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二十五周年，西方反恐战争全面失败，伊斯兰极端主义从人口、意识形态、经济多方位成功入侵自由世界，正在借力打力，利用民主社会的软肋逐步颠覆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观。西方学术界、新闻界在白左的引领下大规模堕落，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代言人，并与纳粹反犹主义合流，成为自由世界中最先向伊斯兰极端主义投降的部落。如果西方不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如果理性中间派和右派不能有效建立起正义的意识形态的话，再过25年我们会看到在纽约本拉登被吹捧为英雄，任何敢说911是恐怖袭击的人会面临牢狱之灾。

“对于我们这些当天亲历现场的人来说，这条时间线永远都说不通。 不管现在有多少争论和相互指责，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大约8点我起床，耶路撒冷响起警报后不久，我就开始写一篇关于袭击的文章。随后我开车向加沙方向赶去。在我所在的地区，当时已经有很多人驾车赶往各自的部队报到、投入应对。街道几乎空无一人，除了那些正在赶去支援的人。 我们抵达边境地区，看到了尸体。 如今各方争执不休，但对于我们这些当天身在现场的人来说，当时的事实非常清楚：许多基层单位和基层负责人都在力所能及地采取行动，各自进行局部战斗；然而整个高级指挥体系已经崩溃了。这种崩溃持续了整个夜晚，一直到第二天——完全是一片混乱。 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战区亲身看到了同样的情况：指挥链到了某一个层级以上，就不存在了。但是普通人却表现出了非凡的英雄主义。 无论后来媒体报道如何试图重新塑造这段历史，任何一个像我一样在那一天赶赴前线的人，都亲眼看到了这一切。 如果没有一次完整、全面的调查，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到目前为止，接受调查的仍然只是各个局部战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公布了总理在2023年10月7日上午的行程时间线： 06:29 —— 以色列国防军（IDF）联络官首次向总理报告：加沙地带正在发动袭击。 06:44 —— 总理与国防军联络官进行第二次通话。总理询问，为什么此前提交给他的情报中完全没有报告这一情况；同时要求评估是否需要大规模动员国防军预备役，以及是否有可能消灭哈马斯领导层。 07:30 —— 在总理车队完成出发准备后，总理启程前往基里亚（Kirya，以色列国防军总部）。 途中 —— 总理与国防部长通话。国防部长向他报告，目前尚无法掌握清晰的整体局势。总理指示，由他本人主持，在地下指挥中心召开局势评估会议。 约08:00 —— 总理抵达基里亚。 08:40 —— 国防部长召集国防军总参谋长和辛贝特（Shin Bet，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局长，以整理和形成局势全貌，为随后与总理举行的会议做准备。 08:30–09:30 —— 总理要求并收到来自国防军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情报更新，以及前线局势的持续更新。 09:47 —— 总理的国防军联络官首次收到一份局势评估文件；而辛贝特局长早在当天凌晨 05:15 就已经收到这份文件。 09:55 —— 总理在地下指挥中心主持局势评估会议。与会者包括国防部长、国防军总参谋长、军事情报局局长、辛贝特局长以及国防军作战局局长。 会上，总理作出以下指示： 对边境线实施严密封锁，以阻止人质被转移至加沙，并阻止更多恐怖分子继续进入以色列； 否决国防军提出的部分动员预备役的建议，下令实施全面动员； 下令发布战争命令； 下令为可能出现的北部战线做好准备。 会议结束后，总理又与国防部长和国防军总参谋长举行了一次小范围安全磋商。

看看今天中国年轻人考公的样子，想想我年轻时的样子，感觉真是人只能跟着时代走。 本科毕业时，部委的工作一堆一堆的，全班五十多人，没一个要去的，谁去谁没出息。😂😂😂 到我硕士毕业时，有人介绍我去国家土地管理局看看。谈了一次，尚无结果，北大通知留校，当即给国土局打电话，电话那头的处长反复劝说，说商调函马上就发出，你再考虑考虑。结果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幸亏没去，去了现在就成贪官了吧？😂😂😂

