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没有几个像样的企业家?易中天:“把中国人道德滑坡,归结于无信仰就是伪命题”。易中天多次对中国的“商人”与“企业家”、企业难以做大以及“富不过三代”的根源,做过非常深刻且具一贯性的历史文化剖析。他的核心观点可以总结为:中国历史上只有“商人”,极少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企业做不大、活不久,根源不在于商业技巧,而在于政治结构与文化土壤。
在易中天的语境里,这两个概念有明确的界限:商人目的是买卖与逐利。其核心逻辑是“低买高卖、套利与交易”,本质上是财富的搬运工。中国传统社会的红顶商人(如胡雪岩)、晋商、徽商,绝大多数都是这种类型。企业家,目的是创新与制度建设。其核心精神是承担风险、打破常规、配置资源以及建立契约。企业家不仅创造财富,更在推动技术突破与社会制度的演进。
易中天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体制,只孕育出了精于人情世故、长于依附权力的“商人”,却极难土壤化育出具备独立人格和契约精神的现代“企业家”。易中天指出,传统中国企业(或商帮)一旦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撞上几座无法逾越的“制度墙”:中国传统社会是“士农工商”的等级格局,商人在政治上毫无地位。
在皇权专制下,产权得不到法律的根本保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商人要想保障资产、扩大规模,唯一的途径就是寻找政治靠山,搞“官商勾结”或成为“红顶商人”。然而,依赖权力的商业模式极其脆弱。政界靠山倒台,商人便沦为权力的牺牲品或“待宰的肥羊”(如明代沈万三、清代胡雪岩)。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中国商人缺乏长期投入研发和基础建设的定力。
顯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