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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迂迴委婉的文化真的浪費我超多時間,原本有個要約見面的裏垢男,本來蠻有好感的,但訊息回超慢,上個月也突然放鳥我,這次我到日本後跟他確認時間,但他又一直問能不能改其他天深夜、或者睡前?吃飯時間不太方便,我這個完全不想讀空氣的台灣人就直接問他到底想怎樣? 他才說要在這麼大熱天特別來我飯店附近只為了吃飯,他感覺我在利用他,對他很隨便?說我把他當成鴨?為什麼都要配合我?他理想中的流程是直接拍攝或拍完再吃飯。 我:我一開始就說了我的流程必須先見面吃飯、彼此討論,之後才有可能會拍攝,而且我是台灣人不熟日本才問你能不能約附近,你最初也假裝接受,實際上我才是被你放鳥兩次、被你糟蹋的人好嗎?你如果本來就不能走我這個流程幹嘛假裝自己可以? 再來很多日本人覺得台灣女生公主病,這某部分不可否認,因為在日本戀愛文化中女生比較弱勢,但台灣是平等或女生偏高,我也常常會跟第一次見面的日男說明這件事情,讓他們自己斟酌往後是否繼續跟我相處;還有就是「對待外國人」的親切程度,台灣人真的很熱情也非常不見外又大方。 比如我是台灣人,我希望在日本時可以受到日本人多一點體諒照顧,吃飯約在我住的飯店附近(都是方便的熱鬧地區、新宿之類)結果光是這樣就被說我利用他? 但之前我的日本朋友來台灣拍攝的時候,不要說請客吃飯、協助安排拍攝、交通規劃,甚至我時間允許的話也會接機送機,一定會好好善盡地主之誼。 只能說台日文化差異本來就很大,即使在日本工作快兩年了,破日文淺談沒問題、外貌打扮也入境隨俗,但個性的部分是我絕對不想妥協的地方,或許自己直接坦率的個性只適合台灣或歐美國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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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自語 我們究竟是在管制一種物質,還是在放棄一個人? 講到毒品,我其實還有一個疑問。對我來說,酒精也是一種很值得警惕的東西。它會影響一個人的判斷、反應和行動能力,有時候甚至會讓人失去控制,做出清醒時根本不會做的事情。抽菸也不是什麼健康的習慣,它會帶來成癮和長期的健康風險。 那為什麼酒精和香菸在許多社會裡可以合法販售,其他精神活性物質卻可能讓一個人直接背上犯罪的標籤?這當然不代表酒精和香菸沒有危害,也不代表所有物質都應該用同一套方式管理。它真正讓我好奇的是:我們今天對不同物質的法律分類,究竟有多少是根據它們的危害,又有多少受到歷史、文化、社會習慣和既有利益的影響? 這是另外一層問題。不能只因為酒精合法,就推論其他物質也應該合法;同樣地,也不能只因為某種物質被列為非法,就認為所有使用它的人都應該被當成罪犯。物質本身的風險、使用方式、成癮可能性、對他人的影響,以及法律應該如何介入,本來就需要分開討論。 但真正讓我感到沉重的,其實是《絕命毒師》。 我想到 Jane,也想到 Jesse Pinkman。 看這部劇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並不是只有「使用毒品的人」這一個身分。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感情、慾望和痛苦,也會期待未來能夠變得不一樣。可是當他們逐漸陷入毒品的影響時,那些原本還存在的可能性,開始一點一點縮小。 Jane 和 Jesse 在一起使用毒品的那段故事,尤其讓人難受。因為你看得到兩個人之間的感情,也看得到他們正在走向一個可能傷害彼此的方向。你知道他們的人生不必然只能這樣發展,可是你也知道,光靠兩個人相愛,並不一定足以讓他們擺脫成癮和痛苦。 而 Jesse 後來的遭遇,更讓這件事情變得複雜。他經歷失去、愧疚、恐懼和一次又一次的創傷。當一個人已經被生活壓到那種程度,毒品可能成為他暫時逃離痛苦的方法。這不表示毒品真的解決了問題,也不表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傷害自己。只是有時候,一個人當下想要的,可能只是讓痛苦暫停一下,哪怕他隱約知道,這個選擇可能讓明天變得更糟。 這裡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 我們很容易從旁觀者的角度說:「他為什麼不戒掉?」「他為什麼不做別的選擇?」「他明明知道這樣不好,為什麼還要繼續?」 可是,一個人知道某件事有害,和一個人在痛苦、依賴或成癮的狀態下,真的有能力停止這件事,中間存在很大的距離。理解這個距離,不等於替所有行為開脫,也不等於否定個人的責任。