那些被AI剥夺的乐趣： 我曾经很享受看美女图片，不一定要裸体，但是要美丽性感。现在没法看了，每个美女都是一股子AI味儿。 野生动物小视频曾经是我的最爱之一，现在看十个有八个是假的，浪费时间浪费感受，也就不再看了。 长文章更没法看，有的开头还好，读上两行AI味儿就出来了。 只有笑话还能看，这个我测试过，AI写不出好笑话来，不知道是不是政治正确的原因。

老川这一段对伊朗的打法是正确的：抛弃备忘录，从石油出口到二级制裁，全方位掐住伊朗的脖子，慢慢勒死神棍政权。 老川唯一的错误是不该签那个备忘录！ 不过回过头去看，那个备忘录唯一的作用是让以色列从战争中脱了身，变成美国独抗大旗。 从这一点上说，老川讲“没有我就没有以色列”也是可以接受的。没有老川，以色列今天的处境会艰难得多。 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内塔尼亚胡最近说的：两场对伊朗的战争其实都是美国的战争，没有老川领导的美国，以色列不可能单独对伊朗开战。

利沃夫，1941年。 一名年轻的犹太女子赤身裸体地坐在人行道上，周围是一群充满敌意的人。 她试图用双手遮住自己的身体；被剥下的衣服散落在身旁。人们站在那里围观。一个人俯身伸手靠近她的头，而她直直地望向镜头。 看看她的脸。 那里有恐惧、震惊，还有深深的屈辱。但在包围着她的残酷之中，仍有一种不可剥夺、不可改变的东西： 她作为人的尊严与本质。 她有自己的名字。 有家人。 有自己的家。 有人爱她。 她本应拥有一个未来，却永远没有机会走进那个未来。 这段影像由德国人员用8毫米胶片拍摄。后来，美军在奥格斯堡的一处党卫军营房中发现了这卷胶片。如今，这段影像被保存在大屠杀档案馆中，成为一项永久的罪行记录——记录着一场原本企图被遗忘的暴行。 在大屠杀之前，利沃夫曾是20多万犹太人的家园。纳粹占领之后，这个犹太社群遭到系统性的迫害、驱逐和屠杀，最终只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 在1941年的大屠杀骚乱中，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遭到无情迫害，而女性尤其成为蓄意的、公开羞辱的对象。 这张照片记录的远不只是肉体上的暴力。它让我们看到非人化是如何发生的——一个人的尊严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蓄意地摧毁。 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 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她生命最后的时刻发生了什么。 但是，当我们注视她的脸，我们就是在拒绝她的施暴者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 把她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去。 我们记得—— 她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文字：@MarkoS2075

东京：三轩茶屋阿波舞夏日祭。 这四张照片是一个关于日本、理光GR和我的故事。 日本：这是一个超级超级好玩的地方，无论你是专心寻找还是无意撞见，只要你出门，日本总会给你一些惊喜。今天我只是去三轩茶屋找个吃晚饭的地方，就撞上了这场快乐的夏日祭！ 理光GR：相机发展到今天，这是唯一一台真能揣在口袋里的严肃的相机——它有个半画幅的大底和一个出色的光学镜头。它让你明白“最好的相机是那台随时在你身边的相机。” 我：在日本，不带GR我哪儿都不去。我需要在快乐的时候拍一些真正的照片，抓住那个时刻的决定性瞬间，而不只是用手机那个小底随便记录一下。

近日媒体爆出芬兰与以色列秘密签署国防合作备忘录，包括技术合作和大规模采购以色列防空武器。与此同时，芬兰停止了给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处的援助款项。 希腊即将与以色列签署价值36亿欧元的防务协议，全面引进以色列的防空导弹系统。 前线国家脑子还是清楚的，明白以色列的价值。

