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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范在博客文章中批评，“灵活就业”把没有稳定工作和保障不足包装成“自由选择”，并把单位原本承担的那部分社保成本以及车辆、维修和长工时等风险转给个人。文章把这种风险转移与统计口径连在一起：调查周内为获得报酬工作至少1小时，便会被计入就业人口；进入平台零工后，劳动者又要自行负担许多经营和保障成本。老范据此认为，所谓“灵活”首先服务于企业和平台的用工安排，不是劳动者天然获得的福利。 文章称，争议来自8月21日的《聊一波》节目。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丹丹在节目中表示，正规工作以朝九晚五换取五险一金，灵活就业者则以较弱的社保保障换取自我管理和选择时间的自由，因此“灵活”本身也是一种福利。相关发言被剪成短视频后，网上传播的主要是“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这半句话。 老范同时还原了网上剪辑中被省略的发言。张丹丹回答，有些人主动选择灵活就业，有些人则因为找不到有劳动合同和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而没得选；她还称，大多数平台基本不给零工缴纳社保，并提出由部分平台补贴骑手参保。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当场表示，不能简单地把灵活等同于福利，制度设计必须配套相应的保障机制。老范因此明确承认传播中肯定存在断章取义，但仍批评说，把自由称为福利，放在背债开网约车等劳动者的处境中，就成了替“没有保障”寻找理由。 作者随后把批评指向统计分类。按老范的个人叙述，他领取24个月失业保险期间属于失业人口；领取期结束后，即使没有找到新工作，也被归入灵活就业。文章还称，中国每月抽取12万户调查就业情况，调查当周只要为获得报酬工作至少1小时，例如跑一单外卖或接一趟网约车，就会被计入就业人口。 老范说明，“每周1小时”不是中国独有的门槛，而是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通行标准，原意是不让打零工者从就业统计中消失。但他认为，这一口径落到中国当前的就业结构中产生了相反效果：没有稳定工作的人仍被计入就业人口，“灵活就业”听起来像仍然有工作、有收入，每周至少干一个小时，还能拿一点钱回来，这和失业有巨大差异。 文章援引的规模数据有宽窄两种口径：约在2021年的官方窄口径为2亿人，节目称目前超过2亿；一份宽口径报告给出2025年2.8亿，并预计2026年达到3.2亿，其中还包括农村自营者、小商贩和零散兼职者。按3.2亿和约7.25亿就业人口计算，占比约为44%。老范承认，究竟有多少人完全没有工作并无统计，但仍明确指称，灵活就业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失业人口，这一分类掩盖了部分失业。 老范以自己的经历认为，“自由”也不等于劳动者真正掌握时间。文章援引的统计显示，网约车司机每天工作9至12小时的占59.53%，12小时以上的占10.33%；外卖骑手每天工作9至12小时的占76%，12小时以上的占19.74%。文章还称，司机和骑手需自行承担购车或租车、能源、维修、交通处罚和社保费用。老范据此批评，平台算法推动的长工时没有加班费；扣除这些成本后，零工的实际时薪还可能低于表面数字。 文章称，竞争还在压低劳动单价：广州网约车每公里收入从2022年的3.46元降至2025年的2.66元，全国网约车驾驶员证则从2021年1月的308.6万张增至2024年10月的748.3万张。老范把网约车行业比作蓄水池——进入者越多，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单价越低。 作者认为，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有直接的成本动力。按文章列出的比例，正式员工的养老保险由单位缴16%、个人缴8%；加上其他保险和公积金，单位承担的总成本比工资高出三分之一以上。把正式员工改为零工后，企业便不再承担原有的社保、劳动合同和离职补偿等成本。老范据此批评，不是劳动者先普遍追求灵活，而是企业先追求灵活用工，进而形成大批灵活就业者，并把更多风险转给个人。 文章也呈现了补保障的尝试。老范称，张丹丹一直推动平台与劳务公司共同承担骑手社保。她与京东、美团等平台沟通时，平台方面表示，不愿为每周工作时间很短、活跃度很低的人缴纳社保，但愿意覆盖每周工作7天、每天十几个小时，实际上接近全职的劳动者。老范据此认为，部分被称为零工的人实际承担着接近甚至超过全职工作的劳动量。 对于人工智能（AI）可能带来的就业变化，老范预测，未来更多人或许会独自接活、交付和收款。文章介绍的政策方向是一人公司（OPC，One Person Company），即由一个核心人物主导，借助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体或外包协作经营的创业形态。文章称，截至2026年5月，全国已有426个一人公司社区，覆盖65个城市，20个省级行政区出台了100多项扶持措施，包括算力补贴、免租工位、创业担保贷款、模型调用券。 但老范判断，一人公司只能承接灵活就业者中会使用人工智能、有技能、能创业且收入较高的一小部分人，接不住大多数灵活就业者。对背债开网约车的人，这些扶持措施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老范强调，一个人成为灵活就业者，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成为一人公司、通过人工智能改变生活，没有那么简单。 因此，老范没有否认自由本身有价值，也承认部分人确实主动选择灵活就业。他批评的是，当处境差异巨大的人都被统称为“灵活就业者”，失去稳定岗位、缺少保障或被迫接零工的人就被包装成主动选择了自由；当企业和平台不再承担原有成本时，这种“自由”又把风险转给了个人。在保障没有跟上的情况下，作者认为，“福利”已经成为风险转移的一句体面说法。

