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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真实经济状况如何 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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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真实经济状况如何## 总有人觉得上海人都富得流油,其实大错特错。上海普通人大多就一套房,很多家庭的二套房还是贷款买的,为了还房贷日子过得紧巴巴。 我认识个上海朋友,在普通企业上班,月薪也就万把块。他那套房子还是父母辛苦一辈子攒钱买的。身边也有靠动迁拿到几套房的,但这毕竟是少数。而且上海物价高,生活成本可不低,工资也就够维持日常开销。所以说,上海不是遍地黄金,大部分普通人也在为生活努力打拼,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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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良心犯# 第449期:一年前今天(2025年9月3日)荷兰莱顿大学留学生胡洋被河南警方正式逮捕。之前,7月26日胡洋与在意大利留学的朋友相约暑期同回国探亲,二人在浦东国际机场遭警方拦截,后均被郑州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2026年7月其案在郑州二七区法院开庭审理,但外界至今未得结果 #胡洋:2000年代出生,河南省郑州市人,在荷兰莱顿大学留学生,因言获罪者。# 胡洋自幼聪慧过人,高中毕业时,曾因学业勤奋、成绩优异,被武汉大学的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相关化学专业收录,入校后又在该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辅修法学,至大学毕业时喜获化学理学和法学双学位;因其继续备考和根据意愿申请出国留学,故于2024年9月又接续前往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eit Leiden,欧洲历史悠久的顶尖学府之一)的莱顿哲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hilosophy,隶属莱顿大学人文学院)攻读政治与经济的哲学观点文学硕士; 2025年夏,胡洋顺利毕业并获取莱顿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之后,计划将进一步在荷兰修学相关博士;然而,其看似美好的计划和未来愿景即将实行,殊不知却很快遭遇到中共政府无情的政治性打压; 2025年7月,胡洋从荷兰莱顿大学硕士毕业后,与原国内校友,同时也在欧洲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Politecnico di Milano)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的吴昊宇相约在暑期同回国内探亲,故其二人同乘航班于7月26日飞抵上海;然而未料在飞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时,其二人竟遭遇在机场的警方拦截,后均被河南省郑州市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自此失联; 胡洋家人因不知被抓因由,曾多次向警方查询缘由且请求能够会见,但均遭拒,仅称其等因“言论问题”而须按政治敏感案件处理;其母亲在既不知具体被抓原因、也不准会见儿子的情况下,被迫发帖文呼吁,希望有律师介入其案,结果受委托的代理律师在请求与当事人会见时依然遭拒; 同年9月1日,因胡洋长时间被刑拘之后不予释放,眼看各国际高校临近开学,故其母亲被迫在X平台等网上发布求助讯息,急寻其及吴昊宇在欧洲的同学朋友,希望能帮其二人收拾各人物品,办理退学和退掉房租等手续; 原本正常不过的求助信息,却因其母发声,当日下午竟有人找其母谈话,强迫她尽快删帖、噤声;针此,其母实感不解,勇敢发贴怒怼:“发个寻人求助信息也犯法吗?儿子房子不退每月近2000欧的租金谁负责?房东告我谁负法律责任?个人重要东西丢了谁负责?大学那么多费用谁来帮我退?帮朋友带的物品和剩余的钱寄退给谁?”等等; 2025年9月3日,胡洋和吴昊宇均被郑州市警方以同罪由转正式逮捕; 10月31日,胡洋案被郑州市警方移送到郑州市二七区检察院审查起诉,但其代理律师在数天之后要求会见当事人和阅其案卷,依然拖拒,称其尚未办理换押手续,不准会见;针此,其家人分别向郑州市公安局、河南省公安厅、国家公安部以及各级检察院发出多封信访涵,希望上级领导部门监督依法批准律师会见,公开公正依法办案,以防黑箱操作和变相逼供; 2025年11月9日,胡洋在被押107天后终得获准律师会见;但会见之后律师表示,因受到当局明确限制,不能细说案情,只能向其家人报个平安,说点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及送何衣物等;另外,与其同被抓捕的意大利留学生吴昊宇,因其家人被噤音,故其具体情况无解不知; 2026年7月21日外界获悉,胡洋"寻衅滋事罪"案近期一审已在郑州市二七区法院开庭受审,但至当庭予宣判,后续结果亦未知。其时,胡洋被羁押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近年来,随着中共当局对自身国民的信仰及言论自由年复一年出现升级性打压,以前较为少见的针对出国留学生因在海外自由言论或关注声援了中国人权活动,而在回国时被监控、警告骚扰,甚至遭抓捕判刑、强迫失踪等现象呈明显上升趋势; 据悉,仅自2024年以来,即知已有多名年轻学子,因前往欧美发达国家留学或到港台求学后,仅因在海外媒体上浏览阅读了在国内很难看到的真实讯息和新闻数据,或在网络平台评价留言让中共当局极为不爽的负面信息,或因积极参与了关注和呼吁改善中国不良人权状况的活动等,故引发中共海外网络水军(即在国际网络平台中针对特定内容发布和监控汇报特定信息的网络写手)的关注和监控汇报,而在回国探亲时被秘密抓捕和失踪。 #HRIC# #关注在押良心犯# #胡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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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Bitget Wallet 四位高管的对话后,我的半年观察 —— 正在「被忘记」的加密支付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讨论过这样一件小事:一把锤子在好用的时候,使用它的人并不会「看见」锤子本身,他们看见的是钉子、是被钉的木板、是即将完成的工事。只有当锤子坏掉、不顺手、卡住时,人们才会突然意识到「锤子」作为一个独立物体的存在。 