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東京國會內將舉辦「六四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紀念緊急集會」： 思考天安門事件 ——勿忘六四 今年是 1989 年 6 月 4 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當前中國經濟終於陷入僵局，以房地產為首，製造業等行業也正處於倒閉潮的風暴之中，年輕人的失業問題更是毫無改善。習近平政權與人民解放軍之間的對立日益顯著，其領導的獨裁體制正產生動搖。 現在，需讓世界必須再次回想起天安門事件，為了譴責這種「本國軍隊屠殺本國國民」的屠城行為。我們決定舉辦本次集會。 •時間： 2026 年 6 月 3 日（週三）下午 2:00 •地點： 參議院議員會館 國際會議室
（工作人員將在一樓玄關處引導）
地址：千代田區永田町 2-1-1
（地鐵有樂町線、半藏門線「永田町站」1 號出口即達；地鐵丸之內線、千代田線「國會議事堂前站」1 號出口步行 5 分鐘） •費用： 免費參加 •主辦： NPO 法人天安門事件紀念實行委員會 ◦委員長：王戴（民主中國陣線日本代表） ◦事務局長：小島孝之（亞洲民主化運動代表） 【講師】 袁紅冰 教授 原北京大學教授、中國作家、法學家。1989 年組織「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積極守護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1990 年發表的《高原之風》獲得學生及知識分子廣泛支持。後流亡澳洲，目前活躍於台灣等地。 【致詞嘉賓】 •石平先生（參議院議員）及多位日本國會議員（預定）嘉賓 •圖爾貢江·阿拉烏頓 (Turgunjan Alawudun)（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自歐洲前來） •席海明 (Xi Haiming/Temtsiltu Shobshuud)（世界南蒙古大會代表，自歐洲前來） •廖雨詩 博士（台灣淡江大學助理教授，自台灣前來） •阿里亞·謝旺·嘉波 (Arya Tsewang Gyalpo)（達賴喇嘛法王駐日本代表處代表） •白紙革命代表、香港代表 等 【記者招待會】 下午 4:30 起 於同會場舉行 【懇請捐款】 瑞穗銀行 (Mizuho Bank) 本鄉支店 普通存款帳戶：2841209 帳戶名稱：アジア民主化実行委員会（亞洲民主化實行委員會） 主辦：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天安門事件紀念實行委員會」 地址： 〒101-0041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須田町一丁目 4 番 1 號 日寶須田町大樓 5 樓 過去抗議行動與集會記錄請見網站： 聯繫方式： TEL: 03-3525-7493 手機: 090-8340-2388 (王) / 090-2329-2352 (小島)

在日本·東京國會內將舉辦「六四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紀念緊急集會」： 思考天安門事件 ——勿忘六四 今年是 1989 年 6 月 4 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 37 週年。當前中國經濟終於陷入僵局，以房地產為首，製造業等行業也正處於倒閉潮的風暴之中，年輕人的失業問題更是毫無改善。習近平政權與人民解放軍之間的對立日益顯著，其領導的獨裁體制正產生動搖。 現在，需讓世界必須再次回想起天安門事件，為了譴責這種「本國軍隊屠殺本國國民」的屠城行為。我們決定舉辦本次集會。 •時間： 2026 年 6 月 3 日（週三）下午 2:00 •地點： 參議院議員會館 國際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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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有樂町線、半藏門線「永田町站」1 號出口即達；地鐵丸之內線、千代田線「國會議事堂前站」1 號出口步行 5 分鐘） •費用： 免費參加 •主辦： NPO 法人天安門事件紀念實行委員會 ◦委員長：王戴（民主中國陣線日本代表） ◦事務局長：小島孝之（亞洲民主化運動代表） 【講師】 袁紅冰 教授 原北京大學教授、中國作家、法學家。1989 年組織「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積極守護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1990 年發表的《高原之風》獲得學生及知識分子廣泛支持。後流亡澳洲，目前活躍於台灣等地。 【致詞嘉賓】 •石平先生（參議院議員）及多位日本國會議員（預定）嘉賓 •圖爾貢江·阿拉烏頓 (Turgunjan Alawudun)（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自歐洲前來） •席海明 (Xi Haiming/Temtsiltu Shobshuud)（世界南蒙古大會代表，自歐洲前來） •廖雨詩 博士（台灣淡江大學助理教授，自台灣前來） •阿里亞·謝旺·嘉波 (Arya Tsewang Gyalpo)（達賴喇嘛法王駐日本代表處代表） •白紙革命代表、香港代表 等 【記者招待會】 下午 4:30 起 於同會場舉行 【懇請捐款】 瑞穗銀行 (Mizuho Bank) 本鄉支店 普通存款帳戶：2841209 帳戶名稱：アジア民主化実行委員会（亞洲民主化實行委員會） 主辦： 特定非營利活動法人 「天安門事件紀念實行委員會」 地址： 〒101-0041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須田町一丁目 4 番 1 號 日寶須田町大樓 5 樓 過去抗議行動與集會記錄請見網站： 聯繫方式： TEL: 03-3525-7493 手機: 090-8340-2388 (王) / 090-2329-2352 (小島)

