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北京22岁的女艺术家李爽在画展活动中遇到法国外交官白天祥（Emmanuel Bellefroid），两人一见钟情。当时中国禁止与外国人恋爱、结婚。1981年11月白天祥短暂出差期间，李爽在北京外交公寓外被警察逮捕。经三个月审讯后，24岁的李爽以“流氓教唆犯”的罪名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 白天祥随即遭指控支持民运后由中国政府驱逐出境，他回到法国要求政府出面帮助李爽获释，数百法国市民与艺术家在巴黎的中国大使馆前举着“李爽无罪！”的标语抗议。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与邓小平会晤时提出此事，李爽于次日获释。此时距离她两年劳教期满只差1星期。1983年11月26日，26岁的李爽到达法国，次年与白天祥结婚，两人育有两个孩子。

「“小洛熙”事件后续：邓容容“母亲节”被“身份不明”人员跟踪（2026.05.10）」2026年5月10日，浙江宁波，“小洛熙”事件当事人邓容容在送律师去机场途中被一辆黑色轿车尾随跟踪，邓女士报警后，警察明显偏袒跟踪男子。视频显示，跟踪男子使用的手机上安装了浙江省政府专属的政务协同办公平台“浙政钉”，该平台仅限浙江省公职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使用 。而根据网友提供的信息，该男子使用的车辆为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潘火派出所所有。2026年2月5日，“小洛熙”事件已经被官方认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

英国🇬🇧伦敦，穆斯林市长萨迪克·汗（巴基斯坦裔）已经连任三届、当了整整10年，把曾经的大英帝国首都搞成了妥妥的“伦敦斯坦”，更可怕的他还要寻求下届和下下届任期。 现在清真寺比教堂多，黑人比白人多，祷告声比说话声多，凶案犯罪全球第一，女性安全指数已暴跌至全球倒数第三。 而伦敦的穆斯林警察的占例从0.5%增长到了现在的18% 伦敦的穆斯林移民官员的占比达到了惊人的34% 伦敦的穆斯林人口已达到了15%，算上非法移民，实际已超28%，马上会超过基督教人口 未完待续……

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 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1.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2.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3.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4.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

如果我是韩国人，我一定会来中国人生活的，这能代表 韩国比中国好吗？ 我如果我是韩国人，我会来中国生活，是因为中国人的奴性很重，天生喜欢当孙子。 来了中国，咱韩国人就是人上人。 别看网上中国人以天朝上国自居，全世界都瞧不起，中国月薪2000人民币>美国月薪3000美元，各种看不起韩国人，嘲笑人家 吃不起肉，吃不起西瓜的， 但现实中 中国人看见韩国人，从上到下都跟奴才见到主子似的讨好，准确的说，是看见所有外国人。 天朝上国的人，网上全世界都嘲笑，现实中却给外国人当孙子。 搞女人都自带外国人光坏，自行车丢了全市的警察都会给你找的，虽然听说韩国男人鸡鸡小。 这可不是我胡说八道， 我大学所上的学校，有一些中韩合办专业，就是中国学生在中国读两年，然后后两年去韩国读， 韩国学生在韩国读两年，后两年来中国读的这种。 那些韩国留学生，在我们学校，纯纯大爷啊！ 他们的宿舍，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四人间8人间，而是独栋，学校里有两栋留学生宿舍楼， 我进去看过，是三室一厅有厨房有卫生间那种，然后一人一间卧室。 非要扯起来这个也不算太过分，听说他们住宿费也贵，奖学金多少我就不知道了，中国给外国留学生的奖学金非常之高。 最恶心的是什么？ 学校食堂有个专门的留学生窗口，做的饭菜都好很多，还写清楚了，留学生窗口，不允许中国学生在此消费。 中国人在中国人的地界上，给中国人设立的 中国人与狗不得打饭。 不知道中国人出去留学，有没有这种待遇，专门的三室一厅的宿舍楼，和专门的中国留学生打饭窗口，本地学生不得消费。 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汉，当中国人在中国，我纯纯四等啊！ 所以，我还真想做个韩国人，来中国当大爷。 再不济，当个黑哥们也能接受。🤡🤡🤡

