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完英語聽力會話課後 禮尚往來 換我充當她的小老師 宣傳一下我們的家鄉話 教這種日常用語應該不會太粗暴吧 She looks so hot speaking my dialect. #體液交換語言交換# #LanguageExchange# #Hottie# #Blooper#

我們和@PITTy1140 聊了整晚 文化的碰撞之後，接下來當然就是進行肉體的碰撞💦 兩個女人默契的吃著肉棒，發出好色的吸允聲 性愛不需要語言，女人看見肉棒就知道要張嘴 兩根肉棒被她們的小嘴服侍得又硬又漲… 我們交換了伴侶，插入對方女伴的肉穴 各自享受著不同國家的肉體、揉奶、舌吻、愛撫 這才是最棒的文化交流😈 這場性愛持續半個小時，我們4人都汗流浹背 2個男人拔出肉棒，把囤積已久的精液射在女人的身上 同時跟對方說你好棒😍 真是泰好玩的國民外交❤️‍🔥

《經濟學人》：特朗普是否在出賣台灣？ 「軍售變籌碼？」特朗普一句話，讓台北政壇瞬間炸鍋 大家好，您現在看到的是《明鏡郵報》。這兩天，台灣政壇最刺耳的一句話，不是北京說的，而是來自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特朗普本人。他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 Xi Jinping 習近平會談後，竟然公開表示，價值13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可能批准，也可能不批准」，還說這是「非常好的談判籌碼」。這句話一出，台北很多人恐怕連咖啡都喝不下去了。 《經濟學人》這篇文章的標題相當直接：《特朗普是否在出賣台灣？》。老實說，這種英國式標題，已經算很克制了。因為特朗普這次不是「暗示」，而是幾乎把美國過去四十多年對台政策的底牌，直接拿到談判桌上公開展示。自1979年《台灣關係法》生效後，美國歷屆政府都刻意避免把對台軍售與中美談判綁在一起。甚至1982年，前總統 Ronald Reagan 里根還曾向台灣作出「六項保證」，其中之一，就是不會事先與北京協商軍售問題。 結果特朗普一句：「80年代已經過去很久了。」哇，這句話在北京聽起來像香檳開瓶聲，在台北聽起來則像空襲警報。 更敏感的是，特朗普不只是談軍售。他還把台灣領導人 Lai Ching-te 賴清德描述成可能把美國拖入戰爭的人。他說，美國不希望有人因為「美國支持我們」，就跑去宣布台獨。這其實已經不是單純「戰略模糊」了，而是開始出現「責任轉移」——也就是說，如果未來台海爆發危機，美國可能會說：「是你們自己太衝動。」 這種語氣，跟拜登時代完全不同。過去幾年，美國政界主流對台灣幾乎形成「政治正確」式支持。共和、民主兩黨競相比誰更挺台。但特朗普顯然不是這種玩法。他的思維更像房地產交易員：台灣不是價值同盟，而是一張可以交換利益的牌。今天能換農產品採購，明天能換稀土出口，後天甚至可能換伊朗問題上的合作。 但《明鏡郵報》老編認為，《經濟學人》也有點故意放大了「特朗普賣台」的戲劇效果。因為特朗普真正的邏輯，不是「親中」，而是「交易優先」。他對所有盟友其實都差不多。從北約、日本、韓國，到烏克蘭，特朗普一直都認為：「安全保護不是免費午餐。」所以他現在對台灣的態度，本質上是：「你們得證明自己值得我保護。」 問題是，台灣現在偏偏正在大幅增加軍費。文章裡提到，台灣立法院剛通過約250億美元的補充國防預算，就是為了支付美國軍售。結果台灣這邊剛刷完卡，美國總統那邊卻說：「我先放著看看。」這種感覺，很像剛付完訂金，房仲突然告訴你：「房子可能不賣了，看隔壁鄰居願意出多少。」 北京這次顯然是有收穫的。從特朗普描述來看，習近平幾乎整晚都在談台灣，而且效果不小。特朗普甚至說：「我聽了他的話。」這句話在外交語言裡很危險。因為它代表，北京已經成功把「台灣問題」重新塑造成「中美避免衝突的核心議題」，而不是單純的民主與安全問題。 對台灣內部政治來說，衝擊也很大。國民黨現在一定會抓住這句話猛打民進黨：「你看，美國根本不可靠。」尤其2026地方選舉、2028總統大選臨近，這種「疑美論」會迅速升溫。北京其實最希望的，不一定是立刻武統，而是慢慢讓台灣社會開始懷疑：「如果真的開戰，美國到底會不會來？」 但另一方面，北京也未必能完全放心。因為特朗普有個特點：他今天可以把軍售當籌碼，明天也可能突然翻臉加碼。他對外政策最大的特徵，不是親中，而是不確定性。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中國學者其實對特朗普既期待又害怕——期待他削弱美國盟友體系，又害怕他哪天突然加倍出牌。 原文來自英國《經濟學人》： 《Is Donald Trump selling out Taiwan?》 網址： The Economist 原文報導 最後，《明鏡郵報》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有一天，美國真的把對台安全承諾變成「可談判商品」，那麼台灣未來最大的風險，究竟是中國的武力，還是美國的不確定性？

