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冊並分享邀請連結,可獲得影片播放與邀請獎勵。

檢索結果 〇〇きいちゃん」の中から、北野さんが選んで実践!
〇〇きいちゃん」の中から、北野さんが選んで実践! 貼吧
一個關鍵字就是一個貼吧,路徑全站唯一。
建立貼吧
用戶
未找到
包含 〇〇きいちゃん」の中から、北野さんが選んで実践! 的搜尋結果
花有什么好种的 来和我种草莓🍓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 ‡〇‡ 〇
0
7
128
38
轉發到社區
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局长被丈夫举报婚内出轨多人,前夫离婚获330万元赔偿,要余款时被抓。 二〇一五年冬,两个人带着各自的前半生重新拜了天地。十年一梦。等到二〇二五年春,夫妻成原告与被告,床笫之事上了案卷,情爱变成价目,誓言折成钞票。 她说赔五百万,落笔只写三百三十。钱到了,人没散干净。剩下的那一百七十万,像一根鱼刺卡在旧情里——前夫要讨,前妻要逃;一个说“你答应过”,一个说“你勒索我”。 四月一声报警,五月镣铐加身,九月公诉书上名字端正,五个月,立案、侦查、公诉,快得像把婚姻也一并“速裁”了。 弟弟在号子里数日子,哥哥在门外面喊冤。一张《出轨情况表》,从二〇〇五排到二〇二六,九个人名,八段婚内,公职人员、生意人,都在别人的姻缘里借过宿。 二〇一八年那纸《保证书》最耐读:“从此断绝和魏某某的任何联系……不准和其他异性有暧昧关系。”——连“其他”都写进去了,可见承诺者自己也不信承诺。 于是举报也来了。纪委说“收到了”,又补一句“保密阶段”。商务局接电话的人说“不清楚”。记者拨过去的号码不响,短信沉进沉默里。永州还是永州,湘水照流,只是某位女局长的人生,被别人写成了材料,递进了抽屉。 张先生称,弟弟和周女士2015年11月登记结婚,均为二婚。2025年初夫妻二人发生离婚纠纷,同年2月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约定:“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自愿离婚,女方给予男方33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 今年4月,周女士报警称遭前夫敲诈勒索;5月,弟弟被刑事拘留、批准逮捕,目前已被羁押5个月。9月4日,被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 出轨情况与保证书 张先生同时提供的《周某某出轨情况表》显示,2005年至2026年,周女士至少与9名男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其中8人属婚内出轨,包括当地多名公职人员及商人。张先生还提供了大量亲密聊天记录、照片。 另有一份2018年12月23日落款“周某某”的《保证书》中称,“从此断绝和魏某某的任何联系……不准和其他异性有暧昧关系”。 此外,张先生还质疑周女士利用身份干预司法,致使案件仅用五个月即完成立案、侦查、公诉全部流程。
顯示更多
0
11
18
2
轉發到社區
过去二十年,人和人之间财富差距的拉开,本质上是一场关于钱流向哪里的赛道竞赛。 二〇〇六年将100万存银行,今天本息约180万;但如果当年在北京三环买套房,现在值800万。这相差的六百多万,就是最残酷的财富真相。在这期间,广义货币整整翻了十倍,天量资金在不同阶段,轮流流进了房地产、互联网,以及如今的新能源和硬科技三个大池子。从当年买房躺赢,到后来大厂员工因股票一夜暴富,再到现在投身宁德时代和比亚迪的年轻人享受红利,财富的上限从来不取决于个人能力,而取决于你所处的时代。 除了变成企业和房产,很大一部分资金被固化成了脚下的路、跨海的高铁、特高压电网和5G基站。这种把钱变成砸在地下拿不走的物理硬资产的做法,构成了全社会共同的财富底座,也是中国增发货币却没有发生恶性通胀的核心原因。 这二十年的造富逻辑证明,努力真的不如选对赛道,钱也永远只会向风口行业和不缺钱的人疯狂汇聚。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未来十年的资金和政策,依然会坚定不移地流向芯片与人工智能等硬科技、光伏与储能等新能源,以及伴随老龄化爆发的医疗养老等内需消费领域。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机会。错过去过去的红利并不可怕,最怕的是一边抱怨钱难赚,一边固执地守着旧思维看不起新兴行业。学会观察时代的趋势,看清资金和年轻人的流向,在一个行业快速爆发时果断跳进去,哪怕是普通人,也能分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杯时代红利。
顯示更多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中午,傅作义跟中共签下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已经十天,他的部队已经开出城去改编,他正沉浸在起义后的轻松里。他翻开当天的《人民日报》,脸色突变,喘着大气,不吭一声。报上登着城外解放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半个月前写给他的一封信,说“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说他的部队“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他读着读着,双手发抖,报纸瑟瑟作响。 这封信他没有见过。他把副总司令邓宝珊叫来问是怎么回事。邓宝珊吞吞吐吐,说信是一月十六日从林彪手里接的,交给傅冬菊了。傅作义又把女儿叫来骂了一顿,说她和邓宝珊误了他的事。 傅冬菊是他的长女,那年二十四岁,四个多月前搬回父亲家,说是来照顾父亲的生活。父亲骂她的时候不知道,那封信是她和邓宝珊商量了半天,放进他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的;她一九四七年就入了共产党;这四个多月,他唉声叹气、发脾气、想自杀,城外的解放军都知道,是她报出去的。 她是父亲疼爱的女儿。在天津《大公报》当编辑时,她入了党。父亲从她编发的文章里看出她跟共产党走得近,托北大校长胡适给她办了护照,劝她出国读书。她对父亲说,留在国内,她能为国家做许多事。她没有走。 一九四八年初,地下党要她拿父亲保险柜里的东西。父亲开柜子不避开她,密码她早知道了,可开柜还要钥匙,钥匙装在父亲上衣口袋里,晚上压在枕头底下。她买了几块当时很少见的巧克力给家里的小妹妹。父亲下班回家,小妹妹爬进他怀里要他讲故事,从衣袋里摸走了钥匙。等父亲去开会,她打开保险柜,用照相机把最重要的军事材料一页页拍下来,再让妹妹把钥匙放回去。妹妹又得了几块巧克力,和姐姐拉了勾,保证永远不说。胶卷转报中共中央,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刘仁托人带回一句话,话里的“老家”指党中央: “老家的人谢谢你。” 那年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东北的国民党主力眼看保不住,林彪的大军一旦入关,下一个就是华北。傅作义手里还有六十万兵马和华北一大片地盘。他不信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可国民党败局已定,他只得撇开蒋介石,单独跟毛泽东谈。打还是谈,守北平还是往西撤回绥远,城外的解放军都想知道他每天在想什么。 九月,她在北平办完事,坐上回天津的火车。车快开的时候,一个地下党员上车把她拉了下来: “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 她住进了父亲家。她的组织关系还在天津,北平来接头的人不知道她已经入党,叫她再写一份自传,再入一次党。她又写了一份。 从那以后,她差不多每天去一个地下党员家里,把父亲的情形讲给北平地下党学委的佘涤清和崔月犁。崔月犁后来回忆: “每次见我总是高高兴兴,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 她讲的话写成电文,经地下电台发到城外的前线指挥部。平津战役的指挥者之一聂荣臻后来写道: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 十一月三日夜里,父亲进门,嘱咐她少出门,免得特务盯梢。她说,今天见到一个老同学,共产党希望父亲和他们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父亲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父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要好好想想,又叮嘱她: “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地注意你的。” 父亲还问过她:“你是共产党吗?”她回答:“我的家庭出身这样坏,共产党能要我吗?我不过是替共产党跑跑腿而已。” 从此父亲常问她,共产党那边开什么条件,他的部下怎么安排。她答不上来,领导她的人就写很小的纸条,教她怎么回答,话说到几分。她也劝父亲:“你不是投降共产党,是和平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北平那么多名胜古迹,你舍得破坏吗?