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庭判支联会李卓人、邹幸彤煽颠罪成】据CNN报道，2026年8月21日上午，香港西九龙法院裁定已解散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早前已认罪，将另行判刑。法官李运腾将案件押后至8月28日处理求情。 审讯的核心，是支联会自1989年成立起沿用逾三十年的五大纲领中的一句：结束一党专政。控方主张"结束"等同"推翻"，而终结中共的领导地位违反中国宪法，因此构成《国安法》所指的"非法手段"。辩方否认有意推翻政党，强调支联会争取的是民主化，从未号召任何非法手段，一贯主张和平抗争。本身是大律师的邹幸彤没有委任辩护律师，亲自应讯陈词，指出在这套逻辑下，讲出事实成了煽动仇恨，追求公义成了消费苦难，约束权力成了违宪，还政于民成了颠覆国家。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不接纳这一辩解，裁定支联会领导层长期对中共及中央政府怀有敌意，其主张即使不涉及暴力或暴力威胁，仍属违法。 李卓人与41岁的邹幸彤自2021年底被捕后一直不准保释，还押至今近五年。按《国安法》，此罪最高可判监十年。裁决宣布后，邹幸彤向公众席上的支持者送上飞吻，李卓人以双臂比出心形。 1989年天安门学运学生领袖、现任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向CNN表示，这一判决显示香港已经发生了何等深刻的变化，但当局可以熄灭维多利亚公园里的烛光，却无法熄灭人们对六四的记忆。 报道原文👇

【中国《团结法》生效翌日 藏人联合国总部外自焚身亡】 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翌日，一名42岁西藏男子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外，手持西藏旗自焚身亡。流亡西藏政府已证实死者身份，并指中国最新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令藏人面临「严峻危机」，呼吁国际社会正视西藏人权持续恶化问题。 事发于当地时间周四（2日）傍晚约6时30分。死者Facebook直播画面显示，他身穿藏传佛教僧袍，手持象征西藏独立运动的雪山狮子旗，走到联合国总部外停下后，突然点火自焚。同一时间，他不断撒出印有「CHINA OUT OF TIBET（中国滚出西藏）」等西藏独立运动口号的传单，周围途经的车辆则不停响号，现场气氛一片混乱。 大约15秒后，两名联合国保安人员携同灭火筒冲上前将火扑熄。有目击者悲叹：「幸好他们就在现场，但已经太迟了。他当时呼吸非常微弱，伤势实在太严重。」警方其后封锁现场调查，并检走传单。 42岁的洛嘎．让赞（Lobga Rangzen）送往贝尔维尤医院（Bellevue Hospital）抢救后，最终伤重不治。 丨自焚前直播 促藏人团结守护身份 洛嘎．让赞在自焚前后，曾透过Facebook发布影片及直播发言。他呼吁西藏人团结一致，继续为「西藏独立」奋斗，并强调「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传统与身份认同。他又痛斥中国政府多年来推行多项政策，目的就是摧毁西藏人的身份认同、文化和语言。 知名西藏作家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证实，洛嘎．让赞1980年代离开西藏，移居纽约后一直以驾驶的士及Uber维生，是当地的社区领袖。其好友洛桑．白觉（Lobsang Paljor）表示，洛嘎．让赞向来主张和平抗争，绝无暴力倾向，但近期「对中国政府加诸藏人身上的各种限制感到极度愤怒」。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丹秋嘉措（Tencho Gyatso）亦形容洛嘎．让赞是「为西藏锲而不舍的倡议者」，对其离世感到深感悲痛。 西藏流亡政府司政边巴次仁（Penpa Tsering）周五（3日）发表声明，形容对事件深感悲痛，表示尊重死者的奉献精神，但强调生命十分宝贵，呼吁藏人珍惜生命，继续以不同方式为西藏未来奋斗。他同时警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令藏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呼吁各国政府及国际人权组织在关键时刻发声。 #西藏# #人权# #中国#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自焚# #西藏独立# #国际声援# #藏人权益# #和平抗争# #文化认同#

暴走的金k线 昨晚有个女读者贴了过去10年的金价，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她的数据可能不太对，世界黄金协会的官网有国际金价历史走势，2015年10月大概是1100左右涨到现在的3900。 过去10年按照年化复合收益率是13.1%，这个收益率很高了，同期标普500的年化复合收益率是12.6%，纳斯达克的年化复合收益率是16.9%，黄金还略胜标普500一筹。 现在的我们用后视镜去看，过去10年中国股市回报率微薄可怜，中国房产整体处于亏损状态，对于老百姓来说10年前最好的投资品竟然是黄金，这是当时很多人根本想不到的。 目前黄金的趋势非常强，机构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更新目标价预期，这种情况下去预测顶部是很容易被逼空的。但黄金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它的储量和产量保持稳定，它的使用场景也没发生变化，工业用量少，主要还是储值和奢侈品佩戴。 要说这几年和黄金有关的因素有啥重大变化，主要还是疫情那几年全球都印了太多钱（主要是美元），再加上美债信用降低，各国都在加仓黄金作为美元的替代品。 