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東京國會內將舉辦「六四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紀念緊急集會」： 思考天安門事件 ——勿忘六四 今年是 1989 年 6 月 4 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當前中國經濟終於陷入僵局，以房地產為首，製造業等行業也正處於倒閉潮的風暴之中，年輕人的失業問題更是毫無改善。習近平政權與人民解放軍之間的對立日益顯著，其領導的獨裁體制正產生動搖。 現在，需讓世界必須再次回想起天安門事件，為了譴責這種「本國軍隊屠殺本國國民」的屠城行為。我們決定舉辦本次集會。 •時間： 2026 年 6 月 3 日（週三）下午 2:00 •地點： 參議院議員會館 國際會議室
（工作人員將在一樓玄關處引導）
地址：千代田區永田町 2-1-1
（地鐵有樂町線、半藏門線「永田町站」1 號出口即達；地鐵丸之內線、千代田線「國會議事堂前站」1 號出口步行 5 分鐘） •費用： 免費參加 •主辦： NPO 法人天安門事件紀念實行委員會 ◦委員長：王戴（民主中國陣線日本代表） ◦事務局長：小島孝之（亞洲民主化運動代表） 【講師】 袁紅冰 教授 原北京大學教授、中國作家、法學家。1989 年組織「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積極守護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1990 年發表的《高原之風》獲得學生及知識分子廣泛支持。後流亡澳洲，目前活躍於台灣等地。 【致詞嘉賓】 •石平先生（參議院議員）及多位日本國會議員（預定）嘉賓 •圖爾貢江·阿拉烏頓 (Turgunjan Alawudun)（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自歐洲前來） •席海明 (Xi Haiming/Temtsiltu Shobshuud)（世界南蒙古大會代表，自歐洲前來） •廖雨詩 博士（台灣淡江大學助理教授，自台灣前來） •阿里亞·謝旺·嘉波 (Arya Tsewang Gyalpo)（達賴喇嘛法王駐日本代表處代表） •白紙革命代表、香港代表 等 【記者招待會】 下午 4:30 起 於同會場舉行 【懇請捐款】 瑞穗銀行 (Mizuho Bank) 本鄉支店 普通存款帳戶：2841209 帳戶名稱：アジア民主化実行委員会（亞洲民主化實行委員會） 主辦：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天安門事件紀念實行委員會」 地址： 〒101-0041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須田町一丁目 4 番 1 號 日寶須田町大樓 5 樓 過去抗議行動與集會記錄請見網站： 聯繫方式： TEL: 03-3525-7493 手機: 090-8340-2388 (王) / 090-2329-2352 (小島)

在日本·東京國會內將舉辦「六四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紀念緊急集會」： 思考天安門事件 ——勿忘六四 今年是 1989 年 6 月 4 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當前中國經濟終於陷入僵局，以房地產為首，製造業等行業也正處於倒閉潮的風暴之中，年輕人的失業問題更是毫無改善。習近平政權與人民解放軍之間的對立日益顯著，其領導的獨裁體制正產生動搖。 現在，需讓世界必須再次回想起天安門事件，為了譴責這種「本國軍隊屠殺本國國民」的屠城行為。我們決定舉辦本次集會。 •時間： 2026 年 6 月 3 日（週三）下午 2:00 •地點： 參議院議員會館 國際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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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创始选民」选民故事009 ——走过冰封的脚印，写给中国议会（临时）的选民 作者：各旭彬（笔名：各雲川） 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人间，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但是，我希望自己留下的影片、文章、照片，能够告诉后来的人：曾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自由、人的尊严，在这个世界上努力活过、努力发出过自己的声音。 我今年三十岁，出生于1996年11月3日（计生原因，登记是9月25日）。出生在中国计生时期，是三孩。为了生下我，母亲四处躲藏，害怕被发现。 后来，我出生了。但是，家里唯一用来耕田的牛，被计生强行没收。 母亲因此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她曾经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把我丟到河里，我被哥哥救下），虽然活着，却从此长年受到精神疾病折磨。她经常会失去理智，甚至会伤害自己的孩子。 我的鼻子，就是那时候受的伤。当时我非常痛苦，但如今的我不恨她。因为我知道，她不是坏人，只是被一个残酷制度伤害了。 她清醒时也是一位温柔的母亲，会抱着我，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会默默承受所有苦难。 