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两次在神保町成功推销了好些书： 周二那个书友买了一套陈兼的《周恩来传》《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Mao:鲜为人知的故事》《刘晓波传》《在东京重造中国》等书。 今天给两位陌生的小姑娘成功推销了《故交半零落》和两本《台湾漫游录》。朋友本来已经买了够多的书了，但吃饭的时候跟他提起《黎智英传》，他忍不住把最后一本纳入囊中。 我真是一名优秀的推销员啊，知道神保町哪家有哪些书。而且还能很快判断出陌生书友的阅读趣味😎 给朋友逐字朗读了这段给我很大力量的话：“不要迷失在绝望的海洋。保持希望。保持乐观。我们的奋斗不是一天、一周、一个月或一年，而是一生的奋斗。永远不要害怕发声，勇于卷入正当的麻烦，因为这是必要的麻烦。”

【矢板明夫：台湾历史教育最大缺憾，大家对明清皇帝如数家珍，却不知道殖民台湾50年的19位日本总督之名】台媒近日报道，旅居台湾的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6月28日下午前往台湾西门町观看纪录片《台湾兵：东经120-135 烈火青春》。他晚间在脸书发文表示： 「今天许多台湾人，对明朝十六位皇帝、清朝十二位皇帝如数家珍，却很少有人能说出曾经统治台湾五十年的十九位日本总督的姓名，这正是台湾历史教育最大的缺憾。只有真正理解自己的过去，台湾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历史叙事，也才能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与认同。」

逃出地震，逃不出“上司”一句话——22岁日本女孩之死，撕开服从社会的遮羞布 一个本不该发生的死亡 2026年7月28日，日本熊本县突发强震。嘉岛町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商场内，22岁的大竹玖瑠美和所有工作人员一样，第一时间撤离到了室外安全区域。她给母亲发了LINE消息报平安，她安全了。 地震是天灾，她躲过了。 真正杀死她的，是地震后的一通电话。 上司打来电话说：“把营业款放进保险柜。” 大竹对偶然在停车场遇到的姨妈和表姐说：“公司让我把营业额放进金库，我得回店里。”姨妈和表姐拼命拦她：“危险，别去！” 但她说“这是公司的指示。” 她和一名女同事一起回到了二楼店铺。大约五分钟后，爆炸发生了。两人当场遇难，遗体第二天才在店铺废墟前被找到。 大竹玖瑠美，22岁，家中长女，三年前父亲去世后一直陪伴、支撑着母亲。 她本来已经跑出来了。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个意外吗？地震引发瓦斯爆炸，谁能预料？ 但大竹的亲属说：“我认为这是人祸。 ” 为什么是“人祸”？ 因为做出“回店里”这个决定的，不是大竹本人。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身处安全地带的上司。休假的店长打电话给大竹的同事，要求她们把现金锁进金库。这位上司自己身在何处？在安全的地方。但他残忍地让两个已经逃出来的年轻女孩回到随时有余震风险的建筑里，去保护那点营业款。 熟悉日本职场的人都清楚，日本职场等级森严，服从文化根深蒂固。日本社会文化中有下级绝对服从的传统，这种等级森严的观念被延伸到了职场。上司的指示就是命令，下属的职责就是执行，不问对错，不计代价。 大竹的亲属说：“玖瑠美是个责任感很强的孩子，公司这么说了，她就觉得必须去。” “责任感”三个字，在这一刻显得多么讽刺。一个22岁的女孩，地震后第一时间想着疏散顾客。逃出来后，上司一句话，她就能把自己的命押回去。 日本企业的管理逻辑，从来就是把“组织忠诚”置于“个人安全”之上。在日本的职场文化中，组织和谐与集体利益被无限放大，个人的意志、判断乃至生命安全，都可以被牺牲。一个决策者坐在安全的地方打个电话，两个鲜活的生命就没了，这种权力结构，本质上就是把人当工具用。 大竹的表姐和姨妈拦过她，但她还是去了。为什么？ 因为在日本职场，“拒绝上级”是一件比死还难的事。 