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3期笔谈《通向民主之路：军人的角色问题》： 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事例少得可怜”，在《中国民主季刊》2024年第2期的笔谈中，我曾这样写道。在此，我想先重申这一看法。 反抗的主体应该是民众，而不在别处。不要坐等军事政变，它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军队角色问题之重要，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不只是不可回避的，还必须纳入战略考虑。那么，对于战略规划者而言， 在发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是积极争取军队背弃独裁者、拒绝开枪镇压民众，还是要更进一步，鼓励、号召、支持军人发动政变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分享几项比较政治学界重要的研究成果： - 在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情况下，军事政变的机率会显著上升。根据1951-2005年的案例统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比平时高大约2-3倍，而且，非暴力反抗要比暴力更可能激发军事政变； - 尽管军事政变在民众抗议期间的发生率会提升，但机率显著低于军方拒绝镇压、中立或站在抗议者一边。在1946-2014年发生的被称为“专制终结游戏”的40个大型抗议中，军队拒绝镇压的有15个，政变只有6个； - 冷战后的军事政变在5年之内举行选举的比例显著高于过去，但多数没能导致高质量的民主，而是建立了“竞争性威权政体”,或不久后回归完全的威权统治；在曾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有相当数量后来又重复发生政变。 这些研究值得给与认真对待。那些将希望寄托在军事政变的人，并没有想过军事政变可能导致的复杂情况。与军人抗命、拒绝镇压不同，军事政变意味着接管政权。从那一刻起，主动权将落于军方。军队将处于国家政治方向掌握者的地位，承担起并不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这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可能会有严重后果。 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军人领导的过渡政府可能会承诺制定新宪法、举行民主选举。它未必会兑现自己的承诺。以“秩序”、“防止国家分裂”、“为民主做准备”等名义无限制延迟甚至取消选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果军方兑现承诺，它“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仍会作为一个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者行事，在转型期间制定的新宪法中固化——或试图固化——其政策偏好”。它所设定的转型过程可能会力图保证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宪法，并可能在新宪法中为自己保留实质性政治权力。 或许有必要略举几个例子，以更清楚说明在政变情况下民主前景的高度不确定性。2011年，埃及军方在民众抗议中接管了政权，然后制定宪法、主持选举，2013年又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1991 年，马里军人停止了射杀和平抗议者、调转枪口推翻了独裁者，然后在2012、 2020年两次发动政变，中断并最终结束了民主。 1988年，我们的邻国缅甸发生民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并在不久后开启了选举，但软禁了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而且拒绝接受这个政党接下来压倒性的胜利。另一个邻国泰国的政治现代化最早是1930年代军方通过政变开启的，军队从此在政治中获得了一种特殊地位；这个国家后来政变次数之多，不能不让人惊讶。 1974年，葡萄牙中下级军官的政变，即著名的“康乃馨革命”，不只成功在本国建立了稳定的民主，也揭开了世界范围第三波民主化的序幕，但它的成功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例外。 最后，我还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技术中有个重要概念，叫“支撑性力量”（pillars of support）。军队无疑是独裁者最关键的支撑性力量之一。研究发现：非暴力反抗运动如果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更有可能促成这些力量背离独裁者，从而提高运动的成功机会。 至于“集中能量直接影响支撑性力量”意味着什么、如何做到，已超出这里的讨论范围，但值得有志于反抗运动的人给予特别关注。 此外，我想提到，非暴力抗争战略也应包括如何应对镇压的计划。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当镇压发生的时候，如何顶住镇压继续抗争，从而使镇压归于无效。不能指望非暴力抗争没有任何伤亡，但应尽量避免1989年那样的大规模流血。

