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邊一輛賣冰淇淋和小吃的小餐車 它沒有店面的尊嚴， 也沒有櫥窗的華麗， 只是安靜地停在街邊的一角， 像一位流浪多年的老人， 推著自己的四季， 等待陌生人的一個微笑。 紅色的車身， 像城市裡一團不肯熄滅的火。 輪子沒有轉動， 卻彷彿已經走過 無數條街道， 看過無數人的青春、 中年、衰老， 也看過繁華如何在夜晚熄燈。 冰，是冷的； 人心，卻總想尋找一點甜。 於是，一支冰淇淋， 便成了經濟學裡的需求， 也是社會學裡的慰藉。 有人買的是味道， 有人買的是童年， 有人只是想給疲憊的自己， 一個可以原諒今天的理由。 我忽然明白， 真正推動世界前進的， 未必都是宏大的理想， 更多時候， 只是這樣一輛不起眼的小車， 一份微薄的收入， 一個家庭今晚的晚餐， 一個孩子明天的學費， 一位打工人對生活 沒有放棄的信念。 城市總在追逐更高的樓宇， 更快的速度， 更大的資本。 可是， 文明真正的高度， 往往藏在這些低矮的角落。 它們沒有口號， 卻默默完成了 人與人之間最樸素的交換： 你給我幾枚硬幣， 我還你一點甜， 以及一句沒有說出口的—— Have a good day(願你今天過得好)。 我站在它面前， 忽然想到， 人生何嘗不是一輛餐車？ 每個人都推著自己的命運， 穿過風雨， 停靠在人群之中。 有人售賣知識， 有人售賣勞動， 有人售賣時間， 有人售賣夢想。 我們都在等待， 等待一個願意停下腳步的人， 也等待自己， 在漫長的人生街道上， 依然保留一點甜， 一點熱， 一點相信明天的勇氣。

一開始他是做空的，達拉斯城裡有很多辦公樓，都是玻璃帷幕，從外面可以清楚看見裡面的那種，他的朋友帶他遠看這些辦公樓，裡面都沒有人，他心想，不做空，難道要做多嗎？所以在1985年，Shad Rowe自己開始創業做投資，他賣空銀行股和建商，賺了些錢。那時候做空，不但不用付利息，券商收你質押的公債，還付你利息，然後在稅法上，還讓空頭可以拿多頭的股票來抵，沒有什麼資本利得稅的問題，所以算是對做空的投機客，相當有利。但是看起來有利，做起來卻有可能傷害身心健康。空頭永遠都在等公司爆掉，但是再爛的公司，真要爆掉的時點也很難預測，所以Shad Rowe經常心情不好，但他的母親與他相反，總是非常樂觀，總是可以找到一些點來安慰他，她說，「別擔心，遲早這些公司會爆掉」。就是這樣心裡的不健康，讓Shad Rowe開始思考不要做空，要開始做多，至少不用再冀望別人爆掉，詛咒別人惡運。當他開始轉多的時候，他乘著西南航空剛開始的順風起飛，大賺一筆，慢慢地讓他相信，唯有巴菲特的那種投資方式，才能在股市賺錢又保持身心愉悅。 Shad Rowe也喜歡逛好市多，Costco代表的就是他的新投資哲學，能用「更好、更快、更省」的方式來照顧客戶的消費產品，就是他的投資目標。這裡面有一個有意思的觀點，Shad Rowe認為，公司經理人，永遠都比股東知道得更多，對公司經營有更多的掌控，所以如果經理人要騙投資人，那投資人還真得很難對抗。不能投資這種蓄意欺騙投資人的經理人，但我們要怎麼找到讓人信賴的經理人呢？會想盡辦法對客人、對員工好的經理人，就是比較可靠的公司，就比較可能長期持久而不用擔心被騙，因為這代表了經理人不是把自己的短期私利放在第一位。 Shad Rowe當然不是價值型的投資人，他看好的股票，不是被低估的那種，而是有成長潛力的股票。在尋找能讓客戶得到「更好、更快、更省」的產品的公司時，他還注重一點，「可以放大增長scale up」的能力。對於這一點，他也有一個很直觀、簡單的看法，所謂的「全球化」就是「美國化」，一旦在美國市場站穩腳步，就可以攻佔全球的市場，消費性產品像麥當勞、星巴克如此，科技產品更是如此，所以他專買那些很「無趣」、很大的美國高科技公司，全世界人都耳熟能詳的蘋果、谷歌、微軟、亞馬遜等等。 Shad Rowe信奉「只需一次決定」的投資方法，一旦看好股票，買好部位，就放著不管。他經營一個hedge fund，長期持有十幾支股票，公司管理階層只有他一個人，反正他的買賣次數極少，也沒有什麼費用，所以他也沒向投資人收管理費，只有獲利抽成12%(遠小於業界的20%常規)，經營了四十年，沒有賣出，就沒有資本利得稅，連報稅都單純，完全是我夢想的資金經理人模式。不過Shad Rowe在2024年過世了，巴菲特級的神人又少了一個。

我把我手上的寶可夢卡牌賣給你，告訴你這卡牌以後會漲價，你聽了很興奮，買了卡牌，等漲價。我轉頭又印了一堆卡牌，告訴你，這些卡牌以後還會更值錢，你想要賺更多的錢，就把手上的現金通通交給我，來買我的卡牌。我的荷包滿滿，但我又加印了更新一代的寶可夢，更漂亮，以後會漲更多，問你要不要買。什麼，沒錢了？你可以找銀行借！什麼，信用額度都用完了，銀行不借？沒關係，你告訴銀行，你手上這些寶可夢卡牌，很值錢，你可以抵押來借錢，而且你也不是把貸款花掉，你買的是值錢的卡牌。什麼，銀行不覺得這些卡牌以後會增值？沒關係，我來和銀行談，我有很多錢，我跟銀行擔保，如果寶可夢卡牌幾年後沒有這個價值，我負責給銀行差額，這樣銀行就可以借你更多的錢，來買我新印的寶可夢卡牌！