调查显示，64%的日本中层管理者每年对下属的斥责“不超过几次”，听起来好像很温和？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上级根本不需要骂你，你已经被“读空气”的文化驯服了。日本社会被“同调压力”绝对支配，“察言观色”不是情商技巧，而是一条隐形地拴在所有人脖子上的铁链。 在这样的环境中，服从不是选择，是本能。 一个22岁的年轻员工，面对上级的指示，她有说“不”的选项吗？理论上当然有。但现实是在日本职场，违抗上级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意味着被集体排斥，意味着你“不合群”、你“没有团队精神”。日本企业广泛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更让员工对公司的依赖深入骨髓。你不敢拒绝，因为你输不起。 大竹不是没有判断力。她能在地震后第一时间疏散顾客、撤离建筑，说明她有清醒的避险意识。但当“公司指示”四个字压下来的时候，她作为“个人”的判断力被彻底覆盖了。这就是日本服从文化的可怕之处，它不是用暴力强迫你服从，而是让你自己觉得“必须服从”。 服从被视为确保安全和社会归属的手段。在这种文化里，“服从”被美化为“忠诚”“责任”“团队精神”，但本质上，它剥夺了个体最基本的权利：说“不”的权利，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利。 更令人愤怒的，是事发后这家公司的反应。 悲剧曝光初期，Habita公司一度试图隐瞒真相，将员工遇难归咎于“天灾意外”，试图掩盖自己强制员工涉险的核心事实。据日本媒体报道，该公司的母公司同仁集团在事发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向遇难者家属道歉，而是火速从官网上撤下关联Habita的链接，紧急移除了与企业法人上野景真相关的所有信息。 直到8月2日的通夜上，公司高管才被迫道歉。但道歉内容呢？把当时的命令转换成“如果可能的话，请把营业额放进金库”。把直接的命令说成“请求”，企图推卸责任 。大竹的亲属当面质问：“请说清楚，'把营业款放进金库'这句话是先说的，对吧？”公司高管被迫承认：“是的，是先说的。” 把命令包装成请求，把责任推给“如果可能” ，想尽一切办法甩锅，这就是日本企业面对危机时的标准操作：鞠躬、道歉、但绝不真正承担责任。 大竹的母亲悲痛欲绝，说：我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大竹的悲剧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震动，恰恰因为它精准戳中了日本职场长期存在的痛点：上级对基层员工的极致压榨与生命漠视。 这不是孤例。日本的过劳死、过劳自杀问题，根源在哪里？就在这套“组织优先、个人靠边”的逻辑里。员工不敢拒绝加班，不敢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不敢说“我受不了了”，因为说了，你就是“不够忠诚”、“不够努力”、“拖团队后腿”。 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这套服从体系，把员工当成了可以无限使用的消耗品。你的健康可以牺牲，你的家庭可以牺牲，你的生命在“营业款”面前，也可以牺牲。 更可怕的是，这种文化已经内化到了每个人的骨髓里。没人拿枪指着大竹让她回去。是她自己觉得“必须回去”。 这才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场景换到中国，一个中国女孩地震逃出来后，上司打电话让她回去锁保险柜，她会怎么做？大概率是：“地震呢，你疯了吧？要锁你自己来锁。” 然后直接挂断电话。 这不是什么“中国人不服从”，而是中国社会没有把“服从上级”抬高到可以牺牲生命的程度。在中国文化里，你可以拒绝不合理的指令，可以质疑上级的决定，虽然职场也有压力，但至少“命比钱重要”这个底线，是清楚的。 而在日本，这个底线模糊了。在“营业款”和“人命”之间，有人选择了营业款。