这个观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也可以用在支付上。当你在便利店刷卡、在街角扫码,你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使用一套庞大的金融基础设施,发卡行、清算网络、跨国汇兑...它们都在你身后运转,但你不必看见它们。 加密支付还处在另一种状态里。一个用 USDT 买咖啡的人,付款前仍然会停下来想一下「这家店收吗」「能付成功吗」;一个用 U 卡支付 Uber 的旅客,事后会专门发一条推记下来。它仍然是一件让人用之前要「想一下」、用之后还值得「记一下」的事。就像 50 年代的信用卡、2013 年的支付宝,处在从「新事物」走向「日常工具」的中间路上。 而今天的 Bitget Wallet,正在三大洲的街头,让这条路走得更快一些。这是一个仍在发生的过程,但在 1 亿用户的真实使用里,从「被讨论」到「被使用而不被注意」的转变,已经发生了一段距离。 为了加速发生,Bitget Wallet 与 Stellar 联合启动「PayFi Odyssey」活动,以总计 30 万美元等值 XLM 奖励,覆盖亚洲、非洲与拉美超过 35 个国家和地区,活动持续至 2026 年 7 月底。这是 Bitget Wallet 围绕 Payfi 推出的迄今规模最大的跨区域用户激励活动,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讲解。 —— 支付,一部「逐渐消失」的历史 回看支付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一代主流支付媒介的成熟时刻,都是围绕它的那些多余念头消失的时刻。 信用卡在 1950-60 年代刚出现时,「塑料货币会不会让人失去节制」「没有现金的社会是否还安全」是报纸专栏和家庭餐桌的常见话题。今天没人再思考「信用卡靠不靠谱」,它消失在刷卡的动作里。 支付宝、微信支付在 2013-2015 年间也让人反复掂量「到底安不安全」「资金被第三方托管会不会出事」。今天一个上海人在点外卖时,会想「用支付宝吧」,但不会再多想,它消失在扫码的动作里。 人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用什么货币、用什么方式付款。 真正被忘记的,是围绕一种新支付方式刚出现时附着在它身上的那一组多余念头:它安不安全、这家店收不收、这次能不能成功、失败了怎么办、机制到底怎么运作。当这些念头逐个消失,只剩下「用什么付钱」这一个干净选择时,一种支付方式才真正进入了日常。 而 Bitget Wallet 正在做的,是把这些念头从用户头上一项一项拿掉。 ——「减法」:Bitget Wallet 的哲学 「念头被一项一项拿掉」这件事,最直接的体感来自 Bitget Wallet 团队内部,越来越多同事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Bitget Wallet Card 和扫码支付。 一位同事告诉我,过去去香港他会下意识做几件事:去银行/在机场换港币、买八达通。这一年他已经不做这些了,下飞机直接打车去酒店,吃饭、711 购物,全程只用微信/支付宝、Uber。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他在中环一家茶餐厅展示了微信付款码,下意识地停了几秒想「成功了吗」。现在那个动作消失了。 「Bitget Wallet U 卡在国内日常消费里也基本够用,吃饭、打车、点外卖、各种 AI 订阅」,没有让他感觉到「它和别的卡有什么不同」。 变化发生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背后流过的,已经是稳定币。 它揭示了一件比「加密支付变方便了」更深的事,所谓加密支付走向日常,不是用户学会用一个新东西,而是这个新东西溶解进了用户已经在用的所有东西里。Apple Pay、Visa、Mastercard、PromptPay、VietQR...这些都是已经存在的、用户已经熟悉的支付方式。Bitget Wallet 没有要求用户切换习惯、记住一个新品牌、扫一个新的二维码,只是让稳定币像水一样流过这些已有的管道。 这种判断不只是个人的体感。美洲区负责人 Jack Zhai @JackZhaiTGG 深耕拉美新兴市场,他在一次内部访谈中讲过一句让人印象很深的话「Crypto 可以借鉴互联网大厂做法,要让用户逐渐感觉不到」。这句话和上面的体验完全吻合:用户感觉不到 Web3 在哪里、用户感觉不到稳定币是什么、用户感觉不到协调层在做什么,他只是在用钱付钱。 这就是 Bitget Wallet 想做到的「减法」,用户的支付习惯一点都不需要改变,但价值已经在以一种新方式流动。 要让这件事成立,需要的不仅是新技术,而是一种逆向的产品哲学。 这种哲学在 Bitget Wallet 内部有一个明确的源头。CEO Karry @KarryWeb3 Web3 产品方法论非常尖锐的判断: 「Web3 行业有很长一段时间有种『拿着锤子找钉子』的感觉」,Karry 说,「我有 ZK、我掌握 XX 技术,我要怎么怎么弄。陷入到这种死循环里,是很大的问题」。 他对 Bitget Wallet 的产品逻辑是反过来的,先从用户的角度起点开始,然后来找合适的技术。「用户要解决什么问题?用户要去中心化、要安全、又不想记助记词,所以我们用 TEE,做了 Social Login。用户不希望感知到 Gas 费,所以我们用了 EIP-7702,让稳定币直接付 Gas 费」。 所有的技术选择都是从用户的「我不想要 XXX」反推回来的: - 用户不想复制冗长的链上地址 → 链接转账:通过 WhatsApp、Telegram 等分享支付链接即可完成收付款 - 用户不想关心商户支不支持加密支付 → Bitget Wallet Card:与 Fiat24、Immerse、DCS 合作发行,覆盖全球超过 50 个市场,0 开卡费、0 年费、0 外汇手续费,每月 400 美元的零手续费消费额度,体验和过去三十年的刷卡经验没有区别 - ... 这种「从用户已有习惯反推」的思路,在不同区域也同样成立。Jack 在访谈中给过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巴西的 Pix 是央行牵头、全国身份证联网的支付网络,连中国都没做到这种程度。Bitget Wallet 没有试图在拉美发明一套新支付,而是直接接入 Pix。对用户而言,他扫的还是 Pix 的码,做的还是 Pix 的动作;变化只发生在背后,结算流过的是稳定币。这件事最关键的细节是:Bitget Wallet 没有要求商户贴一个新二维码、没有要求用户学一个新动作,只是让自己的 App 能识别本地原有的码。 所以,在产品层和区域层,Bitget Wallet 用的是同一套方法论:不发明新轨,让稳定币流过已有的轨。 这种方法论的效果,在外部观察者眼里也开始被识别出来。PayFi 领域的资深观察者 Will 阿望 @Will_7th 写过一段非常精确的总结:「前端通过国家二维码扫码进行消费,VCC 支持 V/M;后端是数字钱包 + 法币银行账户。中间串联起来支付通道。这个感觉是市面上比较接近生活的 Crypto 钱包了」。 他用 30 个字精确还原了 Onchain Payments Matrix @PaymentsMatrix 在做的事,前端接本地已有支付通道,后端接已有金融轨道,中间用稳定币串联起来。这不是 Bitget Wallet 自己讲产品的方式,而是一个懂行的外部观察者,看完之后用自己的话讲出来的事。