這大概就是很多看空輝達股票的人，心裡想的「循環投資circular financing」，用來描述輝達最近和華爾街談的五千億借貸平台，剛剛好，他們認為輝達的GPU，和老鼠會的詐騙沒有什麼兩樣。 當然不一樣。股票估值的方法有千千萬萬種，但多半不離一個基本原則，「越賺錢的公司，越值錢」。寶可夢卡牌和比特幣一樣，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因為他們沒有產生財富，「沒有賺錢」，賣寶卡夢卡牌的公司，當然有賺錢，但如果產品本身沒有財富的價值，那當然像老鼠會一樣，紙牌屋隨時會倒塌。這也是為什麼Coinbase這樣的公司，沒有什麼前景，不要碰比較好。 輝達的GPU不是卡牌，也不是比特幣，但是不是會變成黃仁勳說的「AI工廠」，我們不知道。但現實是GPU供不應求，而供不應求的原因，不是炒作，不是囤積，而是真的算力滿載地在使用，Anthropic到處找GPU，SpaceX和谷歌都先把算力給了Anthropic。Anthropic兩年內就會達到二千億美元的營收，OpenAI應該也相去不遠，他們買GPU，他們借別人的GPU算力，都是像寶可夢卡牌一樣，只是放著囤貨嗎？不是，因為這是全世界最快達到十億用戶的產品，我付錢給ChatGPT，不是跟著別人湊熱鬧，而是每天都真實地需要AI來幫忙。特斯拉的自駕每天載著我跑來跑去，背後也是輝達晶片在訓練這些模型。這些AI晶片的需求，都是真實存在，既不是dot com泡沫的本夢比，也不是地產風暴的房貸包裝再包裝，對於現在做空AI的瘋子，像Michael Burry，我祝他們好運，但我一點都不擔心現在是AI泡沫，至少還不是時候看空。 因為微軟執行長Satya Nadella在法說會提到了1873年一書，讓科技圈一時注意到AI和十九世紀內戰後美國的鐵路瘋狂建設時期有極為相像之處。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比較，Nadella有點是向世人示警，要注意不要重蹈覆轍，鐵路的建設，的確是百年一見的生產力躍進，縮短了人們交通的時間和空間，擴大了市場，產生了更多生產的可能性，對美國財富的提升，長期生產力的加持，有跨時代的影響，把AI比為鐵路，有其意義。而鐵路的建設，相當昂貴，如果沒有像中國蓋高鐵一樣，把國家搞破產也要蓋，只靠私人建設的話，需要極大的資本市場投入，甚至是要先預支未來一樣的投入。的確，1873年一書，講的就是美國的鐵路建設狂潮，如何把股市和債市的資金，吸得一乾二淨，但最後把鐵路大亨和銀行一起弄垮的故事，甚至造成了在1929年之前，美國所經歷過的最大經濟蕭條，多年無法回復。鐵路後來的確達到了泡沫時期的預言，的確改變了美國，促成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強國，但最早投入鐵路建設的投資人，全部被清空，發了美夢，但沒有賺到錢。 輝達現在賣了這麼多晶片，台積電還不斷地擴張，記憶體三雄也抓著這個世紀難見的契機擴產，然後上游的協力廠商，下游的數據中心，通通在擴充，然後核心的Anthropic和OpenAI瘋狂地發股票，一邊募資，一邊求材。退一萬步說，AI的需求，完全不虛假，但鐵路也是這樣不虛假，只是先期的乘客、貨運量完全無法合理化鐵路在資本市場要的本益比，現在的AI也是這樣，就算Anthropic和OpenAI，兩家每年都可以做兩千億的營收，然後把營收通通拿去買輝達的晶片，而且通通不要分給上下游廠商，那還是無法合理化輝達五兆美元的市值。從這個角度看，把AI比為鐵路，而要投資人小心，是正道，但我還是要講一句金融市場最可怕的話，「這一次不一樣」。 人類社會對交通方便的需求，會隨著路網越大，而自然變得更多，因為原先的不可能，化為可能，這個時程很長，唯一加速的方法，就是把路網瘋狂地蓋下去，但這個加速的過程，不但受限於資金，還受限於材料，更受限於中國苦力和歐洲新移民的數量，沒有人去蓋鐵路，就沒有鐵路。另一方面，AI的需求，也像鐵路一樣，越多的建置，就會產生越多的新可能，製造出更多的需求，但和鐵路不一樣的是，瓶頸不在於物理限制，甚至不在人口數。鐵路的乘載，有一個人口的天花板，但AI沒有，我們已經看到AI代理的驚人需求，AI代理完全不受限於人口數。而AI更驚人的能力在於，我們在生產智能，可以解決問題的智能，這個智能跨越到幫我們解決物理限制的日子，早就來了，智能加乘的速度還會加快。黃仁勳畫出來的美麗未來，不一定是作夢。 然而就算AI美夢再美好，再真實，泡沫一定會到來，那是人性，但不是今年，也不是明年，現在壓空方，不智。長期利率還沒掉下來，資金還不算真的投入AI建設，我們現在是dot com泡沫的1994或是1996，連1999都還沒到，不怕。

