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顺带手” 1937年11月14日,康生与王明一道，坐专机离开莫斯科,前往延安。 毛“热情欢迎”他们，说“喜从天降”。 康生给毛带来了见面礼，是飞机在迪化转机时预备的。 在这转机的短暂过程中，康生“顺带手”处理了至少5人，将其打成“托派份子”，关押并转往苏联审判，被判死刑。 留有姓名的五人是：黄超、李特以及俞秀松、周大文、董亦湘。 前两人是西路军残部，黄超曾长期担任张国涛的秘书，李特（1902年—1938年），历任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73师参谋长，红25军副军长，红31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 这两人是张国涛的支持者，对毛意见很大。处理这两人被解读为康生给毛送的见面礼。（直到1996年6月，总政治部填发烈士通知书，追认李特为烈士。）   后三人曾在莫斯科反对过康生。在莫斯科,作为列宁学院的学生,他们曾鼓动其他中国人抵制王明。 “这三名男性干部--- --康生运用苏联的那套花言巧语,告诉邓发说这三个人都是托洛茨基分子。俞秀松几乎立即被逮捕,并于一九三八年被转送到苏联的一所监狱里,出狱前一年死在狱中。周大文和董亦湘大概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康生传》） 三人中较有名的是俞秀松。   俞秀松（1899—1939），又名寿松，浙江诸暨人。1916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在杭州参加五四运动，下半年去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1920年与陈独秀、施存统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受陈独秀委托组织上海社会主义共青团，任第一任书记。1921年3月前往苏联参加少工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5年至1933年被派往苏联伯力，任远东地区中文报纸《工人之路》副总编。34年5月，受联共（布）中央派遣，俞秀松化名王寿成，率领25名联共党员，从苏联进入新疆，帮助盛世才政府开展工作。盛世才聘请俞秀松担任家庭教师，为自己的子女和小妹安志洁授课。 俞秀松向安志洁讲了自己的身世，早在他在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时，父亲就给他定了亲，叫他回家结婚，他坚决拒绝，因此和父亲闹翻了。 不久，他要去北平参加“工读互助团”，只好向父亲发去一封求援信，说自己要办一件急事，需一笔钱，请求父亲无论如何寄给他40元；万一40元一时难措，则20元也可以先解燃眉之急。 问题是他在信中竟没大没小地称父亲为“俞韵琴同胞”。父亲接信后，气得直翘胡子，破口大骂：“毛竹也分上下节！竟然有如此无礼的不肖子孙……”于是给儿子写了一封辛辣的回信：“……来信收悉，念寄银元一块，勿可嫌少！全国同胞四万万，你给每人一封信，每人回你一块钱，你就用勿完了……同胞俞韵琴复”。 俞秀松向父亲表示：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新女性，宁愿终身不婚。但是为了革命他到处奔波，四海为家，紧张地学习、工作，以致没有时间安定下来考虑个人问题，所以婚事就拖下来了。 不知不觉，俞秀松爱上了活泼可爱的安志洁。 1936年7月，俞秀松和安志洁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斯大林特意送来一箱衣服作为贺礼。苏联驻新疆领事馆还专门拍了婚礼的纪录片，当天晚上，领事馆还派官员到新房来道贺，在证实新娘没有“调包”后，才放心回去，和斯大林报告婚礼情况…… 安志洁一直在追查俞的下落，1996年9月，她收到俄罗斯军事检察院的平反证明书，这样写道： “中国公民王寿成（即那利曼诺夫或俞秀松），1889年生，汉族，中国浙江省人，逮捕前居住在中国西部的乌鲁木齐市，曾任新疆学院院长兼第一中学校长、反帝联合会秘书长、督办公署政治处副处长兼教官，1937年12月10日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门无证据逮捕，并于1939年2月21日被苏联最高军事法庭根据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刑法第58条第6、8、11款判处刑事处罚极刑——枪决、没收财产。判决于1939年2月21日在莫斯科市执行。根据1991年10月18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关于给予在政治大清洗中受害者平反法》第3条，现兹证明，王寿成（即那利曼诺夫或俞秀松）被彻底平反。在卷宗里没有关于王寿成埋葬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