当一个产品架构能被外部人用 30 个字讲清楚的时候,它已经接近「被理解 = 被使用」那个状态了。 这种方法论背后是 Karry 个人的一种产品姿态。他在那次访谈里讲:「Web3 这个行业过去几年讲了太多虚的东西,最后什么都做不出来,这让我一度非常失望。我现在比较务实,能吹虚的地方就少了」。 支撑这件事的,是 Bitget Wallet 的 Onchain Payments Matrix,一套连接区块链、稳定币发行方、卡组织、清算银行、本地支付通道与商户网络的支付基础设施层。它是一个协调层(coordination layer),不发币、不重做结算、不替代任何已有的金融基础设施,它的工作只有一件:让原本互不连通的各方能配合起来。 关于支付的叙事热点也换过好几轮,去年讲协调层,今年讲 Agentic Wallet,市场喜欢追热点而动,但谁来串联协调层?亚太区负责人 Will Wu @SrWillWill 提过一个判断:「币圈的迭代速度比传统行业快 10-20 倍,但真正能让这种迭代进入用户日常的,还是要回到最基础的问题:用户痛点到底是什么,具体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 迭代越快,越需要在某些事情上慢下来。Onchain Payments Matrix 就是 Bitget Wallet 选择慢下来的那个地方。 但这一切,用户在 Bitget Wallet App 里几乎感受不到,这正是前面讲的「看不见」那一面。这种「用户看不见、但实际跑通」的思路,不只发生在产品层。COO Alvin Kan @alvin_kan 在一次访谈中讲过 Bitget Wallet 这两年的内部调整。 「我加入的时候,市场、运营、BD 这几个团队是混乱的」,Alvin 在过去两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保每个团队及其 leader 都有清晰明确的职责范围,并且由具备相应能力的人来带领,「每一次拆分都伴随一个 Vision,你要让人看清楚自己该聚焦做什么」。 第二件事是放权区域。Alvin 在过去两年里招了一批本地区域负责人,「这是一个钱包公司,在做一个面向大众用户的消费级产品,要实现 mass adoption,它需要在每个市场扎得非常深,而扎深这件事只能让本地人来做」。 在产品上做减法之前,Bitget Wallet 先学着在自己身上做减法。 而组织减法做完之后,区域负责人手上的事情才能真正落地。今年以来,Bitget Wallet 扫码支付每日支付用户数相较去年增长近 10 倍,是平台增速最快的业务线之一。这个增长真正发生的地方,不在纽约或伦敦,而在新兴市场,这正是 Alvin 招的那批区域负责人在跑的地方。 Jack 在访谈中讲过几个反直觉的判断:拉美本币贬值近 1000 倍。在阿根廷、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居民对本币的不信任已经不是宏观经济议题,而是日常生存问题。「美元稳定币替代本地货币」在拉美不是 Web3 极客的偏好,是一种集体本能。 另一个是渗透路径:稳定币在拉美不是从普通消费者突破,而是从特定行业渗透。Jack 提到两个典型场景:KOL 收款基本全走稳定币转账(绕开本币贬值和银行手续费)、远程办公者(一家纽约公司可以雇阿根廷员工,但工资走 SWIFT 太慢太贵,走稳定币就一切顺畅)。这些行业先用起来,然后通过每一次牛市把更多人带进圈。 加密支付在新兴市场之所以能跑通,不是因为这些用户对 Web3 有热情。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对 Web3 没兴趣,对「美元稳定币能稳定持有 + 能流畅花掉」这两件事有需求。当 Bitget Wallet 让这两件事在他们已经习惯的二维码、银行账户、加密卡上发生时,需求就被自然满足了。 对他们而言,加密支付或许不是一个酷的产品,而是一个必要的工具。 —— Payfi Odyssey:一个夏天,三个大洲 但工具要从「被讨论」走向「被使用」,中间还有一段必经的路。它需要被真实的人在真实的街头反复使用、记录、传播。这条路前面有信用卡走过 30 年,有支付宝走过 10 年;加密支付现在正走在这条路的中间。 Bitget Wallet x Stellar 发起的 PayFi Odyssey 想做的,是在这条路上点燃一段集中的火,用 30 万美元等值 XLM 奖励,覆盖亚洲、非洲、拉美 35 个国家,三条主线对应三层观察:卡能覆盖多远、扫码能触及多深、真实生活中的人在用它做什么。 第一条主线,是 U 卡能覆盖多远。 加密卡活动总奖池 20 万美元等值 XLM,自 5 月 26 日开启至 7 月 7 日 15:59(UTC+8)。Bitget Wallet Card 持卡用户可通过完成开卡注册、日常刷卡消费及 Stellar 链上指定任务积累积分,活动结束后按积分比例分享 198,000 美元等值 XLM 奖池。覆盖中国大陆、新加坡、韩国、日本、越南、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欧洲 EEA 及英国、拉丁美洲与南非等超过 25 个国家和地区,这是覆盖范围最广、参与门槛最低的一条主线。 第二条主线,是扫码能触及多深。 扫码支付返奖计划总奖池 10 万美元等值 XLM,分两阶段进行,覆盖越南、新加坡、巴西、阿根廷等 11 个市场。这 11 个市场的本地 QR 支付网络已经成熟,稳定币只需要无缝接入,就能让用户用熟悉的扫码动作完成新的支付方式。如果这个夏天你有计划全球旅行,这就是最好的选择。 第三条主线,是真实生活中的人在用它做什么。 Crypto Survival Plan(加密生存计划)总奖池 10 万美元等值 XLM,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大区域各征集约 20 名 KOL,以视频与访谈形式记录使用加密支付完成日常消费的真实体验,统一以 #StellarPayFiOdyssey# 话题聚合。这条主线不是为了铺规模,是为了把「加密支付走进日常」这件事——拍出来、写出来、传出去。 亚非拉 35 个国家不是平推。Will Wu 之前在 BCG 给非洲做过团体贷款业务,「当地很多人没有借贷能力,这件事让我对 FinTech 产生信心,金融服务可以做到让每个人都能轻松使用」。那个项目最后让他下定决心从 Web2 转到 Web3,他觉得 Crypto 比传统 FinTech 更接近「让金融普惠每个人」这件事。 这个经历直接塑造了 Will 在 Bitget Wallet 推动的 APAC + EMEA 区域策略:钱包增长不是广撒网,是深入到具体社区、具体场景里找到真实需求。 —— 那个不再需要被记下来的下午 电没有从话题里消失,但一个人按下电灯开关时,不会再担心「会不会触电」。互联网也没有从话题里消失,但一个年轻人打开手机时,不会再担心「网络稳不稳」。它们仍然被使用、被讨论,但围绕它们的那些念头,已经消散了。 加密支付正在走的,是同一条路。 回到那位 Bitget Wallet 同事,一年前他用 Bitget Wallet Card 还会下意识检查支付成功,现在不会了。一年前他在泰国会下意识去银行换泰铢,现在不会了。一年前他不知道 Bitget Wallet Card 能绑 Apple Pay,现在它已经溶解进他每天扫地铁的动作里。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念头消失」。