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中午，傅作义跟中共签下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已经十天，他的部队已经开出城去改编，他正沉浸在起义后的轻松里。他翻开当天的《人民日报》，脸色突变，喘着大气，不吭一声。报上登着城外解放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半个月前写给他的一封信，说“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说他的部队“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他读着读着，双手发抖，报纸瑟瑟作响。 这封信他没有见过。他把副总司令邓宝珊叫来问是怎么回事。邓宝珊吞吞吐吐，说信是一月十六日从林彪手里接的，交给傅冬菊了。傅作义又把女儿叫来骂了一顿，说她和邓宝珊误了他的事。 傅冬菊是他的长女，那年二十四岁，四个多月前搬回父亲家，说是来照顾父亲的生活。父亲骂她的时候不知道，那封信是她和邓宝珊商量了半天，放进他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的；她一九四七年就入了共产党；这四个多月，他唉声叹气、发脾气、想自杀，城外的解放军都知道，是她报出去的。 她是父亲疼爱的女儿。在天津《大公报》当编辑时，她入了党。父亲从她编发的文章里看出她跟共产党走得近，托北大校长胡适给她办了护照，劝她出国读书。她对父亲说，留在国内，她能为国家做许多事。她没有走。 一九四八年初，地下党要她拿父亲保险柜里的东西。父亲开柜子不避开她，密码她早知道了，可开柜还要钥匙，钥匙装在父亲上衣口袋里，晚上压在枕头底下。她买了几块当时很少见的巧克力给家里的小妹妹。父亲下班回家，小妹妹爬进他怀里要他讲故事，从衣袋里摸走了钥匙。等父亲去开会，她打开保险柜，用照相机把最重要的军事材料一页页拍下来，再让妹妹把钥匙放回去。妹妹又得了几块巧克力，和姐姐拉了勾，保证永远不说。胶卷转报中共中央，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刘仁托人带回一句话，话里的“老家”指党中央： “老家的人谢谢你。” 那年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东北的国民党主力眼看保不住，林彪的大军一旦入关，下一个就是华北。傅作义手里还有六十万兵马和华北一大片地盘。他不信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可国民党败局已定，他只得撇开蒋介石，单独跟毛泽东谈。打还是谈，守北平还是往西撤回绥远，城外的解放军都想知道他每天在想什么。 九月，她在北平办完事，坐上回天津的火车。车快开的时候，一个地下党员上车把她拉了下来： “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 她住进了父亲家。她的组织关系还在天津，北平来接头的人不知道她已经入党，叫她再写一份自传，再入一次党。她又写了一份。 从那以后，她差不多每天去一个地下党员家里，把父亲的情形讲给北平地下党学委的佘涤清和崔月犁。崔月犁后来回忆： “每次见我总是高高兴兴，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 她讲的话写成电文，经地下电台发到城外的前线指挥部。平津战役的指挥者之一聂荣臻后来写道：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 十一月三日夜里，父亲进门，嘱咐她少出门，免得特务盯梢。她说，今天见到一个老同学，共产党希望父亲和他们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父亲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父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要好好想想，又叮嘱她： “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地注意你的。” 父亲还问过她：“你是共产党吗？”她回答：“我的家庭出身这样坏，共产党能要我吗？我不过是替共产党跑跑腿而已。” 从此父亲常问她，共产党那边开什么条件，他的部下怎么安排。她答不上来，领导她的人就写很小的纸条，教她怎么回答，话说到几分。她也劝父亲：“你不是投降共产党，是和平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北平那么多名胜古迹，你舍得破坏吗？那可要落下千秋骂名的呀！” 十一月十七日早上，父亲要她托那位同学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她转身要去拿纸笔，父亲生气了： “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 电报的大意是：他愿把所属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给毛泽东指挥，请派人来北平商谈和平。电报发出去，一直没有回音。第二天，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里谈到傅作义求和，写的是： “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不走”，就是不让他带兵往西撤回绥远；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城外的仗照样往前打。十二月，傅作义起家的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自杀，往西的退路断了。二十五日凌晨，中共公布头等战犯名单，里面有傅作义。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和文件一胳膊扫到地上，往卧室走，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躺在床上念叨：“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他的老师刘厚同来劝他。