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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愿意“自己搓一个工具”?Vibe Coding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微博VibeLab AI 创意赛收官了,一共有 2500 多件原创作品,2.4 亿多话题阅读。很荣幸这次是评委一员,有机会翻看了不少优秀的参赛作品,也转发了其中一部分。 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软件开发这种事情,不再需要专业人士了,普通人也能 Vibe 一个工具出来。 所以借这个机会,整理总结一下: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愿意“自己搓一个工具”?Vibe Coding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一、写代码这件事,门槛和成本都降下来了 写代码以前是程序员的专利,想写个工具,别说学语言框架,搭个环境都费劲的要死,随便一个环境都能把你卡住,像我这样写程序得有很多年的,换个不熟悉的语言,一样也搞不定。 现在借助 AI Agent,门槛一降再降,现在你只要有一个 Agent,会打字或者会语音,都能指挥 Agent 帮你写一个 App 出来。写代码这件事,从以前需要专业技能,到现在变成了语言表达能力。 我自己身上都有明显变化,从以前对 Vibe Coding 的嗤之以鼻,到现在“真香”,每天都大量的在指挥 Agent 帮我写代码。 二、以前的软件,满足不了长尾需求 长尾理论说的是,需求分布是一条长长的尾巴:头部是大多数人共有的需求,尾巴上是无数小众的、个性化的需求。传统软件只能做头部,因为为少量用户单独开发功能,成本上是不合算的。 而且,就算你有个好想法,也很难传递到开发者那里。想象一下一个普通用户的需求要经过的链条: 用户反馈 → 产品经理收集筛选 → 转化成需求文档 → 设计师出设计稿 → 程序员做系统设计 → 编码 → 测试 → 运维部署 每一环都在过滤、都在排优先级。最终大部分普通用户的需求,都被筛选掉了,软件最终只能取最大公约数,做绝大部分人都需要的那部分。 结果就是,市面上的软件很多,但每个人都有一堆“要是能这样就好了”的小需求,从来没有被满足过。 这次 VibeLab 里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作品是 @机器旁白 做的 SiaoCut 。起因是他看到我做的 BaoCut,很喜欢“转写、像改文稿一样编辑、AI 处理、人工审阅、导出”串成一条工作流的思路,但 BaoCut 只支持 macOS,他是 Windows 用户。放在以前,他只能等我哪天有空做个 Windows 版,或者就此作罢。现在他自己和 AI 一起做了一个,而且不是简单复刻,还在这个过程中想清楚了自己关心的问题:AI 进入剪辑流程后,应该拿到多少数据,能替创作者决定到哪一步。 这就是长尾需求被满足的样子:不需要等别人来做,有需求的人自己就能把它做出来! 三、Vibe Coding 让成本变低、链条变短 所以以前那种长长的从需求到交付的链条,现在可以缩成简单的几步: 有个想法,让 AI 去设计、制作、部署。 甚至于很多需求根本不需要做成一个有界面的产品。 比如你想每天自动整理某个表格里的待办,或者每周追踪最新的 AI 资讯,这些事让 AI Agent 帮你写个脚本,再让它自己定时调用就行了。 比如 @张铁蕾 开源的 Bridgic Agent 就是这样的作品:输入 /build,描述你的目标,它自己去探路、生成、验证,遇到需要你判断的地方再来问你。做出来的不是一次性跑完的任务,而是可以长期运行、随时修改的工作流。 还有一种更轻的做法:把你的操作流程、经验和偏好写成 Agent Skill,就像一份告诉 AI 怎么做某类事的说明文档,那么以后 Agent 就能按照 Skill 的说明帮你把很多繁琐的事情变成自动化半自动化的操作,大幅提升你的效率。 现在随着 Agent Computer Use(操作电脑)的能力增强,你甚至可以让 AI 观察你操作一遍,然后它自己能把它你的操作录制成 Skill。不需要界面、不用部署,但它确实能替你干活。 四、模型和智能体的能力,一直在变强 现在普通人也能 Vibe Coding,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模型能力在变强。 