它只是提醒我們,人的選擇往往發生在特定的處境裡,而不是每個人都能站在同樣的位置上,冷靜地比較所有可能性。 有些人是出於好奇開始,有些人受到朋友影響,有些人只是沒有想清楚後果。也有人是在生活跌到谷底時,找到一個可以暫時麻痺自己的方法。最初可能只是一個看起來沒有那麼嚴重的決定,後來卻逐漸變成習慣、依賴,甚至變成自己已經很難控制的行為。 而當他終於意識到事情不對勁時,可能已經失去了一段關係、一份工作、一個原本可以走下去的人生方向。那時候再回頭看,他可能真的後悔了。可是後悔本身,不會自動把失去的東西還給他,也不會突然替他準備好一條可以走回去的路。 這就是我認為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如果一個人已經陷入這樣的處境,社會除了告訴他「你做錯了」,還能提供什麼?有沒有容易取得、負擔得起,而且不會讓人因為害怕被羞辱或留下紀錄就不敢求助的服務?有沒有人可以在他還沒有完全失控以前,協助他面對成癮、情緒和生活裡的問題?如果他真的需要戒治,離開機構之後,又有沒有持續的支持? 我們不能假設每一個使用毒品的人都想被救,也不能假設只要給予協助,每個人就一定會改變。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直接放棄他們。有人可能需要醫療,有人需要心理支持,有人需要離開原本的環境,有人需要很長的時間,才願意承認自己已經無法控制使用行為。制度真正困難的工作,就是辨認這些差異,並且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相應的協助。 這也讓我重新思考,為什麼我們總是很容易把法律處罰當成一種答案。 把一個人關起來,確實可能暫時限制他的行動,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保護其他人。但如果我們期待隔離本身就能讓一個人改變,那就得進一步問:他在裡面究竟獲得了什麼?他出來之後,原本讓他陷入困境的原因還在不在?他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被處理,那麼刑罰結束了,人生裡的問題卻可能還是原封不動。 我並不是說法律不重要,也不是說每個人都不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我想說的是,責任和協助可以同時存在。保護社會與幫助使用者也不一定互相排斥。對販運、剝削和傷害他人的行為,我們可以討論適當的執法;對有成癮問題的人,我們也可以認真思考怎麼治療、怎麼降低傷害,以及怎麼讓他重新建立生活。 回頭看《絕命毒師》,老白的角色也讓我想到另一件事:製造毒品、從中獲利,和親自使用毒品,是不同的行為,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動機和後果。不能因為一個人沒有親自使用,就忽略他對其他人的影響;也不能因為另一個人使用了毒品,就把他整個人簡化成那個行為。 我們需要看見每個人在這條鏈條上做了什麼,也需要看見他們的選擇如何影響其他人的生命。 所以,我最後想問的不是大麻一定該不該合法,也不是所有毒品都應該怎麼處理。 我更想知道的是:當一個人第一次做出可能傷害自己的選擇時,我們有沒有機會讓他理解後果?當他開始失控時,有沒有人可以介入?當他終於後悔時,這個社會還有沒有一條路讓他走回來? 因為很多人生的悲劇,並不是當事人從一開始就決定要毀掉自己。有時候,他只是做了一個當下看起來可以接受的選擇,接著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直到有一天,他才發現自己已經走得太遠。 而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能不能在那一天到來以前,讓他有機會停下來。 一個人做錯選擇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討論他應該承擔什麼責任。但如果我們只會在他跌倒之後判定他有罪,卻沒有能力在他還有機會改變的時候提供幫助,那麼我們究竟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在等待下一個人走到同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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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同加蓬總統恩圭馬會談】11月6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加蓬總統恩圭馬舉行會談。