同一个“灵活”，在经济学家那里，可以指工作安排的灵活性（对工作时间和安排的自主控制）；对收入难以预期、岗位不稳、社会保障（包括养老金等保障性福利）不足的劳动者，它却可能像是在把困境重新命名为福利。作者认为，张丹丹引发的争议，暴露了精英所用的经济话语与不稳定就业（缺乏稳定岗位、可预期收入和充分社会保障的就业）现实之间的裂缝。 张丹丹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副院长。她在《聊一波》被问到“灵活就业”（涵盖多种工作处境的宽泛称呼）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时说：“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看，工作安排的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她随后解释，正式雇员接受固定工时，放弃一部分时间上的自由，换取养老金等福利；灵活就业者（涵盖多种处境的统称）获得更多工作自主性（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安排的控制），代价则是较弱的社会保障。 文章记录，这句话传播得比前后的限定语更远。许多网民把她理解成在赞美不稳定就业，仿佛没有稳定岗位、单位缴费和可预期收入的劳动者应当感谢这种“自由”。作者同时指出，另一种合理理解是：张丹丹在说明劳动者可能看重时间自主权，而且她明确承认这种选择常伴随较弱的社会保障。仅凭这段对话，很难断定她对研究对象漠不关心。 作者认为，把张丹丹描绘成无视普通劳动者的象牙塔学者，与她的研究记录并不吻合。2023年3月，中国16至24岁青年官方失业率为19.7%；张丹丹估计，如果把约1600万已经停止求职的非在校青年也视为失业者，失业率上限可能达到46.5%。文章强调，这一估算采用了比官方口径更宽的失业定义。 文章认为，她更重要的一项研究，是揭示零工经济（以短期或按需工作为特征的经济形态）早已不限于手机应用里的送餐和网约车。2022年至2024年，她的团队走访昆山、东莞、佛山和深圳近30家制造企业、20家劳务中介及10个人力市场。结合田野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她估计中国约有4000万制造业零工劳动者（按短期或按需工作谋生的劳动者），占该行业劳动力的31.12%。在所研究的制造业集群中，这类劳动者平均约占三分之一，旺季可升至三分之二，在一些大型工厂甚至可达80%。 这种处境并非边缘现象。文章称，政府在2025年底估计，中国有超过2亿灵活就业者，约占全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城镇劳动力的五分之二。2026年6月，一家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创办的研究机构发布非官方报告，估计当年人数达到3.2亿。文章据此认为，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项显著特征。 作者还把这场争议放进中国社会长期不信任专家的语境中。“砖家”（zhuanjia；以“砖”代替“专家”的中文网络贬称）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一些公众认为，拥有稳定职位、较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评论者，常在向普通人解释为何普通人所受的苦是必要的，甚至是一件好事。作者承认，其中一些敌意显然并不公平；但当就业前景长期艰难时，许多中国人对看似给困境换上好听名称而非承认困境的语言格外敏感。 作者认为，其中一些劳动者无疑看重张丹丹所描述的那种工作安排的灵活性。张丹丹的研究也指出，一些年轻制造业劳动者认为正式工厂合同限制较多，相对于工资并不划算；另一些人进入零工岗位，则是因为更好的选择已经消失。作者的结论是，这场风波并非一句话凭空制造了就业焦虑，而是原有的不安全感让“灵活”这个词带上了政治和情绪重量：当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不确定自己面对的工作安排的灵活性究竟是主动选择的，还是被动落到身上的，一项学术区分也可能被听成对现实困境的粉饰。 原文：When “Flexibility” Sounds Like an Insult ｜作者：Zichen Wang｜2026-08-23

张丹丹说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本来是想讨好权贵老爷们。 结果连官媒的喉舌胡锡进，都站出来批评她，引发全网声讨。 如今两边都不讨好，接下来就看她准备如何收场了？

