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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到1961年,中国没有战争,也没有大的灾年,却饿死了几千万人。人口学者曹树基按各地方志统计,三年里全国非正常死亡约三千二百五十万。1961年秋收,毛泽东仍然要各地按"高产卫星"报上来的指标征购粮食。省、地、县的书记们知道,再这样收,还要饿死人。他们不敢批评大跃进,更不敢批评毛泽东,就换了一个说法:按党章规定,该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了。党的代表大会要选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再选政治局,开会就有换人的可能。11月,毛泽东决定另开一个会:把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和大厂矿的负责人都叫到北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不选举,不换届。会议保密,代表不许给家里写信、打电话,报纸电台不报一个字。1962年1月11日开会,到会七千一百一十八人,后来叫七千人大会。 会前 刘少奇1961年春天回了湖南。他在乡下走了四十四天,最后几天住回宁乡炭子冲的老屋。村民告诉他,塘里有水,没有旱。他姐姐哭诉,一个小队两个月就饿死了十一个人:"你在中央做事,要做点好事,要让人有饭吃呀!"路边电线杆上有张纸条,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贴的:"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民兵把这当反动标语破了案,要给孩子挂牌、游乡。刘少奇对办案的人说:"你还不许人家骂娘?"他把孩子叫来问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基层干部对他直说,要不再饿死人,只有包产到户。刘少奇表态:只要能恢复生产,什么办法都可以试。宁乡随即解散公共食堂,分田包产,湖南别的县跟着宁乡学,别的省跟着湖南学。回到北京,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包产到户不止刘少奇支持。邓小平主张把它合法化,陈云、邓子恢赞成。到1961年底,毛泽东改口:生产已经恢复了,粮食增产了,要把责任田的办法变回来。安徽的曾希圣请求再试一段,毛泽东不置可否。 会上 毛泽东给这次会定的开法是:不开开幕式,每人发一份书面报告,直接分组讨论,各组记录先送他圈阅,再印发。全体大会原本只放在最后一天,聚一下就散。书面报告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1月18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开会,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开口:"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周恩来也说,主观上的错误"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 1月2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开全体会。刘少奇没有照念书面报告,手里拿着十几页用大字写的提纲,讲了三个小时。他讲了老家的水塘: "我问他们: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他说,过去讲缺点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讲到全党全民"饿了两年饭",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插了一句:"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 刘少奇留着余地。他说三面红旗"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说"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有人问,彭德怀庐山上那封信讲的,不就是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吗?他答,信里不少具体事情符合事实,可彭德怀的问题"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但他提出,这几年反右倾中打错的人,要平反。 就是这样一篇讲话,各组的口开了。批评一直说到中央。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有基层代表问,"退居二线"是什么意思。主席台上的人都听得懂,这是在问领袖换不换。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用过的办法是:先休会,到会下找支持,再复会把方向扭回来。这次他照办。1月29日,林彪上台讲了三个小时:"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眼下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林彪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大会材料里留下一句没有署名的话:"拿人命作学费是不好的。" 林彪讲完,毛泽东当场宣布会期延长,大家留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1月30日,毛泽东讲话:"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警告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书记:"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他同意退到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一线。 2月7日闭幕。邓小平读完决议,毛泽东问:"同志们有什么修改的意见没有?"全场鼓掌。"就不需要付表决了吧?"全场又鼓掌。散会。 会后 大会散后,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议题是基层代表提出来的:毛泽东辞去党主席。毛泽东带着林彪不到会,去了南方。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同意他辞任,其他人观望。周恩来出来说:"主席还是主席,党主席仍由毛泽东担任。"事情就这样定了。毛泽东不在会场,可会上谁说了什么,他都知道。 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不在。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陈云说,全国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春夏之间,田家英下乡回来主张包产到户,陈云找毛泽东谈分田,邓子恢带着调查材料力争责任田。主持一线的刘少奇没有拦。7月上旬一天下午,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在水里,刘少奇走到池边问候。毛泽东在池子里开口:"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在更衣棚坐下,等他上岸,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8月,北戴河会议。原定议题是农村、粮食、商业。8月6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问:这两年国内的形势究竟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他说包产到户、闹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骂邓子恢"带头刮单干风",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一件好事",说田家英是右倾分子。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9月八届十中全会,他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包产到户被禁止。 1964年底。这两年刘少奇挂帅四清运动,整掉一批大跃进里作恶的基层干部。毛、刘发动这些运动,各有打算,都想整掉一批干部,换上自己的人马。各地干部开会讲"贯彻刘主席指示",他的像开始和毛泽东的像并排挂。12月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提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刘少奇讲到运动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插了话。会前邓小平还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毛泽东认定,刘、邓这个中央"一线"要夺他的权。散会后毛泽东发火:"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在人民大会堂请四十多人吃饭,席间说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说党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没有人接话。12月28日,他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走进会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对刘少奇,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刘少奇再任国家主席,当天晚上毛泽东批他:"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中组部长安子文受众人之托去劝刘少奇:局面已经非常严重,千万不能跟主席发生矛盾。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1970年,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明确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答:"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为什么毛泽东一定要整死刘少奇 七千人大会让毛泽东看明白一件事:他闯了天大的祸,七千名干部关起门来骂了一个月,可军队支持他,林彪替他讲话;多数干部跟着周恩来,周恩来替他圆场;政治局议他辞任,最后还是"主席还是主席"。没有人能追究他。 可是刘少奇在游泳池说了"历史要写上你我的",毛泽东回答的是"我死了以后怎么办"。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斯大林死了三年,罪状被接班人一条条念出来。消息传来,毛泽东要中共把斯大林的功过定为七三开,让《人民日报》发文替斯大林辩护——维护斯大林,就是维护他自己的地位。现在他自己的接班人,当着他的面把饿死几千万人记成"你我"的账,记成要上书的"人相食"。他活着,刘少奇不敢写;他死了,写不写由刘少奇定。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毛泽东亲手加了一段:"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8月5日,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骂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五十多天"何其毒也",接着一句:"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刘源问父亲,这"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什么。刘少奇给儿子讲的,就是游泳池那一场。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打倒之后,刘少奇要求回湖南种地,不准。1967年8月5日他在中南海被批斗,押回办公室后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9月王光美被捕,子女赶出中南海,他一个人关在家里,停药。1968年9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签报《关于刘少奇历史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称他"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全场只有陈少敏一人没举手。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中央这天把决定在全国广播,汪东兴送来一台收音机让他听。他听完浑身发抖,呕吐,血压陡升,从此再没有说过话。 1968年7月他就得了肺炎。医疗组接到的通知是:要尽力治好,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1969年4月九大开幕,毛泽东仍是党主席,林彪写进党章做接班人。10月17日,刘少奇只穿一件上衣,没穿裤子鞋袜,裹在被子里,用担架抬上飞机,运到开封。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死去,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江青后来在文革中说,毛泽东"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11月14日零点,遗体送开封火葬场。专案组对火葬场说,烧的是一具烈性传染病尸体,只留两名工人看炉点火。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填写:死者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亡原因,病死。申请人一栏填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签字也是专案组签的。他的子女对父亲是死是活一无所知,三年后才知道。