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印度教育部長普拉丹在社交平台X發表辭職聲明。他表示，「鑑於簡塔曼塔天文台和全國各地的情況，為了防止反國家勢力利用局勢……我已向總理遞交辭呈。」隨後，政府召開記者會，宣布接受抗議者提出的改革考試制度等主要訴求。 消息傳出後，在首都新德里街頭抗議多日的學生們歡呼慶祝。40度的高溫天氣下，指定抗議集會場地簡塔曼塔的揚聲器播放起印度國歌，年輕人載歌載舞，高喊「Jai Hind」（印度必勝）。「年輕一代來了，」一名抗議者對BBC表示，難掩激動心情，「我沒想到政府會這麼快向人民低頭」。這場持續數十日的青年運動，至此取得階段性勝利。 領導抗議的運動組織「蟑螂人民黨」隨後宣布結束示威。這個最初源自網路迷因的印度學生團體，如何因一場醫學院入學考試洩題事件，發展成席捲印度多座城市的Z世代社會運動？ 請點擊連結，閱讀全文：

【中國政府發布關於全球治理的白皮書】為介紹中國關於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議和行動，更廣泛凝聚國際社會共識，更有效應對全球性挑戰，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6月17日發布《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國的理念、倡議與行動》白皮書。 白皮書指出，全球治理是關乎人類福祉的共同事業，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是各國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願景。中國始終是全球治理的積极參与者、貢獻者和建設者。新時代以來，習近平主席歷史性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主張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2025年，習近平主席鄭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議，為解答“構建什麼樣的全球治理體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時代命題提供了中國方案。 白皮書說，全球治理倡議一經提出，迅速得到近16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支持響應，60多個國家踴躍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組”。國際社會認為，全球治理倡議發出了高舉多邊主義旗幟、匯聚團結力量、追求公平未來的明確信號，順應了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時代潮流，提振了國際社會踐行多邊主義的堅定信心，給出了完善全球治理清晰可行的路徑方案，為動蕩不安的世界注入寶貴的穩定性和正能量。 白皮書指出，中國提出全球治理倡議，旨在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落實全球治理倡議，最根本的是堅定維護聯合國的權威和地位，最關鍵的是大國展現責任擔當，最需要的是各國團結合作，最緊迫的是彌補和平與發展赤字。必須毫不動搖地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而不是另起爐灶。 白皮書共2萬余字，除前言、結束語外分為五個部分，分別是：當今世界面臨嚴峻複雜的危機挑戰；全球治理倡議為破解難題提供時代答案；推進全球治理事業的中國貢獻；引領變革方向，邁向光明前景；在歷史演進的重大關頭攜手前行。

欧盟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周一在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后表示，目前欧盟与中国出现的巨幅贸易逆差是不可持续的，他希望双方在今年10月能就此找到解决办法。 他表示，欧中双方还讨论了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并对中国保证稀土管制不会扰乱欧盟供应链表示了欢迎。

