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中国历史给我的感觉就是,没人能够相对客观地记录历史。
我听过一种说法,丁肇中本来是想研究历史的,但是发现这东西太鬼扯了,于是才去搞得物理。
真假姑且不论,但至少有一点我很认同:物理实验做错了,别人还能重复实验纠正;历史写错了,后人往往只能继续引用前人的错误。
而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错误会不断累积。
司马迁生活在汉朝,很多汉朝的问题,他未必能直说,于是只能借着写秦朝来表达。
后世把这种东西美化成“春秋笔法”,说得好像是一种文学技巧。
司马迁不勇敢吗?当然不是。
他不过是在朝堂上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触怒武帝,遭受腐刑。
一个连为活人辩护都要付出如此代价的人,又怎么可能在史书里直球批判当朝?
所以后人才会把这种写法称作"春秋笔法"。
不能写今天,就写昨天;不能骂皇帝,就骂前朝;不能说汉,就说秦。
后人称赞司马迁文笔高妙,我却觉得,这更像是一个时代留在文字里的伤疤。
当一个史学家不得不把真实包进隐喻,把批判写成典故,把现实改写成历史的时候,说明历史已经不仅仅是在记录过去,也是在躲避现在。
焚书坑儒就是一个典型。
秦始皇焚书,这件事问题不大。
但坑的是儒生,还是方士?
到底坑了多少人?有没有经过后世不断加工?
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大量争议。再比如陈胜吴广。
从小课本告诉我们,暴雨误期,根据秦律,去了也是死,不去也是死,于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后来睡虎地秦简出土,人们发现秦律远没有课本说得那么简单。
迟到未必就是死刑,根据情况可能只是罚金、劳役等处罚。
至少,“失期当斩”已经很难继续当成铁板钉钉的事实。
问题在于,这种修正并没有同步进入大众认知。
如果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发现史料有问题,会不断修订教材,不断修正叙事。
今天推翻昨天,明天修正今天,这才是知识发展的正常过程。
而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这样。我们更擅长精进春秋笔法。
旧的问题不删,新的问题继续叠加;新的史料出来了,旧的叙事照样保留;教材越来越成熟,未必越来越接近事实,而是越来越接近一种完整、流畅、没有破绽的故事。北京猿人大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现代古人类学认为,北京猿人属于直立人,并不是现代智人。
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学《中国历史》的第一章,往往要从北京猿人开始讲?
如果只是介绍生物演化,它应该放在生物课、自然科学课,或者古人类学部分。
如果讲的是人类文明,它甚至连“人”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
可它偏偏放在中国历史的第一页。
教材当然不会直接写:“中华民族已经有几十万年历史了。”
它只需要把北京猿人放在第一页,再顺理成章地讲山顶洞人、半坡居民、炎黄、夏商周,一条连续的时间线就自然形成了。
很多学生毕业以后,甚至不会意识到北京猿人与现代人的分类区别,却会牢牢记住另一种印象:泱泱华夏,源远流长。
这就是叙事。历史教材真正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说谎,而是不需要说谎。
它只需要决定哪些内容放第一页,哪些内容放最后一页;哪些写两千字,哪些写两句话;哪些配彩图,哪些放注释;哪些叫“起义”,哪些叫“叛乱”;哪些叫“改革”,哪些叫“复辟”;哪些叫“统一”,哪些叫“入侵”。
词没有变,事实没有完全编造,但人的理解已经被塑造了。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历史书最大的价值,不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是告诉你写书的人希望你相信发生了什么。
真正研究历史的人,读的不是《史记》,而是司马迁为什么这样写《史记》;读的不是《汉书》,而是班固为什么要这样评价前朝;读的不是教材,而是教材为什么这样编排。
历史本身早已过去,留下来的只有一点残破的证据,和在流沙之上加盖的华屋广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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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赛车了解很浅,但对人的兴趣很高,去年在程前那里看「从县城修车工到年入7亿的车企老板」,印象很深,这几天张雪在WSBK的夺冠消息刷屏,有种合订本的感觉。
这是一个纯血的中国剧本,不值一文的年轻人靠着勤奋聪明,打破所有的质疑和预期证明自己名利双收,很像短剧,然而胜在真实,这次的版本是,艺术固然源于生活,生活却会高于艺术。
不过我要说的也不是跟风赢吹输婊,而是中国制造业的「好处」可能还在被低估。
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已经有太多材料佐证了,为什么还会认为它被低估了?
