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2026，在东京一个人住，一个月最少得花多少才行 （按单身正社員，1K房间起算） 必须开销·不能省 房租（涩谷新宿圈外1K）: 8万日元 有公司房补的请无视 水电网燃气: 1.5万 手机+网络: 7000到12000 交通: 5000到1万 合计: 11万 生活基础开销 吃饭（基本自炊+外卖2次/周）: 5万到10万 日用品/衣服/理发: 1万 应酬·朋友吃饭: 1-2万 合计: 最低7万 娱乐 兴趣开销 旅行/兴趣: 2-5万 医疗·美容·按摩: 1-2万 合计: 3-7万 上述这些加在一起 吃住最低水准: 20万 普通生活水准: 23-26万 还能存钱+偶尔出去玩: 28-30万 按现在的中位收入（月22万到手）：仅吃住就基本扣的精光，存钱基本靠加班+奖金+副业 按年薪500万（月到手30万）：可以正常生活但很难存钱，每月存5万已经很厉害，10万简直是超人 按年薪800万（月到手45万）：开始能真正过日子，也能稳定每月存10万+ 单身生活成本基础线约在 每月20万，扣除之后能用的钱才是真正赚到的钱。。。

自媒体出现个新赛道——年轻人参加老年旅游团！用不可思议的极低团费去跨省，甚至出国旅游。我看参团的年轻人被折腾的够呛，但老年人们却各个精神的很，苦中作乐。 刚开始我也不理解，那些老年人怎么能吃得下这个“苦”？7日游基本4天都在车上，每天早晨六七点就出发，晚上九十点才能住店，很多景点根本不进去，在车上路过观看，甚至有老年人在车上大小便失禁的。在年轻人看来，这种旅游就是出来受罪的，年轻人哪个受得了这样的折腾？ 但我看了几集发现，参团的老年人们普遍还挺开心。我研究了下，真有其合理性。每天要早起，对于老年人根本不是事，本来老年人睡眠时间就短，平时就早起。上车就开始打牌、聊天、唱KTV、群魔乱舞，各有各的娱乐内容，参观景点只是顺带。老年人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和退休金，这种旅游对老年人来说，就是个低成本的打发时间找乐子的方式罢了。老年人平时聚会就是这样聚的，相当于把聚会搬到了大巴车上，还能顺带旅游。 所以，这种低价老年团能存在这么久，是真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的。但奉劝年轻人，千万别以旅游为目的去参加低价老年团，你有限的精力一定比不过这群朝气蓬勃的老年人的。

自今年7月以来，埃隆·马斯克已投入超过 2.76亿美元，用于支持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胜选。 向参议院领导基金捐款1.58亿美元； 向马斯克自己的“美国政冶行动委员会”捐款7600万美元； 向国会领导基金捐款2000万美元。 梦幻团队再次集结！

自7月以来，埃隆·马斯克已向共和党相关团体投入超过2.76亿美元，这使他成为迄今为止已知的中期选举最大金主；他正试图凭借美国政治史上数额巨大的几笔捐款，力保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

自9月下旬以来，法国各地的学生一直在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教育经费不足，并封锁了许多高中校园入口。这场示威来自对制度的不满，但也源自法国人在街头制定政策的传统。

