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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英語聽力會話課後 禮尚往來 換我充當她的小老師 宣傳一下我們的家鄉話 教這種日常用語應該不會太粗暴吧 She looks so hot speaking my dialect. #體液交換語言交換# #LanguageExchange# #Hottie# #Blo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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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時間又來了 只是教她一個簡單的句子 她卻一直講出內心話 讓我不得不提前脫褲子😣 #語言交換# #碧眼女孩# #PunJ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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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PITTy1140 聊了整晚 文化的碰撞之後,接下來當然就是進行肉體的碰撞💦 兩個女人默契的吃著肉棒,發出好色的吸允聲 性愛不需要語言,女人看見肉棒就知道要張嘴 兩根肉棒被她們的小嘴服侍得又硬又漲… 我們交換了伴侶,插入對方女伴的肉穴 各自享受著不同國家的肉體、揉奶、舌吻、愛撫 這才是最棒的文化交流😈 這場性愛持續半個小時,我們4人都汗流浹背 2個男人拔出肉棒,把囤積已久的精液射在女人的身上 同時跟對方說你好棒😍 真是泰好玩的國民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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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特朗普是否在出賣台灣? 「軍售變籌碼?」特朗普一句話,讓台北政壇瞬間炸鍋 大家好,您現在看到的是《明鏡郵報》。這兩天,台灣政壇最刺耳的一句話,不是北京說的,而是來自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特朗普本人。他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 Xi Jinping 習近平會談後,竟然公開表示,價值13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可能批准,也可能不批准」,還說這是「非常好的談判籌碼」。這句話一出,台北很多人恐怕連咖啡都喝不下去了。 《經濟學人》這篇文章的標題相當直接:《特朗普是否在出賣台灣?》。老實說,這種英國式標題,已經算很克制了。因為特朗普這次不是「暗示」,而是幾乎把美國過去四十多年對台政策的底牌,直接拿到談判桌上公開展示。自1979年《台灣關係法》生效後,美國歷屆政府都刻意避免把對台軍售與中美談判綁在一起。甚至1982年,前總統 Ronald Reagan 里根還曾向台灣作出「六項保證」,其中之一,就是不會事先與北京協商軍售問題。 結果特朗普一句:「80年代已經過去很久了。」哇,這句話在北京聽起來像香檳開瓶聲,在台北聽起來則像空襲警報。 更敏感的是,特朗普不只是談軍售。他還把台灣領導人 Lai Ching-te 賴清德描述成可能把美國拖入戰爭的人。他說,美國不希望有人因為「美國支持我們」,就跑去宣布台獨。這其實已經不是單純「戰略模糊」了,而是開始出現「責任轉移」——也就是說,如果未來台海爆發危機,美國可能會說:「是你們自己太衝動。」 這種語氣,跟拜登時代完全不同。過去幾年,美國政界主流對台灣幾乎形成「政治正確」式支持。共和、民主兩黨競相比誰更挺台。但特朗普顯然不是這種玩法。他的思維更像房地產交易員:台灣不是價值同盟,而是一張可以交換利益的牌。今天能換農產品採購,明天能換稀土出口,後天甚至可能換伊朗問題上的合作。 但《明鏡郵報》老編認為,《經濟學人》也有點故意放大了「特朗普賣台」的戲劇效果。因為特朗普真正的邏輯,不是「親中」,而是「交易優先」。他對所有盟友其實都差不多。從北約、日本、韓國,到烏克蘭,特朗普一直都認為:「安全保護不是免費午餐。」所以他現在對台灣的態度,本質上是:「你們得證明自己值得我保護。」 