最开始,制造业是承接就业人口的手段,是养活上亿劳动力的饭碗,以2012年的峰值来算,占到了22%以上的全国岗位,这也是张雪赤手空拳开始去重庆创业的年份。
然后你会发现,制造业是有产业带效应的,张雪一个地地道道的湖南人,为什么要去重庆造车,连我这个根本不懂摩托车的人都能理解,重庆出了很多摩托车品牌,比如力帆——感谢那些年看的甲A联赛——配套最齐全,当然适合造车啊。
产业带是集聚效应的成果,当一条产业的上下游工厂都开在「小时达」的接触半径后,所有的成本,包括显性的物流成本和隐性的沟通成本,都会大幅下降,这个时候再用秦晖老师的「低人权优势」去下判断,就解释不通了。
这也是生态的一种,就像黄仁勋放话说竞争对手的芯片哪怕免费出售也撼动不了英伟达的市场优势,姑且不去较真这句大话,他的意思其实是背靠CUDA用了20年经营出来的开发生态,重复造轮子的离开成本其实远远高过芯片本身的溢价成本。
于是就有再然后的,中国在贸易战里越打越顺的既成事实。
贸易战这个事情,颠覆了很多所谓的常识,这很正常,智慧的增长就是需要不断修正自己的认知,比如最经典的「买方市场论」,得罪甲方死路一条。
理论上当然没有任何问题,美国有世界上最强的消费市场,以及同等分量的议价权,供应商不听话,换一个就是,就是这么任性,对吧。
但实际上呢,脱钩喊了这么久,越来越雷声大雨点小,去年还把中国的贸易顺差干到了史无前例的万亿美金级别,不会真以为是穷得响叮当的南方国家填上了美国的市场吧,还不是转口贸易立大功。
如果说转口贸易是中国企业在钻空子,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美国本土没有消费需求,这转口也不可能成立啊,反过来也是一样,新加坡前几年最高时消化了英伟达超过28%的芯片出口,怎么,是新加坡人特别爱拿芯片泡酒喝吗?
好用的东西,就是不愁卖,都是千年的狐狸,谁也别玩聊斋。
贸易没有输赢,它的本质是各取所需,印度、越南、印尼都尝试过要当中国的备份,但是仔细去看,除了承接中国产业链本就向外转移的那部分之外,能够自食其力的,很少。
到头来就是现在这么一个纳什均衡的状态,「任何单个参与者都无法通过仅改变自己的策略来获得更高的收益」,美国做不到,中国也做不到,大家继续按照比较优势的规律行动。
再往下讲,就是制造业对于工程师的培养能力,中国——或者说整个东亚——历史上是没有工程师文化的,这边更讲究以师徒相授的关系为底座的工匠文化,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工匠精神」还在中文互联网火过一阵子,幸好后来没被带偏。
工程师文化是舶来的,它也没有通过进入教育体系来从头塑造,完全基于繁荣的制造业和商业自下而上的开枝散叶,在这个语境里的工程师,也和老旧宣讲材料里的那些「张工」「李工」完全不一样了,是个人禀赋、致富回报、市场机会的叠加塑造。
张雪就是凭借他的手艺去重庆的,手艺怎么来的,早年自己修车,修熟了去车队当机械师,最后真当成了车手,用一线实践来指导产品研发,就这么一件事干了十年,到了26岁创业的时候,就会发现资源开始自动的围过来。
讲道理,如果把张雪这个名字抹掉,这个故事特别像我们从小看的日本或者美国传记文学,道奇兄弟不就是这么成功的吗,自小用废铁造自行车,逆向工程汽车轴承,从给福特供应零部件起家,翅膀硬了就做了自己的品牌。
以及帕卡德、戴尔、博斯⋯⋯事实证明,拥有强大的制造业传统,就是能够孕育出工程师的梯队,因为再离谱的设想都能在可控的成本里验证试错,而不是变成一摞摞的达芬奇手稿。
现在,我们要熟悉张雪这样的中国人名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史册上了。
张雪说他到重庆后,第一个去的就是一个类似华强北的地方,按照自己的需求,2万块钱就攒出了一台车,用这台车换到了启动资金,公司做大之后,他要自己来做发动机,把精度从5丝压到3丝,也是能找到供应商实现这个要求。