2007年，因病，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直到今天，我仍然经常梦见她。有时候，我会在半夜惊醒。梦里，我还是一个孩子，一边哭，一边喊着：「妈妈……」 可醒来之后，只有眼角的泪水、证明我的母亲回来过。我不断回忆马上要模糊的脸，哪怕每一次都是痛苦，因为我怕忘记母亲的脸… 很多人看见我今天公开批评中共，也许以为，我是一开始就充满政治理想的人。 其实不是。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原本善良的家庭，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 后来（2013年）我慢慢开始了解历史。知道了林昭、张志新、知道了六四天安门。知道了那些曾经被掩盖的真相。 知道了自由、人权，这些真正影响每一个普通人命运的权利。 最开始我在汕头（2014年）做的是环境调查。最后到了梅州，调查拆迁。 再后来（2015年）我开始发声。 开始在电线杆子上写：天灭中共。 用中华民国纪年。 我当然也害怕，因为一旦站出来，就再也没有回头路。 果然，因为政治言论，在杭州被网警打电话。2017年之后中国言论环境迅速恶化。我的启蒙导师安军，被秘密关押。我的朋友金先生，也被警方遣返回原籍地。 甚至我连坐火车都会被特殊检查，打开手机和行李，身分证被拍照．．． 因为政治言论，被工作的地方领导警告，我连工资都不敢拿、赶紧跑路。 后来，我离开了中国（经过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最后到日本）。 2022年12月元旦，我在马来西亚第一公开露脸反共影片，发表了新年愿望：新年了别无他愿，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那一次勇敢的站出来，打破了心中的怯弱。我在马来西亚继续发表：我为中共独裁政权统治中国而感到＂耻辱＂。后觉不妥，最后两字改为＂愤怒＂。 2023年6月4号，我在新加坡第一次公开的纪念了六四：34年前的今天，中共在天安门前大开杀戒，今天我作为年轻人我也要喊出来，打倒中共，推翻独裁政权（2024年五月底，我和朋友在日本一起高举六四标语）。 这种行为我在大陆，是不敢的，是自由社会给了我安全和勇气。 这，就是我站在民主国家的土地上的感受。 原来，人真的可以不用害怕自己的言论，不用担心警察敲门。 有一次，我看到了马来西亚的选举现场，当时有感而发写下：为自由有人从青年到白头！这个国家我们人人都有分，对政治冷漠的下场就是被独裁者统治。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我们要选票。 （后来我加入了中国议会、并把这句话补充完整：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我们要选票🗳️中国议会一人一票改变中国！） 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自由的空气真的是甜的⋯⋯ 但，这也有代价。 为了不连累家人，我与家人断亲。 后来，我收到父亲离世的消息。我看着手机很久很久，也不敢回覆。 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人生最痛苦的决定之一。 希望有一天，我能回到一个真正自由的中国。走到父母的墓前，说一声：爸妈，我回家了。 最后，感谢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 感谢一起调查真相的同行，无论是关注爱滋病、西藏、新疆人权问题的记者和学者。正因为有许多人在不同领域默默记录历史、追寻真相，我们才能让更多人看见那些曾经被掩盖的故事。 也感谢发表我文章的台湾朱言紫教授，因为您，让我的拆迁调查，不再只停留在自己的笔记里。而是有机会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让更多人开始思考自由、人权与民主的价值。 愿自由终将照耀这片土地，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选票🗳️决定国家的未来！ 编辑：张岸妮@ni87107 更多选民故事，请前往中国议会官方网站《选民故事》栏目了解：

纪念“六四”37周年特别节目： 八九民运大事记（二） —-第一个全市性学生自治组织成立：北高联； —-李鹏趁赵紫阳出访，说服邓小平发布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故意升级矛盾； —-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的一天：北京大学生倾城出动，举行“四二七”大游行。 不忘历史！请看链接： #八九六四# #天安门事件#

八九民运大事记（三）：对话与对峙（1989.4.28—5.12.） —-“五四”大游行后学运主要诉求改为“对话”； —-关于如何应对学运，中共高层出现意见分歧； —-为何会走向绝食？ 请看链接： #八九六四# #天安门事件#

