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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网友给我发来“为什么一群自诩追求宪政的人会支持川普”之类的文章。我花点时间,一并回复。 我说过,美国选民投票给谁,不意味着赞同其所有政策,通常只是支持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政策,同时可能反对其另一些政策。支持谁当总统,不等于崇拜谁。没有投票资格的人,同样可以支持或反对某位候选人,也不等于崇拜。 追求宪政的人支持川普,有什么奇怪?宪政是限制公权力的制度,不是选拔圣人的制度。难道追求宪政,就只能支持民主党?共和党赢得选举,就意味着宪政失败?如果宪政的标准是支持谁当总统,那与天朝按政治立场划分敌我,又有多大区别? 这类标题上先给别人戴帽子的文章,等而下之,通常没有多少讨论价值。不过,中文圈近年来激烈批评美国民选总统的现象,倒值得说几句。 美国总统是民选的。民主选择不保证正确,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甚至不保证胜选者获得全国过半选票,但至少总统的权力来自宪法规定的选举程序,并且必须定期接受选民检验。美国人支持总统的可以批评总统,反对总统的更可以批评总统。总统再混账,任期到了也得重新接受选民裁决。 公权力都应该受到监督,臧否政治人物是公民的权利。美国影响力大,他国民众帮美国人监督总统,尽点国际义务,也未尝不可。 只是别总跑去替别人家看瓜,却荒了自家的田。 一个男人,天天挨本村恶霸欺压胖揍,连吭声都不敢,却整天高声痛骂邻村民选的村长,算什么好汉?一个女人,常受本村恶霸欺凌,却把满腔愤怒发泄在一个素未谋面的邻村老汉身上,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吗? 有人会说,我在中国批评中国,到了美国也批评美国。这当然可以,问题是你批评美国当局,究竟想影响美国政治,还是只想让中文圈的人听着过瘾? 真想监督美国政府,不妨到美国公共舆论场用英文发声,向议员施压,参加政治活动,或者通过选票表达立场。中文媒体当然也能影响部分华裔选民,但那些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受众的中文自媒体,天天用中文痛骂美国总统,除了挣流量、收打赏,究竟能对美国政策产生多大影响? 美国华人集中居住的加州、纽约州,长期是民主党优势州。在选举人团制度下,这些州总统选举结果通常缺少悬念。中文圈骂得震天响,即使能影响几个华人,也很难改变总统选举结果。美国总统未必听得见,天朝宣传部门倒听得真切。 美国总统没监督成,倒替天朝省了不少宣传经费。 反美在天朝不是偶然的舆论情绪,而有其政权安全逻辑。美国的宪政民主、言论自由、权力制衡,以及对外部专制扩张的遏制,本来就与其维护不受制约权力的需要存在冲突。 当然,批评美国政府不等于反美。美国人自己骂总统,往往比外国人骂得还狠。但批评某项政策,与把美国当成主要敌人,是两回事。 本拉登、查韦斯也曾宣称只反对美国政府、不反对美国人民。问题是,美国政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美国选民通过选举制度产生的。你可以反对其政策,但不能一边自称尊重民主,一边认定凡是投票给自己讨厌的候选人的美国人,不是愚昧,就是被洗脑。 更有意思的是,有些人对美国民主的态度,全看选举结果:选出自己喜欢的人,证明民主优越;选出川普,证明美国人民愚蠢。原来他们追求的不是民主,而是美国人民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思投票。 我理解许多人因为支持乌克兰抗俄,对川普政府的援乌政策失望,因而反对川普。完全可以。但支持乌克兰,不等于必须反对川普的一切政策,更不能因此抹杀美国对乌克兰的巨大支持。 现代战争离不开信息、武器、后勤和军人。乌克兰军人自己流血牺牲,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则提供大量关键装备、情报、通信和财政支持。以单一国家计,美国长期是乌克兰最重要的援助者之一。欧洲合计援助规模可以超过美国,但这与美国作为单一国家的贡献并不矛盾。 美国民企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Palantir的数据分析、SpaceX的Starlink卫星通信,以及Anduril等企业的军事技术,已深度参与乌克兰战场。没有这些技术,乌军的通信、情报和作战能力会是什么样,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不难想象。 美国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及“影子船队”的制裁、对乌武器使用限制的调整,也应逐项看实际效果。川普政府做得不好的地方当然应该批评,做得有效的地方也不必因为讨厌川普就装作看不见。 北约安全至今仍高度依赖美国。美国对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战略关注,涉及俄罗斯、中国以及北大西洋防务。川普处理格陵兰岛问题的方式当然可以批评,尤其不能无视丹麦主权和格陵兰居民的自决权,但如果连北极战略价值都看不见,只会把一切归结为川普发疯,未免太小看国际政治了。 对乌克兰真正有利的政策,未必都出自自己喜欢的总统;对乌克兰有害的政策,也不会因为出自自己支持的政党就变得正确。 【百家爭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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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有人疑问:如果中国主张九段线,那美欧及周边国家每天在南海航行,到底是在走‘国际水道’还是在走‘中国内海’? 其实,“内海”是一个常见的误解:中国从未将九段线内申明为“内海”或者领海。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内海的意思是主权完全等同于陆地,外籍船舶无“无害通过权”(除非历史性海湾)。 但是,中国在法律政策上采用的是一种基于岛屿主权和衍生海域的主张,只是主张对九段线内的南海诸岛(西沙、南沙、中沙、东沙)拥有主权。基于这些岛礁,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领海和专属经济区。 中国官方立场是:九段线内的绝大部分水域,属于专属经济区或公海性质,中国承认并尊重各国的“正常商业航行自由”。 所以,每年有全球三分之一的商船穿过南海。中国、美国、周边国家以及欧洲都极其依赖南海航道的安全与顺畅。在这个层面,没有任何一方阻碍正常通航,现实与法律高度一致——这里就是公认的国际商业大水道。 但是争议点在于,美方认为: 专属经济区(EEZ)内,外国军舰享有与公海相同的航行自由,可以进行电子侦察、军事演习和巡逻。 中方认为: 专属经济区内虽然允许军舰无害通过,但不能未经允许进行针对沿岸国安全的侦察、测量或军事演习。 所以,中国反对的是美国所谓: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FONOP)。原因不是普通商船,而是美国军舰故意进入中国认为属于:领海和岛礁附近12海里。 很多人把南海想象成两种极端:要么全部属于中国,要么完全是国际公海。其实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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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岛国,为什么日本人比英国人压抑的多? 因为英国和日本,本质上是属于两种不同文明类型的国家。 英国属于真海洋文明国家;而日本属于是半路嫁接大陆的伪海洋文明国家。 英国是地缘与文明高度自洽的原生海洋文明;虽然,其同样面临身处孤岛、土地有限、物产单薄的问题。