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2026年7月4日——美国建国250周年🌹 我想起当年有一部奥利弗·斯通导演的大片《七月四日生》。美国人对战争、对自己国家深刻的批评和反思，深深震撼了远在中国的我们。 这部1989年拍完的电影，国内根本看不到，那个时候网络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从朋友手中借了一盘录像带，画面模模糊糊。 即便如此，我和一堆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躲进小黑屋”看完了这部大片。 那个时候我们只能通过美国电影来了解美国。但移民之后，我才对真正的美国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些感受以后再和大家慢慢聊。 今天我想在25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和大家聊一个故事，内容不仅仅是关乎勇气和牺牲，而是真正美国精神的典范。 保罗·里维尔当年那场极具传奇色彩的“午夜骑行”，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最令人热血沸腾的起点。 故事发生在1775年4月18日夜间。当时的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波士顿也处于英国军队的严密监控之下。因为英军得知美国人想要反抗，局势变得剑拔弩张。 此时，一名叫里维尔的银匠收到了可靠的情报：英军正准备秘密前往康科德缴获民兵的武器库，并逮捕革命领袖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 紧接着里维尔开始了午夜狂奔。当晚，他划船绕过英军战舰，随后骑马飞驰在马萨诸塞州的乡村。他一路不停地敲门，唤醒了沉睡中的每一个人，那些随时准备和英军战斗的民兵。 里维尔一边策马狂奔，一边高喊：“他们正规军出来了！”（The Regulars are coming out !） 这一行动直接导致了次日凌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的爆发，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 🎖️ 为什么要向此人致敬？ 里维尔当时是一名成功的银匠，拥有美满的家庭和事业。参与这种反叛行动意味着一旦被捕，后果不堪设想。甚至有可能搭上性命。 他的义无反顾，定义了美式价值观中的“爱国主义”。后来，里维尔成为了美国的文化图腾。 1861年，诗人朗费罗创作了名篇《保罗·里维尔的骑行》（Paul Revere’s Ride）。这首诗在南北战争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里维尔从一个普通的父亲，一跃成为了美国的民族英雄。 对于当时英国殖民地上的美国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 然而，当银匠保罗·里维尔和他的朋友们策马狂奔的那一刻，历史的航向改变了。 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更像是一种宣言！这源于一种深刻的信念——人类的尊严和自由不应该受制于任何权贵，哪怕是千里之外的国王。 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批开拓者，本来就是为了逃离宗教压迫和阶级枷锁才跨越大西洋的。反抗，就是为了秩序的重构。 因为美国的先辈们意识到：如果今天不为自由站出来，明天他们的子孙将失去选择生活的权利。这种反抗，是对“生而平等”这一神圣诺言的第一次集体捍卫。 在保罗·里维尔的故事里，最关键的细节是英军必须要拿下的目标：康科德的军火库。 为什么英军要收缴民兵的步枪？因为统治者深知，解除武装是奴役的开始。对于当时的美国先贤来说，枪支不仅仅是狩猎的工具，它更是“公民权利的体现”。 拥有枪支，意味着平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这种精神演变成了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基石：自由的火种，必须有保护它的力量。 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并不诞生于字面意思上的疆土，而是诞生于每一个普通公民对自由的渴望。 如果不满意现状，就去改变它。 如果自由受威胁，就去捍卫它。 如果梦想遥远，就去追求它。 在历史漫长的黑夜里，一个普通的美国银匠证明了：只要有一个人愿意疾呼，整片大陆都会苏醒。 这种“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的信念，是美国精神中最具英雄主义色彩的部分。它告诉我们，无论面对多么庞大的压力，个体依然拥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回顾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它让我们意识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正是那些关于勇气、独立、牺牲与自由的价值观，触动了我们内心的最深处，使我们勇敢地奔向了这块土地。 愿这股力量能一直鼓舞我们，愿我们对自由的向往，永远照亮我们无悔的前行之路。 在第四张配图中，就是那个位于波士顿的老北教堂尖塔。 在那个没有月光的黑夜，尖塔窗口亮起的，正是名留青史的‘午夜狂奔暗号灯’。 那一刻，微弱却坚定的光芒，在最至暗的时刻燃起了自由的希望！ 这就是美国精神的起点—— 美国🇺🇸——它年轻、勇敢、伟大！自带桀骜不驯的灵魂，美国人为追求自由而生，也为守护这份自由而牺牲。 