無韻的離騷：一葉武夷茶的跨洋、宿命與主權啟示錄 楊純華 1.從大西洋底撈起的一抹閩南音節 歷史的伏筆，往往埋藏在人類最習以為常的日常消費品中。 當我們翻開西方近代民主憲政的宏大史詩，1773年12月16日的那個深夜，永遠是不可磨滅的經典場景。在波士頓港那凜冽的寒風中，一群憤怒的殖民地居民喬裝改扮，登上了東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在徹夜的喧囂中，他們將整整342箱茶葉，一箱接一箱地傾倒進冰冷的大西洋海水中。這場史稱「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的抗稅行動，以「無代表，不納稅」的決絕姿態，徹底激化了英美之間的宗主國與殖民地矛盾，進而拉開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 然而，在宏大的歷史教科書中，有一個極具社會學異化色彩的細節卻鮮少被提及：那342箱改變了人類政治文明走向的茶葉，並非產自新大陸，亦非產自大英帝國的歐洲本土，而是全部來自大洋彼岸那個正處於封閉、專制落後的盛清中國。 英國國家檔案館至今仍完好地保存著當年的索賠清單，那是帝國官僚用羽毛筆記錄下的經濟損失。在這份決定了美利堅命運的清單上，赫然寫著五種茶名：Bohea、Singlo、Hyson、Congou、Souchong。這五個詞彙在英文詞典裡找不到任何字根，它們全是不折不扣的中文閩南方言音節。其中，Bohea 正是「武夷」二字在閩南語中的發音。在被傾倒的342箱茶葉中，光是武夷紅茶就佔了240箱，比例高達七成以上。 換言之，西方自由憲政體制誕生的第一聲啼哭，竟是由福建武夷山深谷裡的幾片黑色葉片所催化的。這是一場全球化早期最深刻的社會學奇觀：在專制與封建壓迫最深重的土地上，由最底層的中國農民用血汗勞作生產出來的商品，跨越重洋之後，竟變成了西方世界砸向專制王權、爭取「人民主權」與「自由憲政」的政治導火線。 我的故乡在绵延百里的武夷山脉西南麓。在这里我说的是在地球兩端、跨越兩百五十年的与我故乡的武夷茶有关的事与感慨。我从中看到了勞動者的身體與血汗如何被編織進全球資本主義的壓迫網絡，我更感叹命運的荒誕悖論——生產了「自由催化劑」的土地，至今仍未長出自由的果實。 2.全球商品鏈中的勞動、身體與權力壓迫 從社會學的視角審視，那一箱箱沉入波士頓港的 Bohea 武夷茶，並非天然的造物，而是近代早期全球商品鏈與國際勞動分工體制下，對個體身體進行極致壓榨的產物。 閩南的舌尖吐出 Bohea 的嘆息 那是武夷山的雲霧 與採茶人馱駝的脊梁 他們在封建的泥土裡躬身 在季風裡揉捻 將血汗与叶子的清香封入木箱 經由東印度公司的巨輪 編織進全球資本最初的網 那時的東方，麻木的帝國正陷入沉睡 並不知道這黑色的葉片 已成為跨洋流轉的商品權力 兩百多年前的武夷山，茶農與採茶工的生活是一部無聲的血汗史。社會學家卡爾·馬克思曾提出過「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概念，指的是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被掩蓋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當倫敦的貴婦人在沙龍裡優雅地端起瓷杯，當波士頓的紳士在港口討論大英帝國的稅收政策時，隱匿在茶香背後的，是武夷山茶農在專制官僚與買辦商人雙重剝削下、近乎窒息的生存狀態。 茶農們必須在季風來臨前的短短數週內，赤腳在濕滑的岩壁與山谷間攀爬。他們的十指因長時間揉捻茶葉而磨出鮮血與厚繭，他們的脊梁因長年背負沈重的茶簍而變得駝背畸形。在清代中央集權的極權政治與行商制度（十三行）的壟斷結構下，這些底層勞動者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自由言論的空間，更沒有對自身勞動成果的定價權。 這是一種極致的社會學諷刺：武夷山的茶工們是在完全被剝奪了自由、完全缺乏權利保障的體制下進行生產的。然而，他們所生產的茶葉，卻具備了一種超乎尋常的「商品權力」。當這些茶葉被裝進木箱、貼上海關的標籤，經由跨國壟斷的東印度公司的巨輪運往西方時，它們就從封建專制的泥土，躍升為全球資本流動與帝國稅收的核心支柱。大英帝國依靠這些茶葉的進口稅來維持其全球擴張的財政結構，而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則在這片葉子上看到了母國對他們經濟自主權的瘋狂蠶食。 那時的盛清帝國，正在文字獄與高度中央集權的麻木中逐漸走向腐朽。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陷入了一種歷史的盲目與沉睡中。他們一邊享受著茶葉貿易帶來的白銀流入，一邊對外部世界正風起雲湧的啟蒙運動、社會契約論與權力分立學說一無所知。中國人以極致的隱忍與身體的勞奉，供養了西方的消費社會，也無意中為西方的制度變革準備了火種。 3.歷史的斷裂與悖論——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歷史在1773年的波士頓港口發生了驚心動魄的斷裂。 當這批來自中國福建的 Bohea 紅茶在寒風中被一箱箱倒入海中，大西洋的海水被染成了苦澀的深褐色。這一歷史事件在政治社會學上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是一場反抗「無代表納稅」的階級與政治結構抗爭。波士頓的傾茶者們，並不是在簡單地毀壞財物，他們是在摧毀大英帝國強加於他們的、未經同意的權力枷鎖。 波士頓的冬夜，寒風如刀 “無代表，不納稅”的怒吼撕裂了海港 三百四十二箱中國茶 在反抗殖民的巨浪中 化作大西洋泛起的一夜苦澀 七成是武夷的紅—— 它用在專制土地上長出的血肉， 點燃了西方自由憲政的導火索 一葉落而帝國傾 美利堅在茶香的餘燼中誕生 這場由武夷茶引爆的烈火，最終焚毀了舊帝國的殖民枷鎖。僅僅三年後，《獨立宣言》發表；幾年後，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成文憲法在美利堅誕生。美國人建立了基於人民主權、權力制衡、言論自由與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的憲政屏障。 