苹果的CEO库克在电视采访里说过这么一段意思,苹果选择中国代工早就不是人力成本低这个原因了,在美国如果要开一个模具会议,能找来的工程师连一间办公室都坐不满,但在中国可以坐满好几个足球场。
你可以说他来中国出差是在舔市场,但不能质疑他作为一个供应链大佬的身份被选为CEO的资质和判断。
众所周知,制造业能为就业兜底,同时这种兜底,又能构建一套丰富的工程师梯队,从熟练技术工人,到中级技术专家,再到高级研发人才,更重要的是,这套体系有着充分的流动性,它和其他很多传统行业不一样,对生产资料的依赖很低。
张雪的身份就经历了多次的无缝切换,当他在湖南修车的时候,是底层小工,当他在车企打工时,是技术专家,当他自己创业,就是在用高级研发的本事去组队,他自己都说了,「大家开始习惯了,跟张雪一起去把事情干出来。」
最后,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是,制造业的昌盛可以真的为所欲为,包括培养出一大批追随本心实现所谓「资产阶级趣味」的活人。
赛车运动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国产跑鞋这些年在马拉松赛事里的渗透,以及Hi-Fi是怎么从发烧友市场变成挑战大牌的,甚至连俞浩都属于这个范畴,他是中国最早的四旋翼无人机开发者,因为对马达技术感兴趣,「转行」干了扫地机器人⋯⋯
「资产阶级趣味」的本质,是从心,也是自由,自由这个事吧,需要松弛和风险,在紧张的社会里是一种奢侈,但在一个乐观向上的环境里,它又是一个必需品。
某种意义上,张雪峰和张雪都代表了中国的多个棱面:
张雪峰为普通家庭降低选择的容错,用肉身撑起那条拿文凭换未来的轨道,如实告知你们承担不起自由这玩意儿。
而连高中都没上过的张雪又证明了,自由纵使不是免费的,但它却会为那些真正相信自己有才能的人打开大门,「我比别人努力十倍,成功凭什么不是我的?」
可以结果参差不齐,唯要机会公正平等,健康的制度就是要实现这个原则。
「有没有一种可能,张雪如果不是家庭条件那么差,父母没能力管他,现在也揣着某个二流大学的文凭在送外卖?」
是有这个可能。
但我觉得看过他的那些视频的人,都不会这么认为,眼里有光是装不出来的,也很难因为外力而自动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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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着没事把蒙古军事战术研究了一遍,发现在底层技术上蒙古其实没有任何原创,但却把一大堆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军事技术、组织制度和作战思想组合到了一起,最终创造出了一套此前从未如此成熟过的战争体系。
蒙古军队的战术说到底很简单,利用比敌人更强的机动能力不断转移,通过佯攻、佯退、侧击、迂回以及远程骑射,迫使敌军不停改变部署;或者干脆拖着对方跑,消耗其体力、士气和组织度。等到敌人阵型被拉长、队伍出现脱节或者某个方向露出缺口,再迅速集中兵力,在局部形成压倒性优势,一击致命。
是不是很简单?老早兵书上就写了要这么做对不对?但又有几个将军能做到?但蒙古做到了,而且是大范围的做到,实际上蒙古是通过一场军事革命,把老兵书上早就写明的,通常只有极少军神级将领才能做到的事,降维成一套可复制的,资质稍差的将领也能达成的标准操作手册。
更为重要的是,蒙古帝国的组织方式高度“秦制化”,这不是一支拥有强大军队的国家,这是一支装扮成国家的军队。这就是早期的军国主义帝国。
1、首先得要“快”。而基于“骑射”的草原轻骑兵,可以说是冷兵器时代机动性最高的兵种。