如果以后朋友们有机会踏上波士顿那条著名的‘自由之路’，当你们走到这座尖塔下，当你们仰望那抹曾经在两百多年前照亮黑夜的光芒⋯⋯ 你们正好有机会和“自由的火种”——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合影。🤗 上帝保佑美国！🇺🇸 God bless America. 🇺🇸 Celebrating 250 years of American Liberty! 🇺🇸 —— ©️本文是原创。杜绝任何形式的挪用、抄袭，洗稿。盗版必究。 @realDonaldTrump @WhiteHouse @JDVance @marcorubio @ElonMusk @NRA @BenShapiro @SolomonYue @AwakenedOutlaw #America250# #July4th# #FourthOfJuly# #PaulRevere# #SecondAmendment# #GodBlessAmerica# #Patriotism#

邓聿文认为，在1978--1992年间，中共的“元老政治”达到巅峰。毛泽东去世以后的“元老政治”是怎么形成的？具体来说需要哪些条件？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邓聿文《从“打天下”到“守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邓聿文谈毛泽东死后中共“元老政治”的形成条件： 首先，革命功绩是元老权威最直接、也是最不可替代的来源。作为党和国家的开国功臣，他们亲历了中共全部的“合法性建构史”——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到长征的生死考验，再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直至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这些经历不仅构成了个人政治资本，也塑造了中共官方叙事中的“英雄史观”。在这种叙事体系中，革命元勋不仅是政权的奠基者，更是制度的天然守护者。这种身份赋予他们在党内外一种类似“宪制监护人”的地位，即便没有任何职务，也被视为有资格对重大路线方针做出最终裁决。 其次，军队控制权是支撑元老政治的核心支柱。在中共的权力结构中，军队不仅是国防力量，更是政治权威的保障。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等人退居二线后，依然掌握或影响着中央军委的关键职位安排，对各大军区主官的任免有直接发言权。这种军事影响力不仅在权力斗争中发挥过决定性作用，也在日常政治中为元老的意见增加了分量。对现任领导人而言，忽视或公开挑战这些掌握军权背景的元老，无异于触碰政治安全底线。 再次，人事与组织网络构成了元老在制度层面延续影响的渠道。中共的干部管理体制长期强调“上级提拔、下级服从”，在这种体系中，元老在任时提拔的大批地方与部委干部，构成了他们退居二线后在组织系统中的“代理人”网络。这些干部既是元老政治意志的延伸，也是元老在政治协商中可以动员的现实力量。例如，1980 年代初期，陈云凭借其在财经系统中的权威，影响财政、银行等经济部门的政策走向，而邓小平则通过在中央军委与组织部的影响力，确保改革派在关键领域占据主导。 此外，话语权与历史叙事的塑造能力，使元老能够在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任领导人形成压力。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历史的解释权，而第一代元老既是历史的亲历者，又掌握了对历史叙述的最终定调权。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便是由邓小平、陈云等元老主导的历史评价工程，其内容不仅为改革开放确立了思想基础，也为他们在政治上继续掌握主动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当某一政策路线与他们所确立的历史基调发生冲突时，他们便有理由以“维护历史结论”为名进行干预。 最后，政治文化中的长幼尊卑观念与“功勋政治”传统，为元老权威提供了软性但稳固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中共党内，资历不仅是政治资本，更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正当性来源。第一代元老的资历差距与中生代领导人相比往往有十年至二十年以上，他们的经历和威望被视作党内不可轻易挑战的道德权威。这种文化心理不仅约束着现任领导人的行为，也影响着党内舆论的走向。 ------ 毛泽东去世后的“元老政治”是怎么兴起的？有哪些特点？对后来改革开放有什么影响？“元老政治”又是如何发展的？“元老政治”是怎么解体的？ 请下载2026年第2期《中国民主季刊》专论文章：《从“打天下”到“守成一代”：中共元老政治的结构性衰落及其当代意义》：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纽约客>：“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德赛》，把众神剪进了废片里”（有些微剧透） 作者：Richard Brody 最有可能喜欢克里斯托弗·诺兰新版<奥德赛>的，或许恰恰是那些没有读过荷马原著的观众。原因并不只是电影删掉了大量内容——任何篇幅较长的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都免不了删减和压缩——而是因为影片中存在一个更加根本、无处不在的缺失：众神。 在荷马史诗中，故事的第一幕发生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宫殿里。众神召开会议，争论奥德修斯的命运。而在诺兰的电影里，人们会提起神，却看不到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明辩论。