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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毛主席:“苏联占得地方太多了,我们曾提过让苏联把外蒙古还回来,苏联说不行,甚至在一百多年前,他们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主席同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话,话题绕到苏联,他忽然把一笔旧账摊开:苏联占的地方太多,外蒙古曾要求归还,苏联不肯;贝加尔湖以东,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那些地方,一百多年前也被划走,中国还没有认真同他们算。那几句话不长,却像一枚钉子,钉在中苏关系最疼的地方。 外蒙古这事,不能只从新中国成立说起。 清代以来,外蒙古就在中国治权体系里,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也继承这份主权。麻烦在于,民国初年的中国太乱,南北军阀互相提防,中央的命令传到边疆,早已没了铁的分量。一九二一年,苏俄红军以追剿白俄残部为名进入外蒙古,七月六日占领库伦,也就是后来的乌兰巴托。兵一进草原,便像钉进湿木头,拔不出来了。 国内不是没人急。曹锟、吴佩孚以北京政府名义发声明,拒绝承认所谓独立。 张作霖也通电大骂苏联,扬言发兵外蒙。内蒙古王公、民间团体、各派人士纷纷抗议。 可真要打,大家都摸自己的口袋。张作霖怕关内趁机压东北,曹锟、吴佩孚又怕南北对手钻空子。喊声很大,马队没出远门。边疆最怕这种虚晃一枪,风一吹,别人就把界桩埋深了。 一九二四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不承认,英美等国也长期不承认。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北伐后取得名义统一,苏联要求南京承认外蒙古独立,被蒋介石拒绝。他还要求外蒙古放弃独立,回到中国。到一九二八年前后,外蒙古内部出现反独立、求回归的运动,一些人士盼南京出兵。可蒋介石忙着内战,无力北顾,中苏只在东部边境有过小规模冲突,事又冷了下去。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苏联尊重伪满洲国的所谓完整,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所谓完整。重庆方面声明这套安排对中国无效。可声明不是军队,也不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一九四五年二月,雅尔塔会议上,美英为了拉苏联尽快对日作战,把“外蒙古现状维持”写进安排。所谓现状,在斯大林眼里,就是独立。 中国没坐稳那张桌子,却被写进了别人手里的账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同苏联签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古用公民投票决定前途,条件是苏联尊重东北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援助中国共产党。 十月,外蒙古举行公投,官方结果说百分之九十八赞成独立。可那场投票在苏联强大影响下进行,程序一直有争议。 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蒋介石后来在一九五三年国民党七大上说,这是忍痛牺牲,也承认当年设想幼稚,应当引咎自责。 毛主席没有把这笔账轻轻放下。 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扬来华访问,毛主席在会谈中提出,外蒙古应当并入中国版图。米高扬当场顶回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独立,有自己的军队、文化和经济道路,不会放弃独立。米高扬回国时,毛主席还托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仍主张外蒙古回到中国版图。 斯大林回电很滑,称外蒙古领导人想把中国所有蒙古族地区都合并进去,苏联反对;至于外蒙古是否回归,应由外蒙古自己决定。听着讲理,钥匙还攥在莫斯科手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外蒙古问题又摆上桌。 斯大林早有准备,一边让乔巴山拒绝中国要求,一边让苏联外交部门拿出一九四五年条约和公投。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东北还有旅顺、大连、中国长春铁路等旧权益要处理。硬碰硬,代价太大;全咽下去,又不甘心。 毛主席只能在冷账里挑能拿回的东西。 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废,苏联同意归还东北相关权益,新中国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 同年七月三日,毛主席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中蒙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一步走得不痛快,却是当时的现实。 事没有散。 汪东兴后来回忆,毛主席晚年仍对雅尔塔安排很不满,说斯大林要瓜分世界,把中国外蒙古划出去。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 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访华,周恩来总理奉毛主席意思再提外蒙古问题。赫鲁晓夫仍不松口,说要看蒙古同志态度,又说蒙古快要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并入中国会失去各国承认。 话还是那套,把门推给屋里人,门闩却握在苏联手上。 一九六二年,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划定边界,现实落到纸面。 台方面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宣布废除一九四五年中苏条约,继续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地图上仍留着那片草原。 地图能留住颜色,留不住已经转向的世局。 毛主席一九六四年重提苏联旧账,不只是发火,更是在提醒世人:国家虚弱时,别人替它写下的字,等它站起来再看,墨迹早干,风还在北方草原上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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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第八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十一月底他对家里人说过,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学生几次勒令他到学校去作检查,毛泽东批示说,还是不宜去,让周恩来去向学生做工作。毛泽东后来对美国作家斯诺说过,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就决定打倒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夜里,毛泽东派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两个人单独谈了一次。刘少奇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三个职务,带着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好让文化大革命早点收场。毛泽东不接话,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过了一阵,劝他认真读几本书,点了两本书名,一本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械人》。送到门口,毛泽东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回到家,对等在屋里的家人说,主席很客气,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全家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这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 这之前的两个星期,造反派已经两次闯进他家。头一次是一月三日晚上,二三十个人把他和妻子王光美叫到院子里,要他们背毛主席语录、回答问题,围了四十多分钟。一月六日,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一个女儿在路上让汽车轧断了腿,要家长到医院签字截肢。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等在那里的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王光美当场被扣走,周恩来派秘书去要人,才放回来。一月十二日晚上又来了一百五十多人,要两个人站在台阶上低头弯腰背语录,让王光美站到一张独腿桌子上。刘少奇背不出,围着的人哄笑。他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讲的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哪一篇我都可以解答。 