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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Web3 都传颂着一套绝对去中心化和对抗主权的叙事,市场也颇为买账 但现实是残酷的,当叙事层次上的自嗨撞上主权国家的国家机器,轻则雁过拔毛,重则被锤出屎来 - 被黑灰产奉为圭臬的 Tornado Cash 2022 年遭美国财政部铁拳制裁,两名核心创始人面临 5 年监禁或更长的刑期 - 市值万年前五的 Ripple 20-24 年与 SEC 持续拉锯,最终被判处 1.25 亿美元巨额民事罚款,数亿法务成本和浪费掉的时间成本,让生态元气大伤 - TON 曾计划开启全球规模最大的 ICO,主网上线前夕遭到 SEC 紧急限制令强行叫停,最终创始人被迫放弃项目,向投资者退还 12 亿美元,并支付 1850 万美元罚金,宏大叙事彻底流产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技术可以去中心化,但团队不可能去中心化,项目也根本无法和国家机器对抗 因此抱国家大腿,和监管机构媾和,并不是退让反而是一种应当奉行的务实心态 在这方面,同为元老级项目的 IOTA 其实就做的非常不错 IOTA 它及早放弃了去中心化无政府主义的幻想,转而全力重塑为一套能够嵌入传统金融和政府治理的底层基础设施 - 中东合规桥头堡: 设立受严格监管的 IOTA 基金会,拿到阿联酋贸易科技基金 1 亿美元支持,专攻代币化贸易金融 - 国际组织共建: 联合世界经济论坛等机构共建 TWIN 全球贸易网络,让英国、东非的贸易数字化试点真正跑在链上,甚至让英国政府多名官员全职派驻长达 12 个月 - 非洲三国国家级合作: 官宣的 ADAPT 计划将肯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定为首批实施国,由非洲自贸区秘书处联合推动,经过了政治承诺、监管准备度等多维度严格筛选 值得一提的是,在 ADAPT 计划中选择这三个国家,并非随机拼盘,而是看中了它们在数字化转型上的互补性 - 尼日利亚作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拥有庞大的市场体量和极高的加密渗透率 - 摩洛哥则是非洲数字化程度最高、基础设施最成熟的标杆 - 肯尼亚作为移动支付鼻祖,全民对数字资产有着天然的接受度 体量、技术、渗透率的精细组合,配合各国政府明确的政治承诺,让 IOTA 得以在一个确定性极高的沙盒内,运行起跨境贸易清结算的合规飞轮 这三板斧下来,大大减少了被主权机构猛锤的可能性 提前在中东、欧洲和非洲卡好支付层与身份层的位置,可以说 IOTA 很早就预测到了全球监管会全面加速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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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泽东为什么卸任国家主席? 1959年,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接着刘少奇当选新一任国家主席,这事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是“历史书上的一句话”。 但如果把时间线一点点拨回去,看清前因后果,你会发现:这不是简单的“职位交接”,而是一场在党内、在国家发展关键节点上,经过长时间酝酿、权衡和妥协的重大政治安排,背后牵着的是新中国权力结构的调整,和一代领导人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 先把事情说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要卸任?朱德为什么“让位”?刘少奇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国家主席那个位置上的? 这事既不是谁临时起意,也不是简单的“谦让”,而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实是: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那时候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担任的是这个职务,同时还是中共中央主席。 直到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台,才正式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国家主席”。 从那一刻起,毛泽东多了一个宪法意义上的“国家元首”的身份,而朱德则成为国家副主席。 从资历、威望、群众基础来看,当时除了毛泽东,没人比他更适合做国家主席。这一点,无论党内党外,几乎没有异议。 问题不在于“他适不适合”,而在于:他自己要不要继续干。 很多人以为,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干到不想干,是后来的事,其实非常早——1955年前后,他就开始公开表达“不想再连任国家主席”的想法了。 第一次说的时候,身边不少人都觉得是“谦虚”“客气话”,没有太当真。 真正引起高层重视,是1957年。 那时候什么背景? 国内刚经历完“合作化”“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大框架稳定下来了,但经济建设经验严重不足,国际上冷战加剧,对抗很尖锐。 可以说,全国上下都还在摸索中往前走。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第二次较为严肃地提出:以后不要再由他担任国家主席。 他的理由,其实一点都不玄乎,很朴素,就是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国家主席”这个位置,在当时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特点——外事活动太多,要见各种外国元首、代表团,要出席各种礼仪和外交场合。 对他来说,这是负担,不是兴趣。 他本人更愿意、也更擅长的是抓党的路线、方针、思想理论这块,而不是频繁出现在外事礼宾场合。 说白了,他想把这部分从自己身上卸下去。 1957年,他在党内再次提起这件事,并把原因讲得比较透后,周恩来、朱德等一批对他非常了解的领导,态度就逐渐转为“理解并支持”。 