兩國領導人共同宣布將雙邊關係定位提升為新時代中加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指出,中國和加蓬傳統友誼源遠流長,由兩國老一輩領導人親手締造、精心培育。兩國堅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共謀發展,雙邊關係經受住國際風雲考驗,始終堅如磐石。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中國正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加蓬也進入國家發展振興新階段。不斷深化中加關係符合兩國人民共同期待,順應全球南方聯合自強的大勢。中方願做加方獨立自主發展的可靠朋友和夥伴,支持加蓬政治、經濟和外交自主,同加方攜手構建新時代中加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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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訊:高牆內外的歲月 徐文立夫婦22年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 2026-11-09 09:37閱讀時間 8 分鐘 徐文立賀信彤夫婦金婚合照。(受訪者提供) 【大紀元記者林子晨採訪報導】一份從監獄裡輾轉傳出的手稿,讓一位母親讀到深夜,仍捨不得放下。數十年後,83歲的徐文立回憶母親當年的話——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的父親一樣。說到這裡,他一度情難自已。 11月6日,徐文立教授接受本報遠程專訪,講述與妻子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的經歷。兩度入獄、實際服刑16年,他記得在三平方米的「反省號」監房裡度過的五年寒暑,也記得妻子如何將家裡的一點一滴寫進信中,讓無法相見的丈夫彷彿仍在家中。 從2004年起筆、2021年中文書出版,到今年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在全球問世,夫妻倆用了22年時間。他稱之為「22年磨一劍」:透過一家人的遭遇,揭示中共統治下「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的處境;也將兩人的經歷留下,獻給父母與後代,向歷史交出一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不食言的人生答卷。 夫妻分別執筆,留下高牆內外的記憶 2002年12月24日聖誕夜,徐文立以保外就醫名義,在妻子陪同下抵達美國,與女兒團聚。此後,他在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院任資深研究員。 徐文立教授在哈佛法學院。(受訪者提供) 來美後,老友胡平勸他寫下這段經歷,並將記憶比作珍珠:若不及時串起,散落後可能再也撿不回來。 夫妻倆決定分別執筆:他寫獄中的生活,她寫獄外的遭遇。那些年,兩人被迫分離,各有對方無法親見的生活,如今終於能一起慢慢回想、寫下並編輯成書。 當時他既要教課,又忙於政治事務,只能抽空寫一點。他說,兩人性格都很頑強,決定做的事,就從未想過放棄。 三平方米的「獄中獄」 徐文立1978年參與民主牆運動,創辦了《四五論壇》及其前身《四五報》;1981年被捕,後被判15年徒刑。1998年參與創建中國民主黨,再被判13年。兩次刑期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 第一次走進監獄時,他還不到40歲,心想:「我還能夠出得來嗎?」於是決定把自己的經歷與想法寫下來。 據他回憶,他在六平方米的單人監房裡,以申辯形式撰寫《獄中手記》。1985年前後,手稿傳到海外,在《中國之春》發表,隨後,他被轉入「反省號」。 那裡約三平方米,兩平方米睡覺,一平方米踱步,沒有窗戶。一排十幾間監房,其他監房的人都被移走,只留下他一人,約五年不能與家人見面。 北京的冬天,太冷了,他只能一層層裹上棉衣,像一個棉球般;夏天,沒有通風條件的監房如同一個暖爐,只能把身體貼在水泥牆上降溫。他還被限制用筆,只有寫家信時才能領取,寫完即被收走。 後期,他曾養貓、養狗,也讓蜘蛛走進瓶子,觀察牠結網、產卵。他說,有這些事情能轉移他的思緒,緩解長期獨處的壓力;看著小蜘蛛出生,也讓他想到,一代人過去,下一代自會「奔向前方」。 