以太坊基金会支持部门解散 多名以太坊基金会成员发文确认，Protocol Support @EFprotocol 团队已经解散。这个部门成立于2021年，主要负责协调以太坊协议开发流程，连接客户端团队、研究人员、EIP 作者、基础设施提供商和社区成员，包括组织 AllCoreDevs 核心开发者会议、跟踪网络升级进度、推动测试网部署、协助 EIP 进入讨论和实施阶段，并向社区解释每次硬分叉需要完成的准备 团队成立后，很快参与了 Berlin、London 和 Arrow Glacier 等升级，并通过 Rayonism、Amphora、Kintsugi 等测试网，为以太坊合并做准备。2022年 The Merge 推进期间，Protocol Support 承担了大量会议组织、测试协调和社区沟通工作，帮助以太坊完成从 PoW 向 PoS 的切换。此后，团队继续参与 Shapella、Dencun、Pectra 等升级，同时将早期的核心开发者学徒计划发展为 Ethereum Protocol Fellowship，培养协议研究和客户端开发人才 此次解散发生在以太坊基金会新一轮组织改革之后。6月23日，基金会宣布裁减 54 名员工，并将内部架构重新划分为协议层、接入层、用户层、社区层和机构层等业务集群。原先集中在一个部门内的升级协调、核心开发者会议、EIP 支持和人才培养工作，预计会被拆分并归入新的 Protocol Layer 及其他团队 Protocol Support 这一名称虽然退出历史舞台，它过去承担的工作仍是以太坊持续升级历史过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周二（6月30日）中国贸促会举行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 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表示，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中欧工商界互动频繁、合作成效显著，且合作意愿日益增强”。 报告指出，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的供应链合作。但受访企业同时也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 在欧洲运营的中国企业主要关注欧盟境内数字经济、金融业及绿色经济领域。 在数字经济方面，50.6%的受访中国企业认为欧盟的监管与治理框架较为完善，47%的企业认可欧盟数字市场的巨大规模。在金融领域，64.5%的受访企业认为欧盟资本市场高度国际化，54.8%的企业认可欧盟在可持续金融方面的丰富经验。在绿色经济领域，受访中国企业普遍看好欧盟绿色产业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指出，繁杂的相关法规显著推高了外国企业的市场准入成本与运营成本，特别是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实施，企业的运营开支与经营不确定性均有所增加。 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本周一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会谈。谢夫乔维奇表示，双方启动了新的贸易与投资磋商，旨在化解更广泛的贸易冲突。 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中欧启动的这项贸易与投资磋商框架下，双方打算寻求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应对当前的挑战。 欧中双方计划就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限制、知识产权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具体工作。 谢夫乔维奇指出，贸易关系需要变得更加平衡。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而欧洲企业在华市场份额却在萎缩。他表示，这种趋势不可持续，维持现状绝非长久之计。

EF Protocol Support 发推表示，以太坊基金会协议支持（Protocol Support）团队已解散。该团队主要负责协调以太坊协议开发流程，包括组织和协调核心开发者会议、跟踪网络升级进展、支持 EIP 推进、运营 Ethereum Protocol Fellowship（EPF）计划，以及提供教育、社区和基础设施协调支持。此次调整是以太坊基金会近期组织架构改革的一部分，基金会近期已出现多项团队及人事变动。

邓聿文认为，中共“元老政治”经历了四个阶段，是哪四个阶段呢？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邓聿文《从“打天下”到“守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中共“元老政治”的兴衰轨迹： 第一阶段（1978–1992），可称为巅峰期，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薄一波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元老依靠革命功绩、军队控制、人事网络和历史叙事权，牢牢把握对最高决策的裁决权。这一时期，元老不仅能在重大路线问题上定向（如确立改革开放），还可以在政治危机中直接废立最高领导人（1980 年胡耀邦上任，1987 年胡耀邦下台，1989 年赵紫阳被免职）。邓小平虽不担任总书记或国家主席，却能凭借军委主席和最高威望地位主导党和国家方向。这是元老政治的绝对巅峰。 第二阶段（1993–2002），可称为余威期，随着邓、陈、叶等人相继去世，第一代元老的影响力虽然衰减，但薄一波、万里等老一代革命元勋的余威还在。与此同时，姚依林、宋平等做过政治局常委的老同志接过“退休影响力”的位置，他们已不再具有“打天下”一代那种革命合法性，虽仍能对高层人事安排和政策方向施加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协商、建议和幕后运作，而非邓小平时代那种拥有最终裁决权的元老政治。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通过1992 年废止中顾委，将老同志影响制度化的平台取消，标志着元老政治的制度性弱化开始。 第三阶段（2003–2012），可称为延续影响期，这一时期，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代革命元老已基本退出政治舞台，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新元老”，在退位后对胡锦涛时期乃至习近平前期的高层人事和政治运作仍保持了相当影响力。与此同时，宋平等老干部仍保有一定象征性权威。与邓小平时代相比，这种影响已不再建立在革命功绩和最高裁决权之上，而更多依赖退休最高领导人的资历余威、派系纽带和人事残余，例如所谓江派。它仍能影响高层权力分配，却已难以公开、直接地决定最高政治路线。 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可称为“边缘与象征化时期”。 习近平上台后前两年，人事和政策还受到退休元老的干扰，但他通过反腐运动、政治整肃、军队改革和组织权力上收，大幅压缩了他们影响政治的空间。军队系统整编切断了既有军事人脉，干部任免高度集中于核心手中，舆论与意识形态控制也使老同志公开发声几乎失去现实渠道。在这一格局下，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退休高层在现实权力结构中已明显边缘化，其政治功能主要限于礼仪性出席重大活动和象征性存在。所谓“元老反习”的传言，更多是对历史经验的想象性投射，而非现实政治的再现。 ------ 毛泽东去世后的“元老政治”是怎么兴起的？有哪些特点？对后来改革开放有什么影响？“元老政治”又是如何发展的？“元老政治”是怎么解体的？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从“打天下”到“守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朱镕基总理去世 不仅铁腕 朱总理的历史分量，来自改革的规模、速度与代价 朱镕基，1928年10月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曾任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至2003年任国务院总理 任内推动财税、金融、国企、住房与社会保障改革，主持完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 这些改革重塑了中国经济，也伴随着大规模职工下岗等转型阵痛 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朱镕基的语言也是雷霆万钧的力量，找到了几句 1/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我就很满意了 3/ 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 他把最难的改革扛在肩上，也把最硬的话留在时代里 功过交给历史，担当已写进历史 朱镕基总理，一路走好