他们不是不明白风险,而是知道,毛泽东真正看重的是“党和路线”,而不是那个国家主席的头衔本身。 到了1957年4月30日,五一节前夕的一场大会上,毛泽东当着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面,又公开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想法。 这一下,不光党内,民主人士那边都炸了锅。 很多民主党派和社会名流,对毛泽东是发自内心地信任。 他们经历过北洋政府的军阀混战,也见过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再对比解放后几年国家在秩序和民生上的变化,对毛的评价是——这是个真心要把国家带出泥潭的人。 于是,当他们听说毛要卸任国家主席,第一反应是:这对国家是不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当时有名的两封信,就是陈叔通、黄炎培写给周恩来、刘少奇的。 他们的担忧说得很直接:现在国内刚刚稳定下来,国际阵营对立也非常激烈,需要一个在“集体领导中非常突出的权威”坐镇,最好是十五到二十年之内不要更换最高领导人。 潜台词其实就是:毛泽东如果不再当国家主席,会不会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定海神针”?也会不会导致内部产生不必要的摇摆? 毛泽东看完信,没有当场回。 他先让邓小平转给政治局,走完党内讨论程序后,才把批复转给陈叔通、黄炎培。 批复内容很清楚:不连任国家主席,他有两个理由: 一是,四年一届,他觉得这个“周期太长”,不想被这个职务“绑定”太久。 二是,“个人威信”这件事情,不是靠职位和任期长短堆出来的。 即使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他在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影响力,短期内也不会因为“职务变化”而削弱。 这是他当时相当自信的一点。 民主人士的担忧主要是从“形式”和“国际感受”出发,而毛更多是从“实际工作重心”和“党内权力结构”来考虑。 两边不完全对路,但都不是情绪化。 1958年底,事情终于走到了一个“必须拍板”的节点。 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提议,在党内外基本达成共识,正式通过。 接下来,一个躲不过去的问题就摆在桌面上: 下一个国家主席是谁? 要知道,在当时的党内高层,符合“国家主席”这个位置的,有好几位——资历、威望、能力都不差。 呼声最高、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当时的国家副主席朱德。 还有一部分干部比较看好刘少奇,希望他能进入考虑范围。 先说朱德。 这个名字在近代中国史上,几乎等同于“人民军队”的代名词。 “朱毛”这个说法来源已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一方面军”,朱德、毛泽东就是那对最重要的搭档。 朱德出身滇军,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军事才能和政治态度都是过硬的。 从早期游击战争,到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作为总司令和“军中定盘星”的地位,没人敢轻视。 他是开国元帅之首,这不是虚名,是几十年战火换来的。 在党内和军队内部,很多人都觉得——如果有谁能顺理成章接替毛泽东做国家主席,那一定就是朱德。 中央后来草拟第二届全国人大的人事方案时,最初打算就是:国家主席由朱德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由刘少奇担任。 这个安排,从资历、威望、党内平衡各个角度来看,都很“顺手”。 当时毛泽东也特别明确讲过一件事:他不会因为个人好恶和想法,去左右下一任国家主席的人选,这个完全交由二届人大按照程序来决定。 这话不是客套,是他的基本政治态度——“我可以不当,但谁接班,要按制度办。” 按照这个路径走下去,本来应该是:朱德接国家主席,刘少奇去做人大委员长。 这个局面,按现在话说叫“看上去一切都很合理”。 结果,就在这个节点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朱德自己的态度。 当中央内部公布拟定的人选名单后,朱德拿到名单,看了很久。 他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回到办公室,一个人静静思考。 过了不久,他提笔给时任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内容,成了整个权力安排转向的关键。 信里,朱德说得很直接: 一,他本人不打算参加国家主席的选举; 二,他认真推荐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人选。 他在信里对刘少奇的评价,是有分量的——从革命年代一路走到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党内、在国家政务方面都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能力、作风、政治立场都经得起检验,完全可以胜任国家主席。 他还强调了一点:自己一贯服从组织安排,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个人打算,更不存在什么“顾虑”。 那为什么朱德自己不想当? 这里有几层原因,他平时也有在不同场合讲过: 第一,他觉得自己“过了那个年纪”。 1959年,朱德已经七十多岁,身体状况和精力水平,自己最清楚。 国家主席不是挂名,而是要承担大量繁琐又重要的事务——接待外宾、出访、主持大型活动、兼顾军队和其他领域的统筹。 朱德觉得,自己这个岁数,要长期承担这么多外事活动和代表性工作,很难做到游刃有余,可能不如中生代的领导人更合适。 第二,他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长短板。 他的强项是军队、军事指挥和部队建设,对宏观经济、复杂外交、国家整体政务这些领域,他不否认能参与,但不认为自己是最擅长的那一个。 相比之下,刘少奇从早年就在工人运动、地方党组织建设、隐蔽战线、政务管理方面积累了深厚经验,建国后又一直主持或协助处理大量国家层面的具体工作,对“国家机器怎么运转”非常熟悉。 第三,一点看似细节、其实很中国式的考虑:他比毛泽东大七岁。 