但它自始至终扎根海洋文明的底色;不认命、不守旧、不困于本土存量,以分权、冒险、契约、贸易、远航、对外开拓作为生存解法,将海岛的先天局限,转化为以海为屏障、拥抱大洋、联通世界的天然优势;大多数时间,都把内部的压力转化为向外求变的动力,这才有了日不落帝国的诞生。 而日本则截然不同。 日本,在由部落时代向封建时代过渡的关键档口中走了捷径——它几乎是全搬照抄了当时中古中国,即唐人的政治制度。 唐人的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大陆集权封建门阀那一套。 这种照抄,虽然帮助日本很快进入了封建时代。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大陆文明的整套底层逻辑:中央集权、家国同构、宗法血缘、礼教等级、绝对服从、集体本位、重农抑商、重陆轻海、排斥流动与冒险,根本不适用于日本。 究其原因,也显而易见:日本属于一个海岛国家,哪里来的资本玩大陆文明的政治制度。 大陆文明保守、求不变是有自己的底气的。 大陆文明根植于大河农耕与广袤陆地的生存底色;以农耕为核心的大陆文明,生存根基在于定居劳作与土地依附。辽阔的内陆疆域、成片的耕地资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了它必须以稳定为第一要务。 中央集权,是为了整合广袤国土、调配区域资源、抵御边疆风险;宗法礼教与家国同构,用血缘伦理维系基层秩序,以最低成本实现乡土治理;重农抑商、安土重迁,刻意限制人口流动与商业扩张,将民众束缚在土地之上,保障粮食产出与赋税稳定;集体本位、等级服从,弱化个体欲望与自由探索,优先维护大一统格局的秩序稳固。 可以说,这套保守、稳态、反开拓的治理模式,是大陆文明孕育出的最优解,适配农耕社会的发展规律;但很明显,使用这种模式的前提,就是有足够的土地、人口、物产作为兜底底气。 而日本先天物产贫瘠、地狭人稠、交通不便;后天囫囵吞枣地,强行套用高度集权、秩序锁死、安土重迁的大陆体制,只会形成致命的文明错位。 橘生于南则为橘,生于北则为枳。 这套体系一落地,日本直接斩断了自己走向海洋文明的出路——日本明明四面环海,却长期主动禁锢海洋,拒绝远航、拒绝自由贸易、拒绝对外开拓,放弃了海岛族群本该拥有的向外求生模式。 当大陆式的严苛集体秩序,撞上岛国永久的资源匮乏,又没有大陆帝国的广袤疆域稀释压力、缓冲苦难,所有的生存竞争、资源争夺与生存焦虑,自然只能向内挤压,陷入无休止的内部内卷。 最终,日本只能在资源存量博弈中彼此厮杀、自我驯化,演化出大陆文明都未曾深度异化的精神特质———譬如物哀文化:接纳资源匮乏、世事无常、美好易逝的宿命,主动压抑欲望、妥协苦难;耻感文化:在高密度的集体捆绑与圈层凝视之下,极致自我规训,畏惧群体排斥,无条件服从既定秩序……… 如今,英国人虽然已经退守不列颠群岛,表面上与日本人所处境地无二。 但是他们骨子里的海洋文明精神依然没变;相反,日本人虽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旧时代的匮乏状态,但过去的记忆依然深刻影响了这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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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图要变了。 164国赞成,只有美国1票反对——这不是什么领土争端,更像是一场关于“怎么看世界”的重大变革。 9月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鼓励各国放弃使用了近500年的墨卡托投影世界地图,改用2018年开发的“平等地球”投影法。 提案由多哥发起,得到非洲联盟支持。 投票结果: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 唯一反对的,只有美国。 为什么要改地图? 倒不是与领土争端有关,而是现在的地图太失真。 因为现在通行的世界地图,也就是我们常看到的世界地图,是墨卡托投影世界地图。 这是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1569年引入,直线对应恒定罗盘方向,旨在帮助航海者航行。 好处是一目了然,全世界尽在眼底;坏处是因为投影方式,越靠近两极,陆地看起来越“膨胀”。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现在的世界地图上,非洲和格陵兰岛差不多大,但非洲实际面积3000多万平方公里,格陵兰岛200多万平方公里,非洲是格陵兰岛面积的14倍。 眼睛看到的世界,未必是真实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习惯了被别人画好的世界。 所以,非洲国家强烈要求,修改这种失真的世界地图。 在9月4日投票前,多哥外交部长罗伯特·杜西就慷慨陈词说:“一个公平的世界始于一张公平的地图。” 他还说:“地图永远不会是中立的。这与认知正义、获得精确的地理知识、人民的尊严和历史记忆有关系。” 美国为什么强烈反对?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迈克·沃尔茨就宣称,这不是什么无害的制图更新,“美国清楚地看到,(这是)规模更大、更激进的意识形态项目一部分”。 他还指责联合国不干正事,“当联合国质疑为什么它在世界上失去合法性,并且一次又一次地不被重视时,我们指出了这样的决议。” 这当然是表面的理由,骂联合国是美国的政治正确,更深层次地,不排除吧。 1,按照“平等地球”地图,美国明显变小了,MAGA要让美国越来越大——小了,怎么可以? 2,这是非洲主导的去殖民化努力,美国领导人最瞧不起的就是非洲拉美,还经常痛骂非洲国家是渣滓,怎么可能赞成这种决议? 实事求是地说,因为墨卡托投影世界地图的失真效果,如果换成“平等地球”地图,北半球国家大多都会变小,包括我们中国、欧洲、俄罗斯等。 中国不在意,我们只在意我们自己的领土完整,一点都不能少。 但美国不行,美国很反感,甚至不惜站到全世界的对立面,破口大骂你们意识形态挂帅,联合国在瞎搞。 地图上的大小可以修正,心里的大小却很难放下。真正让一些人恼火的,从来不是面积变了,而是那份被放大了几百年的优越感,缩水了。 但有意思的是,“受损”很严重的欧洲国家,基本都投票赞成了。 有西方媒体就认为,英法等国都积极赞成更换地图,既是纠正历史的偏见,也在努力拉拢与南方国家的关系。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看点,6个国家投了弃权票。 哪6个? 爱沙尼亚、 格鲁吉亚、 立陶宛、 摩尔多瓦、 塞尔维亚、 乌克兰。 清一色东欧国家,除了塞尔维亚,其他都是前苏联国家。 为什么? 乌克兰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自己弃权的:由于“关于平等地球制图投影的具体问题”,乌克兰无法支持该决议的当前形式。 具体细节大概率是采用“平等地球”地图,一些乌克兰土地感觉属于俄罗斯,乌克兰很敏感,我不赞成。 当然,还不排除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美国投了唯一反对票,这些国家投个弃权票,也算是向美国献上投名状。 但又不能反对。反对,又得罪了欧盟以及整个世界。 沉默有时比反对更响亮,因为它既说了“不”,又没把话说死——这些国家也很纠结啊。 必须要指出的一点,联合国大会决议,不像安理会决议,没有强制约束力。 但既然全世界都看法一致,那以后的世界地图,肯定将发生改变,非洲变得更大(其实符合实际),一些国家将变得更小。 当然,美国肯定拒绝更改。 以后,看美国的世界地图,和看其他国家的世界地图,将可能是两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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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最好取消访美行程 一、习近平无法抵达联合国总部 爆点周刊点出前不久西藏流亡者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使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到访联合国行程取消。