回头看这几年的变化: 最初,像 GitHub Copilot 只能做代码补全,你写一半它提示后半段; 然后,它能根据描述生成一段完整的代码; 后来, Claude Code 能自己在项目里探索,读文件、找上下文,把一个功能完整实现; 现在,主流 Agent 都已经能做设计、写代码,还能帮你操作电脑,打开浏览器自己验证做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模型每上一个台阶,普通人做工具的难度就降一截。VibeLab 期间正好赶上 Kimi K3 发布,很快就有创作者拿它做体检报告工具、做斗地主游戏,还有人把 Claude Code、Qoder、GLM、Kimi K3 混着用。 由此也可以看得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把 AI 当聊天机器人了,能配合 Agent 把 AI 当干活的工具。 五、变化的还有“做工具”这件事本身的心态 看作品的时候我还注意到一点:很多作品不追求改变世界这种宏大的事,就是想先解决一个具体麻烦。比如说工作流太碎、长辈不听劝、拍照没人帮、看不懂热点,作品的起点都是这样一个一个具体的痛点。 最初微博在设定大赛规则的时候,把赛道拆进职场、生活、视觉、微博这些具体场景,现在看来还挺有道理的,因为这确实能激发人 Vibe 的冲动,想去用 AI 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其实这次参赛的作品也不都是工具。@世界第一裹凉皮 把 32657 位诗人、933857 首诗做成了一个三维宇宙 ;@德里克文 的「华夏博物志」把全国博物馆收进一幅可以点开的中国画 ;@海辛Hyacinth 把三星堆&金沙文物变成了互动场景 。这些作品看起来似乎不像工具那么实用,但让我们看到 Vibe Coding 不只是提效,也可以服务于文化和审美。 以前想做这样的东西,需要一个团队,现在一个人,不需要会写程序,有自己的想法加上 AI 就可以试试看。 最后,如果你也想自己搓一个工具,我的一点建议: 从写一个 Agent Skill 开始。 这是成本最低的方式:不用部署,不用界面,把你希望 AI 帮你做的某类事情写清楚就行。做一次,发现哪里不对,改一改,很快就能用起来。 顺便推荐下我的书《图解 Skill》,也是不错的 Skill 入门书籍。 如果要做网页或者 App,不用一上来就让 AI 把整个东西做完。 建议分步走: 1. 先和 AI 一起讨论需求,把你想要什么说清楚,让它复述一遍,确认理解一致。 2. 先做原型。也就是用模拟数据,只看长什么样、怎么操作,不接真实逻辑。原型的好处是改起来成本低,修改容易,就算推翻重来都很快。 3. 再做 MVP(最小可行产品),只做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先做一个小的能跑的东西出来。 4. 再慢慢迭代,有了 MVP 了,能跑起来了,就可以慢慢迭代,一次加一个小功能,AI 能处理的过来,你也验收的过来,日积月累,慢慢会变成成熟的软件。 做完一定要验收。 从头到尾按一个真实用户的路径试一遍,AI 说做完验收完不一定靠谱,还得自己上手用用。 注意安全。 涉及钱、隐私、账号权限的东西要格外小心,拿不准的地方去找专业人士问一下。就像 SiaoCut 的作者给 AI 划定了边界:AI 只拿到任务所需的文本和时间戳,不碰原始媒体,处理完只生成待审建议,最终由人决定。这样的思路值得借鉴。 最后说一句,做出来之后,发出来。 这次 VibeLab 里不少作品原本只是作者电脑里的一个 Demo,发到微博之后被讨论、被转发,有的还上了热搜。对于自己动手做东西的人来说,“作品被看见”是最好激励,也是下一次迭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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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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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快速扫描系统已经从互联网上找来了不下 5000 张的真实小票和书籍照片,用来进行自动化的集成测试。 