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黄秋生说成汉奸，是一个典型的，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真正的爱国者抠上汉奸帽子再打倒的典型互联网造谣。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警醒。 1.自90年代开始，黄秋生就经常在两岸三地，哪怕是比较敏感的台湾地区。公开表示自己对毛泽东的欣赏。几乎可以背诵毛泽东的全部诗词。。 为什么？他能对毛泽东语录烂熟于心？ 2.童年的时候他遇到过一位左派的补习班老师，机缘巧合。他从小时候就是地下杂志《红旗》的忠实读者，收藏毛泽东的奖章，从小就养成了在家里悬挂五星红旗的习惯。 并多次在媒体访问中以此为傲，包括不限于2016年凤凰卫视的专访，23年的专访等等 3.黄秋生于97年前后，香港回归的敏感时期。多次亲自参与保钓运动，登上钓鱼台，悬挂五星红旗，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当时香港金融危机，秋生陷入个人财务危机。儿子刚刚出生两个月，保钓人士陈毓祥在登岛过程中遇害，均没有打消秋生以身范险，参与保钓的决心。 4.秋生有两部代表作 基本可以代表他年轻时的政治思想 《老港正传》原名《老左正传》，电影中他饰演一名，渴望香港回归，以去天安门为梦想的香港左派 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电影中他饰演的，梁老师。电影中42个手电，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等台词均可以看出来，他饰演的人物原型是“四人帮” 由此可见，秋生不仅是红统派，甚至是毛左派，左倾冒进主义，甚至是支持文革的一派。红统中的红统。跟姜文的政治主张高度一致。 那么秋生是如何被打上“汉奸”的标签的 起因是14年，雨伞运动期间，黄秋生公开表达了对学生的同情，批判警察过度使用暴力 这是一个典型的左派发言。 18年开始，秋生在facebook公开表示不支持或认同港独，不是港独分子，不喜欢暴力，希望香港与内地能够重新和谐相处。 与此同时他继续公开谈论香港警察执法问题，因此被部分舆论贴上“港独”标签 我个人觉得秋生的例子，是给所有左派一个很好的警醒。 不要中了右派的帽子陷阱，一旦被带上帽子，永世不得翻身。

李劼：如果撇开道德上的是非，仅仅从操作的成功与否来看，毛泽东的打倒刘少奇，确实是一部政治杰作。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横加罪名，中国式政治游戏中的种种流氓手段，毛泽东几乎全都用上了。 ---毛泽东文革：在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中同归于尽 图：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自从25年以后，地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这就是人类走向文明末端的必然结果， 99%的资金都在存储和半导体，99%的市场都在美国，99%的权利都集中在白宫 说一不二，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信口开河， 所有反对派都要进监狱，都要被砍头 这是人类黑暗的时刻，也是人类财富最爆炸的时候。 看清楚这个矛盾还能保持残忍的人，才能赚钱。所有善良、正义的人都会被碾压 他们的基因，也必将彻底死绝 而这，竟然就是人类文明的本质 谢谢大家

现在的家族围剿， 可以说比比皆是。 围剿的出现， 原因有很多。 比方说， 长辈怕你的影响力超过他来对你打压， 或者，看你弱势，想把你当廉价的压榨对象和立威对象， 亦或者，把对你的伤害和踩低当作投名状献给家族里有实力的亲戚。 ………… 其实这些指鹿为马、睁眼说瞎话非常可笑， 如果你是个受害者， 别过于动情绪， 因为这样做对你自己没有益处。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善待自己的身体和精神， 要是有条件，就先远离他们， 暗中努力， 发展自己的力量和实力。 对那些现实又阴暗的行径， 一笑而过吧， 把自己的善意和光芒， 留给值得的人。 真相和公道自在人心， 老天在合适的时机， 总会给每个人精准打分， 以及匹配好坏于每个灵魂上。

突然很好奇一个事，你刷英语、西语、葡萄牙语的推文，隔三岔五就能看到骂犹太人的，阿拉伯语更是重灾区。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粉红脑残说什么“自由是相对的，有本事你在美国骂一个犹太人试试”？ 且不说你拿批评一个政客和歧视某个族群相比纯属逻辑混乱，就如你所说，那骂犹太人的声音也每天一堆一堆的，你这不是指鹿为马吗？你到简中网络说一句“习近平长得像维尼/习近平读错别字”试试？这还不算侮辱，只是个事实陈述，你找得到吗？