去寺庙、神庙这类供奉神像的地方，说话举止一定要谨守分寸，稍有怠慢失敬，很容易招来不顺，这不是危言耸听。 我身边就有真实事例。我们当地山顶有座十分灵验的神庙，我一位同学上山全程肆无忌惮大声说笑，上完厕所不洗手就直接进殿参拜，全程态度轻浮毫无敬畏之心。拜完下山返程，怪事接连找上门：骑自行车直接摔进山沟，好不容易爬出来，车胎当场爆掉；勉强继续赶路，洗手时手腕上的手表不慎遗失。他后来骑摩托车折返寻找，不仅没找到手表，摩托车半路直接故障抛锚，一整天祸事不断。 很多庙宇门口都会标注禁止喧哗，高声嬉闹本就是对神明、佛像的不敬，心性轻浮没有敬畏，自然容易诸事不顺。 还有一件发生在另一个同学奶奶身上。那座山没有缆车，全程只能徒步攀爬，十分耗费体力。她奶奶提着准备供奉神明的酒上山，爬到半山腰随口抱怨太累，萌生了折返不去的念头。话音刚落，她双腿不受控制跪倒在地，手里的酒瓶顺着层层台阶一路滚落。 按常理，装满酒水的玻璃瓶从高处滚落，基本都会碎裂，可这瓶供奉用的酒却完好无损。奶奶瞬间醒悟，是自己随口生出退意、言语怠慢，触了忌讳，之后便踏踏实实爬上山诚心祭拜。 常怀敬畏之心不是束缚，神明不喜严苛责罚，却看重世人的诚心与尊重，身处供奉圣地，收敛浮躁、谨言慎行，才是修身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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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吗? 不是. 在很大程度上，中共更类似于一个具有封建性质帮会组织。当然，这是一个极具规模的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帮会组织。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从其领导机构的产生来看，现代政党的领导层也是通过党内选举产生的，但中共的各级领导并非由真正的选举产生，而是各级党委推荐，经过各级中组部层层考察，经由上一级党委直接指定任命而产生的，党员对于自己的上级没有监督的权利，只有服从的义务，这是典型的帮会特点。 第二，中共的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具有封建帝王的独裁性质，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即使他们名义上没有党的职务，但实际上仍就是党的最高领导，而且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不受到任何的监督，且可以对党内的各级官员有生杀大权，对党的政策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到了习近平的时代，仍是确立全党对最高领导人的服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与封建时代的皇帝，就其权力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比皇帝还要独裁专制，这种各级党委书记决定所属一切事务的特质，这种只要被公认为“老大”，不需要任何职务就可以作出决策的特点，跟中国历史上的帮会组织的属性是一样的。 第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不会把对本党的忠诚，当作组织的最高原则。不仅在美国，就是在民主制度刚刚建立不久的台湾，个人脱离原来政党，参加另一个政党甚至是反对党，都是正常现象，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本党处分或者制裁。但中共最强调的，就是对党，对党的最高领袖的绝对忠诚。这一点，从中共历史上就可以验证。最近，外界盛传有中共高官外逃，中共官媒就发表文章，举出历史上中共总书记顾顺章叛党之后全家遭到灭门的事例，意在警告党内存有二心的的党员。这样以灭门来威胁叛逃党员的组织，无论如何算不上一个现代政党，而更像是一个帮会组织，甚至是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习近平率领政治局全体成员举手发誓“绝不叛党”的画面，也更让人想起帮会的入会仪式，而不是正常的现代政党。 其实，回顾中共早期建党的历史，无论是二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在发动罢工的时候与上海黑社会的勾结，还是在进入农村地区建立政权的时期，收编包括井冈山王佐等各地土匪组织壮大自己队伍的做法，都有着浓重的帮会气息。即使到了今天，从他们惩治党内不同派系的手法来看，仍旧不脱一个黑社会帮派组织的习性。这一切，都与现代政党的性质相差太远。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打着政党旗号的大型帮派组织而已。 @baodiantimes

《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异议群体中暴力思想的流行令人不安。暴力其实比非暴力反抗更加困难、更不容易成功，但是其鼓吹者们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他们的话语却以日复一日地打击对非暴力反抗的信心为代价。更远一点看，将来发生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时候，这种混乱的思想状态很可能会增加维持非暴力纪律的困难，因而降低反抗的成功机率。 暴力论盛行的一个原因，在于对自己一方暴力能力不切实际的想象。暴力论者们认为统治者的暴力必须以暴力来回答，因为暴力与暴力才是彼此真正对等的力量。但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枪？在中国刑法中，买卖、私藏枪支是可以判死刑的重罪。姑且不论这一限制，假使能获得某些枪支，又如何组织、训练一支足以能击败政府军的武装力量？ 暴力正是专制政府之长、民众之短。以己之短、攻彼之长，并不是一种好的战略设想。 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暴力论者们经常提到军事政变。然而，军事政变通常并不是民间所能操作的。当我们谈论反抗的时候，应该问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等待某个或几个将军来拯救我们。军事政变即使发生，其前景也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事例少得可怜。 非暴力与暴力的确明显不对等。这正是困惑暴力论者们的一团迷雾。他们因而将非暴力定性为软弱的，没有兴趣去深入了解其对于争取自由的巨大潜力和作用原理。 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man）先生在前面提到，从全球范围看，非暴力运动在推动政治转型上的成功率要比武装起义高出两倍。 这个数字是1900至2019年120年的统计结果。