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无疆界组织（RSF）公布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全球新闻自由度降到25年以来最低水准。在180个受评的国家与地区中，中国连续第二年排名第178，仅高于厄立特里亚与朝鲜。过去曾名列世界第18的香港，连续两年维持第140名，被归类为“状况恶劣”。台湾排名则由去年的第24名下滑至第28名。 RSF指出，排名倒数第三、中国，近年持续扩大压制手段，广泛运用国安法规拘押记者。目前中国至少有121名媒体从业人员遭关押，仍然为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全球最大记者监狱”；而新闻自由度维持“状况恶劣”的香港，法院在今年2月依《国安法》对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宣判20年刑期，是香港媒体人遭受过最重的刑罚。 值得注意的是，RSF指出，中国发展出的资讯控制模式，正逐步外溢至其他威权政体。例如越南和缅甸政府均仿效北京法律架构制定网路安全法，作为加强网路审查的主要工具。 RSF提及，全球越来越多国家扩大“国安”与“机密”范围，作为限制媒体报导公共议题的依据。此趋势不仅存在于威权体制，也逐渐渗透民主国家，例如日本（第62名）自2014年实施的《特定秘密保护法》助长自我审查的寒蝉效应，高市早苗政府2025年近一步提出，拟推动制定维护国家情报的《间谍防止法》；韩国（第47名）则因政府去年推动打击影响选举“不实资讯”的相关规范，引发媒体团体批评，再度凸显打击假讯息与保障报导自由之间的张力。 在亚洲32个受评国家地区中，有21个被列为新闻自由“状况艰难”或“状况恶劣”，且无一进入世界排名前20名。名列前茅的大多是欧洲国家，前三名是挪威、荷兰、爱沙尼亚；德国排名第14名。 此外，RSF指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与记者持续攻击，使美国排名由第57名下滑至第64名。特朗普曾多次暗示，对他“负面宣传”的电视台应被撤销广播执照。本周，在脱口秀主持人吉米．金摩（Jimmy Kimmel）于节目中嘲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Melania Trump）为“准寡妇”后，特朗普呼吁ABC电视台解雇金摩，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也已对该公司广播执照进行前期审查。 详细报导：

舆论普遍留意到，西藏吉隆县一个边境口岸“国门被冲毁”的视频遭到审查。时事评论作家长平认为，更严重的是对人的审查，对逝者和幸存者生命故事的扼杀。 慈善广告中有一个“伦理困境”：同样的媒体版面，用来讲一个人的不幸遭遇，比说一万个人正在等着您的援助，更能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募集到更多的捐赠。 人类道德感知的结构决定了，我们对个体生命的共情能力，远远大于一堆数字，哪怕它实际上也很重要。 同样的道理，在新闻相对自由的国家，灾难发生之后，记者不仅仅关注领导的英明决策和救援官兵的辛苦付出，还会探访幸存者和逝者家属，让他们讲出自己的经历和哀伤，讲出逝者生前的故事，这样读者才能感同身受，缅怀逝去的生命，帮助幸存者度过难关。 这正是尼泊尔各家媒体正在做的事情。无论是主流媒体《加德满都邮报》（The Kathmandu Post），还是数字媒体 OnlineKhabar，记者们都纷纷前往医院、学校和村庄，记录了各种普通人的遭遇，其中有正吃着早餐被洪水冲走的孩子，有为了救儿子趟入水中再也没有回来的父亲，有跑遍停尸房寻找哥哥遗体的妹妹…… 据英国《卫报》报道，在尼泊尔，记者争相尽可能靠近灾区，采访幸存者和救援人员。村民逐分逐秒地讲述洪水冲毁家园时所见所感。 讲述个体生命的故事，不只是为了激发读者的同情心。应该说，它首先在于对每个生命的尊重，承认其不可替代性。逝者不是同质的单位，而是意味着一整套关系、记忆、未竟之志业一并消失。 因此，个体故事比冷冰的数字更能提醒人们珍惜生命，总结教训，追究责任。逝者的姓名、年龄、住址、死亡的具体地点和时刻，是灾难事件最基本的档案。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生命的印痕。 《纽约时报》在 9·11 后的 《悲痛肖像》（Portraits of Grief） 系列为两千多名遇难者各写一则短传，不仅仅罗列履历，编辑嗨要求记者抓住一个能够体现这个人的爱好、性格、习惯或生活细节的瞬间。 没有逝者名单，就没有追究责任的基础。名单模糊，责任也随之模糊。四年前发生的“东航空难”就是一个例子。 反之亦然。如果政府想要淡化生命价值，减少问责可能，甚至“丧事喜办”——借助救援让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那么它就会阻止记者和受灾者接触，让他们只成为冰冷的数字，把镜头留给领导和领导指挥的救援者。 对于这场灾难的报道，新华社没有缺位，每天都要更新好几次。它的报道就是这种审查结果的“经典教材”。以其最新消息为例，全文222个字符中，涉及灾情的只有33个，约为七分之一，全为数字：“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其余部分，都用来描述“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同样是消息体，昨天发表的一则，标题都用了51个字符：“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内容都超过1000个字符。“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次之，内容大约为800个字符。 有人会说，及时的消息报道，只见数字不见人有情可原。可以想见，在新华社正在筹备的未来将会发出的通讯体报道中，会写到人，但首先是领导如何英明决策，指挥官如何坚决执行，其次是救援官兵如何舍身忘死，最后才是藏区的灾民，如何对党感恩戴德。 再说了，即便新华社能够良心大发，念及个体生命，不允许更多记者前往藏区，进行更多元的报道，同样是罪恶的新闻管制和媒体审查。 尼泊尔实行联邦民主制度，媒体生态相对多元。今年5月，无国界记者（RSF）发布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在180个受评的国家与地区中，尼泊尔排名第87位，中国连续第二年排名第178，仅高于厄立特里亚与朝鲜。 详细报道👉