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9—421、425—426、441页;《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1961年5月31日),同书第337页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71、108、110、129、137、144—148、153、164、167、265、300、347—349页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91、117—118页 ——《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961年湖南调查;1962年西楼会议、北戴河会议;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2—113、147—148、154、158、161页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90页;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1970年12月18日),同书第十三册,第173页 ——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56页(西楼会议陈云讲话)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百年潮精粹·伟人印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85—86页(肖伏良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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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主席听闻堂弟被划为“富农”,当他回到韶山老家时,当地干部还不想让堂弟和毛主席见面,毛主席怒道:“是富农又怎么样?他是我的堂弟,他还能害我吗?你们一定要把他找来,” 毛泽连被带到晒谷坪时,头垂得很低,不敢看人。他身上那件旧褂子补丁叠着补丁,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净的泥。毛主席几步走过去,握住他那双满是老茧和裂口的手,很久没松开。 毛主席转身问在场的干部:“你们说说,富农的标准是什么?” 一个公社干部翻开手里的本子,照着念:“主要生活来源依靠剥削,雇用长工,占有较多生产资料……” “好。”毛主席打断他,指着毛泽连,“他家里有几口人?” 毛泽连小声答:“五口。” “几亩田?” “土改分的三亩水田。” “有没有雇工?” “没有。就一头老牛,春耕时跟邻居家换工使。” “牛是自己喂?” “自己割草,冬天喂稻草。” 毛主席又问:“你欠过债没有?” 毛泽连声音更低了:“五六年堂客生大病,借了队上二十块钱抓药,去年才还清。” 毛主席不再问干部,对着毛泽连说:“你抬起头来。”毛泽连慢慢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毛主席看着他,说:“一九二一年,我在长沙组织工人夜校,冬天冷得睡不着,是你走了九十里路,把家里唯一一床厚棉被背给我。你自己盖什么?” 毛泽连嘴唇动了动:“铺了点稻草。” 毛主席点点头,对在场的人说:“一个自己种三亩田、借债看病、去年才还清二十块钱的人,一个把唯一棉被送给别人、自己盖稻草过冬的人,你们告诉我,他富在哪里?” 没人接话。只有远处田里的蛙声一阵一阵传来。 毛主席从灰布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毛泽连,又自己点上一根。他吸了一口,烟雾在六月的热风里散得很快。“成分评议,是为了分清敌我,团结大多数,不是把自家兄弟往外推。”他顿了顿,“今天我做主,毛泽连家的成分,重新评。他不是富农,是贫农。” 公社书记赶紧应下:“我们马上重新核实材料。” 当天晚饭前,新的评议结果就出来了。公社会计翻出毛泽连家历年的工分簿、借据存根和邻居问询记录,确认他家从未雇工,所有收入都来自自家劳动,那笔欠债也确系因病所借。 晚上,毛泽留在毛主席住的老屋里吃饭。桌上就一碗红烧肉,一碟辣椒炒豆豉,一盆丝瓜汤。毛主席把最大一块肉夹到他碗里,说:“哥,吃。”毛泽连捧着碗,手一直在抖,眼泪滴进饭碗里,和着米饭一起扒进嘴里。 第二天清早,毛主席要坐车回长沙。毛泽连天没亮就起了,摘了一篮子顶着露珠的嫩黄瓜,等在路口。毛主席接过篮子,拿起一根,用袖子擦了擦,直接咬了一口。黄瓜清脆,汁水溅出来。他嚼着,对送行的干部们说:“都尝尝,我堂弟自己种的。这样的黄瓜,只有实心实意伺弄土地的人才种得出。” 车子发动时,毛主席从车窗探出身子,朝还站在路边的毛泽连挥了挥手,喊了一句:“哥,保重身体!地好好种!” 车开出去很远,毛泽连还站在原地,手里捏着毛主席塞给他的一包没拆封的香烟。从那以后,韶山冲再没人提过“富农”两个字。毛泽连还是种他的三亩田,喂他的老牛。只是去公社开会时,他能挺直腰杆坐在前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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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前一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点左右,张学良从宴会上赶回西安的公馆,把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叫进客厅。东北军的几个高级将领都坐在屋里。他当着众人下令:明天凌晨去临潼华清池,把住在那里的蒋介石扣起来。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铭九正要退出去,张学良回过头盯着他,又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他用手比了一个鸡蛋大的圈。 张学良这时的官衔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剿的是陕北的红军。他敢在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是因为他剿了一年的陕北中共告诉他,斯大林会扶他。 他这样指望斯大林,因为他手里只剩一支军队,脚下已经没有一寸自己的地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军没有抵抗,退进关内,东北老家丢给了日本;一九三三年又丢了热河;一九三五年,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把留在河北的东北军也调走。从此东北军每月二百万元的军饷,只能向南京要。照他的想法,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 南京要东北军去打红军。部下私下抱怨:“副司令真傻!”“人死了,枪丢了,国民党政府也不给补……都打光了怎么办!”有人把这些话说给张学良听,他有时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 到了西北,先来的是败仗。一九三五年秋天,东北军在陕北的劳山、直罗镇被红军接连吃掉两个师,两个师长阵亡。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枪弹,给两位阵亡师长各发十万元特别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东北军上下都明白,蒋介石派他们剿共,是要他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打光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要另找靠山,新疆的盛世才就是个样子。他几次私下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斯大林:靠苏联撑腰坐稳新疆的盛世才,是他的老部下,苏联扶得了盛世才,也该扶他。斯大林这时最怕日本从东边打苏联,要的是蒋介石领着中国去打日本,不会为张学良拆蒋介石的台;可他也不把话说死,只让人捎话,叫张学良去和中国共产党联系。他就去了。 这时的中共也走投无路。红军长征到陕北,剩下几万人,四面是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马家军,陕北地瘠人穷,养不活这支队伍。围剿他们的主帅自己找上门来,毛泽东求之不得。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共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到了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他自己带着密码,借军长王以哲的电台,在洋蜡烛底下译电,往陕北发报。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再去洛川的李克农下了谈判训令,头一条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十八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谈定一个口头谅解,里面有一句:“红军过路应予通行”。 这时红军主力已经从陕北渡过黄河,到山西去弄粮食和兵。红军在山西打土豪,也向县城要钱,彭雪枫打电话给浮山县县长,“要他交出5万元款子,否则就派兵攻打县城”。阎锡山向南京告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匪主力过河既已明了……则我军应速向北推进,封锁黄河西岸各渡口。此机万不可失。”张学良回电推说陕甘边区“股匪极为活跃”,要“先行肃清”。蒋介石再三催,他不动。 三月五日凌晨,张学良自己开着飞机到洛川,见了李克农。中共让李克农备好一套话,预备张学良替蒋介石说话时驳他,几乎没用上。张学良只催着要尽快见中共的领导人,还请中共替他介绍代表去苏联。 四月九日晚上,周恩来被张学良派去的人接进延安城,两人在城里的天主堂从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张学良说,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周恩来会后给中央的报告里,记下了他那一夜问的事: “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 周恩来请他到时候放红军渡回黄河西岸,再接济红军弹药。张学良都答应了。两边谈定了停战、通商、互派代表,“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跟周恩来同去的戴镜元记得,张学良“先拿出二万银元,说是他私人的钱,用以支持红军抗日。会谈后,他又送给我们二十万元法币。”周恩来报告中央:“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张学良也有自己的算盘:他想让红军留在黄河东边和中央军拼,自己好扩大地盘。 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头一句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又说:“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刘鼎临走,周恩来交代他:“你带报务员去建立秘密电台,密码由你自己掌握”。张学良在洛川见到刘鼎,握着他的手说:“好呀,你再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又对他说,延安那一夜,“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最后说: “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几天后,张学良亲自开飞机带刘鼎回西安,让刘鼎坐到驾驶座上,绕道黄河上空。刘鼎住进张公馆的东楼,对外是张学良的随从军官。他在东楼地下室装了一个小电台,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的来往电报,从此都从这间地下室进出。 五月初,红军在山西站不住了,带着钱粮,押着近万山西壮丁,分批渡回黄河西岸。西岸是东北军的防区,红军西渡没有受到东北军阻碍。五月十二日夜里,周恩来又和张学良谈了一次,张学良答应给红军七九子弹十万发;六月一日,其中六万发送到了延安。 这年夏天,中共长征以来和莫斯科断掉的电讯,借张学良剿总的电台接上了。李克农后来说:“张学良部队还给我们送电台、送药品过来。”线一接通,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钱,理由是东北军的军饷“全部靠南京拨款”,一旦起事就会断,问能否“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 六月底,刘鼎给中央发电报,电报里的“日”是张学良的代号: “日要求入我党耳,求专人训练。” 七月二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把这件事报告莫斯科。电报说东北军“虽附属于蒋介石,并未给他地盘,且在待遇上歧视他”,又说“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到了最后决斗的时期”;对张学良入党,写的是:“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八月九日,毛泽东等人给张学良的信里已经叫他“同志”,说“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 八月十五日,莫斯科回电。电报说,叫他们特别不安的,是“你们关于甚至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说法”,“只有那些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工人、农民和学生才能加入党的队伍”;同张学良的接触必须保持,“利用这种接触在张学良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 这封回电,毛泽东瞒住了张学良。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从,一面告诉张学良,入党的申请批准了,往来的密信里照旧叫他同志;还说苏联已经在新疆备好了大批军火,等红军去取,请他配合打通道路。张学良信了,以为是斯大林接纳了他。早在七月里,他已经和周恩来商定了一个西北大计划:打通苏联,割据西北,成立西北国防政府。计划里要打的是中央军和宁夏青海的马家军,华北的日军不在里面。计划成了,他就有了西北这块地盘,背后靠着苏联。中共也指望它救命:八月二十五日给莫斯科的电报说,红军财政粮食已经十分困难,联不成东北军反蒋,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就只好放弃陕北。 钱也一直从他这里出。八月,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汉年报告:“我们借钱,立刻应许,已交五万元(存刘处)”。十月,叶剑英到了西安,说红军经费困难已极,冬衣更难,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借三十万元。张学良一口答应,只说西安一下只能办到五万元,其余二十五万元到上海去想办法;棉衣给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入冬以后,中共给莫斯科的电报叫苦:“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这时中共向张学良借的钱已经有六十万元;十一月下旬,又从他那里借了十万元。 十一月底,德国和日本签了反共协定,矛头对着苏联。斯大林更要蒋介石领着中国抗日,严令中共放弃反蒋,拥护蒋介石。毛泽东不理会这道命令,反倒派周恩来去和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请到西安来,扣下。张学良几次打电报请,又亲自到洛阳去请蒋介石来西安,给将士们训话。 蒋介石这边,红军已经被压在陕北一角,他要趁这时一举剿灭。十二月四日,他住进临潼华清池,召见张学良和西北军的杨虎城,给了两条路: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开上前线剿共;不然,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陕甘交给中央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十七路军三万来人,全靠陕西这块老地盘,调去安徽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身边多年埋着中共党员,妻子谢葆真也是党员。