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所謂歷史《三國遺事》中最搞笑的一段——「《魏書》說道:從現在算起兩千年前,有一位名叫檀君王儉的人,在阿斯達建立國家,名稱叫做朝鮮,與高(堯)是同一時代。」
今編檢中國的《魏書》,無之。韓國人的解釋:那是你們自己弄丟了,我們看到的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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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董建華在利物浦大學畢業後,遵照父親的意願去美國歷練,當時父親對他說:「美國代表著未來的,所以盡量去了解未來是什麼樣子吧。」
後來,他回港繼承家業。
1995年的某個星期日,邵逸夫來到董的辦公室,用上海話跟他說,「我想你會成為特首」。董建華初聽不敢相信,後來更在接受香港報章訪問時說:「我過得好好的,為什麼要接受這挑戰?」
1997年7月1日,伴隨著「香港明天會更好」的頌歌,董建華宣布,「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正式開啟「港人治港」新紀元。
當時,董建華接手的香港自信滿滿,經濟取得非凡成就。但港人很快發現,香港歷史的新紀元將是一連串的困挫:1998年新機場啟用混亂;1999年拒絕起訴因貪污而遭到指控的星島集團主席胡仙;主動尋求人大釋法解決居港權問題;解散財政獨立、區域自治的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再到「八萬五」計劃、「自由行」、《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香港近乎每年都有出人意料的爭議事件。
最終,董建華在2005年宣布「腳痛」,黯然下台。
今日,香港再無董建華,而董建華時代的街頭吶喊,那五十萬人齊呼的「還政於民」,已是昨日的世界,一國兩制下「借來的時空」。
從滬商二代、英美留學工作、成為首位香港特首,到成立「中美交流基金會」,董建華的故事,敘說著中港、中美關係的矛盾與前世今生。
👉點擊連結,閱讀全文,端為你回顧,這位「中美擺渡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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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問梅西昨天12碼怎麼沒進?
冷知識:
巴薩隆那俱樂部歷史最佳攻擊線,也就是經典的MSN組合
梅西 蘇亞雷斯 內馬爾 三人素來不以點球見長
這話不是隨便說說,2015-16賽季,三人的點球命中率都只有50%,三人當年度各項賽事總計罰丟了10個點球
為了解決這種問題,梅西罰丟就把主罰權給蘇亞雷斯罰,蘇亞雷斯罰丟就讓給內馬,但大家都率續一直罰丟,最後甚至搞過點球配合戰術(點球不用射的,用傳的)
但這無法解決問題,後來乾脆給拉基蒂奇主罰
所以看到梅西這屆世界盃罰丟兩個點球也不要覺得很怪或怎樣,那確實不是他的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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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的聯邦眾議員,新一代民主黨領袖,非常被看好選總統的AOC,最近說Woke 1.0,即第一代的「覺醒運動」,有點瘋狂。所有人都說她這是為了選總統舖路,往中間靠,和過去的激進左派切割。我是不買單這種輕飄飄地改寫歷史,把責任甩到一邊的政治變色龍行為,而且「牛牽到北京還是牛」,這種社會運動起家、沒幹過什麼實事的傢伙,豈有一夜清醒的可能?