家書讓他彷彿仍在家中 高牆外,賀信彤與女兒徐瑾也承受著分離的痛苦。徐文立回憶,被捕最初一年多,家人不知道他關在哪裡,也不知他的死活。女兒曾設法尋找能望見監獄的高處,也盼望從經過的囚車裡看見父親。 不能相見時,夫妻便靠書信互訴近況。賀信彤兩三天就寄一封,連家中的房間怎樣整理、書櫃搬到哪裡,都細細寫下,讓丈夫知道家裡的一切。 談及這些信,徐文立說,妻子不僅體貼,文筆也好。兩人總有說不完的話,連監獄警察都曾問,怎麼有那麼多話可講。 徐文立妻子賀信彤。(受訪者提供) 他認為,家人雖未被判刑,卻因他的政治身分受到監視、歧視,生活也充滿不確定,這就是,「獄外獄」。 母親抱著手稿,像抱著孩子一樣 談到妻子與母親,徐文立一度難以繼續。 據他回憶,賀信彤設法取得獄中傳出的手稿後,母親連夜讀完。老人抱著它,像抱著嬰兒,一遍遍的翻看,夜裡仍忍不住與兒媳談論手稿中的內容。 他記得妻子描述當時的情景,老人抱著手稿邊說邊哭:「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爸爸一樣。」 父親徐裕文在抗戰期間放下醫學院的平穩工作,帶學生到江西建立後方軍醫院。這段經歷影響了他,使他從年輕時起便立志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徐文立父親徐裕文抗戰勝利紀念章證明書與紀念章。(受訪者提供) 母親從文字中理解了兒子的選擇;她對兒媳的疼愛,也讓獄外苦撐的賀信彤得到溫暖與鼓勵。徐文立特別感念妻子的努力,讓母親有機會理解他的政治理念。 從一家人的遭遇,看見「獄外獄」 徐文立希望讀者看見的,不只是家庭的分離。 他認為,中共透過基層組織、思想匯報及日常監視,把控制延伸至工作、鄰里和家庭。他回憶,妻子一次探監時,曾在監獄獄政科辦公室牆壁上看到各監號負責監視、向獄方提供情報的報告員名單。 在他看來,當人們擔心自己的言談被人偷偷報告時,彼此之間便難以互相信任;即使身在監獄之外,也可能生活在互相無法信任的恐懼與轄制中。 「中國一定要回到一個正常社會。」他希望年輕人了解所處的環境,再思考如何改變。出版英文版,則是希望海外讀者透過他們一家人的經歷,更透徹的了解中國。 向歷史交卷,把選擇留給後人 夫妻將書獻給雙方父母與後代。談到這份歷史答卷,徐文立提及「不食言」:年輕時把對國家、社會的責任付諸行動,現在,再用文字留下這些經歷。 如今,他的獄中手稿、書信、照片等文獻原稿,已由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與檔案館收藏。 他希望後人讀到這些故事,但不強求子女走自己的路。「一,不打聽;二,不干涉。」讀不讀、學不學,都由他們自行決定。 從獄中偷偷寫下手稿,到與妻子共同完成《獄中獄與獄外獄》,再到英文版問世,兩人如今都已年邁,平均已80歲高齡。 徐文立說,希望透過自己的獄中生活與妻子的獄外遭遇,讓讀者了解他所說的「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也向歷史交出一份答卷。他多次強調: 「這(代指英文版書籍出版)是我們人生當中最喜悅、最難得的事情之一。」 作者簡介 徐文立,1943年7月9日生,1978年北京民主牆運動參與者與組織者、《四五論壇》主編,1998年中國民主黨創黨領袖之一。兩次被中共判刑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在美國克林頓、喬治·W·布什政府及國際社會營救下,先後於1993年、2002年獲釋,2002年聖誕夜流亡美國。曾在布朗大學服務10年,2003年獲該校人文科學榮譽博士學位(L.H.D.)。 出版資訊 徐文立、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紙本於2026年11月7日發行,全書696頁(電子書1159頁),含80頁彩色文獻圖片與歷史照片,定價60美元。另有中、英文電子書,可透過Amazon、Kobo等平台查詢選購。 英文版紙本書: 英文版電子書: 中文版電子書: Amazon 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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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由不是政权恩准的:从六四到中国的未来》——王苡儒 “各位牧長、各位前輩、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我是公民抵抗協會的理事長王苡儒。今天因為人在臺灣,無法親自到場跟各位一同與會,我感到非常遺憾。但我也非常感恩,能夠透過錄影的方式,代表公民抵抗協會,向在場每一位為自由、人權、信仰,還有為中國未來持續守望的朋友,致上最深的敬意。