七日,张学良当面求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说,剿共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动手。张学良发电报到陕北,要中共的叶剑英回西安一起策划。毛泽东回电说叶剑英已经上路,其实没有让他动身。 十一日夜里,张学良对将领们说,蒋拍着桌子骂他:“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一位军长问:“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说: “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孙铭九出门的时候,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旁边对他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十二日凌晨,卫队营的卡车冲到华清池门口,门卫开枪拦,被打倒,枪声和喊声混成一团。孙铭九一路趴着往前爬,摸进蒋介石住的五间厅,人已经不在了。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是热的。朦胧的曙色里,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乱摆在桌上。一个卫士跑来报告:“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蒋介石的亲信蒋孝先从西安往这边赶,在公路上被截住,枪毙了。 天色快要全亮的时候,卫队营满山搜。一个叫陈思孝的班长在前面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他们先前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搜过去,洞里蜷着一个人。士兵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蒋介石钻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光着两只脚,上身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一条白色睡裤,浑身是土,冻得发抖。他抬头看了孙铭九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上午,蒋介石被押进西安城的新城大楼,一言不发,送来的大衣不穿,牛奶不喝,只问孙铭九:“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大约半个钟头后,张学良穿着一件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得意,对他微微欠身: “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 蒋介石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孙铭九退出门,就听见两个人在屋里吵了起来,声音很高。 同一天将近中午,陕北保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中共的领导人围着读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张国焘也在场。有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朱德抢先说:“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指的是蒋介石和他的随员。毛泽东一直在那里狂笑,接着说: “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张、杨,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张国焘记得,当天发给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说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拟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决裂。他给张学良起草复电,尊他为全国抗日领袖,夸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说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朱德要毛泽东明明白白叫张学良杀蒋,毛泽东笑着说,他已经着力暗示了,“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他对张国焘解释过,电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 十三日晚上,莫斯科的电报到了,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西安事变是日本的阴谋,苏联不会给任何支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能领导抗日的只有蒋介石,中共要促成和平解决。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说斯大林当时对他讲,张学良分量不够。窑洞里,毛泽东踱来踱去,急躁地说: “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周恩来坐着张学良派去的飞机到了西安。张学良见面就问:莫斯科有没有电报?对西安的事是什么态度?周恩来告诉他,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当场发了火,觉得自己被共产党卖了:从前他们一直说苏联会帮忙,现在他骑在虎背上,他们临阵抽腿。周恩来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中共一定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 宋子文、宋美龄先后飞来西安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带去斯大林的许诺:把蒋介石的长子、扣在苏联多年的蒋经国放回来。蒋介石的态度一下子变了,答应停止剿共,事变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场。毛泽东想借张学良的手除掉蒋介石,没有做成;被围在陕北、眼看要被剿灭的红军,倒因此活了下来。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着蒋介石夫妇和宋子文飞离西安。孙铭九后来记得,他临走前说过,三天以内就回来。飞机上,蒋介石对他说: “你闯下了这样大祸,如果这时去南京,南京方面众怒难犯,定要杀你,你去不得的。” 张学良说:“应该杀我,我是有罪的人。” 很多年以后,他说起这一趟:“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急电到了保安。张国焘记得,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断断续续地说,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 “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 他接连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亲信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和张、杨断绝明显的来往,还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 二十六日中午,蒋介石的飞机落在南京,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机场,军乐、爆竹,人山人海。下午两点左右,张学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飞机落在城外一个军用机场,没有欢迎的人,只有宪兵和特务。宋子文和军统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车,送进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两天前的晚上,戴笠已经把话交代给手下:“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他让特务队长刘乙光挑十几个机灵可靠、仪表好的人,都穿蓝色中山服,佩二号左轮,去看守张学良。 也是这一天,保安的中共中央听说蒋介石已经由张学良送回南京,立即把中央机关往延安搬。张国焘记得,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大家心胸都大为开朗。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法会审,张学良在庭上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他没有把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反倒替中共开脱。判决是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国民政府特赦了他,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他被扣以后,军需账上查明,前后接济红军的钱有七十六万元。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宣传指示。第一条说,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第二条说,本党“对于张、杨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第三条说: “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 西安城里,张学良没有回来。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杨虎城把身边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南汉宸把这些话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让他回去告诉杨先生:“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东北军里,主和的将领要服从南京,少壮军官要接着和中央军打。周恩来没有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向蒋介石保证不再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红军改换番号,反倒照毛泽东的盘算,鼓动孙铭九这班少壮军官去打: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打起来,红军好坐收渔利。二月二日早上,孙铭九他们开会,决定杀主和派的头领王以哲。奉命带兵去的连长于肇中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一排兵坐卡车到王家的胡同口,排成队唱着歌从门口过,走到一半突然散开,缴了门口警卫的枪,冲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传令的营长商同昌随后赶到,看见院子里绑着一个女人,是王以哲的太太。他叫人松绑,让她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收殓起来。她哭着说: “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东北军的将领们一致要求惩办孙铭九。孙铭九跑去向周恩来跪下磕头,求他帮忙,周恩来派人把他送进红军的地盘暂避。东北军随后被拆散东调,从此不复存在。 红军保住了自己的队伍和地盘,换了个番号,每月从国民政府领二三十万元的军饷。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写道,八年剿匪之功,本来预计两个星期、至多一个月就能完成,几乎全毁于一旦。 张学良这一管束就是十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关在重庆松林坡,军统的张严佛来报告他: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从白市驿机场起飞,直飞南京。他信以为真,很高兴。当晚给他饯行,军统的毛人凤端起酒杯对他说,委员长来电,情况有些变化,不去南京了。张学良瞪着眼问,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掌拍在桌上。赵一荻忙拉住他,递给他一条湿毛巾。他呆坐了一会儿,闷声问什么时候走。看守他的仍是那个特务队长刘乙光,站起来开口:“报告副座……”他打断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第二天早上,赵一荻挽着他的胳膊上了飞机。他被关进新竹五峰乡的深山,在那里写过一首诗: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杨虎城后来被撤了职,打发出国考察,到了莫斯科,向斯大林要军火要钱,说回国要再发动一次兵变。斯大林转手把这些话通报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底,杨虎城被宋子文的电报诱回国,随即被扣,从此再没有出来。他的妻子谢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特务把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带到重庆松林坡,说请他们暂住两天,等委员长接见。杨拯中走在前面,怀里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进门,埋伏在屋里的特务拿匕首扎了进去,血喷在骨灰盒上。杨虎城往前赶了几步,刀已经刺进他的胸口。第二天凌晨,他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贵也被杀了。命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台北给张学良办九十岁寿宴,他刚刚恢复人身自由。墙上挂着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发来的贺电: “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 这是五十四年来,他头一次当众答谢关心他的人。他站起来说: “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 他说过:“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晚年说到西安事变,他把事全揽到自己身上:“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只是同意。 后来他住到夏威夷。中共多次托人请他回大陆看看,他都推掉了。他对张家的后人交代,西安就不要再去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张学良死在檀香山。