但我是想提一下Woke 1.0有多瘋狂,講我親身經歷的事情。大概是歐巴馬任期的最後,左派得勢,但看著川普的MAGA興起,有新的敵人出現,鬥志因此高昂,不斷地推動新名詞、新話語、新運動。有一次參加一個給大一新生的座談,學校的牧師主持,好些個高年級的學生,在台上分享大學經驗。一開始,牧師就介紹她自己,「我是直女cis woman」,女牧師在美國的各宗基督教派裡不稀奇,稀奇的是「覺醒」的牧師。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is這個用法,當然是不懂,但接下來就有學生一個個說cis man,cis woman,牧師大概是看在座老人聽眾一臉胡塗,她就解釋cis就是相對於trans,生理性別和性別認同不一樣,為了尊重變性人的權利,我們要在公眾場合初次見面,表達自己的性別認同,是一個尊重的開始,這世界太多恐變性人的自大、偏見,我們要先從正視這個不同開始。
非常冠冕堂皇的一段話,誰想當自大、偏見狂呢?多數人不會在意他人的性別認同,這種要求「必也正名乎」的宣言,看起來也只是麻煩,而不是問題。但覺醒左派,不是只要喊喊口號,他們要的是真實權力,要鬥倒反對他們意識型態的對手。對手是誰呢?保守派,信教很深的那種,一來有些宗教狂熱人士,真的很愛管人閒事,很討厭,二來,覺醒派也深知,在名稱或是廁所的議題上,吵一吵,保守派就會受不了,就會有過激行為,那覺醒左派就有藉口出征,就可以像紅衛兵一樣,開批鬥大會。多少知名或是不知名的人,在那一段時間,只是因為沒有表態或是表錯態,就被cancel,「身敗名裂」。
而且,就像紅衛兵鬥爭一樣,不要變成鬥爭犧牲品的一個方法,就是衝到最前面,取得最大的話語權,也許是希望不要變成被鬥的對象,也許就是好鬥的本性,越鬥越興奮,越起勁。
那場座談會讓我最吃驚的不是直男、直女的稱謂,而是有一個女生,介紹自己的時候,說她是醫生開過證明的「智障」,mentally retarded。What?我心裡大叫,這沒問題嗎?學校的標準已經降成這樣,醫生證明的智障也可以唸大學?又有哪一個醫生、醫院開智障證明?但聽她講話,非常正常,打扮也很漂亮的白人女生,為什麼要自稱智障?
史丹福大學說有近四成的學生,聲稱有身體或是心理障礙,需要考試或是住宿的特殊安排。這是很誇張的事,不是史丹福收了很多殘障,而是這些有錢人家的小孩,從小就要求特殊待遇慣了,找不到方法用特權,就用疾病的理由取得特權,考SAT有雙倍時間,學校考試可以進單人間特考,住不到單人房的宿舍,就拿醫生證明理直氣壯要單人房,進了史丹福名校,甜頭吃慣了,當然要繼續,不然怎麼比得過卷得很的亞裔學生?史丹福誰也不敢得罪,大門一開,就更多家長、學生要求特殊安排,真是一個向下沉淪的過程,原本都是那些白人有錢人在搞這種,現在也有許多亞裔懂這門道,能拿就拿,何必吃苦呢?
所以,也許那個白人女學生,不以為醫生證明的智障,是個不能說的禁忌,反正從小到大,都在用,大大方方地講出來,沒什麼。但我觀察她講的話,非常有「社會正義戰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的樣子,我判斷她應該是太投入覺醒運動,而她的身份背景,完全是階級敵人的模樣,既沒有LGBTQ,還是個白人,也許就是要取得身份認同的階級地位,所以說自己是智障?實在是太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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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外相坦承問題在日方 外交部:敦促日當政者傾聽和重視正義之聲】10月1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主持例行記者會。有記者問:近日,日本前外相、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訪華後表示,導致中日關係惡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應設法改善。日本國內也有聲音批評逃避歷史責任的做法導致日對華政策誤入歧途,呼籲日本政府正視並解決問題。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對此,毛寧表示,這些表態體現了日本國內有識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積極評價。正如他們所說,問題的根源和實質在於日本當政者的歷史觀、中國觀,出現嚴重偏差和謬誤,嚴重破壞中日關係政治基礎。這樣的局面不符合雙方利益,責任完全在日本一方。我們敦促日本當政者傾聽和重視國內正義之聲,正視問題的根源,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在台灣、歷史、對華認知的問題上切實反思糾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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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自語
我們究竟是在管制一種物質,還是在放棄一個人?
