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天刚亮，郑州北边的黄河大堤上，国军新编第八师的参谋熊先煜走进一座没人看守的关帝庙，对着关公磕了三个响头。他跪在地上默默祷告：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大约一个钟头以后，他在庙西约三百米的地方选定了扒口的位置。那个地方叫花园口。 两天以后，黄河从这里改道，水往东南漫过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下这道命令的是蒋介石，为的是挡住日军。挡住了吗？ 那年五月，徐州丢了。日军顺着陇海铁路往西打，六月六日占了开封。再往西就是郑州，陇海、平汉两条铁路在这里交叉，日军过了郑州，就能沿平汉铁路一路南下武汉。日本急着拿下武汉，好早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当时统帅部和政府机关都在武汉。国军刚在开封以东围攻日军一个师团没有得手，前线十万人奉命仓促撤下来，又累又乱。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后来回忆当时的判断：假使敌人继续向西冒犯，我已无可使用的有力部队进行阻击了。 蒋介石这时要的是时间：让徐州撤下来的大军脱身，在武汉布防，政府往西迁。六月一日，国军决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转进，同时决定扒开黄河。这几天给蒋介石递扒堤主意的不止一个人。六月三日，洛阳的一个师管区司令发来电报，说要掘开黄河，用水淹没日军主力，“明知牺牲惨重”，为了救国，也只好忍痛去做。 据晏勋甫回忆，最后的决定是在电话里做的。他和司令长官程潜商定扒堤，正好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打电话来问以后怎么办。晏勋甫把计划告诉他，请他马上报告委员长。不到一个钟头，林蔚回电话：“委员长和我们研究了，委员长同意。”蒋介石派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督工。下游的百姓不预先通知，怕消息走漏，让日军知道。 头一处口子开在东边的赵口，挖了两天，水只流出一丈多远，两边的土就塌下来，把口子堵死了。六月五日中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商震，严厉督促实行。第二天傍晚，任务落到守这段河防的新编第八师。师长问熊先煜挖哪儿，他说花园口为宜。师长把这件事交给他主持。熊先煜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受命之下，颇感兴奋。 他看中庙西那段堤，是因为放出来的水可以顺着贾鲁河的河道往东南流，经过中牟、尉氏、扶沟、西华，进淮河；口子要是再往西一点，郑州和铁路沿线都要被淹。他在日记里写：利用贾鲁河道，以防漫延，当可减少人民之损害。 他把地图铺在地上，问黄河水利委员会管这段堤的张段长行不行。张段长两眼发直，连声说：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熊先煜提高了嗓门： “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段长看了地图，同意了。随行的工兵营长咚的一声跪下，大家跟着跪下，四个人跪成一排，对着黄河放声大哭。 两千多官兵在堤的南北两面同时动工，附近村子的百姓也被叫来帮着掘土。武汉的最高当局不时打电话来问挖到哪儿了。集团军的参谋处长到工地宣布：当夜十二点以前放水，总司令奖法币两千元。师长派一个团在四周警戒，对村里人说日本人快打过来了，把十里以内的人赶开。师长对副师长交代了一句：这必然使泛滥区的老百姓受到莫大的损失，为此，要避免说是挖堤。 六月九日上午八点，放水。起初水流得很慢，到午后一点多，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熊先煜当天在日记里写：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几句之后又写：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救济之方，为我政府及全国同胞是赖也。 水顺着贾鲁河往下走。那正是麦收前，地里的人舍不得走。一个尉氏县的灾民后来回忆： “开始大家还想着水不会流多长时间，等挡住了黄河口，就有法生活了。全村几乎没有一人想到要出外逃荒。” 花园口附近的靳满仓那时还是个孩子，他记得：被围在高处的人没的吃，一阵子下来，饿死的老多，水浅的地方，麦子还露个头，逃到大堤上的人，就挎着个篮子，蹚着水到地里去薅麦穗。 