友好国，所以美国的监管机构给开了绿灯，另外在新加坡发展买英伟达的芯片，使用美国公司的技术服务都会方便的多。大致就是这样。 据说一开始他们是寻求20亿美元估值的融资，结果扎克伯格知道后说不用融了，就按这个价整个买了。 还有读者问我有哪些在浙江习以为常，和外省对账后发现不是这样的，举几个例子。 之前我不是说我不会蹲厕嘛，因为我从出生起家里就有坐便抽水马桶，当时就有很多读者说家里一直到2000年以后都在用旱厕。还有我小时候家里就有彩电冰箱，这似乎在80年代初的全国并不普遍。再比如我读大学的时候，差不多大二每个男同学寝室里都配了一台电脑，这在2003年的大学生里也属于条件比较突出的。 我们家在浙江也不算有钱人，我以前说过我父亲1993年做生意亏了50万，早就破落了。但当我来北京工作后，接触到了大量外省的朋友，才逐渐意识到浙江那些基础的生活条件其实并不基础。 在中国，沿海地区是一个世界，内地是另一个世界，哪怕现在也一样的。我的公众号读者有将近75%都来自沿海地区，内地除了四川其他省人都少。 …… 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很多人都在年终回顾，我想了想过去的一年我个人印象深刻的就3件事。 首先是4月7日那天，因为贸易战的冲击全球暴跌，我所有市场的投资头寸都暴跌，那天亏的脑瓜子嗡嗡的，大几百吧，应该没到千。把老婆从床上叫起来问她要钱补保证金，午休的时候发了一篇吐槽《哥们屎都跌出来了》。那天是全年亏最多的一天，但根据胡锡进定律，每个人都亏等于没亏，所以还好没那么难受。 第二件事是我接了税务局征收离岸收入税的电话，就写了一篇文章，结果被大量转发成了爆款，是我今年单篇阅读量最高的内容。其实在我之前税局已经零星给大户打过电话了，但大户们都比较低调，闭口不谈这事，我成了第一个把离岸税摊到桌面上的大V。国内国外的媒体在报道此事的时候都引用了我的文章，搞得好像全国就我一个人交税似的。 这件事的后续是我去海淀区税局把税补了。随着临近年底，很多之前以为金额小不会被关注的账户也陆续收到了催税短信，所以不管大户小户，离岸收入都是要交税的，别心存侥幸。早交还能省一点滞纳金，晚交更吃亏，年化18%滚起来很快的。 第三件事就是11月份的时候被放假了14天，具体原因不讨论了，总之这是我连续13年日更以来第一次停那么长的时间。刚开始的前三天很不适应，一到晚上还是习惯性的坐到书房，等手摸到键盘后才意识到不用写了，然后就愣愣的发呆。 不过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出门旅行的机会，就带老婆出去玩了。很难得，夫妻两结婚后还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双人旅行，去了杭州，回了台州，兜兜转转还去了趟张家界。没有两个小拖油瓶，忘崽旅行老爽了，说好了以后每年都要安排一次。 回来复更后还做了一次账号迁移，我以为是数据瞬移，但实际情况是小面包车一车一车的运人，一百多万人前后迁了2天半时间才完成，哈哈哈，你们还有印象嘛，我的读者大概是公众号平台最颠沛流离的一群人。 差不多这些就是我2025年最有印象的事，一年时间就这样磕磕碰碰过来了。至于资本市场的收益，今年是难得全面丰收的小年，中证500指数涨了30%，加上贴水接近40%，我在主升浪持有31手ic，算是连本带利把前几年在a股加班站岗的钱都赚回来了。 港股上半年还行，下半年拉胯，再加上以后要交20%的离岸税，我现在只卖不买逐步退出。今年在黄金上挣了一笔，但在汇率亏了一笔，美股表现一如既往的强壮，区块链本来挺好的，年末踩了个雷，把半年利润亏没了。 最后感谢下诸位一年以来的陪伴，准备了50万的现金红包抽奖，具体哪天发我不提前预告，春节之前随机的某一天。 舅酱，希望明年大家都好好的。

新加坡前总理，现国务资政李显龙，今晚夜逛上海南京路步行街 算是晚饭后散步吧，74岁没法像老黄那样吃吃吃 老李2014也来上海逛过街，当时买栗子被扫码震撼，回国后立马强力推广二维码

新加坡的國防部長最近演講說，他從無到有，自己蓋了個AI助理，很得意地表示，「如果你對科技的了解，只有被簡報過的程度，那你無法管理這樣的科技。」網上一片稱讚，新加坡給官員的高薪，就是能請到這麼棒的人材，放眼望去，全世界有多少部長級的官員，能夠有這樣的科技能力？但我看了只能搖搖頭，「開始了」，李光耀的不肖子孫，路子開始走偏了。 法國總理克萊蒙梭說過，「正因為戰爭太重要了，所以不能交給將軍來決定。」身為國家內閣級的領袖，負有政治責任的領導人，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政策的制定上，作出最有利國家、社會的政策，並且在政治程序裡推動這些政策，領導屬下，完成福國利民的工作。誰說最重要的工作是懂政策裡的技術性細節？能夠在不影響政策品質的前提下，了解技術性細節，那可以加分，無妨。但多數的時候，技術的專家，會見樹不見林，反而影響大局觀。政府官員最需要的特質，在於面向民眾的政策，而不是所謂專業的枝枝節節。 但這個部長更大的問題，不在於他會因為太過投入科技細節而影響政策品質，而在於他在「表演」，一如美國左派政客的performative行為。當政治意識型態變成一個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考核標準時，能不能幹，已經不重要，如何在舞台上表演出符合政治想像的身份，才是取得權力的關鍵。因此，這些performative的政客，像是接受左派媒體的指揮一樣，講一樣的話，穿著打扮一模一樣，譴責政敵的話語也一模一樣，對著自己的群眾跳忠字舞，只求群眾的認同，進而取得權位，有沒有能力，那是其次，久而久之，在逆淘汰的情況下，左派政治人物的品質，就越來越差。新加坡當然沒到這個地步，能力還是很重要，但當李家父子離開政壇後，新加坡沒有了國王，沒有定於一尊的拍板者。總理只是一班同僚裡的頭銜最大的那個，並不是共主。於是，就會開始有些官，想要用「表演能幹」來取代「真的能幹」，慢慢地取得群眾裡的政治資本，進而轉成實質的政治權力。也就是說，當群眾的掌聲，給的不是事情辦得最好的那一個，而是話講得最漂亮的那一個，那李光耀辛苦打造「選賢與能」的基礎，就會開始衰敗。

新加坡如果在未来出现毁灭性风险，那就是完全民主制度下的种族与宗教操控，选举政治中的政客不会放弃这种剧毒利器，而新加坡将毁灭于这种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