流亡藏人的决绝行为,是不是“吓退”了习近平? 我的回应是肯定的,习到访白宫或者川普的海湖庄园,美国政府可以有效保证其安全,因为这属于国事访问,而习近平到访联合国总部,则要中共当局协调纽约警方,以应对数以万计的抗议者涌向纽约联合国总部。 届时遭遇到的抗议规模将难以估量,甚至可能导致习近平无法抵达联合国总部。整个行程从住宿到安保,中共当局可能要支付以亿计的美元代价。还有,抗议团体与抗议者也极有可能做出非常极端的行为,不惜生命的代价,对习近平造成的负面影响,将难以承受。 外交部与统战部拿出一份必要支出账单,还有安全评估报告,习近平只能知难而退。 习近平2023年11到旧金山参加APEC会议,中共外交部门费尽心机,提前一个月,安排加州州长纽森访问中国,在北京受到习近平接见,表面上谈的是气候、经贸与人文交流,背后是政治幕后交易,加州政府随之投资巨资整治旧金山,以保障习参会安全。纽森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会议核心区域进行了大规模市容、安全与街道治理。长期困扰市中心的露宿者营地、毒品交易、卫生脏乱等问题,在峰会期间居然明显改善,特别是对抗议人群投入大量警力,以保障习车队顺利出行。。 纽约能做到这一点吗?中共政府为此投入了多少经费?通过什么渠道与方式?只有双方决策者完全知情。 二、习近平还有必要进入联大吗? 十年前,习近平两次在联大讲演,那是中国经济的巅峰时期,也是习通过一带一路、建雄安新区等宏大项目大撒币时代,信心满满,指点中国之后,开始指导人类共同体命运: 2015年9月28日出席纽约联合国总部第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讲话 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中国讲勿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披上中国国家主席的外衣,在联合国讲演,却致力于维护人类和平,把人类看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联合国讲演,扮演的是人类精神导师的角色。 十年来,特别是疫情之后,习领导的中共政权使源于武汉的病毒释放到全世界,影响了数百万人生命安全,造成的经济重创无法估量。 上不封顶的支持俄罗斯,等同于怂恿与促成了俄对乌的入侵,实质上是与俄、伊、朝等国,发动了一场冷战之后的国际战争; 习当局同时升级军备,以图通过军事力量,改变南中国海控制版图,随时准备武统台湾。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破坏者,如果站在联合国总部主席台上,还能说出怎样的豪言,做出怎样的指点? 三、习近平见川普也是多余的 习近平见川普,主要是提升自已在中国国内的形象,认为自已在美国面前仍然非常重要,访美见川普,是两个大国领导人对话或者证明自已是敢与美国交锋,象征意义正在大于实际意义。 某种意义上,川普是美国对中国开放的终结者,是对中共军事与经济围追堵截的制造者。 美国已将中共国列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的最大破坏者: 第一,中美经济竞争已经制度化。 川普政府对华政策已不只是关税谈判,而是关税、产业政策、供应链、关键矿产、无人机、半导体和先进制造等多线并进。美国近期甚至还在研究针对中国“产能过剩”追加关税; 第二,军备竞争已经超越贸易摩擦。 台湾、南海、第一岛链以及美国印太军事部署,使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安全竞争性质。台湾尤其成为双方最危险的战略碰撞点; 第三,美国战略目标已经发生变化。 过去美国以为经济开放可以使中国政治转型,这一梦想不仅破灭,反而认为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是养大了一条红色巨龙怪兽,正在反噬美国与西方社会,危害文明世界的和平安全。某种意义上,中共国已代替俄国,成为美国第一敌国。 所以,习近平不仅到联合国总部没有必要,见川普也是多余的。 @baodia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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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是法国人?希特勒是德国人?斯大林是俄国人?全部猜错了。 这三个人,一个在法国旁边的岛上出生,一个拿到德国国籍的时候已经43岁,一个母语根本不是俄语,说俄语带了一辈子口音。 他们改变了各自那个国家的历史,但他们从来不是那个国家"土生土长"的人。 这才是历史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习惯用一句话定义一个历史人物:拿破仑是法国皇帝,希特勒是德国元首,斯大林是苏联领袖。 这话本身没错,但它藏住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这三个人,在成为那个国家的象征之前,从身份到文化,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外来者"。 历史有一个奇怪的规律:那些把一个国家推向极端、带到顶峰或深渊的人,往往不是这个国家的"自己人"。 他们是局外人。 正因为是局外人,他们反而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更强烈,或者更敢于打破它原有的规则。 下面,我们挨个来拆。 第一个:拿破仑拿破仑·波拿巴,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地中海的一座岛上——科西嘉岛。 问题来了:科西嘉在哪里? 严格说,它在意大利西边,离撒丁岛比离法国大陆还近。岛上的语言,是科西嘉语,和意大利语极为相近。拿破仑家族的姓氏,原本写作"Buonaparte",纯正的意大利写法。 那科西嘉岛为什么属于法国? 因为1768年,意大利的热那亚共和国把这座岛卖给了法国,转让价格是200万里弗尔。而拿破仑出生,是1769年——也就是说,这座岛成为法国领土之后,才过了15个月,他就在这里出生了。 他成了法国人,就差这么一点点时间。 9岁,拿破仑被送往法国大陆读书。在军校里,同学们嘲笑他的口音,管他叫"那个意大利人"。他说法语,终身带着科西嘉口音。 更有意思的是,拿破仑少年时期其实是一个科西嘉民族主义者。他写过文章,支持科西嘉独立,认为法国人是压迫者。 然后他成了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把法国的旗帜插遍了半个欧洲。 这就是历史。 第二个:希特勒希特勒,1889年4月20日,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紧挨着德奥边境。 他是奥地利人。 这个身份,困扰了他很多年。他从小就有一个执念:所有说德语的人,应该统一在一个国家里。对他来说,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本质上是同一个民族,分裂是历史的错误。 但问题是,他本人在很长时间里,处于一种尴尬的无国籍状态。 他1913年离开奥地利,跑到慕尼黑,主要是为了逃避奥地利的兵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作为志愿兵加入了德国军队。战争结束,他开始搞政治,但他连德国国籍都没有——他是个奥地利人,在德国境内活动,要竞选德国的职位。 1932年2月25日,希特勒终于拿到了德国国籍。 他当时43岁。 距离他就任德国总理,只差11个月。 他一生最大的执念——把奥地利并入德国——在1938年实现了。那一年,他回到维也纳,站在阳台上,接受几十万人的欢呼。那些欢呼他的人,是他真正的同胞。 他用德国,完成了一个奥地利人的政治野心。 第三个:斯大林。斯大林,1878年12月,出生在格鲁吉亚的哥里城。 格鲁吉亚。不是俄罗斯。 