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拿西方同化黑歷史碰瓷中國】#西方的同化史有多黑# 為什麼某些西方勢力一聽見中國說民族團結，就本能地往“強制同化”上想？那是因為他們把自己”打造單一民族國家”的歷史原罪投射在中國身上，實際上是對自己黑歷史的心虛！加拿大政治哲學家威爾·金里卡就曾指出，除瑞士外，幾乎所有西方國家都曾試圖通過同化或排除內部民族，把自己變成單一民族國家。從加拿大印第安寄宿學校，到美國原住民兒童被強制帶離家庭，再到格陵蘭島原住民母親與新生兒被迫分離……這些真實發生過的事件，恰恰暴露出西方長期存在的“同化執念”。他們看不懂中國，也不願意看懂，結果只能造謠，得出一堆荒謬透頂的結論。

💥 🤯 惊天丑闻曝光！ 马克·卡尼在会见来访的克罗地亚总理时，被未关闭的热麦克风（Hot Mic）当场抓包！他竟然毫无掩饰地告诉对方：他自己的议员们只是“用来投票的工具”！ 加拿大人民投票选出的议员，在卡尼的眼里只不过是强推“高油价、高物价议程”的提线木偶！ 华尔街的吸血鬼🧛果然名不虚传！ 那些跨党派背叛选民的“工具人”们，你们的背叛在卡尼一伙的眼里就是这么廉价！ 对比川普阅兵时对军人的无上尊重，再看卡尼面对自家军队和议会时那副吊儿郎当、视普通人如“草芥”的傲慢嘴脸——人品格局高下立判！ #加拿大政治# #卡尼# #Canadá#

加拿大曼尼托巴省长瓦布·基纽批评特朗普关于加拿大野火的言论，“没有表现出基本的人性。” 基纽： 我对现在被迫离开家园的人非常同情，也很能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们曼尼托巴省也有一些人被迫离家，但显然，安大略省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去年我们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所以，任何发表那种评论的人，都没有表现出基本的人性善意。 我也要提醒我们的美国朋友，在这个山火季，曼尼托巴省曾派森林消防员到你们国家，帮助扑灭美国的山火。不管特朗普政府说什么，我们都会继续这么做，因为正派的人就是这样做的。 在紧急时刻，人们会互相帮助，而不是试图借机捞取廉价政治分数。

#本周热读# 面对特朗普的政治与经济威胁，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携手法国等欧洲盟友，通过推进联合防务与技术自主，试图摆脱对美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华尔街日报》采访了多国政府首脑、部长和高级助手，还原了西方联盟开始出现裂痕的那些闭门会议。

