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高善文君—— 薪火微茫处的时代挽歌/文/楼上楼 一 中华民国……不，这已是公元二零二六年的七月了。当噩耗穿越紧闭的屏幕与冰冷的数字网络，陡然砸向这片在酷暑与焦虑中沉默的土地时，我正枯坐在喧嚣的资本市场的边缘，感受着一种近乎窒息的空洞。张雪峰的骤然倒下，高善文君的遽然离世，接踵而至的死亡讯息如同一道道冰冷的闪电，将这本就晦暗的夜空撕扯得支离破碎，把无数如达叔这般冷眼观世的人，生生吓了一跳。指点江山者戒，敢作直言者殒，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令人战栗的年份？ 高善文君的突然去世，于几天前被大家所知。有人喟叹，有人默哀，亦有人冷嘲热讽，但在这一片纷繁的喧哗声中，真正货真价实的一位学者，却已经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高博一生，以敢说、敢下判断、战绩惊人而著称于世。在当下这个唯唯诺诺、顾左右而言他的公共话语场里，他讲了几句真话，便成了公众所能给予的最高褒奖。这本身是高君的骄傲，却未尝不是这个时代的莫大悲哀。我沉重地铺开纸张，唯有做一下他的观点总结，算是对他最后的缅怀。我无意流泪，因为在真正的悲哀里，眼泪是多余的。 二 高君之死，是极其突然且惨烈的。那吞噬他生命的，是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中的血管免疫母细胞亚型（AITL）——在全世界血液学界都被公认为“难治之王”的绝症。五年生存率仅在百分之三十左右，极易产生耐药，复发后的生存期甚至要以“月”来计算。高博士在留给世界的绝笔信中详细披露，他自二零二五年一月便已出现早期症状，中间却历经了长达十个月的诊断波折。十个月啊！在癌细胞疯狂在全身广泛扩散的每一秒里，官僚式的迟钝、医疗资源的错配，将最黄金的救治时间无情挥霍。直到年底在香港最终确诊并明确亚型时，大势已去，多轮常规化疗与免疫PD-1治疗皆在顽固的多药耐药性前折戟沉沙。当时机退缩到极小的边缘，纵是寻遍日、美乃至内地最顶尖的医疗技术，也无法在已形同枯槁的脏器功能上重塑奇迹。时机之残酷，莫过于此。 然而，比肉体消亡更令我无法忘却的，是高君留给这个世界那庞大、清醒而又深邃的思想灰烬。在这一堆灰烬中，有三个观点，如同漫漫黑夜中的灯塔，不仅曾指引了无数在迷雾中夜行的投资者，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 其一，是他关于消费之重要性的终极关怀。高君曾反复申明：所有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是让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消费活动应该是所有经济活动最终极目的。这本是一个几乎接近于常识的真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机器却在疯狂地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投资而投资，甚至将劳动者的克制与匮乏视为某种体制的优势。高君将目光重新拉回到“人”的本身，他明白，没有消费的繁荣，一切高楼大厦与数字增长都不免沦为毫无生气的沙丘。倘若经济增长的代价是让具体的人在焦虑中捂紧钱袋，那么这种增长便失去了其合法的终极意义。 其二，是他关于市场底部判断的冷峻准则。在历次的公开演讲中，他的那一句话让无数在股海中浮沉的灵魂引为圭臬：“合理的价格并不是底部，显著的背离和低于合理价格才能形成底部。底部形成的时候，空方永远是多数派的，多方永远是胆战心惊的。”高君深谙人性的懦弱与群体性疯狂。当熊市的铁蹄践踏过每一寸尊严，合理的估值往往会被恐慌轻易踩在脚下，唯有当价格跌到荒谬的背离状态，跌到连最坚定的多头都开始战战心惊、空方彻底统治战场时，真正的血色底部才会悄然浮现。这不仅是对金融市场的技术拆解，更是对人类非理性行为的心理学侧写。 其三，则是他对于中国GDP实际增长率的深刻洞察。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高君对二零二三年中国GDP实际运行状况的剖析，那是穿透了重重宏观数据迷雾、直击经济底层水温的真知灼见。当年我执掌兴健基金做2023年度财富论坛的投资演讲时，便曾毫无保留地借鉴并引述了他对于二零二三年GDP实际趋势的观点。正是凭借着他那套剔除了水分与虚饰、基于微观实感与因果逻辑的研究框架，我们才得以在那个充满变数与犹疑的十字路口，看清宏观趋势的真实流向，不至于在乐观的幻觉或悲观的盲动中迷失。高君的研究，是真正能够为实战者披荆斩棘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