他的真实姓名,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纯正的格鲁吉亚名字。母语是格鲁吉亚语。他说俄语,说了一辈子,带着一口明显的格鲁吉亚口音,从未消失。 "斯大林"是他的化名,意思是"钢铁男人"——俄语里,стальной(钢铁)。他选了这个名字,可能正是为了让自己听起来更像一个俄罗斯人。 他年轻时在格鲁吉亚神学院读书,还用格鲁吉亚语写过诗,据说写得还不错。后来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开始革命生涯。 在党内,他早期被一些人视为"边疆来的外省人"。 然后他掌管了苏联,统治了这个国家将近三十年,把俄语的权威推向了整个苏联版图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格鲁吉亚。 他在自己的家乡推行俄语化政策,压制格鲁吉亚民族主义。 用他自己的家乡话说,这就叫:忘本。 这三个人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极其有意思的规律。 拿破仑是外来者,却比任何一个法国人都更相信"法兰西的伟大",他把这种信念变成了战争机器,席卷了整个欧洲。 希特勒是外来者,却比任何一个德国人都更执迷于"日耳曼的纯洁与伟大",他把这种执念推向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深渊。 斯大林是外来者,却比任何一个俄罗斯人都更冷酷地维护"苏维埃国家权力的统一",他让整整一代人活在恐惧里。 外来者对于一个国家身份认同的执着,往往比本地人更极端。因为本地人天然拥有那个身份,不需要证明;而外来者,要用一生的行动,不断证明自己属于这里。 这种证明,可以是伟大,也可以是毁灭。 三个人,三条路。 一座岛的卖出,让一个科西嘉孩子成了法国皇帝。一条边境线的两侧,让一个奥地利人成了德意志的梦魇。一次革命,让一个格鲁吉亚神学生成了苏联的铁腕领袖。历史有时候不是被"本地人"写成的,而是被那些最拼命想要证明自己的人改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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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毛主席接见日本来访客人时谈及领土问题:“苏联占得地方太多了,我们曾提过让苏联把外蒙古还回来,苏联说不行,甚至在一百多年前,他们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 1964年6月30日,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乌兰巴托签署两国边界议定书。 十天以后,北京中南海里出现了另一番谈话。日本社会党人士荒哲夫问毛主席,日本要求苏联归还千岛群岛,中国是什么态度。 毛主席答道:“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他随后提到外蒙古,又说一百多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被划了过去,“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 两个动作只隔十天。 前一个动作,是国家之间已经落笔的边界文件。1962年12月,中蒙签订边界条约,1963年3月生效,1964年6月底又完成边界议定书。 中国当时并没有向蒙古提出改变国界,也没有因为毛主席7月的谈话重新启动领土交涉。外蒙古那句话所指的,是1954年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访华期间曾经谈到的一件旧事。 而1964年真正没有解决的边界,在更北面。 这一年2月,中苏开始第一次边界谈判。双方刚坐下来,对谈什么就有分歧。苏方不愿承认两国存在整体性的边界争议,只肯讨论少数地段;中方要求把整条边界放到桌面上核定。到了4月,双方交换大比例尺地图,各自在地图上画出自己的主张线。 地图一交换,两个完全不同的数字同时出现。 中方谈到沙皇俄国过去通过一系列条约取得中国大片领土时,涉及的是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历史旧账。 但1964年双方地图互相叠在一起,实际划法不同形成的争议地区约为3.5万平方公里。前者是对历史条约性质的追究,后者才是当年谈判人员拿着地图、坐标和河道准备处理的现实边界。 谈判并非一直停在争吵上。 黑龙江、乌苏里江这样的通航河流,双方工作组逐渐接受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非通航河流则按河道中心线处理。 东段约4200公里边界的大部分走向由此取得一致,许多过去处于苏方控制下的江中岛屿也有了新的归属办法。 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黑瞎子岛仍然谈不拢,苏方代表团一度提出,把这块争议先搁置,先处理已经谈妥的部分。 谈判桌上还有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中方要求苏方承认19世纪沙皇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的有关边界条约具有不平等性质,同时又接受以这些条约为现实划界基础,并没有把150多万平方公里全部列入索回范围。 苏方却拒绝接受“不平等条约”这个定性。土地怎么划已经能够一段一段往前谈,过去那些条约究竟该叫什么,双方谁也不肯退。 就在这种状态下,7月10日的谈话从北京传了出去。 日本媒体很快刊登毛主席关于外蒙古、伯力、海参崴等问题的讲话。莫斯科随后收紧了对代表团的授权。 苏方原先曾考虑将黑瞎子岛等尚未解决的地点暂时挂起,先确认已经形成的东段成果,此后却提出剩余问题必须一起解决。原本可以分开处理的地段重新捆在了一起。 这时毛主席手中实际有两套尺度。 谈判人员手里那一套尺度很具体,是主航道、岛屿、坐标和约3.5万平方公里争议地区;7月10日公开讲出的尺度却一下推到150多万平方公里,连外蒙古和沙俄长期东扩都被带了出来。苏联面对的压力,已经从几处具体界线扩大成整个沙俄扩张史。 这套做法的目的,毛主席后来自己讲了出来。 10月7日,他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说到沙皇政府占去150多万平方公里时明确表示:“我们不想要,只讲些空话。”接着把目的落到边界谈判上,希望使苏方紧张,达成一个比较合理的边界条约。 10月9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他又用了“放些空炮”的说法,并再次表示并不准备把154万平方公里全部收回。 苏方的反应却比预想更硬。 赫鲁晓夫随后公开反击,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围绕历史疆界的言辞迅速升级。到8月,第一次边界谈判没有签出正式协议。工作组已经谈出的主航道原则和东段大部分界线,也没有在这一年变成两国共同签署的边界文件。 1964年的这场交锋留下了一种很鲜明的错位。 桌面上争的是几万平方公里和几处没有划定的地段,公开谈话却把尺度推到一百多年、上百万平方公里。 毛主席后来亲自把后者称作“空炮”,准备借历史旧账增加谈判压力。可莫斯科没有在压力下先把已经谈好的部分签下来,反而把剩余争议重新捆到一起。 五年后,1969年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再次开始边界谈判时,1964年已经碰过的主航道中心线、江中岛屿和东段边界又重新摆上桌面。 第一次谈判时已经在地图上接近落定的许多线条,终究没有在那个夏天变成签字生效的国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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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替代不了陪伴:一位父亲晚年的自省/摘自信力建长文 人到晚年,回过头来看自己走过的路,才慢慢明白,年轻时看得很重的事业、财富和名望,如今都渐渐看淡了。