居住加拿大的咨询公司合伙人、飞马国际出版社创办人李丰果先生（@LifengguoCanada）信奉保守主义价值，对西方的左右派博弈认知深刻。他近日在一篇书评中指出：“近年来海外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裂变。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依照多年的认知惯性，将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整体视为一座灯塔，并在主流媒体和左派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没有充分认识到‘两个西方’，左与右的撕裂，左派的极端泛滥对西方社会的伤害，已经到了关乎文明社会生死存亡的程度。” 他认为，“ 而在应对西方左派泛滥的大潮中，日本社会天然的保守传统，又使其成为全世界几乎硕果仅存的文明样板之一，也必然成为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最佳盟友。” 他高度评价川普总统和高市早苗首相的联手，认为“让人期待看到当年美国总统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手的再现。”——这是全球无数保守派的期待，甚至确信。 世界大变局中的日本 ——读康尼、曹长青新作《高市早苗》 作者：李丰果 （台湾《锐传媒》编者注：作者李丰果先生现居加拿大，担任咨询公司合伙人，飞马国际出版社创办人，著有长篇小说《病理笔记》。） 二战奠定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在几十年的发展演进中，有两个最大的变化因素令人深省：一个是中国的崛起，一个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分裂，即左派的极端化。 中国经济的崛起并未改变其政治倾向，相反，随著经济能力和科技力量的增强，对国内的控制变本加厉，对世界的威胁也与日俱增。用中国政府的话说，“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试图重新划定原有的国际势力框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过去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变种表达。 中国从外部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威胁，而欧美传统民主国家内部左派势力的极端化，则从内部对文化、传统、政治和社会体系进行全方位的摧毁。可以说，西方世界的文明危在旦夕，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世界文明格局也同样危在旦夕。 虽然西方左派在传统意识形态的惯性上仍然秉持著民主这面大旗，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左派对价值观的坚持让他们在对待极权中国的问题上立场更为坚定，但实际上，西方左派的意识形态基因和共产极权有一脉相通之处，中国、苏联的共产极权，其思想和实践渊源也本自欧洲。 一个最为意味深长的现象就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国，长期无法进入西方世界的怀抱，仍然被视为比共产中国更具威胁的敌对力量。这背后其实透露出俄罗斯在传统保守价值上与西方左派意识形态的冲突，也让很多人看不见俄乌战争背后更为复杂的历史与观念因素。 而中国则几乎获得了歌颂般的欢迎。如果不是因为新的领导人颟顸自大，以中国的迷惑性，加上骨子里天然亲近的西方左派的合作，对西方的渗透和影响会更加不可限度。在经济全球化、各国经济高度联动的情况下，极权和左派政府在利益寻租的空间上更为灵活，整个自由世界势必受到更加严重的侵蚀。长此以往，内外夹击，文明世界危乎殆矣。 幸运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毕竟有著深厚的自由传统和保守主义根基。以川普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力量开始艰难地改变这一格局：在美国社会内部遏阻左派的泛滥，在国际上结束跛脚的经济全球化，重新以关税等手段改变和重塑世界格局。 在这个美国孤军奋战的过程中，日本尤其关键。 在亚洲地缘政治上，日本长期处于战败的阴影之中，隐忍苟且，任由中国以二战受害者的道义制高点肆行其意。二战结束至今已经八十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援助，日本人已经成为世界公民的道德典范，日本社会对国家正常化的渴望，就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完全是合理诉求。 尤其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其专制面目日益暴露，并不断挑战国际规则，这更令国际社会渴望出现一个亚洲的文明代理人，日本无疑是最合适的候选者。 而在应对西方左派泛滥的大潮中，日本社会天然的保守传统，又使其成为全世界几乎硕果仅存的文明样板之一，也必然成为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最佳盟友。在整个世界试图突破二战以来形成的格局，应对中国崛起与左派泛滥这两大威胁的转变中，日本地位的上升，是其内部呼声和外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高市早苗的第一本中文传记，作者曹长青和康尼伉俪，可以说天然就是这本书最合适的作者。他们的经历、学识和思想储备，使这部作品得以在短时间内以高质量面世。 曹长青先生作为中国异议人士，对中国极权体制有深入的了解和批判。近些年来，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左派极端化的批判逐渐成为曹长青先生关注的重心。 由于世界格局日益深化的复杂性，近年来海外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裂变。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依照多年的认知惯性，将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整体视为一座灯塔，并在主流媒体和左派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没有充分认识到“两个西方”，左与右的撕裂，左派的极端泛滥对西方社会的伤害，已经到了关乎文明社会生死存亡的程度。更有甚者，在光怪陆离的信息面前失去了常识和理性，陷入各种荒诞的阴谋论之中。 具有中国成长背景的人，能冲破中共极权宣传，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已属不易；能进一步冲破西方左派的迷魂大阵，则是更加不容易的一件事。正因为作者有这样一贯清晰独到的思想见解，本书才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高市早苗的特质，以及她在所处时代中的特殊意义。 本书把高市早苗当选将会带来的日本变革称之为再一次的“明治维新”，指向的包括日本国家正常化在内的一系列呼声。这些呼声的背景，也正基于前述自由世界所面临的内部左派政治和外部新兴强权的双重威胁。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川普总统与高市早苗的联手，让人期待看到当年美国总统雷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手的再现。本书详细介绍和分析了高市早苗所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和施政方向，包括对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推演，理据扎实令人信服。 高市早苗之所以能担此重任，实非偶然。本书对其所取法的保守主义思想渊源的介绍，堪称一份保守主义思想与实践的资源地图：从美国的建国先贤汉密尔顿、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到亚洲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台湾总统李登辉，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所言所行，都值得读者潜心玩味。 高市早苗的个人奋斗尤其励志。在男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传统社会，女性首相的出现，而且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实属罕见。书中高市早苗的个人成长和奋斗历程，对青年人的个人职业和事业发展亦极具启发。 从我们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就可以看到，无论在当下世界，还是人们所期待的中国社会民主化之后，左派思维都具有极大的蛊惑性和破坏力。围绕高市早苗的思想和行动，本书既呈现了世界格局正处于转捩点的重大意义，又向中文社会对什么是保守主义价值观念作了切实而深入的提示。 当下我们都习惯于在手机上碎片化地汲取信息，而这样一本难得一见、发人深省的好书，值得我们持茗安坐，获得一份深度沉浸的精神滋养。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8日

