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毛主席：“苏联占得地方太多了，我们曾提过让苏联把外蒙古还回来，苏联说不行，甚至在一百多年前，他们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主席同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话，话题绕到苏联，他忽然把一笔旧账摊开：苏联占的地方太多，外蒙古曾要求归还，苏联不肯；贝加尔湖以东，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那些地方，一百多年前也被划走，中国还没有认真同他们算。那几句话不长，却像一枚钉子，钉在中苏关系最疼的地方。 外蒙古这事，不能只从新中国成立说起。 清代以来，外蒙古就在中国治权体系里，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也继承这份主权。麻烦在于，民国初年的中国太乱，南北军阀互相提防，中央的命令传到边疆，早已没了铁的分量。一九二一年，苏俄红军以追剿白俄残部为名进入外蒙古，七月六日占领库伦，也就是后来的乌兰巴托。兵一进草原，便像钉进湿木头，拔不出来了。 国内不是没人急。曹锟、吴佩孚以北京政府名义发声明，拒绝承认所谓独立。 张作霖也通电大骂苏联，扬言发兵外蒙。内蒙古王公、民间团体、各派人士纷纷抗议。 可真要打，大家都摸自己的口袋。张作霖怕关内趁机压东北，曹锟、吴佩孚又怕南北对手钻空子。喊声很大，马队没出远门。边疆最怕这种虚晃一枪，风一吹，别人就把界桩埋深了。 一九二四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不承认，英美等国也长期不承认。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北伐后取得名义统一，苏联要求南京承认外蒙古独立，被蒋介石拒绝。他还要求外蒙古放弃独立，回到中国。到一九二八年前后，外蒙古内部出现反独立、求回归的运动，一些人士盼南京出兵。可蒋介石忙着内战，无力北顾，中苏只在东部边境有过小规模冲突，事又冷了下去。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苏联尊重伪满洲国的所谓完整，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所谓完整。重庆方面声明这套安排对中国无效。可声明不是军队，也不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一九四五年二月，雅尔塔会议上，美英为了拉苏联尽快对日作战，把“外蒙古现状维持”写进安排。所谓现状，在斯大林眼里，就是独立。 中国没坐稳那张桌子，却被写进了别人手里的账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同苏联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用公民投票决定前途，条件是苏联尊重东北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援助中国共产党。 十月，外蒙古举行公投，官方结果说百分之九十八赞成独立。可那场投票在苏联强大影响下进行，程序一直有争议。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蒋介石后来在一九五三年国民党七大上说，这是忍痛牺牲，也承认当年设想幼稚，应当引咎自责。 毛主席没有把这笔账轻轻放下。 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扬来华访问，毛主席在会谈中提出，外蒙古应当并入中国版图。米高扬当场顶回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独立，有自己的军队、文化和经济道路，不会放弃独立。米高扬回国时，毛主席还托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仍主张外蒙古回到中国版图。 斯大林回电很滑，称外蒙古领导人想把中国所有蒙古族地区都合并进去，苏联反对；至于外蒙古是否回归，应由外蒙古自己决定。听着讲理，钥匙还攥在莫斯科手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外蒙古问题又摆上桌。 斯大林早有准备，一边让乔巴山拒绝中国要求，一边让苏联外交部门拿出一九四五年条约和公投。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东北还有旅顺、大连、中国长春铁路等旧权益要处理。硬碰硬，代价太大；全咽下去，又不甘心。 毛主席只能在冷账里挑能拿回的东西。 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废，苏联同意归还东北相关权益，新中国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 同年七月三日，毛主席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中蒙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步走得不痛快，却是当时的现实。 事没有散。 汪东兴后来回忆，毛主席晚年仍对雅尔塔安排很不满，说斯大林要瓜分世界，把中国外蒙古划出去。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 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访华，周恩来总理奉毛主席意思再提外蒙古问题。赫鲁晓夫仍不松口，说要看蒙古同志态度，又说蒙古快要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并入中国会失去各国承认。 话还是那套，把门推给屋里人，门闩却握在苏联手上。 一九六二年，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划定边界，现实落到纸面。 台方面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布废除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继续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地图上仍留着那片草原。 地图能留住颜色，留不住已经转向的世局。 毛主席一九六四年重提苏联旧账，不只是发火，更是在提醒世人：国家虚弱时，别人替它写下的字，等它站起来再看，墨迹早干，风还在北方草原上刮。

我为什么第一批参加了八九广场示威？ 曾经有官员问我：是不是有人鼓动你上广场？ 我说，是自发的，更多的出于对胡耀邦的尊敬与祭念。 如果说完全没人组织，也不是事实，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境外或境内敌对势力煽动的。 组织者是一位同学他来自北师大，他后来参与高自联对话团，也应该与北师大有关。 耀邦去世，我们很快能想到他为改革为平反所做的许多努力，特别是他的朴素真诚与亲民作风。当年他考察到芜湖，当地官员要与他合影，居然遭拒，却与下榻的宾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了。 所谓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耀邦受保守势力打压，知识界、大学当然站在耀邦一边，这是大学快速动员上广场纪念示威的强大动员力。 当时一则传言，也是促动我上广场的情感力量： 说是耀邦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高层会议，他主张增加教育经费，杨尚昆等人要增加军费，耀邦得不到支持，一时气急，送医之后，与世长辞。 