自言自語 我們究竟是在管制一種物質，還是在放棄一個人？ 講到毒品，我其實還有一個疑問。對我來說，酒精也是一種很值得警惕的東西。它會影響一個人的判斷、反應和行動能力，有時候甚至會讓人失去控制，做出清醒時根本不會做的事情。抽菸也不是什麼健康的習慣，它會帶來成癮和長期的健康風險。 那為什麼酒精和香菸在許多社會裡可以合法販售，其他精神活性物質卻可能讓一個人直接背上犯罪的標籤？這當然不代表酒精和香菸沒有危害，也不代表所有物質都應該用同一套方式管理。它真正讓我好奇的是：我們今天對不同物質的法律分類，究竟有多少是根據它們的危害，又有多少受到歷史、文化、社會習慣和既有利益的影響？ 這是另外一層問題。不能只因為酒精合法，就推論其他物質也應該合法；同樣地，也不能只因為某種物質被列為非法，就認為所有使用它的人都應該被當成罪犯。物質本身的風險、使用方式、成癮可能性、對他人的影響，以及法律應該如何介入，本來就需要分開討論。 但真正讓我感到沉重的，其實是《絕命毒師》。 我想到 Jane，也想到 Jesse Pinkman。 看這部劇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並不是只有「使用毒品的人」這一個身分。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感情、慾望和痛苦，也會期待未來能夠變得不一樣。可是當他們逐漸陷入毒品的影響時，那些原本還存在的可能性，開始一點一點縮小。 Jane 和 Jesse 在一起使用毒品的那段故事，尤其讓人難受。因為你看得到兩個人之間的感情，也看得到他們正在走向一個可能傷害彼此的方向。你知道他們的人生不必然只能這樣發展，可是你也知道，光靠兩個人相愛，並不一定足以讓他們擺脫成癮和痛苦。 而 Jesse 後來的遭遇，更讓這件事情變得複雜。他經歷失去、愧疚、恐懼和一次又一次的創傷。當一個人已經被生活壓到那種程度，毒品可能成為他暫時逃離痛苦的方法。這不表示毒品真的解決了問題，也不表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傷害自己。只是有時候，一個人當下想要的，可能只是讓痛苦暫停一下，哪怕他隱約知道，這個選擇可能讓明天變得更糟。 這裡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 我們很容易從旁觀者的角度說：「他為什麼不戒掉？」「他為什麼不做別的選擇？」「他明明知道這樣不好，為什麼還要繼續？」 可是，一個人知道某件事有害，和一個人在痛苦、依賴或成癮的狀態下，真的有能力停止這件事，中間存在很大的距離。理解這個距離，不等於替所有行為開脫，也不等於否定個人的責任。它只是提醒我們，人的選擇往往發生在特定的處境裡，而不是每個人都能站在同樣的位置上，冷靜地比較所有可能性。 有些人是出於好奇開始，有些人受到朋友影響，有些人只是沒有想清楚後果。也有人是在生活跌到谷底時，找到一個可以暫時麻痺自己的方法。最初可能只是一個看起來沒有那麼嚴重的決定，後來卻逐漸變成習慣、依賴，甚至變成自己已經很難控制的行為。 而當他終於意識到事情不對勁時，可能已經失去了一段關係、一份工作、一個原本可以走下去的人生方向。那時候再回頭看，他可能真的後悔了。可是後悔本身，不會自動把失去的東西還給他，也不會突然替他準備好一條可以走回去的路。 這就是我認為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如果一個人已經陷入這樣的處境，社會除了告訴他「你做錯了」，還能提供什麼？有沒有容易取得、負擔得起，而且不會讓人因為害怕被羞辱或留下紀錄就不敢求助的服務？有沒有人可以在他還沒有完全失控以前，協助他面對成癮、情緒和生活裡的問題？如果他真的需要戒治，離開機構之後，又有沒有持續的支持？ 我們不能假設每一個使用毒品的人都想被救，也不能假設只要給予協助，每個人就一定會改變。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直接放棄他們。有人可能需要醫療，有人需要心理支持，有人需要離開原本的環境，有人需要很長的時間，才願意承認自己已經無法控制使用行為。制度真正困難的工作，就是辨認這些差異，並且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相應的協助。 這也讓我重新思考，為什麼我們總是很容易把法律處罰當成一種答案。 把一個人關起來，確實可能暫時限制他的行動，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保護其他人。但如果我們期待隔離本身就能讓一個人改變，那就得進一步問：他在裡面究竟獲得了什麼？他出來之後，原本讓他陷入困境的原因還在不在？他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被處理，那麼刑罰結束了，人生裡的問題卻可能還是原封不動。 我並不是說法律不重要，也不是說每個人都不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我想說的是，責任和協助可以同時存在。保護社會與幫助使用者也不一定互相排斥。對販運、剝削和傷害他人的行為，我們可以討論適當的執法；對有成癮問題的人，我們也可以認真思考怎麼治療、怎麼降低傷害，以及怎麼讓他重新建立生活。 回頭看《絕命毒師》，老白的角色也讓我想到另一件事：製造毒品、從中獲利，和親自使用毒品，是不同的行為，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動機和後果。不能因為一個人沒有親自使用，就忽略他對其他人的影響；也不能因為另一個人使用了毒品，就把他整個人簡化成那個行為。 我們需要看見每個人在這條鏈條上做了什麼，也需要看見他們的選擇如何影響其他人的生命。 所以，我最後想問的不是大麻一定該不該合法，也不是所有毒品都應該怎麼處理。 我更想知道的是：當一個人第一次做出可能傷害自己的選擇時，我們有沒有機會讓他理解後果？當他開始失控時，有沒有人可以介入？當他終於後悔時，這個社會還有沒有一條路讓他走回來？ 因為很多人生的悲劇，並不是當事人從一開始就決定要毀掉自己。有時候，他只是做了一個當下看起來可以接受的選擇，接著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直到有一天，他才發現自己已經走得太遠。 而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能不能在那一天到來以前，讓他有機會停下來。 一個人做錯選擇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討論他應該承擔什麼責任。但如果我們只會在他跌倒之後判定他有罪，卻沒有能力在他還有機會改變的時候提供幫助，那麼我們究竟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在等待下一個人走到同樣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