事实上，古希腊诸神中真正现身的只有雅典娜，由赞达亚饰演。她只是偶尔出现，注视并守护着故事的发展。 诺兰呈现的，是一场完全属于人类的戏剧。 影片开场时，曾在特洛伊战争中率领希腊军队作战的奥德修斯，由马特·达蒙饰演，已经离开故乡伊塔卡大约二十年：十年征战，之后又漂泊了十年。他迟迟无法归乡，一路上遭遇了无数诱惑和阻碍，从卡吕普索的勾引，到食人独眼巨人的暴怒。 与此同时，他的妻子潘妮洛普——由安妮·海瑟薇饰演——正在抵挡几十名伊塔卡贵族男子的追求。这些人逼迫她从中挑选一人再婚，一边等待她作出决定，一边住在王宫里大吃大喝，挥霍王室储存的粮食和美酒。 奥德修斯出征时，他的儿子忒勒马科斯还只是个婴儿。如今，由汤姆·赫兰德饰演的忒勒马科斯已经长大成人，一心想把这些求婚者赶出家门。这是一条最古老、最典型的成长故事线。最终，当奥德修斯设法回到故乡后，父子二人联手对付这些试图篡夺家业的人。 当故事以这种方式讲述，将神明干预压缩到最低限度后，它依然是一场令人兴奋的冒险，其中充满激情、恐惧、温情和奇观。但它失去了阅读荷马时那种独特的震撼：现代人的思想，与青铜时代人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荷马描绘的是一个陌生而令人不安的世界。人类的生存始终受制于神明的商议与反复无常，而这些神明也有自己的欲望、动机和算计。诺兰切断了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原本连贯的联系，也因此舍弃了许多真正让荷马时代显得如此不同的东西，其中包括无处不在的神圣气息，以及与之相伴的独特道德体系。 我原本很好奇，诺兰会如何处理故事中其他带有远古色彩的部分，比如暴力与宗教仪式：动物献祭时鲜血喷涌的场面；怪物在受害者凄厉惨叫中将人活活吞食的超自然暴怒；砍掉手掌和生殖器；对酷刑的依赖；以及人们从残忍复仇中获得的强烈满足感。 他又会如何表现荷马世界中那种极度外放的情绪？比如人们会因为痛苦而撕裂自己的衣服，或者像艾米莉·威尔逊在2017年出版的<奥德赛>译本中所写的那样，奥德修斯“放声痛哭，在悲伤中翻滚”。 还有那些色彩斑斓的幻想场景。例如在第一卷中，雅典娜与忒勒马科斯告别时，“像一只鸟一样飞走，穿过烟雾升入空中”，从而显露出自己的神性。 但诺兰并没有试图把观众带进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他选择了一种经过精简、几乎接近自然主义的处理方式，将一切驯化、节制，并削去锋芒。 影片中的暴力大多被拍成了缺乏具体质感的普通动作场面。快速剪辑的战斗，只是隐约暗示人物死得十分惨烈；献祭场面只短暂出现，而且干净得如同外科手术；复仇既没有多少鲜血，也缺少恐怖感，执行起来极为克制；泪水带着煽情片式的精确，从人物的一侧脸颊缓缓落下；悲痛则通过现代军人式的沉默和隐忍来表达。 尽管诺兰的创作构想迎合观众，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错位，他仍以强劲的自信和无可挑剔的清晰度将其推进。 电影对白简短、现代，让这批知名演员能够在自己最熟悉的表演方式中发挥，也把古代那些充满流光溢彩般复杂性的角色，重新雕琢成轮廓鲜明、质地坚硬的人物。 饰演潘妮洛普的安妮·海瑟薇，拥有与这一处理方式相匹配的锐利目光。在告诉忒勒马科斯，他还不够成熟、无法参加真正的大战时，她借用了一个古典好莱坞式的绝妙动作：先盯着他的眼睛，然后短暂而嘲讽地把视线向下移到他的身体上。 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由乔·博恩瑟饰演。博恩瑟为这个角色赋予了一种纽约外围城区白人族裔口音，听起来出人意料地合适。 露皮塔·尼永奥饰演海伦。她与墨涅拉俄斯的婚姻显得有些勉强，而她当年的被劫持正是特洛伊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当海伦哀叹自己被当成死亡与毁灭的借口时，尼永奥以一种压低音量、却极具力量的方式，将角色的愤怒推向高点。 约翰·雷吉扎莫饰演被奴役的牧猪人欧迈俄斯。这个人物对奥德修斯忠心耿耿，也极力保护忒勒马科斯。雷吉扎莫身上流露出一种饱经世事的智慧和粗粝沉稳的气质。他内在的高贵，与那些身份显赫却贪婪卑劣的求婚者形成鲜明对比。 萨曼莎·莫顿饰演的瑟西直率强硬，带着一种乡野人物的粗犷气质。她的表演几乎让剧本对原著的改写显得可信。在荷马笔下，瑟西拥有迷人的歌声，是一名危险的诱惑者；在电影中，她却变成了一位喜欢训诫他人、批评社会风气的人。她解释说，自己之所以把奥德修斯的手下变成猪，是因为他们吃东西时“就像猪一样”。 在所有演员中，与诺兰对人物的整体构想结合得最紧密的，是饰演奥德修斯的马特·达蒙。 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以足智多谋、善于谋划而闻名。但在这部电影中，他显得朴素而直接，是一个粗犷、务实的战术家，而不再是那个更富创造力、行动更加活跃，同时在道德上也更值得怀疑的人。 这个角色原本需要一种既强健又圆滑、既有力量又变幻莫测的表演。但达蒙遵循诺兰的设定，将奥德修斯塑造成一个不动声色、背负重担的人。 那么，奥德修斯背负的究竟是什么？ 为了界定这位英雄的困境，进而塑造他的性格，诺兰大胆扩展了<奥德赛>中只是被顺带提及的内容，把它们变成电影中的重要场面。 其中最关键的，是特洛伊木马，以及奥德修斯在这项计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在诺兰的版本里，木马成为整个故事的核心：它塑造了奥德修斯的性格，也通过此后漫长的漂泊，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 特洛伊人毫无怀疑地把木马运进城内，以为这是一件宗教祭品。但藏在木马内部、由奥德修斯率领的少数希腊士兵趁夜打开城门，让大批希腊战士涌入城中，将特洛伊彻底摧毁。 电影把奥德修斯描绘成一个长期为这项计谋深感内疚的人。他认为，自己将一件表面上的礼物变成致命武器，违反了宙斯所规定的待客之道。 