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先生提出的“我没有敌人”一说,在中国民运圈和知识界备受争议,延续到他逝世9年后的今日。
笔者认为,这位老资格民主人权活动人士不可能天真或糊涂到敌我不分的地步。
在中共法庭那样的场合,刘晓波作为受审的被告发表这一貌似示弱或无原则宽恕的最后陈述,绝不可能是其字面意义那样简单直白,也不可能是为了引起同道们争议,而可能是考虑到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结合自身案情,借鉴其他国家反对派精神领袖或持不同政见者的成功先例(如印度圣雄甘地、南非曼德拉、捷克哈维尔等),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以便争取更多国际舆论的道义支持和同情,使胡锦涛、温家宝当局面临更大舆论压力。
事实证明,这番近乎殉道者式的自白感动甚至震撼了基督教文明和普世价值主导的西方主流社会和知识精英,助使牢狱中的刘晓波成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诺奖颁发典礼上那把“空椅子”尤其显著地提升了他的自由斗士形象,并大大扩展了他最终为之献出生命的民主宪政理念在海内外的影响。
由此,笔者想到,在相关争议中,是不是也应考虑这样一个因素,即在敌人的法庭宣告“我没有敌人”,不失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异议人士的一种博弈策略和斗争艺术。
有种猜测指,刘晓波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感召力,可能加深现今中共当政者对这位被判重刑政治犯的担忧,惧怕他活着出狱之后对其权力构成潜在威胁。
这种情况下,刘晓波在刑期快熬到头时突患绝症,并很快在囚禁中身亡,当然令外界备感蹊跷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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