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官員艾麗克斯．芬莉（Alex Finley）說：「對我來說，那些遊艇不只是遊艇。以俄羅斯為例，那些遊艇深切體現了寡頭們正在幫助獨裁者摧毀我們的民主體制，同時利用民主來牟利……那些遊艇背後正是浮士德式的資本主義，說明我們願意為了短期利益而出賣民主體制。」八旗文化4月出版的歐逸文（Evan Osnos @eosnos ）的新書《億萬富豪與他們的超級遊艇》則以頂層視角書寫，有點像是超級富豪的生活指南，目的在於捕捉全世界最有權勢之人的想法與行為，尤其聚焦於川普再次上任後，他們主導國家政治的野心。本書藉由評估他們的策略、迷戀、舉止與妄想，試圖呈現這些極富階層人士如何看待自己，看待那個被他們日益主宰的世界。 事實上，這種寡頭政治已經在美國醞釀數十年，本書正是深入探討該議題的重磅之作。身為知名政治記者的歐逸文，憑藉生動的敘事手法與縝密的報導功力，揭開鮮為人知的面紗，把這些巨頭們放縱揮霍的生活、一幕幕荒誕離奇的場景呈現讀者眼前，像是：超級巨型遊艇上的豪華裝備與生活百態；矽谷工程師精心打造的地下堡壘末日避難所；精英與富豪的各種避稅手段；滔滔不絕的政治捐款；私募財富管理人背叛豪門家族；流行巨星為孩童的奢華派對獻藝；摩納哥與棕櫚灘的遊艇碼頭排位其實呈現了富豪內心焦慮。同時，歐逸文抽絲剝繭般解開好萊塢史上最大龐氏騙局的謎團；深入業務覆蓋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新興科技巨頭的內心世界，探究這些矽谷權貴的品格和良知，如何成為左右公民社會的最大力量；還有神祕的中國億萬富商郭文貴，到底是如何憑藉與中國國安及權貴精英的微妙關係，成功打入川普政府當中；歐逸文詳細剖析這些美國寡頭政治勢力的崛起與對華府前所未有的影響力，以及這些超級富豪到底是如何日益主宰我們所身處的世界。 本文選自序章和第一章，八旗文化授權刊發。 歐逸文 | 億萬富豪與他們的超級遊艇：川普跟他的好朋友，美國金權政治實錄

大多數的革命發生後，革命勢力都會忙著輸出革命，因為革命不但破壞了國內秩序，也改變了國際政治，一方面革命的意識型態經常讓革命家充滿使命感，需要把「好東西」和世人分享，另一方面，外國勢力經常「反動」，極欲恢復舊有秩序，因此對革命家來說，外國勢力是危險需要對付的目標，輸出革命，是為了製造對革命安全的環境。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斷裂歷史的大事，因此輸出革命和保守反動的鬥爭，驚天動地，拿破崙戰爭打了近二十年。然後是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規模及影響，不下於法國大革命，到現在，我們都還在體驗這個餘震。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47年了，伊朗的神學政權一直是驅動中東騷動及全球政治的重要角色。許多人不知道，卡特的大衛營協定，算是解決了以阿衝突，如果不是伊朗，之後的美國，根本不用捲入這麼多的衝突。 但我要講的是這個輸出革命的心態，對這些革命起源國家的影響，尤其是共產革命。如果你戴上了意識型態的眼鏡，你看的世界從此不一樣，你以為不再「被唬弄」，你覺得「看清了世界運作的方式」，但你也「容不下其它的觀點」，當世界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世界的運行都是靠階級鬥爭的時候，你如何心平氣和的看這世界？永遠都有不公不義，永遠都不可能享受繁榮富裕，因為朱門永遠酒肉臭，路上永遠有凍死骨。然而當你的無產階級專政了，財產都公有化了，為什麼人間天堂還沒來？為什麼外面的資本主義邪惡世界，歌舞昇平，他們不是該失敗了嗎？怎麼他們又有車、又有房、還有手機？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這一定有原因，一定不是我們的革命理念出了問題，一定是有敵人在破壞我們，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一邊破壞我們的發展，一邊還要假裝幸福快樂，邪惡地不得了，我們只能加強防備敵人，找出內部的反動份子，那些和外國勢力勾結的壞份子，一再鬥爭，一再肅清。 一旦了解了共產黨的「外敵理論」，我們就可以解釋共產黨的一些，我們外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行為。為什麼共產黨明明已經用高牆把世界擋在外面，但又不斷地滲透民主國家，搞大外宣、搞假消息戰、買通間諜？因為他們還在對抗外部敵人，還在相信社會主義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所以他們還是要輸出革命，為了天國到來，只能不停地鬥爭。因為是和強權鬥爭，所以沒有任何道德的底線，「結果合理化了手段」，偷搶拐騙，沒有關係，因為敵人更壞。 而輸出革命、抵抗強敵的這些心態，也讓我們可以預測出一些共產黨的未來行為。史達林一直要到希特勒把軍隊開到邊界，打了第一發子彈，才相信希特勒不能被收買，這一仗一定要打，不然，史達林死活都不願意放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共產黨的不安全感，讓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隨時都處於「求生存」的模式，為了存活，他們不會輕易開啟戰爭，他們可以移山倒海，但就是不要挑戰強權。