从西安事变到九十岁恢复自由,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着过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998年版,第330—335、342、347—348页;孙铭九《临潼扣蒋》,收入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7—223页,另孙铭九、商同昌回忆见第481、494、506—507页,高崇民《西安事变回忆》见第67—69页,戴镜元回忆见第52—53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8、59、61、63、76、82—83、85、105—107、121—122、171、196、249、256—257页(李克农、周恩来、刘鼎、张闻天、潘汉年电报和报告,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均转引自此书);《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6、242、244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7—28、82页;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4—375页(蒋介石、张学良往来电报转引自此书);百年潮杂志社编《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转变:纪念西安事变及和平解决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李克农谈话);侯金卓《红军东征中党的“扩红、筹款、赤化”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2页 ——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下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第524、562、611、687—689、708—710、720—723、930—932、947、1063—1068、1194、1202、1206页;台湾档案管理局《幽禁岁月:张学良在台湾的后半生》,2016年;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小萝卜头的故事》 ——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收入《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杨奎松《1920—1940年代莫斯科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概述》,《二十一世纪》2004年6月号,第44—45页;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注释索引卷,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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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男友孙哥(二) 为什么要他这样叫。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想要一种不一样的关系。不是粉丝和偶像,不是金主和女明星,不是任何一种我经历过的。 也许只是因为,我妈叫田心爱。我想让一个人叫我的时候,带着我妈名字里的那个意思。 也许什么原因都没有。 特纳里费的丽兹卡尔顿,落地窗对着大西洋。我睡觉不能有光。一丝都不行。 这是从小的毛病。拍戏的时候,剧组给我的房间永远要额外处理。有时候是遮光帘,有时候是黑色垃圾袋,有时候是胶带。 他的助理用黑胶带把整个房间封起来。窗框、空调指示灯、插座的小绿点,全部贴死。每天要重贴,因为下午玻璃太烫,胶带会掉。 两个女孩负责这件事。她们试出来早上贴最牢。 我知道她们叫什么。一个叫小林,一个叫阿雯。 他不知道。 泰德公园的公路边,我们停下来看日落。助理搬了玫瑰花,开了香槟。云海很美。 我说,不过不如青海德令哈的日落。 我说完才想起来,他是青海人。 他没有说话。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故意的。也许是。也许我想看他听到家乡名字时的反应。他没有反应。或者说,他的反应是没有反应。 这个人很奇怪。他可以为我包下一整层酒店、一整架飞机、一整个电影院,但他不会因为一个地名而动容。 夜里我们在山顶看星星。零下十五度,穿着棉袄还是冷。 我说,许个愿吧。 他问我许了什么。 我没告诉他。 我许的是:让我知道,他是真的喜欢我,还是喜欢2007年那张照片。 我说要彩礼。三千万,人民币。打给我爸景国庆,我妈田心爱。 他说好。 他说好的时候,我在看他的眼睛。我想从里面找到一丝犹豫。 没有。 转完以后,我妈回了两个字:收到。 我把手机递给他看。他看了一眼,没说什么。 有一次我问他,你知道我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在想什么吗。 他说什么。 我说,我在想,你会不会有一次说不。 他说不会。 我说,那就没意思了。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认真的。 一个永远说好的人,你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你不知道他是爱你,还是爱“说好”这件事本身。一个从不拒绝的人,他的每一次答应都是廉价的。 我想找到那条线。 不是为了越过它。是为了知道它在哪里。 知道了,我才能安心。 马尔代夫,索尼娃贾尼。 no news, no shoes。我放心了。 晚上我们交换前任。像两个王朝在核对年号。 他说了几个名字。我说了几个。 有一个人我没提。他也没问。 但我知道他知道。 我背上有一个纹身。面积不小。是那年纹的。 洗不掉。试过一次,太疼了,比纹的时候疼十倍。后来就留着了。 每次他从背后抱我,手一定会碰到那个位置。他从来没有问过那是什么。 我想,他大概早就知道了。 他那份东西——我知道他做了背景调查。四十几页。认识三个月的时候做的。 我不生气。 我也查过他。不过我的方式比较原始:我去翻了他前女友曾颖的社交账号。翻了很多次。 后来她发现了,把访客记录截图发了出来。 这件事后来成了证据。 1月2日,索尼娃贾尼,他向我求婚。 戒指是1月1日早上决定要买的,助理坐水上飞机去马累取的,下午才到。装在酒店信封里。 我打开看了一眼。 我说,钻戒太小了。 我说完就后悔了。不是因为我不在意大小——我在意。是因为我看到他的表情变了一下。很快,不到一秒,就恢复了。 我说,没事,以后补个大的。 他笑了。 那天晚上我问他,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他说因为我喜欢你。 我说,那你以前对别人也这样吗。 他说没有。 我信。也不信。 一个等了十八年的人,他喜欢的到底是你,还是等待本身?当等待结束,他还剩下什么? 有一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天还没亮。 我坐在露台上,对着海。整个海是黑的。 我在算日子。 算什么日子——算我的卵巢还剩多少时间。算促排的窗口期。算如果要代孕,最晚什么时候必须开始。 我三十七岁了。 AMH 值每年都在降。医生说过,再拖下去,可能连取都取不出来。 他出来了,问我怎么起这么早。 我说,你回去睡吧。 他在我旁边坐了一会儿。不知道说什么。后来他回去了。 我继续算。 北京。抽血。 月经周期第二天,早上六点出门。冬天,天还没亮。 空腹。八管血。 激素六项、B 超、AMH。 我一个人去的。 不是没人陪。是我不想让人陪。医院的走廊里全是女人,有的挺着肚子,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和我一样,空着手,空着肚子,等着叫号。 没有人认出我。我戴着口罩和帽子。 抽完血出来,外面天亮了。我在医院门口站了一会儿,想找个地方吃早饭。空腹太久,有点晕。 后来我在一家麦当劳吃了一个麦满分。 那些检查的费用,走的是他助理的月度汇总。几千块。他大概批得很快,不会看明细。 我没有告诉他我在做这些。不是隐瞒。是觉得没必要。这是我的身体,我的卵子,我的时间窗口。他只需要在最后出现就行了。 去洛杉矶之前,他说要在香港买房。 他发了十几套给我看。都是助理挑的。视频里有一套在半山,能看见维港。 我都不喜欢。 不是房子不好。是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房子。我在北京有房,上海有房,但没有一套是我自己选的。从小到大,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别人替我做的。 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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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唐山地震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病重,工作人员把他从住处抬了出来,他似乎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一月周恩来去世,四月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被撤了职,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全国正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天中共中央给灾区发慰问电,电报说,相信灾区人民"一定会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号召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和解放军"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第一篇地震新闻,标题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灾情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死亡人数三年以后才公布,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 地震的消息,外国政府当天就得到了。七月二十八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盖茨向华盛顿报告,在中国的美国人都安然无恙,他已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希望得到的任何援助。白宫新闻处同一天给记者准备的答问稿写着,国务院正在给盖茨拟指示,让他向中方提出,美国愿意提供中方认为合适的任何援助。七月二十九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从日内瓦给华国锋总理发电报,说联合国准备帮助灾区人民克服这场自然灾害。同一天,英国下院开会,前首相希思提出紧急质询,问政府是不是准备向中国提供医疗物资和设备。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回答,政府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驻北京大使馆头一天已奉命去问中国当局需要什么援助,比如紧急物资和医药用品。议员丘吉尔,就是二战首相丘吉尔的孙子,建议派一架大力神运输机送医疗队和药品过去,还可以派一支皇家工兵部队去帮助恢复供水。克罗斯兰说这些建议都可以考虑,但要先等中国政府的答复,他还说,过去发生这类灾害的时候,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向是非常自足的,不希望西方大张旗鼓地提供援助。 七月三十日,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中国大地震,日本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内阁通过了。外务省当天动手准备药品、衣物、帐篷,宫泽指示驻华大使小川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作好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以色列总理拉宾地震后也给华国锋发了慰问电,电报里提出愿意提供医疗和其他援助。 也是七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答复了日本大使馆。日本共同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对日本大使馆说,中国谢绝外国因华北东部地震而提供的任何援助;外交部告诉日本大使,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震救灾,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拉宾的电报在八月初被退回,附了一张便条,说北京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不能接受这份电报。八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说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和救灾物资源源运往灾区,"体现了我国人民自力更生的伟大力量和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说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把这篇社论散发给各国代表,以此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援助。八月十八日,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在华盛顿见基辛格。基辛格说,美国已经对地震表示过同情,对中国自力更生的处理办法也表示过赞同,在今天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态度。黄镇答,地震很严重,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已经学会了克服大的困难。 地震当天,唐山机场卫生队的军医邵俊兰、汪雅莲把战备药箱全搬了出来,给伤员清创、固定、打强心针,急救药很快就紧张了,伤员越来越多,机场的各个角落都躺着人。开始手头还有强心针和绷带,后来只剩下红汞和四环素。有个八九岁的男孩哭着喊:"阿姨!快救救我的哥哥吧,我的爸妈全没了,只有我哥了,你们救救他吧……"他旁边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满口吐血,胸前一片殷红,一看就是内脏砸坏了,正在内出血。军医后来回忆:"可我们别说没有手术设备,就连止血药也已用完。孩子休克了,没法子,急慌了,给他掐'人中'。明明知道不管用,还是拚命地掐呀、掐呀,直到孩子的脑袋耷拉下来,身体越来越凉……"对尿闭的伤员没有导尿管,对骨折的人没有夹板,清创没有麻药。一个七岁的孩子头皮掀开一大块,里面全是沙子,只能用盐水冲、用刷子刷。当天晚上,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机场搭起三个手术台,机场连自来水都没有,护士用煮沸的游泳池水消毒器械,医生在汽灯下开颅剖腹,没有血浆,伤员一个个在手术台上死去。