傅作义说，共产党要的条件，“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刘厚同劝他，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只要接受和平起义，他和部下都会有个光明前途。这位老先生也早被地下党争取了过去。父亲摔东西、念叨“完了”的情形，女儿也报给了崔月犁他们。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十余万守军被缴械。第二天，邓宝珊代表傅作义在城外谈妥了出城改编的条件。临走，林彪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没封口的信，叫他转交。邓宝珊读了，觉得太严厉，怕傅作义看了变卦，压了下来。二十二日，傅作义签了和平协议。 过了几天，中央军委来电追问那封信交了没有，说要在报上公布。邓宝珊被催着进了城，还是不敢交，到后面傅冬菊的屋里，托她转交。她读了信，也吓了一大跳。邓宝珊说：“不交恐怕不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把信放在了父亲的办公桌上，夹在一大堆文件里。父亲没有看见。 一月二十七日，林彪他们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说出城的傅部要打散了编进解放军，“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 “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 军委当天复电：“完全同意”。 二月一日他读到那封信的时候，部队已经出了城，北平已经交了。本来说好解放军入城时，他去城门口迎接，因为这件事，他没去。他给毛泽东写信，一口气写满两张纸：既然我是战犯，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让我坐牢我立即自己去坐牢，反正现在北平的监狱全空了。没过几天，他托人向还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要一本护照出国，没有办成。 她后来用的笔名傅冬，是当年父亲对她的昵称。一九五一年夏天，《人民日报》的同事金凤问起她当年的事，她讲了保险柜、钥匙和巧克力。金凤说，你好险啊，万一你父亲发现了怎么办？她温婉地笑笑： “最坚强的人身上也会有软肋，我父亲的软肋就是小妹妹。他再疲劳，小妹妹一扑到他身上，他的烦闷全消了，他对小妹妹绝对不会有任何戒备。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啊！” 一九六六年，周恩来把傅作义列进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红卫兵照样用鞭子抽他。女儿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一次次批斗、审问。她一九四七年入党的事，被怀疑是自己编出来的。她前后写过两份入党自传，一份在天津，一份在北平，都交到了地下党手里。她给中央写信申诉，党籍问题才算澄清。 父亲挨了鞭子以后，她才开始理解父亲当年为什么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悔背叛了父亲。一九七四年，傅作义在北京去世。 “文革”结束，她对金凤说，想收集材料，给父亲写一部真实的传记。九十年代的一个秋天，金凤到崇文门去看她。金凤穿着薄毛衣，她穿着小棉袄，说她怕冷。金凤问，傅将军的传记写好了吗？她沉默了很久，慢慢说： “困难太大，写不下去。” 她觉得对父亲了解得太少，又觉得愧对父亲。金凤劝她先写个草稿，留给后人。她苦笑着说：“不必了吧，这事不能勉强。其实，想开了，写什么传记？现在，回忆录成灾了吧，有多少人看？值得费那么大劲吗？”金凤还要再劝，她打断了：“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那是金凤见她的最后一面。 晚年她病重，医院坚持只有副部级以上的人才能住干部病房，交涉了几次，没有住进去。二〇〇七年七月，她在北京去世，讣告上写着：原行政十三级。 那部写父亲的书，她一个字也没有写。 ——傅冬《我与父亲傅作义：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往事》，《纵横》2009年第1期 ——金凤《傅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贡献》，《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第54—57页，第3期第54页更正 ——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革命史资料》第11辑，第32—33页 ——舒云《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傅作义》，《炎黄春秋》1992年第4期，第48—52页 ——胡治安《统战秘辛》，天地图书，2010年，第247—248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948年11月18日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转引《罗荣桓年谱》第690—691页、《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日） ——肖荻《傅冬菊：冬天里盛开的一朵菊花》，《今晚报》2009年10月22日 ——孙力舟《力劝父亲傅作义起义的傅冬菊》，《青年参考》2009年9月29日（转引傅冬口述、陈少艺执笔《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 ——周恩来《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 ——《资深记者傅冬逝世 曾参与劝降父亲傅作义将军》，中国报业网，新浪网2007年7月5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