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要相信社會主義是別人害的才不能成功，所以要炮製一個外敵來破壞革命，而為了要強化這個威脅，不得不把外敵變成無所不能，時間一久，自己也相信外敵的強大，所以不敢輕易言戰。這是我一貫認定共產黨不會打台灣的重要原因。 這個「求生存」的心態，也注定了和共產黨的聯盟，永遠都是脆弱而不可靠的。習近平願意一直挺普丁下去，「友誼沒上限」，不是因為他重情重義，而是中俄幾千里的邊界，如果邊界的另一方，變成了親西方的國家，那就是共軍得派重軍駐守的邊界，就是得從台海分兵的不良發展。這也是季辛吉當年分裂中蘇同盟，接近中國，而讓蘇聯害怕的同樣原因。但伊朗和中國的關係，不能與俄羅斯同日而語，如果為了生存，把德黑蘭出賣來換取中東的石油利益，那是可能發生，而且就會很快發生。在「強敵」川普的威脅下，中國暫時作小伏低，那是說得過去的，說實話，讓伊朗擁核，對中國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伊朗因為群龍無首而無法向美國投降，導致波斯灣問題無法解決的困境，將會因為習近平放棄德黑蘭，而得到一個快速解決。

2023 年，Meta 首席 AI 科學家楊立昆給當時的 LLM 熱潮潑了一盆冷水。 他指出 LLM 有根本性的缺陷：沒有持久記憶、無法從單一經驗學習、缺乏對物理世界的理解。本質上，它只是在做「下一個 token 的預測」。 從學術的角度看，他說得完全正確。 直到今天，LLM 的底層架構依然沒有變。它依然是一具每次啟動都空空如也的統計引擎。 但在三年的工程演進後，我們發現了一個讓科學家尷尬的事實：學術上的根本缺陷，工程上不一定要正面解決，繞過去一樣能起飛。 楊立昆主張要走「世界模型」的路線，讓 AI 像人一樣建立對物理規律的理解。他認為 Scaling Law（規模定律）有天花板，LLM 光靠堆算力不能產生真正的智慧。 但工程界用兩件事回應了他： 第一，資本的暴力美學。過去三年，人類往算力砸錢的瘋狂程度，讓模型規模產生的「湧現」直接蓋過了架構的粗糙。 第二，系統性的外掛補丁。模型記不住？掛上向量資料庫。模型理解不夠？接上 Vision 和工具。 這就是工程學最迷人的地方：解決問題不需要追求「本質的優雅」。 楊立昆在研究神經元的排列，而工程師在研究如何把這個「不完美的大腦」裝進一個強大的「機械外骨骼」裡。 楊立昆對 LLM 的核心批評，是他認為 Pattern Matching（模式匹配）不算真正的學習。 但如果這種模式匹配的複雜度足以模擬出文明的所有邏輯，那「學習本身到底是什麼模式」還重要嗎？ 飛機與鳥的飛行原理完全不同。飛機沒有羽毛、不會拍翅膀，但在它飛得更高、更遠、更穩定的那一刻，它到底「算不算在飛」已經不重要了。 但繞過去的，跟真的解決，是兩回事。 只要底層架構沒變，楊立昆講的那些缺陷就真實存在。記憶是外掛的，不是原生的。就像義肢，裝上去能走能跑，但它跟真正的腿就是不一樣。你不能假裝它不存在。 所以雖然 AI 已經很強了，推理、寫作、寫程式，很多事做得比大部分人好，但它每次都是一個全新的大腦。沒有連續的意識，沒有累積的經驗。它所有的「記憶」、「理解」、「偏好」，全部來自你這次塞給它的上下文。 如果你去看 OpenClaw 最近的 repo 更新，你會發現記憶管理佔了很大的篇幅。怎麼讓 AI 在對話之間記住該記住的東西。 他們最近推的 QMD，把關鍵字搜尋跟語意搜尋混在一起用，就是為了解決一個問題：你三天前跟 AI 聊過的東西，它下次怎麼找得回來。 模型本身的能力會繼續進步，但只要底層是 LLM，記憶管理就是一個繞不開的大山。 用工程的角度來說，就是 Context Engineering 的重要程度，會逐漸超過模型本身。 你怎麼管理每次丟給模型的那包上下文，決定了 AI 能幫你做到什麼程度。哪些資訊該放、哪些不該放。什麼時候該砍掉重來、什麼時候該接著繼續。不同對話之間的記憶怎麼同步、怎麼取捨。 我自己每天都在處理這個問題。 舉個例子，我的 OpenClaw Agent KAI，它常常在多個頻道處理不同任務，但它們的記憶不是即時同步的。只要 還沒更新，它們就不知道彼此剛做了什麼。 所以我常常要幫它做認知同步。譬如告訴 A 分身，B 分身目前正在做什麼，然後要求 B 把做的東西整理好傳過去。或者更簡單一點，直接叫 A 去讀另一個 Discord 頻道最近兩小時的對話，讓它自己同步 B 的工作內容。 這種「認知斷裂」的現象，只要你常用 AI，一定會有很強烈的感覺。 從人格化的角度看，你會覺得它們是同一個人。但事實上，它們只是共享同一份記憶。只要記憶沒有同步，它們就是不同的人。 我現在花比較多時間在學這一塊。譬如今天 KAI 就教了我，如果讓 Claude Code 的 Opus 4.6 從外部調用 GPT 5.3-Codex，用 MCP 跟 coding-agent skill 的差異是什麼。 KAI 告訴我，差異的核心在於：中間過程要不要進主 context。 用 MCP 調用 Codex，每一個 tool call 都走 MCP 協議。Codex 過程中的每一個 turn，讀檔、改檔、跑測試、報錯、retry，全部以 tool result 的形式灌回 Opus 的 context。