六月十一日，蒋介石给程潜发了一封密电，头一条要对百姓说堤是日本飞机炸的，第二条要拿这片洪水当前线的屏障： “（一）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二）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 对外怎么说，放水当天程潜就向蒋介石报告过：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上面让新八师用炸药炸倒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几间房子、几棵大树，再发电报说大批日本飞机来轰炸，把大堤炸垮了。中央社随即发出消息：日本飞机违反国际公法，炸垮黄河堤岸。军事委员会给师长记了一功。外国记者要来看，就再演一场军民抢堵。记者边走边问，堤约有二十米厚，弹坑不过一米左右深，怎么炸得垮。有的去问被叫来演抢堵的人，这些人只好装作听不懂。八月，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报告说，到七月底口子已被冲到三百七十六米宽，报告里写的还是花园口被炸决口。对自己的百姓，这个说法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挡住日军了吗？挡住了，但只挡住了郑州这一路，也只挡了四个多月。放水第二天，熊先煜在日记里记，据报已经打进中牟县城的日军往回逃了。日军本想过郑州、沿平汉铁路直下武汉，这条路被水断了，只好绕到长江两岸往上打：六月打下安庆，七月打下九江，十月底打下武汉。武汉因此晚丢了四个多月，蒋介石换到的就是这四个多月。 这道口子在之后的九年里一直没有堵。泛滥的黄河成了国军和日军之间的一道防线。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徐福龄回忆，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河防即是国防，治河即是卫国”的口号，把泛区西边新修的防泛大堤当作前线阵地，要求大家严加防守。新堤修得仓促，许多地方是沙子堆的，屡次决口；修堤的人工和材料，都向当地百姓摊派。 尉氏有个叫刘焕的农民，水来以后，一家七口逃荒到西华，住在庙里，刘焕和弟弟打短工，王瑞英和弟媳带孩子要饭。妻子王瑞英在庙里生下的女儿饿死了，大女儿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没几天刘焕的母亲也死了。母亲死后四五天，保长上门派工，叫刘焕去打黄河堤，说这回以工代赈，给钱给粮。刘焕对王瑞英说： “俺去，俺这身子骨能撑一天就干一天，能挣一斤粮食给你和德安（他们的儿子）吃两顿面糊糊也是好的，这树皮草根再吃下去，俺一家又得死人。” 第二天有人捎信来，刘焕走了三十里路，到了道陵岗的工地，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王瑞英赶过去，人已经死了几个钟头。别人拿来一捆高粱秆，把他的尸体卷起来，埋了。 死了多少人，没有一个准数。战后的调查说，战争期间这片洪水在河南、安徽、江苏造成八十多万人死亡，近四百万人流离失所。尉氏、扶沟两县，平民每四个人里死了一个多。一九四三年，泛区刚熬过一场大旱，五月麦子快熟的时候，新堤又决了口。 一九四五年以后，真相瞒不住了，国民政府改了说法，把泛区百姓的遭遇说成中国人民为抗日救国所做的牺牲。七十年代出版的《蒋介石秘录》这样写这场洪水： “诚然，洪水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不过，当时黄河水量不多，水流速度每小时只不过3公里，浸水地区最高水位不到一米，农民都还可以步行往来。” 五十年后，熊先煜回顾这件事，仍然认为是这场牺牲改变了战局，也说：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一九四七年三月，花园口的口子堵上了。这一年，王瑞英领着德安回到尉氏。九年前一家七口出门，回来的是两口。 ——熊先煜日记（1938年6月6日至10日）、刘仲元等1938年6月3日电、程潜1938年6月9日电、蒋介石1938年6月11日电、王郁骏1938年8月6日电、魏汝霖1939年3月报告，均收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第421—433页 ——晏勋甫《记豫东战役及黄河决堤》、朱振民《爆破黄河铁桥及花园口决堤执行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173—175、182—184页 ——熊先煜口述、罗学蓬整理《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大堤真相》，《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60—63、65页 ——穆盛博《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亓民帅、林炫羽译，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34—35、37、39—40、44—45、73—74、89、155、173—175、237页（灾民口述转引自梅桑榆《花园口掘堤前后》、王小秋等） ——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