那可要落下千秋骂名的呀!” 十一月十七日早上,父亲要她托那位同学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她转身要去拿纸笔,父亲生气了: “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 电报的大意是:他愿把所属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给毛泽东指挥,请派人来北平商谈和平。电报发出去,一直没有回音。第二天,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里谈到傅作义求和,写的是: “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不走”,就是不让他带兵往西撤回绥远;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城外的仗照样往前打。十二月,傅作义起家的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自杀,往西的退路断了。二十五日凌晨,中共公布头等战犯名单,里面有傅作义。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和文件一胳膊扫到地上,往卧室走,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躺在床上念叨:“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他的老师刘厚同来劝他。傅作义说,共产党要的条件,“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刘厚同劝他,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只要接受和平起义,他和部下都会有个光明前途。这位老先生也早被地下党争取了过去。父亲摔东西、念叨“完了”的情形,女儿也报给了崔月犁他们。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十余万守军被缴械。第二天,邓宝珊代表傅作义在城外谈妥了出城改编的条件。临走,林彪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没封口的信,叫他转交。邓宝珊读了,觉得太严厉,怕傅作义看了变卦,压了下来。二十二日,傅作义签了和平协议。 过了几天,中央军委来电追问那封信交了没有,说要在报上公布。邓宝珊被催着进了城,还是不敢交,到后面傅冬菊的屋里,托她转交。她读了信,也吓了一大跳。邓宝珊说:“不交恐怕不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把信放在了父亲的办公桌上,夹在一大堆文件里。父亲没有看见。 一月二十七日,林彪他们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说出城的傅部要打散了编进解放军,“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 “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 军委当天复电:“完全同意”。 二月一日他读到那封信的时候,部队已经出了城,北平已经交了。本来说好解放军入城时,他去城门口迎接,因为这件事,他没去。他给毛泽东写信,一口气写满两张纸:既然我是战犯,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让我坐牢我立即自己去坐牢,反正现在北平的监狱全空了。没过几天,他托人向还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要一本护照出国,没有办成。 她后来用的笔名傅冬,是当年父亲对她的昵称。一九五一年夏天,《人民日报》的同事金凤问起她当年的事,她讲了保险柜、钥匙和巧克力。金凤说,你好险啊,万一你父亲发现了怎么办?她温婉地笑笑: “最坚强的人身上也会有软肋,我父亲的软肋就是小妹妹。他再疲劳,小妹妹一扑到他身上,他的烦闷全消了,他对小妹妹绝对不会有任何戒备。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啊!” 一九六六年,周恩来把傅作义列进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红卫兵照样用鞭子抽他。女儿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一次次批斗、审问。她一九四七年入党的事,被怀疑是自己编出来的。她前后写过两份入党自传,一份在天津,一份在北平,都交到了地下党手里。她给中央写信申诉,党籍问题才算澄清。 父亲挨了鞭子以后,她才开始理解父亲当年为什么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悔背叛了父亲。一九七四年,傅作义在北京去世。 “文革”结束,她对金凤说,想收集材料,给父亲写一部真实的传记。九十年代的一个秋天,金凤到崇文门去看她。金凤穿着薄毛衣,她穿着小棉袄,说她怕冷。金凤问,傅将军的传记写好了吗?她沉默了很久,慢慢说: “困难太大,写不下去。” 她觉得对父亲了解得太少,又觉得愧对父亲。金凤劝她先写个草稿,留给后人。她苦笑着说:“不必了吧,这事不能勉强。其实,想开了,写什么传记?现在,回忆录成灾了吧,有多少人看?值得费那么大劲吗?”金凤还要再劝,她打断了:“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那是金凤见她的最后一面。 晚年她病重,医院坚持只有副部级以上的人才能住干部病房,交涉了几次,没有住进去。二〇〇七年七月,她在北京去世,讣告上写着:原行政十三级。 那部写父亲的书,她一个字也没有写。 ——傅冬《我与父亲傅作义: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往事》,《纵横》2009年第1期 ——金凤《傅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贡献》,《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第54—57页,第3期第54页更正 ——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革命史资料》第11辑,第32—33页 ——舒云《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傅作义》,《炎黄春秋》1992年第4期,第48—52页 ——胡治安《统战秘辛》,天地图书,2010年,第247—248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948年11月18日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转引《罗荣桓年谱》第690—691页、《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日) ——肖荻《傅冬菊:冬天里盛开的一朵菊花》,《今晚报》2009年10月22日 ——孙力舟《力劝父亲傅作义起义的傅冬菊》,《青年参考》2009年9月29日(转引傅冬口述、陈少艺执笔《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 ——周恩来《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 ——《资深记者傅冬逝世 曾参与劝降父亲傅作义将军》,中国报业网,新浪网2007年7月5日转载
顯示更多
0
35
175
27
轉發到社區
一九七七年的一个夜里,惠阳县城附近的山坡上,广州知青张宇德和女友梁淑文被当地人发现了,狗叫声、人声一齐逼过来。两人往山上跑,梁淑文一脚踩空摔下去,站不起来了。两个人在黑暗里对坐了几个小时,谁也没有说话。 张宇德后来说:"我们当时考虑,实在没法一起走了。但若留下,被送去收容所也是分男女的,终究还要分开。" 天亮以后她喊救命,他躲在远处,看着民兵把她带走。 这是他第三次往香港逃。广东人管从水路偷渡叫"督卒":象棋里的卒子一过河,就不能回头。 张宇德一九五三年生在广州。父亲一九四九年以前开过一个手工皮革作坊,文革一来被定成资本家,让红卫兵轮番批斗。一九六九年,十六岁的张宇德被下放到海南文昌的生产建设兵团。他后来说,家庭出身好的留在广州,出身不好的去农村。兵团每人每月四十斤粮食,根本不够吃。他怕的是一辈子回不了城。回广州探亲时,姐夫约他去香港,他去探父亲的口风,父亲说:"你若能下定决心,那就过去。" 一九七二年四月,他和姐夫翻过梧桐山,躲在山上等夜深了从大鹏湾下水,被边防部队的狼狗发现了。 "那个牙齿,四个牙齿一直咬,咬下来痛得要命,那个血啊,流得满腿都是。" 他大腿上留下了四道一指来长的疤。两个人一起被抓,在深圳、东莞、广州几个收容所之间转了几个月,最后他被押回海南的兵团。偷渡被定成"投敌叛国",一九六五年边境三个县的一份座谈会纪要里就写着:"偷渡是叛国投敌行为。"一天晚上,全连两百多人在兵团食堂开他的批斗会,有人上来拳打脚踢,有人脱下脚上的木鞋往他脸上扇,又有人搬来一个十几斤重的冬瓜,用麻绳拴了,挂在他脖子上。 "至少挂了有40多分钟,颈脖子都快断掉了。" "我当时倒是没有很大的情绪。因为在那种环境下,我甚至觉得自己真的是干了坏事。" 在广东省委的文件里,偷渡是一场政治斗争。