他曾私下对人讲过——从情理上说,自己要去接毛泽东刚卸下的国家主席这个位置,总是有点“辈分上不太顺”的感觉。 他尊重毛的核心地位,也不愿在外界形成“朱接毛班”的这样一种容易引发联想的印象。 对他这种一辈子打仗、习惯在集体里工作的人来说,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 还有一点更“生活化”的细节,也能看出他为什么对刘少奇放心。 1949年夏天,两人在中南海成了“邻居”,因为那时条件有限,大家没什么单独厨房,都在会场食堂吃饭。 朱德发现,刘少奇经常因为处理政务,错过正常吃饭点,很多时候一天只有晚上那顿饭是能见到人的。 这些细碎的生活场景,让朱德很直观地看到:刘少奇是那种真心肯往里“熬时间”“下苦功”的领导,不是喜欢抛头露面的那种类型。 从朱德的视角看,把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交给刘少奇,他是放心的。 自己则退一步,更集中精力继续抓好军队、人大工作,这样整个领导层在分工上也更合理。 朱德这封信送到邓小平手上后,中央高层开始了比较严肃的一轮讨论。 大家不是简单“顺水推舟”,而是从整体布局来权衡: 毛泽东已经决定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但仍然是党的最高领袖,如果国家主席再由朱德出任,那在外界看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军人国家主席”的印象; 而让刘少奇出任,则意味着国家政务系统的“管家角色”名正言顺,军队那块继续由朱德坐镇,两条线清晰分工。 最终,中央认为朱德“让贤并举荐刘少奇”的建议,是有很高“可操作性”的方案,于是决定由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正式候选人,提请全国人大选举。 1959年4月5日,八届七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政治局正式向与会同志说明这一安排。 此后,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也公开讲了一段话,点出了一个敏感现实: 朱德和刘少奇这两位,在党内都是很有威望的干部,无论选谁当国家主席,外界和内部都难免会有人拿他们相互比较、议论。 换句话说,他很清楚这次人事安排不会“零争议”,但这是必须走的一步棋。 从实际工作来说,刘少奇其实早就半只脚站在“国家元首的职责”里了。 新中国成立后,只要毛泽东外出视察、离开北京,很多国家事务,尤其需要有人来具体抓落实、管日常运行的部分,基本都是刘少奇在主持。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做事非常规整,一件事一件事盯到位,不搞虚头巴脑的形式。 很多参加过当时工作的人后来回忆,刘少奇“经手的事情,基本不出纰漏”。 这也是为什么在195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干部心里认同:让他担任国家主席,是比较稳妥的方案。 1959年4月2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上,毛泽东作了卸任国家主席的讲话,这也算是对自己前几年的多次表态,做了一个公开的“最终确认”。 随后,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宣布:经选举,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当场的反应,跟很多人想象的那种“喜形于色”很不一样。 他一再表示自己“惶恐”,觉得这是党和人民极大的信任,压力比荣誉大得多,也曾当面提出过想推辞。 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组织原则下,他最终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接下了国家主席的职责。 外界看到的,是当天晚上全国的喜庆气氛——街上张灯结彩,单位里、居民区自发庆祝,敲锣打鼓,到处是“国家选出了新主席”的热烈场面。 刘少奇家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向他道喜。 但据当时身边人的回忆,那天刘少奇脸上没什么笑,他只是简单点头,然后像平时一样走回办公室,继续处理公文。 他为什么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棘手的境况里: 国民经济在“大跃进”和各种冲动指标的影响下已经严重失衡,农村的实际情况远比统计数字难看得多,很多地方的粮食产量和百姓生活状况,都在恶化。 作为刚刚“接班”的国家主席,他面对的是一堆“烂摊子”,不是一张白纸。 当上国家主席之后,刘少奇没有急着推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动作,而是先从最现实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入手,尤其是农村。 他去地方调研,不是只听汇报、看材料,而是走到农户家里,看粮食、看锅灶。 有一次,他为了弄清楚孩子们到底吃没吃饱,甚至亲手扒开小孩的粪便看里面有没有粮食残渣,这件事后来被不少亲历者讲起过。 这个细节听起来很“冲”,但正好说明,当时中央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真实情况被层层粉饰,要知道真相,只能自己用最直接的办法去看。 回到北京之后,刘少奇参与推动了一些调整政策,尽量把经济从极度偏离的状态往回拉。 这些努力后来被证明,对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当然,限于当时大环境和各种力量博弈,他能做的也不是无限的,很多问题不可能通过几道批示就立刻解决。 在外交方面,他担任国家主席的那几年,中国的对外关系也明显“动”起来了。 他先后访问了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周边国家,与这些国家领导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互动。 这对当时还相当孤立、被西方强烈围堵的新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不仅拓展了外交空间,也让世界更多国家开始在现实层面接受、承认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说一句: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并不等于他淡出权力核心。 