然而，當我們將社會學的目光從繁華、自由的西半球，重新投向那片長出茶樹的東方土地時，我們會被一場巨大的荒誕感與悲劇性所震懾。這是一道跨越兩百五十年的歷史傷口，至今仍在流血。 歷史在此處 卻割開了一道荒誕的社會學傷口 兩百五十年的煙塵散盡 那片催生了西方自由 催化了現代民主的茶葉 它的母體 卻至今仍在專制的陰影裡掙扎 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而採茶人的子孫 卻依舊沒有“代表” 依舊在替不曾同意的權力納稅 這何其可悲！那片用自己的血肉與勞動，為西方現代憲政與民主制度點燃了導火索的中國茶葉，它的母體與子孫，卻在往後的兩百五十年間，不斷在專制、極權、動盪與思想禁錮的泥潭中輪迴。 直至今日，中國人是否真正獲得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憲政保障？兩百多年前美國人高喊的「無代表不納稅」，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句無法公開談論的政治禁忌。十四億人民在高度精密的現代國家機器下，承擔著沉重的直接稅與間接稅，但他們在決定國家前途、監督權力運行的公共場域中，卻依然缺乏實質性的、合法的「政治代表」。採茶人的子孫換上了現代的服裝，走進了科技化的工廠與高樓，但在政治身份上，他們與兩百年前在武夷山躬身勞作的祖先，並沒有本質上的結構性跨越——他們依然是權力體制下的「客體」，而非國家主權的「主體」。 中國用集體主義的自我犧牲與勞動紅利，為世界的現代化與西方的自由繁榮作了無聲的嫁衣。而中國人自己，卻被永遠隔絕在現代憲政民主的制度紅利之外。這是一首獨屬於中國人的、綿延數百年的當代《離騷》。 4.茶館裡的當代反思——精緻的麻醉與消逝的自由空間 歷史的指針來到了當代。今天，武夷茶不再需要通過十三行與東印度公司的木箱遠涉重洋，它換上了極盡奢華的包裝，變成了中國本土政治與經濟精英生態中不可或缺的社交貨幣。 時至今日，武夷的茶香依然氤氳 它是高官案頭的雅趣 也是平民市井的慰藉 然而，在當下中國那些精緻的茶館裡， 在朋友之間隔牆有耳的淺酌低吟裡 究竟還容得下幾多思想的自由 那裊裊升起的青煙 究竟是點燃思辨的火星 還是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茶館」在中國歷史上曾具有特殊的公共領域屬性。它是市民階層交換資訊、評議時政、甚至調解地方矛盾的半制度化空間。然而，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中，茶館的公共性已經被高度的政治恐懼與精緻的消費主義徹底解構。 在那些裝潢典雅、古風古色的當代茶館包廂裡，武夷岩茶大紅袍、肉桂的香氣四溢。端坐在茶桌旁的，有手握重權的官員，有依附體制的商人，也有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茶香氤氳中，人們談論著佛學、周易、文玩、甚至全球金融的波動，但每當話題觸及這片土地的體制弊端、權力腐敗、或是公民權利的缺失時，空氣便會瞬間凝固。 「隔牆有耳」、「莫談國事」的集體無意識，像一隻看不見的政治幽靈，籠罩在每一張精緻的茶桌上方。朋友們之間的交流變成了相互試探與淺酌低吟，真正的思想在審查與自我審查中被閹割。茶館不再是孕育公共理性的搖籃，反而變成了逃避現實政治、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知識分子在茶香中找到了犬儒式的安寧，官員在茶湯中體會著權力的運籌帷幄，而普通人在茶餘飯後的八卦中消解了對自身權利受損的痛苦。 這正是現代極權統治最可怕的社會學景觀：它用物質的極大豐富與精緻的文化消費，消解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那裊裊升起的茶煙，原本應當是點燃批判性思辨的火星，如今卻成了遮蔽雙眼、掩蓋社會矛盾的迷霧。 5.主權覺醒與中國人的天命破曉 「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這是無數流亡者與民主鬥士在經歷了制度性壓迫後，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吶喊。但對於留在那片土地上的十幾億人民而言，更深重的歷史使命在於：如何讓自由在自己的祖國生根發芽，如何讓那片長出了武夷茶的土地，真正建立起庇護每一個個體尊嚴的憲政屏障。 這需要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進行一場深刻的、斷奶式的歷史自省。 這裊裊茶香 正苦苦等待一場真正的醍醐灌頂 當代的知識分子啊 是否聽見了歷史在茶盞底部的沉吟？ 我們不能永遠只在杯中品嚐順從的甘甜 是時候用針砭時弊的鋒芒，去喚醒自己 去喚醒那群被霧氣遮蔽雙眼的人民 让主权意识像沸水中的茶叶一样舒展开 唯有當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那遲到的憲政破曉 才會真正落進中國人的茶杯裡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指出，知識分子的天職在於「清明」與「責任」。面對歷史的悖論與當下的思想困局，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再沉溺於茶館裡的淺酌低吟，不能再用犬儒主義的姿態去配合權力的敘事。 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最清晰的啟示：250年前，中國茶葉以商品的形式，在西方世界完成了一場關於自由與主權的啟動。