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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想当年,中原战乱不休,每一次王朝动荡,中原百姓、世家大族都会义无反顾南迁,核心原因藏在江南地形里,宋朝、东晋、南明都依托江南续命。很多人以为江南的安全感来自长江天堑,其实真相完全相反。 真正的护城河在那片被切得支离破碎的丘陵和密的像迷宫一样的水网里,一切早已被地里注定。 所以今天我们来讲。 江南丘陵东起武夷山、天目山,西到雪峰山,南抵南岭,北至长江。东南西三面全被山夹成了天然防火墙,北面用长江兜底,整片区域就是一个地理层面的天然堡垒。 但山是死的,真正让北方铁骑崩溃的是被切割成碎片的丘陵。 江南丘陵看着不高,相对高度不到100米,但它的致命之处在于穗,一座小山包连着一座小山包,中间穿插着无数条河,数不清的湖。 光是太湖流域,水域面积超过6000平方公里,河道总长度12万公里,相当于绕着地球赤道跑三圈。平原地区每平方公里就有3.2公里的河道,这意味着什么? 北方骑兵进了这片区域,就像一台超级跑车开进了泥浆地,马力再大没用,轮子一直在打滑,不知道下一条河在哪儿等着你。 南宋初年,金兵追着赵够大,从开封一路追到宁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史书叫搜山减海精。 无数代的铁浮图,也就是金国最精锐的重装骑兵,在中原平原所向披靡的顶级兵团,一到江南水网地带直接被卡死,骑兵跑不起来,聚不了力,后勤车队被河道切成碎片,而南宋水军却能在弯弯绕绕的河道里突然窜出来,打完就跑。 金兵最后只能被迫北撤。 说句暴论,江南丘陵加水网等于在冷兵器时代给中原装了一套系统层面的bug,不是北方不够强,是这套地形底层代码天然克制,骑兵你改不了。 更绝的是,长江防线本身也不是一道墙。 很多人以为长江就是一条河,北方军队到了江边造个船就能过,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在那个没有大型工程机械的年代,千军万马想过长江首先得造足够的战船,但你不能在北岸造,江南水军就在对岸死盯着,船厂还没盖完,就被一把火烧了。 南唐李玉就是反面教材的集合体。 宋军在京南造了三年船,情报送到他手,他愣是不敢派兵去烧。 最后宋军架起浮桥渡江南,唐亡了,再说个更致命的长江防御体系,真正的索要不在长江本身,在襄阳,襄阳控制着汉江,汉江直通长江,丢了襄阳,长江防线就被撕开一道口子。 南宋拼了六年在襄阳死磕蒙古大军,那是真正的国运之都。 襄阳一丢,南宋的灭亡就进入了倒计时,这就是江南防御真正的逻辑,它不是一层墙,是淮河做第一道缓冲带水网,丘陵做第二道绞肉机,长江做最后的闸门,层层叠加成一道地理层级的系统防御链。 历史上三次衣冠南渡,就是这套防御链被验证了三次。 公元311年,永嘉之乱、五胡乱华、西晋灭亡,中原氏族拖家带口渡过长江,在建康,也就是南京建立东晋,华夏文明第一次在江南这个天然服务器上完成备份。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北方再次陷入战火,大批世人南迁南唐,在江宁建都,江南第二次启动备份程序。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赵构渡江南逃,在临安建立南宋。 这一次南迁的人口据记载在150万到200万之间,直接改写了中国的人口和经济版图。 到南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决定性的事情,江南这片不算大的平原区域养活了全国22%的人口,但承担的曹梁却占了全国总量的82%。 当时有具语叫苏湖熟天下足,苏州和湖州的稻子熟了,全天下就不缺粮。 经济重心不是慢慢难移的,是被三次难度硬生生推过,一次就南移一段,到南宋彻底完成了。 这才是江南丘陵藏的最深的秘密。 它不只是一个躲战乱的避难所,它是华夏文明的系统备份盘。 每一次北方大地被战火烧成焦土,长江以南的丘陵就自动启动地理层面的容灾机制,把人口、技术、文化典籍原封不动存下来,等中原恢复稳定了再传回去。 钱穆先生说过,东晋南渡长江流域所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 但话说回来,江南丘陵这套系统成就了华夏文明的韧性,也暴露了一个更致命的问题,三面环山,一面靠江,整个内陆山河格局把中国牢牢焊在陆泉文明的坐标系里。 而这片区域的东边,从北到南18000公里的海岸线,在此后数百年间,却始终没能成为中国走向大洋的跳。 这就是江南丘陵的地缘真相,看懂了破碎丘陵和水网如何给华夏文明造了一道天然防火墙。 我们依然看不懂,为什么拥有如此漫长海岸线的文明,却始终把目光锁在内陆。 山河步步为局,历史环环相扣。 