影片还暗示，奥德修斯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他多年的漂泊，也代表着他多年无法重新融入战后生活。 他被卡吕普索扣留七年，几乎以囚禁情人的身份被带上她的床，又在她喂食的忘忧莲作用下变得麻木。卡吕普索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治疗他。 她对他说：“那时候的你，还没有准备好回家。” 以这种方式对奥德修斯进行心理分析，让<奥德赛>拥有了一种容易理解和消化的现代感——看吧，古希腊人其实也和我们一样。 但它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原著丰富的细节和复杂的社会结构。恰恰是这些内容，才使阅读荷马成为一种如此鲜活、直接而有生命力的体验。 电影压低原作中大量残酷情节，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净化和删改。这其实是在尝试为现代社会重新“拯救”奥德修斯，把他塑造成一个既值得同情、又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 因此，电影里容不下荷马史诗第九卷中的那个奥德修斯。在原著里，他若无其事地向一位主人讲述自己旅途中较早的一站： “我洗劫了那座城，杀死了男人。我们带走他们的妻子，并把他们的财物平均分掉。” 我不会剧透电影的结局，但它并不是原著中的那个结局。这个改写大胆得令人兴奋，野心很大，具有鲜明的社会意识，却最终没有得到充分展开。 作为导演，诺兰似乎在情节、对白、表演、自然景观、场景、陈设和服装上投入了远比影像本身更多的注意力。 电影的大部分画面都以一种中性的方式记录剧情，很少展现出足够鲜明的风格和质感，让人感受到导演对银幕世界有一套完整的美学构想。 诺兰在<信条>和<盗梦空间>等科幻作品中，曾展现出强烈得多的视觉冲击力。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电影所构建的世界，在文化和精神层面都与现代社会保持着连续性。 相比之下，<奥德赛>这种朴素的现实主义风格，似乎与诺兰试图将一种无法被简化的古老精神加以理性化的努力密不可分。 观看诺兰的电影时，我不断想起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拍摄的两部古希腊题材作品，并对它们产生了更深的敬意：<俄狄浦斯王>（1967）与<美狄亚>（1969）。后者由玛丽亚·卡拉斯主演，也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出演剧情长片。 在这两部作品中，古典时代令人不安的残酷，与一种崇高的视听体验彼此呼应。这种视听上的崇高，也准确反映了电影所依据的悲剧作品本身的诗意——两部电影分别改编自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 帕索里尼对青铜时代生活中暴力与神秘色彩的强调，还延伸到规模宏大的宗教仪式，包括活人献祭。这些场面既像经过精密设计的舞蹈，也带有一种人类学式的观察，而影像本身的高度形式化，与银幕上的行动完全融为一体。 诺兰则受到现代道德自我约束力量的推动，把一部史诗拍成了散文。

【真实的抗战绝望到什么程度？在最艰难的时刻，几乎所有国人都以为要亡国了，绝望的情绪如瘟疫般在全国蔓延！】 很多人回望抗战历史，只记住了最终胜利的结果，却忽略了十四年抗战里，那段暗无天日、看不到一丝曙光的至暗岁月。 我们的胜利，从来不是顺势而为的完胜，而是无数先辈在极致绝望中，硬生生拼出来的奇迹。 【这份深入骨髓的绝望，首先来自悬殊到残酷的实力差距。】 当时日军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精良的武器装备和成熟的作战体系，而中国军队物资匮乏、装备落后，连基础的枪支弹药都难以保障。 战场上，我们的战士只能用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坚船利炮，用生命填补技术和工业的鸿沟，无数人拼尽最后一滴血，最终也只是倒在阵地之上，这样的无力感，贯穿了抗战初期的诸多战役。 1937年淞沪会战，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当时国民政府倾尽家底，集结70万兵力，囊括中央军与各路地方军阀部队，意图死守上海、阻击日军。 整整三个月的血战，中国军队付出了惨痛代价，30万将士伤亡，15位将军壮烈殉国。曾经威名赫赫的湘军，六万子弟徒步三月奔赴战场，仅仅三天便近乎全军覆没，此战过后，精锐湘军元气尽失。 即便我们手握兵力优势，即便将士人人死战，最终还是没能守住防线，日寇铁蹄依旧步步紧逼。溃败的连锁反应，让全国的绝望情绪彻底抵达顶峰。 淞沪会战落败后，南京迅速陷入重围，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死守紫金山，全体将士浴血奋战十余天，最终全员壮烈牺牲。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三十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同胞惨遭屠戮，南京大屠杀的血泪，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开战仅仅四个月，大半国土沦陷，败局似乎已然注定。 【前线节节败退，后方更是乱象丛生，让局势雪上加霜。】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拱手让出黄河天险，打乱整体作战部署，迫使徐州会战提前打响。即便我军拼死奋战拿下台儿庄大捷，也只是局部胜利，无法扭转整体溃败的战局。 为阻滞日军推进，花园口黄河大堤被炸开，滔天洪水席卷中原，八十万百姓溺亡，千万人流离失所，天灾人祸叠加，让民众的苦难达到极致。 随后的武汉会战，百万国军精锐苦战四月，伤亡四十万人，依旧未能阻挡日军攻势。