骑射技术,是蒙古人的天赋所在,也是他们这套战争体系的基石。想调动别人,首先你自己必须比别人快。否则主动权就在别人手里?你不可能去调动一个比你还快的军队,你不可能去随时随地包抄机动性比你还强的军队。有了机动性优势,就可以掌握主动,大大增加战场容错,增加了成功率,增加了创造战机的频率,减少了对主帅个人战术素养的依赖。
2、光快没用,还得保持一定的冲击力,否则有几队轻骑兵能复现亚历山伙伴骑兵一个缺口就冲散波斯阵型的案例?尤其时代已经进步到1200世纪,重骑兵重步兵不说满地都是,但起码也是任何一个强国的标配,轻骑兵冲阵早就快绝迹了。而炼铁技术,制铠技术的进步,刚好在成吉思汗之前的100年,在东北亚锻造出了金国重骑兵——铁浮屠。稍微做点减配,蒙古轻骑兵就能在保持机动性的同时,大大增强了防护能力与冲击力。
这就是蒙古骑兵与更早游牧骑兵的不同之处,他们并不是一群完全不披甲、骑着小马远远射箭的“纯轻骑兵”,而是通过装备的搭配,组织的分配,在整体上找到了一种非常好的轻重平衡。
蒙古人发明了这些?当然不是,这是东亚骑兵技术上千年沉淀下来的结果。是草原骑兵系统利用东亚制铁技术进步的结果。
3、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草原一直所真正缺乏的——顶级的组织力,战场纪律——以及社会动员速度,早期军国主义国家雏形。
这点至关重要,比如对方阵型出现缺口,你组织人冲击,至少得有一伙人悍不畏死跟你冲才行。比如你大规模佯动调动对方,怎么能保证佯动部队不会动着动着就失去信心自己跑了撤离战场了?实际战例中是有蒙古军佯败后撤上百里来拉长敌军阵线的例子。你看看淝水之战就是让出个河岸,只不过是暂时后撤,连佯败都不是,就全军大溃了,你再来比较下看看蒙古军这纪律是到了哪个层次。
这绝非易事。与编户齐民的中原地区不同,在历史上,草原游牧民的纪律是很差的。班固咋评价匈奴的?“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
成吉思汗做了啥?打散传统部落结构。把不同氏族、不同部落的人重新编入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万人队。一个士兵首先属于自己的十户、百户、千户,而不再首先属于某个传统氏族首领。这套十进制组织当然不是成吉思汗凭空发明的。欧亚草原过去早已有类似制度,但成吉思汗把它推进到了极端,这不再是一套军队的组织制度,这是整个蒙古草原的社会结构制度,包括中原汉族的什么连坐,保甲之类的都给整合进去了。
这套是蒙古人的发明吗?也不是,就金的猛安谋克制度,其实就已经把社会军事制度化了。问题只在金汉化的太快,最后又把这套制度给丢了。
而且直接将军队植根到社会中,带来的不仅仅战场的纪律与组织能力,甚至整个社会的组织力,动员力都直接上了一个台面——类似于秦,为战争而建的国家,早期军国主义国家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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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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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7(4):
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此签名截止到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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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斗倒王明?