为了回应民主人士和群众对他“继续在国家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期待,党组织后来在宪法中加了“国家名誉主席”的规定。 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国家名誉主席,继续抓党的路线、思想理论和方针,把大量时间用在阅读、思考、主持党内重大会议上。 这种安排,一方面满足了“毛继续在”的政治预期,另一方面也确实给了他更多精力去关注他最在乎的那些“方向性”的东西。 朱德则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还继续在军队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这样一来,国家权力格局大致形成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分工: 毛泽东把住党的大方向和战略,刘少奇抓国家具体运行和政务,朱德镇住军队和人大系统,周恩来继续总理政府日常工作。 这套搭配,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集体安排,不是几个人临时说说就定的。 站在今天回头看,1959年的这场“主席更替”,有几个特别明显的影响: 第一,它标志着新中国最高层权力结构从“党政合一集中于毛泽东”开始尝试往“党政有所分工”调整。 毛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留在党的最高位置上,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角色从“对内对外都在台前”的那个形象,慢慢向“幕后定向”的那个位置移动。 刘少奇上来,更多承担的是具体治理、修复经济、稳定秩序的任务。 第二,它是在国际压力与国内困难并存的背景下,通过相对有序的程序完成的一次最高层权力交接。 这一点,在那个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并不多见。 至少在形式上,中国展示出了一种“按宪法程序更换国家元首”的治理能力,这对外界认识中国政治,也产生了影响。 第三,对刘少奇个人来说,这次当选国家主席,是他一生政治轨迹中的高点,也是后来一系列政治风波的一个重要起点。 很多后来发生的复杂斗争,并不是这次交接本身就埋好了“阴谋伏笔”,而是在后来的路线之争、形势变化中逐渐激化的。 但无论怎么评价,1959年他接任国家主席,确实承担起了那几年里中国国家机器运转的核心责任。 如果只用一句话把这件事的逻辑串起来,大概是这样: 毛泽东主动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是为了把精力转回到他认为更根本的“党和路线”上;朱德看清自己年龄和特长,选择让位,把更适合干政务的刘少奇推到前台;刘少奇在极其艰难的经济和外交环境中,接下了国家主席这个重担,尽力把一系列偏离拉回到相对可控的轨道。 整个过程,没有什么传奇戏剧性的桥段,更多的是一代领导人对自己、对国家处境的冷静判断和选择。 也正因为如此,这场“主席更替风波”,才值得我们今天反复回头看——它不是简单的职务更改,而是一套权力结构和国家治理重心,在特定历史节点上的一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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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hur Hayes 万字狂飙:AI 泡沫是史上最大印钞机!闭眼买入加密资产,趁散户还没醒来! BitMEX 联合创始人 Arthur Hayes 刚刚发布了一篇极具煽动性的宏观长文《The Butterfly Touch》。他的核心判断非常暴力:不管世界怎么乱,中美印钞机都已经全速开启。AI 泡沫和地缘冲突正在制造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法币洪流,而比特币和 Crypto 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他建议所有人:现在是牛市,闭上眼睛,按下买入键。别搞砸了。 如果你不想错过这轮史诗级的放水,请务必读懂他背后的四层硬核逻辑: 1、AI 军备竞赛:无底洞的算力与电力消耗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需要前所未有的资本支出(CAPEX)。中美两国都把 AI 霸权视为生死存亡的红线。为了赢,科技巨头和政府根本不在乎烧多少钱。 更可怕的是“杰文斯悖论”和“红皇后效应”: AI 越便宜、越聪明,用它的人就越多,消耗的算力和电力就会呈指数级暴增。 竞争对手只要推出了更强的模型,你之前砸下的千亿算力就会瞬间贬值,逼着你继续投入万亿去追赶。 这笔钱从哪来?靠利润根本不够。中美两国的银行和央行正在通过狂放贷款、疯狂印钞来支持科技和电力基建。政治意愿 + 财务放水 = 加密货币的完美温床。 2、地缘冲突打破了“美元信仰” 特朗普轰炸伊朗,根本不在乎全球供应链死活,因为美国自己有便宜的化石燃料和粮食。 但这把其他国家(欧洲、亚洲、非洲)吓醒了。他们突然发现,过去几十年把国家盈余存在“美国国债”里是极其愚蠢的。当战争导致买不到化肥和石油时,手里拿着美债和标普 500 ETF 有个屁用? 未来的趋势是:各国主权基金将慢慢抛售美元金融资产,转而去囤积实物商品、建设基建和国防。 当外国人不再买单,美国市场怎么办?美联储和财政部只能继续放宽金融条件(比如放松银行的资本杠杆率要求 eSLR),自己印钱自己买。结论:宽松的货币环境将持续数十年。 3、更高的通胀,更久的狂欢 战争永远是通胀的催化剂。AI 基建和地缘冲突给了政客们完美的支持印钞的借口。这也是为什么自 2 月 28 日以来,比特币的表现彻底碾压了黄金和美股科技股。 很多人抱怨过去 24 个月 BTC 涨不过科技股,那是他们根本不懂比特币对法币流动性扩张的极端敏感性。 Hayes 断言:背后有数万亿即将印出来的美元和人民币做后盾,BTC 重回 126,000 美元已经是板上钉钉。 当价格突破 9 万美元,逼迫大量看涨期权卖方平仓时,上涨轨迹将极具爆发力。 4、狂欢何时结束?现在该买什么? 这场狂欢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会停止: 市场被撑死:出现极其荒唐的巨额 AI 相关 IPO 或并购,导致市场崩盘,资金开始质疑 AI 是否真的值那么多钱。 