講到毒品,我其實還有一個疑問。對我來說,酒精也是一種很值得警惕的東西。它會影響一個人的判斷、反應和行動能力,有時候甚至會讓人失去控制,做出清醒時根本不會做的事情。抽菸也不是什麼健康的習慣,它會帶來成癮和長期的健康風險。
那為什麼酒精和香菸在許多社會裡可以合法販售,其他精神活性物質卻可能讓一個人直接背上犯罪的標籤?這當然不代表酒精和香菸沒有危害,也不代表所有物質都應該用同一套方式管理。它真正讓我好奇的是:我們今天對不同物質的法律分類,究竟有多少是根據它們的危害,又有多少受到歷史、文化、社會習慣和既有利益的影響?
這是另外一層問題。不能只因為酒精合法,就推論其他物質也應該合法;同樣地,也不能只因為某種物質被列為非法,就認為所有使用它的人都應該被當成罪犯。物質本身的風險、使用方式、成癮可能性、對他人的影響,以及法律應該如何介入,本來就需要分開討論。
但真正讓我感到沉重的,其實是《絕命毒師》。
我想到 Jane,也想到 Jesse Pinkman。
看這部劇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並不是只有「使用毒品的人」這一個身分。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感情、慾望和痛苦,也會期待未來能夠變得不一樣。可是當他們逐漸陷入毒品的影響時,那些原本還存在的可能性,開始一點一點縮小。
Jane 和 Jesse 在一起使用毒品的那段故事,尤其讓人難受。因為你看得到兩個人之間的感情,也看得到他們正在走向一個可能傷害彼此的方向。你知道他們的人生不必然只能這樣發展,可是你也知道,光靠兩個人相愛,並不一定足以讓他們擺脫成癮和痛苦。
而 Jesse 後來的遭遇,更讓這件事情變得複雜。他經歷失去、愧疚、恐懼和一次又一次的創傷。當一個人已經被生活壓到那種程度,毒品可能成為他暫時逃離痛苦的方法。這不表示毒品真的解決了問題,也不表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傷害自己。只是有時候,一個人當下想要的,可能只是讓痛苦暫停一下,哪怕他隱約知道,這個選擇可能讓明天變得更糟。
這裡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
我們很容易從旁觀者的角度說:「他為什麼不戒掉?」「他為什麼不做別的選擇?」「他明明知道這樣不好,為什麼還要繼續?」
可是,一個人知道某件事有害,和一個人在痛苦、依賴或成癮的狀態下,真的有能力停止這件事,中間存在很大的距離。理解這個距離,不等於替所有行為開脫,也不等於否定個人的責任。它只是提醒我們,人的選擇往往發生在特定的處境裡,而不是每個人都能站在同樣的位置上,冷靜地比較所有可能性。
有些人是出於好奇開始,有些人受到朋友影響,有些人只是沒有想清楚後果。也有人是在生活跌到谷底時,找到一個可以暫時麻痺自己的方法。最初可能只是一個看起來沒有那麼嚴重的決定,後來卻逐漸變成習慣、依賴,甚至變成自己已經很難控制的行為。
而當他終於意識到事情不對勁時,可能已經失去了一段關係、一份工作、一個原本可以走下去的人生方向。那時候再回頭看,他可能真的後悔了。可是後悔本身,不會自動把失去的東西還給他,也不會突然替他準備好一條可以走回去的路。
這就是我認為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如果一個人已經陷入這樣的處境,社會除了告訴他「你做錯了」,還能提供什麼?有沒有容易取得、負擔得起,而且不會讓人因為害怕被羞辱或留下紀錄就不敢求助的服務?有沒有人可以在他還沒有完全失控以前,協助他面對成癮、情緒和生活裡的問題?如果他真的需要戒治,離開機構之後,又有沒有持續的支持?