隻手難遮的仰望：從家庭教會的屋頂，看極權與信仰的生死結 楊純華 ​這幾年，關於中國大陸家庭教會被查封、牧師被帶走、十字架被拆除的新聞，早已不再是新聞，而是變成了一種常態性的背景噪音。那些本該在主日傳出讚美詩的聚會所，被貼上了冰冷的封條；那些拒絕將政治標語掛進講壇的傳道人，轉瞬之間成了法庭上的囚徒。 ​每當看到這類消息，人們總不免產生一個巨大的困惑：中國《憲法》第三十六條明明赫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為什麼一個掌握著軍隊、武警、大數據監控和龐大經濟體系的強大政權，會如此容不下幾十個、幾百個在民房裡低聲祈禱的普通信徒？為什麼他們甘願公然撕毀自己寫下的憲法承諾，也要把這群人趕盡殺絕？ ​要理解這種近乎偏執的恐懼，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留下的洞見，恰好提供了一面最好的鏡子。 ​兩套靈魂重塑計畫的對撞 ​托克維爾在19世紀考察美國時，曾驚嘆於宗教信仰與自由制度之間的微妙平衡。他發現，美國的宗教不直接掌權，也不靠政府強迫，卻能通過家庭、社區和道德，在社會深處發揮約束人心、維系穩定的作用。 ​「自由如果失去信仰，很容易變成放縱；民主如果失去道德，很容易滑向多數人的暴政。」 ​托克維爾敏銳地看到，宗教為世俗社會提供了一個超越物質的道德邊界和最高責任。 ​而這，恰恰點中了中共最深層的政治死穴。 ​在極權主義的邏輯裡，政權不僅要統治人民的肉身，更要壟斷人民的靈魂。中共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世俗宗教」，它要求絕對的效忠、唯一的真理，以及對領袖和組織的無限崇拜。當一個基督徒宣稱「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並將《聖經》的誡命置於世俗政權的指令之上時，在統治者眼中，這不是個人的信仰選擇，而是一種政治上的不絕對忠誠。 ​如果人民心中有了更高的敬畏，他們就不再容易被恐懼徹底瓦解；如果社會有了獨立於權力之外的道德準則，政權的黑白顛倒、指鹿為馬就無法輕易得逞。打壓宗教，本質上是為了清除思想市場上的「競爭對手」，確保權力對靈魂的絕對壟斷。 ​恐懼自治：組織化的焦慮 ​托克維爾特別指出，美國的偉大在於把「政治自由、社會自治和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宗教培育了守法的公民，同時也訓練了人們在社區中彼此連結、共同承擔責任的能力。 ​然而，在中國的統治術中，「社會自治」本身就是一個禁忌的詞彙。 ​極權統治的底色是原子化社會——把每個人孤立成無依無靠的個體，讓他們只能向權力依附。而家庭教會恰恰具有極強的橫向連結能力。在這裡，沒有官方的行政撥款，信徒們卻能自發組織聚會、彼此互助、關懷弱勢、甚至自辦教育。這種基於共同信仰而產生的凝聚力、信任感和高度自治性，讓習慣了控制一切的體制感到極度焦慮。 ​在他們眼裡，一個不受黨委書記領導、不聽從街道辦指揮、卻能讓成百上千人風雨無阻聚在一起的組織，就是對政權潛在的威脅。不管你是在查經還是在祈禱，只要你「非官方組織化」，就是原罪。 ​憲法只是權力的「晴雨表」 ​那麼，既然要打壓，為何又要在《憲法》裡寫上「信仰自由」？ ​這恰恰展現了實用主義的犬儒本質。在外界看來，《憲法》是一國之根本，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邊界；但在這裡，《憲法》往往被當作對外展示的櫥窗、或是特定歷史時期統戰的工具。 ​當政權需要營造開放形象、吸引外資時，「信仰自由」就是寫給國際社會看的漂亮履歷。 ​當政權感到安全感缺失、社會控制需要收緊時，憲法條款就可以隨時被各類「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行政法規和內部文件架空。 ​正如托克維爾所言，美國的宗教與國家保持距離，反而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而在中國，當局試圖通過「宗教中國化」將所有教會閹割為權力的附庸，要求「愛國教」必須高於「愛信仰」。這種對憲法條款的公然踐踏，暴露出的是統治者對社會失控的極度恐懼。 ​結語：高牆與小草 ​托克維爾看到，宗教提醒人們「個人並不是世界的中心，欲望不能成為唯一準則」。一個缺乏信仰與敬畏的社會，最終會滑向道德的沙化與權力的暴政。 ​中共對家庭教會的打壓，看似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圍剿：一邊是國家機器的鋼筋水泥，一邊是手捧聖經的血肉之軀。但歷史無數次證明，權力可以拆掉有形的十字架，卻無法拆除人心中對超越性價值的渴望；高牆可以禁錮肉體，卻無法阻擋靈魂向光生長。 ​當一個政權需要動用整部國家機器去對抗幾個在客廳裡唱讚美詩的信徒時，這場博弈的勝負，其實在精神層面上早已有了定論。 作者系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百家讲坛》有一个讲清史的喻大华教授。他说清朝权钱交易成风，贪污腐败严重。 清朝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国家不让公务员贪污，一旦贪污就要处理。 而清朝的原则是对公务人员的贪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你不激发群体事件，他不管。 喻大华说：“中国就是这么个体制，我说过去啊，就是这么个体制。”什么体制呢？当官的，你这个官能不能获得提升，关键在于你能不能获得上级的好感。 你获得上级的好感，你就能提升。怎么才能获得上级的好感呢？ 你别忘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你离了钱，你怎么获得上级的好感啊。 所以就必然造成这么个问题，吏治腐败，哪个王朝都是如此。喻大华的名场面不少，全都是不粘锅，说的都是古代事儿。 有一次演讲，台下有个小姑娘问他，奸臣长啥样？ 喻大华回答：“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奸臣一般具备这样一个特点，第一，相貌出众，仪表堂堂。” 他们大部分都长着一张诚实的脸，给人一种安全感，一种信赖感，这是当奸臣起码的条件，没这种条件也做不了奸臣。 第二，才干突出，凡是奸臣没一个是笨蛋，全都能耐不得了，能办成很多别人办不成的事儿。 第三，多才多艺，比如中国历史上，像秦朝末年的赵高，指鹿为马那个，他是个法律专家，北宋的蔡京，是个大名鼎鼎的画家。 南宋的秦桧，据说那宋体字都是他创造的。像明朝的奸臣严嵩，也是诗人书法家。 奸臣普遍多才多艺，善于表演，说哭就哭，说笑就笑。 喻大华道：“我跟大家说，中国演技最好的全在政界，当然我说的是古代呀。”他们要是生在今天，他们里边的很多人可能会成为影视界的大腕了。 捅别人之前，还能把他拉到一边，手拉手给他出谋划策，告诉他怎么防这个。 最后一个特点，大奸似忠。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看起来可像忠臣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干坏事儿。 而且他们一生也确实有很多在忠信方面的成果，或者是抱德于同僚，或者是立功于社稷国家，从而得到从上到下的普遍好感，这样他才能身居高位，才能够祸国害民。 假如说他们干一半就死了很多人，根本升不到高位。 所以很多奸臣在历史上会留下名副其实的功臣、忠臣的形象。 喻大华说：“所以奸臣什么特点？我问那小姑娘，你知道坏人长啥样吗？ 小姑娘说不知道。我说坏人跟好人一样啊，肯定看起来像好人。”