在这波测试之前,其实 Codex 已经生成了超过 2000 张模拟的小票或者是书籍图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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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當局擬封殺老人福利法 藍委批沒收弱勢長者重陽節禮物】 台灣立法機構三讀通過《老人福利法》修正案,65歲以上弱勢長者的健保費,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台灣行政機構負責人卓榮泰聲稱“違憲”,將採取應對作為。國民黨立委翁曉玲對此批評,連立法機構要送給經濟弱勢長者的重陽節禮物都敢沒收。 翁曉玲17日在臉書發文說明,台灣已經邁入超高齡化社會,為減輕年長者的經濟支出,目前全台有10多個縣市辦理“長者健保費補助”,每人每月最高補助826港元,一年可省下9912元。不過,該項福利措施,並非全台灣所有65歲長者都能享有,而且就算縣市有補助,各地設籍年限、年齡門檻及所得限制亦有不同。 因此為擴大照顧65歲以上長輩,翁曉玲指出,這次《老人福利法》修法過後,未來只要年收入未達一定條件、經濟不是很寬裕的長輩們(近一年所得總額未達申報標準,或綜所稅稅率未達20%),就由當局統一編列預算補助長輩的健保費,落實全面性實質扶助弱勢老人的政策。 但翁曉玲說,這樣造福弱勢銀髮族的福利法案,民進黨立委16日全部投下反對票,卓榮泰竟然在本法三讀通過後又放話說,這法案會增加財政負擔,是“違憲法案”,“卓榮泰已是殺紅眼了,竟連要送給經濟弱勢長者的重陽節禮物都敢沒收。” 翁曉玲進一步批評,民進黨當局欲補貼給中油、台電上千億的虧損經費,就不叫是增加財政負擔,而補貼頂多400億的經濟弱勢長者健保費,就變成是增加財政負擔,如此厚彼薄此的作法,實在無恥。她並點名民進黨縣市長候選人沈伯洋、蘇巧慧、陳亭妃、賴瑞隆、王美惠等人,別躲在背後,要公開表態是否支持卓榮泰不副署該項修法案。(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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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育圈最擅长的传统手艺之一,大抵就是给老掉牙的生意换一身听不懂的洋词儿。 早些年学生在学校跟不上进度,家长交笔高价学费把孩子塞进写字楼的培训机构全天候刷题,那会儿这玩意儿有个实在名字,叫全日制脱产班。听着确实不太体面,总让人联想到复读、掉队、临时抱佛脚。现在换了个人学校的名头,配上超小班、一人一课表、专属导师制这三个词,身价立马涨到一年二十一万到二十三万,家长掏钱的时候腰杆子都感觉硬了不少。 要弄清楚它到底是不是换马甲,我们先得看它收的是哪拨学生,钻的又是什么规则。 国内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搞全日制脱产是违规的,所以上海这批扎堆冒出来的个人学校,瞄准的是十四岁到十八岁、打算出国留学的初高中生,核心业务就是考英国的A-Level、IGCSE或者美国的AP课程。 为什么偏偏在国际课程里能搞出个人学校?因为英国那些考试局认分不认人。国内高考要求学生有高中学籍、坐在正规中学里按部就班念满三年,而A-Level允许社会独立考生直接报名参加全球统考。海外大学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核心看的是那三四门大考能不能拿到A*,看的是雅思托福考了几分,至于你平时是在占地两百亩的豪华校园里上课,还是在写字楼隔间里找老师一对一突击,招生官根本不在乎。 以前写字楼里的语培机构做脱产班,最大的短板是没有官方考点授权,也没法给学生开具正规的高中成绩单和推荐信。现在的个人学校聪明多了,要么自己去申请一个Cognia国际学校认证和考试局考点代码,要么直接挂靠在老牌民办国际学校名下租一层楼办学。手续补齐了,名字改好听了,所谓的专属导师干的其实就是高三冲刺班班主任加留学中介顾问的活儿,所谓的一人一课表,在培训机构里叫按课时排课表。 那明知道它是脱产班升级版,为什么这两年上海能冒出一大堆,而且真有大批中产家长排着队往里送钱?这就得结合上海眼下极其拧巴的升学现状来看了。 我们外地人看新闻说全国出生率暴跌、幼儿园关停,以为上海的孩子升学更轻松了,实际上人口传导是有时间差的,上海的初高中眼下正卡在最拥挤的洪峰爬坡期上。 受当年奥运宝宝、龙宝宝和二孩政策叠加,再加上非沪籍积分落户放宽的影响,上海中考人数二零二四年还是十一万八千人,二零二五年涨到十二万七千人,今年直接冲到了十三万八千人。高考统考人数也从前年的五万四千人涨到了今年的六万六千七百人,这股初高中生源洪峰一直要顶到二零三零年以后才会往下掉。 