【公投請願】加拿大法院叫停阿爾伯塔省分離主義者公投努力 阿爾伯塔省一家法院裁定，政治活動人士不得推進一項公投請願程序，以迫使就脫離加拿大舉行投票，原因是省政府未能履行與原住民協商的義務。法官裁定，該省首席選舉官允許分離主義人士的請願繼續推進時犯了法律錯誤。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默：“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 1、转型正义的概念与理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到先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而后我们经过沉思，再给予概念化，提出我们的理论。转型正义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转型正义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二战以后、七零年代，许多国家民主转型以后，新的政府接替了被推翻的专制政体，不能不面对被推翻的政府侵犯人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也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转型正义”一词与最早的一个转型正义理论，却是到了2000年才被提出来。本文中“转型正义”只涉及一个新兴的民主政府怎么样来面对被推翻的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怎么样去处理这问题，不涉及较广泛的范围。 2、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二战后，中国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政权退到台湾，以专制手段统治，并实施长达30多年的戒严，直到蒋经国过世前一年才解除。但在这段长时期间，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成长，使专制政府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不得不向新兴力量及民主改革的诉求妥协与让步，转型正义的议题也慢慢地浮现。 到了七零年代，党外运动逐渐成为一个力量。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八零年代民主进步党成立，直到2000年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才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那么，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是什么呢？蒋中正与蒋经国政府所犯下的严重人权侵害，最初在学术界与民间的讨论中，十分倾向于“南非模式”，这一点我有把握这样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我与一些同仁最同情、认同的是“南非模式”──追求真相与和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而非报复性地追究责任。这一做法，无疑比早期政府的态度进步一些。 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总统不愿意从事转型正义的工作，他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达不希望再回顾过去，而应该往前看，实质上采取的是所谓“遗忘”的立场，类似阿根廷的模式。但是，这种立场当然受到民间团体的反对。因此，他不得不推动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例如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公园，公开道歉，并透过设立基金会，给予受害人或其家属申请，经过审查后进行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政府强调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这两者之间的用语差异，在政坛上引起非常大的纠纷。 陈水扁政府初期作了不少承诺，一方面试图引进国际人权法典，另一方面也思考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我看来，我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水扁执政时应该是推动转型正义最为恰当的时机，当时军方已失去政治干预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国内民间团体也都期待改革。然而，事与愿违，在他第二任时期，朝小野大，既受到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牵制，同时，他与家人、亲信也逐步陷入反贪污的浪潮中，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政党轮替时的雄心壯志，也都付诸东流。2007年一些学界同仁对政府的表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组成了“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努力，推动真相调查，进而促进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 马英九政府基本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试图在课纲方面“拨乱反正”，推翻李登辉与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台独”倾向，但他却引进了国际人权法典，并建立了邀请国际学者专家来台湾审查政府人权报告的先例，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 蔡英文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政策，可说是一步一步转向“惩罚”，一个程度上学习“东德模式”，其中荦荦大者，一是透过党产会将国民党所设的企业、基金会宣告为“附属机构”，而其拥有的资产称为“不当党产”，收归国库。二是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主要工作包括保存与整理政治档案，并开放受害人申请调阅；保存不义遗址，如当年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拆除蒋介石铜像。蒋介石铜像遍布公共场所，公园、博物馆、学校纪念馆、军营，但这些年来国防部仍然据以力争，坚持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何处理台北中正纪念堂也仍然争议不断、悬而不决。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了，如果以“东德模式”来讲，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促转会成立之初，一名副主任委员在内部会议中主张，应以政治手段干预、阻止某位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当选。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促转会结束了任务后，转型正义的工作已经移交行政院，由不同的行政部门分别承办，整体来看，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应该已经接近尾声。 3、想象中的中国转型正义：我们试探来想象中国民主转型与转型正义的问题。去年十月我在本刊《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访谈文中指出，中国的民主转型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我的初步判断： 1）是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度艰难时，中国的菁英、掌权者、民间社会与海外意见领袖，才可能认真思考民主转型的问题； 2）是战争失败的情境下，比如说台湾问题引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若中国以战败结束，就有民主转型的可能。 而转型正义，一个程度是伴随民主转型来的，这点想必大家现在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建议在讨论、谈判“联邦宪法”时也将转型正义的几个大原则做出决定。参考了南非、东德与阿根廷的经验，我先提出以下两个原则： 1）时间界定必需明确。中国的转型正义应该有清楚的追溯时期范围，不能无限制地回溯所有的历史事件。我建议以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三十多年为期限。虽然毛泽东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但许多当事人已逝，资料也较难取得。更关键的是，邓小平执政后已启动了一波平反的工程，在胡耀邦主持下，针对毛泽东时期遭受迫害的人民，进行名誉恢复与职务复原，虽然这工程并不完善，但也算是做过了。因此，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2）聚焦重大事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处理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阿根廷的经验提醒我们，应优先专注于关键的重大事件，而非日常发生的经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重大的事件做起？ 1）八九民运的受害者； 2）江泽民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3）八零年代以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广泛发生的土地侵占与迫迁事件。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到现在还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4）近年来透过新科技的全面监控，包括人脸辨识、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科技，对人民隐私与自由的侵害； 5）西藏同化政策； 6）新疆的再教育营(集中营)问题； 7）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8）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监控网络，例如建立海外警察局以监控海外中国公民与移民。 我想假如能在这些方面开始展开工作，已经是跨出一小步了。 ------- 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详见笔谈《转型模式与转型正义：中国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据上个月乘小艇逃往韩国的中国政治异见人士董广平的朋友在社媒上透露，此人已抵达加拿大。 董广平5月乘坐一艘3.3米长的充气艇在韩国西部一座岛屿附近海域被韩国海岸警卫队拘留，理由是涉嫌违反韩国移民法。这是他已知的第四次试图逃离中国。 韩国媒体报道，董广平希望与已在加拿大定居的妻女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