见面之后第四天,造反派来拆他办公室里的两部电话。他站起来拦,说这是政治局的电话,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谁也不能撤。第二天那些人又来,不再说话,把线扯断了。他和政治局之间,从此没有了联系。 四月一日,各报登出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成员写的长文,说他把一部讲清朝末年的电影《清宫秘史》捧成爱国主义,末尾连问他八个为什么,然后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他把报纸一摔,对孩子们说,这是栽赃,爸爸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爸爸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爸爸一九四五年在七大上提出来的,爸爸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四月十四日,他交出一份书面答复,把八个为什么逐条答了,工作人员抄成大字报贴在中南海院里,很快就被撕掉。 四月九日中午吃饭,女儿说,听说清华大学要开三十万人的大会斗妈妈。头一年夏天中央往清华大学派过工作组,王光美是成员。刘少奇推开饭碗,说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要挨斗他去。说完他缓下来,对孩子们交代后事:死后把骨灰撒进大海,像恩格斯一样。王光美哭了,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刘少奇说,骨灰总会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女,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他不会自杀,除非被枪毙或者斗死。 第二天,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大学。造反派逼她穿上旗袍、高跟鞋,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串成的项链。陪斗的有三百个老干部,其中有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一年以前,把彭真清洗出去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 七月十八日清早,孩子们到中南海的职工食堂吃饭,看见饭桌边吊着一张大字报,说今晚要开会揪斗刘少奇。中午,刘少奇从衣袋里掏出两份文件给孩子们看,一份是毛泽东肯定他检查的批语,一份是毛泽东批示向全国推广王光美在河北一个村搞运动的经验,叫桃园经验。他说,你们都看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这是他第一次让孩子看中央文件。 晚上,三百多人把他和王光美分别拉到两个食堂。两个多小时,不许他说一句话,自始至终低头弯腰站着。他掏出手绢想擦汗,手绢被一巴掌打落在地。开会的同时,家被抄了。会后两个人被分开关在前后两个院子,四个人把他按倒在床上,抽走腰带。屋里的电压从二百二十伏改成二十四伏,绳子、刀子、剪子收走,安眠药由两个人送来,当面吃下去。北京还有人要在怀仁堂开一千多人的大会斗他。毛泽东这时在武汉,得到报告,先问是不是要开那个大会,接着说这样的会不要开: “不要面对面搞,否则别人要搞怎么办?同时,拉他上台,要他低头,他不低,你就用手压他,这样不好。你要他承认反党,他死也不会承认。” 北京没有照他说的办。 十九日早晨,刘少奇到食堂打饭,看见两个孩子在穿堂洗手巾,趁哨兵不注意走过去,小声问,你妈妈在哪里。孩子说,关在后院。哨兵走过来,他转身走了。从这天起,他每天站在后窗前望着后院,中间隔一道墙,什么也看不见,他一站就是半天。 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中南海里同时开批斗会。中央文革派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宣布休会,把两个人押出去,重新动员一遍再押进来。接下来是拳打脚踢,有人揪住他稀疏的白发按他低头,鞋被踢到一边,他穿着袜子站在那里挨斗,一张大字报中间掏个洞套在脖子上。摄影机对着这个场面响个不停,说是要拿到全国去放。三个孩子被命令到场,每个人身后站着几个战士。会开到一半,门口哇的一声,六岁的小女儿小小吓得号哭,往大门后面爬,儿子挣开战士跑过去抱起她。会场上喊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要他跟着喊,他不喊,说,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会散前,两个人被押到会场一角,按着向墙上的漫画鞠躬。王光美突然挣脱,一把抓住刘少奇的手,刘少奇也拉住她不放,几个人掰开他们,她又扑过去抓住他的衣角。这是夫妻两个最后一次碰到对方。 他被押回办公室,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说,他是国家主席,谁罢免了他;要审判,也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这部宪法草案的,就是他。秘书当夜写了汇报,没有人回答他。两天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免去党内党外一切职务,信里写了一句,我已失去自由。 九月十三日上午十点,三个大孩子接到通知,立刻收拾行李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他们想拖到中午开饭,能再见父亲一面,一会儿找衣服,一会儿找书,磨蹭了半天。看守人看出了用意,把东西扔上卡车,直接开走。下午,小小由保姆带着搬出中南海;王光美夏天就把两张照片交给了保姆,交代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大。当天,王光美被捕,带上了手铐。 刘少奇不知道这些。他照旧扶着走廊的窗台,拖着八月被打伤的腿,一步一步蹭到后院的墙根,想听里面的动静,什么也听不到。一天夜里,院子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他连墙根也去不了了。过了几天,他托警卫员给孩子们带话,让他们和爸爸妈妈划清界限。 吃饭也一天天成了问题。给他做了十八年饭的厨师六月里已经被捕,罪名是给两个想出门串连的孩子钱和粮票。十二月,内部供应站停止给他送食品,工作人员在报告里写,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在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酸奶、水果、饼干取消,酒喝完库存不再买,茶叶不给,手表坏了不修,能保证吃饱、饿不死就行。安眠药减了一半,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被强令颠倒过来,他整夜睡不着。到第二年春天另一个厨师也被调走,卫士到食堂买饭,食堂说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只卖次菜和窝头。他嘴里剩七颗牙,嚼不动,每月生活费五十元。 从卧室到饭厅三十米,他要走五十分钟,前后跟着的战士谁也不敢扶。手抖得筷子送不到嘴里,饭菜弄得满脸满身。医生来了先开批判会,一边听诊一边骂,用听诊器敲,用注射器乱捅。他吃了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停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他交出一份书面交代,说明自己入党的经过和一九二五年长沙、一九二九年沈阳两次被捕的情况。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份亲笔。三月以后,他走路小步拖行,站不稳,把裤子当上衣穿,假牙上下装反,小便失禁,尿了床不换衬裤。四月二日的病历上写,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四月十二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着,他两个月没有理发,自己也不提;医生检查,神志不清,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判断他不像是装的。报告接着写,为防止他行凶或自杀,要进一步加强监护。五月十九日的报告说,他用梳子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两条腿穿进一个裤腿,装疯卖傻,尽出丑态。六月三十日晚上七点半,警卫的记录写他躺在床上大发脾气: “你们的治疗是假的,我的病反而严重了。”“你们注意点,最近几天我就死了。” 七月九日,他的支气管炎转成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医生,七次会诊,拉来器械就地抢救。医生提出把病人撤出监护环境住院,没有批准;请求摘掉卧室里挂满的标语口号,也没有批准。七月九日和八月六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交代: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刘少奇的子女后来写下了中办负责人的话: “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九大是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一次大会,一九五六年的八大,是刘少奇筹备的,政治报告也是他作的;九大开会以前,先要把他的问题定下来。警卫的口号跟着改成保护活证据,向九大献礼。