人多了,普高虽然扩招了,但新增名额里超过四分之三全投给了普通高中,上海市重点高中的录取率不仅没涨,反而微跌到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二六。 这就挤出了一大批卡在半空中不上不下的中产家庭……孩子中考没考进市重点,在普通高中里看一眼高考排位,985和211基本没戏;想半路转轨去读国际学校吧,上海头部的平和、世外那二十一所老牌国际名校门槛高得吓人,半路出家的孩子连入学考试的边都摸不着;退而求其次去读二三流的民办双语学校,一年照样交二十万学费,进去一看,一个班三十个人水平参差不齐,外教一年换三茬,教学进度慢吞吞,学风还稀烂。 家长算盘一打就明白了,与其花二十万去普通国际学校的大班里混日子当分母,不如同样花二十二万,把孩子塞进三到八个人的个人学校里,哪科能拿高分就只选哪科,每天高密度刷真题,争取一年半把成绩刷出来申个英国前五十的大学。 这还真不是家长被教育创新感动了,而是在体制内卷不赢、体制外挤不进头部名校的夹缝里,花钱买一条最高效的应试捷径。 如果再把眼光往后推六年,就更能看懂为什么现在的教育老板们都在拼命开个人学校,而没人敢再去建传统国际学校了。 初高中现在是人满为患,但底下的蓄水池其实已经见底了。二零二五年全国出生人口跌破八百万,一年关停了两万一千多所幼儿园和八千所小学。上海去年的常住人口出生数只有十万零七千人,出生率低到千分之四点三一,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的千分之二点三。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外派高管减少,国内中产家庭对留学回报率越来越谨慎,全国获得认证的国际学校总数在去年迎来了十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北上广深两年内关停转手了四十四所。连上海德威这种老牌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今年四月都不得不把浦西高中部并入浦东校区收缩战线;周边的南京汤山威雅学校,设计容量两千人,实际只招到五百人,今年直接宣布关停合并。 所以在生源悬崖已经在小学和幼儿园露头的今天,哪个投资人还敢砸几个亿去郊区拿地、盖教学楼、修足球场,建一所需要招满两千人才能回本的重资产学校?真那么干,等二零三二年的那一代升到高中,偌大的校园恐怕连电费都收不出来。 个人学校对机构老板来说,就成了应对未来人口坍缩的救命稻草。不需要拿地盖楼,租几百平米的场地就能挂牌;不需要养几百号教职工,几个核心理科老师带着一群年轻助教就能转起来;传统学校招不满五百人就得亏本,个人学校招三十个学生就能盈利,三个人就能开班。今天趁着上海十三万八千人的中考分流洪峰赚一笔快钱,过几年哪怕生源腰斩了,退掉两间教室照样能活,实在干不下去把押金一退就能全身而退。 所以个人学校算不算创新? 它在商业风控和资产轻量化上确实挺聪明,但在教育本质上,依然没有跳出传统脱产班的底子。对于那种极度自律、目标极其明确、嫌传统学校大班进度太慢拖后腿的学生来说,这种模式确实能帮他们省下大把时间去冲牛津剑桥。 可现实里,被送进个人学校的大多数孩子,恰恰是因为在原来的学校里管不住自己、学不动了才退出来的。把一个十几岁、本身就缺乏自控力的半大孩子,从有同龄人社交、有操场、有纪律约束的正规校园里抽出来,关进只有三五个人的小房间里每天对着老师刷题,只要机构的那个专属导师稍微糊弄一点,所谓的定制化教育很快就会变成一年二十三万的高价放羊。 毕竟课表可以一人定制一张,但学习这件苦差事,从来没人能替学生代劳。家长掏钱之前也最好想清楚,自己买的到底是因材施教的灵丹妙药,还是为了逃避当下升学焦虑的一张不算便宜的安慰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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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社会还有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吗? 从法律上,大多数时候当然是有的(当然大陆大多数时候也有)。但是,当一个社会的舆论氛围倾向明显的时候,出版机构会通过选择性出产作品,来限制作者的机会,同时影响大众的认知。 而执政党也会通过司法案件、制造舆论氛围来影响大众对特定议题的讨论,执政党的狂热支持者也会通过网络暴力、组织化的出征,来影响公共议题的输出。 比如这个截图中这位台湾知名媒体人就说了他们这几年的遭遇:“合灣被視為華文世界出版最自由的地方,但同樣完美複製牧場與牧草的運作邏輯。