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正在赢得AI竞赛？ DeepSeek、阿里Qwen、Kimi等中国AI模型，越来越强，却越来越便宜，很多还开放权重。美国投资人一看就头疼：训练AI烧掉几十亿，你还把东西便宜卖甚至白送，怎么赚钱？ 答案是：你看错公司了。 真正参与竞争的，不只是DeepSeek、阿里或Moonshot，而是“中国大公司”（China Inc.）。 在这个体制下，中共像总公司管理层，政府、银行、国企、大学、研究机构和民企都是不同的事业部。各家可以激烈竞争，但国家可以为了战略目标跨部门调动资源。 所以DeepSeek可以不赚钱，Kimi也可以亏钱。只要中国AI占领更多市场、建立自己的技术生态，“中国大公司”就赚了。 中国已经用这套打法在太阳能、电池和电动车上取得优势。现在轮到AI了。而AI争夺的不是一种产品，而是未来全球经济和社会可能依赖的技术平台。 美国真正面对的问题是：有严格盈利约束的私营企业，怎么和一个既有国家力量、又有市场竞争活力的“中国大公司”竞争？ 如果美国不想认输，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就必须和企业一起打造能够全球竞争的AI生态。目标不能只是守住美国市场，而是争夺全世界。 @baodiantimes

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经济军事体，一个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政权 7月31日，中国国务院出台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对中外人士出入境增加了一系列限制，引起不少人的担忧。 北京为什么出台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 我们当然没法钻进中共决策者的脑子里，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但是从中国这些年的变化，特别是体制内人士和普通知识分子对此事的反应来看，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推测：这个新规，是中共近年来两种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心态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东升西降”带来的自信，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严重的不安全感。 先说自信。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中国当然也控制出入境，也整肃异议人士，但是总体上非常忌讳给外国人留下中国又要关门的印象。原因很简单：中国要发展，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管理和市场。好不容易把国门打开了，哪敢轻易再关起来？ 今天不一样了。中国觉得自己牛了。 这当然不完全是吹牛。中国今天确实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和制造业超级大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中国人口大约占世界17%，却生产了全世界约三分之一的制造业产品。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链、制造能力也已经今非昔比。很多东西不但中国能造，而且比外国造得便宜。 于是，“东升西降”就不只是一句口号，它也影响了北京对自己和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以前是中国有求于世界，现在越来越觉得世界也有求于中国。既然如此，过去有些只能暗中做、不好意思公开说的事情，现在就可以写进规章，堂而皇之地做了。 但是事情有趣的地方正在这里。中国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越来越强大，中共这个政权却似乎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这些年来，从不断整肃干部，到整肃习近平自己提拔起来的人，都可以看到这种不安全感。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出国这件事情上，管得最严的往往恰恰是“自己人”。 按说体制内的人是“赵家人”，应该有特权才对。但是在护照问题上，他们享受的却是一种反过来的“特权”：普通人可以自己拿着护照，干部的护照却要上交。批准你出国，才把护照发给你；办完签证，还要交回去；临出国再拿出来。 毛时代谁能出国？当然是组织最信任的人。能出国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今天倒过来了：越是自己人，越不能让你随便走。 这说明了什么？不信任。 不仅不信任老百姓，甚至更不信任自己的干部，不信任自己提拔的人。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悖论：国力增强，政权却越来越缺乏安全感。 这是为什么？我们从中共面临的一个基本矛盾可以得到回答。这个矛盾在于经济与政治的脱节。 中国现在生产的东西远远超过自己能够消费的数量。这么大的生产能力，不卖给外国人卖给谁？所以中国必须要有外国市场，也仍然需要外国的技术、资本、人才和合作。 换句话说，中国不可能真正闭关锁国。 可是国门一开，进来的不只是美元、技术和订单，还有人，还有信息，还有思想。 中国人到了国外，看见外国人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可以选举，就会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们不可以？为什么他们可以公开批评最高领导人，我们连最高领导人的名字都不能随便议论？ 这个问题，大外宣花多少钱都很难回答。 所以北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毛时代那种彻底的闭关锁国。它要的是一种更精细的东西：经济继续开放，但是人要管起来；商品可以自由进出，思想最好不要自由进出；经济需要的人、钱、技术可以进来，让中共感觉到威胁的人则要严加控制。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出入境新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政措施，它反映了一个经济和军事越来越强大的国家，与一个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政权之间的矛盾。 在一党专制下，这个矛盾无法解决。 @baodiantimes