一九六五年底的一份批复写着:"我们同香港的斗争,不能比物质,而只能比政治。" 挨斗以后,他又跑了第二次,还没下水就被公安抓了。 一九七三年探亲时,他认识了梁淑文。她家出身也不好,文革中全家被赶进大山,她十七岁,也刚逃港失败。一九七七年那一次,就是两个人一起走的。 她被带走以后,他一个人又走了七天,到了海边,天刚黑就冲进大鹏湾,在海里泡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香港的海滩和小岛已经出现在眼前,一条香港水警船开到了他面前。 那几年香港的规矩是:偷渡的人在边境被截住,送回大陆;躲过抓捕进了市区、找到亲人,就能留下来。他有个从没见过面的亲表哥在香港当水警。他在船上报出表哥的名字,警员们大吃一惊,带队的警督正是这位表哥。表哥把家里的情况反复核对了一遍,认了这个表弟,答应靠岸以后替他想办法。 "我当时还心想,这次走运了。" 船在沙头角一靠岸,他就被铐上手铐,押去打鼓岭警署。他把母亲临走时给他傍身的一块手表、一枚戒指交给表哥,反正到了收容所也要被没收。当天下午,他被送回了大陆。 表哥船上的一个同事,几十年后在电视节目里说起西边后海湾。从那边游过来的人,碰上退潮,脚下是一片蚝田,软泥,以为踩到了陆地。 "那个浮泥束缚住他们的脚,越抽,这个脚就深下去,再抽这个,这个也深下去,不能离开,那当水涨的时候,淹死了,死了很多人。" 记者问他,水警看到那些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说,人已经死了,还站在浮泥上面。 在深圳这一边,海边有几百个收尸埋人的"拉尸佬"。一九七〇年代末,蛇口海上派出所定过规矩,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的尸体,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十五元。有一个拉尸佬说,他最多一天埋了五十具,领到七百五十元。 张宇德被遣返回大陆三个月后,在一家私人医馆里见到了梁淑文。她两条腿差了两三公分,走路一拐一拐。他知道这条腿治不好了。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邓小平在广州听广东省委汇报,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差距有多大,深圳市委一九七九年五月的一份报告里有两个数:一九七八年,宝安县社员从集体分到的钱,一年人均一百三十四元;香港新界边上的农民,一年人均收入折人民币四千三百多元。 一九七八年,张宇德第四次走,梁淑文和另一个同伴跟他一起。三个人在元朗一带上了岸,爬到一个小山顶,踢响了山上报警的罐子,香港边境的兵从四面冲过来。三个人被冲散。他和同伴被抓住,只留下一个兵在山坡上看着。他对同伴说,我们一起跑,你往那边,我往这边,那个兵抓谁,谁的命就不好。一、二、三,他往山下滚,那个兵追上了同伴。他爬起来往第二座山上跑,听见梁淑文在远处喊: "德哥你马上把那个衣服脱下来。" 他穿的是一件蓝衣服,太显眼。他一边跑一边脱,甩开了追兵。她这一喊,把自己暴露了。五月十三日,张宇德进了香港市区,拿到了居留资格。表哥把替他保管了一年的手表和戒指还给他,说当初把他交上去,心里不忍,可是不能徇私违纪。梁淑文被抓住,送回了大陆。 第二年,单是宝安一个县,动身外逃的就有八万四千多人。早在一九七一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就写着,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当地流传的民谣唱:"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一九七九年三月,梁淑文过了境,躲在打鼓岭一个养鸡场的鸡栏里。张宇德付了三千块钱,把她扮成新界农妇,带进市区,领到了居留证。一九八一年,两个人回广州结了婚。 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时候,说起逃到香港的人:"现在他们逃过去,将这里经济发展了,他们会回来的。" 张宇德回来了。二〇〇〇年以后,他从香港回内地投资,在江西开厂,在东莞开酒楼。他有时会回头想,当年豁出命去,到底有没有必要。这念头一晃就过去了,他还是觉得香港的日子让他满足。 "而且我喜欢这里的自由。" 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时候,工地上一次就挖出了四百多具偷渡者的尸骨。后来特区办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的纪念,这些死去的人,一个字也没有提。 ——张宇德讲述:《张宇德:六年三度失败一夜泅渡抵港》,《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23日(搜狐转载);凤凰卫视《冷暖人生》逃港者一集中张宇德、水警骆德志的讲述(据文学城2013年1月22日转贴文字)。各次逃港的年份取南都报道(1977年女友摔伤、1978年5月13日入市区);又走七天、三个月后医馆相见、蓝衣服喊话等细节出自凤凰节目里张宇德的讲述,节目把这几趟记在1973年底和1975年,两处说法不一 ——王硕《逃港潮与相关政策变迁》,《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第51—56页(引文见第52—55页;1965年座谈会纪要、广东省委批复、邓小平1977年谈话、深圳市委1979年报告、宝安县逐年偷渡数字,均转引自此文) ——宝安县公安局1971年《年终汇报提纲》、宝安民谣:转引自《中国青年报》2010年12月8日林天宏报道 ——邓小平谈话前半句:江关生《中共在香港》下卷,天地图书,2012年,第167页
顯示更多
0
7
90
24
轉發到社區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唐山地震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病重,工作人员把他从住处抬了出来,他似乎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一月周恩来去世,四月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被撤了职,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全国正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天中共中央给灾区发慰问电,电报说,相信灾区人民"一定会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号召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和解放军"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第一篇地震新闻,标题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灾情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死亡人数三年以后才公布,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 地震的消息,外国政府当天就得到了。七月二十八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盖茨向华盛顿报告,在中国的美国人都安然无恙,他已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希望得到的任何援助。白宫新闻处同一天给记者准备的答问稿写着,国务院正在给盖茨拟指示,让他向中方提出,美国愿意提供中方认为合适的任何援助。七月二十九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从日内瓦给华国锋总理发电报,说联合国准备帮助灾区人民克服这场自然灾害。同一天,英国下院开会,前首相希思提出紧急质询,问政府是不是准备向中国提供医疗物资和设备。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回答,政府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驻北京大使馆头一天已奉命去问中国当局需要什么援助,比如紧急物资和医药用品。议员丘吉尔,就是二战首相丘吉尔的孙子,建议派一架大力神运输机送医疗队和药品过去,还可以派一支皇家工兵部队去帮助恢复供水。克罗斯兰说这些建议都可以考虑,但要先等中国政府的答复,他还说,过去发生这类灾害的时候,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向是非常自足的,不希望西方大张旗鼓地提供援助。 七月三十日,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中国大地震,日本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内阁通过了。外务省当天动手准备药品、衣物、帐篷,宫泽指示驻华大使小川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作好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以色列总理拉宾地震后也给华国锋发了慰问电,电报里提出愿意提供医疗和其他援助。 