政治清算:2028 年美国大选前,如果 AI 消耗了太多电力导致电费飙升、通胀失控,政客们为了选票会开始反击 AI。 但现在,派对才刚刚开始! Hayes 已经把旗下基金 Maelstrom 的风险拉满了。除了重仓的 $HYPE 和 $ZEC(主打隐私和抗审查叙事),他下一个强烈看好的山寨币是 $NEAR(隐私叙事 + 意图交易将带来正向现金流)。 “这是牛市。闭上眼睛买入。会有卖出的时候,但绝不是现在。趁乌合之众还没醒来,趁 AI 泡沫还没破裂,让我们一起疯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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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华裔和越南裔政治立场对比】在美国,越南裔的政治立场比较一致,华裔则被出身、与母国的关系和美国国内议题几头拉扯。两边都不是铁板一块,但复杂程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Pew Research Center 2022 至 2023 年对亚裔登记选民的调查显示,越南裔是主要亚裔群体里唯一明显偏共和党的:约 51% 认同或倾向共和党,42% 倾向民主党。华裔是 56% 民主党、39% 共和党。印度裔、菲律宾裔、韩裔大约三分之二偏民主党,华裔内部的分裂比他们大,不过整体仍偏民主党。造成这个差距的不是性格,是移民史。 先说越南裔。核心人群是 1975 年西贡陷落后的难民,加上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的船民。他们逃离的,是一个打赢内战之后用再教育营和政治清洗收拾失败者的共产党政权。反共对他们不是后来贴上的标签,而是共同的起点:有人的家人死在海上或营地里,有人的财产被没收,所有人都回不去。 这段记忆还和美国政党连在了一起。很多人记得共和党执政时期的难民安置,记得里根时代的反共话语,再加上橙县小西贡、休斯敦、北弗吉尼亚的教会、退伍军人团体和越语媒体几十年的反复强化,老一代的默认立场就很清楚了:国内政策可以吵,对共产党政权不能手软。年轻一代正在往中间和民主党挪,近年的调查里认同共和党的比例也在下降,但反共的底色还在,没有被经济移民的逻辑冲淡。 华裔就非常的复杂。他们不是同一批人从同一个政权手里出来的。按普查口径,华裔大约 500 万人,里面叠着好几层彼此对不上的经历。 大陆移民是近几十年的主体,多数是留学生、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和家庭团聚,没有哪一波是单一的难民潮。他们对中共的态度跨度很大:有强烈敌视的,比如六四一代和部分近年离境的人;有务实中立的;也有仍然觉得祖国强大、值得维护的。台湾裔在 Pew 的分类里通常单列,政治经验和大陆移民不同,对北京更警惕,但在美国国内议题上不会自动站到共和党一边。香港移民,尤其是 2019 年之后来的那一批,反共立场很明确,只是人数少。东南亚华侨又是另一段历史,有的人本身就是逃离共产政权或排华浪潮的。 时间把这个群体又撕了一遍。十九世纪的劳工后裔,1949 年前后跟着国民党出来的人,1965 年移民法之后的专业人士,改革开放后留下来的留学生,2000 年代以后的投资和技术移民,各自形成政治观的年代完全不同。越南裔的政治身份基本是被一场败仗定型的,华裔没有这样一场共同的失败。 和母国的关系也不一样。离开南越的时候,政权已经赢了,回头的路基本断了。离开中国的人,家人、生意、信息环境往往还连着。同一批 Pew 调查里,华裔对中国有好感的约 41%,高于其他亚裔看中国的 14%,但低于多数亚裔看自己祖籍国的比例。移民比美国出生的华裔更正面,大约 45% 对 25%。对台湾有好感的约 62%,比对中国还高。家人还在国内,微信是日常信息源,统战和反统战同时在社区里活动,“对北京什么态度”于是变成了内部的裂缝,而不是社区共识。越南裔社区里,反共长期接近共识;华裔社区里,亲北京的侨团和异议人士、法轮功、香港人、台湾人公开对立。 美国国内议题又切了一刀。在大学录取里反对把种族当考量因素,华裔里的声音特别大,这把一部分人推向了共和党;治安、税收、小生意也有同样的作用。但华裔高度集中在沿海城市和专业阶层,移民政策、枪支、堕胎又把很多人留在民主党。结果是同一个人可能对华政策很鹰派,国内选举却投民主党,也可能反过来。 所以对比其实很直接。越南裔的政治底色是逃离一个已经赢了的共产党政权,社区用几十年把这件事磨成了相对稳定的立场。华裔的底色是好几套政权下的不同经历,加上持续的跨国联系,再加上美国国内教育和治安议题的拉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不是华裔更懂政治,而是他们根本不是一个政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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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和韩国两个拥有共同历史、语言以及大量文化遗产,却彼此对立的国家,这故事在德国人听来并不陌生。 德国自己也曾在对立政权下分裂数十年,直到地缘政治局势发生变化,东西德才得以在1990年和平统一。仅仅两年后,时任德国总理科尔(Helmut Kohl)访问朝鲜半岛非军事区(DMZ),表达了希望朝韩也能在本世纪90年代末实现统一的愿望。 但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德国实现统一约35年后,朝韩依然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以及地缘政治阵营上严重对立。 周五,德国总理默茨站在俯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地方,所表达的愿望与科尔1993年提出的几乎如出一辙。 默茨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们德国人知道国家分裂有多痛苦。我们也知道,只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并拥有对话的勇气,就有可能推倒高墙。” 默茨还表示:“我们祝愿朝鲜半岛人民能够在自由中实现统一。” 在长期关注朝韩政治动态的分析人士看来,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韩国年轻人:统一?何必费这个劲? 