一九四二年三月,延安中央医院,王明病好转了,正准备出院。三月十三日,主治医生金茂岳给他吃了一片药。后来医生会诊的总结写着:“三月十三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十五日金茂岳又让他吃了一片。此后几个月,金茂岳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王明自己记下的是:“从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我。”“我常常失去知觉。”
陪他住院的是妻子孟庆树。她不懂医,看他吃了药反应异常,不许他再吃,把药扔了。后来她连药方也不照了,自己去找中医西医。王明晚年写:“我能够免于一死是由于当时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
四年多以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坐苏联军用飞机到延安,毛泽东在机场的欢迎大会上讲话,说这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他那年三十三岁,是斯大林派回来督促中共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本里讲的“王明路线”,说的就是他。
他带回来的是莫斯科的方针。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到前线去打日本。毛泽东的方针是另一套。四个月前的洛川会议上他已经定下:军队不受国民政府调动,避开日军的正面,绕到敌后去打游击,趁日本占领中国的时候全力壮大,等日军杀伤了国军再夺国民党的天下。八路军出发前,他和朱德召集干部训话,据后来投向国民党的八路军支部书记李法卿说,定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十二月会议上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毛泽东表面不否定王明的口号,内部照旧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不受国民政府调遣,对日军避战。王明会后去武汉主持长江局。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提出王明不要再回武汉去,表决,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他只好把事放下。
八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中共的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九月六中全会,毛泽东作报告,把避战的方针叫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擅自对日军开战的干部要受军纪处罚;王明接着作报告,讲的还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回在座的高层多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一年多下来,军队翻了两番,地盘大了,延安太平无事。全会照王明的提议决定召开七大。七大要选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担心王明在七大上接任最高领袖,这个会他拖着不开。手握新四军的项英明说要在七大上支持王明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先把新四军九成的部队调到江北交给刘少奇,只留项英和军部在皖南;一九四一年一月军部按毛泽东指示的路线南下,被国民党军围住打散;三月,项英在逃亡途中被随行的副官枪杀。这就是皖南事变,毛泽东是借它除掉项英的。六月,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顾不上延安了。毛泽东让胡乔木、王首道等人编《六大以来》,收进五百多篇文件,对他不利的删掉,加进他在党内一贯正确的话;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整风,全党拿这本书作学习范本。
十月四日,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交给王明,让他先考虑怎么回。电报问了十五个问题,其中一条是:德军还在继续进攻苏联,中共准备在中国战场上采取什么行动打击日军,让日本腾不出手去打苏联;另一条问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持什么立场。问的还是四年前争过的那两件事。王明的老师米夫,三年前已经在苏联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近三年王明没有直接收到过季米特洛夫的联络。七日晚上,毛泽东带着任弼时、王稼祥到他住处商量回电,他当面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整风前,他还要求在党的大会上和毛泽东辩论,请共产国际评判。八日晚上书记处开会,他又作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接着说。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在座的人一个接一个批评他,康生也在内。
这之后王明病了,住进中央医院。在医院里他写诗:“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他说毛泽东是在“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毛泽东那段时间写了九篇文章,骂王明和王明从前的同盟者。文章里叫他们“最可怜的小虫”。毛泽东把文章改了又改,没有发表,收了起来。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整风的事归总学委管,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事也归了总学委。金茂岳是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主任,王明住院,院里派他做主治医生。八月十三日王明回到杨家岭家里,他继续上门给王明治病。
整风期间,刘少奇几次告诫王明:“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问,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他的领袖权威不能碰。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两个苏联军事记者来看王明。他问,能不能用他们的电台给季米特洛夫发一份电报。他们同意了。他后来写:“我想,这是我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二月,回电到了,季米特洛夫说:“我们设法用飞机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二月十二日,金茂岳又给他开了甘汞加小苏打。一星期后开了单宁酸灌肠,浓度高到会诊总结说的“有严重危险”。王明没有吃,也没有灌,把处方留了起来。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不在。会议把中央书记处改成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人,毛泽东任主席,并且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两天以后,三月二十二日,王明把金茂岳开的处方交给了苏联医生阿洛夫。