而执行者，一个22岁的女孩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权拒绝。 大竹玖瑠美死了。死在她本该安全逃出的地方。死在一通电话之后。死在一句“公司的指示”面前。 她的亲属说：“愤怒大于悲伤”。但是仅仅愤怒有什么用？ 只要日本社会不从根本上反思这套“组织压倒个人、服从压倒判断”的文化，大竹的悲剧就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下一次，可能是另一个22岁的女孩或者男孩。 因为在一个把人当工具用的系统里，没有人是安全的。 大竹玖瑠美（2004-2026），22岁。 她本该活下去。

高市进入熊本灾区，承诺：全部都做 熊本发生强震六天后，高市首相终于进入灾区。 她穿着不太合身的防灾服，但是很显年轻、干练。 她先坐直升机在益城町、嘉岛町、御船町等重灾区上空巡视了一圈基建损毁情况，随后落地宇城市氷川町的一处避难所，跟灾民聊了几句，晚上再飞回熊本县厅跟知事木村喝茶交换意见。 期间还不忘各种摆拍，比如在飞机上双手合十，祈福灾民。 忙的不亦乐乎！估计一晚又只能睡3个小时了。 只是我找了半天像安倍和岸田那样跪着和灾民沟通的照片，实在是没有找到。 虽然她的灾区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新闻通稿写得工工整整，但唯独没写清楚一件事：为什么足足拖了六天？ 官方说法是：不想给一线救援添麻烦，等救助工作告一段落才现身。 这套说辞历届首相都用过。 村山那句“心よりお见舞い”（衷心慰问）； 菅直人的“全力を尽くして”（竭尽全力）； 安倍的“できることは全てやる”（能做的全部做）； 岸田能登地震时几乎原文照抄了安倍的话； 到石破则换成“心からお见舞い”（打心里慰问）； 再到高市这里：全部やるつもりで参りました！（我是抱着全部都做的决心来到这里的）。 六代首相，六套几乎同义反复的台词，唯一的变量是形容词的程度副词。 不过，在高市这里，话是越说越满了。 日本首相官邸的公关模板，估计从来都没有换过，套路都差不多：先表决心，再喊数字，最后视察镜头一过，剩下的事交给地方自治体自己处理。 有日本网民算是看明白了，留言说：高市总理视察了配备空调、完备纸板床的避难所，仅用了短短3分钟，这效率电光石火一般，根本不可能理解避难生活的艰辛。这不过是穿上防灾服的灾区参观罢了。 也有人说了，怎么能说是参观？ 人家不宣布动用超过200亿日元预备费，发放了总计616亿日元普通交付税。 这些是日本政府本来就应该启动的灾害应对机制，不是高市个人送给灾民的恩赐。 预算是纳税人的税金，物资是政府系统调配的，救援靠的是消防、自卫队、地方公务员和无数基层工作人员。 首相最后出现，穿上工作服，握几双手，说一句“全部都做”，然后所有摄像机对准她。 这就是日本政治最熟练的一套拳法：基层干活，中央剪彩；官僚执行，首相收割。 当然，灾区视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首相亲自到场，能够加快预算和部门协调，也能向灾民释放政治信号。 你们懂的，不亲自到灾区的首相不是好首相！！！ 但真正的问题是，日本政治越来越重视看起来在负责，却很少追问为什么制度会失灵。 比如熊本永旺购物中心的爆炸，两个年轻女孩的死，就是一个最残酷的例子。 地震发生后她们已经逃出建筑物，站在停车场是安全的，结果店长一个电话打过来，让她们回去把收银款锁进保险柜，为了区区几万日元的营业款，两条命就这么没了。 她们的家属这几天才把真相逼出来，公司之前一直含糊其辞。 普通的日本人还是挺可怜的，一辈子遭受洗脑教育，从小到大都在被服从性教育洗脑。 日本的职场教育更是三十年如一日给你灌输：服从，服从，还是服从。 这不是个例，这是这套系统运转了几十年之后，结出的最真实的果子。 而这套“服从”的思维方式，拉高一个维度看，恰恰也是日本这个国家应对结构性危机的底色。 这种“明知有问题，却继续执行既定路线”的思维，不只存在于公司，也存在于国家。 贝森特这轮联手日本干预汇市、按住日元，表面理由是稳定市场，本质上是怕日本财政部为了托市持续抛售美债，把美债收益率捅上天，反噬美国自己的融资成本。 但汇率干预从来只是止痛药，真正的病灶是日本没法回头的老龄化结构：日本政府一边嘴上喊着要托底日元，一边继续印钞维持出口竞争力、拿三分之一财政去养退休老人。 这套逻辑跟永旺店长那通电话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回事：明知道系统性风险已经压过来了，但没人敢承认问题的根子在哪，只能靠一层一层往下压的指令、靠一次一次的表演式补救，把真正的溃烂往后拖。 看看现在的日本，解决问题不找根本，虽然还没有到解决发现问题的人地步，但是已经到了把“我们正在解决问题”这件事，表演得滴水不漏的地步。 演，已经成了日本政治最成熟的一门技术。 你瞧瞧，高市在灾区忙得吃饭时间都没有，如果日本政治也有奥斯卡，今年恐怕已经提前锁定最佳女主角了。