「我是创始选民」选民故事009 ——走过冰封的脚印，写给中国议会（临时）的选民 作者：各旭彬（笔名：各雲川） 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人间，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但是，我希望自己留下的影片、文章、照片，能够告诉后来的人：曾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自由、人的尊严，在这个世界上努力活过、努力发出过自己的声音。 我今年三十岁，出生于1996年11月3日（计生原因，登记是9月25日）。出生在中国计生时期，是三孩。为了生下我，母亲四处躲藏，害怕被发现。 后来，我出生了。但是，家里唯一用来耕田的牛，被计生强行没收。 母亲因此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她曾经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把我丟到河里，我被哥哥救下），虽然活着，却从此长年受到精神疾病折磨。她经常会失去理智，甚至会伤害自己的孩子。 我的鼻子，就是那时候受的伤。当时我非常痛苦，但如今的我不恨她。因为我知道，她不是坏人，只是被一个残酷制度伤害了。 她清醒时也是一位温柔的母亲，会抱着我，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会默默承受所有苦难。 2007年，因病，她离开了这个世界。 直到今天，我仍然经常梦见她。有时候，我会在半夜惊醒。梦里，我还是一个孩子，一边哭，一边喊着：「妈妈……」 可醒来之后，只有眼角的泪水、证明我的母亲回来过。我不断回忆马上要模糊的脸，哪怕每一次都是痛苦，因为我怕忘记母亲的脸… 很多人看见我今天公开批评中共，也许以为，我是一开始就充满政治理想的人。 其实不是。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原本善良的家庭，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 后来（2013年）我慢慢开始了解历史。知道了林昭、张志新、知道了六四天安门。知道了那些曾经被掩盖的真相。 知道了自由、人权，这些真正影响每一个普通人命运的权利。 最开始我在汕头（2014年）做的是环境调查。最后到了梅州，调查拆迁。 再后来（2015年）我开始发声。 开始在电线杆子上写：天灭中共。 用中华民国纪年。 我当然也害怕，因为一旦站出来，就再也没有回头路。 果然，因为政治言论，在杭州被网警打电话。2017年之后中国言论环境迅速恶化。我的启蒙导师安军，被秘密关押。我的朋友金先生，也被警方遣返回原籍地。 甚至我连坐火车都会被特殊检查，打开手机和行李，身分证被拍照．．． 因为政治言论，被工作的地方领导警告，我连工资都不敢拿、赶紧跑路。 后来，我离开了中国（经过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最后到日本）。 2022年12月元旦，我在马来西亚第一公开露脸反共影片，发表了新年愿望：新年了别无他愿，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那一次勇敢的站出来，打破了心中的怯弱。我在马来西亚继续发表：我为中共独裁政权统治中国而感到＂耻辱＂。后觉不妥，最后两字改为＂愤怒＂。 2023年6月4号，我在新加坡第一次公开的纪念了六四：34年前的今天，中共在天安门前大开杀戒，今天我作为年轻人我也要喊出来，打倒中共，推翻独裁政权（2024年五月底，我和朋友在日本一起高举六四标语）。 这种行为我在大陆，是不敢的，是自由社会给了我安全和勇气。 这，就是我站在民主国家的土地上的感受。 原来，人真的可以不用害怕自己的言论，不用担心警察敲门。 有一次，我看到了马来西亚的选举现场，当时有感而发写下：为自由有人从青年到白头！这个国家我们人人都有分，对政治冷漠的下场就是被独裁者统治。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我们要选票。 （后来我加入了中国议会、并把这句话补充完整：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我们要选票🗳️中国议会一人一票改变中国！） 那一刻，我才真正知道，自由的空气真的是甜的⋯⋯ 但，这也有代价。 为了不连累家人，我与家人断亲。 后来，我收到父亲离世的消息。我看着手机很久很久，也不敢回覆。 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人生最痛苦的决定之一。 希望有一天，我能回到一个真正自由的中国。走到父母的墓前，说一声：爸妈，我回家了。 最后，感谢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 感谢一起调查真相的同行，无论是关注爱滋病、西藏、新疆人权问题的记者和学者。正因为有许多人在不同领域默默记录历史、追寻真相，我们才能让更多人看见那些曾经被掩盖的故事。 也感谢发表我文章的台湾朱言紫教授，因为您，让我的拆迁调查，不再只停留在自己的笔记里。而是有机会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让更多人开始思考自由、人权与民主的价值。 愿自由终将照耀这片土地，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选票🗳️决定国家的未来！ 编辑：张岸妮@ni87107 更多选民故事，请前往中国议会官方网站《选民故事》栏目了解：