而 PayFi Odyssey 在做的,是让这种「念头消失」在更多人身上、更多地方发生:曼谷的咖啡馆、马尼拉的家庭、拉各斯的市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网约车。每一次重复,都会让「加密支付」少一分话题感、多一分日常感。 Bitget Wallet 撒下的这 30 万美金,先是在三大洲点燃一轮真实使用与真实记录,这是加密支付走出「新鲜阶段」必须经历的事。而它最终换的,是一件更朴素也更难的事:某一天用户刷了一次卡、付了一杯咖啡,过程里只剩下「用 Bitget Wallet 吧」这一个念头,不再多想「这东西靠不靠谱」。 那一刻,加密支付就真正「被忘记」了。 就像那位 Bitget Wallet 同事,写完这一天的工作之后会下楼吃饭。等下他会刷 Apple Pay,不会想起 Bitget Wallet。这家公司这两年所有努力,最朴素的成果,就是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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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君谈马斯克与天朝电车,我不以为然。 今天刚听到您转述马斯克对天朝新能源汽车的观点,我只有四个字:不以为然。 马斯克为了其在华的巨大商业利益,昧着良知与天道说话,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上海工厂占其全球产能半壁江山,他敢说一句重话?他的话,听七分就够了,剩下三分是生意。 天朝的所谓电池车,市区里瞎开开,充个新鲜,问题不大。但谈安全系数,远低于传统燃油车。实际的安全隐患和事故率,更是远高于传统汽车。这是西方无法忍受与容忍的底线差异。 我在东南亚一线看得最清楚。大量抛锚的、不明原因趴窝的、品控稀烂的所谓天朝新能源车就在路上扔着。泰国目前对天朝新能源车是完全放开,补贴给足、关税打折,市场占有率确实上来了,声势也大。但问题不断,根基不稳,依旧挑战不了日本车一统泰国汽车和摩托车的现实格局。 便宜,是真便宜。但质量问题成堆。买在用的人群画像也极其清晰:只有那些不怕死、爱贪便宜的在买。稍微有点钱、有点安全意识、家里指望一辆车养家糊口的泰国人,根本不会考虑。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是我能接触到的泰国人的共同心声。 天朝车想通过西方近乎苛刻的安全测试和质量检测?难。就是西方完全放开,它也未必能真正占领美欧市场。便宜可以敲开门,但敬畏不了人心。 作为国际商人,我历来反感不合理的关税和人为设置的壁垒。安全不安全,让消费者自己去选。他若不怕死,尽管去买、去消费好了,官方和权威机构操那个闲心干吗?但西方就是西方,人家就喜欢本能地当合格的父母官,把最坏的情况先在实验室里测一千遍。这就是文化和文明的差异,一边信丛林法则,一边信契约责任。 说到底,天朝鼓吹的所谓“新质生产力”,多半是欺世盗名、坑蒙拐骗外加哄。技术还没捂热,就迫不及待海量生产、海量上市。除了占个新鲜词汇、蹭个潮流时尚,毫无益处。新的恒大爆雷笑话,正在路上,你等着看就是了。 中国过去这类事还少吗?电商直播、共享经济,哪个不是起初锣鼓喧天,最后都是一地鸡毛、满地狗血!表面看是我们华人急功近利、鼠目寸光,深层次就是农耕文明的孽根性 — 骨子里带着的呆、坏、邪。社会怎么发展,这股子癫狂和魔怔不除,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和幸福可言。 说个近事。我一大学同学来曼谷参展,8平米的普通展位,三个人,来回费用不过2、3万人民币,拿了5000多台咖啡机订单。按理该开香槟大醉三天。可他依旧闷闷不乐,心事重重。为什么?工厂的税负、各类开支一年比一年大,利润一年比一年薄,头发都快愁光了,却依旧没有半点安全感和成就感。你说,到底怎么了? 订单有了,钱没留下;生意做了,心没安下。这就是今天做实业的真实写照。 这个世界,真理永远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乌合之众也就看个热闹、凑个新鲜。世界到底怎么运转、背后的逻辑与真相,跟他们没半毛钱关系。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你我皆无力,我们不幸没有生在赵家,又无苍天青睐。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有定数。【观众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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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才是真实的中国,你理解的中国,小红书上个个年薪千万,抖音上面个个年薪百万。但是我告诉你,在目前为止,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没有超过10%,而有护照的人就只有一个多亿,坐过飞机的人也没有超过10%。月薪在3000在中国都不叫低收入 各位,这才是最真实最庞大的中国,你天天盯着一二线城市看,却压根儿没有看到五环以外无比广阔的下沉市场。有人总说拼多多卖假货,可是拼多多从来没嫌你穷,反倒是你自己先看不起这个品牌。” ​拼多多为什么会长年累月都成为最火的电商平台,为什么会有无计其数的老百姓认可拼多多?不是因为拼多多卖的货多么硬,不是因为售后多么让人满意,不是因为质量多么有保证,不是因为商家的服务多么周到,仅仅因为两个字——便宜。便宜的背后是什么?是大家口袋里面没有钱,是大家一年到头赚那几个三瓜两枣,太不容易。大家也知道,便宜无好货,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但是仍然把拼多多作为最佳的购物平台。说明拼多多刚刚契合了普通人的购买实力,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普通人的经济负担,让普通人以最少的钱买到最有性价比的商品 ​根据相关数据,全国大概只有1/10的人坐过飞机,也就是说有接近13亿人还没有坐过飞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没有超过10%,拥有护照的人也没有超过10%。月薪2000多块钱的打工者遍地皆是,那些没有什么收入的中老年人也非常普遍。而月薪3000块钱的人,在社会上其实并不是低收入群体。因为普通人的收入有限,大家才会精打细算的过日子,才会把拼多多作为首选的购物平台。在大家心里,拼多多到底好不好不知道,但是拼多多对自己好,符合自己的经济情况,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利益最大化 ​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年薪百万、年薪几十万,甚至年薪几个亿的人,但那是极少数人,是普通老百姓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人。对于广大的烟火人间来说,年薪几万块是常态,月薪三四千是常态。