天下只有中国人喜欢把男女床第私事拿到网上寻求公共道德审判；也只有中国人喜欢凑这种热闹，吃饱了撑了去跟着起哄评判是非。 西方人也有放前任裸照小视频去报复对方的，但没人指望以此引发公共讨论。以色列人也很八卦，但那只限于家人朋友之间，公共空间通常讨论公共议题，你要是拿那些烂事出来，绝对会遭人白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

一个孩子问爸爸：“人是怎么来的？” 爸爸回答：“亚当和夏娃生了孩子，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又生孩子，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 孩子又跑去问妈妈同样的问题。妈妈告诉他：“我们以前是猴子，后来经过进化，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孩子跑回去对爸爸说：“你骗我！” 爸爸回答：“没有啊。你妈妈说的是她们家那边的情况。”

【联合国何以堕落至此？】 古特雷斯日前终于承认某些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以色列问题上持反以偏见，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地步。然而，秘书长这种把联合国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偏见和仇恨归结为几个失控的特别报告员的问题，显然不是在正视问题，而是在抛出替罪羊，为联合国长期以来的反以偏见和支持恐怖主义的罪孽开脱责任。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联合国的制度本身。几十年来，以色列在联合国受到的充满仇恨和偏见的审议和谴责，在数量和制度安排上都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甚至专门设有针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固定议程项目，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并没有受到同样的常设安排。联合国大会每年针对以色列通过大量决议，与其对许多严重侵犯人权国家的处理形成强烈反差。这已经很难用个别官员的个人偏见来解释。 恐怖主义问题也是如此。联合国表面上当然也谴责恐怖主义。但几十年来，成员国在如何定义恐怖主义、如何区分“民族解放斗争”与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等问题上始终存在政治化的双重标准，使联合国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反复陷入语义和政治上的暧昧。 所以问题不是“几个特别报告员失控了”，而是为什么一个运行了几十年的国际体系，会持续产生如此不成比例的关注、决议和政治语言偏差，如此支持仇恨、偏见和恐怖主义。如果一种偏差能够跨越不同秘书长、不同报告员和不同历史时期反复出现，那么我们至少有理由相信：这绝非个人的问题，而是联合国制度结构的一部分！ 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为己任的国际组织，何以一步步堕落今天这个地步？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深思的问题。 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与责任之间严重失衡，缺乏真正有效的追责机制。 联合国虽然不是国家政权，却掌握着巨额资金和庞大的国际资源。它可以调配资金和物资、实施援助项目、进行调查和监督，也可以通过决议、报告、制裁机制以及国际合作网络，对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乃至个人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换句话说，它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却没有与这种权力相匹配的问责制度。 问题因此不断重复出现。 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初期的信息判断、对成员国提供信息的依赖以及国际预警机制等方面受到过严重质疑。然而疫情过去之后，这些争议究竟导致了多少真正针对决策者个人的责任追究？谭德塞不仅没有因此承担政治责任，而且获得连任。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近年来也暴露出严重问题。部分工作人员被指与哈马斯有关，甚至涉嫌参与10月7日袭击；围绕其设施、人员以及教育体系与哈马斯之间关系的争议更是由来已久。即使不能因此把整个机构等同于哈马斯，一个拥有数万名工作人员、每年接受巨额国际资金的联合国机构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本来也应该引发彻底的制度审查和责任追究。然而争议之后，讨论的重点往往很快又变成如何保证这个机构继续运转。 现在，连古特雷斯本人都承认，一些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以色列问题上已经“totally out of control”。问题是，如果联合国秘书长都认为某些以联合国名义拥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人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那么接下来呢？调查在哪里？责任在哪里？纠错机制又在哪里？如果最后只是承认一句“失控”，而有关人员依然可以继续拥有联合国赋予的平台和权威，那么这种承认本身又有什么意义？ 一个机构最危险的状态，并不是它会犯错误——任何机构都会犯错误——而是它拥有巨大的权力，犯了严重错误之后却几乎没有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因此，联合国如果真的需要改革，第一步或许不是赋予它更多权力，而是建立与其权力相匹配的问责制度：独立调查、利益冲突审查、公开听证、纪律处分、罢免机制，必要时还应承担法律责任。 国际司法机构在讨论如何追究那些根本不承认其管辖权的外国领导人的责任之前，国际社会或许也应该先回答一个更加切身的问题：谁来监督监督者？谁来调查调查者？谁又来追究那些以国际社会名义行使巨大权力、却严重失职甚至违法的国际官员的责任？ 没有问责的权力，无论披着多么崇高的外衣，最终都有可能走向滥用。