問題是,台灣現在偏偏正在大幅增加軍費。文章裡提到,台灣立法院剛通過約250億美元的補充國防預算,就是為了支付美國軍售。結果台灣這邊剛刷完卡,美國總統那邊卻說:「我先放著看看。」這種感覺,很像剛付完訂金,房仲突然告訴你:「房子可能不賣了,看隔壁鄰居願意出多少。」 北京這次顯然是有收穫的。從特朗普描述來看,習近平幾乎整晚都在談台灣,而且效果不小。特朗普甚至說:「我聽了他的話。」這句話在外交語言裡很危險。因為它代表,北京已經成功把「台灣問題」重新塑造成「中美避免衝突的核心議題」,而不是單純的民主與安全問題。 對台灣內部政治來說,衝擊也很大。國民黨現在一定會抓住這句話猛打民進黨:「你看,美國根本不可靠。」尤其2026地方選舉、2028總統大選臨近,這種「疑美論」會迅速升溫。北京其實最希望的,不一定是立刻武統,而是慢慢讓台灣社會開始懷疑:「如果真的開戰,美國到底會不會來?」 但另一方面,北京也未必能完全放心。因為特朗普有個特點:他今天可以把軍售當籌碼,明天也可能突然翻臉加碼。他對外政策最大的特徵,不是親中,而是不確定性。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中國學者其實對特朗普既期待又害怕——期待他削弱美國盟友體系,又害怕他哪天突然加倍出牌。 原文來自英國《經濟學人》: 《Is Donald Trump selling out Taiwan?》 網址: The Economist 原文報導 最後,《明鏡郵報》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有一天,美國真的把對台安全承諾變成「可談判商品」,那麼台灣未來最大的風險,究竟是中國的武力,還是美國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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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韻的離騷:一葉武夷茶的跨洋、宿命與主權啟示錄 楊純華 1.從大西洋底撈起的一抹閩南音節 歷史的伏筆,往往埋藏在人類最習以為常的日常消費品中。 當我們翻開西方近代民主憲政的宏大史詩,1773年12月16日的那個深夜,永遠是不可磨滅的經典場景。在波士頓港那凜冽的寒風中,一群憤怒的殖民地居民喬裝改扮,登上了東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在徹夜的喧囂中,他們將整整342箱茶葉,一箱接一箱地傾倒進冰冷的大西洋海水中。這場史稱「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的抗稅行動,以「無代表,不納稅」的決絕姿態,徹底激化了英美之間的宗主國與殖民地矛盾,進而拉開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 然而,在宏大的歷史教科書中,有一個極具社會學異化色彩的細節卻鮮少被提及:那342箱改變了人類政治文明走向的茶葉,並非產自新大陸,亦非產自大英帝國的歐洲本土,而是全部來自大洋彼岸那個正處於封閉、專制落後的盛清中國。 英國國家檔案館至今仍完好地保存著當年的索賠清單,那是帝國官僚用羽毛筆記錄下的經濟損失。在這份決定了美利堅命運的清單上,赫然寫著五種茶名:Bohea、Singlo、Hyson、Congou、Souchong。這五個詞彙在英文詞典裡找不到任何字根,它們全是不折不扣的中文閩南方言音節。其中,Bohea 正是「武夷」二字在閩南語中的發音。在被傾倒的342箱茶葉中,光是武夷紅茶就佔了240箱,比例高達七成以上。 換言之,西方自由憲政體制誕生的第一聲啼哭,竟是由福建武夷山深谷裡的幾片黑色葉片所催化的。這是一場全球化早期最深刻的社會學奇觀:在專制與封建壓迫最深重的土地上,由最底層的中國農民用血汗勞作生產出來的商品,跨越重洋之後,竟變成了西方世界砸向專制王權、爭取「人民主權」與「自由憲政」的政治導火線。 我的故乡在绵延百里的武夷山脉西南麓。在这里我说的是在地球兩端、跨越兩百五十年的与我故乡的武夷茶有关的事与感慨。我从中看到了勞動者的身體與血汗如何被編織進全球資本主義的壓迫網絡,我更感叹命運的荒誕悖論——生產了「自由催化劑」的土地,至今仍未長出自由的果實。 2.全球商品鏈中的勞動、身體與權力壓迫 從社會學的視角審視,那一箱箱沉入波士頓港的 Bohea 武夷茶,並非天然的造物,而是近代早期全球商品鏈與國際勞動分工體制下,對個體身體進行極致壓榨的產物。 