随着广州失守，中国最后的沿海补给线被彻底切断，从此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国内战局崩盘的同时，国际局势也让人彻底心寒。】 二战初期，欧洲强国法国迅速投降，英国困守本土、自顾不暇，苏联为自保与日本妥协，美国更是持续向日本出售战略物资，没有任何国家愿意伸出援手，中华民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极致的绝望中，人心也开始动摇。】 国民党核心人物汪精卫，认定中国已然无力回天，为求自保选择叛国投敌，彻底击碎了很多人的坚守。 正是在这样举国绝望、近乎亡国的时刻，史学家钱穆怀着悲怆之心写下《国史大纲》，不为扬名立万，只为在山河破碎之际，留存中华文脉，为民族留存复国的火种。 【一组冰冷的数据，道尽了抗战的惨烈。】 十四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超3500万，而日军伤亡仅45万左右，平均每牺牲46名中国人，才能换取一名日军的伤亡。 那时的中国，早已全民皆兵，知识分子弃笔从戎，孩童扛起比自己还高的枪支，普通妇女走出家门支援前线，老弱妇孺皆为国奋战，一个民族被逼到了绝境。 我们如今知晓抗战胜利的结局，但无数牺牲的先辈，至死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他们是带着绝望与不甘奔赴死亡。 回望这段沉重的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铭记真相。岁月静好的背后，是千万人以身殉国的付出。 时至今日，军国主义的阴霾从未彻底消散，我辈当铭记国耻、警钟长鸣，守护先辈用鲜血换来的山河与和平！#致敬英雄# #勿忘国耻#

几千年来中国最大的愚民骗局，藏在每一本历史书里：让平民，一辈子站在皇权的立场，审判百姓的历史、歌颂屠夫的光荣。 当代历史学习，存在一个贯穿千年、最荒谬、最讽刺的底层骗局：所有平民学历史，全部被灌输皇权视角，从来没有站在自己的平民立场看待历史。 一群普通人、底层百姓，耗费时间精力学习历史，学的却是帝王家谱、权斗游戏，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愚民。 一、最荒唐的现状：平民学历史，等于羊看屠夫的家谱当下主流的历史教育，从头到尾都是皇权叙事。 我们学的是什么？ 是朱元璋怎么杀功臣，是朱棣怎么迁都，是万历怎么罢朝，是崇祯怎么亡国。平民本来该学的历史，是真正关乎自身命脉的东西：怎么种地不饿死、怎么纳税不被坑、怎么告官不被欺压、怎么抱团活下去、怎么躲开上层的压榨与收割。 这才是平民需要的历史智慧。 可现在的教育完全本末倒置。让普通百姓天天研究狼王怎么上位、狼王怎么杀人、狼王心情好坏。 让羊去研究屠夫的一生功过，让底层去替顶层权力操心。这对平民没有半点益处，只有一种结果：洗脑。 让人潜意识崇拜皇权、向往权力、共情帝王，彻底遗忘自己的阶层、自己的身份、自己祖上受过的苦难。 二、最高级的愚民手段：让平民“精神皇权化”真正的愚民，不是不让人学历史，而是教你用皇帝的眼睛看世界。 当所有人站在皇权视角读历史，就会自动代入帝王角色：为朱元璋杀不杀功臣争吵不休，为朱棣是不是篡位争得面红耳赤，为历朝皇帝的励精图治或昏庸无能评头论足。 你忙着评价皇帝、替皇帝操心、崇拜皇帝的权谋。 可你完全忘了最根本的事实：帝王穿的衣服是百姓供养的，吃的粮食是百姓搜刮的，朝堂权力斗争死掉的人里，有无数普通人的祖上。 这种洗脑的终极后果，就是精神皇权化：你彻底看不见自己的伤口，彻底忘记自己是被压迫的平民，反而主动为压迫者辩护、共情、歌颂。几千年来，这就是最成功的驯化。 三、历史最大的记账骗局：功归皇权，锅扣王朝，百姓全程背锅从古至今，历史叙事存在一套极度流氓的记账逻辑，也是绝大多数人看不懂历史的根源：所有功劳，全部算在皇权头上；所有罪恶，全部甩给封建王朝、时代局限。 我们必须彻底撕开这套虚假账目：修长城、挖运河、种满良田、织造丝绸、养活举国人口、戍边送死、支撑整个社会运转的，从来不是皇帝。 所有文明成就、盛世根基、社会财富，全部是人民的血汗、人民的双手、人民的性命堆出来的。 皇权做了什么？只是抢夺人民创造的一切，然后签字冠名，把百姓的功绩篡改成“帝王文治武功”。而灾难、饥荒、苛政、流民、战乱、亡国呢？ 从来不是“王朝必然腐朽”，而是具体皇权的恶政造成的。 是朱元璋的猜忌屠戮、是朱棣的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是嘉靖的荒废朝政、是崇祯的急政苛税、是一代代皇权的自私、昏庸、贪婪与内斗。 可主流叙事永远在和稀泥：把皇权的个人罪责，模糊成“封建王朝的通病”“时代的局限性”。 这就像强盗抢了你家财产买房买车，事发之后却说：不是我坏，是抢劫的时代坏。 最愚蠢的，是当代无数人跟着这套错误叙事走：他们笼统地骂“明朝烂、清朝烂”，却不敢批判作恶的朱家皇权、异族皇权；他们吹捧“康乾盛世、大明强盛”，却绝口不提流汗种地、流血守土的底层百姓。替皇权数钱，替皇权背锅，这就是普通百姓学历史的常态。 四、最清醒的历史分界：王朝是人民撑的，皇权是吸血的我们必须建立唯一正确的历史观，彻底切割两个概念：王朝、皇权。很多人骂历史，永远骂错了对象。 不该笼统地骂封建王朝，因为王朝的存续、文明的延续、文化的传承，靠的是世世代代百姓的坚守与劳作。 王朝是人民扛起来的，皇权是趴在人民身上吸血的。 王朝是万千百姓构筑的生活、文明、社会；皇权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下达恶政、收割财富、限制人身、制造苦难的压迫机器。 功劳，永远属于创造一切的人民；罪责，永远属于发布暴政的专制皇权。这是历史最朴素、最公正的对错账。 五、重塑评判标准：忠于皇权不等于好人，造福百姓才是真忠义千百年来最大的人物评判骗局，就是以“忠君”定善恶、以“护皇权”论英雄。 主流史观长期洗脑世人：只要一个人忠于皇帝、维护皇权、替朝廷维稳，就是忠臣、就是好人、就是千古名臣。 但平民史观的评判标准，必须彻底反过来：判断一个历史人物是善是恶，不要看他是否忠于皇权，要看他是否利于万民、利于整个王朝文明。 忠于皇权，是忠于一个家族、一个权力位置；守护王朝，是守护一方土地、万千百姓、世代文明。 