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不只是為了紀念一場歷史事件,更是為了回應一個尚未完成的使命。三十多年過去了,六四不是過去式。因為真相仍然被掩蓋,受難者家屬仍然沒有得到公義,許多中國人仍然不能自由地哀悼、不能公開地發問、不能誠實地記憶自己的歷史。當一個政權害怕人民記得歷史,正說明歷史本身仍然有力量。 六四告訴我們,人的尊嚴不是國家賞賜的,人的自由也不是政權恩准的。天賦人權,意思就是人的良心、人的信仰、人的言論自由、人的政治參與權,不是任何極權政府可以任意剝奪的。坦克可以壓過街道,卻壓不碎人對自由的渴望;子彈可以奪走生命,卻不能消滅公義的呼聲。 今天我們談公民抵抗,並不是鼓吹仇恨,也不是追求暴力。真正的公民抵抗,是在恐懼面前仍然選擇站立;是在謊言面前仍然選擇說真話;是在犬儒與麻木成為常態時,仍然相信人可以被喚醒,社會可以被重建,中國也可以有不一樣的未來。 我們深知,中國民主化不會只靠某一個英雄,也不會只靠某一次運動。它需要長期的公民教育,需要跨族群、跨信仰、跨世代的連結,需要中國人重新學會什麼是責任、什麼是權利、什麼是自治、什麼是尊嚴。更重要的是,它需要我們在海外、在臺灣、在香港、在美國、在世界各地,把被中共切斷的歷史重新接起來,把被恐懼打散的人心重新連起來。 所以,公民抵抗協會存在的意義,就是希望與所有追求自由的人站在一起。與六四受難者家屬站在一起,與仍在中國境內受逼迫的基督徒、維權人士、良心犯站在一起,與香港人、維吾爾人、蒙古人、藏人,以及所有被極權壓迫的群體站在一起。因為我們相信,任何一個群體的苦難,都不應該被孤立;任何一個人的自由被剝奪,都是對整個人類尊嚴的挑戰。 作為一名來自臺灣的民間工作者,我也想特別說,我們的自由不是理所當然的。臺灣地區今天能夠公開討論六四,能夠紀念受難者,能夠批判極權,能夠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投票,這一切都提醒我們:自由需要被守護,民主需要被實踐,而中華民國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極權敘事的一種見證。 它告訴我們,華人社會不是天生只能接受專制。中國人不是天生不能民主。說中文的人,也可以擁有自由的國會、自由的媒體、自由的教會與自由的公民社會。 今天,我們在六四的記憶前低頭默哀;但默哀之後,我們仍要抬起頭來,繼續前行。 願我們記得死難者,不只是以悲傷記得,而是以行動記得。願我們紀念六四,不只是為了控訴過去,而是為了開啟未來。願我們推動公民教育,不只是傳播知識,而是幫助更多人重新成為有尊嚴、有良心、有責任感的公民。願我們的信仰參與,不只是停留在禱告,更能成為愛與公義的實踐。 最後,我代表公民抵抗協會,感謝今天所有主辦、協辦單位,感謝各位牧長、嘉賓、義工與朋友的付出。也向所有六四親歷者、天安門母親、政治受難者家屬,以及仍在黑暗中堅持的人,表達最深的敬意。 願真相不被遺忘,願公義終必彰顯,願自由的火焰,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繼續傳下去。願上帝賜福各位,也願上帝憐憫中國,帶領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尊嚴的未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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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他是做空的,達拉斯城裡有很多辦公樓,都是玻璃帷幕,從外面可以清楚看見裡面的那種,他的朋友帶他遠看這些辦公樓,裡面都沒有人,他心想,不做空,難道要做多嗎?所以在1985年,Shad Rowe自己開始創業做投資,他賣空銀行股和建商,賺了些錢。那時候做空,不但不用付利息,券商收你質押的公債,還付你利息,然後在稅法上,還讓空頭可以拿多頭的股票來抵,沒有什麼資本利得稅的問題,所以算是對做空的投機客,相當有利。但是看起來有利,做起來卻有可能傷害身心健康。空頭永遠都在等公司爆掉,但是再爛的公司,真要爆掉的時點也很難預測,所以Shad Rowe經常心情不好,但他的母親與他相反,總是非常樂觀,總是可以找到一些點來安慰他,她說,「別擔心,遲早這些公司會爆掉」。就是這樣心裡的不健康,讓Shad Rowe開始思考不要做空,要開始做多,至少不用再冀望別人爆掉,詛咒別人惡運。當他開始轉多的時候,他乘著西南航空剛開始的順風起飛,大賺一筆,慢慢地讓他相信,唯有巴菲特的那種投資方式,才能在股市賺錢又保持身心愉悅。 Shad Rowe也喜歡逛好市多,Costco代表的就是他的新投資哲學,能用「更好、更快、更省」的方式來照顧客戶的消費產品,就是他的投資目標。