黄金历史上的年化回报只有5%左右，最近10年能飙到13%属于很异常的情况，所以有一种可能，就是本轮行情结束后可能会迎来漫长的调整期，最终摊平年化收益率。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黄金曾经在1980年有一波大行情，之后回落调整了20多年，一直到2006年才成功填坑创出新高。我贴个图，你们注意看底下的年份坐标。 总的来看黄金的历史走势并不平滑，符合28定律，即80%的涨幅都是在20%的区间内涨出来的，所以对择时水平要求挺高的。 …… 我昨天说本轮巴以冲突是哈马斯2023年10月主动袭击导致，后台有很多支持巴勒斯坦的读者说不能只算到这，巴以的账还得往前算。 ok反正国庆节闲着也是闲着，我就往源头捋一捋，看看到底谁理亏在先，谁理亏得多。 上古的历史不提了，就从1900年往后讲。那块地是奥斯曼帝国的，一战战败后换了英国统治。那几年犹太复国主义高涨，英国人管不过来，1947年联合国推动一项提议，在那块地成立一个犹太国家，一个巴勒斯坦国家，还顺带划分了领地。但这份划地方案比较偏向于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们不服，所以联合起来想要灭了以色列，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 打了两年，以色列赢了，顺带反击占领了大片巴勒斯坦的领土，两边签了协议暂时停战，但并没有化解仇恨。 时间一晃就到了1967年，这次是以色列主动发起第三次中东战争，打了一波强势突袭，只用6天就大获全胜。以色列占领了大片战略地区，把上百万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然后把自己犹太人往里搬迁。 如果说之前以色列只是自卫反击，那1967年的中东三战则明显道义有亏，属于自己拳头硬了就主动欺负对方。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表示了反对，包括我们中国，主张的都是1967年中东三战爆发之前的主权版图。 中东三战阿拉伯国家输的不服，于是在1973年也策划偷袭以色列，这是中东四战，结果又是以色列赢。 以色列虽然每次都打赢，但来自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也日益激烈，时间久了以色列国内也有呼声希望能换个思路解决问题。终于在1990两边的主和派共同签署了《奥斯陆协议》，这个协议最大的突破就是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主权，以色列决定出让一些土地来换取和平。 结果没过几年以色列领袖拉宾遇刺身亡，主和派遭遇重创。另一边1987年成立的哈马斯组织在激烈抗争，阻碍和平进展，《奥斯陆协议》不了了之。 从2000年往后巴以就不再试图和谈，两边态度都很强硬，隔几年就要大打出手，哈马斯军事水平远不如以色列，几乎每次冲突都吃亏，终于在2023年10月哈马斯搞了把大的，偷袭以色列音乐节，打死+绑架1400多以色列人，这下两边彻底不死不休。 我写完这段概述后，先后问了deepseek\grok\gemini，它们都说基本符合史实，立场也比较客观。像这种两个国家民族之间近百年的恩怨纠葛，肯定无法用简单的是非对错去评价，两边都做错了很多事情，也都错过了和平的机会，结果是底层的老百姓去承担了巨大的代价。 哈马斯已经证明了他们的路线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给平民引来深重的灾难，这次他们彻底认输放手，也算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希望巴以人民都能获得长久的和平。

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许田波（Victoria Hui）：为什么暴力鼓吹者不看好非暴力抗争❓为什么社会普遍有一种错觉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下载： ------ 我借鉴已故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及其他学者和实践者的著作，在世界各地教授了近二十年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每一次运动都始于和平行动。那些转向暴力的人总是得出“非暴力已经让我们失望”的结论。让我简要阐述一下对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的看法。 人们经常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比如对抗英国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抵制吉姆·克劳法（Jim Crowlaw）的美国民权运动。然而，经历过1919年阿姆利则（Amritsar）大屠杀和1930年达拉萨纳（Dharasana）盐场的残酷殴打的印度人，以及在美国南方目睹种族私刑的黑人们，不会理解这种言论。值得注意的是，莫迪今天尊崇的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而不是甘地（Ghandi）。鲍斯坚信“英国人永远不会和平地离开印度，必须通过武力驱逐他们”。他寻求德国和日本的帮助，招募原英属军队里的印度人战俘，组成了印度国民军。麦尔坎·艾克斯（Malcom X）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之间的路线之争更是广为人知。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最能说明以非暴力和暴力对抗非常残酷的政权的逻辑。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漫漫自由路》中声明：“只要非暴力抗议有效，我就呼吁使用它。”