随着人口下降、信众减少以及经济压力增加，日本寺庙的生计日益艰难。越来越多的寺庙被出售或关闭，现代日本🇯🇵的宗教是否正在衰落？ 这座拥有370年历史的建筑具备日式古典寺院的全部特征：起翘的屋顶、木构架墙体、宽敞的榻榻米佛堂，以及装饰繁复的佛坛。 它坐落于日本中部知多半岛一片修剪齐整的庭园中，占地350平方米，如今挂牌出售，价格为4.82亿日元（266万欧元／301万美元）。房产中介的推介词说，这一价格包含由"文物级工匠"拆解并运送至日本任何地点，在那里可将其完整复原为一栋"惊艳的"两居或三居住宅。 对这座位于长泽町地区上方山间的寺院而言，出售与搬迁意味着它在当地社区角色的终结。但比起日本各地许多宗教场所的境遇，这已算是较好的结局。 全日本约有7.7万座寺院，但由于信众减少——尤其是在人口迅速流失的乡村地区——加上财务压力持续冲击，多达1.7万座已经没有常住住持。这意味着许多寺院或被变卖，或干脆关门，任其静静荒废。 十年前，岩山知美（Tomomi Iwayama）接手了小田原市一座荒废的岩秀寺（Ganshu-ji ）。小田原是东京西南约80公里处的一座海滨城市。如今，岩山知美是一群不断壮大的信众的住持。 他对德国之声说，在他来之前，这座寺院已经70年没有住持，因为实在太难经营了；他一直到现在才让它的财务重新走上正轨。 他说，即便在小田原这样约有20万居民、相对较大的城市地区，也非常不易；在乡下就更难了。 岩山最大的难题是日本人口萎缩：信众减少，丧礼及其他传统仪式的需求下降，寺院的维护费用因此更难筹措。他下了不少功夫与当地社区建立联系，在出售寺院墓地墓位方面取得了成效。 其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创新，是寺院的"智能墓地"：家属刷卡后，机器人系统就会从骨灰堂中取出亲人的骨灰。 他说，日本乡村地区的寺院面临的挑战要大得多。村里的年轻人通常外出上大学，然后在某座大城市找到工作，很少回乡；也许一年回去一次，到村里的寺院祭拜祖先，但仅凭这些，寺院是撑不下去的。 同样，当乡村寺院的住持退休时，他的子女往往因为这些困难而不愿接手。岩山说，结果常常就是寺院关门。 不过，他不认同日本的宗教正在走西方老路的说法——在西方，基督教会众人数数十年来大幅下滑。 他说，他感到日本对佛教仍有大量需求。他把人们通常那种快节奏、以科技为中心的生活，与他们时常寻求的宁静作了对比。 他说，佛教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开悟者的生活方式，很多人正在寻求此道。他表示，虽然丧礼、周年法事等传统仪式在减少、相关收入在萎缩，但寺院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参加传统寺院素斋烹饪课、坐禅以及寺院能提供的其他活动。 一些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也竭尽其力守护日本的宗教遗产。美国记者、作家杰克·阿德尔斯坦（Jake Adelstein）目前是东京丰岛区禅生院（Zenshoin Temple）的禅僧，正在接受成为住持的训练。 阿德尔斯坦说，他不认为日本人正变得不那么虔诚；他相信是因为人口减少，信众人数变少了，也因为经济状况，他们变得不那么宽裕了。 他说，年轻人对当僧人这一职业不感兴趣，因为寺院收入太低，因此有些职位无人填补，这在乡村尤其严重。 阿德尔斯坦表示，一些寺院已经合并运营，共用一名僧人，但今后这样做也会越来越难。 详细报道：