250年後，中國人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完成這場未竟的民運與天命。 這場覺醒，必須是「主權意識」的徹底復甦。我們要像沸水沖淋茶葉那般，用啟蒙的思想、理性的批判與無畏的行動，去沖刷那層積澱在人民心中長達數千年的臣民心態與奴化思想。要讓每一個普通的採茶人、工薪族、農民工和知識分子都明白——我們不是體制的耗材，不是高官案頭的順民，我們才是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我們有權利要求屬於自己的「政治代表」，有權利對未經同意的權力說不，有權利要求憲法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以不可剝奪的形式確立為國家運行的根本基石。 唯有到了那一天，當主權的意識在十四億人的心中如茶葉般在沸水中舒展，那片長出了 Bohea 的武夷山，才不再只是全球商品鏈上流血的邊緣地帶；那座精緻的當代茶館，才不會是思想的停屍間。 這是一篇無韻的離騷，它發軔於苦澀的歷史，流轉於跨洋的波濤，但它的終點，必然是中國人自主握住自身命運的憲政破曉。當自由的陽光終於照進那隻古老的茶杯，這首延續了數百年的歷史悲歌，才算真正迎來了它的落幕與新生。 2026.7.6 作者/楊純華，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北大数院天才如果没出国，能否拿下菲尔兹奖 拿了菲尔兹奖的王虹如果当年本科毕业留在北大不出去，大概率根本拿不到这枚数学界的最高桂冠。 很多人可能要问，北大数院已经是国内数学领域的天花板了，怎么就留不下一个能冲击顶级奖项的天才？ 先给大家捋清楚，北大4年的本科训练含金量是真的硬。 数学分析、调和分析、几何基础全给你打满，把王虹的逻辑底子磨得密不透风，这是她后来能冲击世界级难题的核心根基。 但问题就出在22岁本科毕业之后的成长阶段，当年的国内学术环境，根本凑不齐她拿奖需要的所有关键条件。 第一个绕不开的坎，就是顶级导师的资源差。 她后来的博士导师拉里古斯，是全球调和分析领域的头号权威，一辈子深耕挂谷猜想和限制性猜想，把自己攒了几十年的独门研究方法全倾囊相授。 那时候北大根本找不到同级别、死磕这个细分方向的国际顶级大师。 更重要的是，人家的指导根本不是填鸭式塞现成答案。 王虹自己之前在北大数院的时候，身边全是奥数金牌得主，卷到她都扛不住，甚至想过放弃数学转行去学建筑，能撑下来都耗光了全部力气。 但拉里古斯从来不会打断她那些碎碎的、没成型的想法，就安安静静等她自己想通。 这种松弛感和信任感，才是真的能把天赋彻底释放出来的钥匙。 第二个关键条件，是能跟你同频死磕难题的顶尖同行。 最后3维挂谷猜想的证明，是王虹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者Joshua Zou一起完成的。 这种级别的青年顶尖搭档，你得长期泡在欧美核心的学术圈里才能碰得到，天天待在北大闭门造车，根本没机会对接上同水平的队友。 科研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同频的人思想碰撞出来的火花，往往就是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的关键。 最核心的差距，其实是允许你“好几年不出成果”的宽松环境。 王虹啃下挂谷猜想，前前后后耗了10多年，中间有好几年半篇能打的高水平论文都写不出来。 换在10多年前的国内高校，根本不可能。 那时候的考核有多卷？要你频繁发论文、抢项目、评奖项，青年老师一半精力都要分给教学任务和各种考核，谁敢连续10年啥别的都不干，死磕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成的世纪难题？ 但MIT、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种地方，能允许青年数学家五六年不产出，专心啃大难题，根本不会催你交短平快的小成果。 这种不盯着短期KPI的包容度，才是给慢热型天才留的活路。 说这些绝对不是否定国内本科教育的价值。 和王虹同届拿菲尔兹奖的邓煜，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本土成长路径，一个是竞赛天才，一个是没任何竞赛背景的大二转系生，最后两个人都站到了数学界的最高领奖台。 这恰恰说明国内的本科教育，既能养出少年天才，也能给普通人打下最扎实的坐冷板凳的韧性，没有北大那4年磨出来的底子，再好的海外导师也带不动。 现在国内学术圈真正该反思的，是怎么把单一的唯成果论的评价标尺给打破，别再搞急功近利那一套。 别觉得数学是没用的基础学科，现在大火的大语言模型，本质上就是个极其复杂的数学概率游戏，一个国家底层数学的高度，直接决定了未来AI创新的天花板。 等哪天我们国内的学术土壤，也能给愿意沉下心走十年长路的年轻人足够的耐心和空间，不用跑出去也能摘到菲尔兹奖，那才是真的在底层科技上把根扎稳了。 你觉得现在的本土学术环境，离养出完全本土成长的菲尔兹奖得主还有多远？