【对日本医疗体系的再评论】 我那篇说日本医疗是全球最佳之一的推文，Gemini的评价是“幸存者偏差”，也就是说因为我的经历都是正面的，忽视了其他有负面经历的病人的感受。由此出发引入了网友提及的大S事件，延伸到了日本急救体系的弱点问题。 随后发现Gemini讨论大S事件时道听途说，对事实毫无核查，而且在我多次追问后罢了工，坚持说大S没死，一切都是造谣😂😂😂。随后转入ChatGPT，果然靠谱多了。 总之，关于大S之死，可靠信息非常少。除了小S的声明确认死于“流感并发肺炎”之外，只有那个无法确认的“旅游车司机”的说法。按照那个说法，大S在台湾就已经咳嗽，到箱根后两天没出门，第三天情况不好，叫救护车去了医院，后半夜又回到旅馆。次日去东京，路上先去了一家小医院，因为治不了又去了一家大医院，诊断为甲流，开了药。到东京后没再去医院，在旅馆病情恶化，送医后死亡。 这个叙述中看不出有医院拒诊或病情被耽误的情况。 其他所有关于大S事件的说法都是无法核查的道听途说，添油加醋，不值一谈。 不过日本急救系统中因医院拒绝接受病人而导致耽搁却是真实存在的情况，并非Gemini的幻觉。这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日本没有像美国 EMTALA 那样，在救护车尚未到达医院时赋予某一家被联系医院绝对的接诊义务。救护队通常先电话确认“受入れ”，医院如果因为床位、人员、设备、专科能力等原因不能接收，可以回答“受入れ不可”，救护队再寻找其他医院。 相比之下，以色列有法律明确禁止医院拒诊危急病人。 日本这种情况是跟日本医疗系统的优点紧密结合的。如我观察的那样，日本的诊所多得可以跟便利店相媲美。在东京这种地方，住在任何地方，步行十分钟内就可以找到几乎所有日常病诊所，方便程度远超其他国家。但其中的问题也很明显，小诊所小医院往往只有有限的接诊能力，如果被强迫接诊则会耽误治疗，甚至造成医疗事故，所以法律允许它们拒诊。 同样是全民医疗保险体系，日本看病比英国方便得多，而急诊的弱点，则是这种方便引发的代价。 日本医院也存在防御性医疗（避免承担责任）和对高风险患者的回避倾向，但它在多大程度上造成救护车拒收，目前很难量化。 其二是日本政府认为这种情况是个问题，每年都会发布统计数字，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根据日本消防厅每年公布的《消防白皮书》，2022—2024年，重症以上患者中，每年约2.6万—3.5万人在送医过程中需要向至少4家医疗机构询问接收；每年约5万人在救护现场停留超过30分钟。前者占重症以上搬送者约5%—7%，后者约10%—11%。 这个比例应该说是不低的。 比较吊诡的是，日本分散式医疗分布是个优点，有关医院拒诊的法律也是合理的，但合在一起就出现了这个“救护车找医院困难”的问题，而且属于结构性问题，要彻底解决还是有一些难度。 对比之下，以色列的医疗体系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问题。 以色列法律命令禁止医院拒诊，所以救护车送院不存在耽误时间的问题（医院如果人满为患可以分诊，不过这一点会事先协调）。问题出在到院后等待医院收治的时间。由于卫生部把患者正式登记/接收后到医生检查的时间列入医院质量指标，医院倾向于拖延收治病人的时间。以色列政府的目标是50%的急诊病人在到院后一小时内得到诊治，但不少以色列的医院达不到这个要求，有些甚至只能做到20%多。这里的问题不只是病情有耽搁的可能性，而且因为医院不收治，救护车就不能走，因此还有一个占用救护车和急救队资源的问题，影响其他病人叫车。 不过相对而言，病人在医院等还是好过在发病现场等。在医院真出现了爆发性恶化，急救队还是能让医院提前收治的，在发病现场就没办法了。 总之，日本的医疗体系依然是全球最好的之一。出现紧急状况以色列更好一些，平常有病还是在日本比较方便。

