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立凡的回忆里，1957年落在父亲章乃器头上的“右派”帽子，并没有止于一场政治运动。此后，家庭身份进入学校、街道和单位，被落实为公开表态、同学排斥、监视、关押和强制劳动。 章立凡写道，父亲章乃器和罗隆基因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被扣上“右派”帽子。与他们一同受难的55万名“右派”公民及其家属，也逐渐丧失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所谓“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他借“低种姓”形容这种政治身份造成的长期贬抑。 标签首先迫使亲属公开表态。章立凡回忆，7岁时，母亲带他参加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举行的批判会，让他上台背诵事先准备好的话，反对父亲并与父亲“划清界限”。台下响起掌声，他当时并不明白，这次表态将成为此后不断追随他的身份烙印。 进入清华附中后，“家庭出身”成为表格中的固定项目。章立凡称，班主任知道父亲身份后，同学开始叫他“小右派”；他与同学写的诗词被翻出并交给老师，随后遭全班批判。据章立凡转述，班主任后来告诉他，她曾请示校长，并按校长指示举办不公开的展览，将他的诗词作为“阶级斗争”的例证。老师晚年向他道歉，他接受了道歉，但说师生之间的信任已经失去。 按章立凡的记述，1966年红卫兵掌握学校权力后，家庭“出身”被用来划定谁能参加“革命”。他因“出身不好”被排斥在外。8月24日晚，他在宿舍看到写有“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的大字报，校园出口却已封闭。担心遭到殴打，他只得从围栏下钻出，趟过两条河逃走。后来回校时，他看到被剃成“阴阳头”的学生被单独安排在角落，也得知校长、教师和多名学生遭到殴打。 文章还保留了一项相反说法：一名后来成为作家的前红卫兵领袖曾声称，清华附中无人被打。章立凡明确反驳这一说法，列举校长、教师和学生受伤的个案，并援引老同学史铁生的回忆作为佐证。 章立凡判断，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他称，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辖区内的抄家对象名单；他援引官方统计写道，从1966年8月下旬至9月5日，北京共有1772人被打死。他还指出，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被“遣返”回乡的“黑五类”中有多少人死于冻馁，则更无从查考。 按章立凡的记述，抄家开始后，街道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对她剃“阴阳头”、抄家和批斗。红卫兵随后扯开她的双臂，将她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她请求红卫兵看在年幼女儿的面上饶她一命，在场民警却示意继续，张洁凤随后被打死。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 在章立凡的叙述中，被抄走或没收的财物随后进入收购、收存和低价流转渠道。他援引资料称，北京有11.4万多户被抄，有关部门收购或收存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1万件。他还回忆，街道给居民发票，允许每户购买一件抄家物品；母亲用五毛钱买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章立凡说，这件物品一直让他产生如同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把它作为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章立凡称，1968年12月，他因被揭发有“反动言论”，被关进学校用自行车棚改成的“牛棚”。他把所谓“群众专政”解释为群众组织实施的关押、审讯、殴打和劳动改造：自己连续三个夜晚受审并遭毒打，之后又被迫扫厕所、运煤渣。获准回家时，大会仍宣布将他的“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以观后效”。 章立凡也承认，运动初期他曾画漫画讽刺校领导和老师，并为此长期后悔。多年后，不少同学为彼此造成的伤害道歉。他写道，自己不再记恨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