连日本人都忍不了！这部刚刚官宣动画化的作品究竟有多离谱？ 近日，有一部即将动画化的日本作品在网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部作品名为《实衣与山田小姐》，画风虽然是软萌可爱的萝莉画风，但内核是却是极度致郁的社会写实漫画。作品改编自日本真实社会案件，故事以2012年的歌舞伎町为背景，讲述了在夜店工作的山田小姐，与一位有智力及发育障碍特征的新人实衣之间大约一年的经历。 角色实衣因父母近亲婚配、双方均存在智力缺损，所以天生带有轻度发育智力障碍，她先是被哄骗进入风俗店上班、然后又被男友家暴、钱财压榨，最终被残忍杀害。故事开篇直接剧透结局，实衣会在一年后惨死，然后开始倒叙讲述实衣离世前十二个月的日常。 整部作品压抑、致郁基调极强，包含家暴、精神虐待、人身伤害、灰色产业等大量黑暗写实情节，虽然销量在日本已经突破200万份，但也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漫画作者曾说过实衣原型是他现实中的朋友，因此很多人都认为作者是在吃人血馒头。 由于作品的题材和内容都过于黑暗、敏感，再加上作品中充斥着大量容易引发误解与偏见的描写，剧情更是给人一种「实衣活该被杀」的观感，所以近日《实衣与山田小姐》官宣要动画化后，很多日本网民也坐不住了，他们直接在网上发起请愿，希望能终止这部作品的动画化。

住牢房一晚多少钱？ 答案是超过14万日币。 要说用途变更，我们公司是比较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主营业务之一是在东京寻找旧楼，尤其是旧的、空的公寓楼，办公楼，改造成为旅馆和酒店。 我们是东京城市更新的深度参与者。 不过你能想象有人把监狱通过用途变更，改成酒店的吗？ 这可真是脑洞大开，噱头十足。 最近，高市早苗的故乡，日本奈良一栋关押了将近120年囚犯的红砖监狱，正式变成了一家全球独一无二的顶级酒店。一万上的入住价格超过人民币6000多元，而且还是食宿分开收费。 这就是星野奈良监狱酒店。 6月25日开业之后，预约情况还相当不错。 这座旧奈良监狱建于1908年，是日本明治五大监狱中，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一座。2017年停止使用，同时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 过去一百多年，它经历了奈良监狱、奈良少年刑务所等多个时期。 随着日本犯罪率长期下降、监狱收容人数不断减少，很多老监狱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必要。维护一座上百年的红砖建筑，每年都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 如何能够既保护文化遗址，又能创造商业价值，还能不让老百姓出税金钱维护老旧设施呢？ 官方也是伤透了脑筋：监狱，改成住宅、商业设施、写字楼等等，都不是最理想的。 最终改造成酒店，是最理想的。今天的酒店最值钱的，从来不是床，而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拥有奈良监狱这块地和楼的日本法务省启动了日本史上第一个国家级重要文化财PFI项目：所有权还在国家手里，运营权交给民间。 最终中标的是星野度假集团。  简单直白点说，就是：国家出房子，星野出钱和脑子，赚到的钱用来反哺文物修缮。 于是奈良监狱酒店上线，卖的就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想拥有一次的监狱体验。 中央看守室变成大厅。讲堂变成酒廊。接见室变成餐厅。十间独居牢房打通，变成一间豪华套房。甚至连铁门、铁栏杆、砖墙都被完整保留下来。 监狱变得没有那么恐怖，故事味道增加了不少。 全酒店48间客房，全部套房。 客室是将9至11个单人牢房打通改造而成，天花板3.5米，砖墙裸露，拱顶原封不动。让你享受住在牢房里，吃法餐，听留声机，看月光打在中庭的白色步道上。  这样的改造投资回报率如何呢？ 48间套房，满房一晚约706万日元。70%入住率下，每年客房收入约18亿日元。加上餐饮体验，全年营收保守估计25亿以上。 