分享个热知识，其实特朗普的专属BGM《YMCA》是一首同性恋群体的圣歌🤔本次中美会谈晚宴不出意料的在结尾奏响了特朗普的战歌，给足了特朗普面子，YMCA也成为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们的精神图腾，相比于民主党，作为对同性恋一直持有保守态度的共和党领袖特朗普，却把同性恋的代表音乐YMCA作为其标志性符号，还是很有反差感的，那这背后到底有怎样有趣的故事呢？ YMCA这首歌的名字全称是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即基督教青年会，在1844年创办于英国并传入美国，原本是提供青年男性廉价的住宿、体育和社交的慈善组织，旨在让大家能够强身健体，但逐渐的成为了很多青年单身男性的聚集地，但是因为19世纪末当时同性恋依然违法的时代，这里也是少数能安全聚会的场所。 在二战后YMCA成为同性恋亚文化等重要枢纽，并在很多公寓、健身房、泳池等可以进行亲密接触的领域成立分支作为聚会点。 基于此的《YMCA》演唱者Village People乐队，由6名成员组成，每人都代表了一种同性恋形象，分别是警察、印第安人、军人、建筑工人、摩托车手、牛仔，这都是当初同性恋社区最流行且最具有性幻想色彩的刻板印象。 2021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将《YMCA》收录并定性为同志圣歌，得到了官方认可。 因为YMCA带有浓烈的反叛精神，并且唱起来朗朗上口鼓舞人心，所以在疫情期间很多地方成为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抗议封控的音乐。 随后特朗普迅速的意识到这首歌的价值，拿到了使用授权，将其采用为竞选期间的BGM，一直沿用至今。

“硅谷技术助长了中国残酷的大规模拘押与监控体系” 2025年9月，美联社报道：美国硅谷科技公司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深度参与了中国数字监控体系的建设。 调查称，IBM、Cisco、Dell、Intel、Nvidia、Oracle、Microsoft、Thermo Fisher 等企业曾向中国警方、政府部门或监控企业出售技术与服务，这些技术后来被用于“金盾工程”、预测性警务以及新疆的大规模监控与拘押体系。 AP以江苏农民杨国良一家为例，描述中国基层维稳系统如何借助数字监控追踪上访者。 杨家因土地被征收多年维权，其火车票、酒店预订、消费记录、短信、电话等信息都被纳入监控，家门口也布满摄像头。多年来，他们多次试图进京上访，却常在出发前被拦截；杨的妻子和小女儿也被拘押，并面临“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等指控。 这类系统并不只针对个别上访者。在中国，许多被标记为“重点人员”的人会被数字系统持续追踪、限制行动。在新疆，AP称相关系统曾将大量维吾尔人按照风险等级打分，依据包括年龄、蓄胡须、出国经历、宗教行为，甚至族群身份等因素，并据此触发盘查或拘押。 AP调查特别强调，美国公司带入中国的“预测性警务”技术，成为这一体系的重要基础。这类系统通过整合短信、通话、支付、出行、视频、DNA、快递、网络使用乃至水电数据，试图在所谓“犯罪、抗议或恐怖袭击发生前”识别可疑人员。但在中国语境下，这些技术被用于提前控制异议人士、宗教群体、少数民族与上访者。 其中，AP称中国国防承包商华迪曾与 IBM 合作，设计北京“金盾工程”的重要警务系统，用于互联网审查和打击所谓“恐怖分子”、法轮功群体以及被认定为“麻烦”的村民。AP称其调查基于泄露邮件、政府蓝图、公司文件、采购记录以及超过100名中美工程师、官员、警察和专家的访谈。 报道还称，部分美国公司不仅出售通用技术，还在营销材料中直接使用中国维稳话语，例如“维稳”“重点人员”“异常聚集”“网警”“雪亮工程”“金盾工程”等。AP认为，这显示相关企业并非完全不知道其产品可能被用于政治监控和压制。 面对质疑，多家公司回应称，它们遵守了当时及现行的美国出口管制、制裁和相关法律。IBM表示，若旧系统今天被滥用，也已超出其控制范围；Cisco称其致力于人权，但反对因合法出口通用产品而承担无限责任；Microsoft则称未发现其“明知”向军警出售相关技术的证据。 AP指出，2019年后，随着新疆问题引发国际关注与制裁，美国技术流入中国监控体系的速度明显放缓。但这些技术早已为中国数字警务奠定基础，此后中国企业继续在此基础上发展，并在部分领域实现替代。 以“安全”“反恐”“效率”为名的技术，一旦进入缺乏司法制衡与公民权利保护的系统，就可能从商业产品变成社会控制工具。而中国的数字监控体系，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球监控技术滥用的警示案例。