閩南的舌尖吐出 Bohea 的嘆息 那是武夷山的雲霧 與採茶人馱駝的脊梁 他們在封建的泥土裡躬身 在季風裡揉捻 將血汗与叶子的清香封入木箱 經由東印度公司的巨輪 編織進全球資本最初的網 那時的東方,麻木的帝國正陷入沉睡 並不知道這黑色的葉片 已成為跨洋流轉的商品權力 兩百多年前的武夷山,茶農與採茶工的生活是一部無聲的血汗史。社會學家卡爾·馬克思曾提出過「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概念,指的是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被掩蓋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當倫敦的貴婦人在沙龍裡優雅地端起瓷杯,當波士頓的紳士在港口討論大英帝國的稅收政策時,隱匿在茶香背後的,是武夷山茶農在專制官僚與買辦商人雙重剝削下、近乎窒息的生存狀態。 茶農們必須在季風來臨前的短短數週內,赤腳在濕滑的岩壁與山谷間攀爬。他們的十指因長時間揉捻茶葉而磨出鮮血與厚繭,他們的脊梁因長年背負沈重的茶簍而變得駝背畸形。在清代中央集權的極權政治與行商制度(十三行)的壟斷結構下,這些底層勞動者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自由言論的空間,更沒有對自身勞動成果的定價權。 這是一種極致的社會學諷刺:武夷山的茶工們是在完全被剝奪了自由、完全缺乏權利保障的體制下進行生產的。然而,他們所生產的茶葉,卻具備了一種超乎尋常的「商品權力」。當這些茶葉被裝進木箱、貼上海關的標籤,經由跨國壟斷的東印度公司的巨輪運往西方時,它們就從封建專制的泥土,躍升為全球資本流動與帝國稅收的核心支柱。大英帝國依靠這些茶葉的進口稅來維持其全球擴張的財政結構,而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則在這片葉子上看到了母國對他們經濟自主權的瘋狂蠶食。 那時的盛清帝國,正在文字獄與高度中央集權的麻木中逐漸走向腐朽。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陷入了一種歷史的盲目與沉睡中。他們一邊享受著茶葉貿易帶來的白銀流入,一邊對外部世界正風起雲湧的啟蒙運動、社會契約論與權力分立學說一無所知。中國人以極致的隱忍與身體的勞奉,供養了西方的消費社會,也無意中為西方的制度變革準備了火種。 3.歷史的斷裂與悖論——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歷史在1773年的波士頓港口發生了驚心動魄的斷裂。 當這批來自中國福建的 Bohea 紅茶在寒風中被一箱箱倒入海中,大西洋的海水被染成了苦澀的深褐色。這一歷史事件在政治社會學上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是一場反抗「無代表納稅」的階級與政治結構抗爭。波士頓的傾茶者們,並不是在簡單地毀壞財物,他們是在摧毀大英帝國強加於他們的、未經同意的權力枷鎖。 波士頓的冬夜,寒風如刀 “無代表,不納稅”的怒吼撕裂了海港 三百四十二箱中國茶 在反抗殖民的巨浪中 化作大西洋泛起的一夜苦澀 七成是武夷的紅—— 它用在專制土地上長出的血肉, 點燃了西方自由憲政的導火索 一葉落而帝國傾 美利堅在茶香的餘燼中誕生 這場由武夷茶引爆的烈火,最終焚毀了舊帝國的殖民枷鎖。僅僅三年後,《獨立宣言》發表;幾年後,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成文憲法在美利堅誕生。美國人建立了基於人民主權、權力制衡、言論自由與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的憲政屏障。 然而,當我們將社會學的目光從繁華、自由的西半球,重新投向那片長出茶樹的東方土地時,我們會被一場巨大的荒誕感與悲劇性所震懾。這是一道跨越兩百五十年的歷史傷口,至今仍在流血。 歷史在此處 卻割開了一道荒誕的社會學傷口 兩百五十年的煙塵散盡 那片催生了西方自由 催化了現代民主的茶葉 它的母體 卻至今仍在專制的陰影裡掙扎 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而採茶人的子孫 卻依舊沒有“代表” 依舊在替不曾同意的權力納稅 這何其可悲!那片用自己的血肉與勞動,為西方現代憲政與民主制度點燃了導火索的中國茶葉,它的母體與子孫,卻在往後的兩百五十年間,不斷在專制、極權、動盪與思想禁錮的泥潭中輪迴。 