这下不仅监狱文化财得到了保护，星野集团护城河更强，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 文化财的稀缺性天然屏蔽了竞争。这哪里是酒店生意，这简直是垄断生意。 星野的品牌魔法更强大了。 星野在推进这个项目时明确表示：文化财被指定不是终点，而是如何维持修缮、传承未来的起点。从京都町家到冲绳珊瑚礁，再到奈良监狱，每一个“星のや”都是不可复制的场景。 星野卖的不是床，是故事，是稀缺，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一个建筑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很多国家第一反应是拆。 其实城市更新拆了重建，成本高，周期长，效率低，通过用途变更，让旧楼继续创造价值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之一。 学校可以改酒店，工厂可以改商业设施，仓库可以改艺术馆，连监狱都可以改成世界级的酒店。 存量资产运营在日本，尤其是东京这样的城市，有非常强大的需求。 当一座城市群足够大，你可以不停盖新的，也可以不断让旧资产重生。 对于一个进入人口减少时代的国家来说，这种能力，某种程度上讲，比盖更多房子更重要。 监狱改造，要我来玩，我还能需要提供特殊房间，可以配置道具，保证既尊重历史，又沉浸好玩。

日本百岁老人首破10万 2026年9月15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了一组让世界瞩目的数据：截至9月1日，日本百岁及以上老人达到107,677人，历史上首次突破10万大关。 这已经是日本连续第56年，刷新百岁老人纪录。 10万人是什么概念？ 简单换算一下：在日本，每10万人口中就有约87.5位百岁老人。如果按性别看，女性占了绝对多数——94,298人，接近九成；男性仅有13,379人。 这种悬殊的性别差异，在长寿国家中并不罕见，但日本的差距尤为突出。 两位最高龄者： 目前日本最长寿的女性是住在京都的岸本ふよ（Fuyo Kishimoto），114岁，出生于1911年12月20日——那还是明治44年，距离日本开始统计百岁老人（1963年）还有半个多世纪。据报道，她目前在养老设施生活，每餐都能吃完，身体状况尚可。 男性最高龄者是熊本县的加藤光（Hikaru Kato），112岁，出生于1914年5月2日。他在养老院坚持做体操，生活相对自立。 长寿的“地图密码”： 百岁老人比例的地区差异很有意思。岛根县以每10万人186.65人连续14年位居榜首，高知县、鸟取县紧随其后。而埼玉县最低，仅51.27人，爱知、大阪等都市圈也普遍偏低。 为什么岛根县能“霸榜”？ 这背后可能有多种因素：自然环境、饮食习惯（比如鱼类摄入较多），社区联系紧密，老年人社会参与度高……当然，也可能与人口基数小、外流严重导致的“分母效应”有关。 从153到107,677：一部加速的长寿史 1963年，日本刚开始统计百岁老人时，全国只有153人。此后每隔十几年就是一个台阶： ⭐1981年：破千 ⭐1998年：破万 ⭐2012年：破5万 ⭐2022年：破9万 ⭐2026年：破10万 而且，仅2026年度内还将有54,294人迎来百岁生日。也就是说，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往上走。 百岁人口持续增长，除了医疗进步，当地传统饮食模式、生活习惯，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饮食：清淡均衡，注重食材本味 日本传统饮食以鱼、豆制品、蔬菜、海藻类为主，主食搭配米饭，油脂摄入相对克制。 答案之一：饮食清淡均衡，注重食材本味 日本传统饮食模式（和食）被营养学界广泛视为健康长寿的样板，2023年还被列入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 拆开来看，它有几条清晰的长寿密码： 吃鱼多，红肉少。 日本人的动物蛋白以鱼类为主，尤其是深海鱼富含的Omega-3脂肪酸，被认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抑制炎症。