六四37（1）： “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纽约时报》约我写一篇专稿。我写了，也刊登出来了，但编辑做了相当大的改动。我把中文初稿发表在这里，也算留一份历史记录吧。何况，原稿的最后一段，放在今天，也相当合适。 我們都不要再天真了 王丹 1987年我考进了风气比较自由的北京大学之后，积极参加各种校园活动，组织了一系列演讲、沙龙等活动。校方把我视为麻烦制造者，但是也有不少同学支持我。1989年4月15日，被认为是开明派的中共原高级领导人胡耀邦突然去世，我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恐怕要出大事情。 4月17日晚上，我在宿舍中跟同学聊天，突然听到隔壁一栋男生宿舍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约而同地从宿舍跑出来。我来到北大平时经常举行集会的地方——三角地，看到那里已经有上千学生聚集，有不少人喊“游行”。当时我想，既然很多同学有这个愿望，我不应当让大家失望。于是就对学生发表了演讲，建议大家有秩序地组织起来，去天安门广场。深夜十一点多，北大的队伍从校门出发，北大的第一次游行就这样发生了。而我，也因为组织了这场游行，而成为了学运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后来我们了解到，是一名同学不小心把自己的脸盆掉在了地上。当然不会是一个脸盆引发了那场运动。事实上，气氛早已经在酝酿，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巨大的后果。 在接下来的50天中，学生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和其他一些学生一起，成立了北京市各个高校学生组织的联合机构，并担任负责人之一。我们不断地组织游行、示威、请愿，呼吁政府停止政治运动，开放报禁，呼吁政府官员公布自己的财产。但是政府不理睬我们。5月13日，为了进一步给政府施加压力，三千名大学生走上天安门广场，开始了绝食行动，我也是组织者之一。绝食后来中断了，因为政府宣布了戒严令，派出军队包围了北京市，很快，就发生了六四大屠杀。 6月3日深夜我没有在广场上，当时我在北京大学我的宿舍里休息。4日凌晨开始，不断有同学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政府对学生开枪了。理智上我知道这个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情感上我始终不敢相信。巨大的震惊导致我至少有48个小时完全处于麻木状态，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思考。在保护我的朋友带领下，我离开了北京，去了上海、南京等地，希望可以观察后续的发展。但是很快，当局控制了局势，开始全国大逮捕，政府发布了21名学生负责人的通缉令，我名列第一。 听到通缉令的那个晚上，我已经没有了恐惧，只是觉得心很疼，不知道中国未来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天晚上，我在夜色中走到甲板上，把随身带的一些文字性的材料丢入江水。我知道，我早晚会被政府抓到。 很快，我一个人返回北京，打电话给一位台湾记者，想跟他见面。那位记者朋友来了，但是随后来的，就是警察。我被捕了，那是1989年7月2日。我被判刑四年，1993年释放。随后我继续从事一些反对政府的活动，导致我在1995年第二次被捕，这一次政府说我要推翻他们，判刑十一年。但是很快，在1998年，政府把我流放到了美国。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去我的祖国。到现在，已经21年了。 到美国之后，我在哈佛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然后去了台湾教书八年，2017年返回美国，在华盛顿建立了海外反对派的第一个智库“对话中国”。我仍然有我的中国梦，但是我的中国梦跟习近平的中国梦不一样。他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国力强大的帝国，希望共产党永远维持统治，而我希望看到的中国，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自由、都应当受到尊重的地方。 30年过去了，我经常回想1989年发生的事情。当年，对于我们那些大学生来说，与其说我们追求的是民主，不如说是一种希望——希望中国能够民主化。至于怎么民主化，我们希望政府来回答。这就是我们游行、示威，到最后用绝食的方式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原因，我们期待政府的回答。政府后来回答了，但是答案是戒严，是军队的包围，最后是大屠杀。我承认我们当年有些天真，因为我们居然对中共抱有希望。但是，天真的，不只是我们。 1989年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制裁，但是不到两年，制裁就取消了。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还对中共抱有希望，希望在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会有一个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然后中产阶级会提出民主的要求，然后中国就会民主。现在，当习近平修改宪法，准备实施长期执政的时候，再回想30年前对中共的希望，整个世界都有一点天真。 1989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大屠杀是一个人类的悲剧。在那以后，中共当局彻底放弃了政治改革。到今天，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成了对抗西方的反民主阵营的先锋，中共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威胁。如果说，30年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从1989年那场悲剧中吸取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或许，现在我们都不要再天真了。现在是到了重新考虑，把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重新挂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