直至今日,中國人是否真正獲得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憲政保障?兩百多年前美國人高喊的「無代表不納稅」,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句無法公開談論的政治禁忌。十四億人民在高度精密的現代國家機器下,承擔著沉重的直接稅與間接稅,但他們在決定國家前途、監督權力運行的公共場域中,卻依然缺乏實質性的、合法的「政治代表」。採茶人的子孫換上了現代的服裝,走進了科技化的工廠與高樓,但在政治身份上,他們與兩百年前在武夷山躬身勞作的祖先,並沒有本質上的結構性跨越——他們依然是權力體制下的「客體」,而非國家主權的「主體」。 中國用集體主義的自我犧牲與勞動紅利,為世界的現代化與西方的自由繁榮作了無聲的嫁衣。而中國人自己,卻被永遠隔絕在現代憲政民主的制度紅利之外。這是一首獨屬於中國人的、綿延數百年的當代《離騷》。 4.茶館裡的當代反思——精緻的麻醉與消逝的自由空間 歷史的指針來到了當代。今天,武夷茶不再需要通過十三行與東印度公司的木箱遠涉重洋,它換上了極盡奢華的包裝,變成了中國本土政治與經濟精英生態中不可或缺的社交貨幣。 時至今日,武夷的茶香依然氤氳 它是高官案頭的雅趣 也是平民市井的慰藉 然而,在當下中國那些精緻的茶館裡, 在朋友之間隔牆有耳的淺酌低吟裡 究竟還容得下幾多思想的自由 那裊裊升起的青煙 究竟是點燃思辨的火星 還是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茶館」在中國歷史上曾具有特殊的公共領域屬性。它是市民階層交換資訊、評議時政、甚至調解地方矛盾的半制度化空間。然而,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中,茶館的公共性已經被高度的政治恐懼與精緻的消費主義徹底解構。 在那些裝潢典雅、古風古色的當代茶館包廂裡,武夷岩茶大紅袍、肉桂的香氣四溢。端坐在茶桌旁的,有手握重權的官員,有依附體制的商人,也有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茶香氤氳中,人們談論著佛學、周易、文玩、甚至全球金融的波動,但每當話題觸及這片土地的體制弊端、權力腐敗、或是公民權利的缺失時,空氣便會瞬間凝固。 「隔牆有耳」、「莫談國事」的集體無意識,像一隻看不見的政治幽靈,籠罩在每一張精緻的茶桌上方。朋友們之間的交流變成了相互試探與淺酌低吟,真正的思想在審查與自我審查中被閹割。茶館不再是孕育公共理性的搖籃,反而變成了逃避現實政治、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知識分子在茶香中找到了犬儒式的安寧,官員在茶湯中體會著權力的運籌帷幄,而普通人在茶餘飯後的八卦中消解了對自身權利受損的痛苦。 這正是現代極權統治最可怕的社會學景觀:它用物質的極大豐富與精緻的文化消費,消解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那裊裊升起的茶煙,原本應當是點燃批判性思辨的火星,如今卻成了遮蔽雙眼、掩蓋社會矛盾的迷霧。 5.主權覺醒與中國人的天命破曉 「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這是無數流亡者與民主鬥士在經歷了制度性壓迫後,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吶喊。但對於留在那片土地上的十幾億人民而言,更深重的歷史使命在於:如何讓自由在自己的祖國生根發芽,如何讓那片長出了武夷茶的土地,真正建立起庇護每一個個體尊嚴的憲政屏障。 這需要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進行一場深刻的、斷奶式的歷史自省。 這裊裊茶香 正苦苦等待一場真正的醍醐灌頂 當代的知識分子啊 是否聽見了歷史在茶盞底部的沉吟? 我們不能永遠只在杯中品嚐順從的甘甜 是時候用針砭時弊的鋒芒,去喚醒自己 去喚醒那群被霧氣遮蔽雙眼的人民 让主权意识像沸水中的茶叶一样舒展开 唯有當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那遲到的憲政破曉 才會真正落進中國人的茶杯裡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指出,知識分子的天職在於「清明」與「責任」。面對歷史的悖論與當下的思想困局,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再沉溺於茶館裡的淺酌低吟,不能再用犬儒主義的姿態去配合權力的敘事。 