在日本做了几年独立 AI 工程师,聊几个只有真正在这里干过才知道的事。不是签证、收入、市场分析那些,是日常工作里那些不会出现在任何攻略帖里的细节。 第一个没人告诉你的事:在日本,中国人做 AI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信用加成。 日本企业对"AI"这件事的认知来源主要是两个:美国和中国。美国代表前沿(OpenAI、Anthropic、Google),中国代表速度(DeepSeek、千问、字节)。你是中国人,天然被归到"速度快、实战经验丰富、见过大场面"这个认知框里。 日本本土的 AI 工程师大多数是从学术界转过来的,理论功底扎实,但生产部署经验偏弱。你跟日本客户说"我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做过日均千万级 DAU 的数据系统",他们的反应不是"哦",是"えー、すごいですね(哇好厉害)"。因为日本本土很少有这种体量的实战场景。 这个加成不是永久的,干砸一个项目就没了。但它给了你一个很好的开局:第一次见面时,客户对你的预期天然比对一个日本本地工程师高半格。 第二个没人告诉你的事:日本客户最怕的不是你技术不行,是你"突然消失"。 在日本商业文化里,"飞ぶ"(消失/跑路)是对合作关系最大的恐惧。他们之前遇到过的外国 freelancer 里,有人项目做到一半签证到期走了,有人拿了预付款之后联系不上了,有人说好的交付日期突然说"还需要两周"然后反复延期。 所以日本客户考察你的第一优先级不是"你有多强",是"你靠不靠谱"。靠谱的定义极其具体:说好周五交就周五交,邮件当天回,电话接得到,出了问题第一时间主动说而不是藏着。 我刚来日本的时候不理解这一点,觉得"技术好就够了"。后来才明白,在日本,你交付质量 90 分但每次都准时,比你交付质量 98 分但偶尔迟到一次,在客户心里的评价要高得多。信赖感(信頼感)是日本商业关系的地基,地基不稳什么都白搭。 第三个没人告诉你的事:在日本做 AI 落地,最有效的销售话术不是"AI 能帮你省多少钱",是"不用 AI 你会被同行甩开多远"。 日本企业的决策动机跟中国企业不一样。中国企业决策靠 ROI:"花这些钱能赚回来多少?"算得过来就干。日本企业决策靠"危機感":"不做这件事会不会落后于同行?"同行都在做,我不做,不行。同行都没做,我为什么要第一个冒险? 所以你跟日本客户谈 AI,最有效的切入方式不是给他算 ROI,是告诉他:"你的竞争对手 XX 已经在用 AI 做这件事了。"这句话在日本商业文化里的杀伤力,比任何 ROI 计算表都大。 当然,前提是你说的是真的。日本圈子小,胡说被抓到一次,你在整个行业就废了。 第四个没人告诉你的事:中日英三语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壁垒。 表面上看,语言只是沟通工具。实际上,三语能力让我能做到一件几乎没有竞争者能做的事:用英文读 Anthropic 的 system card 和最新的技术文档,用中文跟国内的 AI 社区保持同步,用日语跟客户的业务方和技术方深度沟通。 全球最前沿的 AI 信息首先出现在英文世界,通常晚一到两天出现在中文世界,晚一到两周出现在日文世界。我能在信息出现的第一天就消化它,然后在一周内把它变成日本客户能理解和使用的方案。 这个时间差就是我的定价权。日本本地的 AI 工程师要等日文翻译或解读出来才能跟进,美国的 AI 工程师不会日语进不了日本市场。中间这个位置,人极少。 第五个没人告诉你的事:我交过最贵的学费是"把中国的工作习惯带到日本"。 刚来的时候我犯了几个现在想起来都想扇自己的错误: 给客户发了一个方案,里面直接写"你们现在的做法效率很低,应该换成 XX"。在中国这叫直接、高效。在日本这叫"失礼"。日本的方式是:"贵社目前的方式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先给面子),不过如果考虑未来的扩展性(给台阶),或许可以参考一下这种方法(才提建议)。"同样的意思,包装方式完全不同。我花了大概半年才把这个习惯改过来。 还有一次,客户说"検討します"(我们考虑一下),我以为是真的在考虑,等了两周去跟进。后来才知道这句话在很多场合的真实含义是"我们不打算做,但不好意思当面拒绝你"。在日本,"不"很少被直接说出口,你得学会听懂那些"不是不"的"不"。 还有一次把项目进度做成了飞书文档共享给客户。客户完全不知道飞书是什么,打不开。后来老老实实改用 Excel + 邮件。在日本企业里,Excel 和邮件是永远不会错的选择。你觉得落后,人家觉得稳当。 第六个:最意想不到的获客渠道。 我以为在日本获客要靠 LinkedIn 或者行业展会。实际上我最有效的获客渠道有两个:一个是 X(推特),另一个是日本特有的"勉強会"(学习会/技术分享会)。 日本的技术社区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定期办免费的技术分享会,大家轮流讲自己在做的东西。你去讲一次,讲得好,会后有人来跟你换名片(是的,日本还在用纸质名片,而且交换名片有一套完整的礼仪),两周后邮件来了:"之前听了您的分享,我们公司正好有一个类似的课题,方便聊一下吗?" 这种获客方式成本为零,但信任转化率极高,因为对方亲眼见过你讲东西,知道你是真的懂而不是嘴上说说。 最后说一句总结。 在日本做独立 AI 工程师,最核心的能力不是技术,是"翻译"。不是语言翻译,是把全球最前沿的 AI 技术,翻译成日本企业能理解、敢尝试、用了之后能看到结果的东西。技术只是原料,翻译才是手艺。 而这个"翻译"能力是没法被 AI 替代的,因为它的核心不是信息转换,是理解两种完全不同的商业文化各自在怕什么、想要什么、能接受什么。这种理解只能靠在两边都踩过坑才能长出来。 所以如果你问我在日本做 FDE 最大的壁垒是什么,不是技术,不是签证,不是日语,是你愿不愿意花几年时间在一个节奏完全不同的市场里,把那些只有踩过才懂的坑全部踩一遍。 踩完了,壁垒就是你自己。