若干年前,在幾位重量級學者的牽頭下,希望撰寫一本打破既有迷思,介紹真實中國大陸的普及讀物,撰稿人皆為一時之選,我也有幸受邀負責其中一章。當大家都谁時交稿,主編也統整完全書後,數年來卻找不到一家出版社願意出版,儘管領街的編者非常響亮,也只能向作者群一一致歉。原因為何?只要 到書店裡看一下中國大陸分類櫃中的書籍傾向,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他说的这个现象我特别有感,作为经常去图书馆的人,我会特别留意文史相关的分类区。我所在的桃园已经算偏蓝的蓝,但是在两岸政治的部分,大概有8成以上的书都是批判大陆的。大陆当然不是不能批判,但是这些研究8成都出自最鹰派的海外民运和台湾独派的著作。稍微有一点客观介绍两岸和大陆现实的著作,基本都是2014年以前出版的——大概就是太阳花运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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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换一本护照,能不能把比特币的税一起甩掉?“比特币耶稣” Roger Ver 用了十一年来回答这个问题。2014 年,他拿到圣基茨和尼维斯国籍,放弃了美国国籍。去年 10 月,这笔账最后被一张将近 5000 万美元的单子结清,而真正值得每个跟美国税务沾边的币圈人留意的,是国税局接下来要做的事。 按 Odaily 整理的时间线,Ver 从 2011 年开始买比特币,到 2014 年 2 月,他本人加上控制的 MemoryDealers、Agilestar 两家公司,合计持有约 13.1 万枚,当时一枚约 871 美元。美国有一条很多人没听过的规矩叫弃籍税,放弃国籍时,名下全球资产会被视同在弃籍前一天全部卖出,赚了多少就要交多少资本利得税,比特币被当成财产,一样适用。Ver 在 2016 年 5 月提交了弃籍申报,可他后来承认,申报里没有列出全部比特币,也没为这些币的“视同出售”缴税。从那份申报到 2024 年 4 月起诉书公开,中间隔了整整八年,随后他在西班牙被捕。 结局比很多人想的更戏剧化。据 The Block 报道,2025 年 10 月 Ver 与美国司法部达成暂缓起诉协议,承认弃籍时故意没有申报比特币持仓,付了将近 5000 万美元的税款、罚款和利息,检方随后申请撤销起诉。按 Odaily 的数字,总额约 4990 万美元,其中政府认定的税款损失只有约 1686 万美元,因为认了“故意”,适用最高的民事欺诈罚款,光罚款就超过 1200 万美元,再加上利息。协议公布前一天,Polymarket 上押特朗普会特赦他的概率一度接近 50%,消息出来后跌到 13% 左右。代理联邦检察官 Bill Essayli 的说法很简短:他在承担责任,并同意支付一笔可观的罚款。 真正和更多人有关的是下一步。据 Cointelegraph 转引 Forbes,美国国税局刑事调查部门负责人 Jarod Koopman 表示,改版的自愿披露计划预计在 12 月前推出,目标是纳税人交齐材料后 120 天内结案,罚款会比现在低很多,但没有给出具体数字。现在的做法是,对税负最高的那一年收 75% 的民事欺诈罚款,通常回溯 6 年,而按 Odaily 的整理,申报一旦被认定为欺诈,追征期根本没有上限。假设你是美国税务居民,这几年在链上换过币、领过空投、做过质押却一笔没报,新规就像一扇打开的小门,主动走进去和被查出来,代价可能差很多。另外,美国交易所已经对 2025 年起的出售开 1099-DA 表,DeFi 兑换和钱包之间的转账虽然不在表上,照样要自己申报。 要我说,Ver 这件事最该记住的不是他付了多少,而是时间。2014 年换护照,2016 年交申报,2024 年被起诉,2025 年付钱,前后十一年,这笔账一直都在。按报道数字粗算,当年那约 13.1 万枚比特币按今天约 77,000 美元的价格,价值超过 100 亿美元,这不代表他现在还持有这么多,但足以说明币价越涨,当年没交的那笔税就越显眼。护照可以换,账本换不掉。 如果你手上也有一堆从没报过税的币,新规出来后你会主动去补,还是继续当作没这回事? 今日其他重点见图 #RogerVer# #加密税务# #币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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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北四大家族覆灭:雷霆打击背后,是大国先礼后兵的阳谋 所有人都以为打击缅北电诈靠的是雷霆手段。 