晚近的数据更加惊人：从1970年代到上世纪末，也就是在著名的第三波民主化期间，80余个政治转型中约70%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作用。21人类进入现代世界后，斩木已不足以为兵，民众与政府之间在武力上，日益不可挽回地极度不对等。在这种大背景下，非暴力行动发展成为争取自由的最主要手段。 与寻求对等的、以暴力对抗暴力的传统思路不同，非暴力抵抗是一种迂回的反抗方式。它不是直接攻击对方最强之点，而是从对方最弱之处入手。 影响了20世纪共产国家命运的哈维尔，曾意味深长地提出“无权者的权力”。我想在这里略微补充一点，即“有权者的致命弱点”。非暴力之所以是一种能击败独裁者的强大力量，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这一弱点。 所有独裁者及其政权都必须依赖于人们的服从、合作与支持。无论他们及其政权多么强大，他们的权力并非来源于自身。一旦人们克服恐惧，坚定地停止服从、合作和提供支持，他们就会失去权力，抵达穷途末日。 甘地早就发现了有权者这一致命弱点。他说：“人民若不服从，统治者就无法统治”。非暴力抗争在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将此称为专制者的“阿基里斯之踵”。 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发现的真理，却经常被忘记，更经常不被深信。缺乏深信，导致不愿去深入钻研这一反抗技术，以坚韧的努力不依靠暴力武器，而是通过削弱切断专制者、压迫者的权力来源最终击败他们。 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没有想象的暴力革命“便餐”，也不会有非暴力革命“便餐”，虽然非暴力实际上更可行。 所谓“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中国”，“只适合于统治者较仁慈或有某种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一个基于想象而非事实的判断。它只对反抗专制或压迫的非暴力斗争在一些国家的最终成功略知一二，而并没有了解那些国家的反抗运动所经历过的艰难曲折历程。如果去察看一些著名的案例，例如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智利、南非等国家的案例，看看那些国家抗争的民众和领导者所经历的杀戮、毒打、监禁等种种迫害和反复挫败，你可能会重新评估自己的判断。 这个判断不只美化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专制者或压迫者。它也在影响我们做好坚韧抗争的心理准备。它将一切都推给政治环境，完全忽视了战略、战术、技巧的重要性，因而不利于提升抗争、使它变得更有效。 我们是否能摆脱这种前景，即任何寻求政治变化的非暴力行动，都最终会被镇压下去，而不会导致任何政治变化？这个问题横梗在许多人心头，非暴力倡导者们应该深入思考、给出回答。当然，回答必须是非暴力行动计划的关键内容之一。 反抗会遭到镇压，必须有这种心理预期。但镇压有不同程度和类型，我认为应该避免1989年那种大规模流血，因为那是许多人所不能承受的。另一方面，抗争开始后也要顶住镇压、威慑，使镇压归于无效。 当镇压失去效用，当参与达到足够大的规模、蔓延开来，当运动强大到难以镇压下去的时候，非暴力就开始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力量。如果到了连军队也不愿保护独裁者的时候，他就只有倒台了。但这只是改变的契机来临的一种可能场景。 在相当长时间中，经常有呼吁、声明、联名上书和个案维权。这些都是非暴力的，但不要误以为它们就是非暴力抗争。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要更激烈，它是一种冲突、对抗，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说服可能是非暴力的一种效果，但达到强迫的程度才更可能有效。所谓“强迫”，就是违背对方意愿，对方不愿意也只能接受你的要求。 说到非暴力抗争，人们最先想到的似乎总是上街游行。但游行并不是惟一的、也未必是最有效的方法。抵制、罢工等不合作方法常常更有力量，也相对安全一些。基恩•夏普总结出了三大类和198种具体的非暴力行动方法。 虽然暴力已经谈了很多年，我们没有听见一声枪响。另一方面，非暴力行动却的确发生过，最著名的当然是1989年的天安门抗争和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但这两次大的行动都是自发性的，缺乏战略规划。我们需要转向有计划的战略性抗争，从而使抗争变得更有效。 这就需要更好地理解非暴力行动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技巧和成功要求，学会制定战略计划。遗憾的是，许多活动分子迄今并不认为有学习的必要，在他们看来，非暴力行动似乎只是上街这种“简单”的事，没什么可学的。 这就好像一个想在将来指挥战争的人，并不认为有学习军事、兵法的必要。我们要改变中国，需要先改变自己。要改变自己，需要从知道不足开始。 ------ 针对中国民间的暴力幻想，《中国民主季刊》专门策划了一期笔谈：《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兴起》，下载全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把朋友分「层级」 但不是代表谁比较高级，而是代表亲近程度、信任程度、投入程度不同。 可以大概这样区分： ① 点头之交／认识的人 * 知道彼此是谁 * 偶尔聊天、打招呼 * 但不会分享太多自己的事 例：同事、同学、社群认识的人 ② 一般朋友 * 可以聊天、一起吃饭、一起活动 * 有共同话题 * 但彼此生活圈不一定深入 「相处舒服，但没有太多情感连结」 ⸻ ③ 熟朋友 * 会分享生活大小事 * 知道彼此一些个性、习惯 * 遇到事情会想到对方 这类通常是「生活里有存在感」的人。 ④ 亲近朋友／重要朋友 * 可以谈内心感受 * 看过彼此脆弱的一面 * 不只是分享快乐，也能接住低潮 * 愿意花时间维系关系 这种朋友通常比较少。 ⸻ ⑤ 知己／核心圈的人 * 不需要一直证明关系 * 很了解彼此 * 可以做自己 * 对方的存在会影响人生选择或价值观 但这种人一辈子可能真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