别被网络里的虚假繁华带偏了认知,几乎每一个普通人都在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的过日子。你天天盯着一二线城市看,却压根儿没有看到五环以外无比广阔的下沉市场。哪怕在繁华的大上海,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平民商场,衬衫一二十块钱一件,皮带一二十块钱一条,鞋子三四十块钱一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几千块钱的收入就怨天尤人,其实把你的收入放在整个大环境之下,已经不算低了,知足常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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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 经济与加密货币世界的 Tokenomics 有何异同? 为什么要关注Token?因为它让AI变成了一种可以计量、定价和交易的资源——就像“千瓦时”让电力有了价格,“桶”让石油有了期货市场。有了Token,AI经济就有了可以算账的单位。围绕这个单位,目前也正在形成一套全新的经济逻辑:有价格、有供需、有产业链、有国际竞争、有待解决的制度难题。 这就是Token经济学要讨论的事。Token 经济与加密货币世界的 Tokenomics 有何异同? 两个Token,两个世界 说起来,这个世界上真正混乱的事情不多,两个东西叫同一个名字却毫不相干,算是其中之一。AI的Token和加密货币的Token,就像两个叫”刘伟”的人,一个在北京开餐馆,一个在上海做期货,见面了也没什么好说的。雷锋与雷锋塔区别! 但这两个Token,最近都很热闹。热闹到让很多人以为它们是一回事。 Token这个词,到底是不是新营销词 先得承认,Token这个词确实有被滥用的嫌疑。每隔几年,科技圈就会造出一批新词,让人觉得时代变了,其实换汤不换药。“大数据”火的时候,什么都往大数据上靠;”云计算”火的时候,什么都上云;现在轮到Token了。 不过这次有点不一样。Token不只是一个营销标签,它背后有真实的计量逻辑在撑场子。 就像”千瓦时”让电力有了价格,“桶”让石油有了期货市场,AI的Token做的是同一件事:把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智能算力”,变成一个可以算账的单位。有了这个单位,才能定价,才能比价,才能有产业链,才能有国际竞争。 所以Token不只是营销词,它是一把尺子。问题在于,AI这把尺子,和加密货币那把尺子,量的完全是不同的东西。 AI Token:一个从技术后台走到聚光灯下的计量单位 Token这个概念在计算机里其实由来已久。编译器做词法分析,早就把文本拆成一个个Token。网络安全里,身份验证令牌也叫Token。这些都是幕后工作,从没人觉得它有什么经济价值。 转折点在2017年,Google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论文《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提出了Transformer架构。这篇论文之后,所有大语言模型处理信息的方式都统一了:输入进来的文字,先被切成Token序列,模型一个个处理,再输出Token序列。Token变成了AI”思考”的基本粒子。 但这时候Token还没有经济属性,只是工程师内部的技术术语。 2022年11月,ChatGPT横空出世。这是个分水岭。 2023年3月,OpenAI推出GPT-3.5的API,第一次采用按Token计费。输入多少Token,输出多少Token,分别定价。那时候GPT-4的价格是每百万input token收30美元,output token收60美元,按今天的标准看,贵得像天价。 从那一刻起,Token从技术单元变成了经济单元。Anthropic跟上,Google跟上,国内百度、阿里、腾讯全跟上,全行业默契地采用了这套计费方式。Token成了AI服务的通用货币单位。 价格这三年掉得惊人。GPT-4刚发布时,每百万input token要30美元。 从2022年底到现在,GPT-3.5级别的模型使用成本从每百万token约20美元跌到了0.07美元,整整降了280倍。照这个速度,a16z记录的数据显示,LLM推理成本每年约下降10倍,堪称摩尔定律的重生。 便宜了有什么后果?后果是用量爆了。 这里有个经济学里的老故事,叫Jevons Paradox。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Jevons发现,蒸汽机效率越高,煤炭消耗反而越多,因为效率降低了门槛,用的人更多了。AI Token正在重演这个故事。企业AI云支出从2024年的115亿美元涨到了2025年的370亿美元,整整翻了三倍,而这期间token单价跌了超过95%。 Google内部的token处理量在十八个月内增长了130倍。 越便宜,用得越多。越用得多,总账单越大。 这背后还有个推手,叫Agent。以前是人在问AI,AI回答,一问一答,token消耗有限。现在Agent出来了,AI在自动跑任务,自己调用自己,一次任务可以消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token。这不是线性增长,是指数级的爆炸。 2026年3月,黄仁勋在英伟达GTC大会上把”Token”这个词说了超过70次,把数据中心重新定义为”Token生产工厂”,把评价算力的核心指标从FLOPS换成了”每瓦Token数”。同一天,阿里巴巴把通义、千问、MaaS等板块整合,成立了Alibaba TokenHub事业群。Token经济,在2026年正式被主流商业世界承认了。 AI Token的上下游:一条新的产业链 AI Token经济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它重塑了整个产业链的逻辑。 上游是能源和芯片。每生产一个Token,都要消耗真实的电力和算力。英伟达的GPU是目前最主要的Token生产设备,黄仁勋把它卖给全世界的数据中心,本质上是在卖”Token生产产能”。能源成本直接影响token成本,这让AI经济和能源经济绑在了一起。 中游是大模型公司。OpenAI、Anthropic、Google、国内的百度、阿里、腾讯,都在这个位置。他们把算力和模型打包,按Token卖给开发者。这一层的竞争极其激烈,价格战打得很惨,但总量在涨,所以大家还活着。 下游是应用层。各种SaaS产品、企业工具、消费者产品,把Token的成本打进自己的定价里,再卖给最终用户。Token成本在企业财务里已经是刚性支出,和房租、人力一起躺在成本表里。 这和传统软件经济的逻辑不一样。以前软件卖出去之后,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用户越多越赚钱。AI服务不是这样,每次用户交互都有真实的Token消耗,规模大了,成本也跟着大。这是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整个行业还在摸索怎么把它算清楚。 加密货币的Token:从一枚Coin开始的故事 要说清楚加密货币的Tokenomics,得从更早的地方讲起。 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对银行体系的信任跌到低谷。