手术帐篷外面有一个土坑,里面堆满截下来的胳膊和大腿。就在这几天,英国大使馆奉命去问中国需要什么援助,日本外务省在准备药品、衣物和帐篷,丘吉尔建议的医疗队、药品和工兵,英国政府说要先等中国政府的答复。 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刘贞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说:"伤员得向外转送!这样做手术,几个月也做不完!"七月三十日,国务院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十一个省市转运,到八月二十五日,一共运出去十万零二百六十三人。救人的部队是赤手空拳进去的,没有带大型机械,用小锯条一根一根锯钢筋,把预制板一小块一小块分解开。到八月七日以后,救灾部队才陆续配发吊车、电锯、凿岩机、电焊切割机。埋尸体的士兵在最初几天没有任何防护,八月一日以后才开始运到防护用品。 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云南通海七点八级地震,死了一万五千多人。几个国家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愿意援助,周恩来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需要。我们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一月九日,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按周恩来"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的批示,打电话要求灾区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公粮照样上缴。全国各地送到灾区的,是十几万册《毛主席语录》、几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和十几万封慰问信。灾民在无粮、无水、无药、无衣的寒冬里大批死去,军队和军车把尸体运到山沟里掩埋。通海地震的死亡数字到二〇〇〇年三十周年纪念会上才公布。一九七五年八月河南板桥等水库垮坝,洪水淹死十万人,水退以后政府见死不救,又有十四万人死在无粮、无水、无药、无处安身的绝境中。这两次灾难,当局都封锁了消息。 一九七六年夏天,毛泽东病重,中共政治局正忙着一场权力斗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抓着批邓不放,邓小平的罪状之一是搞经济规划引进太多外国技术,不讲自力更生。拒绝外援的决定是这个政治局作出的,对外由外交部七月三十日答复日本大使馆,对联合国由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社论,对灾区由率领中央慰问团的中央领导人在帐篷里讲出来,理由都是一个:自力更生。抗震救灾一开始就被放进批邓这场运动。七月二十八日的慰问电已经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深入批邓 抗震救灾》说:"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暂时的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社论接着说:"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我们要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八月号《红旗》杂志短评《人定胜天》写道,地震造成了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困难和一切'乱子'一样,具有二重性"。九月一日,华国锋在北京的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上讲话,会场的巨幅标语是"深入批邓,夺取抗震救灾的新胜利!"第二天的社论要求"批判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历史学者雷颐后来把那年的救灾纲领归纳成一句话:"以批邓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要以"抗震救灾"来证明自力更生。按这个纲领,救灾要证明的是自力更生能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谢绝外援的那几天,华国锋还处理了外交部的另一件事,讲的也是国家尊严。七月三十日,北京传来还要有一次更大余震的消息,外交部长乔冠华安排各国使馆人员疏散,余震没有来,第二天华国锋打电话斥责外交部擅自行动,说这是惊慌失措,没有纪律,损害了国家尊严。两天以后外交部开始天天批判乔冠华的"严重错误"。同一天,中央慰问团的三个分团到了唐山、天津、北京,华国锋当总团长,八月初到唐山,去了开滦煤矿和唐山钢铁公司。 接受外援,外国的医疗队和救援人员就可能进灾区,死了多少人、灾区是什么样子,他们会看见,也会说出去,而这些正是当局要瞒的。地震后的几个星期里,中国报纸没有公布过一个伤亡数字,唐山的日本、法国、丹麦游客说那里被夷为平地,《纽约时报》八月二十一日写道,北京到底为什么不愿让民众知晓灾难的真实程度,是一个谜。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公室一九七七年五月的报告里,唐山地震那一段记的是:中国没有提出国际援助的请求,也没有给出官方的伤亡数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全国地震会商会议在大连开会,最后一天向到会专家通报了唐山的死亡人数。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写了一条稿子,送大会秘书长审。秘书长问他:"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徐学江说一定要今天发,又补了一句,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不是人为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秘书长签了字。 迟浩田那时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多年以后他对钱钢讲起"拒援"这件事:"那是我们的失策啊。"又说:"但那时我们谁意识到了呢?当时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在我们的帐篷里,他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我们当时听了很激动,鼓掌,流泪,也跟着那么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都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的援助么!" ——钱钢《唐山大地震》(特别增订本),中华书局(香港),2008年,第66—68、72—75、83、173、186—190页 ——《人民日报》1976年7月29日第1版(中共中央慰问电);8月2日第1版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8月5日第1版(中央慰问团报道);8月11日第1版社论《深入批邓 抗震救灾》;9月2日第1、2版;1979年11月23日第4版 ——英国下院议事录,1976年7月29日,"China (Earthquake)",vol. 916, cc. 873–875 ——白宫新闻秘书尼森档案,"Chinese Earthquake",1976年7月28日,福特总统图书馆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6年第18卷,第152号文件,基辛格与黄镇谈话备忘录,1976年8月18日 ——犹太电讯社,"Peking Rejects Israeli Offer to Aid Chinese Earthquake Victims",1976年8月6日 ——联合国秘书长报告 A/32/64,1977年5月12日,第33段 ——雷颐《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第7—8页(《红旗》短评、救灾纲领、迟浩田回忆转引) ——徐学江《"迟到新闻":唐山地震死亡人数的报道背后》,新华网,2006年7月28日 ——包德甫《唐山大地震之后,中国为何拒绝接受国际援助》,《纽约时报》1976年8月21日(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译文) ——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M.E. Sharpe, 2007, pp. 521–522(乔冠华事件、毛泽东震时状况) ——1970年通海地震周恩来批示及云南省革委会电话指示,据通海地震相关研究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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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3.23上海市工人对《571工程纪要》的反映(绝密) 按: 报告第二段开头描述上海工人听到571工程纪要后的第一反映,就犹如“热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这说得很形象,也很准确。即便人们早已知道林彪一家政变未遂而出逃毙命的事情,但571纪要的内容仍然让人大吃一惊。 571纪要中的很多话 切中时弊,反而是当局强词夺理的强行批判令人啼笑皆非。比如纪要中说“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而上海有些青工原来也对工资低想不通,但大批判的结论是“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有利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备战备荒,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明明是没有本钱给工人发工资,却厚着脸皮说“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可笑之极。 当局对于难以完全驳倒571纪要并非没有预期,“有这祥那样的担心,在组织传达讨论工作上,主观主义地设想了不少框框”,所以就避难就易,重形式而轻内容,走走过场而已。具体表现包括: 由于时间比较短,《“571工程”纪要》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一些“尖端”问题,很多单位还没有很好批。有些问题虽然批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还不够。 约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由于领导上抓的不得力,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学习和批判有点深不下去。 有的满足于“开会不缺席,发言不冷场,声讨会上有气氛,传达以来很平稳”;有的认为“集中搞十天、半月过去了,计划会议传达了,工资调整快要开始了,批判‘571’可以告一段落了”。 ~~~~~~~~~~~~~~~~~~~~~~~~ 沪革工交[1972]第094号 绝 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报告) 关于在工人群众中 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情况报告 中共上海市委: 工交系统在工人群众中传达讨论中央[1972]四号文件,批判《“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已经半个多月了。 林贼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文件,一经和上海工人阶级见面,犹如“热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立刻激起广大工人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遭到迎头痛击。在头几天的声讨批判会上,许多工人同志气得浑身发抖,火冒三丈,抢着发言。他们说,听到林贼这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好比“刀割我的肉,针刺我的心”,真恨不得咬他几口。上海火柴厂老工人、共产党员张瑞娣同志,由于极度气愤,在高呼“打倒林贼”口号后,气得当场昏了过去。广大工人对林贼越恨,对毛主席越亲。物资局日晖港供应站老工人李丛润在批判会上激动地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泥不生根,如果没有毛主席,那有劳动人民得翻身,林贼反对毛主席,我们工人豁出老命也要和他拼!”林贼《“571工程”纪要》中散布的那些反革命的谎言和谬论,逃不出广大工人的“火眼金睛”。有的说:“我们虽然文化低,识字不多,但道理能懂,是非能辨。”有的说:“什么叫失业,什么叫剥削,我们最有发言权;那个制度好,那个制度坏,我们心里有本账。”在上海港第四装卸区工人举行的一次批判会上,大家愤怒地说,林贼抛出这个黑纲领,为的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我们再回到“臭苦力”的地位,让“钱守维”重新上台。这时,全体码头工人异口同声的高呼:“我们坚决不答应!”现在,工交系统各单位,在车间,在班组,到处摆开了大批判的战场,林贼《“571工程”纪要》这棵大毒草好比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大批判推动了大学习,广大工人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他们说:打狼要有棒,打虎要有枪,要批深批透林贼这个黑纲领,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大学习、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正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在这次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中,各单位普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并以此统帅整个学习和批林斗争。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开展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总纲,其中关于反面教员作用的问题、关于秦始皇的问题和关于反共的右派政变问题的论述,对林贼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谬论是最有力的驳斥,对我们是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上海钟表理化厂、梅林罐头食品厂、上钢五厂等单位的同志,逐字逐句地讨论,领会毛主席这些教导的历史背景、精神实质和现实意义,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他们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秦始皇问题的一段论述时,开始不少同志不太理解,后来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论述,学习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关于不应当割断历史的教导,又学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中评价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的还看了有关秦始皇的史料,再对毛主席的这段教导逐字逐句地进行讨论,逐步加深了理解。