一個 coding task 可能產生幾十個 turn，跑完之後 Opus 的 context window 已經被中間過程塞滿了，後面每一 turn 都要重送這些垃圾。這就是 context 污染。 而 coding-agent skill 的設計完全不同。它把整個 coding task 交給一個獨立的 sub-agent，這個 sub-agent 在自己的 context 裡完成所有中間過程。跑完之後，回傳給 Opus 的是一個精簡的 handoff summary：改了哪些檔案、測試跑過了沒、有沒有殘留問題。中間那幾十個 turn 的掙扎，Opus 完全不需要知道。 同樣一件事，兩種做法，Opus 的 context 乾淨程度天差地遠。 所以同一個模型，不同的人用，產出可以差十倍。 人與人之間原本的能力差距，已經沒那麼重要了。你的學歷、你的年資、你寫程式的底子，這些東西的權重正在被 AI 快速壓縮。 取而代之的，是你怎麼使用 AI。這件事的精度，才是現在真正決定產出的變數。 你理不理解它的記憶是怎麼運作的。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該砍掉 context 重來、什麼時候該讓它接著跑。你能不能在對的時間，把對的資訊塞進那個 context window。 這些東西有一個名字，叫 Context Engineering。 它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但它是所有想把 AI 用好的人，都應該深入研究的東西。

《從最新 13F 看頂尖投資人的共同下注：AI 不是答案，稀缺性才是》 Berkshire、Bridgewater、Tiger Global、Druckenmiller、李祿、段永平、Ackman 的動作看似分歧，但用第一性原理拆開，會發現他們其實都在圍繞同一件事配置：未來現金流最確定、競爭位置最稀缺、且能把 AI 時代需求轉化為高回報資本的公司。 13F 不能當即時訊號，但能看資本方向 13F 是延遲 45 天的持倉快照，不代表今天還持有，也看不到完整空單、現金和海外持倉。所以它不是抄作業工具，而是觀察頂尖資金思考框架的材料。 」 第一性原理 股票長期價值只來自三件事： 1. 未來自由現金流 2. 能否長期防守這些現金流 3. 買入價格是否合理 AI 只是技術變數，不是投資答案。投資答案要落到：誰擁有算力瓶頸？誰擁有分發入口？誰擁有資料和定價權？誰能把資本支出轉成高 ROIC？ 第一個共識，AI 基建鏈 這一季最明顯的共同方向，是 AI 基建。 Bridgewater 加碼 TSM、AVGO、MU、NVDA； Tiger Global 加碼 TSM、NVDA、AMAT、AVGO；Druckenmiller 也新增/加碼 AVGO、STM，並保留 TSM。 段永平最新可見持倉中，也大幅提高 NVDA、TSM、MSFT 的權重。 這裡的邏輯很簡單：如果 AI 需求繼續增長，最先被驗證的不是哪個應用最終勝出，而是整個產業都需要更多晶片、代工、記憶體、網路與電力效率。 第二個共識，平台股仍重要，但分歧加大** 大型平台股不是被拋棄，而是進入分化。 Berkshire 大幅加碼 Alphabet，李祿也把 Alphabet 放在極高權重；但 Ackman 幾乎賣出 Alphabet，轉去買 Microsoft；Druckenmiller 則退出 GOOGL、減碼 Amazon。 這代表市場不是否定平台股，而是在重新評估：誰能把 AI 投入變成真實現金流？ Google 有搜尋、YouTube、雲端和 Gemini 生態；Microsoft 有 Azure、Office、OpenAI 關係和企業分發；Amazon 有 AWS 和電商現金流；Meta 有廣告分發和 AI 推薦效率。 大家都知道平台重要，但對哪個平台的邊際回報最高，答案並不一致。 第三個共識，低估的中國平台仍被少數高手買入** 李祿重倉 PDD，段永平也加碼 PDD，同時仍持有 Alibaba。這說明中國平台沒有被全部放棄，而是被高度選擇性地買入。 中國平台公司的問題不是商業模式失效，而是折價過重：政策風險、地緣風險、消費信心和資本市場信任度，都壓低了估值。 但如果一家公司仍有高 ROIC、強現金流、低估值和長期競爭優勢，那它就會進入深度價值投資人的視野。 三位關鍵人物 段永平的組合仍以 Apple 和 Berkshire 為核心，但增量資金明顯偏向 AI 基建和中國平台。他買的不是短期熱點，而是強產品、強生態和長需求。 Druckenmiller 則代表另一種訊號。他不是長期抱死，而是宏觀輪動。他加碼 Natera、YPF、AVGO、STM，退出 GOOGL，減碼 Amazon。這說明 AI 基建仍有吸引力，但大型平台股要更挑位置與估值。 李祿最集中，也最像 Munger 系投資人。他重倉 Alphabet、PDD、Berkshire，同時新買 Moody’s、S&P Global、MSCI 這類資料與金融基礎設施公司。這些公司本質上是資訊收費站。 真正的結論 這些頂尖投資人的共同下注，不是「AI 會漲」，而是： 縮減投資數量,提⾼集中度。 重壓關鍵節點:算力瓶頸、平台入口為主!