币圈血泪史！ 原创 大滑头 2026年6月30日 23:08 湖南 PS：本文是一篇微小说，内容纯属虚构，如果预测对了，完全是巧合。 比特币跌破59000美元那天，梁宇正在地铁十号线里刷手机。 他最开始以为自己看错了。 新闻标题写得很冷静：比特币盘中跌破59000美元。 下面还配了一张K线图，红得很克制，没有咆哮，没有感叹号，也没有“币圈崩了”这种自媒体常用语。但梁宇看完以后，胃里还是轻轻沉了一下。 他已经快半年没认真看过币圈了。 不是完全不关心。币圈的人很难真正不关心币圈，只是他把交易软件从手机首页拖进了第三屏的文件夹，文件夹名字叫“学习资料”。 这是一种成年人式的自欺欺人：只要不点开，浮亏就暂时不存在；只要不看账户，生活就还能继续装作正常。 上一次他认真看盘，还是市场一片乐观的时候。 比特币ETF已经不是传闻，华尔街开始用很正式的语气讨论数字黄金，群里每天都有截图：某某机构继续买入，某某大佬继续看多，某某链上数据出现牛市信号。那段时间，梁宇觉得自己熬出来了。 他在币圈混了六年，见过太多名场面。 见过项目方说“我们会持续建设”，然后第二天官网404；见过KOL深夜发长文说“这是行业至暗时刻”，第二天删帖去推广新项目；见过群友上午喊“兄弟们抄底”，下午改名“退出江湖”；也见过自己凌晨三点盯着合约页面，一边发誓再也不开杠杆，一边把保证金又补了一次。 他以为这些苦，都是进入新时代之前的门票。 所以去年年底市场回暖时，他给自己做了一次资产配置。说是资产配置，其实就是把能动的钱基本都买了币。比特币一部分，以太坊一部分，Solana一部分，剩下的分散在几个“叙事很强”的小币里。 他当时的逻辑很完整。 比特币是底仓，吃机构化红利；以太坊是生态，等现货ETF和质押叙事；Solana是高性能公链，活跃度好；小币负责弹性，万一跑出一个十倍，人生就能进入下一阶段。 下一阶段具体是什么，他没想太清楚。可能是换房，可能是辞职，可能是去大理开咖啡馆，也可能是继续上班但每天气质明显不同。 币圈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总能让一个普通人觉得，自己离“下一阶段”只差一次正确埋伏。 那时梁宇甚至在朋友聚会上讲过一句很有气势的话：“以后风险资产不能只看股票，真正的流动性入口在链上。” 朋友们没太听懂，只觉得他眼神很亮，像刚听完一场不用交钱的成功学课。 半年后，流动性入口还在，梁宇的钱不太在了。 地铁到站，他没有下车。原本该在国贸换乘，他多坐了两站才反应过来。手机屏幕上，比特币价格还在59000美元附近抖动，像一个刚从医院出来的人，心电图看着还活着，但医生表情并不乐观。 他点开交易软件，密码输错一次。 第二次进去，页面加载了几秒。那几秒特别长，长到他想起了很多事：去年底加仓时的自信，今年春节时没卖的倔强，三月份朋友提醒他要不要减一点时的淡定，还有自己那句“我拿的是周期，不是波段”。 账户终于出来了。 梁宇沉默了。 总资产比他记忆里少了很多。不是那种一眼归零的惨烈，而是一种更钝的疼。比特币还在，以太坊还在，Solana还在，几个小币也还在。它们都还在，只是价格像集体做了缩骨功。 最扎心的是小币。 有一个AI概念币，名字里同时带了AI、GPU、Chain三个词。梁宇当初买它，是因为项目方说自己要做“去中心化AI算力网络”。当时他觉得这个叙事太完美了，既有币圈的去中心化，又有AI的景气度，属于两个风口交汇处。 后来他才明白，两个风口交汇处，也可能是垃圾最容易被吹起来的地方。 那个币现在跌了82%。 项目方还活着，推特也还在更新，只是内容从“即将发布重大合作”变成了“社区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 梁宇已经学会翻译币圈黑话：当一个项目开始强调社区，通常说明其他资产都不太够用了。 真正让他破防的，是老赵发来的微信。 老赵是梁宇以前的同事，做财务出身，性格谨慎，买股票只买看得懂财报的公司。2021年梁宇劝他买币，老赵问了一个很朴素的问题：“这个东西怎么估值？” 梁宇当时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土。 币圈怎么能用传统估值框架理解？共识、稀缺性、网络效应、全球流动性，这些词听起来比PE、PB高级多了。老赵不懂，说明他还停留在旧世界。 后来旧世界开始买AI。 老赵今年买了AI服务器、光模块、电力设备和一只美股AI龙头。他没有每天看盘，也没有喊单，更没有在群里发“兄弟们冲”。他只是每隔一段时间转发一份研报，语气非常平静：“资本开支还在上修。” 梁宇最烦这句话。 因为它听起来不像一句口号，却比口号更有杀伤力。 AI这边的上涨，背后有云厂商预算，有数据中心建设，有芯片订单，有光模块需求，有电力瓶颈。虽然也贵，虽然也泡沫，虽然也随时可能杀估值，但至少它每涨一段，市场能找到一个看起来像理由的理由。 币圈这边也有理由。 ETF、减半、降息预期、避险需求、主权货币信用、链上活跃度。每个理由单独听都挺硬，放在一起也很宏大。可问题是，账户不会因为叙事宏大就少亏一点。 梁宇以前最喜欢说一句话：“币圈是对传统金融的革命。” 现在他觉得，革命先革到了自己的本金。 晚上回家，他老婆正在客厅看剧。 她知道他买币，但不知道具体买了多少。家庭关系里有些东西不能太透明，比如私房钱，比如体重，比如浮亏。 老婆随口问：“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梁宇说：“市场教育了一下我。” 老婆没抬头：“又亏钱了？” 梁宇本来想反驳，说这不叫亏，这叫周期波动，叫浮动回撤，叫长期主义的必要成本。但话到嘴边，他突然觉得这些词都很疲惫。 他说：“嗯，亏了一点。” 老婆问：“一点是多少？” 梁宇说：“按生活来说，是一点；按账户来说，是一片。” 老婆终于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你还买吗？” 这个问题太难了。 币圈老玩家最怕的不是下跌，而是家人用正常人的逻辑提问。正常人的世界里，亏了就少买，错了就改，危险就远离。币圈不是这样。币圈的训练体系更复杂：跌20%叫回调，跌40%叫洗盘，跌60%叫黄金坑，跌80%叫信仰筛选，跌95%叫项目进入长期建设阶段。 