這裡面有一個有意思的觀點,Shad Rowe認為,公司經理人,永遠都比股東知道得更多,對公司經營有更多的掌控,所以如果經理人要騙投資人,那投資人還真得很難對抗。不能投資這種蓄意欺騙投資人的經理人,但我們要怎麼找到讓人信賴的經理人呢?會想盡辦法對客人、對員工好的經理人,就是比較可靠的公司,就比較可能長期持久而不用擔心被騙,因為這代表了經理人不是把自己的短期私利放在第一位。 Shad Rowe當然不是價值型的投資人,他看好的股票,不是被低估的那種,而是有成長潛力的股票。在尋找能讓客戶得到「更好、更快、更省」的產品的公司時,他還注重一點,「可以放大增長scale up」的能力。對於這一點,他也有一個很直觀、簡單的看法,所謂的「全球化」就是「美國化」,一旦在美國市場站穩腳步,就可以攻佔全球的市場,消費性產品像麥當勞、星巴克如此,科技產品更是如此,所以他專買那些很「無趣」、很大的美國高科技公司,全世界人都耳熟能詳的蘋果、谷歌、微軟、亞馬遜等等。 Shad Rowe信奉「只需一次決定」的投資方法,一旦看好股票,買好部位,就放著不管。他經營一個hedge fund,長期持有十幾支股票,公司管理階層只有他一個人,反正他的買賣次數極少,也沒有什麼費用,所以他也沒向投資人收管理費,只有獲利抽成12%(遠小於業界的20%常規),經營了四十年,沒有賣出,就沒有資本利得稅,連報稅都單純,完全是我夢想的資金經理人模式。不過Shad Rowe在2024年過世了,巴菲特級的神人又少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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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感情的盡頭都是這樣# 很多事情開始不再分享 即使第一個想到的還是對方 也不再試著讓對方知道 聽到消息 心裡還是會有波瀾 看到對方和異性親近 也還是會吃醋 只是都學會了裝作不在乎 不再追問不再挑剔 對方做什麼都只說:很好、很棒 那些曾經很在意的事 也只剩一句:『早點睡,好好吃飯』 時間不會讓你忘記一個人 卻會讓那個人慢慢淡忘你 或許 這就是我們成年人 最後唯一能為彼此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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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戰爭的時候,國軍和我的先人是處於敵對的雙方,但小時候給國民黨教育洗腦,所以對這一點認知,沒有很清楚。但歷史也就這樣了,中華民國來了台灣,台灣變了,中華民國也變了,我還當過中華民國陸軍的軍官,所以雖然國軍抗日和國共內戰沒有和我有直接關係,但後來總是同一家人,我對台灣忠烈祠裡的英靈,還是充滿敬佩與感恩,更何況許多英勇戰死的國軍,他們矢志反共,為反共救國而捐軀,受我們後人一拜再拜,當之無愧。 有愧的是現在的國民黨敗類。先人為了反共而戰死,保存了你們的生機,庇護了你們的後代,然後你們去親共,你們去舔共,你們去和共產黨一唱一和,你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不知道為什麼,看到網上提到蔡仁傑將軍的事蹟,眼淚不住地流下來,既傷痛其英年早逝,更難過其子孫不肖。下面是青年日報對為國捐軀的蔡仁傑將軍的報導,蔡將軍的妻小後來遭共產黨迫害而身亡。親共的死國民黨,通通去跪在蔡將軍的靈前懺悔: 蔡仁傑將軍生平參與諸多戰役,屢建奇功,在「八一三淞滬之役」力抗強敵、「贛北大捷」殲滅日軍聯隊、「湘西大捷」誘敵深入,最終在孟良崮一役,時任74師副師長的蔡仁傑,遭數倍於己的共軍包圍,追隨師長張靈甫將軍殉國成仁,年僅44歲,將「只見一義,不見生死」的軍人魂表露無遺。 蔡仁傑,湖南常德人。民國15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遂投筆從戎,直奔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5期。抗戰期間參與諸多戰役,於「八一三淞滬之役」苦戰數十日,力抗強敵,「南京保衛戰」則以步兵一營後殿,達成任務,勇烈可嘉;27年創下殲滅日軍聯隊的「贛北大捷」,34年在湘西誘敵深入的「湘西大捷」,均展現捍衛國家、不畏犧牲的精神。 抗戰勝利後,中共全面叛亂,蔡仁傑奉命駐防江北六合。35年,蔡仁傑任副軍長隨軍北剿,歷經淮陰、漣水各戰役,戰功顯著;同年在北京中央訓練團受訓,離結訓時間還有2週時,接獲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來電,催促返部,協助孟良崮地區作戰。 