思考賺錢股票的賣出時點，那是個很頭痛的事，但有一派投資人，專門買「只要做一次決定」的股票，他們從來不傷腦筋什麼時候賣股票，因為這個只要做一次的決定，就是買與不買，買了就天長地久的抱著。光看這個描述，你大概就要笑出來了吧，「傻子」，但你知道賈伯斯回宮蘋果，那已經是將近三十年前的事，對投資人來說，如果那時就抱著蘋果股票一直到現在，那和天長地久也沒什麼兩樣，而微軟上市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不用我算給你聽，你也知道，如果投資組合裡有微軟和蘋果這兩個one-decision stocks，不用四十年，你能抱個二十年，你就已經是萬中選一的投資高手。 所以我說「作手回憶錄」是經典，但真正要在股海幸福快樂，得學巴菲特。就像如果有人要品評歷史人物，許多人講三國，三國人物又多又各有千秋，講評下來多過癮，但我要告訴你，這些三國的人物，沒有一個比得上非常無聊的孔老夫子，因為非常無聊的孔子，才是真正千年不衰的歷史重要人物，諸葛亮、曹操算個屁。同理，Jesse Livermore永遠沒辦法比得上巴菲特。巴菲特的投資哲學非常複雜，但有一點讀者要認清楚，巴菲特不是價值型投資人，所以不要把話放在我的嘴巴，說我要人家不要買狂飆股，而是要買價值型股票。No, no, no，價值型投資人可能比「作手回憶錄」的Jesse Livermore還要來得更不快樂，因為他們多數的時候，都是錯的，都在對抗全世界，都在孤芳自賞，所以非常不快樂。 只買「只要做一次決定」股票有很多的好處，第一，因為一戰定江山，所以下注前就要思考很久，對產品和市場，還有經理人有十足的了解，只要懂，就會有信念，就會風雨不驚。第二，不能多，也無法多。一方面這種天長地久股票本身就已經很少，另一方面，少少的選擇，才有辦法不過份分散，才能賺到大錢。第三，只買不賣的話，就不會受到短期的股市榮枯影響，心情穩定，財富逐漸累積，而不是暴起暴落，心裡才能快樂。第四，只買不賣，沒有資本利得稅的問題。第五，只買不賣，不用擔心賣股後要換什麼股票。 好處多多，但這種「只要做一次決定」的投資哲學，不適合每一個人，尤其是喜歡刺激的人，這麼無聊的遊戲，玩不下去。但朋友呀，要刺激，人生還怕找不著管道嗎？為什麼要和錢開玩笑呢？

無韻的離騷：一葉武夷茶的跨洋、宿命與主權啟示錄 楊純華 1.從大西洋底撈起的一抹閩南音節 歷史的伏筆，往往埋藏在人類最習以為常的日常消費品中。 當我們翻開西方近代民主憲政的宏大史詩，1773年12月16日的那個深夜，永遠是不可磨滅的經典場景。在波士頓港那凜冽的寒風中，一群憤怒的殖民地居民喬裝改扮，登上了東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在徹夜的喧囂中，他們將整整342箱茶葉，一箱接一箱地傾倒進冰冷的大西洋海水中。這場史稱「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的抗稅行動，以「無代表，不納稅」的決絕姿態，徹底激化了英美之間的宗主國與殖民地矛盾，進而拉開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 然而，在宏大的歷史教科書中，有一個極具社會學異化色彩的細節卻鮮少被提及：那342箱改變了人類政治文明走向的茶葉，並非產自新大陸，亦非產自大英帝國的歐洲本土，而是全部來自大洋彼岸那個正處於封閉、專制落後的盛清中國。 英國國家檔案館至今仍完好地保存著當年的索賠清單，那是帝國官僚用羽毛筆記錄下的經濟損失。在這份決定了美利堅命運的清單上，赫然寫著五種茶名：Bohea、Singlo、Hyson、Congou、Souchong。這五個詞彙在英文詞典裡找不到任何字根，它們全是不折不扣的中文閩南方言音節。其中，Bohea 正是「武夷」二字在閩南語中的發音。在被傾倒的342箱茶葉中，光是武夷紅茶就佔了240箱，比例高達七成以上。 換言之，西方自由憲政體制誕生的第一聲啼哭，竟是由福建武夷山深谷裡的幾片黑色葉片所催化的。這是一場全球化早期最深刻的社會學奇觀：在專制與封建壓迫最深重的土地上，由最底層的中國農民用血汗勞作生產出來的商品，跨越重洋之後，竟變成了西方世界砸向專制王權、爭取「人民主權」與「自由憲政」的政治導火線。 我的故乡在绵延百里的武夷山脉西南麓。在这里我说的是在地球兩端、跨越兩百五十年的与我故乡的武夷茶有关的事与感慨。我从中看到了勞動者的身體與血汗如何被編織進全球資本主義的壓迫網絡，我更感叹命運的荒誕悖論——生產了「自由催化劑」的土地，至今仍未長出自由的果實。 2.全球商品鏈中的勞動、身體與權力壓迫 從社會學的視角審視，那一箱箱沉入波士頓港的 Bohea 武夷茶，並非天然的造物，而是近代早期全球商品鏈與國際勞動分工體制下，對個體身體進行極致壓榨的產物。 閩南的舌尖吐出 Bohea 的嘆息 那是武夷山的雲霧 與採茶人馱駝的脊梁 他們在封建的泥土裡躬身 在季風裡揉捻 將血汗与叶子的清香封入木箱 經由東印度公司的巨輪 編織進全球資本最初的網 那時的東方，麻木的帝國正陷入沉睡 並不知道這黑色的葉片 已成為跨洋流轉的商品權力 兩百多年前的武夷山，茶農與採茶工的生活是一部無聲的血汗史。