1960年的夏普维尔（Sharpeville）大屠杀，突显了非暴力手段是“一种无效的战略”，因此，暴力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摧毁种族隔离的武器”，从而催生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MK）”。曼德拉宣称：“如果现有的破坏未能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游击战和恐怖主义。”曼德拉因此迅速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MK在流亡中幸存下来，但面对着“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在南非国内，它最终被彻底根除了。而且，MK几乎没有机会从外部进行入侵。与此同时，在1980年代，一批新一代的领导人在黑人为主的郊区或城市中成长起来，他们组织了持续的消费者抵制运动。这一运动赢得了白人企业主对黑人诉求的支持，这些企业主后来为更具自由思想的德克勒克（de Klerk）的当选做出了贡献。 我来自香港，我认为将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与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进行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2019年7月1日，抗议者闯入立法会后，他们有个口号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是你们（特首/当局）教育了我们认识到和平游行无济于事。”香港人对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了解不足，这是不幸的。香港人将非暴力等同于几十年来一直实践的半日游行。库尔特·肖克（Kurt Schock）在《非暴力行动及其误解》中指出，非暴力并非“被动抵抗”，而是积极主动的行动；它也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而是战略性的选择，其成功的几率更高；非暴力行动也不是自发的人民力量，而是需要计划和战略化的。 埃里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玛丽亚·斯特潘（Maria Stepan）、基恩·夏普（Gene Sharp）等倡导者指出，大规模示威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它往往是最具自毁性的方法，容易导致像1989年北京一样的大屠杀。相比之下，分散的方法，特别是抵制和罢工，既不容易立即被逮捕和殴打，又更有可能给政权带来损失。事实上，当局似乎更担心抵制和罢工。2019年8月，在第一批汽油弹被投向警察阵线之前，北京的港澳办谴责8月5日的总罢工是“对公共秩序和法律的激进违规行为，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底线和国家尊严。”另一位发言人抨击了抵制活动，称其意图是“瘫痪香港政府，夺取城市治理权，并使‘一国两制’成为空洞的概念。”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后来嘲讽称，2020年1月医护人员的罢工是一种“政治性的冠状病毒”。 中国当局懂得暴力和非暴力的战略逻辑，并早就制定好了一套证明有效的应对战略，这就越发不利了。如果非暴力行动具有很高的成功机会，政权就会煽动暴力来削弱反对运动的影响力。仅仅通过拒绝让步，就很容易让抗议者普遍得出“非暴力已经失败了”的结论。于是，激起反抗者的暴力也相对容易。抗议者最终能于2019年7月1日闯入立法会大楼，部分原因是警方神秘地消失了。此外，如果政权的暴力行为始终意在激怒并导致反对派激进化，那么香港警方在当地和国际媒体直播的情况下对抗议者的残酷殴打，则收到了挑起抗议者的暴力反应、削弱了抗议者抵抗能力的效果。 令人真正感到悲伤的事实是，抵抗政权的各种尝试变得越来越无效。这个世界上的活动人士们相信是政权的镇压行为正当化了反对派的暴力。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们则认为，政权的镇压并不改变非暴力抵抗是有效的这一事实。最削弱反对派的，是政权的能力。即使在天安门事件的残酷镇压之后，党国体制也无法完全控制每个人的行动，因此许多在通缉名单上的人都能够逃脱。随后，中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复杂的监控国家。任何形式的抵抗都需要有组织的计划和执行，但在当前中国的情况下，抵抗者的活动几乎无法实现这种组织化。然而，如果抗议再次爆发，抗议者最好坚持非暴力的纪律，拒绝被诱使转向暴力。正如曼德拉最终认同的那样，“国家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任何暴力行为都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使得非暴力“成为了一种实际上的必要”。中国官员对罢工和抵制的谴责以及煽动暴力表明，他们最担心的是非暴力抵抗。 ------ 针对中国民间的暴力幻想，《中国民主季刊》专门策划了一期笔谈：《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兴起》，下载全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虽然在今天白宫发布对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之后特朗普频繁发言表示乐观，但是连续“不当”言论以及媒体的大肆报道以及引发了伊朗方面的不满 特朗普是推进谈判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之一，其次就是以色列， 在备忘录消息公布后内坦尼亚胡表示今天与特朗普沟通，对解除伊朗制裁表示担忧，以色列很有可能会成为谈判阻碍之一 而伊朗方面，频发发布言论推翻特朗普的乐观言论， 甚至伊朗外长加利巴夫表示，动员海外的伊朗人通过经济、专业能力来帮助伊朗，显然伊朗依旧处于“待战抗争”的态度。 