而当时物价上涨，我们读研可以拿到六七十元补贴（因为工作过，拿九成工资），几乎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其他没工资补贴的学生可想而知。有背景资源的，搞官倒，越往上越腐败，这些因素也是导致人们大量上街游行抗议的重要动因。 以下为我十年前（2014）的回忆文字摘录，还有相关内容以后整理再发。 一个人的八九六四纪事 1 我是1988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我考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文艺学专业，当时住在恭王府，离天安门广场不到20分钟自行车车程。 1988年五四前后我到北京面试，我面试之后，花了半天时间一个人端坐在广场纪念碑石阶上，每下个方向坐半小时，我强烈的印象是，天安门竟这样矮小，甚至有些破落，有点像生产大队的大队部。 我们一代一代人，小学第一课，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2 1989年元旦，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首诗歌，我记得有两句诗，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来，这两句诗像谶言一样，惊现在六月初的夜晚。 天空起火了 孩子们快跑 每一个星星都变成枪眼 3 耀邦4月15日逝世，我们第二天开始听到传言，说他是被气死的，他重视教育，在中央会议上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而杨尚昆等军头们要求增加军费，打击排挤胡耀邦，无论传言是否属实，对耀邦的纪念，是必须的。有同学说已有人到广场送花圈了，我们也应该制作花圈，送到广场，表达心意。 4 我们17号一早就从食堂借来了平板车，集资购买了花圈，一行十多个同学（我们88届只有十一个研究生，还有十多个进修生），把花圈送到纪念碑边摆好，上面写着纪念胡耀邦的挽联，然后就要纪念碑边照相留影。当时大家并没有什么悲情，说实在的，普通学生对领导人不可能有多么深切的情感，大家去送花圈，也就是表达敬意，还有一份对现实的不满，即，对让胡耀邦下台靠边的境遇不满。一些女同学穿红着绿，照相时也是喜喜乐乐的样子，这一镜头也被有心人记录下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号的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批评所指就是我们这些同学，说我们不严肃，云云。 当我们午间撤离广场时，只见长安街西路大批大学生赶到，他们人多势众，打旗喊口号，我们感受到某种振奋。 5 激烈的行为也在身边发生，有同学去敲打正在上课的教室门，要求他们停课到广场游行，授课老师不高兴。 有同学看起来积极，但并不参加集体游行，待我们到达广场时，他在旁观人群中。 6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副部级单位，而院长多由文化部长兼任，时任文化部长是王蒙，常务副院长是著名红学家李希凡，一个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小人物。当时的院领导与研究生部的领导对学生参与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干预，不支持不反对的样子。一位博士生拿着募捐箱去找院领导募款时，居然也得到了他们的资助。当时的领导们不像现在的单位领导们这样官僚化，对上级脸色㦗若寒蝉。当时的领导们更多一些文人气，尽管口中不说什么，但心里多是支持学生的 @baodiantimes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17周年整。当时的情景是：遍地死尸，满目疮痍，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 大家年年都在转，我就转一篇未删节版吧——《写在5.12的爱国帖》： 那年川西坝子的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很多天，人们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涌上街头也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板晃动时，还以为是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窗外传来上百台起重机齐齐发出低吼，满书架的书弹飞出来，才明白这是地震，那声音，是地吼。 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入夜，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封路，血库缺血。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激情最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清晨时分，我揣上钱和几包衣服上路，在北川界口与唐建光、郑褚汇合，进到山里。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人生最大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教学楼坍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也无法解释大楼像饼干般脆掉后，建渣里竟没什么钢筋，以至于在一楼上课的学生全部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神经质地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是嘶哑地指着那堆很渺小的碎渣：“看，那是我娃娃呀，她的手还在动，还没死，但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小女娃娃碎花裙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的很多还在动，手在动，脚在动，细小的呻吟。但部队命令我们不准上前，没什么钢筋的废墟不能站人，以免引起二次崩塌。 就这样，眼看着孩子们在扭动、在呻吟，夕阳西下，他们的身体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最终悄无声息……而我竟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是个爱国青年，相信生活的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曾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因为这些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它的主持人蒂弗莱骂过中国充满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认为这可以唤醒民族血性。我家离美领馆很近，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愤怒的拳头，烧过报纸，同年前往美国世界杯采访时，还写过一句“希望女足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的我很困惑。