到一九七〇年,专案组提出要判王光美的刑,毛泽东批示,暂时不宜判,对罪犯要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以便保存活证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个红卫兵领袖,谈的是派工人宣传队进大学。谈话快结束时,他忽然说起刘少奇,还有同样被关押的原副总理薄一波: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肺炎还没有控制住,会诊的专家就陆续撤回原单位。八月到十月,肺炎反复发作五次。九月专家再次会诊,报告说病人年老,天气渐冷,今年冬天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周恩来批示加强会诊。十月五日,他哭了两次。十月九日起喂进去的东西不往下咽,十一日开始从鼻孔插管灌食,一直灌到死。病痛和窒息上来的时候,他十指乱抓乱撕,抓住什么就不放,护士拿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攥在手里。护理记录写,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最后的几个月,他的两条腿被绷带绑在床上。 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会。八届中央委员还活着的八十七个人,一半以上已经被定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不准到会。到会的四十个人不够半数,临时从候补委员里补了十个人才过半。另外请来七十四个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和各省革委会的人,比中央委员还多。会议前半段批几位元帅和老干部,后半段讨论专案组写的审查报告。报告给他定了三条历史罪名,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充当内奸。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小组会上不肯表态,主管专案审查的康生坐到她那个组,当面训她,简报里说她的政治觉悟不如一个农村老太太。表决那天,陈少敏没有举手。十月三十一日,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专案组原来的处理意见里还有一句,提交专政机关依法惩办,就是交给公安法院治罪;毛泽东不同意,定稿时删掉了。公报登报,报纸从此直接点他的名字。 从立案到开除,没有人找刘少奇谈过一句话,没有给他看过一页材料,没有让他在决议上签字,决议也没有通知过他本人。十一月二十四日是他七十岁生日。子女后来查到,就在这天早上,他被安排听了全会的决议。全会十月三十一日闭幕,到这天整整二十四天,单单挑在这一天。他浑身发抖,大汗淋漓,大口呕吐,血压升到二百六十,体温四十度,一声不吭。从这天起他一句话不再说,治病的话、生活的话都不说。周恩来从北京医院调来两个护士,也没有用。有一天他忽然叫了一声小贾,那是从前给他当卫士的人。看守把小贾找来,问他有什么事,他朝小贾微微一笑,闭上眼睛。过几天他又叫来另一个卫士小于,也是一笑,闭眼。 一九六九年的病情报告,一月写他问话无反应,全身肌肉萎缩,不能自己咀嚼吞咽,翻身、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七月写他可能随时死亡。 十月,中苏边境吃紧,林彪发出紧急战备的指示,北京的老干部和审查对象一批批疏散到外地:朱德送广东,邓小平、陈云送江西,陶铸送安徽,刘少奇定在河南开封。十六日晚上,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走到他房门口瞧了一眼,叫人通知他。护士用棉签蘸着墨水,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拿到他眼前,纸上写的是,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他扭头不看。护士把纸换到另一边,他又把脸扭过去。给他当过卫士长的李太和凑到他耳边,把字念了一遍,他闭着眼。 十七日晚上,护理人员匆匆给他穿了一件上衣,裤子、鞋袜都没有穿,一条粉红缎面的被子裹上,抬上救护车,送到西郊机场。七点二十三分,飞机起飞,机上有两个专案组的人、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和李太和。九点半,飞机落在开封。他被抬进开封市革命委员会一号楼的小天井院,这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四面是三层楼,院墙高大,一道铁门,屋里有地下室。看护他的医生护士,是开封的驻军从军医院抽调来的。门口两道警戒线,床前昼夜双哨。电话联系用代号十七号,监护人员不准叫他的名字,只叫暗犯。第二天,押送他来的专案组副组长开会动员,一面组织看守和医护人员读他的罪证材料,激发阶级仇恨,一面讲保存活证据的意义。医疗上的指示,是来开封以前在北京商量好的:控制住现有的病情不再发展就行,不组织会诊,开封有什么药用什么药,不到外地买。北京来的医生住了一晚就回去了。 十月二十四日,他体温升到三十九度三,呕吐。屋里还没有通暖气,室温不到十七度。开封的医生在病历上写,如果恶化就送一五五医院会诊抢救。后来没有送,就地打针、输液、吸氧、冷敷,三天后烧退。就在二十四日这一天,河南省的负责人给中央打电话报告,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没有异常变化。三十一日,他又烧到三十九度四,腹胀,监护人员讨论后认为病情严重,原因不明,决定按肺炎治。十一月六日,北京来的护士、专案组人员和李太和全部奉命回京,北京带来的药一样也不留。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去火葬场看了一眼,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又向当地人员交代,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他们回北京后的报告说,两次发烧已经恢复正常,开封驻军的医护人员已能熟练掌握。当地的医生提出疑问,肺炎怎么会昏迷,要求透视、拍片、会诊,没有得到同意。 十一月十日他又发烧。十二日凌晨一点,他开始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吸氧没有变化,体温三十九度七,两个瞳孔对光没有反应。值班护士仍按原来的处方用药,到六点三十八分才通知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六点四十二分人到齐。六点四十五分,心脏停跳。遗体抬到地下室,拍了照。 李太和回北京后要向中办负责人汇报,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了,先休息一天。过了几天,深夜两点电话把他叫醒,说人昨天已经死了,你必须再去一趟。十三日凌晨李太和赶到开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一条白床单,白发蓬乱着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李太和给他剪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上衣服和鞋。 十四日零点,遗体送到开封火葬场。监护人员对火葬场说,要烧一具烈性传染病的尸体,只准留两个工人看炉点火。遗体面部用白布包起来,护送的人都穿白大褂,带着消毒工具,二十多个军人把这个不大的火葬场围住。运尸体的吉普车车厢短,两条小腿和脚露在车外。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的人填:死者姓名刘卫黄,男,七十一岁,湖南人,职业无业,死因病死;申请人刘原,与死者关系父子,住址八一七二部队。刘卫黄是他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外人不知道;申请人一栏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写成了刘原,儿子那时在山西农村看管劳动,不知道自己签过字。骨灰装进一个普通木盒,存进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厅,编号一百二十三,寄存证由驻军保管。火化完,专案组宣布纪律,谁泄露出去,用党籍和脑袋担保;然后摆了酒,说任务圆满完成。 一九七二年,刘少奇的子女听说可以探望关押的老干部了,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见父母。八月十六日,专案组来人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可以见见妈妈。孩子们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来人不答,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传达批示的头一句: “父亲已死。” 口头通知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点,因肺炎死于开封;骨灰由组织保存,不能给;不许对外人讲,有人问,就说不知道。孩子们一连问,为什么死在开封,为什么是肺炎,是谁抢救的,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来人说,我们只能说这些。第二天,他们在监狱里见到王光美,五年没见,她满头灰白,腰直不起来,看了他们半天,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中午,刘少奇对孩子们说过,骨灰总会给你们的,这一点无论什么人都做得到。