大家从“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认识到要用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从“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认识到无产阶级为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实行独裁,必须以百倍的力量,回击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以“十倍的努力”进行的复辞行动;从“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认清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与历史上一切反革命专政的根本区别,秦始皇虽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相比,犹如彼得大帝比之列宁一样只是沧海中之一粟。经过这样反复学习,并把学习同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对毛主席指示的基本观点学得深,记得牢,对“571”反革命纲领的实质看得清,要害抓得住。工人们说:不管林贼三十六变,七十二变,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就能识破它的反革命原形,把它批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 广大工人群众听了“571”反革命纲领传达后,纷纷以亲身的经历,列举了大量的事实,痛斥林贼一伙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污蔑和攻击。有的以全国、本市、本厂生产建设方面的巨大发展,痛斥林賊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论”;有的以自己子女在农村的茁壮成长,痛斥林贼的“变相劳改论”;有的以令人和家庭在新旧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痛斥林贼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论”;有的以自己或亲人在五·七干校受到的锻炼和教育,痛斥林贼的“变相失业论”。在批判中,很多单位注意把摆事实同讲道理结合起来,把戳穿林贼一伙的无耻谎言同揭露其罪恶的政治目的结合起来,开展“三对比”(新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林贼的修正主义路线),“忆四史”(家史、厂史、党和国家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把回忆对比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许多钢铁工人对比我国解放前后的钢产量,对比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钢铁增长速度,对比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钢铁生产飞跃发展与在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钢铁生产“十年徘徊”的两种结果,既驳斥了林贼“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谬论,又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沪江机械厂、上海色织二厂等单位有些青工原来对工资低想不大通,通过回顾家庭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看我国分配制度和政策的优越性;回顾本厂生产面貌的变化,看增加社会主义积累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回顾我国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看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必要性;回顾苏联变修的教训,看工资高低悬殊的危害性,从而认识到: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有利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备战备荒,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经过这样讨论,不仅比了苦与甜,而且分清了纲和线。 在这次传达讨论中,许多单位对《“571工程”纪要》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尖端”问题,也不是回避它,而是认真地进行研究和批判。上无二厂、建工局五0一工程队等单位,工人同志在研究、批判这些“尖端”问题时,先弄清楚每一条谬论的含意,再揭露其攻击的实质和要害,把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同林贼一伙的黑话相对照,把我党几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同林贼一伙的无耻造谣相对照,理论联系实际,寻根究底,批深批透。他们的体会是:打蛇打七寸,批林批要害,尖端批得好,教育受得深,大毒草可以变为好肥料。 这一段广大群众学习中央文件、批判“571”反革命纲领的实践,使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了深刻教育。原来有些同志对中央决定将《“571工程”纪要》发给全国人民来批判的重大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有这祥那样的担心,在组织传达讨论工作上,主观主义地设想了不少框框。通过反复学习中央四号文件和讨论市委负责同志讲话精神,认识逐步提高。重机公司、钟表公司、一织公司等系统的有些同志都深有体会地说,林贼的《“571工程”纪要》,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应当抓紧这个极好时机,组织群众认真研究,深入批判,增强对反革命毒素的免疫力,提高对一切政治骗子的识别力,在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长城,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意义是极其深远的。从这个认识出发,许多单位都提出:搞好这次大学习、大批判,出发点要放在对广大群众进行—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着眼点要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立足点要放在搞好班组。上海照相机二厂开始规定先讨论什么,后讨论什么,工人不赞成这样傲,要求先开声讨会,让他们出气解恨。这对厂领导教育很大,于是因势利导,从全厂到车间,从车间至班组,掀起了一个万跑齐轰、声讨林贼的热潮。在组织批判活动时,他们提倡人人准备,个个口诛,不强调写稿子,工人反映很好。有个老工人说为了发言,我事先准备了整整一天,虽然在批判大会上只讲了几句,但对林贼的仇恨在我心里扎得更深了。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面教材的作用,通过批判,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关键在于领导,而领导又在于指导思想是否明确。是从防修反修的长远战略目标着眼,还是就事论事只搞十天、半月;是充分相信群众,放手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还是怕这怕那,用一些条条框框去束缚群众;是注重实际效果,还是满足于“表面文章”,这实际上是对待这场严肃的斗争的根本态度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半个月来,工交系统广大工人学习中央四号文件、批判“571”反革命纲领的形势很好,发展健康,目前正在继续深入,但是发展很不平衡。由于时间比较短,《“571工程”纪要》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一些“尖端”问题,很多单位还没有很好批。有些问题虽然批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还不够。还有约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由于领导上抓的不得力,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学习和批判有点深不下去。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部分干部中出现了自满、松劲思想。有的满足于“开会不缺席,发言不冷场,声讨会上有气氛,传达以来很平稳”;有的认为“集中搞十天、半月过去了,计划会议传达了,工资调整快要开始了,批判‘571’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这些问题不很好解决,就有走过场的危险。 目前,中央[1972]十二号文件已经下达。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问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是我们深入批判“571”反革命纲领新的有力武器。各单位正在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并且和学习中央四号文件结合起来,把对《“571工程”纪要》的革命大批判持续地开展下去,在这场斗争中,既要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又要加强领导,注意发挥骨干的作用。对部分群众中暴露出来的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坚持正面教育,在批林这个大方向下,通过学习讨论求得解决。认真总结经验,抓先进典型,抓薄弱环节,不断把学习和批判引向深入。当前工作多,任务重,学习和批判活动的时间虽然不能象前一段那样集中,但是批林斗争仍然是头一位的大事。一定要遵照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以批林斗争为纲,化毒草为肥料,化义愤为力量,推动其他各项工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出处:上海市档案馆B246-1-431 ---发帖者:陈闯创@1957spirit 来源链接: 中共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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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何去何从:北京会在什么时候认为“不能再等”? ---从台湾世代变化、芯片产业、中美军力和2035窗口谈起 讨论台湾问题时,人们往往喜欢寻找一个年份。 有人说2027,因为那是解放军建军百年节点;有人说2049,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还有人认为根本不会打,两岸会无限期维持现状。 我越来越觉得,这三种说法都把问题简单化了。 真正决定台湾问题何时进入终局的,未必是哪一年写在日历上,而是北京什么时候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待,已经不会让统一变得更容易。 如果这个判断始终没有出现,两岸完全可能继续拖下去。 但如果中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条件已经成熟,而台湾社会又越来越明确地把“永久维持分治”当成最终状态,那么北京的决策逻辑就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从今天能够看到的趋势出发,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2027,而是2035年前后。 一、先说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却不等于越来越支持法理独立 台湾最明显的长期变化,不是哪一个政党支持率高了几个百分点,而是身份认同。 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几十年的长期调查非常清楚地显示,单一“台湾人认同”长期上升,而单一“中国人认同”已经降到很低;在统独选择上,各种形式的“维持现状”长期占据主体。 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年轻人的主流政治心理,很可能既不是传统国民党的“中国统一”,也不是早期独派意义上的“赶快成立台湾共和国”。 更像是: “我是台湾人。” “我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改国号打一场战争。” “现在这样自己选总统、自己治理自己,最好一直维持下去。” 这是台湾社会最值得北京重视的变化。 因为从台湾人的主观角度看,这叫“维持现状”。 但从北京的长期国家目标看,如果“维持现状”的真实含义逐渐变成: 2026这样,2046这样,2066还是这样,而且永远不讨论统一, 那它最终就不再是一个临时状态,而接近永久分治。 问题就出在这里。 《反分裂国家法》并没有规定“台湾必须在某年以前统一”,但它明确保留了在“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等情况下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空间。2025年《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时,北京仍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并强调大陆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所以台湾社会越觉得“永久维持现状”是最安全的选择,北京反而越可能在更远的未来产生另一个判断: 如果再等下去,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只会越来越小。 这是两岸今天最大的结构性矛盾。 二、但是,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不代表台湾一定越来越支持民进党 这一点经常被混淆。 2024年总统选举的年龄结构很有代表性。柯文哲在年轻人中明显占优,侯友宜在年轻层严重落后,赖清德则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基础。 这说明台湾年轻人的变化首先是: 传统蓝绿政党认同变弱,台湾身份认同却变强。 