纪念“六四”37周年特别节目： 八九民运大事记（二） —-第一个全市性学生自治组织成立：北高联； —-李鹏趁赵紫阳出访，说服邓小平发布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故意升级矛盾； —-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的一天：北京大学生倾城出动，举行“四二七”大游行。 不忘历史！请看链接： #八九六四# #天安门事件#

八九民运大事记（三）：对话与对峙（1989.4.28—5.12.） —-“五四”大游行后学运主要诉求改为“对话”； —-关于如何应对学运，中共高层出现意见分歧； —-为何会走向绝食？ 请看链接： #八九六四# #天安门事件#

日本今天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東京大學宣布，懲戒了一位六十多歲的教授。不是因為貪污，不是性騷擾，也不是抄襲論文，而是，他偷偷在大學招生網站的原始碼裡，放進了五個字──「六四天安門」。 這五個字藏在原始碼中，一般瀏覽網站的人根本看不到，但中國的網路審查系統卻可能「看得到」，所以，該網站在中國國內遭到封鎖了。東京大學認為，這樣的做法可能影響中國境內人士取得招生資訊，因此決定對該教授作出懲戒。至於教授真正的動機，校方並沒有公布。不過，日本有不少人推測，他很可能是不希望大學招收太多中國留學生，才想出了這個辦法。 看到這則新聞，我第一個反應不是譴責，而是覺得有點黑色幽默。一所日本最頂尖的大學，一位資深教授，竟然想到利用「六四天安門」這五個字，和中國的網路審查系統過招。 這種做法當然不值得鼓勵，但如果他真正擔心的是留學生背後的共產黨，這樣的焦慮也有一定的道理。 近年來，日本、美國、歐洲都開始認真討論，錄取中國留學生是否會造成研究安全與敏感技術外流等問題。很多教授心裡都有疑慮，只是大多數人選擇透過會議、報告和政策建議，藉由制度解決。而這位教授，卻選擇了一個最直接、最有效率，也最容易讓自己惹上麻煩的方法。 我支持東京大學維護招生公平。一所世界級大學，當然不能暗中對特定國家的學生設置障礙，這是基本原則，也是校方必須堅守的底線。但是，我也忍不住想問，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會讓一位教授寧可冒著被懲戒的風險，也要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憂慮？ 整件事情最荒謬的地方，其實不在東京，而是在北京。如果中國沒有世界上最嚴密的網路審查，「六四天安門」這五個字根本不會具有任何「特殊功能」，更不可能影響一所外國大學的招生網站。 真正把「六四天安門」變成全球皆知的敏感詞，甚至讓它影響國際資訊流通的，正是中國政府自己。 #矢板明夫# 以上故事来自fb“矢板明夫俱乐部”。

【纪念江泽民百岁冥诞 习近平高度评价、胡锦涛未到场】 前中国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2022年11月30日逝世，今年8月17日是他的百岁冥诞。这天，中国官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替他举行纪念大会，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大约40分钟的演说。 据香港《明报》报导，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已故领袖诞辰通常只会举行座谈会，仅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举办过纪念大会，江泽民是第七位。此外，今年中国官方还替江泽民发行纪念币、纪念邮票；央视连日播出文献纪录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则在《人民日报》发表超过6千字的长文回顾他的一生。 在纪念大会上，习近平高度评价江泽民的生命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并多次强调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巨大贡献。 