朝鲜和韩国继续隔着非军事区相互戒备,双方在财富水平和政治自由方面的巨大差异也一览无余。 但最大的问题或许在于:朝韩双方似乎都没有表现出实现统一的意愿。 庆熙大学外交政策教授朱宰佑(Choo Jae-woo)表示:“过去二十年来,人们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在韩国年轻人眼中,朝鲜不过是邻近的一个国家,既贫穷又充满威胁。他们对朝鲜并没有像老一辈人那样怀有某种情感上的羁绊。” 他补充道:“越来越多的人在问,为什么还要费心去考虑统一的问题?” 首尔大学和平与统一研究所今年9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39.1%的韩国受访者认为统一已不可能实现。这是该调查开展约二十年以来的最高比例。 许多人担心,为朝鲜建设基础设施将耗费巨额资金,包括修建道路、医院和学校,以及现代社会正常运转所需的各项配套。 从官方立场来看,韩国政府并未放弃将国家统一作为目标。韩国宪法仍然主张以自由和民主为基础实现和平统一。但朱宰佑指出,近几届韩国政府对这一理念的宣传力度已经远不如过去。 朝鲜明确释放反对统一的信号 相比之下,朝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则明确得多。 朱宰佑说:“2023年12月,金正恩宣布将修宪,和平统一已不再可能。相反,朝鲜将韩国视为敌对国家,且金正恩已无意推动双方走向统一。” 朝鲜修订后的宪法于2026年3月他通过。此后,金正恩政权更加激进,清除了宪法中所有关于和解及民族统一的表述。 首尔韩国外国语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梅森·里奇(Mason Richey)表示:“我认为,朝鲜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它根本无意与韩国拉近关系。” 他补充说,每当朝鲜半岛统一问题再次被提起,韩国的分析人士、官员乃至普通民众都会开始“翻白眼”。 里奇指出,除了朝韩双方缺乏统一意愿之外,还有诸多其他挑战亟待克服。 朝鲜政权希望维护自身权力和威望。如果统一后的国家引入民主制度,朝鲜现政权的权力和地位必然受到威胁。 里奇表示,弥合朝韩之间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将是一项艰巨工程,即使能够获得外部援助,也会给韩国带来巨大压力。 他指出,统一后的德国如今在大多数领域已经实现了东西部之间的平衡,但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的东德发展水平仍远高于今天的朝鲜。 朝鲜半岛统一将给中美带来重大难题 根据韩国银行2024年的统计数据,朝鲜名义GDP每年为317亿美元,而韩国高达1.85万亿美元,是朝鲜的58倍。朝鲜人均GDP仅为1230美元,而韩国接近3.6万美元。 朱宰佑还指出,朝韩统一不仅是内部事务问题。两国在战略和安全领域分别依附于不同阵营:韩国与美国结盟,朝鲜则与中国保持紧密关系,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向俄罗斯。 朱宰佑对德国之声表示:“这些大国不会愿意为了实现朝鲜半岛统一而放弃各自的盟友,因为统一对它们而言同样涉及重大的战略问题。美国不会希望出现一个倒向中国的统一朝鲜;如果统一意味着美国可能把军队部署到中国边境上、也就是今天的朝鲜境内,中国就会抵制统一。这是双方都无法想象的局面。” 他认为,归根结底,朝鲜半岛目前的现状或许并不完美,却是维持地区稳定的最佳方式。 不过,他补充说:“十年之后,经济、社会和安全局势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我们永远不能把话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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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会如何威胁民主政治?政治学界早就对这个问题引起了警惕。 《中国民主季刊》将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家莎拉·克雷普斯(Sarah Kreps)和道格·克里纳(Doug Kriner)联合发表的论文《人工智能如何威胁民主》译介过来以飱读者: 以下是精彩选段: 生成式人工智能(AI)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推出仅一个月后,月用户量就达到了 1 亿,成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应用程序。与之相比,如今家喻户晓的视频流媒体服务 Netflix 用了三年半的时间才达到一百万月活用户。但与 Netflix 不同的是,ChatGPT 的迅速崛起及其潜在的利弊引发了广泛讨论。学生们是否能够使用,或者更准确地说,滥用这一工具进行研究或写作?它会让记者和程序员失业吗?它会不会像《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所说的那样,“劫持民主”(hijack democracy),通过允许大量虚假信息的输入,从而影响民主的代表性? 而最根本的(也是世界末日般的)问题是,人工智能的进步是否真的会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 新技术引发了不同程度和紧迫性的新问题和新担忧。例如,人们担心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产生新内容的人工智能——会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这种担心既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现实,也不一定是可信的。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的回形针场景(paperclip scenario),即一台经过编程以优化回形针的机器,会消灭阻碍其实现目标的任何东西,而这一场景尚未成为现实。 儿童或大学生是否将 AI 工具用作捷径是一个有价值的教学争论,但随着应用程序越来越无缝地集成到搜索引擎中,这个问题应该会自行解决。生成式 AI 对就业的影响最终将难以判断,因为经济是复杂的,难以区分出 AI 造成的就业损失与行业增长的净效应。然而,它对民主的潜在影响却是直接而严重的。