这是完全两码事。很多被史书吹捧的“忠臣”，一生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不干别的，只为帮皇权续命、帮朝廷搜刮、帮体系压制百姓。 他们掏空民间积蓄、加重底层税负、严苛执法维稳，所有的努力，只为让摇摇欲坠的皇权多苟延残喘几年。 他们保住了皇帝的宝座，压死了百姓的活路；他们延续了皇权的寿命，榨干了王朝的根基。 请问：把百姓血汗抽干、把万民福祉碾碎，只为保全一家一姓权力的人，凭什么叫忠臣？ 凭什么叫英雄？ 护皇权而害百姓者，皆是民贼；利万民而稳天下者，才是真忠义。 不推翻“忠君即正义”的错误标准，就永远读不懂历史的善恶。 一个人物的伟大，从来不是看他对皇帝有多忠心，而是看他替底层挡了多少苦难、为苍生留了多少生机。 六、课本最大的割裂：口号是人民的，叙事是皇权的所有人都在历史课本见过一句话：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这句话，根本不是编课本的人的思想，它是伟人提出的唯物史观真理。 是毛泽东同志那句振聋发聩的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这是站在底层、站在大众、站在正义立场的终极历史定论。 可荒唐的是：课本抄下了这句真理的口号，却完全抛弃了它的立场。 整本教材、整套历史讲解，依然是帝王将相主线、王朝更迭主线。 开篇高喊人民创造历史，正文全程歌颂皇权功绩、模糊皇权罪恶，还在用忠君思维评判人物、用皇权标准定义英雄。 这就是典型的缝合怪式历史教育：嘴上是人民史观，骨子里是千年皇权史观。让一代代年轻人，嘴里说着人民伟大，眼里看着帝王伟大，心里崇拜权力，彻底丧失自己的平民立场。 七、结语：谁埋骨于岁月，谁才有资格评判历史读历史，唯一正确的立场，从来不是仰望龙椅，而是俯瞰苍生。 平民学历史，不需要替帝王权衡利弊，不需要替皇权惋惜兴衰。 我们只需要记住：锅，是皇权下的令；功，是人民流的血。忠君未必是善，利民才是真功。 不要笼统抹黑一个时代百姓的创造，不要盲目美化一个皇权的贪婪，不要错把帮皇权吸血的奴才当成英雄。 不替帝王背书，不替暴政洗地，不被千年的皇权叙事驯化。 永远站在普通人的立场：谁的骨头埋在土里，谁的血汗养起文明，谁就拥有评判历史的资格。 这，才是挣脱千年骗局、真正清醒的历史观。

锡安教案金明日牧师的妻子安娜在“709”是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中的发言！ “守望公义的同行者：从锡安教案看中国维权律师的坚守与牺牲 ——在“709事件”十一周年纪念日上的发言 安娜·刘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律师、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在“709事件”十一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怀着感恩，也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 我是北京锡安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的妻子。就在几天前，7月3日晚上，我的丈夫金明日牧师奇迹般地回到了家，与我们一家团聚。 自他被关进看守所那一天起，我们从未停止呼吁与营救。但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天真的来到。我相信，这是上帝借着许多人的努力，包括川普总统公开发声以及他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个人关系，使这个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奇迹成为现实。 借此机会，我衷心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也特别感谢川普总统。没有您的介入，就没有今天的团聚。 但是，我今天站在这里，不只是为了分享这个奇迹，更是为了感谢另一群人——那些至今仍默默付出的中国维权律师。 锡安教案发生前，金明日牧师已经预见到自己可能遭遇抓捕，因此提前写好了委托书，存放在张凯律师的事务所。 案发后，张凯律师立即组织律师团队，为每一位被捕牧者安排两位辩护律师。案发第三天，44位律师赶赴广西北海，其中包括凯门律师事务所14位律师，以及来自全国各地30位律师。 44位律师同时出现在北海，给当地办案机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后来，我丈夫告诉我，看守所工作人员甚至带着讽刺对他说： “就你们厉害，能请这么多律师！我们也有律师，别太神气！” 那段时间，会见室几乎天天坐满了我们的律师。很多羁押人员一年见不到一次律师，而我们的律师几乎每十天就来一次会见当事人，每次连续工作几天，不断依法提出意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持续不断的法律压力，也让锡安教案中的牧者最终拿到了圣经。据了解，这在当地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这些律师也因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张凯律师长期代理教会和人权案件。代理锡安教案后，他先被限制出境，又不断遭到司法局约谈和威胁，家人也受到牵连。最终，他不仅失去了律师执照，连自己创办多年的北京凯门律师事务所也被迫注销。 接替他的邓庆高律师，同样遭到巨大政治压力，为了保护团队和家庭，被迫退出案件。 今年4月，李贵生律师接手金牧师案件，继续坚持依法辩护，展现出了勇气、正直和担当！ 北京凯门律师事务所曾玥律师，因为坚持办案，家乡的母亲和兄弟长期遭到警方骚扰。 整个锡安教案中，共有6位律师被停业半年，他们是李春富律师，唐仙龙律师，葛现洋律师，杨耀华律师，刘安强律师，赵青山律师。