曼达尼所属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宣誓“支持”“保卫”中国：“中国社会主义能不能生存下去，事关重大” Victor Nava 《纽约邮报》，2026年7月30日 大约十来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 DSA）的活动人士公开签署了一份宣言，表示要“支持”和“保卫”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似乎也正在积极接触纽约市长佐赫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所属的这个政治组织。 一个总部设在伦敦、名叫“社会主义中国之友”（Friends of Socialist China）的组织，目前已经征集到952人的签名。他们宣誓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促进人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解”。 《纽约邮报》发现，其中有11名签署者自称是DSA成员，或者是DSA国际委员会成员。他们共同承诺，要“支持、保卫并增进人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解”。 这份宣言说得相当豪迈： “如果人类要生存和繁荣，社会主义在全球的推进必不可少。” 至于资本主义，宣言自然没什么好话，说资本主义“完全没有能力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而且与“战争、帝国、种族主义、厌女症、异化以及环境破坏密不可分”。 那么，为什么特别要支持中国呢？ 宣言自己也问：“为什么是中国？” 答案是： “我们支持所有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或立志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并主张这些国家之间实现最高程度的团结和友谊。我们之所以特别突出中国，是因为中国的规模和发展水平，使其在全球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客观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换句话说，世界社会主义的希望，中国又扛上了。 宣言还盛赞中国是推动建立“多极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最重要力量”，也是“避免气候崩溃斗争中的全球领导者”。 然后来了最重的一句话： “因此，中国社会主义能否继续生存下去，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全人类，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不过，DSA内部对此显然并不是铁板一块。 《纽约邮报》此前报道说，由于DSA内部对中国共产党的兴趣不断上升，这个组织去年开始举办每月一次的系列研讨会，专门讨论**“现代中国以及它对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启示”**。 第一次研讨会上就冒出了一个颇为惊人的说法：中国拥有“强大的民主”（strong democracy）。 至于中国对言论自由的严格限制，会上没有提。 研讨会开始前几个星期，一个由五名DSA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还飞到北京，参加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活动。 DSA成员近年来已经多次组织访华，并与中共官员会面。 纽约DSA成员Dee Knight回来以后颇为兴奋地写道： “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多极化中的团结’展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都参加了。” 他还说： “北京沉浸在兴奋之中。” 根据《新闻周刊》今年1月获得的DSA内部会议记录，早在2021年，DSA成员就已经公开讨论过以“反帝国主义”的名义，多次前往中国与中共官员会面。 不过，这些内部会议记录也说明，DSA自己人对此并非人人买账。对于这个组织究竟应该和中国共产党走多近，内部一直存在争议。 一位愤怒的DSA国际委员会成员在一次会议上就说： “这根本不是我当初加入这个组织时想要的东西。我想，大多数成员加入的时候也不是冲这个来的。” 他接着说： “你不可能一边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一边又去宣传他们正在干的那些事情。” 对于《纽约邮报》的置评请求，DSA没有回应。