日本今天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東京大學宣布，懲戒了一位六十多歲的教授。不是因為貪污，不是性騷擾，也不是抄襲論文，而是，他偷偷在大學招生網站的原始碼裡，放進了五個字──「六四天安門」。 這五個字藏在原始碼中，一般瀏覽網站的人根本看不到，但中國的網路審查系統卻可能「看得到」，所以，該網站在中國國內遭到封鎖了。東京大學認為，這樣的做法可能影響中國境內人士取得招生資訊，因此決定對該教授作出懲戒。至於教授真正的動機，校方並沒有公布。不過，日本有不少人推測，他很可能是不希望大學招收太多中國留學生，才想出了這個辦法。 看到這則新聞，我第一個反應不是譴責，而是覺得有點黑色幽默。一所日本最頂尖的大學，一位資深教授，竟然想到利用「六四天安門」這五個字，和中國的網路審查系統過招。 這種做法當然不值得鼓勵，但如果他真正擔心的是留學生背後的共產黨，這樣的焦慮也有一定的道理。 近年來，日本、美國、歐洲都開始認真討論，錄取中國留學生是否會造成研究安全與敏感技術外流等問題。很多教授心裡都有疑慮，只是大多數人選擇透過會議、報告和政策建議，藉由制度解決。而這位教授，卻選擇了一個最直接、最有效率，也最容易讓自己惹上麻煩的方法。 我支持東京大學維護招生公平。一所世界級大學，當然不能暗中對特定國家的學生設置障礙，這是基本原則，也是校方必須堅守的底線。但是，我也忍不住想問，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會讓一位教授寧可冒著被懲戒的風險，也要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憂慮？ 整件事情最荒謬的地方，其實不在東京，而是在北京。如果中國沒有世界上最嚴密的網路審查，「六四天安門」這五個字根本不會具有任何「特殊功能」，更不可能影響一所外國大學的招生網站。 真正把「六四天安門」變成全球皆知的敏感詞，甚至讓它影響國際資訊流通的，正是中國政府自己。 #矢板明夫# 以上故事来自fb“矢板明夫俱乐部”。

“六四”37(4): 历史记录 1989年“五四”大游行发表的《新五四宣言》的主要内容: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同学们，同胞们，七十年前的今天，天安门前也曾聚集了一大批莘莘学子，中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新篇章。今天我们在此云集，不光是为了纪念这伟大的一天，更是为了把“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发扬光大。今天在我们古老民族的象征——天安门前，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全国人民宣称：我们无愧于七十年前的先驱们。一百多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精英们一直在探索着古老破旧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巴黎和会后，面对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分割蹂躏，面对着封建腐朽势力的死而不僵，他们挺身而出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的大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五四”及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第一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全新的一步。 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及知识分子本身的缺陷，“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并没有立即在中国实现，七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与科学”并不能一蹴而就，焦躁与失望都无济于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经济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所以，新中国一方面一直在向现代化进军，另一方面却极大地忽视了民主建设，虽然强调科学的作用，却不重视科学的精神——民主。目前，国内存在的诸如政府机构中贪污严重，知识贬值，通货膨胀等问题都是我国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坚持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这说明，没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及其实现的程序，在社会生活中，与社会化大生产根本对立的各种各样大量的封建性因素，及旧制度沉渣就会再度泛起，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为此，发扬“五四”精神，加速政治经济体制上的改革，保护人权，加强法制，已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同学们，同胞们，民主的精神，就是集思广益，真正发展每人的能力，保护每个人的利益；科学的精神，就是尊重理性，科学立国。现在，我们更需要总结“五四”以来历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经验教训，使民主和理性成为一种制度，一种程序，“五四”提出的课题才能进一步深化，“五四”精神才能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崛起愿望才能在地球上实现。同学们，同胞们，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牵系着我们的每一颗心。