我依然爱国，但渐渐明白碎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孩子们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加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如果你想索要名字，你的名字也会成为敏感词…… 如果晚年写自传，我将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自以为是，从无怀疑，像面对自己的指纹一样自以为掌握人间道理。可是大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在北川的大山里，孤魂野鬼一般晃荡，有时与其他志愿者挖出一些老人和小孩，有时就对着残垣断壁发呆。我顿生沮丧，这是更难熬的青春期，被折磨的并非发育的身体，而是信念。 有一天我看着山上，无意中发现竟有一所学校完好无损，甚至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我才得知，这是一座希望小学，地震发生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全部逃到山下，无一伤亡。我问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感谢那个监工。 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他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是工程兵出身，能从声音里听出柱子里沙子的含量、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施工队返工，如果施工队不愿意返工，他就大吵大闹。老师们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了因质量问题吵，就是为了追款跟当地政府吵。众所周知，企业捐款大多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下一级政府，再拨给下一级……最后才是施工单位，一百万最后就只剩了二十万。最后一次吵架是关于修建操场，他吼出一句：妈的，黑什么，不能黑教育。他终于追款成功修妥了操场，小小的操场。 大地震那天，正是这个小小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大地震时，这名监工吼叫着从山下拼命往山上跑，当看见孩子们都躲在操场安然无羔时，这条汉子倒在地下哭得稀里哗啦。 然后，他凭经验指着出山方向，让老师们带着大部队出山，自己则在原地守着几个家住山上不愿离开的孩子。那些老师就按照他指引的方向，带着孩子翻过了三座山，趟过已被地震震得河床扭曲、河水浑浊的小河，穿过黑暗无比的森林，林子中总是出现奇形怪状的瘴气，那些瘴气不断变幻，有时就变成一群厉鬼的样子，孩子们吓得大哭……终于跌跌撞撞到达了县城。当这名监工打电话确认孩子们安全得救，大哭着向山下城里的方向跪下。 我问，为什么要跪下。他说，是向当初的努力跪下，幸好坚持下来了。 我问，这所学校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他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因为这会让国家出丑。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涉黑……前两年一个晚上，他忽然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孩子被压在碎片下，身体慢慢变冷，慢慢死去，肯定会变化。那些碎花花的衣角、还在动着的小手，之后一年之久不断出现在梦中，而我竟并不知他们的名字。这是我的困惑：我们不能公布那些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基于上面的故事，我慢慢得知：不能狭隘理解爱国就是抵御外敌，爱国还表现在敢于抗争内贼。就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跟别村打架，更表现在勤恳耕种、爱护资源，敢于反对本村村长欺压村民、调戏妇女。如果一边跟别村打架，一边帮着村长鱼肉百姓，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 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长城也应该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可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事实刚刚相反，声名的舞台正被骗子们占据，而他正被生活惩罚，流离失所，仓惶不安。以我在灾区的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让青年们热烈膜拜……我不安地知道，这是更大的灾难，我们深爱的祖国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我的爱国主义：给应得者以所得，给窃取者以褫夺，国家始能昌盛。 有件小事，5月13日下午再次强烈余震，部队命令我们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时空连线，我一身雨水和血迹无意间经过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操你妈”。绝交至今。 一月后回京碰到央视的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就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了三年，我批评“共和国脊梁”倪萍。仁义大哥电话里极为不满：“你骂倪大姐干什么呢，人家倪大姐可是好人哪。”香港书展邀我去讲座，我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为权力洗地。仁义大哥再度打来电话：“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着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彼此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公平正义名言在微博真真假假地流传，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跟仁义大哥同款的爱国者们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爱它，就要爱它的全部。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但我不能去爱豆腐渣工程，更不能去爱坐在豪华办公楼的官员，指出这个国的疾病，正是建设它的重要环节。 经历2008汶川大地震，我重新定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一边指责外人抢劫我们的土地，一边又无视拆迁队强拆我们房子；不是一边怒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一边又把子女送到洛杉矶富人区；不是一边宣传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一边让他们在碎片下慢慢死去。 我想让所有人记住：那个妇人看得见自己孩子碎花花的衣角、小手还在动，听得见孩子还在低低呻吟，说“妈妈、我疼，疼……”，但妈妈竟无能为力。 历经世事，我才明白这个珍贵道理：所谓爱国，就是会为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操蛋的事而感到羞愧，并尝试改变它。所谓卖国，每当这个国家做出丢人的事，你却满脸红光地宣告这是“中国特色”，那多邪恶。 我这么说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是汉奸。