世界难民日之际，无国界记者公布 2021 年以来受协助记者的流亡路线图。过去 5 年，被迫逃离家园的记者来源国已增加一倍，共有超过 1,400 名来自至少 65 国的记者，努力坚守新闻使命，却持续面临安全威胁与各国收容政策的挑战。#世界难民日# #新闻自由# #RSF# 👉

美国驻华使馆自7月1日起连续三天提醒美国公民赴华风险，提醒美国人中国是一个无视人权、没有信仰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并且利用所有舆论工具和新媒体渗透影响西方世界。美国驻华使馆从宗教活动、新闻自由、社交媒体监控三个层面，直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真实风险。对外国人而言，在中国并不存在正常法治国家意义上的安全边界。一次未经批准的聚会、一篇不合口径的报道、一条社交媒体留言，都可能被上纲上线，甚至成为被拘押、驱逐或政治绑架的理由。 这也说明，中国的风险早已不只是签证、治安或旅行安全问题，而是制度性风险。中共把宗教、媒体、网络、学术、商业乃至私人交往都纳入政治安全框架，任何人只要进入中国境内，就可能被置于这种不透明、不讲规则、随时翻脸的权力机器之下。 美国驻华使馆连续发出类似警告，是在提醒本国公民：今日中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旅行目的地，而是一个可以随时把外国人当作筹码、把正常交流当作罪名、把个人自由置于国家机器之下的高风险国家。