这次学运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把人民从封建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自由、人权、法制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为此，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能得到保障，实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铲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设、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科学立国，我们的思想与政府并不矛盾，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六四37（1）： “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纽约时报》约我写一篇专稿。我写了，也刊登出来了，但编辑做了相当大的改动。我把中文初稿发表在这里，也算留一份历史记录吧。何况，原稿的最后一段，放在今天，也相当合适。 我們都不要再天真了 王丹 1987年我考进了风气比较自由的北京大学之后，积极参加各种校园活动，组织了一系列演讲、沙龙等活动。校方把我视为麻烦制造者，但是也有不少同学支持我。1989年4月15日，被认为是开明派的中共原高级领导人胡耀邦突然去世，我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恐怕要出大事情。 4月17日晚上，我在宿舍中跟同学聊天，突然听到隔壁一栋男生宿舍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约而同地从宿舍跑出来。我来到北大平时经常举行集会的地方——三角地，看到那里已经有上千学生聚集，有不少人喊“游行”。当时我想，既然很多同学有这个愿望，我不应当让大家失望。于是就对学生发表了演讲，建议大家有秩序地组织起来，去天安门广场。深夜十一点多，北大的队伍从校门出发，北大的第一次游行就这样发生了。而我，也因为组织了这场游行，而成为了学运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后来我们了解到，是一名同学不小心把自己的脸盆掉在了地上。当然不会是一个脸盆引发了那场运动。事实上，气氛早已经在酝酿，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巨大的后果。 在接下来的50天中，学生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和其他一些学生一起，成立了北京市各个高校学生组织的联合机构，并担任负责人之一。我们不断地组织游行、示威、请愿，呼吁政府停止政治运动，开放报禁，呼吁政府官员公布自己的财产。但是政府不理睬我们。5月13日，为了进一步给政府施加压力，三千名大学生走上天安门广场，开始了绝食行动，我也是组织者之一。绝食后来中断了，因为政府宣布了戒严令，派出军队包围了北京市，很快，就发生了六四大屠杀。 6月3日深夜我没有在广场上，当时我在北京大学我的宿舍里休息。4日凌晨开始，不断有同学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政府对学生开枪了。理智上我知道这个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情感上我始终不敢相信。巨大的震惊导致我至少有48个小时完全处于麻木状态，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思考。在保护我的朋友带领下，我离开了北京，去了上海、南京等地，希望可以观察后续的发展。但是很快，当局控制了局势，开始全国大逮捕，政府发布了21名学生负责人的通缉令，我名列第一。 听到通缉令的那个晚上，我已经没有了恐惧，只是觉得心很疼，不知道中国未来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天晚上，我在夜色中走到甲板上，把随身带的一些文字性的材料丢入江水。我知道，我早晚会被政府抓到。 很快，我一个人返回北京，打电话给一位台湾记者，想跟他见面。那位记者朋友来了，但是随后来的，就是警察。我被捕了，那是1989年7月2日。我被判刑四年，1993年释放。随后我继续从事一些反对政府的活动，导致我在1995年第二次被捕，这一次政府说我要推翻他们，判刑十一年。但是很快，在1998年，政府把我流放到了美国。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去我的祖国。到现在，已经21年了。 到美国之后，我在哈佛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然后去了台湾教书八年，2017年返回美国，在华盛顿建立了海外反对派的第一个智库“对话中国”。我仍然有我的中国梦，但是我的中国梦跟习近平的中国梦不一样。他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国力强大的帝国，希望共产党永远维持统治，而我希望看到的中国，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自由、都应当受到尊重的地方。 30年过去了，我经常回想1989年发生的事情。当年，对于我们那些大学生来说，与其说我们追求的是民主，不如说是一种希望——希望中国能够民主化。至于怎么民主化，我们希望政府来回答。这就是我们游行、示威，到最后用绝食的方式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原因，我们期待政府的回答。政府后来回答了，但是答案是戒严，是军队的包围，最后是大屠杀。我承认我们当年有些天真，因为我们居然对中共抱有希望。但是，天真的，不只是我们。 1989年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制裁，但是不到两年，制裁就取消了。