一九五九年，红色王朝十周年，世人看到的是有盛大的阅兵式，宏大建筑的献礼，遍地的饥馑，饿死人的人祸却在暗地里悄悄蔓延。这一年，一位曾真诚相信共产党的许诺、与共产党携手打天下的民主党派要人在香港出版《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他叫周鲸文，曾是东北大学校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常委 、副秘书长，他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周恩来电召北上共商国是的八个人之一，其他七人分别是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郭沫若、茅盾。那次唯他一人没有应召，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才随民盟总部北上。他出席开国盛典，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在京八年，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做出了出走香港的决定，并写下这本书“向历史作证”。 周鲸文这本三十八万字的回忆录，将红色王朝第一个十年的真实内幕首次呈现在世界面前。他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司法改革、贯彻婚姻法、反胡风、肃清反革命……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个运动几乎都浸透着血和泪，特别是他参加的司法改革运动，更使他看清共产党的本质。独占经济制度造成的铺张浪费和生产上的低效，特权阶级的奢侈腐化的生活服务，以及带给国人的灾难，都令他惊心。“人民公社”把善良的农民剥夺得一无所有，这是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幕。统一思想、指鹿为马和焚书坑儒带给文化上的浩劫，实际上没有等到文革，在第一个十年就已经展开。作为民盟的重要负责人，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直接接触，对于他们如何利用统一战线的法宝，花言巧语骗取民主党派上船，与他们共建所谓联合政府这一幕看得尤其清楚。 就在一九四九年政协会议期间，说到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问题时，江山在望、毫无悬念的毛泽东说：“在选票上每个人有自由选举权，在选票上圈定什么人都可以，不过他抹了不想选的人名以后，最好别写西门大官人。”在场的人因此纷纷夸毛幽默。就在这次会上讨论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其实所谓讨论，无非是在文字上的“之乎者也”之间，文本的内容都是不许删动的。会上代表发言，也都是先拟好，然后交大会主席团看过批准。共产党称之为“新式民主”，特点是“背后协商”，具有特别的优越性。 政协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被拥上大位，那么多民主党派似乎太多了，他想取消一些，剩下民盟、民革、民建三个，计画将救国会、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取消，合并到民盟，将致公党合并到民革。后来毛泽东一想，这样合并于他一损，外边一定说他过河拆桥，拉完磨杀驴，因之他说：既然开销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 从那时起，怀抱一脑子民主梦参加联合政府的周鲸文开始渐渐清醒，在未来的年月里，他进一步看清楚：党是光荣、利禄、权力集于一身的，是一切私人利益的源泉；于是在红色政权下，有很多的人想进党，而且也入了党。作了党员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便处处有利可图，有权可施，有气可吐。他于是选择逃离虎口，并把自己知道的这些写出来。 ---三篇宏文见证红色王朝 作者: 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