而此时的法国总统，派遣“戴高乐”号航母前往霍尔木兹海海峡，为武装护航做准备，这个时候法国来趟这个浑水，典型的就是临时抱佛脚，直到美伊战争风险大大降低，才肯出面 但是，对于目前的局势来说，法国的出现，却会成为阻碍美伊和平谈判议程的不稳定因素之一，法国的出现很有可能会激起伊朗内部强硬派战斗的决心。 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中一搜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造成油轮受损被迫转向 所以说，目前阶段还不能松懈，一个看似促使和平的“谅解备忘录”出现，就引出一大帮“牛鬼蛇神”，有人来蹭战果，有人来搅浑水，有人甚至不想让和平出现，加上一个“大嘴巴”与国仇家恨的内塔尼亚胡，这些都是阻碍和平谈判的不稳定因素。 而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原油价格依旧处于敏感阶段，美伊战争期间多次反复拉扯，让原油市场的多空博弈更加复杂，也让价格走势更加敏感化。 相对于原油的敏感，黄金，美元走势稳定，长债收益率继续保持震荡下行，只有风险市场，严格来说只有美股保持着积极“向上”的走势，这种乐观的走势，不知道该担忧，还是该高兴！

#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良心犯# 第402期:两年前浙江民主党邹巍等一行七人因在浙江海宁钱塘江入海口海祭刘晓波逝世7周年被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直至羁押到2026年2月13日，邹巍先生被判刑3年6个月,刑期至:2028年1月19日;同案昝爱宗先生被判刑3年 #邹巍：1968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重要成员（俗称浙江民主党人），人权活动家，中国在押良心犯犯。# 邹巍因执着追求民主自由理念，很早即成为浙江杭州区域坚定的民主运动参与者; 又因浙江省民运人士冲破中共政府的打压与阻隔风险成立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其即一直以浙江民主党人自居，故此多次被当局警方传唤和抄家; 2012年1月12日，就曾因广东省陆丰市发生了乌坎事件（即陆丰市乌坎村在基层选举过程中，发生了村民从对经济的要求上升到对政治的要求的集体抗争事件，此一事件因震惊世界而导致中共认为国内政治形势严峻，其遂在此阶段被杭州市警方十数人突然冲进其家进行大抄家，当场搜走其个人计算机、通讯簿、U盘等凡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其带走传讯; 2023年11月20日，曾因为江苏南京异议人士孙林在家遭警方疑似殴打致死而举牌发声，同时又是网络发布的《就孙林之死真相不明——致南京市政府公开信》的积极签名者，遂立遭杭州市拱墅区警方抓走刑拘，其家及其母住宅均遭搜查; 2024年3月17日，曾因为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死亡」四周年纪念之际举牌发声，又因在中共两会召开之际被警方强迫旅游结束后，到湖州市办事并在网上公布自己被旅游、被维稳等讯息，而又被当地警方带走传唤和被训诫; 2024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7周年纪念日，邹巍与独立作家昝爱宗、庄道鹤和民主党人毛庆祥等7人，为悼念刘晓波而前往浙江省海宁市钱塘江入海口举行海祭活动，并将活动部分照片发于网上，遂于次日凌晨即被杭州警方带走6人，后有5人被训诫、做笔录之后陆续释放，而其及昝爱宗则因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即将在京召开， 竟仍续押不放而被强迫旅游; 返家后，7月20日，其再次因海祭之事和昝爱宗同天被杭州市拱墅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刑拘; 同年8月29日，二人又被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以同罪名予以正式批捕。后遭起诉。 邹巍、昝爱宗案于2026年2月13日下午两点半在浙江杭州的法院开庭审理，邹巍获刑3年6个月、昝爱宗获刑3年。邹巍刑期至：2028年1月19日。 邹巍提起上诉,2026年5月18日，邹巍案二审维持原判。 邹巍已被转到杭州市南郊监狱服刑。 #HRIC# #关注在押良心犯# #邹巍# #刘晓波# #浙江民主党#

刘晓波为什么会被中共关押至死？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刘晓波从美国返回北京，留守天安门广场。在军队逼近之际，他参与劝导和保护现场学生有序撤离。此后，他因参与起草和传播呼吁民主改革的宣言而被捕入狱。 2008年，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作为《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零八宪章》提出了主权在民、修改宪法、权力分立、司法独立、保障人权等政治主张，这些理念直接挑战了中共“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体制。其中关于实行联邦制的构想，在中共看来不仅是政治禁忌，更被视为对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根本威胁。 在法庭最后陈述中，刘晓波留下了广为流传的一段话：“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当时，刘晓波已是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异见知识分子之一。 