也是七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答复了日本大使馆。日本共同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对日本大使馆说,中国谢绝外国因华北东部地震而提供的任何援助;外交部告诉日本大使,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震救灾,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拉宾的电报在八月初被退回,附了一张便条,说北京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不能接受这份电报。八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说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和救灾物资源源运往灾区,"体现了我国人民自力更生的伟大力量和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说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把这篇社论散发给各国代表,以此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援助。八月十八日,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在华盛顿见基辛格。基辛格说,美国已经对地震表示过同情,对中国自力更生的处理办法也表示过赞同,在今天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态度。黄镇答,地震很严重,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已经学会了克服大的困难。 地震当天,唐山机场卫生队的军医邵俊兰、汪雅莲把战备药箱全搬了出来,给伤员清创、固定、打强心针,急救药很快就紧张了,伤员越来越多,机场的各个角落都躺着人。开始手头还有强心针和绷带,后来只剩下红汞和四环素。有个八九岁的男孩哭着喊:"阿姨!快救救我的哥哥吧,我的爸妈全没了,只有我哥了,你们救救他吧……"他旁边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满口吐血,胸前一片殷红,一看就是内脏砸坏了,正在内出血。军医后来回忆:"可我们别说没有手术设备,就连止血药也已用完。孩子休克了,没法子,急慌了,给他掐'人中'。明明知道不管用,还是拚命地掐呀、掐呀,直到孩子的脑袋耷拉下来,身体越来越凉……"对尿闭的伤员没有导尿管,对骨折的人没有夹板,清创没有麻药。一个七岁的孩子头皮掀开一大块,里面全是沙子,只能用盐水冲、用刷子刷。当天晚上,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机场搭起三个手术台,机场连自来水都没有,护士用煮沸的游泳池水消毒器械,医生在汽灯下开颅剖腹,没有血浆,伤员一个个在手术台上死去。手术帐篷外面有一个土坑,里面堆满截下来的胳膊和大腿。就在这几天,英国大使馆奉命去问中国需要什么援助,日本外务省在准备药品、衣物和帐篷,丘吉尔建议的医疗队、药品和工兵,英国政府说要先等中国政府的答复。 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刘贞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说:"伤员得向外转送!这样做手术,几个月也做不完!"七月三十日,国务院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十一个省市转运,到八月二十五日,一共运出去十万零二百六十三人。救人的部队是赤手空拳进去的,没有带大型机械,用小锯条一根一根锯钢筋,把预制板一小块一小块分解开。到八月七日以后,救灾部队才陆续配发吊车、电锯、凿岩机、电焊切割机。埋尸体的士兵在最初几天没有任何防护,八月一日以后才开始运到防护用品。 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云南通海七点八级地震,死了一万五千多人。几个国家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愿意援助,周恩来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需要。我们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一月九日,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按周恩来"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的批示,打电话要求灾区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公粮照样上缴。全国各地送到灾区的,是十几万册《毛主席语录》、几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和十几万封慰问信。灾民在无粮、无水、无药、无衣的寒冬里大批死去,军队和军车把尸体运到山沟里掩埋。通海地震的死亡数字到二〇〇〇年三十周年纪念会上才公布。一九七五年八月河南板桥等水库垮坝,洪水淹死十万人,水退以后政府见死不救,又有十四万人死在无粮、无水、无药、无处安身的绝境中。这两次灾难,当局都封锁了消息。 一九七六年夏天,毛泽东病重,中共政治局正忙着一场权力斗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抓着批邓不放,邓小平的罪状之一是搞经济规划引进太多外国技术,不讲自力更生。拒绝外援的决定是这个政治局作出的,对外由外交部七月三十日答复日本大使馆,对联合国由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社论,对灾区由率领中央慰问团的中央领导人在帐篷里讲出来,理由都是一个:自力更生。抗震救灾一开始就被放进批邓这场运动。七月二十八日的慰问电已经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深入批邓 抗震救灾》说:"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暂时的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社论接着说:"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我们要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八月号《红旗》杂志短评《人定胜天》写道,地震造成了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困难和一切'乱子'一样,具有二重性"。九月一日,华国锋在北京的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上讲话,会场的巨幅标语是"深入批邓,夺取抗震救灾的新胜利!"第二天的社论要求"批判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历史学者雷颐后来把那年的救灾纲领归纳成一句话:"以批邓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要以"抗震救灾"来证明自力更生。按这个纲领,救灾要证明的是自力更生能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谢绝外援的那几天,华国锋还处理了外交部的另一件事,讲的也是国家尊严。七月三十日,北京传来还要有一次更大余震的消息,外交部长乔冠华安排各国使馆人员疏散,余震没有来,第二天华国锋打电话斥责外交部擅自行动,说这是惊慌失措,没有纪律,损害了国家尊严。两天以后外交部开始天天批判乔冠华的"严重错误"。同一天,中央慰问团的三个分团到了唐山、天津、北京,华国锋当总团长,八月初到唐山,去了开滦煤矿和唐山钢铁公司。 接受外援,外国的医疗队和救援人员就可能进灾区,死了多少人、灾区是什么样子,他们会看见,也会说出去,而这些正是当局要瞒的。地震后的几个星期里,中国报纸没有公布过一个伤亡数字,唐山的日本、法国、丹麦游客说那里被夷为平地,《纽约时报》八月二十一日写道,北京到底为什么不愿让民众知晓灾难的真实程度,是一个谜。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公室一九七七年五月的报告里,唐山地震那一段记的是:中国没有提出国际援助的请求,也没有给出官方的伤亡数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全国地震会商会议在大连开会,最后一天向到会专家通报了唐山的死亡人数。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写了一条稿子,送大会秘书长审。秘书长问他:"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徐学江说一定要今天发,又补了一句,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不是人为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秘书长签了字。 