我們不能假設每一個使用毒品的人都想被救,也不能假設只要給予協助,每個人就一定會改變。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直接放棄他們。有人可能需要醫療,有人需要心理支持,有人需要離開原本的環境,有人需要很長的時間,才願意承認自己已經無法控制使用行為。制度真正困難的工作,就是辨認這些差異,並且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相應的協助。
這也讓我重新思考,為什麼我們總是很容易把法律處罰當成一種答案。
把一個人關起來,確實可能暫時限制他的行動,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保護其他人。但如果我們期待隔離本身就能讓一個人改變,那就得進一步問:他在裡面究竟獲得了什麼?他出來之後,原本讓他陷入困境的原因還在不在?他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被處理,那麼刑罰結束了,人生裡的問題卻可能還是原封不動。
我並不是說法律不重要,也不是說每個人都不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我想說的是,責任和協助可以同時存在。保護社會與幫助使用者也不一定互相排斥。對販運、剝削和傷害他人的行為,我們可以討論適當的執法;對有成癮問題的人,我們也可以認真思考怎麼治療、怎麼降低傷害,以及怎麼讓他重新建立生活。
回頭看《絕命毒師》,老白的角色也讓我想到另一件事:製造毒品、從中獲利,和親自使用毒品,是不同的行為,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動機和後果。不能因為一個人沒有親自使用,就忽略他對其他人的影響;也不能因為另一個人使用了毒品,就把他整個人簡化成那個行為。
我們需要看見每個人在這條鏈條上做了什麼,也需要看見他們的選擇如何影響其他人的生命。
所以,我最後想問的不是大麻一定該不該合法,也不是所有毒品都應該怎麼處理。
我更想知道的是:當一個人第一次做出可能傷害自己的選擇時,我們有沒有機會讓他理解後果?當他開始失控時,有沒有人可以介入?當他終於後悔時,這個社會還有沒有一條路讓他走回來?
因為很多人生的悲劇,並不是當事人從一開始就決定要毀掉自己。有時候,他只是做了一個當下看起來可以接受的選擇,接著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直到有一天,他才發現自己已經走得太遠。
而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能不能在那一天到來以前,讓他有機會停下來。
一個人做錯選擇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討論他應該承擔什麼責任。但如果我們只會在他跌倒之後判定他有罪,卻沒有能力在他還有機會改變的時候提供幫助,那麼我們究竟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在等待下一個人走到同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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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ation Heatmap 的實用性真的被高估太多了。
現在很多人看圖看到某個價位有一大片 liquidation cluster,就直接解讀成「價格一定會去掃這裡」。
但圖本身就有很多的假設成分。
大部分 Liquidation Heatmap 的做法,是根據市場上的成交歷史,套入一組假設的槓桿倍數,比如 5x、10x、20x、30x、50x,去反推出這些成交後的倉位「可能」在哪些價位被清算。
所以你看到的 liquidation cluster,並不代表那裡真的躺著一模一樣數量、等著被爆掉的倉位。
中間有太多變數了。
這些人可能早就 TP 了,也可能已經止損離場。
有人會加倉、有人會減倉,有人會補保證金,只要倉位大小、保證金或平均成本改變,liquidation price 就會跟著移動。
時間拉得越長,這種誤差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 Liquidation Heatmap 最有參考價值的區間,大概就是最近 24 小時到 3 天。
再往上看到 7 天、30 天,甚至拿幾個幾個月前的 liquidation cluster 當成現在的「磁鐵價位」,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Liquidation Heatmap 可以拿來當短期市場結構的輔助資訊,但在交易體系中不應該佔太大成分,因為很容易產生一種假的確定性。
價格上下方,永遠都會有 liquidation cluster。
漲了,可以說是先掃上面的空單。
跌了,可以說是先掃下面的多單。
先跌再漲,可以說先掃多再掃空。
先漲再跌,也可以說先掃空再掃多。
怎麼走都有一套事後解釋。