當蔡仁傑抵孟良崮時,共軍正以人海戰術攻擊,戰況慘烈。激戰3日後,74師逐漸遭共軍包圍,主力退守主峰附近,由於人員密集,被共軍迫擊砲炸碎的岩石擊成重大傷亡。張靈甫急召各部隊長開會,當眾宣示以死報國,蔡仁傑率先表態「師長以死報國,我等義無反顧」,各自寫下遺書要求侍從突圍遞送,便集體自戕成仁。政府為褒揚忠烈,優頒恤典,入祭忠烈祠,歸葬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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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前後的蘇聯,有一個不同於毛澤東時期中國的人口問題,俄國男人死光了。也不是只有死於希特勒的炮火下,在二戰前有史達林的大清洗政治迫害,死的多半是男性,再早一點,集體化又餓死幾百萬人,也是男性居多,然後再之前是紅白內戰,死的也是男性,然後就是歐戰,死的更多,又是男多於女。如果俄國男人都死光了,就沒有俄羅斯民族了,所以赫魯雪夫出面主張生育政策改革,1944年在戰爭結束前,蘇聯出現新政策,國家出面給單親媽媽扶養小孩的經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不用負擔扶養費用、出生登記的父親欄可以留白、離婚變得困難、多產家庭給予榮耀與金錢,政策目標都在鼓勵男人亂搞生小孩,有些鄉下地方,稀少的男人像公有財產一樣,給女人搶來搶去。俄羅斯全國,在戰後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小孩是非婚生子女,大城如列寧格勒和莫斯科,這數字可以到近一半。你可以想像這樣的制度,破壞了多少傳統社會價值,改變了多少俄羅斯人對愛情、婚姻、家庭的看法。 我很討厭俄國這種集體主義,「祖國」、「祖國」地叫,只有祖國,沒有個人,真的是祖你媽。所以祖國小孩不夠了,祖國的女人就變成生育工具,管你是怎麼找到男人。現在祖國又在打一個不是戰爭的「軍事行動」,眼看又要死上個百萬俄羅斯男人,等到打完了,祖國是不是又要把祖國的女人叫去狂生小孩? 東方大國也是這樣的集體主義。中國共產黨也是整天「祖國」、「祖國」、「祖你媽的國」叫叫叫,之前祖國說人太多,所以要「一胎化」,泯滅人性到連足月嬰孩都要打掉。結果現在好了,人口不夠了,祖國是不是要學俄羅斯鼓勵年青人亂搞?我看倒也不用,文革把傳統價值都革掉了,現在的年輕男女,亂搞的人還怕少嗎?少的只是生育,不是性交,所以赫魯雪夫的招數肯定無用。那要怎麼辦呢?如果說,祖國開始要用人工子宮來大量生產製造中國人,我也不會覺得意外。中國人和俄國人一樣,在領導的眼裡,永遠都不是人,只是個數字,調整調整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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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of Money Art》動畫版|第一集 CZ @cz_binance 創辦幣安,改變了全球幾億人獲取金融自由的方式。他從零到一,從一間出租屋到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他寫過很多關於創業、關於韌性、關於保護用戶的文字。 但《幣安人生》前兩章,CZ寫的不是這些。 CZ寫的是贛榆。那條挑水的路。那盞煤油燈。那個永遠有花生的口袋。 CZ選擇從這裡開始講故事,這件事本身就很説明问題——他知道一個人從哪裡來,比他要到哪裡去,更能定義他是誰。 我們做這部動畫,是因為我相信這個開場值得被更多人看見。 不是為了告訴世界CZ後來有多成功——成功的故事太多了,不缺這一個。是為了告訴世界:那個六歲跟在母親身後挑水的男孩,那個在煤油燈下咬鉛筆頭的男孩,那個看燈泡看到出神的男孩——他後來改變世界,不是因為他突然變成了另一個人,而是因為他一直是那個從贛榆走出來的孩子。 他見過凌晨四點的灶房。他知道三百米有多遠。他知道一盞燈意味著什麼。 所以他做交易所,會把用戶資產安全看得比什麼都重——因為他從小就知道,「光」不是理所應當的。 CZ走了很遠。從贛榆到合肥,從合肥到全球。但那條土路,那盞煤油燈,那個永遠有花生的口袋——它們沒有消失,它們長成了CZ做一切事情的地基。 這篇讀後感寫給他。這個短劇也做給他。 希望大表哥喜歡。 @heyib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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