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2、69、82、104、109—112、119—126、146—161、164页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1980年),第188—221页;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第118—119页;均收入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初版,此据2019年全版第327—328、332—334页(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谈话、1972年批示,以及高皋《文革十年史》所记“绑在床上”,均转引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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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第一批参加了八九广场示威? 曾经有官员问我:是不是有人鼓动你上广场? 我说,是自发的,更多的出于对胡耀邦的尊敬与祭念。 如果说完全没人组织,也不是事实,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境外或境内敌对势力煽动的。 组织者是一位同学他来自北师大,他后来参与高自联对话团,也应该与北师大有关。 耀邦去世,我们很快能想到他为改革为平反所做的许多努力,特别是他的朴素真诚与亲民作风。当年他考察到芜湖,当地官员要与他合影,居然遭拒,却与下榻的宾馆工作人员合影留念了。 所谓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耀邦受保守势力打压,知识界、大学当然站在耀邦一边,这是大学快速动员上广场纪念示威的强大动员力。 当时一则传言,也是促动我上广场的情感力量: 说是耀邦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高层会议,他主张增加教育经费,杨尚昆等人要增加军费,耀邦得不到支持,一时气急,送医之后,与世长辞。 而当时物价上涨,我们读研可以拿到六七十元补贴(因为工作过,拿九成工资),几乎满足不了生活需要,其他没工资补贴的学生可想而知。有背景资源的,搞官倒,越往上越腐败,这些因素也是导致人们大量上街游行抗议的重要动因。 以下为我十年前(2014)的回忆文字摘录,还有相关内容以后整理再发。 一个人的八九六四纪事 1 我是1988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我考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文艺学专业,当时住在恭王府,离天安门广场不到20分钟自行车车程。 1988年五四前后我到北京面试,我面试之后,花了半天时间一个人端坐在广场纪念碑石阶上,每下个方向坐半小时,我强烈的印象是,天安门竟这样矮小,甚至有些破落,有点像生产大队的大队部。 我们一代一代人,小学第一课,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2 1989年元旦,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首诗歌,我记得有两句诗,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来,这两句诗像谶言一样,惊现在六月初的夜晚。 天空起火了 孩子们快跑 每一个星星都变成枪眼 3 耀邦4月15日逝世,我们第二天开始听到传言,说他是被气死的,他重视教育,在中央会议上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而杨尚昆等军头们要求增加军费,打击排挤胡耀邦,无论传言是否属实,对耀邦的纪念,是必须的。有同学说已有人到广场送花圈了,我们也应该制作花圈,送到广场,表达心意。 4 我们17号一早就从食堂借来了平板车,集资购买了花圈,一行十多个同学(我们88届只有十一个研究生,还有十多个进修生),把花圈送到纪念碑边摆好,上面写着纪念胡耀邦的挽联,然后就要纪念碑边照相留影。当时大家并没有什么悲情,说实在的,普通学生对领导人不可能有多么深切的情感,大家去送花圈,也就是表达敬意,还有一份对现实的不满,即,对让胡耀邦下台靠边的境遇不满。一些女同学穿红着绿,照相时也是喜喜乐乐的样子,这一镜头也被有心人记录下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号的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批评所指就是我们这些同学,说我们不严肃,云云。 当我们午间撤离广场时,只见长安街西路大批大学生赶到,他们人多势众,打旗喊口号,我们感受到某种振奋。 5 激烈的行为也在身边发生,有同学去敲打正在上课的教室门,要求他们停课到广场游行,授课老师不高兴。 有同学看起来积极,但并不参加集体游行,待我们到达广场时,他在旁观人群中。 6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副部级单位,而院长多由文化部长兼任,时任文化部长是王蒙,常务副院长是著名红学家李希凡,一个被毛泽东点过名的小人物。当时的院领导与研究生部的领导对学生参与纪念胡耀邦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干预,不支持不反对的样子。一位博士生拿着募捐箱去找院领导募款时,居然也得到了他们的资助。当时的领导们不像现在的单位领导们这样官僚化,对上级脸色㦗若寒蝉。当时的领导们更多一些文人气,尽管口中不说什么,但心里多是支持学生的 @baodia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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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中国人都在课本、小人书和电影里见过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的水牢:地主把交不起租的农民关进污水里,水里泡着人骨,牢里有带铁刺的笼子。陈列馆的解说词说:“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又说:“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一九八八年四月,四川省文化厅一纸批文下来,这间地下室摘掉了“水牢”的牌子,改挂“鸦片烟室”,官方承认水牢是编造的。 刘文彩一八八七年生在大邑县安仁镇。他的弟弟刘文辉是四川的大军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刘文辉驻防宜宾,刘文彩替他总管税收,鸦片、军火这些最赚钱的买卖几乎都攥在他手里,家财大多是那时攒下的。一九三三年,刘文辉和侄子刘湘争夺四川,打了一场“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到川西的西康,刘文彩也回了安仁老家。 回乡以后,他把大笔钱花在家乡。成都到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上的电厂,都是他出钱修的。一九四二年,他个人拿出两亿五千万元和三千亩田产,办起文彩中学,花重金请好教员,成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中学,还常给家境贫寒的学生减免学费。他还立下规矩,校产归学校,刘家子孙不得占有。他因为兴学,两次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行政院的嘉奖。 安仁的老佃户记得的是另一些事。佃户唐学成对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有一年天旱,家里的牛又被土匪抢了,交不起租,父亲被收租的管事带去见刘文彩,跪下求情。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临走又问了一句,被抢的是什么牛。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人牵到他家。老佃户李福清九十岁时说起去交租:“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去吃饭,随便吃饱。”当地人叫刘文彩“刘大善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刘文彩因肺病去世。 一九五一年,大邑县搞土地改革。土改的做法,是由工作队发动贫苦农民上台诉苦,控诉地主,再斗地主、分田产;在大邑,工作队要农民控诉的是大地主刘文彩一家。 刘文彩已经死了,挨斗的是他在成都的家人。刘小飞那时五岁。他后来对采访的人说,祖母、也就是刘文彩的妻子被抓走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几个背枪的民兵把他父亲和小姑姑从床上抓走,带去看祖母受刑。祖母被反吊在梁上,“他们在一旁查看我爸爸和姑姑的表情,看他们是否流露出不满、悲痛”。祖母被打成内伤,土改结束后不久就死了,不到五十岁。土改快结束时,小姑姑的保姆专门从乡下赶来,进门几乎要给小姑姑跪下:“对不起呀,三小姐,是上面工作组逼我说的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忘恩负义?” 一九五一年大邑乡下的一次会上,发言的人里有一个农妇。她娘家姓吴,一九一一年生在彭山县一户穷人家,八岁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受不了虐待,逃出去讨饭,十三岁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后来嫁到大邑冷家。她家佃的是地主刘伯华的田,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侄儿。