無論市場怎麼走都能解釋,而且很難事前證偽,這就不是分析工具了,就是純玄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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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發言人毛寧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聯大第2758號決議鄭重確認了一個中國原則,該決議明確規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從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徹底解決了包括台灣在內全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明確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只有一個,不存在“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
毛寧說,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今後也絕無可能。賴清德當局肆意歪曲聯大第2758號決議,再次暴露其“台獨”分裂本質,其謬論改變不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和法理事實,撼動不了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的穩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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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革命發生後,革命勢力都會忙著輸出革命,因為革命不但破壞了國內秩序,也改變了國際政治,一方面革命的意識型態經常讓革命家充滿使命感,需要把「好東西」和世人分享,另一方面,外國勢力經常「反動」,極欲恢復舊有秩序,因此對革命家來說,外國勢力是危險需要對付的目標,輸出革命,是為了製造對革命安全的環境。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斷裂歷史的大事,因此輸出革命和保守反動的鬥爭,驚天動地,拿破崙戰爭打了近二十年。然後是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規模及影響,不下於法國大革命,到現在,我們都還在體驗這個餘震。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47年了,伊朗的神學政權一直是驅動中東騷動及全球政治的重要角色。許多人不知道,卡特的大衛營協定,算是解決了以阿衝突,如果不是伊朗,之後的美國,根本不用捲入這麼多的衝突。
但我要講的是這個輸出革命的心態,對這些革命起源國家的影響,尤其是共產革命。如果你戴上了意識型態的眼鏡,你看的世界從此不一樣,你以為不再「被唬弄」,你覺得「看清了世界運作的方式」,但你也「容不下其它的觀點」,當世界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世界的運行都是靠階級鬥爭的時候,你如何心平氣和的看這世界?永遠都有不公不義,永遠都不可能享受繁榮富裕,因為朱門永遠酒肉臭,路上永遠有凍死骨。然而當你的無產階級專政了,財產都公有化了,為什麼人間天堂還沒來?為什麼外面的資本主義邪惡世界,歌舞昇平,他們不是該失敗了嗎?怎麼他們又有車、又有房、還有手機?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這一定有原因,一定不是我們的革命理念出了問題,一定是有敵人在破壞我們,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一邊破壞我們的發展,一邊還要假裝幸福快樂,邪惡地不得了,我們只能加強防備敵人,找出內部的反動份子,那些和外國勢力勾結的壞份子,一再鬥爭,一再肅清。
一旦了解了共產黨的「外敵理論」,我們就可以解釋共產黨的一些,我們外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行為。為什麼共產黨明明已經用高牆把世界擋在外面,但又不斷地滲透民主國家,搞大外宣、搞假消息戰、買通間諜?因為他們還在對抗外部敵人,還在相信社會主義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所以他們還是要輸出革命,為了天國到來,只能不停地鬥爭。因為是和強權鬥爭,所以沒有任何道德的底線,「結果合理化了手段」,偷搶拐騙,沒有關係,因為敵人更壞。