这个背景下,一个叫Satoshi Nakamoto的神秘人物发布了Bitcoin的白皮书,2009年Bitcoin网络正式上线。2010年5月22日,程序员Laszlo Hanyecz用一万个BTC换了两个披萨,这是比特币历史上第一笔真实商品交易。这笔交易现在被称为Bitcoin Pizza Day,那一万个BTC今天价值近十亿美元。 Bitcoin是一个Coin,有自己的区块链,规则写在代码里,总量2100万枚,靠挖矿产生,四年减半一次。这是最早的加密货币逻辑:用数学创造稀缺,用共识创造价值。 Coin时代的Token概念很简单:就是一种数字货币,用来存储价值和转账支付。Bitcoin是Coin,Litecoin是Coin,它们都有自己的链,规则各不相同,互不兼容。 然后Ethereum出现了,把整个游戏改了。 Ethereum的核心发明是智能合约。有了智能合约,任何人都可以在Ethereum上发行自己的Token,不需要搭建新的区块链。2015年,开发者Fabian Vogelsteller提出了ERC-20标准,描述了一套技术规范,让所有基于Ethereum发行的Token都能互相兼容,在各种钱包和应用里无缝使用。ERC-20在2017年正式实施。 ERC-20的意义在于,它把发Token的门槛从”搭一条链”降低到了”写一个智能合约”。2017年ICO浪潮中,过了5分钟就能发出一个新Token,中心化交易所上架新Token的时间也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天。 这就引发了2017年的ICO大爆炸。 2017年到2018年间,数千个项目进行了Token销售,ICO在2018年前三个月就募集了63亿美元,是2017年全年的118%。项目方写一份白皮书,发出Token,散户拿着ETH来换,钱哗哗地流进来。其中有真正想做事的团队,也有大量的骗局和空气项目。监管机构随后介入,SEC把不少ICO认定为非法证券发行,这场派对才逐渐收场。 但ERC-20打开的大门就再没关上。从那以后,crypto世界的Token不再是简单的数字货币,开始承载更复杂的经济功能。Tokenomics这个词,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Tokenomics:加密货币世界的经济设计学 Tokenomics这个词,是Token和Economics的合体,研究的是一个加密项目怎么设计自己的Token经济体系。它包括发行总量、分配比例、释放节奏、通胀通缩机制、使用场景、持有激励……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凭什么有人要买我的Token,买了之后为什么不卖? 这些年发展出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模型。 Governance Token模型是2020年DeFi夏天流行起来的。Compound和Uniswap在2020年普及了Governance Token,持币者拥有对协议方向的投票权,但没有直接的现金流权益。用白话说,就是持Token可以投票,但不能分钱。这个模型一开始很流行,因为绕开了监管对”证券”的定义,但后来大家发现,一个没有经济权益的治理权,价值有多大,很难说清楚。 veToken模型是Curve Finance搞出来的,后来影响了一大批DeFi协议。ve(3,3)模型是Andre Cronje在2021年1月提出的,融合了Curve的Vote Escrow机制和OlympusDAO的(3,3)博弈论。基本逻辑是:把Token锁仓,换成veToken,锁仓时间越长,获得的veToken越多,投票权和协议收益也越大。这个设计试图解决短期投机者砸盘的问题,鼓励长期持有。Curve用这套veCRV模型吸引了大量流动性,成为DeFi里流动性最深的DEX之一。 Deflationary模型是Bitcoin开创的,很多项目跟进。通过限制总量、定期销毁,制造通缩预期,支撑价格。以太坊在EIP-1559之后,每笔交易都会销毁一部分ETH,使得ETH在高使用量时期变成通缩资产。 这些模型各有各的玩法,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价值都依赖于市场共识。没有人相信,Token就没有价值。这和AI Token完全不同,AI Token的价值是真实算力消耗在背后撑着的。 两个经济体,两条路 说到这里,可以把这两个世界放在一起看了。 AI Token的产业链是垂直的、中心化的。英伟达造芯片,云厂商建数据中心,大模型公司训练模型,应用公司调API,最终用户买服务。每一层都是真实的成本和真实的价值。Token是计量单位,不是资产,用了就没了,没有任何金融属性。整个产业链最终服务的是实体经济,帮企业提升效率,帮开发者造产品。 加密货币的产业链是网络化的、去中心化的。矿工或验证者维护网络安全,协议层发行和管理Token,持有者通过投票参与治理,投机者在二级市场买卖。Token本身是资产,可以转让,可以交易,有金融属性,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和外部实体经济的关联相对间接。 两套经济体,两条独立的价值链,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态。 当然,有人在尝试把两者融合:用区块链来做去中心化的AI算力网络,把AI服务的计费和分润用Token来结算。Bittensor、Render Network、IO net都在这个方向探索。这是第三条路,但无论走到哪里,它骨子里仍然是加密货币的Tokenomics,只是应用场景叠加在了AI上。 有一件事可以确定:这两个Token,同名不同命。一个在工厂里量产,一个在市场上流通;一个代表消耗,一个代表持有;一个撑着AI产业的运转,一个撑着加密世界的信仰。 名字一样,生意不同。就像那两个都叫刘伟的人,一个卖的是饭,一个卖的是梦。饭是真实的,梦也未必是假的,只是得分清楚你在做哪笔买卖。 #AI# #AI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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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距离期权成熟兑现仅剩5个月把人裁了,结果这85万劳动纠纷让小红书3500亿的IPO遇阻 85 万元,拖住了一家估值 3500亿元的互联网独角兽的港股 IPO 进程。 7月7日消息,据彭博社报道,小红书拟于6月秘密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估值达3500亿元。就在上市筹备进入最关键的冲刺阶段,一份完整实名举报材料被送至港交所上市部与香港证监会,递交人是小红书前商业化华南负责人陈浩,随举报一并提交的还有法院终审判决书、劳动仲裁文书、离职证明、期权协议全套司法与人事证据。 就在举报发生的三天前,小红书管理层还在打磨 IPO 路演 PPT,精心包装营收、用户、AI 数据等增长叙事,没人预料到,拦住上市脚步的,竟是一桩仅 85 万元标的的劳动纠纷。 创立 13 年、完成 7 轮融资,手握腾讯、阿里、淡马锡、红杉中国、高瓴资本一众顶级资本加持的小红书,站在资本市场的门槛前,迎来了一场关乎企业底层治理的综合大考。 