社會學家卡爾·馬克思曾提出過「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概念，指的是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被掩蓋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當倫敦的貴婦人在沙龍裡優雅地端起瓷杯，當波士頓的紳士在港口討論大英帝國的稅收政策時，隱匿在茶香背後的，是武夷山茶農在專制官僚與買辦商人雙重剝削下、近乎窒息的生存狀態。 茶農們必須在季風來臨前的短短數週內，赤腳在濕滑的岩壁與山谷間攀爬。他們的十指因長時間揉捻茶葉而磨出鮮血與厚繭，他們的脊梁因長年背負沈重的茶簍而變得駝背畸形。在清代中央集權的極權政治與行商制度（十三行）的壟斷結構下，這些底層勞動者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自由言論的空間，更沒有對自身勞動成果的定價權。 這是一種極致的社會學諷刺：武夷山的茶工們是在完全被剝奪了自由、完全缺乏權利保障的體制下進行生產的。然而，他們所生產的茶葉，卻具備了一種超乎尋常的「商品權力」。當這些茶葉被裝進木箱、貼上海關的標籤，經由跨國壟斷的東印度公司的巨輪運往西方時，它們就從封建專制的泥土，躍升為全球資本流動與帝國稅收的核心支柱。大英帝國依靠這些茶葉的進口稅來維持其全球擴張的財政結構，而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則在這片葉子上看到了母國對他們經濟自主權的瘋狂蠶食。 那時的盛清帝國，正在文字獄與高度中央集權的麻木中逐漸走向腐朽。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陷入了一種歷史的盲目與沉睡中。他們一邊享受著茶葉貿易帶來的白銀流入，一邊對外部世界正風起雲湧的啟蒙運動、社會契約論與權力分立學說一無所知。中國人以極致的隱忍與身體的勞奉，供養了西方的消費社會，也無意中為西方的制度變革準備了火種。 3.歷史的斷裂與悖論——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歷史在1773年的波士頓港口發生了驚心動魄的斷裂。 當這批來自中國福建的 Bohea 紅茶在寒風中被一箱箱倒入海中，大西洋的海水被染成了苦澀的深褐色。這一歷史事件在政治社會學上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是一場反抗「無代表納稅」的階級與政治結構抗爭。波士頓的傾茶者們，並不是在簡單地毀壞財物，他們是在摧毀大英帝國強加於他們的、未經同意的權力枷鎖。 波士頓的冬夜，寒風如刀 “無代表，不納稅”的怒吼撕裂了海港 三百四十二箱中國茶 在反抗殖民的巨浪中 化作大西洋泛起的一夜苦澀 七成是武夷的紅—— 它用在專制土地上長出的血肉， 點燃了西方自由憲政的導火索 一葉落而帝國傾 美利堅在茶香的餘燼中誕生 這場由武夷茶引爆的烈火，最終焚毀了舊帝國的殖民枷鎖。僅僅三年後，《獨立宣言》發表；幾年後，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成文憲法在美利堅誕生。美國人建立了基於人民主權、權力制衡、言論自由與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的憲政屏障。 然而，當我們將社會學的目光從繁華、自由的西半球，重新投向那片長出茶樹的東方土地時，我們會被一場巨大的荒誕感與悲劇性所震懾。這是一道跨越兩百五十年的歷史傷口，至今仍在流血。 歷史在此處 卻割開了一道荒誕的社會學傷口 兩百五十年的煙塵散盡 那片催生了西方自由 催化了現代民主的茶葉 它的母體 卻至今仍在專制的陰影裡掙扎 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而採茶人的子孫 卻依舊沒有“代表” 依舊在替不曾同意的權力納稅 這何其可悲！那片用自己的血肉與勞動，為西方現代憲政與民主制度點燃了導火索的中國茶葉，它的母體與子孫，卻在往後的兩百五十年間，不斷在專制、極權、動盪與思想禁錮的泥潭中輪迴。 直至今日，中國人是否真正獲得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憲政保障？兩百多年前美國人高喊的「無代表不納稅」，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句無法公開談論的政治禁忌。十四億人民在高度精密的現代國家機器下，承擔著沉重的直接稅與間接稅，但他們在決定國家前途、監督權力運行的公共場域中，卻依然缺乏實質性的、合法的「政治代表」。採茶人的子孫換上了現代的服裝，走進了科技化的工廠與高樓，但在政治身份上，他們與兩百年前在武夷山躬身勞作的祖先，並沒有本質上的結構性跨越——他們依然是權力體制下的「客體」，而非國家主權的「主體」。 中國用集體主義的自我犧牲與勞動紅利，為世界的現代化與西方的自由繁榮作了無聲的嫁衣。而中國人自己，卻被永遠隔絕在現代憲政民主的制度紅利之外。這是一首獨屬於中國人的、綿延數百年的當代《離騷》。 4.茶館裡的當代反思——精緻的麻醉與消逝的自由空間 歷史的指針來到了當代。今天，武夷茶不再需要通過十三行與東印度公司的木箱遠涉重洋，它換上了極盡奢華的包裝，變成了中國本土政治與經濟精英生態中不可或缺的社交貨幣。 