台湾政治评论家、自媒体人，前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在台中参加一场演讲活动，结束时，遭到不明身份的人攻击和殴打，导致脸部鲜血直流而受伤。疑犯随即扬长而去。 台中第六警察分局，案发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追查犯嫌逃逸路线。确定涉嫌施暴的33岁廖姓男子，系来自中国大陆，随即展开抓捕。此人还是持有香港证件的中国人，在他即将从台中机场出境前往韩国釜山机场时被台中警方逮捕。 此人从前一天起就一直跟踪矢版明夫，在饭店埋伏，是有计划性地针对矢板明夫下手。 这起案件并非单纯临时起意，而是有预谋、有特定目标的暴力攻击，其性质绝不只是普通刑事案件，而是涉及台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也说明中共黑手已经伸向民主世界。 矢板明夫长期关注中国政治、中共对台政策及两岸关系，也是少数长年公开批评中共威权体制的媒体评论人。他近年来频繁在台湾、日本及国际媒体发声，此次袭击显然具有政治动机，势必引起台湾社会以及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嫌犯犯案后没有选择躲藏，而是大摇大摆，第一时间赶赴机场，准备搭乘国际航班离境。 如此计划周密的逃离方式，很难不令人怀疑，他是否事先已规划好完整的逃逸路线？是否有专门的组织替他安排好机票、交通逃离方式，种种疑点，这都有待台湾警方调查清楚，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严厉谴责针对矢板明夫先生的暴力袭击 绝不容许中共跨境镇压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 陈立群 7月6日，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先生在台湾台中出席公开活动后，遭一名男子尾随袭击，面部受伤流血。台湾警方迅速逮捕涉嫌行凶的中国籍男子，目前正调查其犯案动机，以及是否涉及幕后教唆、组织策划或跨境指使。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对此表示最强烈的愤慨和谴责，并向矢板明夫先生致以诚挚慰问，祝愿他早日康复。 这绝不是一起普通的暴力伤害案件。 矢板明夫先生长期关注中国事务，坚持揭露中共专制体制，坚定支持台湾民主，长期维护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如果一位媒体人仅仅因为公开表达观点便成为暴力袭击目标，受到威胁的就不仅是个人的人身安全，更是台湾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民主法治。 据媒体报道，嫌犯作案后立即赶往机场准备离境，这一情节令人高度关注，也使案件是否经过预谋、是否存在跨境指使成为社会合理关切。我们呼吁台湾司法机关依法彻查案件真相，全面调查资金来源、通讯纪录、行动轨迹及幕后关系，查明是否存在跨境组织网络或境外势力介入。无论幕后涉及任何个人或组织，都必须依法追究，绝不能让真相止步于直接行凶者。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此次事件发生在中国近日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不久。该法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不少人士担忧其可能成为中共进一步强化跨境管控、扩大政治影响的法律工具。在这一敏感时间点发生针对长期批评中共的媒体人的暴力袭击，时间上的巧合不能不令人警觉，也更有必要依法彻查案件是否存在跨境势力介入。 近年来，中共针对海外异议人士、媒体人士、人权工作者和民主运动人士的跨境打压不断升级。从设立海外秘密警察站，到跨境监控、骚扰、恐吓；从破坏美国自由雕塑公园雕像，到针对海外民主人士实施暴力袭击与威胁，自由世界对此早已高度警觉。如果本案最终证实涉及跨境势力策划、组织或指使，其性质将远远超出一般刑事案件，而是对台湾民主制度、新闻自由以及国际法治秩序的公然挑战。 台湾绝不能成为中共输出政治暴力的目标。 今天受害的是一位媒体人，明天就可能是学者、人权律师、民意代表，乃至任何坚持自由价值、敢于批评专制的人。任何企图以暴力制造寒蝉效应、压制不同声音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呼吁台湾政府依法严惩施暴者，彻底查明案件真相，绝不容许任何境外势力以暴力干预台湾社会、破坏民主制度、威胁新闻自由。同时，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共跨境镇压问题，加强民主国家之间的信息共享与执法合作，共同抵制针对媒体人士、异议人士和民主运动人士的政治暴力，维护自由、法治与民主的共同价值。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坚信：自由不容暴力践踏，民主不容专制渗透。任何跨境镇压都阻挡不了人民追求自由的脚步，也终将逃不过历史和法律的审判。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 陈立群 2026年7月6日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HRC62 中国：表达自由决议应平衡权利与义务，少用一些具有争议性、尚未形成共识的表述 🇨🇳🇺🇳 2026年7月6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adopted without a vote）通过《意见与表达自由》决议草案 A/HRC/62/L.12/Rev.1。该草案由加拿大、巴西、斐济、纳米比亚、荷兰王国、瑞典等国共同提出，聚焦意见与表达自由相关保护议题。 该决议属于人权理事会围绕《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长期讨论的一部分。由于决议正式文本尚未公开，具体新增内容仍需等待联合国文件系统发布。 在决议通过前，中国代表作解释性发言。中方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民众言论自由，依法尊重并保障公民持不同意见的权利，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 同时，中方表示：“言论自由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使，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益。这是中国宪法中的明确规定，也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文书的精神。” 针对决议文本，中方强调两点：“一是权利义务为一体两面。只谈权利，不谈义务，将面临滥权的风险。决议案文可以更加平衡，少用一些具有争议性、尚未形成共识的表述。” 中方还表示：“二是决议有关段落绝对不能被视为直接或间接扩大任何现有机制授权。这是中方参加协商一致的基本前提。” 最终，中国未阻止该决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中方在发言结尾表示：“中方赞赏提案国吸收中方所提的建议，愿克服困难参加 L.12 号决议草案的协商一致。” 参考来源： 中国代表关于 A/HRC/62/L.12/Rev.1《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的发言视频：

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记者协会联合主办的“以开放合作推动共同发展”中蒙媒体北京内蒙古行联合采访活动，5月1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吸引人民日报海外版等9家中国主流媒体、蒙通社等18家蒙古国主流媒体，共40余名记者参与采访报道。 此次联合采访活动将持续至5月16日。活动期间，中外记者采访团将先后走进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深入探访机器人大世界、人工智能“模数世界”、新能源智造研发基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点位，聚焦AI产业生态、智能制造、城市治理、科技农业、绿色能源等领域开展实地采访，全方位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展成就，生动讲述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互利共赢合作的时代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