看懂华夏千年宿命链,看得懂地形,才看得懂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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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還在台灣上班的時候,去馬來西亞看過一次子公司,已經超過二十五年了,有些事記憶很深刻,但現在的馬來西亞當然不一樣了,所以很可能已經不是我記憶裡的馬來西亞。子公司總部在吉隆坡,KL的機場在那時很新很漂亮,但在機場接機的馬來西亞人,穿著卻和環境和不搭配,完全和韓國相反,金浦機場很破舊,但韓國人很光鮮亮麗。當然,我們知道硬體的進步,可以很快,只要有心,也很容易,所以仁川機場一蓋好,KL就比不上了。 吉隆坡的子公司,狗皮倒灶的事一大堆,華人同事要爭搶業績,弄到找印度人來黑巷裡偷偷打人。財務爛帳一大堆,公司文化老舊不堪,性別歧視嚴重,總經理在飯局裡吃我們總公司同行同事的言語豆腐,可惜老總不知道他惹到什麼人,因為這個吃豆腐,後來掉了工作。吃完海鮮酒樓的大餐,男同事就被一車載去酒家,在一堆女陪侍中,猛灌酒,完全是惡質的吃公款文化。第二天享受完飯店的早餐buffet,這可能是我看過最誇張的早餐,我連滾帶爬地上飛機,去了檳城。 檳城在印度洋邊上,華人很多,海灘很長很漂亮,所以很多白人在檳城渡日子。子公司的經理Peter,和KL那些鳥業務,完全是不同文化的人。Peter在台北的時候,我帶他去星巴克買咖啡,他看到這麼多人在星巴克讀書,非常不以為然。所以我到檳城,他沒帶我去星巴克,他帶我去文昌廟!文昌廟裡有圖書館,裡面滿滿的都是華人子弟在讀書,Peter很得意地告訴我,「這才是讀書的地方」。 Peter沒帶我上酒家,也沒吃高級館子,只有我一個人飛檳城,所以一對一的相處,蠻好。Peter中午叫麵到辦公室給我們兩個人吃,一邊吃,一邊談公事。送麵的拿來的是那種傳統的木提盒,沒有什麼免洗餐具,彷彿一下時光倒流幾十年。又是文昌廟,又是木盒打菜,真是「禮失求諸野」。黎智英以前寫過,因為有錢的華人人口沒有像香港那麼多,高級餐館在檳城這種老華人聚居的地方做不起來,東南亞的真正好吃中餐,通常都是大戶人家裡長期聘用的大廚做的,你要讓人帶進大宅裡,才有機會吃到名菜。可惜Peter只是個打工的經理,也沒機會帶我去見識老錢豪門,但檳城因為Peter的關係,讓我印象極好,只是兩個男人一起在海邊散步,有點好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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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1949 年的上海,赫赫有名的商人丁永福,把自家的洋房全賣了,換成了美金。旁人都說他傻,他卻拿著這筆錢,扭頭買了六張去美國的三等艙船票,頭也不回地走了。 丁永福在上海經營棉紗和百貨生意二十餘年,南京路的兩間臨街鋪面是他打拚半生的根基,法租界的三層洋房是他給家人置辦的安穩居所,在滬上商界,他也算小有名氣的實業商人。周圍的街坊、生意夥伴全都無法理解他的舉動,時局交替的關口,房產是最保值的資產,美金匯率隨時可能浮動,放著殷實的家業和舒適的生活不要,偏要換幾張漂洋過海的廉價船票,所有人都認定他是被時局嚇昏了頭。 沒人知道,丁永福並非衝動行事,他提前半年就通過海外華商和往來滬港的商船,摸清了時局走向。他親眼見過身邊家底豐厚的私營商人被無端盤查,也聽聞不少工商界人士因資產問題身陷困境,他清楚留在上海,自己的產業和家人都會面臨無法預估的風險。他反覆權衡後認定,只有離開故土,帶著家人去往局勢穩定的海外,才能保住一家人的性命和基本生計。 賣洋房的過程十分順利,買家是上海本地的綢緞商,對方多次勸說他留下房產,稱洋房是不可再生的硬通貨,就算時局變動也不會有太大損失。丁永福始終堅持全款收取美金,他深知當時的本土貨幣信用崩塌,只有美金能在海外通用。拿到錢款後,他立刻前往輪船公司購票,彼時前往美國的高等艙位早已被權貴富商預訂一空,僅剩三等艙還有餘票,他沒有絲毫猶豫,直接買下六張,剛好適配他、妻子和四個孩子的出行需求。 家人對此極度牴觸,妻子整日以淚洗面,指責他拋家舍業,讓一家人放棄優渥生活去異國他鄉受苦;四個孩子捨不得熟悉的家園和玩伴,整日哭鬧不止。丁永福沒有過多辯解,只是默默收拾行李,只攜帶換洗衣物和必備生活用品,家中的古董字畫、金銀細軟全部留在洋房內,他清楚這些貴重物品無法攜帶,也沒必要為了身外之物耽誤行程。 出發當日,上海港碼頭人頭攢動,逃難的百姓、急於離境的商人、維持秩序的軍警混雜在一起,場面混亂擁擠。丁永福緊緊牽著最小的孩子,讓妻子帶領另外三個孩子緊隨其後,攥緊船票和裝著美金的皮夾,艱難擠過人群登船。三等艙的條件極為簡陋,狹小的艙室擺滿上下鋪,空氣里充斥著海水腥味與汗味,床板堅硬硌人,每日伙食只有干硬的麵包和淡水。 海上航程共計二十三天,丁永福幾乎未曾合眼,一邊照料哭鬧的孩子,一邊安撫情緒低落的妻子,手中的美金分文不敢亂花,僅用於購買家人必需的飲食。