反倒是一些当年不以为意的事情,时常浮上心头,成为难以释怀的遗憾。 其中最让我愧疚的,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自己陪伴得太少。 年轻时,我一心想着创业做事,忙事业,忙交际,也有些家国天下的情怀,总希望能干出一番事业来。那时候精力旺盛,整天东奔西走,觉得外面的世界有太多事情值得去做,时间和心思大多花在了外面,留给家人的实在有限。 我一直认为,做父亲就应该努力挣钱,给孩子创造好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上好学校,有机会到国外读书,开阔眼界,将来能够有出息。至于日常生活,有保姆照顾,学习有老师负责,经济上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也就觉得自己尽到了责任。 当年确实是这样想的,甚至还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打拼,不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吃些苦,过得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好吗? 如今想来,才知道自己把事情想简单了。孩子小时候,我常常不在家。即使人在家里,心里想的也多半是工作上的事情。总觉得孩子还小,有人照顾就行,等他们长大了,自然会理解父亲的不容易。 孩子一天天长大,许多本该共同经历的时光,就这样悄悄过去了。等到后来,自己年纪大了,事业上的事情也逐渐放下,想多和孩子亲近亲近,却发现彼此之间有了距离。有些事情说不到一起,有些心里话他们不愿意讲,甚至一度出现过关系僵持、彼此断联的情况。 起初难免也有委屈,觉得这些年辛辛苦苦,不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吗?可静下心来想想,我给了他们比较好的生活条件,为他们安排了教育和前途,却很少真正了解他们内心的需要。许多事情,我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总觉得是为他们好。 亲子之间的隔阂,不是一天形成的。多年缺少相处和交流,彼此慢慢生分了。等到问题显露出来,再想弥补,已经不是多给些钱、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就能解决的。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成长于满州国时期,十三岁就跟着中共走了,跟随部队一路辗转到海南岛,又远赴朝鲜。一生经历了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读书不多,也没有机会接受什么教育。 那个年代的人,能活下来,能把孩子拉扯大,已经很不容易了。母亲自然不懂得今天人们常说的那些家庭教育方法。她有她的脾气,也有做得不周全的地方,但父母总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力善待我们姐弟。 让我一直难忘的是,母亲到了八十多岁,已经身患重病,还认真地向我们姐弟检讨,说自己过去做母亲有许多不足,有些地方对不起孩子。 当时听了,心里很受触动。 母亲那一代人,经历过那么多苦难,能够把一家人养育成人付出了很多。到了晚年,却没有拿自己的辛苦说事,而是坦诚承认自己做得不够;这份坦荡,让我一直敬重。 如今自己走到了人生的晚年,再回想母亲当年的话,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母亲那一代人,受战争和时代条件所限,有许多事情想做也做不到。我们这一代生活条件好了,经济上宽裕了,本来可以给孩子更多的关爱和陪伴,却忙事业、忙应酬,把许多宝贵时间错过了。 想想真惭愧。这些年,我也看到不少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有着和我当年相似的想法。父母忙着做生意、办企业,孩子交给保姆、家教和寄宿学校,稍大一点就送到国外读书。生活上什么都不缺,教育上舍得花钱,却很少有一家人安安静静坐下来,说说心里话的机会。 我并不是说寄宿学校不好,也不是反对孩子出国留学。好的教育资源当然重要,年轻人出去见见世面也是好事。只是有些父母,包括当年的我自己,太相信物质条件和学校教育的作用,以为把这些安排好了,孩子就能健康成长。 现在看来,养育孩子远没有这么简单。学校教知识,老师讲道理,保姆照顾生活,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还得靠一家人平日相处,慢慢积累。小时候陪孩子吃顿饭,听他们讲讲学校里的事情,遇到困难时耐心开导,有空一起出去走走,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是孩子长大以后最珍惜的记忆。 人老了,会不由自主地回忆往事。年轻时为了事业奔忙的许多事情,现在记不太清了。倒是想到孩子小时候,自己没有多陪他们心里总觉得亏欠。那时总以为来日方长,等忙完这一阵,等事业稳定下来,再来享受天伦之乐。可是等父母闲下来,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未必还像小时候那样愿意亲近你。 我如今也在学习换个角度看待孩子,少一些要求,多一些理解。过去的事情过去了,能够弥补多少,就尽自己的心意去做。孩子愿意亲近自然高兴,一时还存在隔阂也要理解。 我写下这些,是想对那些正在创业、为事业奔波的年轻父母说几句心里话:挣钱重要,给孩子创造好的条件也没有错,但工作上的事情总有忙不完的时候,孩子的童年只有那么几年。 母亲八十多岁时,还能坦诚检讨自己做母亲的不足。今天,我也应该承认,在为人父这件事上,有许多做得不够的地方。这份遗憾,恐怕会伴随我余下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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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自宫了 又到周末了,正好给前几天文章内容做个补充。 首先这周五(今天)是12月份期指交割日,所以很多人都留言问过换仓时机的问题,我说逐日观察近月和远月合约在贴水上的差异,观察时间久了就知道什么时机换仓更划算。 今晚闲着也是闲着,我饭喂到嘴边。我导出了ic2512和ic2603的历史数据,因为ic2603是7月21日之后上线的,所以我就对比了7月21日之后两个合约的基差,并画了历史曲线图。 能看到过去半年基差波动幅度并不小,7月份一开始是120点左右,之后逐渐扩大,9月份最低到过180点,之后3个月时间在160-180区间震荡,最近几天快速反弹到120。 点差越大,换远月合约越赚钱,所以正确的时机是9月底到12月上旬那一阵,点差接近180点,你要是拖到今天换,一手少赚1.2万。 同样的道理,如果点差处于较小的区间时,尽量避开远月合约,滚近月合约较为稳妥。 还有就是昨晚有人问我期指交割日是不是都会砸盘,我说不会,你只要去学习一下期指是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期指的运行方式,期指的交割规则,就知道它对a股没影响。但问题是这市场里80%以上的人不会学也不想学,他们更愿意接受不用动脑子的暴论,这样的人多到一定程度,市场就会自我实现。共识是有价值的,哪怕是错误的共识。 …… 再聊聊海南封关。 很多人误会封关=封岛,不是的。封的不是海南岛的关,是海南和内地的关。海南以后的状态是“国境内,海关外”。 海南与境外间,6600 多个税目(覆盖 74% 商品)的货物可免关税自由进出,成本大幅降低。同时会监控海南流向内地的商品,零关税货物卖到大陆需要补税。 这事对海南岛本地消费是好事,以后阿根廷牛肉,欧洲化妆品,日本电器卖到海南都没有关税,能够享受到比大陆更优惠的价格。而且大陆这边的人去海南玩,依然和国内其它省份一样想去就去,不用像去港澳那样申请通行证。 我一开始以为这事对中国中免是利空,以后海南满大街都是免税店,其实不是的,海南的普通商店只是少了关税,所以进口商品会便宜20-30%,但是消费税和增值税是少不了的。