从“汰换”到举报:一个员工的85万维权路 2022年6月,陈浩入职小红书,劳动合同签在境内主体薯一薯二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同时获得境外开曼主体Xingi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授予的3万股期权,分4年行权。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2023年12月,距离首批期权成熟兑现仅剩5个月。公司以“无法胜任工作”为由单方面辞退,离职证明标注“汰换”,尚未兑现的期权全部清零作废。 接下来的两年,是一场拉锯战。劳动仲裁、三次庭审、一场调解。小红书在诉讼中祭出了一个颇为“精巧”的法务策略:主张发期权的境外公司与签合同的国内公司“相互独立、不存在关联”,国内法院没有管辖权,员工想维权只能去香港起诉。 但法院没有买账。2026年初,广州中院终审判决认定小红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两项赔偿合计约85万元,其中66.15万元为期权损失。更重要的是,法院做了穿透式审判,认定境内外主体实质为“一套人马一套运营体系”,期权属于劳动报酬而非额外福利。这是国内首例明确认定VIE架构下境外期权属于劳动报酬的生效判决。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劳动纠纷。但陈浩没有止步,手握胜诉判决,他将全部证据提交给港交所与香港证监会,举报直指一个致命问题:小红书在司法场景与上市场景中,对VIE架构下境内外主体关系的表述自相矛盾。 一位知乎网友此前在评论区留下16个字,告诉陈浩不仅应该举报,还告诉他为什么一定要等IPO:因为法院解决的是劳动纠纷,IPO解决的是信息披露。 法庭上的“独立主体”,招股书里的“有效控制” 要理解这起举报的杀伤力,得先弄明白VIE架构。 中国互联网企业境外上市,几乎都走VIE架构。外资不能直接持股境内增值电信业务,标准做法是:创始人在开曼注册上市主体,下设香港子公司,香港子公司再在境内设外商独资企业(WFOE),WFOE与境内运营实体签一揽子协议,包括独家服务、股权质押、投票权委托。靠协议控制,境外上市主体合并境内公司财务报表。 这套架构能运转,有一个绝对前提:你在所有场合都承认境内外主体是同一个经济体。港股上市要求披露控制关系,投资者买的也是这个整体故事。 小红书用的就是这套架构。境内运营实体是薯一薯二,境外期权发放主体是开曼Xingin。靠着这个架构,小红书从创业公司一路走到独角兽。2024年7月老股转让估值170亿美元,2025年6月升至310亿美元,月活突破4亿,日活超过1.7亿,2025年全年营收约420亿元,净利润突破200亿(约30亿美元)。 问题就出在“所有场合保持一致”这个前提上。 在劳动诉讼中,小红书法务团队主张的是:境内外主体相互独立、不存在关联。而在IPO场景中,小红书必须向港交所证明的是:境外上市主体对境内运营实体具有有效控制,财务报表合并真实合规。 两套表述,写在不同的法律文书里,指向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不是法务技巧问题,而是信息披露真实性的根基问题。陈浩的举报精准地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更值得注意的是,近50名离职员工反映类似遭遇,均在期权即将到期时被裁。这不是个案管理失误,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操作模式。 增长的B面:420亿营收下的管理裂痕 事实上,漂亮财报的背后,藏着三个管理漏洞。 第一个漏洞,是用人逻辑的短视。 在期权即将成熟时精准裁员、离职证明标注“汰换”、利用VIE架构切割主体规避责任,这套操作的本质,是把劳动者当作财务报表上可优化的负债项。近50名员工的相似遭遇,指向的不是一个部门的失误,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一家能在法庭上对为自己工作过的人说“我们不认识你”的企业,投资者有理由追问:它对股东、对用户、对合作伙伴的承诺,又有多少是真实的? 第二个漏洞,是合规管理的粗糙。 一个成熟的法务团队应该预见到:在劳动诉讼中主张“境内外独立”的口径,会在IPO审核中成为信息披露一致性的致命漏洞。而小红书恰恰在这里翻了车。陈浩的举报附带生效司法判决,港交所大概率会触发专项问询。按照港股IPO的时效要求,递表后6个月内必须完成聆讯,否则重新递表。问询一旦启动,赶上2026年的窗口期就悬了。近50名员工的集体索赔如果启动,潜在赔付规模将远超85万,数千名持有未行权期权的员工构成的风险敞口,招股书里没有完整披露。 第三个漏洞,是战略决策的急躁。 2026年6月世界杯开幕,小红书拿下持权转播商资格,业内估算版权投入在10亿至17亿元之间。接近公司的业内人士称实际不到10亿元,而《财经》杂志、东方财富网等多数权威媒体援引版权分销渠道消息,估算约为17亿元。开赛首日直播观看人数暴涨55倍,男性观播用户占比超过60%,日活逼近2亿。但这笔投入的战略逻辑是典型的“IPO冲锋”:用一笔巨额投入换一个上市前可向资本市场交付的“用户破圈”增长故事。 问题在于,世界杯流量与小红书核心社区生态存在天然的排异反应。为了给体育内容让路,平台临时调整了流量分发机制,美妆、穿搭等核心内容的流量权重被大幅削减。据行业媒体报道,女性用户日均使用时长下降7%,种草笔记商品跳转转化率下降11%。男性用户来了,但男性向广告主还没来。参考上一届世界杯的经验,抖音在赛后的用户留存率不足20%;咪咕的日活用户占比也从开幕式当天的1.7%回落至0.6%-1.2%的常规区间。体育赛事的流量留存,从来都是行业性难题,小红书面临的挑战只会更大。 小红书的整个IPO逻辑高度依赖世界杯流量带来的估值溢价。但资本市场对其核心估值逻辑,一直是“高转化生活方式平台”,用户消费意愿强、决策效率高。而世界杯流量带来的却是“非消费类兴趣流量”,两者之间存在天然错配。若资本市场发现这批流量的商业价值无法落地,甚至可能侵蚀其长期生态,这次赌局不仅无法为IPO加分,反而会成为减分项。 对小红书而言,上市大概率不会终止,但时间表必然推迟,补充合规材料、修订招股书、量化潜在赔付风险,每一项都需要时间。当企业用复杂的公司架构来对抗为自己的成长付出过劳动的人,它失去的不仅是一场官司,更是资本市场和社会对其“企业精神”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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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Biteye说,WAIC的n个故事 》(上) 一、FOMO的时代:全民AI 7月19日早,匆匆闯进上海地铁8号线,只剩下贴门的最后一个落脚地。放眼望去,左右的人群是如此眼花缭乱。 紧贴左手的大哥三十四五面相,格子衫、棒球帽,耳朵里牢牢塞着白色的Airpods,俨然大厂程序员的打扮。他对着手机里WAIC论坛的直播频频点头。 转眼向右,蓝色座椅上是三五衣着鲜亮、浓妆淡抹的年轻美女,WAIC的胸牌或橙或白,随着这趟有些老旧的8号线微微摇晃。 一站接着一站,少有人下车,也没有什么交谈,车厢内的空气很沉凝。咣当咣当行进间,“中华艺术宫到了”的提示音终于响起,像是打破了所有积淀着的过去。人群哗啦哗啦,一股脑地涌下了车厢。