这场土改里她当选农会分会的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给她取名冷月英。她在会上说: “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她说的是刘伯华,是“刘家”,没有说刘文彩。最早报道她的一个人,三十年后对来访的人说,她当时讲的是欠了刘家的账,被蒙上眼睛关起来,“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一九五四年一月,大邑县文化馆办“农业合作化”展览,用模型和图片对比解放前后的日子,冷月英被关“水牢”选作展区的重点。据后来的记述,具体筹办展览的人“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主管部门认可了。展览的总结报告说,讲到冷月英坐水牢,“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调子升高,四川决定把刘文彩树成恶霸地主的典型,把他的庄园办成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的坟被掘开,遗骨被随意丢弃,下落不明。庄园老公馆西侧有一间地下室,一九四五年秋天才修,原本空着。陈列馆照搬一九五四年的模型,往地下室里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做了血水、血手印,挂上“水牢”的牌子。为了回答“为什么只有冷月英一个人见过水牢”,主管部门在解说词里特意写明:修水牢的工人全被杀了,冷月英是唯一活着出来的人。 冷月英也从劳动模范变成了“阶级斗争活教材”。她识字不多,讲稿是主管部门给她的,她背得滚瓜烂熟。稿子里的故事也改了,她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念的是:“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大饥荒那几年,刘少奇主持救灾、恢复经济,一九六〇年还定下政策,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份、摘掉帽子。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借此清算刘少奇的纠错。给地主摘帽的政策随之废除,地主、富农又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第二年起,全国搞“阶级教育”,目的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各省、市、地、县普遍办阶级斗争展览,让人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四川省按中央的要求拨出巨款,重新装修刘文彩庄园,专门宣传地主欺压农民,大邑这里成了其中最典型的一处。水牢和冷月英被写成报告文学,编成戏、画成连环画,后来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一九六四年陈列馆改馆。改馆前,大邑县委宣传部长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改完以后,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批了一句:“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同年,冷月英从蔬菜农场场长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办了“农转非”,从农民变成国家干部,大部分时间用来外出开会、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庄园的收租院里塑了一百多个真人大小的泥像,叫《收租院》,塑的是刘文彩和狗腿子逼租。他们下乡“访贫问苦”,找到刘文彩家的老长工谷能山,想让他出来控诉。谷能山说他在刘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他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很快,民兵把他抓走关了起来。后来《收租院》里有一尊替刘家收租的帮凶,就是照他的样子塑的。这年年底,《收租院》的复制品运到北京展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它能“激发人民的阶级仇恨”。 一九六七年元旦,四川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整理过一份冷月英的讲稿。这一稿里,年份成了一九三七年,田成了刘文彩的,水从脚肚子涨到齐腰,“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最后刘文彩亲自来提审,“先问我愿死愿活”。 文革那些年,冷月英常坐专车去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作报告。她面前总摆着一个印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先喝口水,再从黑色手提袋里取出一份一万一千字的讲稿,边讲边哭,台下也跟着哭。后来她年过六十,有心脏病,讲一场要歇两三天,县革委会只好规定,请她作报告要先经批准。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以前她讲了近千场,听众上百万人次。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上中学时,政治老师把他叫进办公室,给他看《四川日报》上一篇讲他爷爷“罪行”的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小蒋介石”,告诉他下午政治课要学这篇,要他有思想准备。一九七六年,庄园又把四间放瓷器的房子布置成“行刑室”,泥塑的农民坐老虎凳、被吊打。刘小飞说:“那间刑室和那些折磨人的手法,倒是运用在了我们刘家人的身上。”他的一个堂兄逃到新疆库尔勒,当地村民被宣传里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罪恶激怒,把他活活勒死,又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砍死。 文革结束后,陈列馆从一九八一年起访了七十多个知情人。刘文彩的一个老朋友说,地下室那个位置原先是一间堆鸦片的平房,叫红仓,一九四五年失火烧了,刘文彩才在原地修了地下室;冷月英说的一九四三年、一九三七年,这间地下室都还不存在。一个在刘家帮过工的人说:“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报告还写明,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 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陈列馆的人到唐场找冷月英。问她坐水牢时多大,她说:“我记不得了。”问她是不是一拖进去就被甩进铁笼,她说记不起了,又说:“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后来有记者找到她,追着问,她脱口而出: “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调查在一九八二年基本结束。陈列馆请求撤掉水牢的报告送上去,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提醒馆长,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批复拖了六年。冷月英一九八一年退休,一九八四年去世,七十三岁。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批文下来。当时的副馆长后来说:“我和安馆长带人把‘水牢’牌摘了,骷髅画擦了,木制‘铁笼’搬了,可惜没有保存嘛,只保留了‘水牢’牌。‘水牢’墙上的血手印,颜料粘的,擦了。” 这位副馆长后来当了馆长,前后又撤掉一些:“行刑室”关了;一组叫“圈地霸产”的泥塑,他说“不符合事实嘛,就撤去了”;刘文彩打人的扁担、杀人的文明棍、脚镣手铐几块展板,他说“杜撰的嘛,也撤了”。其余还没来得及核实的展品基本没动,比如那张据说是刘文彩睡过的龙床。二〇一六年,刘小飞站在庄园里一间挂着“刘文彩住房”牌子的屋里,指着一张几乎和房间一样大的鎏金雕龙床,对围上来的游客说:“这个‘龙床’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以前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花了三万斤大米做的。其实那都是60年代,正是老百姓最饿的时候,庄园找人打造的!” 