张丹丹的工资单，被网友查出来了，年薪五十几万，还不算她其他收入。最可怕的不是她每月拿多少钱，而是她掌握了话语权。 北大，快还给张丹丹自由，让她享用灵活就业的福利！先去大学、商场门口发发宣传单。

张丹丹“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的完整版本，看完这个完整版本，是否会得出只看这句话不同的印象？ 王波明： 我国灵活就业群体非常庞大，总人数已经超过两亿。你做了很多调研，这些灵活就业者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张丹丹： 目前这两亿多人中，有8400万是平台就业，也就是线上零工，其余则是线下的更松散的零工。其中外卖平台大约有1300多万人，现在也有说法接近2000万，这个群体我一直在关注。此外，制造业零工没有平台依托，属于线下零工，规模大概也有3000万左右。这些人大部分是原先进城的农民工，原来可能从事制造业，现在转向了平台。 不同平台的用工特征差异很大：制造业零工以农村户口的年轻男性为主，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大概25岁左右进厂；外卖群体平均35岁，大多已成家；网约车司机则多在45岁左右，很多之前是做小生意的，有些还背负债务。直播平台也算是灵活就业的一种，您本人应该能理解这种状态。 王波明： 这个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 张丹丹： 通常我们认为正规就业更好，非正规就业或者零工没有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他们不像我们朝九晚五固定上班，虽然我们的工作有五险一金等保障，但那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灵活就业者要的就是灵活和自主管理，所以社保等方面的保障自然会弱一些。反过来，固定工的稳定福利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所以，不能简单认为灵活就业什么好处都没有。 王波明： 他们有灵活和自由，但也要挣钱。他们的未来缺乏确定性，可能今天有活过两天就不行了，他们如何持续获取收入？ 张丹丹： 他们很快会摸清挣钱的门道。这里面有两类人：一类是“极卷”型，属于专业零工，甚至有点企业家精神。他们知道在不同季节、不同地点干什么最赚钱，会在全国各地跑，在不同时间做不同的工作。比如在双十一期间跑物流，九到十月份制造业工价高时就进厂，冬天夏天极端天气外卖单价高时就去跑外卖——他们有一套自己的算法，知道什么时候干什么最挣钱。另一类就是比较零散、收入较低的零工。零工群体的收入差异很大，有上万的，也有几千甚至几百的，他们有相当大的自由发挥空间，收入情况很不一样。 王波明： 灵活就业是他们主动选择吗？ 张丹丹： 有些人是主动选择灵活就业；有些人则是没得选，因为找不到一份带有劳动合同、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因为五险一金体系只适配有正式劳动关系的人，必须有劳动合同才行。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现在有一个途径，叫做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是他们自愿缴纳的，里面包含养老和医疗。不过平台方面差异很大：大多数平台基本不给零工上社保，但也有部分平台会给予补贴。比如外卖小哥，有的平台会按社平工资50%的标准，在他自己缴纳社保时补贴一半的费用。

北大教授张丹丹因称“灵活就业是隐形福利，朝九晚五则是牺牲了个人自由”。。。将大众无奈的生存选择美化为时间自由，引发全网怒吐槽，话题阅读量超十亿。随后北大发布公告，免去其国发院副院长等行政职务，让其回归教学科研。这场风波给学界敲响了警钟：学术研究绝不能闭门造车、脱离民生！ 照这逻辑，找不到工作是不是还能叫“终身休假”啊？专家要是不会体恤基层疾苦，真不如闭嘴少说两句。这波免职只能说干得漂亮，脱离现实终究会被打脸！

北大教授张丹丹称“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点燃了中国公众情绪。 中国社交媒体用户指责她无视零工经济的残酷现实。这场争议触动了许多中国人的神经——经济降温使稳定的全职工作愈发难寻。 “灵活就业”是中国官方对没有没有长期全职合同的劳动者工作形态的统称，涵盖个体经营者、非全日制劳动者，以及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新就业群体。 有人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灵活就业”是美化就业困难及大规模失业的代名词。 中国网络上充满了对“灵活就业”的辛酸自嘲，其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我喝西北风是因为没钱，而不是正在减肥。” 批评者指出，被宣传话语美化的“灵活就业”既不灵活，也没有自由，而且教授们普遍回避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工会组织等话题。 详细内容请看：

同样的一个张丹丹，为什么3年前仗义执言，3年后何不食肉糜。 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声称“灵活就业是福利”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张丹丹被挖出曾在2023年研究指出，若将约1600万名躺平、啃老等不工作者均视为失业，中国3月份青年实际失业率最高上看46.5%，远高于官方公布的19.7%。 同样的一个人，前后转变明显，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