李少民：為什麼紐約市搞社會主義，經濟仍然不會崩潰？ 最近，紐約民主社會主義陣營聲勢大振。紐約市長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提出凍結租金、擴大政府補貼、免費公車、提高富人稅負等一系列激進政策，而支持這些理念的左派人士也在紐約市議會選舉中取得優勢。他們所主張的政策，再次引發美國社會對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激烈辯論。 自從佐赫蘭·曼達尼今年贏得紐約市長選舉以來，批評者就不斷預言災難即將降臨。租金凍結、免費公共服務、擴大補貼、對非法移民更優厚的福利、對富人加重稅負……熟悉的結論隨即出現：社會主義在所有曾經嘗試過的地方都已失敗，紐約市注定走向經濟崩潰。 我认为這個預測不可能成真——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突然變得有效，而是社會主義的批評者往往忽略了一個關鍵差異：實行社會主義的地方究竟是封閉的，還是開放的。 在封閉的社會主義經濟裡，必須自己創造全部財富，同時進行再分配。歷史一再證明，這種故事通常如何收場。蘇聯在中央計畫下最終停滯不前，1970與1980年代成長率大幅下滑，總要素生產率停滯甚至倒退，產出對資本的比率因效率低下而急劇惡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開放前經歷多次經濟災難。東歐各國則在低效國營企業與長期短缺的重壓下崩潰。更近期的委內瑞拉也走上同樣道路：國內生產毛額從2013年到2020年代初，縮減約75%至80%——這是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和平時期經濟收縮之一。 原因其實很簡單。當政府把報酬與生產力逐漸脫鉤，人們創新、投資、生產的動機就會減弱。生產下滑、再分配卻持續擴大，經濟餅就會越來越小。最後，已經沒有足夠財富可以再分配。在封閉經濟中，社會主義最終會把自己賴以維生的資源耗盡。 紐約市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它不是獨立國家，而是嵌入紐約州、美國以及全球經濟的一座城市。 它享有聯邦政府支出、州政府支持，以及全球最大規模的國際競爭企業集群之一。紐約都會區的GDP約達2兆美元，約佔美國經濟總量的9%，其中金融與保險業貢獻數千億美元（有分析指出，金融業約佔該市經濟的24%）。 華爾街的收入並非只來自紐約市民。全球金融機構、跨國企業、大型律師事務所、顧問公司、媒體集團與觀光業，都把來自全美乃至全世界的財富帶進這座城市。換句話說，紐約市的再分配政策，不只靠本地居民，更靠遠超出其邊界的財富來源支撐。 這一點從根本上改變了局面。 如果曼達尼推行其政策，部分富裕居民幾乎肯定會搬走，部分企業可能外移，投資活動也可能趨緩。這些反應與數十年來的研究結果一致：稅負、管制與價格管制確實會影響經濟行為。高盛曾估計，2018年至2023年間，紐約市年收入超過1000萬美元的家庭中，有整整10%已在其他地方設立居住地。紐約州在全美申報超過100萬美元所得的納稅人比例，也從2010年的12.7%降至2022年的8.7%，意味著可觀的稅收損失。然而，資本外流並不必然導致立即崩潰。紐約市更可能出現的是緩慢的經濟活力流失，卻仍能維持財務運作，因為外部資源持續注入。因為更廣大的美國經濟仍在創造可課稅財富，國使得市政府則以更多再分配來给紐約输血。当然，纽约市政服務越来越差，更多的無家可歸者繼續依賴日益昂貴的政府補貼，中產階級納稅人則可能被夾在稅負上升與公共服務品質下降之間，投資者可能悄悄將資金轉移他處。但這一切都不回把纽约變成像蘇聯那樣戲劇性地崩潰。 它更像另一種現象：寄生在健康宿主身上的寄生蟲。寄生蟲不需要自己生產食物，只要宿主保持生產力就能存活。同樣地，一個嵌入大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再分配型行政區，可以比試圖把全國經濟完全納入社會主義原則的國家，存活得更久。 這種寄生在美國不止於紐約。 加州長期以來也同時推行大規模再分配政策，並擁有全球具競爭力的產業，創造巨額財富——然而它卻面臨全美最高的貧窮率（近期數據約17.7%），以及美國最大的無家可歸人口（約18.7萬至20萬人，約佔全國總數的24%）。在這些案例中，再分配之所以能夠持續，正是因為財富創造發生在更廣泛的資本主義系統之內或之外。 因此，真正的教訓並非社會主義突然變得經濟可行，而是社會主義往往靠著從較大的資本主義系統汲取資源而得以存續。 美國人真正應該思考的問題，不是紐約市是否會變成另一個蘇聯——它肯定不會。 更重要的問題是：紐約市搞社會主義最終由誰來買單？ 只要生產力強的美國人、具全球競爭力的企業以及世界資本市場持續創造財富，紐約市就能繼續進行再分配。該市的經濟扭曲会日益嚴重，但不会崩潰。然而，這種韌性不應被誤解為成功。它只反映出紐約市並非自給自足的經濟體，而美國與紐約州某種程度上縱容了它的寄生行為。 社會主義在蘇聯失敗，是因為它無處可求助。但在龐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的社會主義飛地，卻可能持續數十年之久。 所以，美國選民必須明白，一個以自由市場、私有財產與法治為基礎建立的國家，不應該容許其城市或州採行越來越社會主義的政策、讓全國其他地區承擔大部分經濟代價。@baodiantimes

美国250周年随笔（4） 一支笔救我家两代人 我在1985-1988年间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书，毛的神话已经开始破产。我在美国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成功，又从书本中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有所了解。特别是研究了台湾的经验后，深信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一九八九年我写了一篇题为《台湾是对的》评论（So Taiwan was right all along），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华尔街日报》评论版总编辑白德理（Robert Bartley）先生打来的。他请我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中国的局势。