一个30岁的台湾人完全可以同时认为: “台湾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一部分。” “我不想统一。” “但我也讨厌民进党。” 所以未来真正可能消失的不是“国民党”这个组织,而是传统国民党的某些政治叙事。 如果国民党想长期活下去,它最终很可能必须进一步台湾化,变成一个主张中华民国框架、反对法理台独、重视两岸交流、但同时明确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控制的台湾中间偏右政党。 民众党或者未来其他第三势力同样可能占据这个空间。 换句话说,台湾未来未必越来越“绿”,却很可能越来越形成一个跨党派的共识: 不主动宣布独立,也不愿接受统一。 这才是北京真正要面对的东西。 三、台湾今天经济很好,但最大的长期危险不是衰退,而是“不再不可替代” 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已经经济不行了,这与现实不符。 2025年台湾实际GDP增长超过8%,2026年在AI、半导体和服务器需求推动下,官方最新预测甚至达到11%左右。台湾2025年出口达到约6400亿美元,美国已经以31%的占比超过中国大陆及香港的26.6%,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所以台湾现在绝不是一个正在经济崩溃的地方。 真正的问题在于另一件事: 台湾目前最重要的战略价值,很大程度建立在它拥有一些大陆和世界短期难以替代的技术与产业。 最典型的当然是先进半导体。 台湾过去几十年很多优势其实已经经历过类似过程。 LCD面板、普通电子制造、部分PCB、LED、太阳能等领域,过去台湾都有很强的领先地位。大陆产业规模扩大以后,并不是台湾突然不会做了,而是大陆也会做,而且很多领域做得更多、更便宜。 台湾于是只能继续往产业链上游跑。 从PC代工跑向晶圆代工,再跑向先进封装、AI服务器、高性能计算。 问题是,这是一场永远不能停下来的比赛。 中国目前已经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约32%,超过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四国之和。 所以长期真正值得问的问题不是: “中芯国际今年是不是已经追平台积电?” 而是: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制造体系、远大于台湾的研发投入、完整产业链和巨大工程师规模的经济体,如果连续二十年把先进半导体国产化当成战略目标,台湾能否永远保持两三代优势? 我认为很难把答案理所当然地设定成“可以”。 如果到2035年前后,大陆在先进逻辑制程、存储、半导体设备、材料、AI芯片等主要领域都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核心需求,那么台湾对大陆最重要的一张经济牌就会明显贬值。 大陆未必需要制裁台湾。 只要自己会做了,台湾原来的稀缺价值自然就下降。 这反而比制裁更加不可逆。 四、台湾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大陆从下面追,美国从上面搬 台湾现在有一个长期容易被忽视的夹击。 大陆不断向高端制造爬升。 与此同时,美国又在主动降低先进半导体过度集中台湾的风险。 2026年美台达成的半导体与投资安排中,台湾半导体及科技企业承诺至少新增2500亿美元美国投资,以加强美国本土先进半导体、能源与AI产业能力。 这当然不会让台湾半导体产业明天消失。 台积电最重要的研发、人才和先进产能目前仍然高度集中台湾。 但长期方向很值得关注: 大陆希望降低“没有台湾芯片就无法正常发展”的风险; 美国也希望降低“台湾出事美国科技产业就瘫痪”的风险。 这意味着台湾过去最重要的“硅盾”,实际上同时受到两边侵蚀。 大陆追赶它。 美国复制它。 台湾仍然可能长期保持富裕、先进和高技术,但存在一种2035至2045年的可能: 台湾从一个全球高度不可替代的科技节点,逐渐变成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富裕,却没有过去那么不可替代的发达经济体。 如果出现这种变化,最大的影响甚至不是台湾人的收入,而是台湾在大国战略计算中的重量。 五、为什么我认为北京最容易做的,反而不是政治工作,而是继续发展经济和扩充军力 两岸和平统一最难解决的,其实一直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互信。 北京可以承诺: 统一以后台湾保持现有生活方式; 保护私人财产; 保持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 台湾可以享受大陆巨大市场。 2022年大陆统一白皮书确实仍然强调这些内容。 问题是台湾人真正担心的是: “今天答应了,三十年以后怎么办?” 这是一种典型的可信承诺问题。 哪怕大陆明天把香港政治制度重新放宽,也未必能让台湾多数人马上接受统一。 因为台湾对统一的拒绝已经不只是制度恐惧,还包含非常深的政治共同体认同。 一个人完全可能认为大陆民主、富裕、自由,却仍然说: “很好,那我们就做关系很好的两个华人社会,为什么一定要合并?” 所以政治互信可能是北京最难解决的问题。 相反,有两件事的结果非常容易验证: 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军事实力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芯片造出来就是造出来。 军舰下水就是下水。 导弹、无人系统、核力量、造船工业和航空工业有没有形成规模,也都是客观能力。 这就产生一个非常现实的战略逻辑: 如果北京认为未来十年自己的综合实力仍然会上升,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天承担战争、制裁、资本外逃和战后重建的巨大成本? 继续投入经济、科技、军工和抗制裁能力,本身就具有更高的期权价值。 最理想的军力从来不是打出去的军力,而是让别人重新计算选择的军力。 六、2035为什么比2027更值得注意 2035不是公开的台湾统一期限。 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但是2035本身确实是中国官方军事现代化的重要节点。中国公开规划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美国国防部最新中国军力报告也仍然把2027、2035和2049作为解放军三个主要现代化节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是2035前后,而不是把2027当成所谓“攻台截止日期”。 到2035年可能同时出现几件事。 第一,中国在第一岛链的常规军事能力与今天相比更加成熟。 第二,中国战略核力量更加完整,美国干涉台海需要考虑的已经不是损失几十架飞机,而是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失控升级的可能。 第三,大陆先进产业对台湾关键技术的依赖进一步下降。 第四,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固化,北京对“台湾民意以后自然转向统一”的期待更低。 第五,美国、日本、台湾也在加速军事建设,因此北京同样不能假设时间永远只对自己有利。 所以2035的特殊意义不是: “到这一年必须打。” 而是: 到这一阶段,北京可能第一次同时具备更成熟的实力,又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继续等待的政治收益在下降。 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才是真正的风险窗口。 七、美国到底会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开战? 这是台湾问题里最容易被情绪化讨论的问题。 支持台湾的一方经常默认美国一定会来。 另一边又经常默认美国绝不会来。 两种判断都缺乏依据。 美国对台湾没有类似美日安保条约那样的自动共同防御义务。美国长期政策本身就是战略模糊。 这意味着美国希望同时达到两个目标: 让北京相信美国可能介入,因此不敢轻易动武; 又不提前把自己锁死,真正发生战争时仍然保留选择。 台湾对美国当然重要。 它位于第一岛链中央,关系日本、菲律宾、西太平洋力量平衡和美国亚洲联盟信誉。 因此把台湾简单说成“美国只关心芯片”同样不准确。 但台湾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是不对称的。 对北京而言,台湾同时涉及: 国家统一、民族历史叙事、中共政治使命、沿海安全、西太平洋军事地理和中美战略竞争。 对华盛顿而言,它主要涉及: 地区力量平衡、亚洲联盟信誉、第一岛链、供应链、经济利益和民主价值。 中国可以认为: “这是我的国家统一问题。” 美国不会认为: “没有台湾美国就不是完整的国家。” 这个差异非常重要。 如果未来中国第一岛链常规军力越来越强,核二次打击能力越来越可靠,而美国又逐渐把先进芯片产能分散出去,华盛顿最终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尖锐: 台湾很重要,但重要到值得美国本土冒核战争风险吗?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美国和整个北约可以提供巨额武器、资金、情报和制裁支持,却始终避免美俄军队直接全面交战。 台湾与乌克兰当然不能机械类比,中国与俄罗斯也不是同一个国家。 但乌克兰战争至少证明了一点: 面对另一个核大国,“支持一个伙伴”与“本国军队亲自参战”是完全不同的决策。 未来中国实力越接近甚至局部超过美国,这个区别只会更加重要。 八、日本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风险比美国更加直接 日本近年来明显把台湾海峡稳定与自身安全联系起来。 日本2025年防卫白皮书继续把中国军事活动称为日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同时反复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从地图看,日本有充分理由担心台湾被大陆控制以后西南诸岛安全环境恶化。 但另一面同样存在。 如果日本真正参加台海战争,就意味着日本与中国发生热战。 这不是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能够概括的事情。 战争意味着冲绳、九州军事基地可能进入攻击范围,中日经济关系断裂,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武大国和世界级工业国。 所以日本同样面临一个悖论: 为了避免未来安全环境恶化,要不要今天承担一场可能直接破坏自身安全的战争? 我认为日本会长期坚持“台海和平关系日本安全”。 但未来日本政府是否愿意把这句话自动兑换成军事参战,则会越来越取决于当时的中美军事力量和日本社会自己的风险判断。 九、经济压力真正可怕的,不只是金融,而是现代工业的“不可替代时间” 过去谈长臂管辖,人们通常想到美国。 美元、银行、保险、金融结算使美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域外制裁能力。 但中国拥有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力量: 实体制造和供应链。 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约32%,在大量工业中间品、电子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加工环节拥有巨大的规模优势。 对于台湾这种高度发达、供应链极其复杂的岛屿经济体,危险之处不是“少买一些中国手机”。 手机可以晚一年换。 真正困难的是工业系统中某一个价值很低,却必须每天供应的零件、材料或中间品突然消失。 现代工业的特点是: 一个几美元的零件可能卡住几万美元的设备。 找到第二家供应商,也不代表第二天就能使用。 可能还需要验证、认证、重新设计生产流程。 所以中国制造业形成的经济影响力不能简单按进口金额计算。 当然,这种工具一旦频繁使用,也会产生强烈反作用,刺激台湾、美日欧不计成本建设替代供应链。 这也是为什么从北京自己的长期利益看,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不断制裁,而是: 中国的市场和产业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别人主动认为脱离中国的成本太高。 威慑的最高状态仍然是不用。 十、台湾相对大陆越来越小,也会改变统一后的政治经济计算 九十年代,两岸经济体量差距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今天台湾已经是一个不到大陆5%经济规模的经济体,而且随着大陆继续增长,这个比例未来还可能下降。 这会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结果。 一方面,北京越来越没有必要为了台湾的财富破坏台湾经济。 未来大陆如果比台湾大几十倍,那么即使给予台湾非常优厚的财政、税收、市场和社会制度安排,对全国来说也只是很小的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人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把台湾的钱拿走”,反而越来越缺乏经济逻辑。 但另一方面,台湾经济占全国越小,也意味着一旦台湾某些政治制度与北京认定的国家安全和中央权威发生冲突,北京为了保护台湾经济而克制自己的动力也会降低。 所以未来统一承诺中: 财产权、企业制度、福利和商业规则可能相对容易保障; 真正最困难的仍然是政治权利。 问题最终还是那几个: 台湾还能不能选出一个北京不喜欢的领导人? 媒体能否主张台湾重新独立? 台湾地方政治与中央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谁拥有最终裁决权?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互信可能永远比经济利益难解决。 十一、所以我为什么把真正的窗口放在2035前后 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交叉。 台湾社会长期来看,统一意愿没有明显上升的理由。 大陆的经济、工业、军力和科技能力却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美国和日本当然也会加强准备,但中国具有本土地理、全球最大制造业体系和军力集中于西太平洋的优势。 于是北京未来真正需要判断的是: 我的实力增长速度,是不是仍然快于台湾及其外部支持体系的增强速度? 如果答案一直是“是”,那么北京越没有理由提前行动。 因为2026能做的事情,2030可能成本更低。 2030能做的事情,2035可能根本不用做就能形成威慑。 但到了某一个阶段,情况可能反转。 台湾身份继续固化。 美日军事体系继续强化。 台湾供应链继续向美国和东南亚转移。 大陆人口和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于是北京可能开始问: 再等十年,到底会更容易,还是更难? 我认为这个问题真正进入决策层核心议程的时间,很可能就在2030年代。 所以我的基准判断不是: “2035年中国会攻打台湾。” 而是: 2035前后很可能成为北京重新评估“时间到底还站不站在统一一边”的关键节点。 如果北京仍然认为时间有利,完全可能继续等。 如果北京认为军事实力已经足够,而台湾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正在永久消失,继续等待反而降低统一概率,那么整个台海战略逻辑就会发生改变。 十二、最理想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不打 中国真正追求的最优结果显然不是: 花费巨大军费建设几十年,然后把这些军力全部投入一场破坏两岸经济、摧毁台湾基础设施、触发全球制裁甚至中美战争的大战。 