有网友提起大S在日本病亡事件，于是花了一点时间与Gemini讨论了日本医疗体系在急救机制方面的弱点，并与美国、欧洲、以色列进行了对比。Gemini的结论是：如果同一事件发生在这四个地区，在日本大S幸存的概率最低，美国略高，欧洲更好一些，最大的生存概率在以色列。以下是Gemini的分析： 【一場暴發性重症，在四國醫療體系下的生死悲歌】 當外國旅客在海外遭遇流感引發暴發性肺炎與敗血症，生死往往不只取決於病毒，更取決於當地的「急救邏輯」。如果把這起悲劇置於不同國家，命運的走向將截然不同。 存活可能性排序（從小到大） 1. 日本：存活率最低（死於「程序僵化與受入拒絕」） 結局：發病初期被常規門診要求「開藥回飯店休養」。深夜病情驟變，救護車在飯店門口開著警示燈，救急隊卻必須逐一打電話向周邊醫院詢問收治意願。面對無在地病歷、語言不通的外籍極重症，醫院基於防禦性醫療紛紛拒收。黃金搶救時間在車上的反覆協調與跨區轉運中流逝，最終器官衰竭不治。 2. 美國：存活率中等（死於「經濟恐懼與急診滯留」） 結局：出於對天價醫療費的恐懼，患者不到極致絕不敢叫救護車。自行前往急診室（ER）後，因聯邦 EMTALA 法案保障，醫院不敢拒收；但若被分診台（Triage）判定生命徵象尚未崩潰，將在候診區滯留數小時。雖有 24 小時翻譯與頂級 ICU 設備，但若等候期間病情暴發，依然可能錯失搶救時機。 3. 歐洲（西歐）：存活率較高（勝在「隨車醫師與重症綠色通道」） 結局：撥打 112 後，派遣包含急救醫師的救護車抵達現場。醫師在飯店房間內即刻完成插管與給氧處置，並以最高優先級直接送入公立醫院 ICU，繞過所有門診與排隊程序。強大的 ECMO（葉克膜）網絡隨即接入，將體系耗損降至極低，挽回生命的幾率顯著提升。 4. 以色列：存活率最高（勝在「極致的戰術急救與無條件收治」） 結局：撥打 MADA 急救電話後，高級重症救護車（MICU）快速趕到，現場直接進行強心與呼吸道處置。醫院 ER 絕無拒收機制且全員具備高水準英語溝通能力，重症團隊憑藉豐富的 ARDS（急性呼吸窘迫）與器官衰竭實戰經驗無縫接管，在最短時間內提供最高強度的生命支持。 四國急救體系的核心差異 日本：病床多但極度分散，重秩序輕彈性，急救卡在「119 車上電話詢問與醫院拒收」。 美國：技術頂尖且 ER 無條件收治，但卡在「高昂費用造成的就醫拖延」與「急診長時間候診」。 歐洲：公立保障無後顧之憂，勝在「救護車隨車醫師」現場醫療化與「ECMO 網絡」。 以色列：戰備導向的全民體系，勝在「強悍的現場重症處置、零語言障礙與絕對綠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