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歷史上的5月16日 1940年5月16日，在棗宜會戰中，福州人張敬將軍犧牲了且犧牲在張自忠上將軍之前。 這是一位為了抗戰捨棄一切的多才多藝的青年高級將領，有這樣的中華好兒女，我們豈能亡國？有這樣的榜樣在前，我們豈能不繼續革命？ 看了相關報道，讀之落淚。 向中華民國張敬將軍敬禮！

🕯️遙祭 🇹🇼74師的魂 敬禮🫡我永遠的師座 待光復後 小戰士定上孟良崮親祭🙏 🕯️遙祭 英烈千秋 中華魂 🇹🇼上將軍張自忠 敬禮🫡

向每一位抗暴的人類致敬 影片取自烏拉圭總統何塞和另外兩名戰友的故事 何塞·穆希卡（José Mujica）於2010年3月1日至2015年3月1日擔任烏拉圭第40任總統。他以極其簡朴的生活方式聞名，將約90%的薪資捐贈給貧困人士，被譽為「世界最窮的總統」。他於2025年5月13日逝世

川大爺 我可以講我不歡迎你 別有事沒事往那鬼地方跑 那地壓根不歡迎來自 萬惡帝國的人類曉得嗎 每去一次 勞民傷財 你就是顆棋子 戲子 作用就是擺擺台面的 別去了 看了煩 看了累 有那閒功夫 回家陪陪孫子輩玩吧 七老八十的 累不累🙄️

@chunhuayang8 真心关心中国政治的人士，特别是有志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志士们不可不读的好文！！！中国民运不能再回避：必须举起中华民国这面旗帜/杨纯华 – 北京之春网刊手机版

国家统计局数字：2024年，中国人平均周工作时长创下20年新高——49小时/周，全年2450小时，日均9.8小时。中国人工作时长持续增长，连新冠疫情都无法阻止这个趋势，2025年有所减少，但极有限。 而韩国人年均工作时长为1872小时，比中国少578小时。也就是说，中国人每年比韩国人多工作72天（两个半月），但韩国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2.8倍。 日本年工作时长1611小时，比中国少839小时。就是说，中国人每年比日本人多工作三个半月，但日本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3.1倍。 日本曾以“过劳死”闻名全球，为此创造了一个词：karoshi。有个女孩因加班导致抑郁跳了楼，政府调查、公司CEO辞职、首相接见母亲，可舆论哗然，全社会不依不饶……现在日本人平均工作时长7.2小时。 发明了“过劳死”这个词的国家正在躺平，发明了“躺平”这个词的中国，正疯狂卷。 再扎个心：中国每年人均工作时长比法国人多854小时，相当于一年多工作107天（3.6个月），法国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3.7倍；中国人比德国人多干139天（4.6个月），德国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4.2倍；中国人比美国人多干2个月，美国人收入是中国6倍；中国人比荷兰人多干四个半月，荷兰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5倍。 最扎心的是：中国人比南非人也多干35天，比俄罗斯人多60天，甚至比越南人还多287小时（36天）。越南工会还在媒体抱怨：公务员每周工作40小时，凭啥工人要48小时，不公平，必须缩短工时。 中国牛马一脸懵逼：啥是工会？啥是工时？啥是不公？ 更陌生的词是：罢工。越南工人一言不合就罢工。自1994年越南罢工合法化，到2021年共发生6364次罢工。但每一次都是非法的——工人嫌报备麻烦，三五天才批下来，那股兴奋劲都过了，全都临时起意，嗷一嗓子开干，叫“野猫式罢工”。 也没有一次被追究——因为警察也嫌镇压麻烦，越共觉得只要你不推翻我，不打砸抢，就睁只眼闭只眼。

刚刚，成都大献忠事件，死伤惨重。 成都高新区天府四街， 有人利用汽车无差别撞人， 估计死亡人数超过了 11 人， 现场很惨烈， 很多视频已经被封了。 凶手撞人后提刀下车准备砍人！ 这几个视频是现场最全的

为什么怕“躺平”，因为打工仔罢工是很可怕的。您看1949年前组织的大规模罢工： 京汉铁路大罢工（二七罢工），全线工人约3万人参与。 五卅运动，上海大罢工及省港大罢工，持续长达16个月，参与人数超过25万。 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持续56天，3万人参与。 安源煤矿大罢工，约1.7万工人全面罢工，口号是”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看看，这口号以前就有。 以上均重创时任政府。破坏机器和工业设施也卓有成效。 躺平不是目的而是为下一阶段做准备。列宁明确把罢工和破坏定义为“持续的阶段性革命工具”。革命期间，全俄总罢工波及约250万工人，然后就开始占领铁路、邮政、电报，导致政府全面瘫痪。 接下来组织“战斗小组”，专门从事银行劫案筹集党费，斯大林年轻时亲自参与，多次奋勇冲进银行。 魏玛时期共产党，1919年斯巴达克团起义，武装夺权，同时组织汉堡、柏林工人罢工，破坏铁路和通信设施。 这一点，党真是太有经验了。所以，坚决反对“躺平”。

在中共喉舌大力宣传“躺平有罪”的同时，“昨天”项目统计到，在4月26日至28日的三天内，便有四名外卖员被活活累死在送餐途中。在浙江金华，一名女外卖员被累哭后表示：“真的不建议大家来跑外卖，很累很幸苦。当牲口，当这种不被定义的牲口。”

大家热议“境外势力”，我想起一段历史：1920年4月，一个叫“吴廷康”的年轻人悄悄抵达北京，他的职业是新闻记者，时年26岁。 他还有一个名字，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他实际是苏共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出的秘密特使，随行还有他妻子库兹涅佐娃。 他表面来中国办一家通讯社，真实任务是：考察建立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可行性。 维经斯基到了北京，通过在北大教俄语的俄国教师，见到李大钊。双方在北大图书馆热烈讨论了建党问题。李大钊建议他去上海，找陈独秀。 5月，维经斯基在上海与陈独秀见面，双方一拍即合：由共产国际提供经济资助，在上海展开建党大业。 维经斯基迅速展开工作：资助《新青年》等杂志；开办外国语学社，挑选学生赴苏联留学，那批人里，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 当时有个争论：新建立的党，到底叫什么名字。陈独秀想叫“社会党”，怕叫共产党吓跑了太多人。李大钊则坚持：“叫共产党！” 维经斯基拍板定了名字：中国共产党。于是，一个政党就这样得名了。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十三名代表，两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出席。每位代表的路费，是一百块大洋，由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经费支付。 一个由外国人策划，外国人出钱、由外国人拍板命名，按照外国模板建立起来的政党，就这样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