会诊安排下来了。一位医生搬到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把薄金片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看,金片上要是有红色,就是汞沾在上面。“里面有几次阳性。他是慢性中毒。”六月三十日正式会诊,七月二十日作出结论:金茂岳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金茂岳在结论上签了字。一次开会,当着一屋子医生,他跪在孟庆树面前哭了很久,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他随身带的一本《军医必携》里写着甘汞不能和小苏打配用,那一行下面有他自己用红笔画的线。跪在王明床前那次,他说得更明白:“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李富春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下毒,是毛泽东指派金茂岳做的。
当局的结论不是这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富春、李克农组成调查委员会,前后讯问金茂岳十二次,结论是医疗事故,“由于操作疏忽、经验不足”。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市法院判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同一个月他回到中央医院,仍旧当妇产科主任。
接王明的飞机来了。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架苏联飞机落在延安,机组等了又等,空着飞走了。十月二十日又来一架,等了四天,带走几个苏联情报人员,没有王明。苏联联络员孙平在日记里写:“医生们一次一次地被叫到行政领导机关去,要他们说王明病得很厉害,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他们都受不了飞行的劳累。”十月二十八日,苏联医生阿洛夫去看王明,王明一看见他就哭了。王明的儿子记得,母亲有一次关上门,在屋里的土地上又踢又滚,用布堵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高级干部大会。王明没有来,孟庆树代表他出席。一个叫李国华的干部从关押的地方被带到台上,揭发说,孟庆树头一年对他讲过,“王明同志之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孟庆树上台,否认说过这话。十五日,她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说李国华是“撒谎”“造谣”,信里写道:“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
十一月十三日到二十七日,政治局开会,继续批王明。王明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的码头,是眼下这个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共产国际的人把王明一派扶上台;一九三四年的五中全会,是博古他们主持选的。延安的这个中央,还是这两次会以来的班底,当年给毛泽东定“机会主义”的也是他们。他现在管着这个中央,名分上却还是人家选出来的,所以要再忍一忍,等七大来选一个新的。他又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
二十九日,李富春代表中央去和他谈话,要他检讨。十二月一日,孟庆树代笔、王明签名,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十二月十三日,季米特洛夫给王明来电:“至于你们党内的事,你们自己去解决吧,我这儿一时鞭长莫及。”二十二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电报说,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它过去的领导人不得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回电。关于周恩来:“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关于王明:“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举了两条,一是王明从前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里承认了党员身份才放出来;二是王明和米夫的关系可疑。关于康生:“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七大开会前,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以前的历任领袖都定成犯了“左倾”或“右倾”错误,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王明病重,要请假,毛泽东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务必参加开幕式。他被担架抬进会场。四十四名中央委员,王明和博古排在最后两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西柏坡,毛泽东的住所。王明问他,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把“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释成“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整风时又把“一切服从”“一切经过”这两个口号定成“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你现在怎么想。毛泽东答:“这完全不是少奇的发明,这都是我的发明。”“在这些方面,我都是不对的。”王明说欢迎他的进步。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满脸通红,敲了一下桌子,喊起来,说他一定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党的历史要写成他个人的历史,七大党章已经定了,王明不承认也办不到。至于今天谈的话,“你应该像太庙里的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不能对任何人讲!而一旦讲了,那么,哼,你知道,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两个人又争了两个来小时。孟庆树找来,说到处找遍了,回家吃晚饭吧。一直坐在屋角听的江青站起来:“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第二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五点,毛泽东带着博古、张闻天、杨尚昆写的交代材料到王明住处,要他也写一份,骂自己,骂博古他们,骂俄国人。他说:“如果你不交代,我就要像对待博古那样来对待你!”王明让他把材料带回去。