生成式 AI 威胁着民主治理的三大核心支柱:代表制、问责制,以及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货币——信任。 生成式人工智能最大的问题在于它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产生大量内容,充斥着媒体、互联网和政治交流,轻则毫无意义的胡扯,重则虚假信息。对政府官员来说,这会削弱他们了解选民情绪的努力,威胁到民主代表制的质量。对选民而言,这威胁到他们监督当选官员的工作及其行动结果的努力,削弱了民主问责制。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下,合理的认知预防措施是什么都不相信,这种虚无主义与充满活力的民主背道而驰,也会腐蚀社会信任。随着客观现实在媒体话语中的进一步消退,那些没有完全置身事外的选民很可能会开始更加依赖其他经验方法,如党派偏见,这只会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和对民主体制的压力。 ------ 《人工智能如何威胁民主》全文下载: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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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粉恨麦康奈尔已经成了政治正确标配! 小宝高呼“老乌龟脑死亡”“RINO叛徒”“深层政府走狗”,恨得咬牙切齿。 结果呢? 川粉大多根本不知道他具体干了啥—— 就是因为其他川粉在恨,所以我也得恨。 这已经不是理性判断,这是部落仇恨仪式。 讽刺的是: 没有麦康奈尔当年力挺,川普2016-2020很多关键任命和政策都推不动。 这只“老狐狸”对特朗普是有实打实的恩的。 但现在? 只要川普一声“RINO”,川粉立刻集体翻脸,恨得比谁都狠。 “昨天还是恩人,今天就是叛徒”——川粉的忠诚,永远只忠于当下情绪。 川小宝继续表演吧, 恨就完事了,理由?不需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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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三权分立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是恶的,西方人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大公无私的人,为了预防人性之恶,他们设计出了一整套权力制衡体系。 美国政治制度里,最核心的一条逻辑,并不是寻找一个永远正确的领导者,而是假设任何掌握巨大权力的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候受到利益、欲望和权力诱惑。 这也是美国三权分立制度形成的根源。很多人第一次接触美国政治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国家要故意把权力拆开,让总统、国会、法院长期争论? 为什么不让一个效率更高的机构集中处理问题?美国建国者给出的答案很现实。 他们认为,真正危险的不是政府没有能力,而是政府拥有太多没有约束的能力。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召开时,刚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美国人,对权力集中有着非常深刻的警惕。 他们既担心中央政府过弱,无法维持国家运行,也担心未来出现一个权力过大的领导者。因此,美国宪法没有设计一个“英明统治者模式”,而是设计了一套相互牵制的结构。 国会负责制定法律,总统负责执行政策,法院负责解释宪法和法律。表面上看,这是三个机构之间的分工。 但更深层的含义,是让三个权力中心互相监督。总统不能随意制定法律,国会不能直接管理行政事务,法院也不能取代民选机构进行日常治理。 这种安排背后的思想,与18世纪欧洲政治思想中的“人性有限”理论密切相关。美国政治家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提出,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但现实中掌权者也是普通人,所以必须用制度限制权力。 美国最高法院这句话并不是简单地说人都是恶人,而是认为,人无法长期摆脱利益影响。 此前一个愿意自我约束的人,不代表未来所有掌权者都会如此。因此,制度不能建立在对个人道德的期待上,而要建立在对权力运行规律的判断上。 美国三权分立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总统权力始终受到其他机构限制。美国总统虽然掌握行政系统,拥有外交、军事和政策推动能力,但很多重大事项无法单独完成。 例如,总统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内阁成员以及大量高级官员,都需要参议院批准。国会控制财政,也是总统无法绕开的约束。 美国政府提出新的重大项目,需要资金支持,而联邦预算最终掌握在国会手中。总统可以提出计划,但如果国会不给钱,很多政策只能停留在文件上。 这种制度运行起来,经常显得缓慢。美国总统和国会之间经常出现争执,政府预算甚至可能因为政治分歧无法及时通过。 从效率角度看,这确实是一种成本。但支持这种制度的人认为,慢一点,总比错误决定无人阻止更安全。 因为他们担心,权力如果集中在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手里,即使最初目标良好,也可能因为缺少监督而出现问题。进入2026年,美国最高法院再次成为权力制衡讨论的焦点。 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学习资源公司诉特朗普案”等相关案件中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没有授权总统单方面征收相关关税。法院认为,涉及广泛经济影响的关税权力,不能仅依靠总统对法律条文的扩大解释来获得。 这场案件表面上讨论的是贸易政策,实际上争议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总统在面对国家紧急情况时,可以扩大多少行政权? 支持总统扩大行动空间的人认为,现代国际竞争变化迅速,行政部门需要更快反应。