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最清晰的啟示:250年前,中國茶葉以商品的形式,在西方世界完成了一場關於自由與主權的啟動。250年後,中國人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完成這場未竟的民運與天命。 這場覺醒,必須是「主權意識」的徹底復甦。我們要像沸水沖淋茶葉那般,用啟蒙的思想、理性的批判與無畏的行動,去沖刷那層積澱在人民心中長達數千年的臣民心態與奴化思想。要讓每一個普通的採茶人、工薪族、農民工和知識分子都明白——我們不是體制的耗材,不是高官案頭的順民,我們才是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我們有權利要求屬於自己的「政治代表」,有權利對未經同意的權力說不,有權利要求憲法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以不可剝奪的形式確立為國家運行的根本基石。 唯有到了那一天,當主權的意識在十四億人的心中如茶葉般在沸水中舒展,那片長出了 Bohea 的武夷山,才不再只是全球商品鏈上流血的邊緣地帶;那座精緻的當代茶館,才不會是思想的停屍間。 這是一篇無韻的離騷,它發軔於苦澀的歷史,流轉於跨洋的波濤,但它的終點,必然是中國人自主握住自身命運的憲政破曉。當自由的陽光終於照進那隻古老的茶杯,這首延續了數百年的歷史悲歌,才算真正迎來了它的落幕與新生。 2026.7.6 作者/楊純華,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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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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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在在澳洲待了10年,他要我,告诉大家, 奉劝普通人,除非万不得已,千万别来。 这话,是朋友这10年慢慢悟出来的。刚去那会儿,朋友也觉得那边好,天蓝,人少,空气干净。可日子过久了,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头一条,是贵。那边物价高,房租高。你挣的钱,一大半交了房租。出去吃顿饭,贵得离谱,买个菜也得算计。普通人挣的,紧巴巴的。 第二条,是孤单。那边人少,可你融不进去。语言再好,也有隔。你一个外来的,交朋友难。逢年过节,人家一大家子,你一个人,屋里冷清。想家,回一趟,机票贵,还请假难。 第三条,是活不好找。都说那边缺人,可缺的是技术工种。没技术没文凭的,干的都是苦活累活,挣得少。你英语不好,连那点活都难找。 第四条,是看病难。那边免费医疗,听着好,可排队。小病排几个月,大病排不上。有的中国人,病了,还得出钱看私立,或者回国看。 第五条,是牵挂。爹妈在国内,老了,病了,你回不去。视频里看着,心里干着急。有的为了这个,又回来了。 朋友不是说那边一无是处。你有本事,有技术,去了能站住。可普通人,去了,多半是熬。熬十年,攒点钱,回头一看,日子没比国内强。 你说这出国,是奔个好日子,还是搭进去大半辈子,这10年,到底换了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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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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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伙!诈骗都干成全球连锁了,美国这回也急眼了 FBI终于坐不住了,宣布对东南亚电诈园区开展“断电行动”。看到这个消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反而后背发凉——因为骗子已经把生意做到了这个份上:你打你的,我换我的皮,房子还是那栋房子,铁丝网还是那道铁丝网,只是里面的人从中国人换成了印度人,骗的对象从中国老人换成了美国老人。 三年前缅北园区里骗的几乎都是中国人,干活的也大多是中国人。