大陆游客只有去持牌免税店购物才能真正免关税、增值税、消费税,且一年限10万消费额度。 海南封关影响最大的我觉得是香港和新加坡,部分功能性上有重叠,比如和香港在免税消费、高端旅游上有竞争,和新加坡在转口贸易上有直接替代的效果,具体怎么样要等几年后才能看出来。 …… 抱歉,本来下面还有一段的,但我觉得自己写的不好就删掉了,你们也别问了,今天的文章只好是半成品了。 你们有啥想聊的咱们评论互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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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何去何从:北京会在什么时候认为“不能再等”? ---从台湾世代变化、芯片产业、中美军力和2035窗口谈起 讨论台湾问题时,人们往往喜欢寻找一个年份。 有人说2027,因为那是解放军建军百年节点;有人说2049,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还有人认为根本不会打,两岸会无限期维持现状。 我越来越觉得,这三种说法都把问题简单化了。 真正决定台湾问题何时进入终局的,未必是哪一年写在日历上,而是北京什么时候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待,已经不会让统一变得更容易。 如果这个判断始终没有出现,两岸完全可能继续拖下去。 但如果中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条件已经成熟,而台湾社会又越来越明确地把“永久维持分治”当成最终状态,那么北京的决策逻辑就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从今天能够看到的趋势出发,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2027,而是2035年前后。 一、先说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却不等于越来越支持法理独立 台湾最明显的长期变化,不是哪一个政党支持率高了几个百分点,而是身份认同。 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几十年的长期调查非常清楚地显示,单一“台湾人认同”长期上升,而单一“中国人认同”已经降到很低;在统独选择上,各种形式的“维持现状”长期占据主体。 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年轻人的主流政治心理,很可能既不是传统国民党的“中国统一”,也不是早期独派意义上的“赶快成立台湾共和国”。 更像是: “我是台湾人。” “我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改国号打一场战争。” “现在这样自己选总统、自己治理自己,最好一直维持下去。” 这是台湾社会最值得北京重视的变化。 因为从台湾人的主观角度看,这叫“维持现状”。 但从北京的长期国家目标看,如果“维持现状”的真实含义逐渐变成: 2026这样,2046这样,2066还是这样,而且永远不讨论统一, 那它最终就不再是一个临时状态,而接近永久分治。 问题就出在这里。 《反分裂国家法》并没有规定“台湾必须在某年以前统一”,但它明确保留了在“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等情况下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空间。2025年《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时,北京仍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并强调大陆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所以台湾社会越觉得“永久维持现状”是最安全的选择,北京反而越可能在更远的未来产生另一个判断: 如果再等下去,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只会越来越小。 这是两岸今天最大的结构性矛盾。 二、但是,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不代表台湾一定越来越支持民进党 这一点经常被混淆。 2024年总统选举的年龄结构很有代表性。柯文哲在年轻人中明显占优,侯友宜在年轻层严重落后,赖清德则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基础。 这说明台湾年轻人的变化首先是: 传统蓝绿政党认同变弱,台湾身份认同却变强。 一个30岁的台湾人完全可以同时认为: “台湾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一部分。” “我不想统一。” “但我也讨厌民进党。” 所以未来真正可能消失的不是“国民党”这个组织,而是传统国民党的某些政治叙事。 如果国民党想长期活下去,它最终很可能必须进一步台湾化,变成一个主张中华民国框架、反对法理台独、重视两岸交流、但同时明确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控制的台湾中间偏右政党。 民众党或者未来其他第三势力同样可能占据这个空间。 换句话说,台湾未来未必越来越“绿”,却很可能越来越形成一个跨党派的共识: 不主动宣布独立,也不愿接受统一。 这才是北京真正要面对的东西。 三、台湾今天经济很好,但最大的长期危险不是衰退,而是“不再不可替代” 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已经经济不行了,这与现实不符。 2025年台湾实际GDP增长超过8%,2026年在AI、半导体和服务器需求推动下,官方最新预测甚至达到11%左右。台湾2025年出口达到约6400亿美元,美国已经以31%的占比超过中国大陆及香港的26.6%,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所以台湾现在绝不是一个正在经济崩溃的地方。 真正的问题在于另一件事: 台湾目前最重要的战略价值,很大程度建立在它拥有一些大陆和世界短期难以替代的技术与产业。 最典型的当然是先进半导体。 台湾过去几十年很多优势其实已经经历过类似过程。 LCD面板、普通电子制造、部分PCB、LED、太阳能等领域,过去台湾都有很强的领先地位。大陆产业规模扩大以后,并不是台湾突然不会做了,而是大陆也会做,而且很多领域做得更多、更便宜。 台湾于是只能继续往产业链上游跑。 从PC代工跑向晶圆代工,再跑向先进封装、AI服务器、高性能计算。 问题是,这是一场永远不能停下来的比赛。 中国目前已经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约32%,超过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四国之和。 所以长期真正值得问的问题不是: “中芯国际今年是不是已经追平台积电?” 而是: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制造体系、远大于台湾的研发投入、完整产业链和巨大工程师规模的经济体,如果连续二十年把先进半导体国产化当成战略目标,台湾能否永远保持两三代优势? 我认为很难把答案理所当然地设定成“可以”。 如果到2035年前后,大陆在先进逻辑制程、存储、半导体设备、材料、AI芯片等主要领域都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核心需求,那么台湾对大陆最重要的一张经济牌就会明显贬值。 大陆未必需要制裁台湾。 只要自己会做了,台湾原来的稀缺价值自然就下降。 这反而比制裁更加不可逆。 四、台湾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大陆从下面追,美国从上面搬 台湾现在有一个长期容易被忽视的夹击。 