迟浩田那时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多年以后他对钱钢讲起"拒援"这件事:"那是我们的失策啊。"又说:"但那时我们谁意识到了呢?当时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在我们的帐篷里,他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我们当时听了很激动,鼓掌,流泪,也跟着那么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都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的援助么!" ——钱钢《唐山大地震》(特别增订本),中华书局(香港),2008年,第66—68、72—75、83、173、186—190页 ——《人民日报》1976年7月29日第1版(中共中央慰问电);8月2日第1版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8月5日第1版(中央慰问团报道);8月11日第1版社论《深入批邓 抗震救灾》;9月2日第1、2版;1979年11月23日第4版 ——英国下院议事录,1976年7月29日,"China (Earthquake)",vol. 916, cc. 873–875 ——白宫新闻秘书尼森档案,"Chinese Earthquake",1976年7月28日,福特总统图书馆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6年第18卷,第152号文件,基辛格与黄镇谈话备忘录,1976年8月18日 ——犹太电讯社,"Peking Rejects Israeli Offer to Aid Chinese Earthquake Victims",1976年8月6日 ——联合国秘书长报告 A/32/64,1977年5月12日,第33段 ——雷颐《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第7—8页(《红旗》短评、救灾纲领、迟浩田回忆转引) ——徐学江《"迟到新闻":唐山地震死亡人数的报道背后》,新华网,2006年7月28日 ——包德甫《唐山大地震之后,中国为何拒绝接受国际援助》,《纽约时报》1976年8月21日(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译文) ——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M.E. Sharpe, 2007, pp. 521–522(乔冠华事件、毛泽东震时状况) ——1970年通海地震周恩来批示及云南省革委会电话指示,据通海地震相关研究转引
顯示更多
0
5
110
12
轉發到社區
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顯示更多
0
6
128
40
轉發到社區
中國民主黨黨校徐文立校長 優秀學員嘉獎令(2026年8月13日) 嘉獎令 (2026年8月13日) 全校未來將領和第一期教官培訓班學員 吾校自2026年5月24日義工同仁創立以來 已經完成了第一期「實戰學習」階段 從7月11日開始了「理論學習」階段 應馬迎來常務副校長推薦 我特授予 韓雲霄 同時授予 胡建華、趙志澤、程建、彭雲龍、許瀛濤、王奕翔 優秀學員獎 (難免掛一漏萬,請諒解) 关于表彰韩云霄先生的申请报告 尊敬的徐校长: 我谨向学院推荐韩云霄先生,并申请对其予以表彰奖励。 韩云霄先生在参与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海外)英国委员会各项工作期间,态度认真,积极负责,始终保持较高的工作热情。他不仅积极参与党务工作和街头抗议活动,而且十分重视自身政治理论素养的提高,能够认真学习学院开设的各项课程,积极参加相关学习活动。 韩云霄先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良好的责任感、进取精神和组织意识,在工作和学习方面均表现突出。为肯定其努力,鼓励其继续进步,同时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我建议学院向韩云霄先生颁发“优秀学员奖”或相应荣誉证书,以资鼓励。 以上申请,恳请徐校长审议批准。 此致 敬礼! 推荐人:马迎来 日期:2026年8月11日 Yunxiao Han 韩云霄 @leoefgf · 8月8日 回覆 @xu_wenli 感謝徐校長的勉勵!榮譽是鼓勵,更是責任。我們會記得前輩走過的路,接過這份責任,繼續為自由、民主與中國的未來努力。致敬前輩! 徐文立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4:01寫道: 深謝! Xiao Han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3:41寫道: 尊敬的校长,恩师: 您好! 值此八十三岁寿辰之际,谨向您致以最诚挚、最美好的祝福!八十三载春秋,阅尽人生风雨,积淀了智慧与慈爱,也凝聚了无数美好的回忆。您的勤劳、善良、宽厚与坚韧,始终是晚辈学习的榜样。 此致 敬礼! 您的学生:韩云霄 韓雲霄佳文品賞 寄件者: 徐文立 <@gmail.com> Date: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11:13 Subject: Re: To: Xiao Han <@gmail.com> 深謝! Xiao Han 於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7:寫道: 尊敬的徐校长: 早上好!我是来自英国的新学员韩云霄!6月4日经歐洲马迎来主席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我很荣幸能成为您的学生,并有机会聆听您的教诲! 作为一名刚接触政治、仍处于政治启蒙阶段的新人,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提高的地方。下面将我的三篇演讲稿按时间、地点和主题整理如下,希望您给予指导! 6月20日台湾民主两周年纪念活动演讲稿 地点: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主题一:中国跨国镇压离我们有多远? 主题二:台湾独立: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决定 7月1日反对中共民族团结进步法抗议活动演讲稿 地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门前 主题三:揭穿中共《民族团结进步法》的阴谋 下面是演讲稿具体内容: (一)中国跨国镇压离我们有多远?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大家好! 很多人听到“跨国镇压”这个词,可能会觉得这是国际政治,是外交官和政府之间的事情,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来到英国读书、工作或者定居,你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什么权利? 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一样:可以自由表达意见,可以参加和平集会,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支持政府,而不用担心有人因为你的政治观点来威胁你。 然而,对于像我们来自中国、香港、新疆、西藏等背景的人来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2022年,在英国曼彻斯特,一群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人在中国领事馆外进行和平示威。结果,其中一名示威者被拖进领事馆范围内并遭到殴打。这件事被现场拍摄下来,也引起英国社会巨大震动。 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因为英国人发现,原来有人即使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一个民主国家,仍然可能因为表达政治观点而面临压力和危险。 过去几年,越来越多居住在英国的香港人表示,他们在参加集会后被拍照、被记录身份信息,甚至有人担心远在香港的家人会因此受到影响。 有些学生在校园里参加讨论会时,会担心自己的发言被录下来;有些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要求匿名;还有一些人即使来到英国多年,谈论政治时仍然会下意识压低声音。 这其实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英国,本应获得英国法律的保护。英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无论你支持什么政治立场,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遵守英国法律,你就应该有表达观点的自由。 