梁宇曾经非常熟悉这套语言。 熟悉到他可以自动生成回复：优质资产不用慌，周期还在，拿住筹码，黎明前最黑暗。 可今年不一样。 因为他发现，黎明可能真的来了，只是没照到币圈这边。AI那边灯火通明，数据中心像工地一样加班，英伟达像印钞机一样被盯着，光模块厂商的订单排得满满当当。资金不是不敢冒险了，资金只是不想再为纯粹的“相信”付那么高的价。 这才是最伤人的地方。 他不是输给熊市，而是输给了隔壁桌更会讲故事、更能交作业的风险资产。 第二天中午，梁宇和老赵吃饭。 老赵没有幸灾乐祸，这让梁宇更难受。人最怕的不是别人嘲笑你，而是别人赚了钱以后还很体面。 老赵点了一份商务套餐，梁宇点了最便宜的盖饭。不是因为穷，是因为心态需要配合账户。 老赵问：“你现在还看好比特币吗？” 梁宇想了想，说：“长期还看。” 这句话他自己都觉得熟悉。币圈里所有被套住的人，最后都会成为长期主义者。 老赵问：“那短期呢？” 梁宇说：“短期看不懂。” 老赵点点头：“这就挺真实了。” 梁宇喝了一口汤，突然有点想笑：“以前我觉得AI股票泡沫大，结果人家泡沫里有订单。我这边泡沫里有表情包。” 老赵也笑：“也不至于。比特币毕竟不一样。” “是，不一样。”梁宇说，“AI涨了，研究员说这是产业趋势；币涨了，群友说庄家拉盘。AI跌了，机构说短期扰动；币跌了，大家先问交易所能不能提币。AI讲资本开支，币圈讲社区共识。AI公司开发布会，币圈项目开AMA。AI那边是老板们互相卷预算，币圈这边是散户互相接飞刀。” 老赵说：“你总结能力还在。” 梁宇说：“亏钱以后，人的语言能力会变强。因为你得给自己解释。” 吃完饭回公司，梁宇打开电脑，本来想工作，结果手又不自觉点开行情。 比特币还是在那个位置附近晃。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恨比特币。比特币至少还算体面，跌了也有流动性，有深度，有全球共识。真正让他受伤的是那些包装成时代列车的小币。每一个都说自己代表未来，每一个都让他提前体验未来破产。 他开始清仓几个完全看不懂的小币。 卖出按钮按下去的那一刻，他没有解脱，只有一种很奇怪的平静。像是承认自己被割了，但终于不再配合对方继续表演。 群里还在热闹。 有人说：“现在就是倒车接人。” 有人说：“主力在洗不坚定筹码。” 有人说：“兄弟们别怕，历史总是惊人相似。” 梁宇看着这些话，忍了半天，还是发了一句：“历史确实相似，我每次都在车底。” 群里安静了十秒。 然后有人回：“哈哈哈哈哈。” 币圈最顽强的地方在于，大家都亏得很惨，但笑点还在。账户可以缩水，段子不能断供。 那天晚上，梁宇把交易软件从“学习资料”文件夹里拖了出来，又放进了另一个文件夹，名字叫“高危运动”。 他没有彻底退出。 这也很真实。大多数币圈投资者不会因为一次下跌就离开。人一旦见过某种疯狂的上涨，就很难彻底回到普通收益率的世界。银行理财看起来像静止画面，指数基金像慢动作，只有币圈还能让人觉得人生有支线剧情。 但他给自己定了几条新规矩。 不再满仓，不再碰看不懂的小币，不再把项目方路线图当商业计划书，不再把KOL喊单当研究报告，不再因为一个币名字里带AI就觉得它真的有AI。 最后一条最重要。 因为今年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真正赚钱的AI在股市，真正亏钱的AI在他的币圈持仓里。 几天后，比特币有没有重新站回60000美元，梁宇已经没那么急着看了。 他知道自己还是会看，还是会心动，还是会在某个深夜被一根大阳线唤醒体内残存的赌性。但至少现在，他比半年前清醒一点。 他终于明白，风险资产从来不是一个整体。 有的风险资产，背后站着资本开支、订单、财报和大厂预算；有的风险资产，背后站着群友、表情包、路线图和“下周有重大更新”。 市场没有抛弃冒险。 市场只是换了下注对象。 比特币跌破59000美元那天，梁宇没有失去信仰。他只是把信仰的仓位降到了自己睡得着的比例。 这已经是一个币圈老韭菜能给生活的最大诚意。 晚上睡前，他把微信签名改了。 原来那句是：“波动只是价格对信仰的尊重。” 新签名短很多： “牛市改姓AI了，我先活着。”

英伟达与高通猝不及防，中 国车企自研芯片纷纷登场！ 当英伟达CEO黄仁勋在CES 2025上自信地宣布"自动驾驶 汽车已经到来"时，他可能没 有意识到，他口中那些"必须 使用自动驾驶技术"的汽车公 司，正悄然将他从核心供应 商的名单上划掉。同样，高 通CEO安蒙或许也没想到， 那个在汽车座舱芯片市场占 据70%份额的巨头，在智能 驾驶领域正遭遇中国车企的 集体"叛逃"。一场由中国车企 主导的自研芯片浪潮，正在 改写全球汽车半导体的权力 版图。 01 从"买买买"到"造造造"：中国 车企的芯片觉醒 时间回到几年前，英伟达的 Orin系列还是中国高端智驾 市场的绝对王者。小米 SU7、理想L系列、极氪001 等明星车型，无不以搭载双 Orin X芯片（508 TOPS算 力）作为智能化卖点。高通 则凭借骁龙8295座舱芯片， 几乎垄断了智能座舱市场。 彼时，英伟达Orin-X单一型 号即占据中国智驾域控芯片 约45%的装机量，高通在座 舱领域的统治力更是无人能 及。 然而，转折来得比想象中更 快。2025年，中国车企自研 智驾芯片进入规模化量产元 年：小鹏的"图灵"AI芯片在二 季度量产上车，蔚来ET9搭 载自研的5nm"神玑 NX9031"芯片交付，吉利旗 下芯擎科技的"星辰一号"7nm 芯片也实现量产。甚至连一 向在智能化上"慢半拍"的比亚 迪，也在2024年启动了自研 芯片项目，推出4nm制程的 BYD 9000座舱芯片。 这场自研浪潮的导火索，首 先是成本。> 蔚来创始人李 斌曾算过一笔账：自研芯片 后，"一年可以少花几十亿人 民币采购英伟达的芯片"。