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说江泽民“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 习近平不忘借这次演说，重申自身的主张，包含要做到“两个维护”，也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还说，在江泽民卸下党与国家领导职务后，仍然“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谈到江泽民“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习近平称他“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习近平并以“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来称呼六四天安门事件，赞赏江泽民当年“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 事实上，六四事件是江泽民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学生而失去权力，由江泽民取而代之。德国的汉学家列维（Katja Levy）曾形容他在外国观察家眼中是“机会主义者”，“如果不是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不会得到权力”；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亦曾指江泽民善于在党内各派系间灵活运作，最后形成自己的派系，也就是所谓“上海帮”。 2002年，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将权力交给被普遍视为邓小平隔代钦定接班人的胡锦涛。值得注意的是，在江泽民百岁诞辰纪念大会上，卸任的前领导阶层人士多数都到场，但胡锦涛并未出席。 海外民主人士、《北京之春》期刊荣誉主编胡平在X平台发文指出，到场参加的「元老」包含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俞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岚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缺席的有胡锦涛、李瑞环、吴官正、罗干。 胡锦涛现年83岁，今年7月底曾有未经证实的传闻称他“食物中毒身亡”，在网路上引发热议。他上一次公开露面是2022年底参加江泽民的告别式；此前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曾被工作人员“请出”会场。官方当时说法是胡锦涛“身体不适”，但有观察认为，这展现出习近平与胡锦涛的立场与路线冲突，而胡锦涛被带走的画面象征性地呈现出“旧时代的终结”。 另一方面，在江泽民的纪念会隔日，刚于今年8月12日逝世的前总理朱镕基，遗体即将火化。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导，北京天安门，还有各省级特区政府所在地都会降下半旗致哀。

许万平访谈录：为了理想坐牢，我无悔无怨 作者中国公民运动网撰写 编者：四川民主党人许万平，自1989年开始，因理想先后三次被重判入狱，累计刑期长达23年之久，在监狱中度过了20余年没有自由的岁月。出狱后，虽面对生活的种种艰难和严密的监控，但民主理念初衷不改，“结束专制统治”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民主自由的社会，他依然行走在充满荆棘的抗争之路上。 交谈中，“无悔无怨”这个词反复从他的口中平淡地说出来。30年来，许万平有20余年在监牢里，这是大多数自由战士必然要历经的苦痛，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过程中，不知还有多少像许万平一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勇毅和执着，支撑着苦难民族最后的一点希望。在当下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许万平们的坚守或许会让我们继续坚定地前行。以下是对许万平的访谈。 问：大家都知道您坐过大牢，累计刑期有20多年，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走出小监狱回到社会这个大监狱中，您一直都在为自由民主事业抗争，请您谈一谈曾经的坐牢经历和这么多年的抗争史。 许万平（以下简称许）：这要追溯到1989年的那场学生民主运动。当时参加八九运动时我27岁，我在重钢印刷厂工作，惊闻六四血腥镇压天安门大屠杀的当晚，我义愤填膺写下一首诗，其中有“惊闻屠刀举，山河化悲哀”的句子，我当即决定成立“中国行动党”，称邓为秦始皇第二，提出铲除中共暴政，推翻独裁统治，一个月后被抓捕。 坐牢虽然痛苦，但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献身，为了所做的一切最终达成愿望――那就是独裁政权早日被推翻，坐牢就不算什么了，既然选择了就没什么可逃避的，就要坦然去面对。对个人而言也就不会留有遗憾，无悔无怨。在看守所期间我被带着反铐，睡觉也戴着，这是非常严重的酷刑。这时候想家庭，想亲人都没用，并不是我无情无义，而是必须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政权，就是死也要坦坦荡荡的。 我在1989年7月被抓捕后，当局指控我六四后组建中国行动党，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时是反革命罪）判刑7年，参与六四社会运动判刑2年，合并执行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权权利5年。1990年3月我被送往重庆第三监狱（川东监狱）服刑。