如果实力增长最终能够让三个地方同时改变计算: 华盛顿认为直接与中国战争的成本超过台湾的战略价值; 东京认为台海虽然重要,但没有重要到值得日本本土进入中日战争; 台湾社会认为永久拒绝政治谈判已经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选择; 那么北京就可能获得远高于今天的谈判地位。 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正含义。 它并不是台湾人突然热爱统一。 甚至可能大多数台湾人在感情上仍然最喜欢维持现状。 只是到了那时,他们面对的现实选择已经从: “统一还是永远维持现状?” 变成: “在现有力量格局下,怎样安排两岸关系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台湾现有生活方式?” 一旦问题发生这种变化,台湾政治就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结语:台湾问题真正的倒计时,不在日历上 我不认为北京已经存在一个公开或可以证明的“2035统一时间表”。 我也不认为战争是必然。 台湾经济目前仍然非常强,台湾也正在强化防御、降低对大陆贸易依赖并重新组织供应链;美国、日本同样不会坐着等待中国实力增长。2027年台湾国防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万亿新台币,本身就说明力量变化一定会产生反作用。 所以任何简单的线性外推都可能失败。 但如果一定要回答“台湾问题什么时候最值得担心”,我不会选择2027,也不会机械地选择2049。 我会看2035前后。 不是因为2035有什么神秘期限。 而是因为到那个阶段,有可能同时出现: 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入新的成熟阶段; 先进产业对台湾依赖明显下降; 战略核威慑进一步增强; 台湾年轻世代的身份认同更加固化; 美国和日本是否愿意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变得更加现实; 北京也第一次需要认真判断,继续等待究竟是在积累实力,还是在永久失去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 台湾问题最后真正的临界点,很可能不是台湾哪一天宣布独立。 而是北京哪一天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下去,已经不会更好了。” 在那以前,时间是战略资源。 在那以后,时间本身就可能变成压力。 所以,与其天天猜“哪一年开战”,不如关注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的实力增长,台湾的身份变化,以及美国、日本承担战争风险的意愿,究竟哪一条曲线变化得更快? 这三条曲线最终交叉的位置,才可能是真正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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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中午,傅作义跟中共签下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已经十天,他的部队已经开出城去改编,他正沉浸在起义后的轻松里。他翻开当天的《人民日报》,脸色突变,喘着大气,不吭一声。报上登着城外解放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半个月前写给他的一封信,说“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说他的部队“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他读着读着,双手发抖,报纸瑟瑟作响。 这封信他没有见过。他把副总司令邓宝珊叫来问是怎么回事。邓宝珊吞吞吐吐,说信是一月十六日从林彪手里接的,交给傅冬菊了。傅作义又把女儿叫来骂了一顿,说她和邓宝珊误了他的事。 傅冬菊是他的长女,那年二十四岁,四个多月前搬回父亲家,说是来照顾父亲的生活。父亲骂她的时候不知道,那封信是她和邓宝珊商量了半天,放进他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的;她一九四七年就入了共产党;这四个多月,他唉声叹气、发脾气、想自杀,城外的解放军都知道,是她报出去的。 她是父亲疼爱的女儿。在天津《大公报》当编辑时,她入了党。父亲从她编发的文章里看出她跟共产党走得近,托北大校长胡适给她办了护照,劝她出国读书。她对父亲说,留在国内,她能为国家做许多事。她没有走。 一九四八年初,地下党要她拿父亲保险柜里的东西。父亲开柜子不避开她,密码她早知道了,可开柜还要钥匙,钥匙装在父亲上衣口袋里,晚上压在枕头底下。她买了几块当时很少见的巧克力给家里的小妹妹。父亲下班回家,小妹妹爬进他怀里要他讲故事,从衣袋里摸走了钥匙。等父亲去开会,她打开保险柜,用照相机把最重要的军事材料一页页拍下来,再让妹妹把钥匙放回去。妹妹又得了几块巧克力,和姐姐拉了勾,保证永远不说。胶卷转报中共中央,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刘仁托人带回一句话,话里的“老家”指党中央: “老家的人谢谢你。” 那年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东北的国民党主力眼看保不住,林彪的大军一旦入关,下一个就是华北。傅作义手里还有六十万兵马和华北一大片地盘。他不信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可国民党败局已定,他只得撇开蒋介石,单独跟毛泽东谈。打还是谈,守北平还是往西撤回绥远,城外的解放军都想知道他每天在想什么。 九月,她在北平办完事,坐上回天津的火车。车快开的时候,一个地下党员上车把她拉了下来: “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 她住进了父亲家。她的组织关系还在天津,北平来接头的人不知道她已经入党,叫她再写一份自传,再入一次党。她又写了一份。 从那以后,她差不多每天去一个地下党员家里,把父亲的情形讲给北平地下党学委的佘涤清和崔月犁。崔月犁后来回忆: “每次见我总是高高兴兴,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 她讲的话写成电文,经地下电台发到城外的前线指挥部。平津战役的指挥者之一聂荣臻后来写道: “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 十一月三日夜里,父亲进门,嘱咐她少出门,免得特务盯梢。她说,今天见到一个老同学,共产党希望父亲和他们合作,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父亲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父亲想了一会儿,说这是件大事,要好好想想,又叮嘱她: “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的女儿,特务们会加倍地注意你的。” 父亲还问过她:“你是共产党吗?”她回答:“我的家庭出身这样坏,共产党能要我吗?我不过是替共产党跑跑腿而已。” 从此父亲常问她,共产党那边开什么条件,他的部下怎么安排。她答不上来,领导她的人就写很小的纸条,教她怎么回答,话说到几分。她也劝父亲:“你不是投降共产党,是和平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北平那么多名胜古迹,你舍得破坏吗?那可要落下千秋骂名的呀!” 十一月十七日早上,父亲要她托那位同学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她转身要去拿纸笔,父亲生气了: “一个字也不能用笔记,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学,也只能口授,决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不能留下。” 电报的大意是:他愿把所属约六十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交给毛泽东指挥,请派人来北平商谈和平。电报发出去,一直没有回音。第二天,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里谈到傅作义求和,写的是: “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不走”,就是不让他带兵往西撤回绥远;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城外的仗照样往前打。十二月,傅作义起家的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自杀,往西的退路断了。二十五日凌晨,中共公布头等战犯名单,里面有傅作义。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和文件一胳膊扫到地上,往卧室走,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躺在床上念叨:“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他的老师刘厚同来劝他。傅作义说,共产党要的条件,“是让我当叛逆,落千古骂名!”刘厚同劝他,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只要接受和平起义,他和部下都会有个光明前途。这位老先生也早被地下党争取了过去。父亲摔东西、念叨“完了”的情形,女儿也报给了崔月犁他们。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十余万守军被缴械。第二天,邓宝珊代表傅作义在城外谈妥了出城改编的条件。临走,林彪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没封口的信,叫他转交。邓宝珊读了,觉得太严厉,怕傅作义看了变卦,压了下来。二十二日,傅作义签了和平协议。 过了几天,中央军委来电追问那封信交了没有,说要在报上公布。邓宝珊被催着进了城,还是不敢交,到后面傅冬菊的屋里,托她转交。她读了信,也吓了一大跳。邓宝珊说:“不交恐怕不行。”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把信放在了父亲的办公桌上,夹在一大堆文件里。父亲没有看见。 一月二十七日,林彪他们给中央军委发电报,说出城的傅部要打散了编进解放军,“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 “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 军委当天复电:“完全同意”。 二月一日他读到那封信的时候,部队已经出了城,北平已经交了。本来说好解放军入城时,他去城门口迎接,因为这件事,他没去。他给毛泽东写信,一口气写满两张纸:既然我是战犯,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让我坐牢我立即自己去坐牢,反正现在北平的监狱全空了。没过几天,他托人向还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外交部要一本护照出国,没有办成。 她后来用的笔名傅冬,是当年父亲对她的昵称。一九五一年夏天,《人民日报》的同事金凤问起她当年的事,她讲了保险柜、钥匙和巧克力。金凤说,你好险啊,万一你父亲发现了怎么办?她温婉地笑笑: “最坚强的人身上也会有软肋,我父亲的软肋就是小妹妹。他再疲劳,小妹妹一扑到他身上,他的烦闷全消了,他对小妹妹绝对不会有任何戒备。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啊!” 一九六六年,周恩来把傅作义列进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红卫兵照样用鞭子抽他。女儿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一次次批斗、审问。她一九四七年入党的事,被怀疑是自己编出来的。她前后写过两份入党自传,一份在天津,一份在北平,都交到了地下党手里。她给中央写信申诉,党籍问题才算澄清。 父亲挨了鞭子以后,她才开始理解父亲当年为什么认为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悔背叛了父亲。一九七四年,傅作义在北京去世。 “文革”结束,她对金凤说,想收集材料,给父亲写一部真实的传记。九十年代的一个秋天,金凤到崇文门去看她。金凤穿着薄毛衣,她穿着小棉袄,说她怕冷。金凤问,傅将军的传记写好了吗?她沉默了很久,慢慢说: “困难太大,写不下去。” 她觉得对父亲了解得太少,又觉得愧对父亲。金凤劝她先写个草稿,留给后人。她苦笑着说:“不必了吧,这事不能勉强。其实,想开了,写什么传记?现在,回忆录成灾了吧,有多少人看?值得费那么大劲吗?”金凤还要再劝,她打断了:“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那是金凤见她的最后一面。 晚年她病重,医院坚持只有副部级以上的人才能住干部病房,交涉了几次,没有住进去。二〇〇七年七月,她在北京去世,讣告上写着:原行政十三级。 那部写父亲的书,她一个字也没有写。 ——傅冬《我与父亲傅作义: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往事》,《纵横》2009年第1期 ——金凤《傅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贡献》,《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第54—57页,第3期第54页更正 ——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革命史资料》第11辑,第32—33页 ——舒云《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傅作义》,《炎黄春秋》1992年第4期,第48—52页 ——胡治安《统战秘辛》,天地图书,2010年,第247—248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948年11月18日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转引《罗荣桓年谱》第690—691页、《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日) ——肖荻《傅冬菊:冬天里盛开的一朵菊花》,《今晚报》2009年10月22日 ——孙力舟《力劝父亲傅作义起义的傅冬菊》,《青年参考》2009年9月29日(转引傅冬口述、陈少艺执笔《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 ——周恩来《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50页 ——《资深记者傅冬逝世 曾参与劝降父亲傅作义将军》,中国报业网,新浪网2007年7月5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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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忙到現在才下班 😫😫😫 二話不說馬上約朋友出發摩鐵大戰.....😵‍💫😵‍💫😵‍💫 今天一定要不腿軟不回家 明天上班就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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