一位女游客低声对同伴说:“你看他这讲的都和标牌上讲的是两码事啊。” ——笑蜀《刘文彩真相》第三章《“水牢”传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新唐人2010年1月12日连载本;解说词、1954年展览记述与总结、1958年布置、讲稿、1967年整理稿、1981—1982年调查报告与访谈、冷月英问答均据该书转引;冷月英生平据该书转引《大邑县志·名人》) ——王永华《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第43—44页(文彩中学出资与嘉奖,转述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964年两条批示,转引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6—557页(1963年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展览)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97—399页(刘小飞口述:祖母、保姆);黄微《独家对话刘文彩嫡孙刘小飞》,新唐人2017年3月5日(中学政治课) ——刘小飞《〈收租院〉真相》,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唐学成、李福清、谷能山) ——Vanessa Piao《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8月11日(刘文彩生平、宜宾管税、1958年树典型与掘坟、堂兄一家、龙床);吴宏远口述《我见证刘文彩地主庄园变迁》,凤凰网201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6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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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秋天,上海一户人家的大女儿被抓走了。一年多以后,家里才开始收到她从看守所寄出来的信。每封信都要家里送白被单进去。母亲和妹妹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关在号子里的人,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 大女儿叫林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九五七年五月北大鸣放。十九日黄昏,大饭厅东门外的墙上贴出一张红纸大字报,是同学张元勋和沈泽宜合写的诗《是时候了》。诗里问:“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末尾是:“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些同学反对,说五四的火炬是对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该再举起来,还说这诗的情调简直像白毛女伸冤。林昭也写了诗支持它。 大字报上的笔仗打了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里,宿舍楼外的马路上围满了人,讲话的人站在饭厅的餐桌上,批张元勋的一个接一个,有人说大字报里的话是反革命煽动。林昭也登上一张餐桌: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黑暗里有人吼了一声:“你是谁?” “我是林昭!……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社论,说有右派分子借机向党进攻。她在日记里写: “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她被划成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母亲后来告诉张元勋,女儿划成右派,是因为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还有和他来往多。她自杀过一次,救过来以后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学校说她态度恶劣,处分加重成劳动教养三年,留在学校苗圃劳动。一九五九年她回上海养病。大饥荒正在蔓延,几个同样戴着右派帽子的年轻人编了一本刊物,叫《星火》,她在上面发了长诗。那个把党叫作母亲的学生,丢掉了共产主义信仰,皈依了基督教。她后来写道: “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 《星火》的人很快一个个被抓。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她以反革命罪被捕。公安人员到家里搜查,父亲在一旁看着,当场变了脸色,说起胡话来,没过多久就自杀了。林昭后来在给母亲的信里写,正在我被捕整整一个月以后,爹爹毅然殉难。 一九六二年三月,她保外就医回到家里。家里人问她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她支支吾吾。母亲看见她手腕上的伤痕,一把拉起她的袖子,整条手臂上都是细小的切口疤痕。送进去的被单,她都撕成了布条,割开血管,蘸着血在上面写字。母亲放声大哭: “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在家这几个月,她和朋友起草了一个“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纲领,又托人把她的文章带到国外发表。十一月,她又被收监。 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她绝食,喊口号,整夜敲牢门。看守给她上手铐,她后来一样一样记了下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她绝食的时候不解,胃病发作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不解,来月经的时候也不解,两副里头暂时取下一副都没有过。她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 “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 一九六四年,她在一件衬衣的背上用血写了四个字:天日何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法院判她有期徒刑二十年。第二天她用血写了一份声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 判刑以后她关进提篮桥监狱。母亲去探监,公安局希望母亲说动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好借此收场。母亲说得口干舌焦,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说他们是不会放过她的,她一定会死在他们手里。母亲急了: “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她回答,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张元勋也被打成右派,劳改了好几年。一九六六年,他请假赶到上海探监。林昭出来的时候,头上顶着一方白布,布上是血写的一个冤字。她取下白布,分开头发给他看: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发根上一块一块是被揪掉头发的秃皮,大的像枣,小的像蚕豆。她说,监狱知道他要来,怕她给打伤了见不得人,这几天才停了她的斗争会,让她养伤。她的衣服和裤子用针线缝死在一起,大小便时撕开,完了再缝,线是妹妹每个月送进来的。她说,他们想强奸她,她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她一边说一边咳嗽,把带血的唾沫吐在卫生纸上。她问张元勋知不知道什么叫背铐。一直在旁边的管教干部再也装不下去了: “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林昭顶了回去:“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在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她提起九年前餐桌上那次发言:“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还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 接见一结束,张元勋被领进二门里的一间办公室。一位处长对他说: “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他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后,监狱不让母亲见她了。发给她的接见卡上印着罪犯两个字,她坚不认罪,接过卡就把那两个字涂掉。她在信里写,他们妄想让她处在孤零无助的地位上,好促使她屈服。从十月起,她差不多每天用血给母亲写一封信。她写,痰里带血,想买一斤葡萄糖调养也没人理;这信很难指望他们寄去,但至少可以留作他日的见证。她写,已经足足一个半月没让她用水洗脸洗衣裳了。她写,天一天天冷了,被子还没缝上,因为被单让他们拿走了不还。十一月她写,现在我的血好像稀薄了,凝血率很差。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她在这个月的家信末尾写: “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咸猪头……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 她手里本来是二十年的刑期。提篮桥监狱给她另写了一份材料,题目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列了她一长串血书的篇目,说单独关押、专人管教、家属规劝都用过了,“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给她下了死刑判决书,落款是四月十九日。判决书头上印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判决书说她在狱中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张胆地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用污血涂抹”;在审讯中,林犯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谁批准杀她,判决书上没有写。 