任何人在英国,都不应该因为和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受到威胁。如果一个香港人害怕说话,如果一个维吾尔人害怕参加活动,如果一个中国留学生害怕在课堂上表达意见,那么受到损害的不只是某一个群体的权利,而是英国社会一直珍视的自由和法治原则。 跨国镇压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让多少人沉默。而在于它让人们开始自我审查,让人们觉得“还是别说了”。当恐惧跨越国界的时候,自由就会开始退缩。因此,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需要仇恨任何国家,也不需要敌视任何民族。我们需要做的,是坚持一个简单而重要的原则:在英国,每个人都应当能够自由地说话、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参与公共生活,而不必担心来自任何外国政府的压力。 谢谢大家的聆听! (二)台湾独立: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决定 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一个一直充满争议的话题——台湾独立。 很多人在讨论台湾问题时,总是在谈历史、谈政治、谈国际关系。但我认为,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个地方的未来,应该由谁来决定?是由生活在那里的人决定,还是由其他人替他们决定?答案应该很简单: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台湾有2300多万人,他们在那里出生、成长、工作、纳税,也承担着这片土地的未来。既然如此,他们理应拥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力。 今天的台湾,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货币、护照和选举制度。台湾人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决定自己的政策,过着自己的生活。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主导自己的未来,而别人无权规划他们的未来。 既然台湾社会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民主制度,那么台湾未来要怎么走,也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 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台湾人支持这样的想法?原因很简单,因为绝大多数年轻人,从出生开始就在台湾长大,他们接受台湾的教育,参与台湾的选举,对他们来说,“台湾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身份认同。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希望自己的选择被尊重。 台湾的未来,不应该通过武力决定,而应该通过和平、民主和人民意愿来决定。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希望台湾变成什么样子,而是生活在台湾的人希望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谢谢大家的聆听! (三)揭穿中共《民主团结进步法》的阴谋 今天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中共颁布并于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对我们这些海外的民主人士、华人群体以及外国公民的影响! 中共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表面上高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实则暗藏极具侵略性的第 63条「境外适用条款」。该法将中共的管辖触角强行延伸至中国境外,形同向全球发放了「跨国镇压」的合法许可证,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和恐慌! 这部法律把热爱共产党放在首位!它要求我们要向孩子们灌输赞扬共产党、歌颂共产党的思想! 它要求少数民族学校及所有的教育机构,必须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标准的教学方式,这是中共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法,让它的汉化政策全面合法化的阴谋!这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是一个灾难性的法律,因为它彻底抹杀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它要求任何的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文字、图片、广播、音频和视频等方式,制作和传播所谓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信息和内容,中共所谓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包含了全球华人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公民,这是明显的霸权主义! 中共所谓的坚持宗教中国化,实际情况就是让寺庙的和尚升国旗,道家的道士唱国歌,基督教的教徒不知是信仰耶稣、还是信仰马克思、列宁? 说一句「支持台湾」就被入罪,该法本质上是为中共武统台湾铺路。未来不论是台湾人或外国人,只要在海外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反对中共吞并,都可能被中共强行冠上“制造民族分裂”的罪名,面临跨国通缉与法律追究! 全球华人和民主人士集体遭殃,该法对全球自由言论进行了直接恐吓。 未来只要在海外社群媒体上批评中共的西藏、新疆少数民族政策,或宗教压迫,都将直接落入这部恶法的惩治范围,在境外将面临被定罪甚至被抓捕的风险! 合法化「海外秘密警察」,国际社会强烈质疑,习近平政府在透过《香港国安法》测试国际底线后,如今又推出新的恶法,企图为其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的102个「海外秘密警察据点」提供正当的执法依据,全面升级法律战! 这部新法的出台,暴露出中共极权统治的无限膨胀与内心的极度恐惧。当对内高压统治已无法维持政权稳定时,中共选择将极权黑手伸向国际自由社会。这种将跨国镇压「合法化」的无耻行径,不仅践踏了他国的国家主权,也对美、日、台等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与人身安全构成了威胁!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香港独立!台湾独立! 谢谢大家! 徐校长,恳请您在百忙之中拨冗阅览,并对演讲内容、逻辑结构、表达方式以及存在的不足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希望能够不断学习、持续改进,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对公共议题的理解。 非常期待您的指导! 学员韩云霄 2026年7月9日 英国 (韩云霄提供照片) ********* 有關胡建華 JH 於 2026年7月13日週一 上午2:14寫道: 我预言,这次将产生重大历史意义,未来一定会碾压浙江南湖那条游船! 让它沉入历史湖底! 留此言证,拭目以待! 中国民主党学员: 胡建华 2026年7月13日 JH H 于 2026年7月13日周一 08:05写道: 谢谢校长,收到(总字004)(实行令), 这次的完整规划,若落实到位,将为未来夯实完整坚实的基础,不会继续过去松垮混乱的局面,开创全新的局面,结束过去四分五裂的派内之爭,脱颖而出,重新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会重新竖起中国民主党的大旗,成为标志性旗杆! 宛如移民入境美国第一眼看到的是自由女神! 学员: 胡建华 JH H <@gmail.com> 于2026年7月5日周日 09:16写道: 谢谢校长! 这段时间以来,从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过去并不了解的历史知识。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种难得的机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希望尽快学习和了解更多历史资料,努力形成自己基于事实的认识,并把这些认识分享给身边的人,尤其希望能让国内更多的人接触到不同的信息来源,拥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机会,而不是仅仅接受单一叙事。 