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称赞他是“中国人权斗争最突出的象征人物”。由于身陷狱中，他无法亲自领奖。颁奖典礼上，一把空椅子代替他接受了全世界的致敬，也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历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画面之一。 诺贝尔和平奖使刘晓波的国际声望进一步提升，也加深了中共的警惕。在中共的判断中，西方国家支持刘晓波等异议知识分子，目的在于推动所谓“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而刘晓波始终倡导“我没有敌人”的理性、和平、非暴力抗争理念，这种主张不仅在知识界，也在部分普通民众中具有广泛影响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担心，一旦允许刘晓波继续发声，或者让他流亡海外，他有可能成长为凝聚反体制力量的精神领袖，类似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或捷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长期将刘晓波与外界隔离，并最终使其在羁押期间病逝，不仅是对其个人自由的剥夺，也是为了切断他与社会之间可能形成的政治联系，防止他持续发挥公共影响力。 @baodiantimes

【反共团体再投影中国驻德大使馆 德国上演It’s my duty终极一战】追光者报道 海外反共组织 #中国行动# 的 #光覆之路# 运动 近日于德国柏林展开两晚投影抗议。团队于6.29原定向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投影,但遭使馆保安及柏林警方阻止,随即转往 #中国驻柏林文化中心# 及德国国会办公楼继续投影,画面包括“走 我们才是人民”等标语 6.30 团队发现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加派大批保安戒备，于是调整策略，改于邻近S-Bahn车站月台，将It’s my duty系列画面成功投射到中使馆主建筑外墙，为系列行动划下完美句号 使馆严密戒备　行动组临场更改策略 根据行动组描述，6月30日晚原定于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对岸、施普雷河（Spree）河畔进行投影，但抵达现场后发现，使馆门外及附近桥梁已已明显加强戒备，现场部署大批保安及工作人员，并持续以强光手电照射河堤及周边区域。 团队因而临时调整策略，转往邻近S-Bahn车站月台找到投影绝佳位置，趁列车进站前迅速完成投影。画面投射到使馆外墙后，使馆保安立即以手电四处搜寻投影来源，桥上人员亦赶往车站方向，但此时行动成员已登上列车离开现场，并向追赶人员挥手高喊：再见！ It’s my duty 系列于多国展开　成功投影美国中国大使馆 今次行动属于It’s my duty系列最后一站。该系列近月先后于多个城市举行，包括美国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德国及澳洲等地。其中，6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生日当晚，团队曾向习近平送大礼，将画面首次投射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正门。团队形容中国驻美大使馆是全球投影行动难度最高的一站，现场长期设置大量射灯与10多名人员戒备，而过去两次行动均未能成功。 然而，团队当晚采取声东击西策略，一组人在使馆后方吸引注意，另一组则利用车辆突袭正门，成功将「It’s my duty」画面投影至使馆外墙，希望向中国军人提出“真正职责是什么”的提问。 元旦首次进军欧洲　要求释放黎智英等良心犯 事实上，中国行动早于今年元旦已首次将投影抗议扩展至欧洲，并选择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作为欧洲首站。当晚，团队将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肖像，以及包括黎智英、许志永、丁家喜、彭立发、阮晓寰、张展等9名被拘押人士姓名投射到使馆外墙，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并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及良心犯。相隔约半年，团队再度回到柏林，并以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作为It’s my duty系列最后一站。 团队当时表示，选择德国作为欧洲首站，是因为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是中国在欧盟规模最大的使馆之一，并指使馆过去曾涉及对海外异见人士施压及跨境镇压，希望借投影向国际社会传递反对跨境打压及支持和平、非暴力抗争的讯息。 报道原文：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事例少得可怜”，在《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2期的笔谈中，我曾这样写道。在此，我想先重申这一看法。 反抗的主体应该是民众，而不在别处。不要坐等军事政变，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军队角色问题之重要，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不只是不可回避的，还必须纳入战略考虑。