四月二十九日,她被带出监号。同号的丁芸在日记里记下了她最后的样子:她向难友们一再招手,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她想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嘴,她还在喊,妈妈,你在哪里。狱吏拿早就备好的布条,把她的头裹了起来。当天下午她被枪决,三十六岁。 五月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楼下有人喊母亲的名字,妹妹彭令范下楼开门。进来一个穿警服的男人,问:“你是林昭的家属吗?”听到回答是,他说:“你们得交5分钱的子弹费。”彭令范什么也没说,上楼从抽屉里找出五分钱,下楼交给他。跟着下楼的母亲问了一句为什么,人就昏了过去。 过了几天,监狱通知家属去取遗物。彭令范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领回一个包裹:一卷拆碎检查过的棉袄,几条血迹斑驳的被单,不少写着模糊血书的白布条。她们翻来覆去地找,她在狱中写在纸上的东西,一片纸、一个字也没有。大约半个月后,有人悄悄告诉彭令范,虹口一根电线杆上贴着她姐姐的判决书。她等到天黑,带着手电筒去,找了很久才找到,把判决书背了下来。母亲许宪民为了林昭的缘故,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三年死了。 一九七九年,北京大学把林昭的右派问题改正了。彭令范开始申请复查,几年里写了几百封信。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判决书说,她被错划右派以后,精神上受了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起患有精神病,接着写道: “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 彭令范接连给上海高院新上任的院长写信。一九八一年一月,《人民日报》登出长篇通讯,写到五分钱子弹费,说唯有在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她是医生。二月,她对复查的人说,姐姐去精神病院鉴定过几次,鉴定完还是关回监狱,从没住过精神病院。年底,上海高院又发了一份判决书,说林昭写血书、喊口号根本不构成犯罪,上一份判决拿精神病当理由,也一并纠正。 一九八二年春末,彭令范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进来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没报姓名。他说,她姐姐的案子从头到尾有两种意见,有些干部为这个案子丢了工作,坐了牢。接着他说: “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 屋里死一样地静。临走,他拿出几本笔记交给她,是林昭在狱中的日记和写作摘要,问她这是不是她姐姐的笔迹。彭令范说,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 ——《林昭文集》,谭蝉雪、倪竞雄编,2013年印本,第6、133、140、170、230—234、305—349页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下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90—592页(探监细节、彭令范回忆和丁芸日记均转引自此书) ——张元勋《“篮桥”监狱会林昭》;《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知情者回忆》(《是时候了》贴出经过、1957年5月22日餐桌发言、“受骗”一语、母亲所说划右原因、处长谈话)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是时候了》诗句);《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89页(反对者的说法)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1968年4月19日(录文)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1998年,林昭写诗支持《是时候了》);《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南方周末》201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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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汶川大地震17周年整。当时的情景是:遍地死尸,满目疮痍,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 大家年年都在转,我就转一篇未删节版吧——《写在5.12的爱国帖》: 那年川西坝子的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很多天,人们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涌上街头也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板晃动时,还以为是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窗外传来上百台起重机齐齐发出低吼,满书架的书弹飞出来,才明白这是地震,那声音,是地吼。 大地像煮沸的开水一样抖动,地下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我拼命逃到楼下空地,高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妖冶的蓝,把侥幸逃脱的人们脸上照出了异样的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入夜,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封路,血库缺血。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激情最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我们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清晨时分,我揣上钱和几包衣服上路,在北川界口与唐建光、郑褚汇合,进到山里。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人生最大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教学楼坍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也无法解释大楼像饼干般脆掉后,建渣里竟没什么钢筋,以至于在一楼上课的学生全部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神经质地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是嘶哑地指着那堆很渺小的碎渣:“看,那是我娃娃呀,她的手还在动,还没死,但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小女娃娃碎花裙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的很多还在动,手在动,脚在动,细小的呻吟。但部队命令我们不准上前,没什么钢筋的废墟不能站人,以免引起二次崩塌。 就这样,眼看着孩子们在扭动、在呻吟,夕阳西下,他们的身体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最终悄无声息……而我竟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是个爱国青年,相信生活的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曾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因为这些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它的主持人蒂弗莱骂过中国充满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认为这可以唤醒民族血性。我家离美领馆很近,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愤怒的拳头,烧过报纸,同年前往美国世界杯采访时,还写过一句“希望女足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的我很困惑。我依然爱国,但渐渐明白碎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孩子们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加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如果你想索要名字,你的名字也会成为敏感词…… 如果晚年写自传,我将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自以为是,从无怀疑,像面对自己的指纹一样自以为掌握人间道理。