在监狱里我被刑事犯打掉两颗门牙，可能是20年的牢狱生活，营养不良、睡眠不好加上身心被摧残，我的牙齿已经掉了13颗，我想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环境下，我的牙齿不应该掉这么多。 问：真敬佩您当时的勇气和担当，谢谢您给我们讲述了这么多，您最近一次出狱是哪一年？ 许：我一共被判三次刑，第一次就是刚刚讲到的89年，第二次是98年被劳教3年，第三次是2005年被判刑12年。我是2014年获判刑出狱。89年坐牢的时候，监狱方也曾希望为我判刑，但我表示敢作敢为，不要求减刑。但第三次坐牢时，我的母亲年事已高，我想早一点自己回家照顾年迈的母亲，当时我的心态就是能减就减，不减也没关系。我出狱后重庆国保总队队长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减刑了，不然我一天也不会给你减。 问：您萌生这样的理念是在什么时候，这些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许：萌生这种想法是因为长期在社会环境中看到的不公，感觉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记得1981年厂里播元旦社论，社论中提出去年有哪些伟大成就，今年要做什么，空话一大堆。但是成就在哪里不知道，也看不到，明显在骗人。还有就是社会自79年就提出改期开放，民主选举，当时我在单位当团书记和厂工会委员，推动厂里的民主选举，推动厂长和工会由民主选举产生，最后虽然厂长是通过民主选举上来的，但上面很不高兴。另一点是我在选举中被选上厂工会主席却不被承认，工会主席最后由上面直接任命。 问：您怎么看待制度与人的关系？ 许：它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制度不好，每个人生活的就不会，人无法获得自由。比如现在大家在一起聚一聚，谈一谈时局，都可能会指控“寻衅滋事”，这个制度让人压抑，所以为了自由只有抗争。 问：您的梦想与现状有什么差距？ 许：差距很大。我的梦想是每个人都要生活的开心，有真正的自由，人权有充分的保障。现实却是中共政权对你的生活进行种种限制，如薛仁义做绿叶行动，是民间自发的环保行动也不被允许，被抓捕至今未放。 问：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的生活吗 许：诚实做人，平凡一生。 问：您最难忘的记忆和最痛苦的感受是什么？ 许：母亲。母亲走的时候我没能为她送行，在母亲的晚年，我们陆陆续续分别20年之久，她孤孤零零的，我知道她的痛苦和辛酸。还有就是杨天水的离去，天水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没料想就在他还有两个月就要出狱的时候却患了脑廇猝然离世，他在中共的监狱里坐了23年黑牢。 问：您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许：做任何事情不应该有什么后悔的，错了就错了，好与不好只要在做就行了。如果说有什么后悔，那就是89时候我再勇敢一点，勇敢的力量也许能带动更多的人。 问：哪件事对您的生活或命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许：八九六四。 问：您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 许：89年6月5日成立中国行动党，宣称铲除中共暴政。 问：您对谁最怀感激之情？最敬佩的人是谁？ 许：我要感激的人很多，在监狱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给我的家人写慰问信，打电话，经济上帮助。我出狱后朋友们说我坐了这么多年牢，不要再冲在前面了，我对所有关心我的人都心怀感激。最敬佩的人也有很多，老秦，天水，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等等。 问：您认为谁最值得效仿？ 许：荆轲。 问：您有没有伤害过他人，用语言或者行动？ 许：语言上可能会有。但是，我们没有仇恨，没有矛盾，有的只是观点的不同，大家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哪怕打破头都是兄弟。 问：您有没有一直无法释怀的人？ 许：我的妻子，她为了我受了很多苦。 问：如果有一个人需要您牺牲自己换取他活下去的机会，这个人会是谁？ 许：天水。我会义无反顾。 问：假如您最多还能活一年，您会把这个消息告诉谁，这个消息会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许：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对手，这一年我会继续和你们战斗，继续做我该做的事。对我生活的最大影响就是要加倍努力了，把时间一分一秒都用起来，直到闭眼的那一刻。 问：如果您失去了自由，您最担心会发生什么？您希望别人能做什么？ 许：这时候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牵挂肯定会有，但想什么都是多余，只有坦然面对。如果外面的人能够轻轻触动一下屏幕和键盘给予关注，就很满足了。 问：如果能实现的话，您愿意从头开始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吗？ 许：只有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了，我才可以和家人一起过平淡的、开心的生活。 