但反对者认为,如果总统可以通过“紧急状态”不断扩大权限,那么国会原本拥有的立法和财政权就可能被削弱。 最高法院的介入,就是美国制度设计中的一道保险。法院并不是为了替代总统或者国会做政策决定,而是判断权力有没有越过法律边界。 这正体现了美国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特点:没有哪个机构被认为天然可靠。总统可能受到限制,国会可能受到利益集团影响,法院也可能存在政治争议。 所以制度设计者选择的办法,是让不同力量相互竞争。有人批评这种模式造成效率低下。 美国很多重大改革,需要经过漫长谈判,不同党派为了选票和利益,经常陷入争论。但从另一角度看,这种争论也是制度运行的一部分。 因为如果所有决定都能快速通过,也意味着某一方拥有更强大的控制能力。美国政治文化中长期存在一种观念:权力越大,越需要被限制。 总统有民意基础,但不能因此突破法律;国会代表选民,但也不能无限扩大自身权力;法院拥有司法解释权,也需要受到宪法框架约束。这种相互限制,构成了美国政治运行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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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向全國廣大教師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節日祝賀和誠摯問候】在第四十二個教師節到來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向全國廣大教師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節日祝賀和誠摯問候。 習近平指出,長期以來,全國廣大教師認真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躬耕教壇、傳道授業,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習近平強調,新征程上,希望廣大教師牢記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大力弘揚教育家精神,涵養高尚師德師風,提升專業素質能力,努力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重視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在全社會營造尊師重教良好氛圍,匯聚起教育強國建設的強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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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这个话题,多聊一下为什么中国外汇管制越来越严格和谨慎。 基本上读过经济学/金融学相关的本科,都知道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相对稳定的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兼得。 CN在这三角里,最看重的是政策独立性,而且能明显看到近几年以来,在发力堵上一些口子之后,管制力度越来越紧。这个有一定的历史惯性。 历史上经过94汇改、05和15汇改对央行最大的一个启发在于,资本跨境流动管理不是一个简单的边缘性、临时性的危机管理工具,它应该放在整个宏观管理,作为日常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特别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让央行意识到资本账户的开放,的确会放大外部冲击。 如果更深层次去看,这跟经济体的结构也有关系。 一个是中国储蓄率很高(企业和个人),那么对应的就是资产配置的需求也很高。如果资本账户放开,自然会去找海外资产配置渠道,很容易形成单边冲击,资本外流的速度会非常快。 不是因为没钱,恰恰是因为钱很多。恰恰是没钱的穷国家,根本不需要外汇管制。 另一个则是我国当前金融体系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也就是银行为主,围绕银行的则是房地产、城投债、企业债务等。客观来说,承压能力非常一般。很容易会被汇率打穿。资本管制本质就是为了切断自我贬值的预期。 代价自然也是有的。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受控下的人民币国家化进度是非常慢的;另一部分导致国内金融市场的市场效率极低,过分依赖间接融资。 那么资本市场比如说A股,国内资产定价很难完全由全球资本共同参与形成。再叠加政策干预、产业导向和投资者结构不成熟,A 股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价格信号扭曲和资源配置能力不足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A股某些情况下会跟融资市非常像,而不是投资市。 不是说A股不值得投资,而是一个企业能不能获得融资、估值能不能抬高,并不完全取决于长期盈利能力,也和政策方向、产业导向、监管高度相关。 此外更为积重难返的问题则是,金融资源的流向问题,天然会去到抵押品充分、政府信用极强的政府部门,高增长阶段是没问题的,但是经济一旦进入低增长,债务沉淀和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也会急速增长。 这些年央行反复去讲提高金融配置效率,本质原因也是在此,但这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监管很容易既要又要,风险回报的基本判断会扭曲成对监管指标的达成。 于是产业周期和轮动的速度会显著加快,阶段性的反复过热,今天是新能源,明天是半导体,后天是Ai。 市场不能够持续惩罚低效公司,那么高质量的企业也很难拔尖。同时也会让监管难度急剧上升。 所以,从一个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在低增长阶段,结构和配置效率会比总量分析更有价值。这也就是路径的代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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