中共建政后,王明当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长期卧病。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在刘少奇和其他同志,其中还有几位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他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直接上了苏联飞机。二月一日,他写道:“我再次来到我们大家的亲爱的莫斯科。”
九月八大,九十七名中央委员,王明得票最少。他的工资按行政五级发,秘书代领,换成卢布,半年寄一次。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起,再没有寄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从一九五六年上飞机那天起,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三个月后,毛泽东把一九四一年那几篇骂王明的文章找了出来,仔细看了一遍。一九七六年八月,他死前一个月,又请人读给他听了一遍。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6、151、168—169、287—289、306、589—590、603、634、636—637、642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943年11月13日—27日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295—296页(1974、1976年毛泽东重读九篇文章;王明1943年12月1日信)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延安日记》中译本,1943年8月26日条
——王明《中共五十年》,徐小英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8、40—44、71、76—79、145、152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223—229页(1943年7月延安医生会诊总结、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会诊医生口述及胡乔木语,均转引自此书)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刘少奇的党的工具论」一节(刘少奇与王明的对话,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在莫斯科告诉司马璐)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58页(李法卿所述毛泽东、朱德训话)
——余汝信《康生年谱》,新世纪出版社,2023年,第128页(金茂岳案调查与判决)
——《王明回忆录》,哈耶出版社,2009年,编者按(八大得票、工资)
——霞飞《王明中毒事件》,《党史文苑》2007年(当局“医疗事故”结论)
——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録初稿(III)》,《大阪外国語大学アジア学論叢》第3号,1993年,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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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索尔仁尼琴有另外一个说法,他说很多苏联的共产党人在沙皇时代都是英勇不屈的,但到斯大林时代都变得很猥琐,是什么原因?可能这些人是基于高尚的理由,认为他们被斯大林杀掉是事业的需要,所以无私奉献,连自己的名节也无所谓。可是后来索尔仁尼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列举了很多例子,认为其实 很简单,是因为苏联共产党的刑罚要比沙皇厉害多了,而且不仅是刑罚,还加上株连。
当你不这样做我就要杀你老婆孩子的时候,再怎样的人恐怕也要屈服了。但沙皇时代可能就不会这样。
---陈丹青对谈秦晖
这个社会已经不是自私不自私,而是太无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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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现在集体不太搞纯电了,说白了就是被中国打了个措手不及。
一开始他们想打着环保旗号,搞纯电动车。
让中国花大价钱建充电桩、超充站、风电水电,等基础设施搞好了,他们再来用。
结果我们不是吃素的,全球建超充不在话下,非洲都能换电站,根本不怕。
纯电在中国其实不太好使。
国家太大,偏远地方建桩一年用两三次,回不了本,续航焦虑也真实存在。
欧洲日韩那种小国才适合纯电,国土小、没长途需求。
中国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混动,尤其是DMI和增程式。
798的秦DMI一出来,燃油车直接被降维打击。
没有变速箱,发动机不用大马力,成本低很多;
电机动力又猛又便宜,零百加速不值钱;
还不依赖超充,着急了加油,不着急慢充就行。
跑得快、油耗低、价格还便宜。
以前合资车贵,不是造不出来,是造不如买。
西方早就把试错成本付完了,资本家不想再花钱。
现在中国混动和纯电一起上,供给一多,他们只能降价。
说白了,美国本来想给中国人挖个大坑,结果中国人在坑里种出了苍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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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真是太感动了。
约半年前,我经过朋友的介绍,参加了西藏儿童村的认养计划,以每个月30美元认养一名来自藏人流亡社区的孩子,为他从小学开始的生活和学习提供支持。
西藏儿童村是达赖喇嘛尊者早年在达兰萨拉推动建立的教育项目,主要致力于为流亡藏人子女提供教育和生活,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了解和传承自己的文化。几十年来,西藏儿童村为藏人流亡社区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我从认养第一天起,就很期待能看到这个孩子,感觉在情感上,已经有了一种连接。探望这个孩子,是我这次达兰萨拉之旅很重要的目的之一。
今天终于心愿达成:老师把孩子带到了我面前!那一瞬间,一种说不出的激动让我流下了眼泪。
小朋友7岁,小学一年级,可能第一次面对这么多陌生人吧,非常害羞,但还是慢慢适应了大家的掌声和鼓励。我送给他一盒专门托人从台湾带来的太阳饼,叮嘱他好好学习,多交朋友,有什么需要的要写信跟我说,并答应以后还会来看他。
同行的朋友也很给力,秦伟平,公子沈,江林,罗胜春等当即参加了认养计划,每个人都现场看到了自己认养的小孩。这可以说是我们这次参访达兰萨拉最大的收获之一。
我很感谢校方让我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这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成长。
也想在这里邀请更多朋友,如果有能力、有意愿,不妨了解并参加西藏儿童村的认养计划。也许每个月几十美元并不是一笔很大的金额,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它可能意味着知道有人在牵挂着自己,有人在支持着自己的成长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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