中缅联手清剿,光移交回来的中国籍涉诈人员就有五万三千多人,果敢四大家族被一锅端,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个死刑,涉案资金一百二十二个亿。判得狠不狠?狠。可结果呢?中国人被抓空了,园区的房子还在、星链网络还在,老板总不能让设备闲着生锈。 位子空出来,印度人填进去了。道理简单得扎心——印度人英语好。 做了几十年美国呼叫中心外包,年轻人张口就是一口印式英语,跟美国老头老太煲电话粥能聊十分钟不穿帮。他们懂美国报税季、懂社保福利、知道美国老人最怕什么。这套技能点,天生就是为“杀洋盘”量身定做的。 套路也跟着换了。 以前对着中国人刷“猜猜我是谁”,现在直接冒充美国国税局、FBI、社保署:你身份被盗用了,涉嫌洗钱,马上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不然立刻派人来抓你。接电话的大多是六七十岁的美国老人,一辈子规规矩矩,哪见过这种阵仗?75岁的弗吉尼亚退伍老兵布鲁恩,五个月里把毕生积蓄和退休金全提取出来,按骗子指示转进了加密货币账户。 钱骗光了,真正的国税局又来找他——提前领养老金触发高额税款,他倒欠税务局二十万。数据摆在那儿:2025年美国冒充政府官员类诈骗,民众损失接近八亿美元,投诉量暴涨百分之五十。 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国内那套“新饵”。过去“月入三万包机票”的话术被清剿行动打臭了,骗子怎么办?换饵。新饵不叫钱,叫“正常”。真金白银注册公司、租写字楼、走标准面试流程、按月发工资交社保,在市中心开出一家挑不出毛病的正规企业。 你入职后的一切体验都在告诉大脑同一句话:这是真的。然后半年后,公司组织出国团建,强制参加,不去扣钱。 你上了飞机,就再也回不来了。一个22岁大学生在黑市上标价20万到35万,学历在这里不是光环,是标价签。骗子盯上的从来不是贪心的人,是急着证明自己配得上好工作的人。 公安部数据显示,境外电诈案件83.7%通过熟人关系实施,被卖到缅北的七成以上是被亲戚、同学、同乡拉下水。你以为是信任被辜负,其实是被计算。骗子把“信任”当原料,用半年的时间、真金白银的工资把你培育成一件待收割的成品。而骗局能持续运转,靠的是三根柱子咬着转:当地武装势力提供庇护和地盘,犯罪集团负责招人和运营,诱骗者在一线拉人头。 去年十月缅甸军方突袭KK园区,一千五百多人连夜往泰国跑,来自二十八个国家,其中五百个印度人、两百个菲律宾人。 印度空军派了三趟军用专机飞到泰国湄索接人,外交官举着喇叭喊:印度公民们,祖国来接你们回家了。结果呢?四分之三的人摇头不上飞机。 被解救的罗希特转述旁边工位同事的原话:刚开了两个月单,提成都没结,这时候回去?园区那边还放话说,只要回来,位置给你留着。更离谱的是“转会费”——KK园区被端之后,其他园区马上开出七万美元一个人头的价格,从逃到泰国的人手里挖人。昨天还在逃命,今天就有人来谈offer。这生意已经市场化到这个地步。 说到底,电诈从来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中国人骗中国人的时候,我们重拳出击,五万多人抓回来,四大家族判的判、毙的毙,这股劲一点没松。可黑产这帮人精得很,你打我就换皮——换语言、换受害者、换劳动力。 今天你把华人盘端了,明天它就长出印度盘;哪天印度也严打了,后天它能冒出非洲盘、东南亚盘。这不是换一批人就能根治的,得让整个产业链从根上断掉。 美国那边现在急得跳脚,白宫盯上了缅北的英语诈骗网络,可光着急没用。骗局能成,靠的是信息差、语言差和各国执法之间的缝隙。你在东边把门焊死,它从西边找个通风管钻出去。 真正要让这帮人无处可躲,得中、美、印、泰几国的警方、银行、社交平台坐下来,把资金链、招聘链、网络链路一块掐了。少了任何一环,这台机器都还能转。 昨天魏家那三个死刑判下来,大快人心。可回过头想,我们这边判得越狠,那边换得越快。打从来不是终点,让后来者算明白“这事干不得”,才是。 对于缅北电诈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跨国生意,你觉得最该从哪儿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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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XNOW# 大会,聊聊全程看下来的感受 之前我以为就是个普通发布会,结果信息量比我预想的大不少,挑几个印象最深的聊。 