小 鹏汽车为研发图灵芯片耗资 超百亿元，历时五年，其间 甚至因架构错误赔偿数亿元 推倒重来。何小鹏坦言，虽 然投入巨大，但自研芯片在 BOM成本上每颗可节约约 1200元，大规模出货后将显 著优化整车成本结构。 更深层的动机，是对技术自 主权的渴望。英伟达和高通 的芯片本质是"通用平台"，车 企只能在其框架内做算法适 配，大量算力被闲置。而小 鹏的图灵芯片专为AI大模型 设计，算力利用率比通用芯 片提升20%，最高支持本地 运行300亿参数的大模型。蔚 来神玑NX9031采用5nm工 艺，拥有500亿晶体管规模， 官方宣称"一颗抵四颗Orin"。 这种软硬件深度耦合带来的 效率提升，是外采芯片无法 比拟的。 02 英伟达的"Thor焦虑"与高通 的"融合困境" 面对中国车企的集体转向， 英伟达并非没有准备。其新 一代Thor芯片将算力天花板 推至2000 TOPS，试图以绝 对性能优势巩固地位。然 而，Thor芯片的量产时间多 次延期，引发部分车企转向 自研或国产方案。更致命的 是，Thor的"黑盒属性"让车企 担忧——一旦深度绑定英伟达 生态，未来的算法迭代将受 制于其技术路线。 英伟达汽车业务的增长"失 速"已现端倪。虽然其在AI算 力上的技术积淀短期内仍不 可替代，但市场份额的下滑 趋势明显。2025年下半年， 地平线的征程J6P开始交 付，直接挑战英伟达在 L2++市场的地位；华为昇腾 MDC平台搭载量突破100万 辆，与特斯拉自研FSD并列 成为行业标杆。英伟达在中 国市场的统治力，正从"绝对 垄断"退化为"多元竞争中的一 极"。 高通的情况则更为微妙。它 在座舱芯片市场的优势无人 能撼动，全球超3.5亿辆汽车 搭载骁龙数字底盘，中国市 场覆盖超210款车型。但在智 驾领域，高通走的是"舱驾融 合"差异化路线，主打中低端 车型的成本优化。骁龙8650 智驾芯片算力仅30 TOPS， 与英伟达Orin X的254 TOPS 相去甚远；即便是最新的 Ride Elite至尊版，约720 TOPS的AI算力也未能打开高 端市场。 中国车企的自研策略，恰恰 精准打击了高通的软肋。小 鹏图灵芯片不仅用于智驾， 还能支持智能座舱功能，实 现"一颗芯片管全车"的舱驾融 合。蔚来、吉利也在推进类 似的全融合SoC方案。这意 味着，高通赖以生存的"座舱 优势带动智驾"逻辑，正在被 车企自研的"全域融合"芯片所 颠覆。 03 从"供应商时代"到"战国时 代"：格局重构 2025年的中国智驾芯片市 场，可以用"旧王新贵的战国 时代"来形容。英伟达、高 通、Mobileye等国际巨头， 华为、地平线等本土供应 商，以及小鹏、蔚来、吉利 等车企自研力量，三方势力 交织缠斗。 一个显著的趋势是：车企自 研并非要完全取代供应商， 而是构建"自研+外购"的混合 模式。理想汽车仍在部分车 型上使用英伟达Orin X，但同 时推进自研M100芯片，预计 2026年量产；小米SU7继续 搭载英伟达双Orin X，但业内 传闻其自研的"玄戒O2"芯片 将于明年上车。这种"多条腿 走路"的策略，既保障了供应 链安全，又为技术迭代预留 了空间。 对英伟达和高通而言，真正 的威胁不在于失去某几个客 户，而在于行业规则的改 写。过去，芯片厂商定义算 力标准，车企被动跟随；如 今，车企根据自研算法需求 反向定义芯片架构。端到端 大模型、VLA（视觉-语言-动 作）模型的兴起，让"有效算 力"取代"峰值算力"成为新的 评价标准。英伟达Thor的 2000 TOPS固然耀眼，但如 果无法高效运行车企的特定 模型，不过是数字游戏。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生态。小 鹏图灵芯片不仅用于汽车， 还将搭载于AI机器人和飞行 汽车；蔚来神玑芯片未来可 能外供其他车企。一旦车企 自研芯片从"成本中心"转变为 可外供的产品线，英伟达和 高通将面临来自下游客户的 直接竞争。 Synopsys首席执 行官曾预言："更多汽车制造 商将不得不在公司内部构建 芯片开发设计能力。"这一预 言正在中国率先成为现实。 04 未来：开放与封闭的博弈 站在2026年的门槛回望，中 国车企自研芯片的浪潮绝非 一时冲动，而是智能电动汽 车产业成熟的必然结果。当 软件定义汽车成为共识，硬 件必须与算法深度协同；当 数据成为核心资产，算力平 台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英 伟达和高通或许曾以为，凭 借技术优势和生态壁垒可以 高枕无忧，但他们低估了中 国车企对技术主权的执念， 也高估了"通用平台"在垂直场 景中的不可替代性。 当然，这场变革并非零和博 弈。英伟达的CUDA生态、高 通的连接技术，短期内仍是 行业基础设施。中国车企的 自研芯片，更多是在"增量市 场"中争夺定义权，而非在"存 量市场"中彻底颠覆。但一个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全球汽 车半导体的权力中心，正在 从硅谷向东方转移。 英伟达与高通没想到的，或 许不是中国车企会自研芯片 ——毕竟特斯拉早已做出示范 ——而是这股浪潮来得如此迅 猛、如此决绝。当小鹏 MONA M03的升级版悄然换 上自研图灵芯片，当蔚来 ET9以78.8万元的身价搭载神 玑NX9031驶下生产线，当比 亚迪将自研芯片铺向10万至 20万元的主流市场，一个属 于中国"芯"的时代，已然开 启。 而对于英伟达和高通来说， 最紧迫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卖 出更多芯片"，而是"如何在车 企自研的时代找到自己的新 位置"。毕竟，当曾经的客户 变成竞争对手，游戏规则已 经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