当时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正如火如荼。最后，解放军的坦克开进广场，酿成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 我父亲李洪林支持民主运动，因此六四以后被中共秘密逮捕。父亲突然被捕，全家人非常担忧。在一个法律不公正的极权社会，家人只能默默的为父亲祈祷，一点办法都没有。全家只有我在美国。我当时想，必须把父亲非法被捕的事情公布出来，中共受到舆论的压力，就不会折磨父亲。我马上想到白德理先生，赶紧告诉他这个消息。白德理立刻让《华尔街日报》的资深编辑萝赛特女士（Claudia Rosett）就我父亲被捕一事采访我。很快，《华尔街日报》登了六四事件中被捕的几位著名知识分子的特写，题为《消失在中国的古拉格》（Lost in China's Gulag）。父亲的相片也登了出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影响很大。中共对父亲的关押条件也不得不改善。十个月后，在国际压力下，中共释放了我父亲。 十二年后，2001年我从香港去深圳，在罗湖关口被中共秘密逮捕，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华尔街日报》又为我被非法逮捕大声疾呼。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萝赛特女士写的，题目为《第二十五个人质》（The 25th Hostage）（当时中美撞机，中国扣留了二十四名美国机组人员）。五个月后，在美国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下，中共释放了我。 英文有句谚语：「笔的威力大于剑」（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白德理和他在《华尔街日报》同仁的笔，比中共的坦克更有威力。这支笔，救了我家的两代人。 当然，美国政府也不遗余力的拯救我。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都通过决议，要求中共释放我。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干预，并给我的女儿回信，承诺帮助我。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还有我太太所在的罗格斯大学（Rutgers）校长给中共写信，要求放人。 我获得自由后，飞到美国，在旧金山机场落地。受到很多人和记者的迎接。从记者群里走来一个人和我打招呼，那正是罗赛特女士！面对镜头，我说我能获得自由，首先要感谢我的国家。 立刻中国小粉红攻击我，他们说你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我的国家当然是美国。 我在1995年入籍美国，这是一个下意识的选择，并不是为了方便。人无法选择他的出生地，但是一旦有选择入籍一个国家，我就要选择一个有人权、法治、民主、和保护自由的国家。 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毛泽东和中共政治上压制人权，剥夺自由，经济上把中国破坏得很厉害。所以在1980年代，中国有很多人都希望离开。如果一个人要背井离乡到一个新的国家居住，那么美国无疑是首选。 这不仅因为美国强大，而且它最开放容纳。在我几十年的亲身经历中，美国是我所见过、也是我认为最能够接纳移民、最少因为出身而歧视人的国家。 当然，美国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但它拥有纠错的制度，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走出了危机。 一旦选择了美国作为我的国家，我当然希望美国强大。我也尽我的努力维护美国。

美国250周年随笔 （3） 美国教授支持自由发展 虽然喜欢美国，但开始总是觉得应该回中国去参加改革。我在纽约奥本尼念了一年书的时候，我在中国的同学们都进入政府机构，我也想回去参加改革。于是跟我的指导教授说，我不念博士了，念一个硕士就回到中国参加改革。我的教授有点吃惊，说中国访问学者或留学生都希望从短期或硕士课程转为博士课程，而你却相反，你还是再想想吧。 就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运动。我的指导教授说，你看，幸好你还没回中国，否则你就成为精神污染的源泉。 我当时认为中国人口过多对经济发展不利。当然，后来学了人口学以后才明白，中国经济落后并不是人口过多所致。当时想学人口学。而现代人口学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是普林斯顿大学。于是我和我的指导教授们说。我想去普林斯顿大学，请他们给我写推荐信。因为我当时在系里功课好，考博士资格考了历史最好成绩，我的教授不愿意我离开。 后来普林斯顿录取了我，给我打电话说由普林斯顿出经费，请我先去看一看。我到普林斯顿看的时候，教授们跟我说，你的奥本尼的教授们给你写了非常有力的推荐信。 “普林斯顿三剑客” 1987年，中共掀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胡耀邦总书记被迫下台。我的父亲李洪林，当年也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他反对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曾公开倡导读书无禁区，受到胡耀邦重用，在这场运动中也被免职。 我与杨小凯、于大海两位同学，在普林斯顿发起公开信，抗议这场运动。我们的信获得上千名海外留学生签名支持，后来被称为“新公车上书”。这也是海外民主运动史上，中国留学生第一次集体联署公开信抗议中共政治迫害，影响非常大。这件事很快引起国际媒体广泛关注。《纽约时报》刊登了我们三人的照片，我们也被称为“普林斯顿三剑客”。当然，如果没有美国的言论自由，我们根本不敢公开发声。 