上午两个开场,神秘嘉宾原来是v神, star 和 v神画风差挺多。 昨天 #OKXNOW# 开场前, ethereum:0x75231f58b43240c9718dd58b4967c5114342a86c 就已经开始涨了,Star开场也没聊币价,也没讲产品,先从消费科技和金融基础设施的落差聊起。大概意思就是:我们天天用着秒到的App,可跨境转账还跟90年代一样。然后他聊了OKX接下来的战略方向——不只是交易所,而是往全球金融科技平台走。托管、支付、投资、AI财富管理,四条线。 有一说一,这个转向我觉得挺有意思。交易所的对手是币安Coinbase,金融科技平台的对手就变成Revolut、Robinhood甚至银行了。赛道换了,玩法也变了。 他还提了个数字我印象巨深:OKX上个月付给大模型公司的账单是1000万美金。95%的代码合并请求已经走AI工作流了。你们品品,一家加密交易所一个月在AI上烧这么多钱,这已经不是试试水了。 然后Vitalik上台,画风直接变冷静。他讲AI和密码学,核心就一句:AI是最大的机会,也是最大的风险。原话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是“任何有漏洞的东西,GPT-7、Claude 7、DeepSeek 7都会找到”。他还说未来两年大部分人会在无感知的情况下用上零知识证明,就像现在用HTTPS一样。另外他提了个观点:AI正在变成新的用户界面。这个我琢磨了一下,确实,以后可能没人点按钮了,直接跟AI说需要做什么就完了。 上午场一个在讲野心,一个在讲恐惧,挺有意思的。 下午就是产品线的重头戏,交易、链上、AI、支付,四条线挨个过。 交易线那边给了数据:代币化股票和TradFi永续日均成交30亿美金,峰值到过90亿。还要推底层期权和自有代币化股票xRWA。说白了就是想让你在同一个App里,crypto、股票、原油永续都能7x24小时玩。 链上线数据更猛:过去30天DEX现货+永续交易量超1万亿美金,X Layer的DeFi TVL今年涨了11倍左右。新出的DEX终端整合了代币筛选、资金流追踪、社交舆情监控,还能一键交易。我第一反应:这不就是链上版彭博终端么。另外他们要通过XIP开放交易基础设施和共享流动性,链上现货和永续马上公测。这个野心不小,不只想做产品,还想做基础设施。 AI线是我最关注的。OKX交易团队首次披露了还在测试的AI Bot,自然语言就能生成策略、回测、部署。比如你直接说“ETH跌破2000自动买入”,它就给你搭好了。门槛直接拉到地板。上午Vitalik也专门聊了AI安全,这块OKX后面应该会有更细的落地方案,值得继续跟。 支付线推了OKX Money,独立App,30多个国家上线。现场演示新加坡转委内瑞拉几秒到账。委内瑞拉这个场景选得挺刁钻,跨境汇款刚需,传统渠道又慢又贵。他们还说以后AI智能体能在用户授权后做小额投资。面向非crypto用户这块,OKX Money的便宜加快速,后面看产品体验和覆盖速度,我个人挺期待。 圆桌那块,纽约州前州长、现在OKX董事Andrew Cuomo来了,还有Mastercard、星展、摩根大通、渣打的人。Cuomo说传统金融和加密正在从竞争走向融合。还确认了跟ICE(纽交所母公司)的合资公司,做代币化证券交易平台,大概30天后上线,走SEC创新豁免。这个方向挺值得关注的,虽然创新豁免初期会有交易量和股票数量上限,但能跑通第一步本身就很有意义,后面慢慢放开的想象空间不小。 最后聊几个我自己的观察,不一定全对: 1、OKX这次最大的动作不是某个具体产品,而是身份升级。从交易所到金融科技平台,整个逻辑就不一样了。 2、AI在OKX内部的应用程度,可能比外面看到的还要深。一个月1000万美金的大模型账单,这投入力度已经说明问题了。 3、 Vitalik上午专门提醒了AI安全,这个提醒其实很有价值。OKX在AI执行交易、AI做投资策略这块,安全设计肯定得做得很细,后续值得持续关注。 4. 代币化证券这条线值得重点盯。如果真跑通,意义可能比OKX自己的产品还要大。30天上线的说法,初期有创新豁免的限制很正常,但方向本身很有想象空间。 OKX在布局一个很大的未来:互联网+加密+AI三条线交汇,金融服务被重构。 这条路能走多远,接下来12-24个月的落地会给出答案。 至少现在,产品、数据、合作方都在了。 #OKX达人# #OKXNOW# @okxchinese @misaEN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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