问：如果能重返生命的某一刻，您愿意回到哪个时间点？ 许：青春热血时代，有充沛的精力和时间和制度斗争。 问：您认为最完美的生活是什么？ 许：国家有充分的自由民主人权保障，还有干净的空气，健康的食品，享受蓝天开开心心过自己的生活。 问：您最满意自己的哪一点，最想改变自己的哪一点？ 许：满意的是做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无悔无怨，自己想做的事都去做了。最想改变的是，从现在起在生活中有更多的生活元素，除了现在一天为了民主奋不顾身，还应该在其他方面有多种表现。 问：别人的评价与您的自我评价一致吗？ 许：估计很多人会认为我性格倔强，应该和自我评价一致。我这个人有话就说，要做的事谁也阻挡不了。 问：对于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您有没有解决的方案？您希望怎么去实施？ 许：有方案，但却要一步一步去实施，但愿好的愿望能有好的结果。从事民运的人不仅要脚踏实地，还必须要有担当。虽然控制言论，但网络的便捷可以让更多的人快速了解真相。一个是要有团队总的意识，不管什么观点，但大的目标都是为了推动民主制度早日实现，所以不能互相切割。另外，行动不仅是口头上的表达，还需要多种形式的努力，推动社会进步需要多元，只要我们不懈去努力，制度总有一天会改变。 问：您有没有曾经深信不疑如今却深感怀疑的东西如观念、信仰、认识等等？ 许：有。我05年第三次被抓捕的时候，我认为大的框架已经完成，全国性联运已经形成，但是我2014年出狱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很满意，很多人和事都已经面目全非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对社会有了更深层的思考和认识。 问：您感到过孤独吗？ 许：在监狱里经常会有，但是挺过去就行了，告诉自己要坚持、坚持。 问：您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许：做自己该做的事，对得起自己、家人、社会。 问：您最近一次的哭泣在什么时候？ 许：不久前看到了一篇我在监狱里写给家人的信，无限感怀。 问：您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是因为什么？ 许：是89年5月26号，当时我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广场上搞了一个形为艺术，就是将写有“李鹏强奸民意”的牌子挂在胸前，头上戴着尖纸帽，手里拿着“镇压”的牌子，周围挤满围观的民众，大家热烈鼓掌，人群中照相机也不停地捺下快门。 问：您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如果现在就死去，您觉得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没有做或还有什么重要的话没有说？ 许：我对死亡的态度是坦然。没有实现我的理想，没有看到这一天的曙光。 问：您现在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要采用什么方式去实现？ 许：我们的民运朋友们都能够把自己的素质再提高，增加彼此的交流，加强大家的紧密联系。 问：您愿意与他人分享生活中的哪些内容？ 许：监狱和爱情传奇，对家庭的责任感。 问：您生活的动力是什么？ 许：天就要亮了！ 问：在上述问题中，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您以为哪个问题最重要？ 许：我们的天，明天就会亮！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感谢您愿意与大家分享您的不凡人生经历。 以上文字根据对许万平先生的访谈视频整理，相关视频将酌时发布。 附：许万平简介 许万平，1961年4月11日出生，重庆异议人士。1980年代开始从事民间选举等推动中国实现民主的事业，1989年六四镇压后，因组建“中国行动党”及参与六四运动，被重庆市中级法院指控“反革命宣传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判处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权权利5年；1998年10月14日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行政拘留，获释后12月被重庆市政府判处劳教3年；2005年4月30日再被刑事拘留，2005年12月21日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判决书中罗列了许万平的诸多“罪状”，包括救助良心犯家属，筹建中国民主党的通信及许万平撰写的文章等等。在累计服刑20年后，许万平于2014年4月29日第三次走出监狱的铁门，目前依然战斗在推动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一线。 1 月 8, 2019