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鱼类摄入量高与心脑血管死亡率低高度相关。 发酵食品的隐形守护：味噌、纳豆、酱油、泡菜、米醋……日本的餐桌几乎每餐都有发酵食品。 其中的益生菌与活性酶有助于维持肠道菌群平衡，而肠道健康近年被认为与免疫力、甚至认知功能息息相关。 研究还发现，味噌中的成分可能帮助降低血压。 “八分饱”的节制哲学：日语里有句老话："腹八分、医いらず"（吃饭八分饱，不用看医生）。 日本人从小被教育不暴饮暴食，零食摄入量也远低于欧美。 适度热量限制已被多项动物与人体研究证实与延长寿命相关。 多吃豆制品：豆腐、纳豆、豆浆提供了优质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这种植物雌激素被认为对更年期后女性的骨骼与心血管有保护作用，也许这正是女性百岁老人占87.6%（94,298人）的部分原因之一。 少油、少盐之外的小而精。 传统和食讲究食材本味，烹饪以蒸、煮、炖为主，餐盘分量小但种类多。 一餐常含十几种食材，营养均衡且不易过量。 答案之二：藏在日常里的生活习惯 活到老、动到老。112岁的男性最高龄者加藤光在养老院仍坚持每天做体操。 这在日本并非个例，社区广播体操、步行通勤、园艺劳作，运动被编织进老年生活的每一天，而非被当作任务。 生きがい（活着的价值）： 日本社会推崇老人继续参与社会：小区町内会、神社祭典、老年俱乐部。拥有生活目标感（ikigai）的老人，认知衰退与抑郁风险显著更低。 细致的医疗与体检体系 全民医保覆盖、定期体检制度完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能得到早期发现和长期管理——这是百岁人口基数能持续膨胀的制度基石。 乡村的慢生活：百岁老人比例最高的岛根县（每10万人约187人，连续14年居首），恰恰远离大都市。 清新的空气、步行可达的生活半径、紧密的邻里社群，构成了都市里稀缺的长寿土壤。

1950年，李苍降被俘虏，敌人为逼他开口，竟把身怀6个月的妻子带到他面前，敌人指着妻子的肚子说：再不招供，就让她好看。 李苍降1924年出生于台北芦洲李家，是台湾抗日名将李友邦的侄子，日据时期他就因阅读反日书籍入狱，抗战胜利后到杭州读高中，1947年返回台湾，同年11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地下革命工作，1950年1月18日夜，他在台北南京东路住所被捕，已有八个月身孕的妻子曾碧丽同时被抓，一起押往国民党保密局监狱。 国民党特务对李苍降动用多种酷刑，逼他供出组织成员和联络方式，见他始终不松口，特务把怀孕的曾碧丽带到刑讯室，用她的安危胁迫他屈服。 李苍降看着妻子隆起的肚子，心里清楚特务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他更明白，自己一旦开口，地下党组织会遭到毁灭性破坏，无数同志会因此牺牲。他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特务见威胁无效，开始对曾碧丽用刑，他们把曾碧丽的头发绑在刑具横梁上，吊起来抽打，她当时距离预产期已不足一个月，剧烈折磨导致曾碧丽早产，女儿在牢房里出生，孩子生下来时很虚弱，连哭的力气都没有，特务打了几下屁股，才发出微弱的叫声。 特务把孩子抱到李苍降面前，想最后劝降他，李苍降抚摸着女儿的头，给她取名黎红，寓意黑暗终将过去，曙光终会到来，他对妻子说，就叫黎红吧。 1950年10月2日，李苍降在狱中写下《与妻诀别书》，信里他对妻子说，婚后虽经济困苦，但因精神互爱过得快乐，能遇到你是我平生最幸福的事，他提到妻子为他受刑早产，在产褥中仍被抛打，却始终没泄露一言，还艰难抚养女儿，他希望女儿能做刚毅能干的女性，传承信念。 1950年10月14日凌晨，李苍降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前他抬头向楼上的妻子道别，牺牲时26岁，曾碧丽在狱中抚养女儿黎红，后来黎红改名李素慧，长大后考取台湾大学医学系，曾任台湾女医师协会理事长，长期投身反“独”促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