大陆不断向高端制造爬升。 与此同时,美国又在主动降低先进半导体过度集中台湾的风险。 2026年美台达成的半导体与投资安排中,台湾半导体及科技企业承诺至少新增2500亿美元美国投资,以加强美国本土先进半导体、能源与AI产业能力。 这当然不会让台湾半导体产业明天消失。 台积电最重要的研发、人才和先进产能目前仍然高度集中台湾。 但长期方向很值得关注: 大陆希望降低“没有台湾芯片就无法正常发展”的风险; 美国也希望降低“台湾出事美国科技产业就瘫痪”的风险。 这意味着台湾过去最重要的“硅盾”,实际上同时受到两边侵蚀。 大陆追赶它。 美国复制它。 台湾仍然可能长期保持富裕、先进和高技术,但存在一种2035至2045年的可能: 台湾从一个全球高度不可替代的科技节点,逐渐变成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富裕,却没有过去那么不可替代的发达经济体。 如果出现这种变化,最大的影响甚至不是台湾人的收入,而是台湾在大国战略计算中的重量。 五、为什么我认为北京最容易做的,反而不是政治工作,而是继续发展经济和扩充军力 两岸和平统一最难解决的,其实一直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互信。 北京可以承诺: 统一以后台湾保持现有生活方式; 保护私人财产; 保持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 台湾可以享受大陆巨大市场。 2022年大陆统一白皮书确实仍然强调这些内容。 问题是台湾人真正担心的是: “今天答应了,三十年以后怎么办?” 这是一种典型的可信承诺问题。 哪怕大陆明天把香港政治制度重新放宽,也未必能让台湾多数人马上接受统一。 因为台湾对统一的拒绝已经不只是制度恐惧,还包含非常深的政治共同体认同。 一个人完全可能认为大陆民主、富裕、自由,却仍然说: “很好,那我们就做关系很好的两个华人社会,为什么一定要合并?” 所以政治互信可能是北京最难解决的问题。 相反,有两件事的结果非常容易验证: 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军事实力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芯片造出来就是造出来。 军舰下水就是下水。 导弹、无人系统、核力量、造船工业和航空工业有没有形成规模,也都是客观能力。 这就产生一个非常现实的战略逻辑: 如果北京认为未来十年自己的综合实力仍然会上升,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天承担战争、制裁、资本外逃和战后重建的巨大成本? 继续投入经济、科技、军工和抗制裁能力,本身就具有更高的期权价值。 最理想的军力从来不是打出去的军力,而是让别人重新计算选择的军力。 六、2035为什么比2027更值得注意 2035不是公开的台湾统一期限。 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但是2035本身确实是中国官方军事现代化的重要节点。中国公开规划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美国国防部最新中国军力报告也仍然把2027、2035和2049作为解放军三个主要现代化节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是2035前后,而不是把2027当成所谓“攻台截止日期”。 到2035年可能同时出现几件事。 第一,中国在第一岛链的常规军事能力与今天相比更加成熟。 第二,中国战略核力量更加完整,美国干涉台海需要考虑的已经不是损失几十架飞机,而是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失控升级的可能。 第三,大陆先进产业对台湾关键技术的依赖进一步下降。 第四,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固化,北京对“台湾民意以后自然转向统一”的期待更低。 第五,美国、日本、台湾也在加速军事建设,因此北京同样不能假设时间永远只对自己有利。 所以2035的特殊意义不是: “到这一年必须打。” 而是: 到这一阶段,北京可能第一次同时具备更成熟的实力,又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继续等待的政治收益在下降。 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才是真正的风险窗口。 七、美国到底会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开战? 这是台湾问题里最容易被情绪化讨论的问题。 支持台湾的一方经常默认美国一定会来。 另一边又经常默认美国绝不会来。 两种判断都缺乏依据。 美国对台湾没有类似美日安保条约那样的自动共同防御义务。美国长期政策本身就是战略模糊。 这意味着美国希望同时达到两个目标: 让北京相信美国可能介入,因此不敢轻易动武; 又不提前把自己锁死,真正发生战争时仍然保留选择。 台湾对美国当然重要。 它位于第一岛链中央,关系日本、菲律宾、西太平洋力量平衡和美国亚洲联盟信誉。 因此把台湾简单说成“美国只关心芯片”同样不准确。 但台湾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是不对称的。 对北京而言,台湾同时涉及: 国家统一、民族历史叙事、中共政治使命、沿海安全、西太平洋军事地理和中美战略竞争。 对华盛顿而言,它主要涉及: 地区力量平衡、亚洲联盟信誉、第一岛链、供应链、经济利益和民主价值。 中国可以认为: “这是我的国家统一问题。” 美国不会认为: “没有台湾美国就不是完整的国家。” 这个差异非常重要。 如果未来中国第一岛链常规军力越来越强,核二次打击能力越来越可靠,而美国又逐渐把先进芯片产能分散出去,华盛顿最终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尖锐: 台湾很重要,但重要到值得美国本土冒核战争风险吗?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美国和整个北约可以提供巨额武器、资金、情报和制裁支持,却始终避免美俄军队直接全面交战。 台湾与乌克兰当然不能机械类比,中国与俄罗斯也不是同一个国家。 但乌克兰战争至少证明了一点: 面对另一个核大国,“支持一个伙伴”与“本国军队亲自参战”是完全不同的决策。 未来中国实力越接近甚至局部超过美国,这个区别只会更加重要。 八、日本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风险比美国更加直接 日本近年来明显把台湾海峡稳定与自身安全联系起来。 日本2025年防卫白皮书继续把中国军事活动称为日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同时反复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从地图看,日本有充分理由担心台湾被大陆控制以后西南诸岛安全环境恶化。 但另一面同样存在。 如果日本真正参加台海战争,就意味着日本与中国发生热战。 这不是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能够概括的事情。 战争意味着冲绳、九州军事基地可能进入攻击范围,中日经济关系断裂,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武大国和世界级工业国。 所以日本同样面临一个悖论: 为了避免未来安全环境恶化,要不要今天承担一场可能直接破坏自身安全的战争? 我认为日本会长期坚持“台海和平关系日本安全”。 但未来日本政府是否愿意把这句话自动兑换成军事参战,则会越来越取决于当时的中美军事力量和日本社会自己的风险判断。 九、经济压力真正可怕的,不只是金融,而是现代工业的“不可替代时间” 过去谈长臂管辖,人们通常想到美国。 美元、银行、保险、金融结算使美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域外制裁能力。 