“六四”37(4): 历史记录 1989年“五四”大游行发表的《新五四宣言》的主要内容: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同学们，同胞们，七十年前的今天，天安门前也曾聚集了一大批莘莘学子，中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新篇章。今天我们在此云集，不光是为了纪念这伟大的一天，更是为了把“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发扬光大。今天在我们古老民族的象征——天安门前，我们可以自豪地向全国人民宣称：我们无愧于七十年前的先驱们。一百多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精英们一直在探索着古老破旧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巴黎和会后，面对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分割蹂躏，面对着封建腐朽势力的死而不僵，他们挺身而出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的大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五四”及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第一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全新的一步。 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及知识分子本身的缺陷，“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并没有立即在中国实现，七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与科学”并不能一蹴而就，焦躁与失望都无济于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经济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所以，新中国一方面一直在向现代化进军，另一方面却极大地忽视了民主建设，虽然强调科学的作用，却不重视科学的精神——民主。目前，国内存在的诸如政府机构中贪污严重，知识贬值，通货膨胀等问题都是我国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坚持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这说明，没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及其实现的程序，在社会生活中，与社会化大生产根本对立的各种各样大量的封建性因素，及旧制度沉渣就会再度泛起，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为此，发扬“五四”精神，加速政治经济体制上的改革，保护人权，加强法制，已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同学们，同胞们，民主的精神，就是集思广益，真正发展每人的能力，保护每个人的利益；科学的精神，就是尊重理性，科学立国。现在，我们更需要总结“五四”以来历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经验教训，使民主和理性成为一种制度，一种程序，“五四”提出的课题才能进一步深化，“五四”精神才能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崛起愿望才能在地球上实现。同学们，同胞们，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牵系着我们的每一颗心。这次学运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把人民从封建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自由、人权、法制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为此，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宪法赋予人民的各项权利能得到保障，实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铲除“官倒”、加强廉政建设、重视教育、重视知识科学立国，我们的思想与政府并不矛盾，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六四37（1）： “六四”三十周年的时候，《纽约时报》约我写一篇专稿。我写了，也刊登出来了，但编辑做了相当大的改动。我把中文初稿发表在这里，也算留一份历史记录吧。何况，原稿的最后一段，放在今天，也相当合适。 我們都不要再天真了 王丹 1987年我考进了风气比较自由的北京大学之后，积极参加各种校园活动，组织了一系列演讲、沙龙等活动。校方把我视为麻烦制造者，但是也有不少同学支持我。1989年4月15日，被认为是开明派的中共原高级领导人胡耀邦突然去世，我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恐怕要出大事情。 4月17日晚上，我在宿舍中跟同学聊天，突然听到隔壁一栋男生宿舍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约而同地从宿舍跑出来。我来到北大平时经常举行集会的地方——三角地，看到那里已经有上千学生聚集，有不少人喊“游行”。