出站的时候,栏杆上挂着的喇叭嘶吼着:“...如果人流量过大,将关闭所有地铁入口...” 中华艺术宫,十六年前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但这次蜂拥的人群,不是为了它而来。AGI的时代还在路上,生怕被AI浪潮甩在身后的人们已经到了。 ——Alan 二、无奈中挣扎:应用侧我们做不过大厂 “坦率地和你讲吧,现在AI做PPT这一块,我们不可能做得过大厂。” PPT生成的产品,25个月获全球3000万+用户。母公司像素绽放(PixeelBloom)得到了视觉中国、智谱、36氪、北京市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等一系列投资。 但就是这样一家曾位列福布斯中国AI Top50的AI应用层创业公司,它的MKT在WAIC大会和我说出如上的一句话。 CodeX、Claude Code的火爆,让国内大厂纷纷加大对工作流的占领。在本次WAIC上,腾讯Workbuddy的展板已经随处可见。 “我们的AI做PPT优势....那就是先发吧,我们做的早。”展会人员略带尴尬地笑着,“我们也在探索其他业务....”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AI应用侧,初创公司貌似越来越守不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 ——Alan 三、旧瓶装新酒:贴上AI,身价翻倍? 在徐汇西岸的WAIC展馆,倒是像个琳琅满目的消费展,AI眼镜、小机器狗、AI吉他等等,故而倒是有很多带着孩子来的家长。 我驻足时间最长的,倒是一家卖“AI戒指”的公司,我被他们惊人的销售力折服了。 1,2,3……我正默默观察着,一位浑身珠光宝气、略微发福的中年妇女牵着十来岁的小朋友来了。展位的小姑娘笑靥如花,朗声介绍到,“我们的智能戒指原价1588,WAIC特价688,大会过了就恢复原价了哦....” 接着不到两分钟,挑选颜色、尺寸,一气呵成。自己一个,小朋友一个,老公一个,婆婆一个。 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了,上前问那位刚刚完成一笔大单,脸上还残留着些许兴奋的女孩:“你们的产品和Oura Ring有什么区别?” 这着实是一个扫兴的问题,我们最终不欢而散。 AI戒指,或者说智能戒指,实在不是个新鲜的玩意儿。 就拿Oura Ring举例,它是芬兰产的智能戒指,算是这个品类最成功的母产品,经过各路海外CEO、成功人士的带货,现在淘宝上的买手报价普遍在4000元往上。而Oura公司也累计融资约15亿美元、估值约110亿美元。当然,他们没有宣发任何戒指与AI相关的功能。 所以,你硬要我说它和一百出头的小米手环比有啥优势,我恐怕给不出有信服力的解释。 据了解,就在中国深圳华强北,这一枚充满科技感的戒指,批发的身价或许只有50-80人民币。而在拼多多上,价格战目前也已经打到了百元出头。 但是一加上AI,可能只是在APP里接了基模的API生成了一个健康对话助手,可能是不知真假的高深AI探测技术,又或者只是贴了个标签,这枚戒指赫然是科技前沿的弄潮儿、人类智能技术智慧的结晶了。 而在WAIC,这样的“AI+”远不止一个。 ——Alan 四、空中花园:AI想听懂全世界,但却听不懂现场 走到Mossland展台前,一座巨大的“声音巴别塔” 几近占据了我的所有眼眶。 参观者只需要对着麦克风说上一句话,AI便会识别语言、口音、表达特征,生成一张属于自己的“声音人格卡”。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声音,会逐渐点亮塔上的节点。 巴别塔的隐喻是,几千年前,人类因为语言被分化而失去彼此理解的能力,进而失去了接近神祇的能力。 今天,人们仿佛能够借助AI,把这座倒塌的的巴别塔再建——让不同语言、不同口音、不同表达习惯的人重新建立连接。 这着实令我心潮澎湃,我站到麦克风前,先试着用英文说了一句“Weclome to Shanghai”。 几秒钟后,系统识别成了中文,而且驴唇不对马嘴。略感意外,我又尝试了一次,“你好,上海”,结果中文又识别成了其他语言。 旁边的工作人员赶忙解释:“现场声音太嘈杂了,可能影响了识别效果。” 这当然Make sense,但是巴别塔的譬喻显然要让位了,空中花园?乌托邦? AI理解声音这件事,远比发布会上的Demo复杂。真实世界绝不会像录音棚里只有控制好的变量。人群的交谈声、展台的宣传声、麦克风距离、不同人的口音、情绪变化,都会成为AI需要处理的信息。 过去,我们要求AI“听见”。 现在,我们开始要求AI“听懂”。 而从听见到听懂,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Denise 五、AI 初创公司的三个「不得而知」 1. 在家办公 奇绩创坛孵化的一个AI 创业公司的CTO在台上讲着,我们公司从2个人到3个人到现在的60多个人,全都是在家办公。 我旁边的年轻人,David,是一位从Web3转向AI创业的founder,他听到这话,立马在我耳边补充:初创公司在家办公是不行的! 过了一会,Seele,另一家做AI游戏的创始人也开始在台上讲述他们全员远程办公的经经历,David苦笑着又跟我强调了一遍:初创公司在家办公是真的不行。 粗浅认为,David的话还是值得深思的。作为吃过remote work红利的Web3从业人员,David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事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不得而知。 2. 先发优势 另一方面,听到了四五家AI初创公司的故事,好像都惊人的相似: 讲了一个叙事,用户有,但也不多;护城河在哪里,如何盈利,大多含糊其辞。 “我们有先发优势。”“我们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这是最多听到的话。 这自然不假,但倘若追问,你们跟基模公司比,做这个东西的优势是什么? 又是上面那个David悄悄告诉我:其实任何一个基模公司想做这个事情,分分钟都可以做,一定是降维打击。 那AI创业公司的护城河在哪里呢?优势在哪里呢?我好像又不得而知了。 3. VC的fomo式投资 “我们公司半年融了四轮。”一个做具身智能的公司这样跟我分享。 还有一个叫AhaCreator的做创作者经济的,创始人是个00后,已经拿了锦秋基金,金沙江创投等知名VC的很多融资了。 对应的,是锦秋基金的人谈到自己的portfolio,扼腕道:“增长也不及预期”。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知名投资人朱啸虎说过,他更倾向于投那种,知道自己的客户在哪里,知道应用场景在哪里,知道怎么赚钱,所有的场景都想的很清楚的founder。 那,WAIC上策展的公司们,即便是非初创公司,在拿到融资时想好这些场景了吗?我又又又不得而知。 ——Ame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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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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