可是大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在北川的大山里,孤魂野鬼一般晃荡,有时与其他志愿者挖出一些老人和小孩,有时就对着残垣断壁发呆。我顿生沮丧,这是更难熬的青春期,被折磨的并非发育的身体,而是信念。 有一天我看着山上,无意中发现竟有一所学校完好无损,甚至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我才得知,这是一座希望小学,地震发生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全部逃到山下,无一伤亡。我问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感谢那个监工。 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他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是工程兵出身,能从声音里听出柱子里沙子的含量、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施工队返工,如果施工队不愿意返工,他就大吵大闹。老师们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了因质量问题吵,就是为了追款跟当地政府吵。众所周知,企业捐款大多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下一级政府,再拨给下一级……最后才是施工单位,一百万最后就只剩了二十万。最后一次吵架是关于修建操场,他吼出一句:妈的,黑什么,不能黑教育。他终于追款成功修妥了操场,小小的操场。 大地震那天,正是这个小小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大地震时,这名监工吼叫着从山下拼命往山上跑,当看见孩子们都躲在操场安然无羔时,这条汉子倒在地下哭得稀里哗啦。 然后,他凭经验指着出山方向,让老师们带着大部队出山,自己则在原地守着几个家住山上不愿离开的孩子。那些老师就按照他指引的方向,带着孩子翻过了三座山,趟过已被地震震得河床扭曲、河水浑浊的小河,穿过黑暗无比的森林,林子中总是出现奇形怪状的瘴气,那些瘴气不断变幻,有时就变成一群厉鬼的样子,孩子们吓得大哭……终于跌跌撞撞到达了县城。当这名监工打电话确认孩子们安全得救,大哭着向山下城里的方向跪下。 我问,为什么要跪下。他说,是向当初的努力跪下,幸好坚持下来了。 我问,这所学校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他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因为这会让国家出丑。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涉黑……前两年一个晚上,他忽然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孩子被压在碎片下,身体慢慢变冷,慢慢死去,肯定会变化。那些碎花花的衣角、还在动着的小手,之后一年之久不断出现在梦中,而我竟并不知他们的名字。这是我的困惑:我们不能公布那些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基于上面的故事,我慢慢得知:不能狭隘理解爱国就是抵御外敌,爱国还表现在敢于抗争内贼。就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跟别村打架,更表现在勤恳耕种、爱护资源,敢于反对本村村长欺压村民、调戏妇女。如果一边跟别村打架,一边帮着村长鱼肉百姓,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 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长城也应该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可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事实刚刚相反,声名的舞台正被骗子们占据,而他正被生活惩罚,流离失所,仓惶不安。以我在灾区的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让青年们热烈膜拜……我不安地知道,这是更大的灾难,我们深爱的祖国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我的爱国主义:给应得者以所得,给窃取者以褫夺,国家始能昌盛。 有件小事,5月13日下午再次强烈余震,部队命令我们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时空连线,我一身雨水和血迹无意间经过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操你妈”。绝交至今。 一月后回京碰到央视的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就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了三年,我批评“共和国脊梁”倪萍。仁义大哥电话里极为不满:“你骂倪大姐干什么呢,人家倪大姐可是好人哪。”香港书展邀我去讲座,我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为权力洗地。仁义大哥再度打来电话:“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着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彼此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公平正义名言在微博真真假假地流传,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跟仁义大哥同款的爱国者们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爱它,就要爱它的全部。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但我不能去爱豆腐渣工程,更不能去爱坐在豪华办公楼的官员,指出这个国的疾病,正是建设它的重要环节。 经历2008汶川大地震,我重新定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一边指责外人抢劫我们的土地,一边又无视拆迁队强拆我们房子;不是一边怒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一边又把子女送到洛杉矶富人区;不是一边宣传孩子是祖国的花朵,一边让他们在碎片下慢慢死去。 我想让所有人记住:那个妇人看得见自己孩子碎花花的衣角、小手还在动,听得见孩子还在低低呻吟,说“妈妈、我疼,疼……”,但妈妈竟无能为力。 历经世事,我才明白这个珍贵道理:所谓爱国,就是会为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操蛋的事而感到羞愧,并尝试改变它。所谓卖国,每当这个国家做出丢人的事,你却满脸红光地宣告这是“中国特色”,那多邪恶。 我这么说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是汉奸。可是我认为这仍是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超一个亿,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让子女拿着绿卡开着跑车读着长青藤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爱国者训斥我:母亲无论怎样打骂我们,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想起当年爱国者曲啸也这么说。但常识是,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有人跑来说:“我也承认这个国家有不好的事,但家丑不可外扬,重要的是抵御外侮,如果收复钓鱼岛黄岩岛,我第一个报名参军,但先收拾你”。这种粘副雄狮牌胸毛表演爱国的作派让人鄙夷,也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以爱国之名火烧赵家楼,当日本人打来时,他第一批就当了汉奸。 高呼“收复钓鱼岛、攻打黄岩岛”这种比爱国主义胸大肌行为,很难证明真伪,不如让我们务实地谈谈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收一分回扣,多添几根钢筋;是政府少修点豪华办公楼,给灾民多建些过冬房屋;是官员们少喝些茅台,给学生们多生产些放心奶;是报纸、电视少宣传点感动中国的虚假英雄,多公布些溘然逝去的平民名字;是每个人能在这片土地上自由迁徙,而不是拥有多么广袤的国土。爱国主义不是爱冰冷的国家机器,而是爱温暖如冬阳的共同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拥有生活尊严,保护渺小的自己,记得在每一个纪念日,长歌当哭,让每一朵平凡的生命绽开如莲花……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飞萦,如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我不在乎伟大胜利的路上矗立着多少座丰碑,我只在乎那些慢慢冷却的小小石头上,是否镌刻上了成千上万孩子的真实姓名。 ——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李承鹏/文 原文 12/0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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