当时我想，既然很多同学有这个愿望，我不应当让大家失望。于是就对学生发表了演讲，建议大家有秩序地组织起来，去天安门广场。深夜十一点多，北大的队伍从校门出发，北大的第一次游行就这样发生了。而我，也因为组织了这场游行，而成为了学运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后来我们了解到，是一名同学不小心把自己的脸盆掉在了地上。当然不会是一个脸盆引发了那场运动。事实上，气氛早已经在酝酿，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巨大的后果。 在接下来的50天中，学生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和其他一些学生一起，成立了北京市各个高校学生组织的联合机构，并担任负责人之一。我们不断地组织游行、示威、请愿，呼吁政府停止政治运动，开放报禁，呼吁政府官员公布自己的财产。但是政府不理睬我们。5月13日，为了进一步给政府施加压力，三千名大学生走上天安门广场，开始了绝食行动，我也是组织者之一。绝食后来中断了，因为政府宣布了戒严令，派出军队包围了北京市，很快，就发生了六四大屠杀。 6月3日深夜我没有在广场上，当时我在北京大学我的宿舍里休息。4日凌晨开始，不断有同学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政府对学生开枪了。理智上我知道这个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情感上我始终不敢相信。巨大的震惊导致我至少有48个小时完全处于麻木状态，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思考。在保护我的朋友带领下，我离开了北京，去了上海、南京等地，希望可以观察后续的发展。但是很快，当局控制了局势，开始全国大逮捕，政府发布了21名学生负责人的通缉令，我名列第一。 听到通缉令的那个晚上，我已经没有了恐惧，只是觉得心很疼，不知道中国未来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天晚上，我在夜色中走到甲板上，把随身带的一些文字性的材料丢入江水。我知道，我早晚会被政府抓到。 很快，我一个人返回北京，打电话给一位台湾记者，想跟他见面。那位记者朋友来了，但是随后来的，就是警察。我被捕了，那是1989年7月2日。我被判刑四年，1993年释放。随后我继续从事一些反对政府的活动，导致我在1995年第二次被捕，这一次政府说我要推翻他们，判刑十一年。但是很快，在1998年，政府把我流放到了美国。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去我的祖国。到现在，已经21年了。 到美国之后，我在哈佛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然后去了台湾教书八年，2017年返回美国，在华盛顿建立了海外反对派的第一个智库“对话中国”。我仍然有我的中国梦，但是我的中国梦跟习近平的中国梦不一样。他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国力强大的帝国，希望共产党永远维持统治，而我希望看到的中国，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自由、都应当受到尊重的地方。 30年过去了，我经常回想1989年发生的事情。当年，对于我们那些大学生来说，与其说我们追求的是民主，不如说是一种希望——希望中国能够民主化。至于怎么民主化，我们希望政府来回答。这就是我们游行、示威，到最后用绝食的方式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原因，我们期待政府的回答。政府后来回答了，但是答案是戒严，是军队的包围，最后是大屠杀。我承认我们当年有些天真，因为我们居然对中共抱有希望。但是，天真的，不只是我们。 1989年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制裁，但是不到两年，制裁就取消了。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还对中共抱有希望，希望在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会有一个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然后中产阶级会提出民主的要求，然后中国就会民主。现在，当习近平修改宪法，准备实施长期执政的时候，再回想30年前对中共的希望，整个世界都有一点天真。 1989年六月四日发生的大屠杀是一个人类的悲剧。在那以后，中共当局彻底放弃了政治改革。到今天，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成了对抗西方的反民主阵营的先锋，中共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威胁。如果说，30年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从1989年那场悲剧中吸取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或许，现在我们都不要再天真了。现在是到了重新考虑，把人权问题与贸易问题重新挂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