至少2位律师受到行政处罚，北京凯门律师事务所被迫注销，律师们不得不重新寻找执业平台。 此外，锡安教会还聘请了十多位控告律师，他们几乎都是大家熟悉的“709律师”。他们是包龙军律师，王全璋律师，谢燕益律师，懔其磊律师，任照律师，任全牛律师，周世锋律师，文东海律师，卢思位律师，马连顺律师，江天勇律师，王宇律师。 他们拥有丰富经验，本可以拥有稳定而优渥的职业生涯，却因为坚持公义，被吊销执照、被限制执业、被跟踪、被监听、被骚扰。 一位律师曾写道： “我的第五个微信号，在一句话都没说的情况下，又被永久封禁了。” 另一位律师写道： “我们住酒店，警察已经来查了两次，他们真的很‘重视’我们。” 这些文字，没有控诉，却让人看到他们每天所承受的压力。 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对法律程序本身的践踏。 今年5月25日，案件进入检察院后，李贵生律师竟然被拒绝会见金明日牧师，也无法查阅案卷。 为了争取依法会见律师，金牧师在看守所绝食两天半。李贵生律师不断投诉、交涉，终于在一周后恢复会见，同时获批阅卷材料。 然而，此类事件绝非个案。截至今天，锡安教案另外8位牧者中，仍有3位律师无法查阅案卷。 会见当事人、查阅案卷，是法律赋予刑辩律师最基本的权利，却依然能够被随意剥夺。 今天，我手中拿着的是仍然坚持代理锡安教案的律师名单。在我心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他们守住了律师的职业尊严，守护了当事人的盼望，也守住了中国法治最后的一道底线。 今天是709十一周年。 十一年前，许多律师为了法治付出了自由和职业；十一年后的今天，仍然有新的律师继续承担同样的代价。 因此，我想向所有中国法律同仁发出呼吁： 请继续与我们站在一起，帮助那些仍然身陷囹圄的人，守护法律赋予每一位公民最基本的权利。 我也盼望有一天： 锡安教会能够自由敬拜上帝； 每一位律师都能够不因代理案件而受到政治迫害； 每一位中国公民都能够生活在一个真正尊重法律、公义与自由的社会。 最后，我想特别向张凯律师说一句话： 张凯律师，谢谢您。 谢谢您为了教会、为了弱势群体、为了那些无法替自己发声的人所付出的一切。谢谢您为金牧所做的一切付出，我们一家铭记在心，会不停歇为您以及家人祷告！ 愿上帝亲自纪念您的勇敢、您的坚持，也亲自赐福您和您的家人。 谢谢大家！

按网友投稿事实写作此文： 《夜伤鹰的枷锁：一位宁波异见作家的“被精神病”悲歌》 在当代中国，权力与个体的碰撞往往以隐秘而残酷的方式展开。宁波镇海，一座承载着工业荣光与环境隐痛的城市，却因一桩“精神病”标签事件，再度成为舆论焦点。主人公俞小明，笔名“夜伤鹰”，一位1985年10月21日出生的普通镇海人，以笔为刃，刺破了地方治理的暗角，却也因此陷入了一场堪比文革余毒的行政迫害旋涡。他的遭遇，不仅是个体命运的缩影，更折射出法治与人权在某些角落的脆弱。 俞小明出身于一个平凡家庭。母亲在90年代经济改革浪潮中被迫下岗，全家经济重担落在父亲肩上。他早年求学之路坎坷，却凭借坚韧完成浙江纺纤职业技术学院大专学业，后又在网络学院修读法律事务相关课程。步入社会后，他曾担任化工厂销售主管、工会主席，并于2005年在宁波创办恒远化工有限公司，任总经理。看似顺遂的商途，并未让他满足于物质追求。2012年起，他开始公开撰文，聚焦镇海“洋垃圾”进口等环境污染问题，直言地方发展中的生态隐患。这些文章如夜空中短暂的鹰鸣，刺破了表面的宁静，却也为他招致了持续的言论管制与压制。 作为独立作家，俞小明的创作涉猎广泛，涵盖社会评论、小说、歌词等领域。他的笔名“夜伤鹰”寓意深刻——夜色中受伤却仍展翅的鹰，象征着在黑暗中坚守的孤勇。其中，短篇小说《疯人日记》尤为引人注目。据其自述，这部作品正是在多次迫害后，一怒之下写就的“平反孔乙己”式讽刺之作，借古讽今，抒发底层知识分子的无奈与抗争。此外，他还著有网络文学《铁血除弊事》等，故事背景设定在朝鲜战争时期，人物塑造生动，情节悬疑跌宕，展现出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辨。这些作品虽未进入主流视野，却在海外中文圈和维权社区流传，记录了一个普通公民对公平正义的渴求。 然而，笔耕不辍的代价是沉重的。从公开维权到遭受打击报复，俞小明的经历步步惊心。2025年，一场家庭风波成为导火索。其父俞国华，一位68岁的革命伤残军人，收到社区通知，要求作为“监护人”签字领取补贴。老人怒斥“儿子无精神病”，并通过信访投诉。此事揭开了笼罩在俞小明身上的“686”阴影。“686计划”，全称为“中央补助地方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项目”，本意是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救助与康复支持，却在实践中被异化为维稳工具。俞小明被宁波市镇海区卫健局未经本人知情同意、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擅自列入“六类严重精神障碍名单”，上报为“严重精神分裂症”，并为其设置监护人（由父亲担任，下级单位为招宝山街道）。这一行政行为，直接威胁其人身自由与财产权。 根据相关报道和俞小明自述，该标签并非基于医学诊断，而是行政机关越过司法程序的产物。一旦被贴上“精神病”标签，公民可能面临强制送医、隔离治疗，甚至财产被监护人代管的风险。更令人忧虑的是，《民法典》公职监护人相关条款在此案中被指沦为“恶法”，与宪法保障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相抵触。学者分析指出，此类操作不局限于六种严重病情，几乎人人可被“精神病化”，尤其针对访民、异见人士。俞小明曾两次险遭强制送医，仅通过行政诉讼获部分赔偿。此次，他将镇海区卫健局告上法庭，北京一审却以败诉告终。目前，他仍在上诉，若“帽子”无法撤销，可能被迫关入精神病院，彻底丧失正常生活。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国际人权关注。