在美国读书，越读越反动、越读越右倾。当时我就想，美国的政治光谱是从左派到右派，而我是右派。而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上，是从左派到极左派，我这个右派就掉到光谱外边了，于是就决定留在美国了。我在普林斯顿的教授听了我的决定，都很支持。和奥本尼的教授一样，他们尊重和支持学生个人的发展意愿。 （左图：杨小凯、于大海、李少民（和小凯的女儿），右图：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250周年随笔（2） 留学生回中国探亲返美：“可回家了!” 我是出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自由，也无法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我想进入美术学院当画家，但是政府却把我送到农村去劳动。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开始改变。我赶紧自修数学等知识，参加高考，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时我报考研究生，报考表格上有一项:”你是否报考出国研究生?”我就填了”是”。结果我考了第一，得到留学美国的机会。 就这样，1982年我来到了美国。 当然，美国的物质丰盛给我们这些留学生极大的冲击，但却并不使我们惊奇。因为我们早知道美国是一个丰裕社会。 当时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念书。有一天，已故著名作家、也是奥本尼分校的教授於梨華女士请来了中国作家阿城。在座谈会上，於教授问阿城到美国印象深刻的是什么？阿诚回答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国人都非常快乐。 作为作家的於教授反应灵敏，马上就觉得这句话非常深刻。事后还向我说阿城的回答太深刻了。 是啊，我当时也感觉到美国人都那样快乐，见到陌生人打招呼，脸上总有笑容。你到超级市场买东西，售货员对你很客气，我们到政府去办社会安全号，政府官员对我们这些土了吧唧的外国留学生也很热情。就连我们大学里的打扫教室的工友，见到我们也乐呵呵的。 美国人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自己选择的、而不是政府分配的，也并不是缺少“后门”造成的，全是自己的能力和兴趣使然，所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这是他们快乐的一个主要原因。 反观中国，特别是毛泽东的中国，大多数人脸上都没有好气。在那个制度下，人分为阶级，工人农民一辈子受歧视，中共干部享有特权。掌握工作机会和生杀大权。一个人做一份工作，并不一定是他喜欢的，而是他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没有门路。而大多数人是没有门路的工人农民。 所以大多数人不管做什么工作，都不高兴，把气撒在别人身上，比如卡办事的人，让人们办不了事儿。比如说我们留学生进出中国，通过安检，那些边防警察对我们没有好气，海关的人也对我们恶狠狠的。他们心里想。你凭什么出国呀？ 回想起我们在北大上学的时候，一个学生在食堂打饭，不知道为什么惹怒了给他盛饭的年轻师傅，那位师傅挥舞着饭勺朝他的鼻子一挖，差点把他的鼻子挖下来。那位师傅心里一定很嫉妒，凭什么你上北大，而我在这儿给你们盛饭？ 我们在美国留学两年后，回到中国探家，马上就有一种不安全感，生怕出不来。 其中有一个同学，在探家的过程中，正好同系美国女同学在中国作调查，他就到酒店去看望她，没想到公安正在“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发现一个中国男人进入一个美国女人的房间，于是就把他抓了起来，使他整整有一个学期不能回到美国继续念书。 记得当时我的一个好朋友，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留学生，他到中国探家。回到美国后，跟我说，“少民啊，飞机在肯尼迪机场一落地，我的心一下就放下了--可到家啦！” 我们这些留学生，在美国是外国人，捉襟见肘地靠奖学金生存，在美国才待了两年，回中国探家，心里不踏实，反而是到美国后，才觉得到家了。 当然，不仅是我们，多数的移民以及他们的第二代，都非常喜欢美国，我想这是因为美国的制度符合人的天性。

美国250周年随笔（1） 美国的制度传承长于中国 今年7月4日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从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至今，整整两个半世纪。 中国最喜欢说的就是中国历史悠久，而美国没有历史。这其实有误导性。 中国长期的历史充满了改朝换代，而其现代国家制度更经历了无数次断裂，所以中国在制度创立和传承上面并不多。 而美国这250年没有间断，把民主宪政制度都不断地完善下来。况且它并不是从250年前开始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是从欧洲、特别是英国传承而来的。而英国自1215年大宪章奠定民主法制开始，已经有超过八百年的历史了。 美国这250年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奴隶制度、内战、1929年大危机、2001年911事件、以及近年的极左政策和以及最近的政治两极化，但美国并没有被打垮，而是战胜了一次次的危机。 250年来，美国这艘大船乘风破浪，向前行驶。而反观其他的制度，如苏联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二战轴心国的法西斯主义，都沉入海底。 今年的250周年生日，全美从年初就开始庆祝，这个周末到达高潮。看着庆祝烟火照亮天空，我不禁想起我在美国生活的一些片段，以帮助读者了解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