但中国拥有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力量: 实体制造和供应链。 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约32%,在大量工业中间品、电子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加工环节拥有巨大的规模优势。 对于台湾这种高度发达、供应链极其复杂的岛屿经济体,危险之处不是“少买一些中国手机”。 手机可以晚一年换。 真正困难的是工业系统中某一个价值很低,却必须每天供应的零件、材料或中间品突然消失。 现代工业的特点是: 一个几美元的零件可能卡住几万美元的设备。 找到第二家供应商,也不代表第二天就能使用。 可能还需要验证、认证、重新设计生产流程。 所以中国制造业形成的经济影响力不能简单按进口金额计算。 当然,这种工具一旦频繁使用,也会产生强烈反作用,刺激台湾、美日欧不计成本建设替代供应链。 这也是为什么从北京自己的长期利益看,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不断制裁,而是: 中国的市场和产业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别人主动认为脱离中国的成本太高。 威慑的最高状态仍然是不用。 十、台湾相对大陆越来越小,也会改变统一后的政治经济计算 九十年代,两岸经济体量差距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今天台湾已经是一个不到大陆5%经济规模的经济体,而且随着大陆继续增长,这个比例未来还可能下降。 这会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结果。 一方面,北京越来越没有必要为了台湾的财富破坏台湾经济。 未来大陆如果比台湾大几十倍,那么即使给予台湾非常优厚的财政、税收、市场和社会制度安排,对全国来说也只是很小的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人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把台湾的钱拿走”,反而越来越缺乏经济逻辑。 但另一方面,台湾经济占全国越小,也意味着一旦台湾某些政治制度与北京认定的国家安全和中央权威发生冲突,北京为了保护台湾经济而克制自己的动力也会降低。 所以未来统一承诺中: 财产权、企业制度、福利和商业规则可能相对容易保障; 真正最困难的仍然是政治权利。 问题最终还是那几个: 台湾还能不能选出一个北京不喜欢的领导人? 媒体能否主张台湾重新独立? 台湾地方政治与中央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谁拥有最终裁决权?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互信可能永远比经济利益难解决。 十一、所以我为什么把真正的窗口放在2035前后 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交叉。 台湾社会长期来看,统一意愿没有明显上升的理由。 大陆的经济、工业、军力和科技能力却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美国和日本当然也会加强准备,但中国具有本土地理、全球最大制造业体系和军力集中于西太平洋的优势。 于是北京未来真正需要判断的是: 我的实力增长速度,是不是仍然快于台湾及其外部支持体系的增强速度? 如果答案一直是“是”,那么北京越没有理由提前行动。 因为2026能做的事情,2030可能成本更低。 2030能做的事情,2035可能根本不用做就能形成威慑。 但到了某一个阶段,情况可能反转。 台湾身份继续固化。 美日军事体系继续强化。 台湾供应链继续向美国和东南亚转移。 大陆人口和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于是北京可能开始问: 再等十年,到底会更容易,还是更难? 我认为这个问题真正进入决策层核心议程的时间,很可能就在2030年代。 所以我的基准判断不是: “2035年中国会攻打台湾。” 而是: 2035前后很可能成为北京重新评估“时间到底还站不站在统一一边”的关键节点。 如果北京仍然认为时间有利,完全可能继续等。 如果北京认为军事实力已经足够,而台湾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正在永久消失,继续等待反而降低统一概率,那么整个台海战略逻辑就会发生改变。 十二、最理想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不打 中国真正追求的最优结果显然不是: 花费巨大军费建设几十年,然后把这些军力全部投入一场破坏两岸经济、摧毁台湾基础设施、触发全球制裁甚至中美战争的大战。 如果实力增长最终能够让三个地方同时改变计算: 华盛顿认为直接与中国战争的成本超过台湾的战略价值; 东京认为台海虽然重要,但没有重要到值得日本本土进入中日战争; 台湾社会认为永久拒绝政治谈判已经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选择; 那么北京就可能获得远高于今天的谈判地位。 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正含义。 它并不是台湾人突然热爱统一。 甚至可能大多数台湾人在感情上仍然最喜欢维持现状。 只是到了那时,他们面对的现实选择已经从: “统一还是永远维持现状?” 变成: “在现有力量格局下,怎样安排两岸关系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台湾现有生活方式?” 一旦问题发生这种变化,台湾政治就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结语:台湾问题真正的倒计时,不在日历上 我不认为北京已经存在一个公开或可以证明的“2035统一时间表”。 我也不认为战争是必然。 台湾经济目前仍然非常强,台湾也正在强化防御、降低对大陆贸易依赖并重新组织供应链;美国、日本同样不会坐着等待中国实力增长。2027年台湾国防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万亿新台币,本身就说明力量变化一定会产生反作用。 所以任何简单的线性外推都可能失败。 但如果一定要回答“台湾问题什么时候最值得担心”,我不会选择2027,也不会机械地选择2049。 我会看2035前后。 不是因为2035有什么神秘期限。 而是因为到那个阶段,有可能同时出现: 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入新的成熟阶段; 先进产业对台湾依赖明显下降; 战略核威慑进一步增强; 台湾年轻世代的身份认同更加固化; 美国和日本是否愿意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变得更加现实; 北京也第一次需要认真判断,继续等待究竟是在积累实力,还是在永久失去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 台湾问题最后真正的临界点,很可能不是台湾哪一天宣布独立。 而是北京哪一天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下去,已经不会更好了。” 在那以前,时间是战略资源。 在那以后,时间本身就可能变成压力。 所以,与其天天猜“哪一年开战”,不如关注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的实力增长,台湾的身份变化,以及美国、日本承担战争风险的意愿,究竟哪一条曲线变化得更快? 这三条曲线最终交叉的位置,才可能是真正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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