在央视播出的缅北电诈整治纪实里,藏着一个值得深思的真相:真正让四大家族走向末路的,从来不是枪炮,而是中方先后给出的三次机会。2023年9月,中方三次约见白所成、魏怀仁等电诈头目。常人多以为这是劝降,实则是大国博弈框架下的最后警示,是明正典刑前的正式告知。 有人会问,明明可以强力清剿,为何要先礼后兵? 因为在军阀割据的边境地带,直接动武是下策;让对方在战略威慑中自我瓦解、主动交人,才是兵不血刃的顶级阳谋。今天我们就复盘这场堪称教科书级的执法行动。 2023年专项行动启动后,中方三次面对面约谈四大家族代表,要求只有两条:清退诈骗园区,全部遣返中国籍人员。任何正常的治理主体,收到这种级别的外交信号都会有所收敛,但他们阳奉阴违,转头继续作案。白家次子白应苍甚至自恃家族武装实力,行事愈发嚣张。 他的底气从何而来?答案在地缘格局里。果敢地区长期武装割据,这些家族本身就是军阀,手握武装、蓄养私兵、坐拥数百亿黑金。在他们看来,国境线就是天然的护身符。云南边境的民警有个说法,叫“望线止步”——直线距离不过数百米,对面高楼里的诈骗通话清晰可闻,却受限于执法边界,无法越界。他们赌的就是中国警察跨不过这条线,却严重误判了一件事:中国的耐心,从来都是有限度的。 第三次约见无果后,另一套方案随即启动。后续的过程之所以震撼人心,不在于手段有多强硬,而在于那些暴行早已突破了人性的底线。 先说明家。据官方披露,2023年10月20日深夜,明家得知园区将被清查,第一反应是转移电诈人员。武装押送途中,有人发现不是遣返,而是换个地方继续作案,便拼命逃跑。枪声随即响起,AK47近距离连发,造成四死四伤。幸存者叶某回忆,前面的人中枪倒地,两声枪响过后,耳朵嗡嗡作响,肩膀全是血。事后被问及死者如何处置,明真真轻描淡写地说,死了就找地方埋了。三具高度腐败的遗体被草草合埋在一处荒地,理由只有三个字:地方合适。 如果说明家的草菅人命已令人发指,魏家核心成员的暴行更是击穿了人性的底线。魏家核心成员陈大卫,与电诈金主结拜时,觉得普通仪式不够分量,竟要杀人祭天。他随意拉出一名被关押的中国籍电诈人员,一枪打死。审讯时,警察问他当时是什么感受,他反问:需要什么感受?警察追问:那是活生生的人啊。他面无表情地回答:没什么感受。 面对这样的暴行,中国警方靠什么把正义拉回国门?答案只有两个字:证据。 专案组五次进入果敢,冒着战火与地雷的风险取证。托普山庄枪击案现场,一千二百多平米的区域,缅方只给了八小时的取证时间,且只有一次机会。他们做到了:在被反复清理过的地面找到残留血迹,在弹头上提取到生物检材;为了搜寻被掩埋的尸骨,他们运回两吨多泥土,一铲一铲地筛洗。年轻民警挖出第一具高度腐败的遗体时当场呕吐,吐完擦干净嘴,又跪回泥坑里继续工作——他怕自己稍有疏漏,这位同胞就真的再也回不了家。 更深处的证据,被藏在地下六七十米的溶洞里。第一次下洞没有专业防护,走到五六十米深处,打火机都因缺氧熄灭。第二天带着装备再下去,不仅找到了涉案电脑和保险柜,还意外挖出两具中国人的尸骨,经DNA比对,证实是在老街被杀害掩埋的同胞。 最终的取证结果是:卷宗一百一十本,书证、物证近一万五千份,电子数据超过五十太字节,证据总重达两吨。这条完整而严密的证据链,把每一名罪犯、每一项罪行都牢牢钉死,无可辩驳。 2024年1月30日,白所成、白应苍、魏怀仁等十名头目被押解至昆明。八个月前还披红挂彩、接受众人跪拜祝寿的白所成,此刻面容枯槁;明学昌畏罪自杀。2026年1月29日,明真真等十一名明家核心成员被执行死刑;2月2日,白应仓等四人被执行死刑。那个笑着说“死了就埋”的明真真,最终走向了刑场;那个说“没什么感受”的陈大卫,终于等到了中国法律给出的答案。 但故事远没有结束。四大家族覆灭后,距离边境不到两百米的木姐镇,电诈窝点仍在零星作案。因为这从来就不是几个犯罪集团的问题,而是一种滋生犯罪的生态。如今诈骗团伙化整为零,用AI换脸、虚拟货币洗钱,手段更加隐蔽。只要武装割据的土壤还在,打掉一个团伙,还会有下一个冒出来。 所以这一轮打击,从来不止于抓人。中缅建立执法协调机制,中国发起成立数十国参与的国际打击电诈联盟,截至目前,累计抓获涉诈嫌疑人五万八千余名。 电诈难以根绝,本质上是因为总有人心存侥幸。每个被骗去缅北的人,最初都是被“月薪数万、包吃包住”的诱饵吸引。世上最大的谎言,从来不是高明的骗术,而是“缅北遍地黄金”的幻觉。那里没有黄金,只有窝点墙面上密密麻麻的弹孔,每一个弹孔背后,都站着一个再也回不了家的中国人。 如果你身边有人还在轻信境外高薪、轻松赚钱的说法,请把这篇内容转发给他。你的一次转发,可能就拦住了一个即将坠入深渊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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