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很难改变什么。但我也相信,思想和认知具有传播的力量。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主动了解历史、独立思考、理性交流,并把新的认知不断分享给身边的人,那么这种“人传人”的传播方式,终将汇聚成巨大的社会力量。正如古人所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认为,中国未来如果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力量未必会像历史上一些革命叙事那样“农村包围城市”,更有可能是知识、信息和观念首先在城市中不断传播,再逐渐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这种变化不是依靠暴力,而是依靠思想、教育、信息和公民意识的不断积累。 在我看来,经过长期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许多人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情绪、对外部世界的戒备心理,以及“强者生存”的社会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要改变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远比改变一种生活习惯或社会风俗更加困难,因为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人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 长期以来,在单一信息环境下,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容易被简单归因于外部因素,而社会内部的问题往往得不到充分讨论。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指责、相互对立,有时会使社会矛盾更多地停留在普通人之间,而忽略了制度、治理和公共政策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现象容易导致社会资源被内耗,公众也难以形成更多的理性讨论与合作。 我始终认为,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不是建立在仇恨和对立之上,而是建立在事实、理性、自由讨论和彼此尊重之上。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了解历史、尊重事实、保持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轻信,也不轻易否定不同观点,社会才有可能逐步形成更加成熟的公民意识。 我相信,历史终究会回归事实,思想终究会走向开放。每一个愿意思考、愿意学习、愿意传播真实信息的人,也许都只是微弱的一点光,但无数点微光汇聚在一起,就有可能照亮未来。 第一期学员: 胡建华 2026年7月5日 ********** 有關趙志澤 於 2026年8月3日週一 下午9:14寫道: 謝謝志澤深入、全面的理解! 赵志泽Zhao Zhize 於 2026年8月3日週一 下午8:32寫道: 校长您好! 我是学员赵志泽,我认真学习了本期《徐文立与“第三共和”》教材。读完以后,我对“第三共和”这一政治主张的历史脉络和核心含义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教材中提到,“第三共和”并不是简单否定中国过去的历史,而是把近代中国追求共和、宪政和民主的历程连接起来。它既“追随辛亥革命诸先贤开创的亚洲第一共和”,也“尊重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确立的第二共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自由富裕、人权平等、宪政民主的中国第三共和”。我认为,这种表达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强调了历史的承接,而不是把民主建设理解为完全从零开始。 教材还特别分析了“追随、尊重、励志建设”这几个词的递进关系。对第一共和使用“追随”,体现的是对先贤和共和精神的继承;对第二共和使用“尊重”,体现的是对宪政法统和历史成果的承认;对未来则使用“励志建设”,说明最终目的不是停留在纪念历史,而是要付诸实际行动。我觉得这三个词虽然简短,却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表达得很清楚。 我个人最认同的一点,是教材所说的政治纲领应当重视“最大公约数”。民主事业如果只停留在少数人的语言和立场中,就很难形成广泛力量。“第三共和”试图把第一共和和第二共和的支持者团结起来,并以自由、人权、平等、宪政和民主作为共同目标。这让我认识到,政治理想不仅需要坚定,也需要包容,需要寻找不同群体之间能够共同接受的基础。 教材中还介绍,这一思想是在极其艰难的监狱环境中形成的,后来又在二〇〇七年中国民主党海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对我来说,这也说明一个政治理念能否长期存在,不只取决于口号是否响亮,更取决于它是否经过长期思考,是否能够回应中国民主转型中的现实问题。 学习完这期教材后,我更加体会到,民主不仅是一种愿望,也需要清楚的历史认识、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能够团结多数人的纲领。今后我会继续认真学习党校教材,加深自己对中国民主运动、宪政和政党建设的理解。感谢校长整理和分享本期学习内容。 ********* 有關程建 徐文立 <@gmail.com>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4:05寫道: 極好!極為重要! jian cheng 於 2026年7月10日週五 下午3:44寫道: 尊敬的徐文立校长: 您好!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一直在认真研读您此前提供给我的学习材料,并系统地了解了民主党的发展历史。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引人深思),让我产生了许多新的认知,因此特写下这封信,向您汇报一下我的学习心得。 在研读这批材料期间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材料中记录的历史脉络、细节与真实情况,同目前网络上公开流传的各种信息和言论,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网络上的信息往往流于碎片化、表面化,甚至存在不少断章取义或带有偏见的解读;而您提供的学习材料则更加严谨、立体,还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和关键决策。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触动很大,也让我意识到,如果仅仅依靠网络搜索来了解民主党史,极易产生偏听偏信的误解。 这次的学习及时帮我澄清了许多过去模糊、甚至错误的看法,使我能够站在更宏观、更客观的角度,去理解民主党的初心、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及沉淀下来的历史经验。这也让我深刻体会到,珍贵且真实的文献记录对于我们廓清迷雾、保持清醒认知是多么重要。 非常感谢您抽空为我们准备并提供这些宝贵的学习资料。作为来自安徽的同乡晚辈,看到家乡前辈为民主事业做出的探索,我深受鼓舞。 在后续的学习中,我也会继续保持这种对比与思辨的态度,进一步深化理解。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顺遂! 学员: 程建 (安徽同乡) 日期: 2026年7月10日 ********* 有關彭雲龍 Peng Yunlong <@gmail.com> 於 2026年7月3日週五 下午4:18寫道: 尊敬的徐文立校长 您好! 读后感 读完这份徐文立先生的政治学院教材(8),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不是一本冷冰冰的历史资料,而是一群老人在铁窗内外用生命书写的坚持与澄清。1998年那场组党运动,像一束突然刺破黑暗的光,却也迅速招致了最残酷的镇压。文件里反复出现的,是对“投机”“急躁”等指责的回应,以及对历史真相的 painstaking 梳理。 最打动我的是那些老同志的互相印证。陈树庆的道歉、刘贤斌的“历史关头当仁不让”、王建军的波浪理论分析……他们没有把失败简单归咎于某个人,而是放在中共一党专制的必然逻辑里去理解。江泽民那段“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的讲话,像一把冰冷的刀,赤裸裸地暴露了极权对任何组织化反对力量的恐惧。无论用“筹委会”还是“党部”的名义,结果都不会改变——只要触碰党禁,镇压就是注定的。这让我突然明白,1998年的行动不是莽撞,而是背水一战式的勇气。