那么，对于战略规划者而言， 在发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是积极争取军队背弃独裁者、拒绝开枪镇压民众，还是要更进一步，鼓励、号召、支持军人发动政变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分享几项比较政治学界重要的研究成果： - 在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情况下，军事政变的机率会显著上升。根据1951-2005年的案例统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比平时高大约2-3倍，而且，非暴力反抗要比暴力更可能激发军事政变； - 尽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会提升，但机率显著低于军方拒绝镇压、中立或站在抗议者一边。在1946-2014年发生的被称为“专制终结游戏”的40个大型抗议中，军队拒绝镇压的有15个，政变只有6个； - 冷战后的军事政变在5年之内举行选举的比例显著高于过去，但多数没能导致高质量的民主，而是建立了“竞争性威权政体”,或不久后回归完全的威权统治；在曾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有相当数量后来又重复发生政变。 这些研究值得给与认真对待。那些将希望寄托在军事政变的人，并没有想过军事政变可能导致的复杂情况。与军人抗命、拒绝镇压不同，军事政变意味着接管政权。从那一刻起，主动权将落于军方。军队将处于国家政治方向掌握者的地位，承担起并不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这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可能会有严重后果。 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军人领导的过渡政府可能会承诺制定新宪法、举行民主选举。它未必会兑现自己的承诺。以“秩序”、“防止国家分裂”、“为民主做准备”等名义无限制延迟甚至取消选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军方兑现承诺，它“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仍会作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者行事，在转型期间制定的新宪法中固化——或试图固化——其政策偏好”。它所设定的转型过程可能会力图保证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宪法，并可能在新宪法中为自己保留实质性政治权力。 或许有必要略举几个例子，以更清楚说明在政变情况下民主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2011年，埃及军方在民众抗议中接管了政权，然后制定宪法、主持选举，2013年又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1991 年，马里军人停止了射杀和平抗议者、调转枪口推翻了独裁者，然后在2012、 2020年两次发动政变，中断并最终结束了民主。 1988年，我们的邻国缅甸发生民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并在不久后开启了选举，但软禁了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而且拒绝接受这个政党接下来压倒性的胜利。另一个邻国泰国的政治现代化最早是1930年代军方通过政变开启的，军队从此在政治中获得了一种特殊地位；这个国家后来政变次数之多，不能不让人惊讶。 1974年，葡萄牙中下级军官的政变，即著名的“康乃馨革命”，不只成功在本国建立了稳定的民主，也揭开了世界范围第三波民主化的序幕，但它的成功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例外。 最后，我还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技术中有个重要概念，叫“支撑性力量”（pillars of support）。军队无疑是独裁者最关键的支撑性力量之一。研究发现：非暴力反抗运动如果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更有可能促成这些力量背离独裁者，从而提高运动的成功机会。 至于“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意味着什么、如何做到，已超出这里的讨论范围，但值得有志于反抗运动的人给予特别关注。 此外，我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战略也应包括如何应对镇压的计划。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当镇压发生的时候，如何顶住镇压继续抗争，从而使镇压归于无效。不能指望非暴力抗争没有任何伤亡，但应尽量避免1989年那样的大规模流血。

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 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1.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2.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3.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4.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