可是我认为这仍是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超一个亿，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让子女拿着绿卡开着跑车读着长青藤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爱国者训斥我：母亲无论怎样打骂我们，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想起当年爱国者曲啸也这么说。但常识是，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有人跑来说：“我也承认这个国家有不好的事，但家丑不可外扬，重要的是抵御外侮，如果收复钓鱼岛黄岩岛，我第一个报名参军，但先收拾你”。这种粘副雄狮牌胸毛表演爱国的作派让人鄙夷，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以爱国之名火烧赵家楼，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第一批就当了汉奸。 高呼“收复钓鱼岛、攻打黄岩岛”这种比爱国主义胸大肌行为，很难证明真伪，不如让我们务实地谈谈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收一分回扣，多添几根钢筋；是政府少修点豪华办公楼，给灾民多建些过冬房屋；是官员们少喝些茅台，给学生们多生产些放心奶；是报纸、电视少宣传点感动中国的虚假英雄，多公布些溘然逝去的平民名字；是每个人能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迁徙，而不是拥有多么广袤的国土。爱国主义不是爱冰冷的国家机器，而是爱温暖如冬阳的共同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拥有生活尊严，保护渺小的自己，记得在每一个纪念日，长歌当哭，让每一朵平凡的生命绽开如莲花……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飞萦，如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我不在乎伟大胜利的路上矗立着多少座丰碑，我只在乎那些慢慢冷却的小小石头上，是否镌刻上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真实姓名。 ——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李承鹏/文 原文 12/05/2012）

“六四”37(4): 历史记录 1989年“五四”大游行发表的《新五四宣言》的主要内容: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同学们，同胞们，七十年前的今天，天安门前也曾聚集了一大批莘莘学子，中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新篇章。今天我们在此云集，不光是为了纪念这伟大的一天，更是为了把“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发扬光大。今天在我们古老民族的象征——天安门前，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全国人民宣称：我们无愧于七十年前的先驱们。一百多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精英们一直在探索着古老破旧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巴黎和会后，面对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分割蹂躏，面对着封建腐朽势力的死而不僵，他们挺身而出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的大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五四”及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第一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全新的一步。 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及知识分子本身的缺陷，“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并没有立即在中国实现，七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与科学”并不能一蹴而就，焦躁与失望都无济于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经济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所以，新中国一方面一直在向现代化进军，另一方面却极大地忽视了民主建设，虽然强调科学的作用，却不重视科学的精神——民主。目前，国内存在的诸如政府机构中贪污严重，知识贬值，通货膨胀等问题都是我国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坚持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这说明，没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及其实现的程序，在社会生活中，与社会化大生产根本对立的各种各样大量的封建性因素，及旧制度沉渣就会再度泛起，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为此，发扬“五四”精神，加速政治经济体制上的改革，保护人权，加强法制，已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同学们，同胞们，民主的精神，就是集思广益，真正发展每人的能力，保护每个人的利益；科学的精神，就是尊重理性，科学立国。现在，我们更需要总结“五四”以来历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经验教训，使民主和理性成为一种制度，一种程序，“五四”提出的课题才能进一步深化，“五四”精神才能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崛起愿望才能在地球上实现。同学们，同胞们，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牵系着我们的每一颗心。这次学运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把人民从封建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自由、人权、法制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为此，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能得到保障，实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铲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设、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科学立国，我们的思想与政府并不矛盾，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