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政权,缓一步可能就永远失去窗口。 徐文立先生在文件里既是当事人,也是历史的守夜人。他承认自己“慢一拍”,却也一步步跟上时代,在牢狱中仍坚持思考中国未来的制度设计——“中华民国联邦”。这让我感受到一种罕见的韧性:不是浪漫的革命激情,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清醒与担当。尤其读到海外那些“假民主党”的搅局,更觉得心酸。真正的反对派不仅要在国内面对监狱,还要在自由世界面对伪装的渗透和污名化。这场战斗的复杂性,远超许多人的想象。 这份材料让我重新思考“民主”在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无数人用坐牢、流亡、被污蔑换来的真实代价。那些年逾古稀的老人还在为历史正名,为后人留下教训和旗帜(包括那面双十字星旗),这种精神本身就比任何理论都更有力量。 读完后,我最大的感受是敬畏与惭愧。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相对安稳的环境里,常常把民主当话题聊,却很少有人愿意付出他们那样的代价。历史不会被轻易抹杀,真相总会像这些文字一样,一点点浮出水面。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份坚持,中国的改变,或许就藏在这样不屈的薪火相传之中。 至此 敬礼! 学员:彭云龙 ********** 有關許瀛濤 徐文立 < 於 2026年7月7日週二 下午3:47寫道: 極好!謝謝! willy Rob 於 2026年7月7日週二 下午3:43寫道: 看到中国民主党党校徐文立政治学院,有众多同仁获得嘉奖,感到非常开心。 徐文立先生这一代民主运动参与者,经历了从思想启蒙、民间办刊、公开组党到长期政治迫害的全过程。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社会重新寻找自由、民主、法治和公民权利的时代。西单民主墙、《四五论坛》以及后来中国民主党的创建,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国人在极权体制下争取政治主体性的连续努力。 这种历史传承的核心,不是某一个人的光环,而是一条清楚的政治线索: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宪政民主;反对政治恐惧,主张公民权利;反对个人依附,主张组织化、制度化和公开化的政治参与。 对于今天的中国民主党而言,纪念前辈最重要的方式,不是重复口号,也不是把历史变成仪式,而是从历史中提炼方法。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运动不能只依靠激情,必须有组织;不能只表达反对,必须提出建设;不能只依赖少数人的牺牲,必须培养更多能够承担责任的人。 这也是党校建设、干部训练和组织规范化的重要意义所在。中国民主党如果要面向未来,就必须逐步形成稳定的课程体系、清晰的组织纪律、可靠的人才培养机制和面向现实的行动能力。我们需要培养的不只是会发言的人,更是能够写作、沟通、组织、协调、执行和承担责任的人。 今天的海外民主运动处在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中共极权统治仍在延续,国内公共空间被高度压缩;另一方面,海外中国人拥有更大的表达空间、组织空间和国际连接能力。因此,海外民主运动不能满足于情绪宣泄,而应当承担起保存历史、训练干部、连接海内外、降低国内参与成本的责任。 徐文立先生这一代人留下的,不只是苦难记忆,也不是简单的道德资本,而是一种政治遗产:公开反对专制的勇气、坚持组织建设的意识、重视理论与制度的能力,以及在长期失败和挫折中仍然不放弃未来的耐心。 我们今天谈传承,就是要把这种遗产转化为新的能力。把历史记忆转化为政治教育,把个人经验转化为组织制度,把海外资源转化为支持国内社会变化的现实力量。 中国民主党的未来,不应只停留在纪念历史人物,而要真正成为一个能够培养人才、形成共识、组织行动、服务中国民主转型的现代政党。只有这样,历史才不是负担,而是根基;前辈的牺牲才不是被反复消费的故事,而是推动后来者继续前进的力量。 前辈对后来者的认了,塑造了这份前赴后继,重新打造出紧密的团队,给中国民运的未来打下基础。 ********** 有關王奕翔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3:10 Subject: 深謝!王奕翔!: 【投稿】恶法治下的文明黄昏:论《民族团结促进法》 深謝!王奕翔! yuanzhang li 於 2026年7月9日週四 下午2:02寫道: 徐文立先生: 您好!针对近期强推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我撰写了以下文章,现呈交阅览。 恶法治下的文明黄昏:论《民族团结促进法》的同化暴政与自由抗争 在中国,所谓的“民族团结”叙事早已脱离了单纯的文化融合与平等互助,演变成为了一部关于极权体制如何将多元文化工具化、将少数民族家庭炼狱化的悲剧长卷。在这里,每一个独特的母语、每一种传承的信仰,都可能在权力的黑箱中被标记、被清洗、甚至被强行剥夺。 一、 权力的黑箱与文化身份的“耗材” 在习近平主政的政治生态下,极端民族沙文主义与极权控制的结合,使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了人权侵犯的重灾区。新推行的《民族团结促进法》打着“促进与融合”的旗号,实质则是将党权凌驾于各民族宪法权利之上的法律凶器。外界对于强迫同化、文化消杀的质疑始终未被解答,而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在这片缺乏司法独立、完全由党权主导的土地上,独特的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被广泛怀疑成了体制试图抹去和清洗的隐性源头。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制度暴行。当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被视作政权的“消耗品”或“不稳定因素”时,权贵阶层通过这套法律体系获取所谓的“大一统”延续,而亿万同胞则被困在虚假的“民族大家庭”谎言里。这种操作不仅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更是在向每一个公民释放一个残酷的信号:在暴政面前,任何群体的文化尊严和生存权利都只是权力的附属品,随时可能被抹杀以换取体制的“绝对稳定”。 二、 骨肉分离的炼狱与文化根基的绝望 这场制度悲剧的最前线,是无数破碎的少数民族家庭。在强制推行单一语言教学、强行设立寄宿制学校切断血脉传承的压迫下,当孩子被强行剥夺母语和信仰,父母为了那家庭生存的一线生机,不得不低头哀求、倾尽毕生积蓄,却发现自己始终处于权力分配链条的底端。 人们的绝望是纯粹的,他们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文化根基在某些人眼中如此低贱;父母的绝望则更为深重,那是一种在权力碾压下,明知前方是文化灭绝的深渊却不得不为了孩子生存而强行跨入的无能为力。当父母被迫在“坚守民族尊严”与“孩子未来生存”之间做出非人抉择时,这种痛苦不仅是身体的煎熬,更是精神的崩溃。极权统治者利用这种绝望,将家庭拆解,让原本纯粹的亲情在文化清洗与权力勒索中腐蚀殆尽。 三、 铁幕下的“大熔炉”与沉默的代价 在这个体系中,官方的宣传机器不断高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盛世和谐,却严密坚锁了强迫劳动、强行改造和文化消杀的真相。这种系统性的沉默,本身就是对社会良知的持续阉割。当民众因恐惧而不敢质疑、不敢追问那数百万被强制改变生活方式、被剥夺言论与信仰自由的同胞究竟面临何种灾难时,暴政的铁幕便在每一次沉默中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窒息的“强迫同化”并非命中注定,而是由于暴政的存在。只要权力的运作始终处于阴暗的黑箱,只要民族的价值始终取决于对政治的绝对忠诚而非普世价值,那么每一部恶法的出台、每一个家庭的破碎,都将成为这套极权体制运行的注脚。 四、呼吁结束强制同化,还多元以尊严我们不能再在恐惧中退缩,不能再对这种将公民视作“体制零件”和“同化指标”的罪恶保持沉默。这不仅是某个单一族群的灾难,更是全体追求自由的公民共同面临的防线——当一个民族的语言被强行消音,全体国民的言论与思想自由便已名存实亡。 为此,我们必须在历史的审判席前发出最严正的抗议,坚决要求立即废除一切限制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的强迫性恶法。那些割裂家庭、异化人性的寄宿制洗脑机构必须无条件解散,将抚养权与教育选择权完完全全还给父母。同时,必须打破权力对民族区域的资源掠夺,让多元文化在真正独立的司法护航下重获新生。 没有任何法律能战胜文明的生命力,没有任何暴政能锁死自由的灵魂。为了那些在恐惧中失声的同胞,为了让我们共同的未来不再是一片荒芜的文化沙漠,我们在此发出坚定的誓言:誓与极权同化抗争到底,直至自由与多元的光芒重新照亮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学员:王奕翔 2026年7月9日
顯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