時至今日，武夷的茶香依然氤氳 它是高官案頭的雅趣 也是平民市井的慰藉 然而，在當下中國那些精緻的茶館裡， 在朋友之間隔牆有耳的淺酌低吟裡 究竟還容得下幾多思想的自由 那裊裊升起的青煙 究竟是點燃思辨的火星 還是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茶館」在中國歷史上曾具有特殊的公共領域屬性。它是市民階層交換資訊、評議時政、甚至調解地方矛盾的半制度化空間。然而，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中，茶館的公共性已經被高度的政治恐懼與精緻的消費主義徹底解構。 在那些裝潢典雅、古風古色的當代茶館包廂裡，武夷岩茶大紅袍、肉桂的香氣四溢。端坐在茶桌旁的，有手握重權的官員，有依附體制的商人，也有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茶香氤氳中，人們談論著佛學、周易、文玩、甚至全球金融的波動，但每當話題觸及這片土地的體制弊端、權力腐敗、或是公民權利的缺失時，空氣便會瞬間凝固。 「隔牆有耳」、「莫談國事」的集體無意識，像一隻看不見的政治幽靈，籠罩在每一張精緻的茶桌上方。朋友們之間的交流變成了相互試探與淺酌低吟，真正的思想在審查與自我審查中被閹割。茶館不再是孕育公共理性的搖籃，反而變成了逃避現實政治、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知識分子在茶香中找到了犬儒式的安寧，官員在茶湯中體會著權力的運籌帷幄，而普通人在茶餘飯後的八卦中消解了對自身權利受損的痛苦。 這正是現代極權統治最可怕的社會學景觀：它用物質的極大豐富與精緻的文化消費，消解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那裊裊升起的茶煙，原本應當是點燃批判性思辨的火星，如今卻成了遮蔽雙眼、掩蓋社會矛盾的迷霧。 5.主權覺醒與中國人的天命破曉 「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這是無數流亡者與民主鬥士在經歷了制度性壓迫後，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吶喊。但對於留在那片土地上的十幾億人民而言，更深重的歷史使命在於：如何讓自由在自己的祖國生根發芽，如何讓那片長出了武夷茶的土地，真正建立起庇護每一個個體尊嚴的憲政屏障。 這需要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進行一場深刻的、斷奶式的歷史自省。 這裊裊茶香 正苦苦等待一場真正的醍醐灌頂 當代的知識分子啊 是否聽見了歷史在茶盞底部的沉吟？ 我們不能永遠只在杯中品嚐順從的甘甜 是時候用針砭時弊的鋒芒，去喚醒自己 去喚醒那群被霧氣遮蔽雙眼的人民 让主权意识像沸水中的茶叶一样舒展开 唯有當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那遲到的憲政破曉 才會真正落進中國人的茶杯裡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指出，知識分子的天職在於「清明」與「責任」。面對歷史的悖論與當下的思想困局，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再沉溺於茶館裡的淺酌低吟，不能再用犬儒主義的姿態去配合權力的敘事。 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最清晰的啟示：250年前，中國茶葉以商品的形式，在西方世界完成了一場關於自由與主權的啟動。250年後，中國人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完成這場未竟的民運與天命。 這場覺醒，必須是「主權意識」的徹底復甦。我們要像沸水沖淋茶葉那般，用啟蒙的思想、理性的批判與無畏的行動，去沖刷那層積澱在人民心中長達數千年的臣民心態與奴化思想。要讓每一個普通的採茶人、工薪族、農民工和知識分子都明白——我們不是體制的耗材，不是高官案頭的順民，我們才是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我們有權利要求屬於自己的「政治代表」，有權利對未經同意的權力說不，有權利要求憲法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以不可剝奪的形式確立為國家運行的根本基石。 唯有到了那一天，當主權的意識在十四億人的心中如茶葉般在沸水中舒展，那片長出了 Bohea 的武夷山，才不再只是全球商品鏈上流血的邊緣地帶；那座精緻的當代茶館，才不會是思想的停屍間。 這是一篇無韻的離騷，它發軔於苦澀的歷史，流轉於跨洋的波濤，但它的終點，必然是中國人自主握住自身命運的憲政破曉。當自由的陽光終於照進那隻古老的茶杯，這首延續了數百年的歷史悲歌，才算真正迎來了它的落幕與新生。 2026.7.6 作者/楊純華，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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