而輸出革命、抵抗強敵的這些心態,也讓我們可以預測出一些共產黨的未來行為。史達林一直要到希特勒把軍隊開到邊界,打了第一發子彈,才相信希特勒不能被收買,這一仗一定要打,不然,史達林死活都不願意放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共產黨的不安全感,讓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隨時都處於「求生存」的模式,為了存活,他們不會輕易開啟戰爭,他們可以移山倒海,但就是不要挑戰強權。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要相信社會主義是別人害的才不能成功,所以要炮製一個外敵來破壞革命,而為了要強化這個威脅,不得不把外敵變成無所不能,時間一久,自己也相信外敵的強大,所以不敢輕易言戰。這是我一貫認定共產黨不會打台灣的重要原因。
這個「求生存」的心態,也注定了和共產黨的聯盟,永遠都是脆弱而不可靠的。習近平願意一直挺普丁下去,「友誼沒上限」,不是因為他重情重義,而是中俄幾千里的邊界,如果邊界的另一方,變成了親西方的國家,那就是共軍得派重軍駐守的邊界,就是得從台海分兵的不良發展。這也是季辛吉當年分裂中蘇同盟,接近中國,而讓蘇聯害怕的同樣原因。但伊朗和中國的關係,不能與俄羅斯同日而語,如果為了生存,把德黑蘭出賣來換取中東的石油利益,那是可能發生,而且就會很快發生。在「強敵」川普的威脅下,中國暫時作小伏低,那是說得過去的,說實話,讓伊朗擁核,對中國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伊朗因為群龍無首而無法向美國投降,導致波斯灣問題無法解決的困境,將會因為習近平放棄德黑蘭,而得到一個快速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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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一季經濟成長率超過13%,是1980年代以來的最高紀錄,我們這種經歷過經濟起飛大家樂年代的人,都以為不會再看到這個榮景,所以看到這個結果,感到非常不可思議。在世界的歷史裡也少有進入已開發經濟的國家,還可以有這樣的成長率。我有幾個觀察重點。
第一,很多人都說台灣運氣好,搭上這波AI的順風車,我說不是運氣好,而是台灣一直都選對陣營壓寶。從國民黨來台之後,台灣因為全球戰略的關係,一直採取「親美」的國策,蔣介石靠美國保護而得以偏安,蔣經國搭上出口美國的大潮,創造了台灣第一次的經濟奇蹟。民進黨因為反共而親美,自然不用說,但除了馬英九要把台灣綁進中國的那幾年外,其它的國民黨政策也都是親美的。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的二十年,台商瘋狂投資中國,那也是親美的政策造成,台商去中國蓋工廠,因為要賣產品到美國,因為要幫美國公司生產,所有的終極目標都是對著美國,連台積電都是美國人張忠謀成立的。美國巨大的商業市場,自由的經濟,加上法治的人權保護和發達的金融市場,得以一再地創造新科技,一再地把生產力提升帶來的繁榮富庶,帶給美國及親美陣營。親美的國策,給了勤奮、聰明的台灣人一個發達的機會,那不是是運氣。光憑這點,台灣花再多錢買美國武器都值得。
第二,一如1980年代的大家樂瘋狂,一旦台灣人發財了,各式各樣的泡沫,就會出現。但這一次不一樣的是,台積電帶來的「雨露均霑」溢流效應,還連帶地促進了股票市場的發達,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不同於1980年代之處。當台灣人在1980年代發財了,台灣人的理財方式相當受侷限,因此有些熱錢跑去炒消費品,跑去玩大家樂、六合彩,但更多的錢是進了銀行或是買了房產。銀行和房地產市場,對國家來說,都是比較差的儲蓄資源分配方式,因為相信「有土斯有財」,所以台灣人不但有超高的房屋自有率,還把房價炒到年輕人買不起房子。而銀行的保守放貸方式,也限制了資金流向新興科技業。因此,當台積電的高股價、高市值、高全球知名度,把一般不買股票的台灣人也吸進台股後,台灣的股票市場,變成一個更好的儲蓄及資源分配管道。當然,股市相對變得重要,也代表股市的榮枯,會是民心及政府執政的重要經濟指標,如何處理熊市時的低盪,也會是執政者未來的考驗。但總的來說,讓自由的股市來運用台灣人的儲蓄,是比讓銀行或是房市來吸納,更有效率。
第三,經濟成長帶來的財富及稅收,可以解決很多的政治問題,但執政者能不能抵抗亂花錢買票的民主壞習慣,變得相當重要。因為有高經濟成長的政府,很容易像中了彩券的個人一樣,把錢隨便就花掉,甚至花在需要長期供養的習慣上,那就會造成長期的問題。台灣因為一直有中國威脅及外交孤立的問題,在財政上比一般國家來得小心,但是還是得防範左派的正義魔人試圖綁架政策,「錢那麼多,福利多一點有什麼關係?」。大體來說,如果要花錢,要花在投資,而不是是消費。所以如果要在「加發失業救濟」和「提高基本工資」之間選一個,要選提高基本工資;如果要在「住房補助、社會住宅」和「捷運基建」之間選一個,要選「捷運基建」;如果要在「育兒補助」和「老人健保免費」,要選「育兒補助」。選未來,而不是買選票,保留經濟彈性,而不是綁住僵化的福利制度,就是一個比較理性的選擇。
台灣的問題很多,極待處理,但我想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會想要有台灣的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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