他時常站在甲板上眺望大海,心中對未來並無十足把握,但他始終堅信,留在上海的風險,遠大於異國漂泊的艱難。 抵達舊金山港口時,一家人早已疲憊不堪,因語言不通,入關流程耽擱了近兩個小時,幸好他提前聯繫了遠房堂叔,堂叔在唐人街經營小餐館,專程開車前來接應。最初的生活極為窘迫,一家人擠在唐人街一間十平米的小公寓內,丁永福放下上海富商的身段,每日凌晨前往批發市場進貨,在唐人街擺攤售賣華人常用的日用品與調味品。 他從零學習基礎英語,面對本地商販的排擠與刁難,始終隱忍退讓,靠著誠信經營和實在的價格,慢慢積累了固定客源。半年後,他用剩餘美金租下一間小鋪面,開設華人雜貨鋪,生意逐漸步入正軌。 三年後,丁永福收到上海舊友的來信,信中提及,當年勸說他留房的綢緞商資產被全部沒收,洋房收歸公有,本人被下放至郊區勞動;眾多留在上海的商界同行,要麼失去全部產業,要麼流離失所,曾經人人艷羨的房產與家業,最終都化為泡影。 丁永福看完信件,只是默默將其收好,並未向家人提及太多。他的雜貨鋪後來逐步擴張為連鎖超市,四個孩子都在美國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各自成家立業。晚年時,他坐在自家的獨棟小屋內,向孫輩講述當年的抉擇,他說自己從不是聰明人,只是懂得在變局中守住底線,家人的平安,遠勝於洋房、財富等所有身外之物。旁人眼中的愚蠢,不過是他藏在心底的清醒,他從未後悔賣掉洋房、遠渡重洋,因為他用看似決絕的選擇,給了一家人安穩活下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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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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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与天空的浪漫邂逅|日落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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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铁还得继续修,2024 年末有 896 公里,2030 年要到 1642 公里,2035 年达到 2200 公里,新增部分大多是连接郊区的市域铁路。 杭州、成都、深圳都砍了线路,上海没砍;他给出的理由是上海体量大,5.4 万亿 GDP 撑得住,而且郊区线可以走地上,成本能省一半。 拿东京做对标:东京都市圈有 3700 万人、轨道 2700 公里,上海都市圈才 1700 公里;结论是上海的问题在于规模太小,并非规模太大。 东京房价低约 30%、工资是上海的 1.8 倍,但东京的持有和售出成本高,上海这边则相当于一次性收了 70 年税。他的结论是,顶尖国家就该有顶尖资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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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是月淌过夜晚的银缎 摄影/@misscc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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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協會原副會長王在希:台胞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獻策,證明統一腳步聲越來越近】第十二屆中華文化論壇10月29日在京舉行。海協會原副會長王在希接受中國新聞網燕新台工作室採訪時表示,台灣同胞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獻計獻策、提供見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他指出,越來越多台灣同胞關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反映出大家開始思考統一後台灣怎麼辦的問題。王在希認為,這並非偶然,而是因為大家都認識到“台獨”行不通,統一是必然趨勢,而且統一的腳步聲越來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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