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还对中共抱有希望，希望在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会有一个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然后中产阶级会提出民主的要求，然后中国就会民主。现在，当习近平修改宪法，准备实施长期执政的时候，再回想30年前对中共的希望，整个世界都有一点天真。 1989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大屠杀是一个人类的悲剧。在那以后，中共当局彻底放弃了政治改革。到今天，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成了对抗西方的反民主阵营的先锋，中共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威胁。如果说，30年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从1989年那场悲剧中吸取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或许，现在我们都不要再天真了。现在是到了重新考虑，把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重新挂钩的时候了。

强烈推荐这个访谈，从清华学生组织的建立，到六四早晨在坦克清场时最后离开，我和李恒青是出生入死的战友，但是我曾指责他是学贼，因为早期清华是否单独和政府对话的争论。外界并不了解的历史，也曾经是八九学运的关键时刻。 也许是决定历史的时刻：4月25日清华学生组织被政府邀请和教育部和北京市委单独对话，李恒青和大部分组委会成员是希望对话的。但是这个想法被我一个人改变，因为我要求这样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班代表大会决定。而下午举行的班代表大会群情激昂，否决了组委会对话的提议，理由是清华单独对话是背叛了刚刚成立的北高联，这次学生运动刚刚成立高校联合组织。 我清楚的记着，当时官方的代表一直在举行会议的西阶教室外等候，其中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听到清华拒绝对话之后，很失望的说“错过了历史性的机会”。此后我们就听到广播里播出的426社论。这么多年来，我也经常回想，如果没有我的否决，清华学生单独对话了，是否426社论还会如期发布，如果没有，后来会怎么样。 当然4月25日的关键是邓小平当天更早的讲话，才是426社论的宗旨。邓小平的讲话，杀气腾腾，明确提出杀人流血，而且这个讲话被口头传达到各级中共干部。所以当晚清华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组委会）就宣布解散。但是邓小平讲话和426社论引起民间公愤，才有427大游行，反对镇压到北京市民第一次广泛上街声援保护游行学生。 六四广场最后的撤离，李恒青记得我和邵江在撤离学生的最后，背后就是坦克。这也和我的记忆符合。但是李恒青没有讲的，是他充满英雄气概的扛旗人和指挥者角色。在纪念碑周围的高校撤离的时候，是有次序安排的，在最危险的时候清华大学学生殿后，而清华学生的大旗是跟随总指挥李恒青，在坦克硝烟的生死关头，他表现出超凡的沉着勇敢，尽力把所有人带出来。 绝食期间清华同学在天安门广场的最大贡献在上百万人的广场建立了自发中的秩序。维护救护车通行的“生命线”主要靠清华学生手牵手，风雨日晒中日夜站立在广场维护，最高峰的时候，每分钟都有多个救护车穿过繁忙的人群，但是连一个交通事故都没有。李恒青提到的细节，就是学生们站立到困的不行，还坚守岗位，尽职尽力的精神。我甚至在人最多的17日找警察帮忙，他们还真来了700人。

中国异议人士董广平上月搭乘橡皮艇逃往韩国，如今已抵达加拿大。董广平友人、华裔加拿大活动人士盛雪周六在X平台发文表示，董广平已于周五搭乘加航抵达多伦多。“他刚刚吃了一大碗鸡蛋西红柿虾仁汤面，”她在贴文中写道。贴文附上了一张与董广平同车的照片，以及另一张董广平手持面碗的照片。 董广平周六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证实了自己已抵达加拿大。他表示：“我非常开心。现在坐在这里，感觉就像回到了家。” 今年五月，董广平搭乘橡皮艇，在韩国西部沿海泰安郡被韩国海警拘留，理由是涉嫌违反该国移民法。据悉，当时是他第四次尝试逃离中国。据韩国媒体报导，他在韩国的一次法庭听证会上向记者表示，希望前往加拿大与已在那里定居的妻女团聚。 他向《纽约时报》回忆自己从中国山东威海出发，驾驶一艘长约3.3米、配备9.9马力发动机的橡皮艇。他原本计划前往日本，但很快迷失方向，“海天一片苍茫，根本分不清方向。” 随后，他的手机没电，船只发动机也开始出现故障，于是调整航向驶向韩国。最终，一名韩国渔民将他救起。至于他如何获得释放并离开韩国，目前尚不清楚。 董广平出生于1958年，曾在河南郑州任职警察与军人。据报道，他1999年因连署纪念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的公开信而遭警方开除，此后因倡导政治改革与人权，长期受到中国当局打压。2001年，他被以“煽动顛復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2014年又因参与六四纪念活动遭单独关押，后以“寻衅滋事罪”被捕，2015年获释。 董广平曾与家人逃往泰国，其家人后来以难民身份在加拿大定居，但尽管拥有联合国认可的难民身份，他仍于2015年被泰国当局移交给中国警方。2019年，他曾尝试游泳前往台湾金门未果；2020年前往越南时又遭当地警方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