海外媒体、社交平台及维权组织纷纷发声，视其为中国“被精神病”迫害模式的最新案例。俞小明在公开信中陈述自身处境：多年遭受社会歧视，无法正常工作生活，英雄迟暮之感油然而生。他曾为家乡环境奔走呼告，却换来官僚机构的冷酷回击——策划“吃绝户”的阴谋，通过标签剥夺民事行为能力，进而侵吞微薄家产。夜深人静时，这位底层知识分子站在窄小阳台上，点燃一支烟，长叹一声，眼眶干涸，再无泪水。这样的场景，不禁令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铁屋子”：觉醒者呐喊，却被视为疯癫，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俞小明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当代中国，类似以“精神卫生”为名行打压之实的案例屡见不鲜。它暴露了行政权力扩张的边界模糊，以及法治精神的缺失。当《民法典》本应守护公民权利时，却成为工具；当“686计划”本为救助，却异化为枷锁，社会的公平正义何在？这一现象不仅剥夺了个体尊严，更侵蚀了公众对制度的信心。异见者被污名化，访民被标签化，普通公民的人身安全感随之下降。历史教训昭示，文革式的群众运动虽已远去，但行政任意性若不加遏制，类似的悲剧便会反复上演。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权力如何定义“正常”与“异常”。在信息时代，写作与发声本是公民权利，却因触碰地方利益而被病理化。这不仅是对个案的迫害，更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和公民社会的警示。俞小明以“夜伤鹰”自喻，那受伤的翅膀，是否还能在黎明前翱翔？他的坚持，提醒我们：真正的鹰，永不屈服于夜色。 💥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当行政权力以“关爱”之名剥夺自由时，我们不禁要问：如果“精神病”标签能随意贴在任何敢于发声的公民身上，那么，究竟谁才是真正需要救治的“病态”社会？

《人的自由不是政权恩准的：从六四到中国的未来》——王苡儒 “各位牧長、各位前輩、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我是公民抵抗協會的理事長王苡儒。今天因為人在臺灣，無法親自到場跟各位一同與會，我感到非常遺憾。但我也非常感恩，能夠透過錄影的方式，代表公民抵抗協會，向在場每一位為自由、人權、信仰，還有為中國未來持續守望的朋友，致上最深的敬意。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不只是為了紀念一場歷史事件，更是為了回應一個尚未完成的使命。三十多年過去了，六四不是過去式。因為真相仍然被掩蓋，受難者家屬仍然沒有得到公義，許多中國人仍然不能自由地哀悼、不能公開地發問、不能誠實地記憶自己的歷史。當一個政權害怕人民記得歷史，正說明歷史本身仍然有力量。 六四告訴我們，人的尊嚴不是國家賞賜的，人的自由也不是政權恩准的。天賦人權，意思就是人的良心、人的信仰、人的言論自由、人的政治參與權，不是任何極權政府可以任意剝奪的。坦克可以壓過街道，卻壓不碎人對自由的渴望；子彈可以奪走生命，卻不能消滅公義的呼聲。 今天我們談公民抵抗，並不是鼓吹仇恨，也不是追求暴力。真正的公民抵抗，是在恐懼面前仍然選擇站立；是在謊言面前仍然選擇說真話；是在犬儒與麻木成為常態時，仍然相信人可以被喚醒，社會可以被重建，中國也可以有不一樣的未來。 我們深知，中國民主化不會只靠某一個英雄，也不會只靠某一次運動。它需要長期的公民教育，需要跨族群、跨信仰、跨世代的連結，需要中國人重新學會什麼是責任、什麼是權利、什麼是自治、什麼是尊嚴。更重要的是，它需要我們在海外、在臺灣、在香港、在美國、在世界各地，把被中共切斷的歷史重新接起來，把被恐懼打散的人心重新連起來。 所以，公民抵抗協會存在的意義，就是希望與所有追求自由的人站在一起。與六四受難者家屬站在一起，與仍在中國境內受逼迫的基督徒、維權人士、良心犯站在一起，與香港人、維吾爾人、蒙古人、藏人，以及所有被極權壓迫的群體站在一起。因為我們相信，任何一個群體的苦難，都不應該被孤立；任何一個人的自由被剝奪，都是對整個人類尊嚴的挑戰。 作為一名來自臺灣的民間工作者，我也想特別說，我們的自由不是理所當然的。臺灣地區今天能夠公開討論六四，能夠紀念受難者，能夠批判極權，能夠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投票，這一切都提醒我們：自由需要被守護，民主需要被實踐，而中華民國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極權敘事的一種見證。 它告訴我們，華人社會不是天生只能接受專制。中國人不是天生不能民主。說中文的人，也可以擁有自由的國會、自由的媒體、自由的教會與自由的公民社會。 今天，我們在六四的記憶前低頭默哀；但默哀之後，我們仍要抬起頭來，繼續前行。 願我們記得死難者，不只是以悲傷記得，而是以行動記得。願我們紀念六四，不只是為了控訴過去，而是為了開啟未來。願我們推動公民教育，不只是傳播知識，而是幫助更多人重新成為有尊嚴、有良心、有責任感的公民。願我們的信仰參與，不只是停留在禱告，更能成為愛與公義的實踐。 最後，我代表公民抵抗協會，感謝今天所有主辦、協辦單位，感謝各位牧長、嘉賓、義工與朋友的付出。也向所有六四親歷者、天安門母親、政治受難者家屬，以及仍在黑暗中堅持的人，表達最深的敬意。 願真相不被遺忘，願公義終必彰顯，願自由的火焰，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繼續傳下去。願上帝賜福各位，也願上帝憐憫中國，帶領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尊嚴的未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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