#一周新闻回顾#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12日病逝，享年98岁。朱镕基在1998年至2003年担任总理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并主导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不过，朱镕基任内的一些改革措施也存在争议。 更多：

朱镕基主导的19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 他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起）和总理（1998–2003年）期间，以强硬务实的风格推动多项结构性改革，核心目标是稳定宏观、理顺体制、提高效率、融入全球。以下是朱镕基主导的主要改革的介绍： 1. 1990年代整体经济改革背景与思路 1990年代初，中国面临通胀压力、财政困难、国企亏损严重、银行坏账高企等问题。朱镕基强调“宏观稳定优先、结构改革配套”，推动财税、金融、国企、投资、外贸、外汇、住房等一系列改革。
他主张通过市场化手段解决计划经济遗留问题，同时保持国家对关键领域的控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伴随阵痛（如下岗、利益调整），但为后来20年高速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 2. 分税制改革（1994年） 这是朱镕基时期最核心、影响最深远的财税体制改革之一。 背景问题：
之前实行“财政包干制”（地方与中央讨价还价上缴），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不断下降（1993年前后仅约22%），甚至出现中央向地方“借钱”发工资的窘境，宏观调控能力严重削弱。 改革内容（1994年1月1日正式实施）： 1）按税种划分收入：中央税（如关税、消费税）、地方税、共享税（如增值税按75:25分成，中央占大头）。 2）分设国税、地税两套征管机构。 3）建立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以1993年地方收入为基数）。 朱镕基亲自带队，历时70多天走访17个省市区，与地方领导逐一沟通、算账、妥协，最终推动落地。 成效：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迅速回升到50%以上，显著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和再分配能力，为后续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西部大开发等提供了财力支撑。同时也埋下了地方依赖“土地财政”的隐患。 3. 国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 国企长期效率低下、亏损面大、负债高（俗称“一滩烂泥”），拖累银行系统。 主要思路与措施： 1）“抓大放小”（1995年后明确）：集中力量做强大型骨干和战略型企业（能源、电信、军工、银行等），对中小型亏损国企实行关、停、并、转、售或破产。 2）推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实行股份制改造。 3）配套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推进社会保障、住房制度改革，打破“铁饭碗”。 4）同步清理银行不良贷款，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坏账。 影响：
改革使国企从全面亏损逐步扭亏为盈，竞争力提升，但导致大规模下岗（估计数千万工人失去原有保障），社会阵痛明显，尤其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整体上，国有部门比重下降，民营经济空间扩大，为市场化奠定基础。 4. 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朱镕基把“入世”视为倒逼国内改革、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一步。 过程：
1990年代中后期谈判进入关键期。1999年朱镕基访美期间，亲自推动中美双边谈判取得突破（尽管当时国内有批评声音，认为让步过大）。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第143个成员。 主要承诺与影响： 1）大幅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减少非关税壁垒等。 2）积极影响：出口和外资大幅增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经济增长加速，就业和收入提升；同时倒逼国内产业升级、法规完善和进一步市场化。 3）争议：部分行业短期冲击较大，国内有声音认为谈判中做出了过多让步。 总体来看，这些改革相互配套：分税制增强了中央财力，国企改革提高了效率、减轻了财政负担，入世则打开了外部市场并锁定了开放方向。它们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中后期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轨道，但也留下了就业压力、地方债务、收入分配等长期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