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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下午4點半,台北市警察局萬華分局持法院核發的搜索票,進入西門町開封街的男同志 BDSM 主題酒吧 Commander D(紅樓司令)。這間酒吧在西門町已經營14年。搜索持續約三個半小時,據中央社報導,警方帶回包括負責人在內共52人,其中51人是警方所稱裸露身體的顧客。 這場搜索發生在台灣一年一度同志遊行當月。事發當晚起,多名在場者向媒體或在 Threads 等社群平台說出搜索經過,指店長遭上銬、被喝令下跪;也有在場者指警方不准錄影,只讓穿著上衣的人離開。 萬華分局當晚發出新聞稿,否認員警羞辱身障人士;隔天調閱影像後改口,承認一名員警言行不當。這名員警在現場對一名身障顧客說:「殘障也可以做愛喔?」4日,上百人到西門紅樓前抗議警方執法。 5日,台北市長蔣萬安致歉,警方懲處6人;台北市警察局長林炎田說明懲處時,列出的處分理由多是員警的言詞與肢體動作,並說依法聲請、執行搜索的程序,應與執勤中的言行不當分開看待。至於被帶回的51名顧客,警方指出是去製作關係人筆錄;在場律師則說,員警以上銬威嚇,要他們跟回警局。 👉點擊連結,與端一同了解這次事件發生了什麼,又有何執法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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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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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30日凌晨3点55分,日本千叶县柏市一家医院,51岁的女护士古川美由纪在值夜班的时候,将粪便混入75岁的患者会田荣次的输液延长管中……第二天,会田荣次病情急剧恶化,随即死亡,这死的太TM离谱了。 死者血液中检测出了粪便中的细菌,司法解剖确认死因是败血症引发的多器官衰竭……但愚蠢、拖沓、低效、不作为的日本警方,并没有查出会田荣次得败血症的原因。 一月份的杀人案,为什么现在才报道?因为直到7月15日,日本警察才把这个古川美由纪逮捕。 案发一个月后,古川美由纪便从千叶这家医院办理离职,跳槽前往东京另一家医疗机构任职助产师,期间没有任何异常举动,长达几个月时间,也没有人怀疑到她身上。如果不是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在整理死者遗物时,发现输液管内壁附着褐色污秽不明物质并选择报警,这起恶意谋杀案估计会成为无法破解的悬案…… 日本有“厌老”的恶习,很多年前就有人在输液管中注射药物故意杀死老人,2016年横滨大口病院的护士久保木爱弓就长期在住院老人的点滴药液中掺入医用消毒剂,蓄意谋害病患。当年日本网络上的年轻人还纷纷叫好……没办法,他们那个社会就是仇恨老人。 但往输液管里注入粪便,还是历史上头一次。 古川美由纪绝对是故意的,因为用粪便来杀人实在是太有创意了,她自己也不确信能够成功,所以在下手之前,她还上网搜索了相关知识,确保这招能够成功。 在古川美由纪的手机里,警方找到了一条搜索历史——"把粪便注入静脉会不会死?""注射排泄物会杀死人吗?" 这些搜索记录,成了将她锁定为嫌疑人的铁证之一。 此外,监控还拍到她多次进出受害人病房。事发后,她曾让同事“保留输液管”,但那根管子后来却在医院另一个区域被发现丢弃。她甚至还试图用医院的“无菌杯”转移可疑液体。 你要知道,把粪便注入血管并不容易,因为粪便是半固体,得把它先打碎,再研磨,放到水里搅拌,然后再过滤得到可以方便使用的液体粪水,然后还得避过各种专业流程,乘人不备把粪水注入输液管……能想到这个主意,然后面不改色玩弄粪水、执行自己计划的人,一定不是普通人。 你看日本人确实与众不同,他们干坏事都十分重口味,总有些特殊癖好,他们的工匠精神,是无所不包的,包括用屎杀人。 最后,不要怪日本警察效率低、半年后才抓人,他们一直就是这个速度,安倍心胸开阔的时候,救援直升机50分钟才到,日本卡车老头掉坑里的时候,三个月之后才被救出来……你别管是死是活,你就问救没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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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浙江是"民富天花板",没人告诉你,这块天花板只盖住了北边一小块。 浙江陆域面积10.55万平方公里,"七山一水两分田",能跑经济的平地本就不多。环杭州湾六市——杭嘉湖绍甬舟,陆域面积占全省44%,却贡献了约70%的GDP(据[浙江区域一体化发展研究]。再收紧一圈,单看杭甬双城,2025年GDP合计4.17万亿,占全省9.45万亿的44%(据[杭州市统计局]。两座城吃掉全省近半产值,剩下9座分另外一半。 翻过来看南边呢?丽水加衢州,面积占全省近30%,2025年GDP合计才4703亿,不到全省5%。丽水2301亿,全省垫底,还不如杭州一个余杭区。 这就是浙江的真实底牌:北边堆钱、南边堆山。数字经济扎堆杭州湾,制造业港口捏在宁波,连高校资源都集中在浙北——3所双一流全在杭甬。浙南浙西呢?山多、路远、产业薄,丽水至今连一条350公里高铁都没有。 都说浙江均衡,那是对标全国说的。省内拉开一看,北强南弱的山海鸿沟,比很多中西部省份还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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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浙江是"民富天花板",没人告诉你,这块天花板只盖住了北边一小块。 浙江陆域面积10.55万平方公里,"七山一水两分田",能跑经济的平地本就不多。环杭州湾六市——杭嘉湖绍甬舟,陆域面积占全省44%,却贡献了约70%的GDP(据[浙江区域一体化发展研究]。再收紧一圈,单看杭甬双城,2025年GDP合计4.17万亿,占全省9.45万亿的44%(据[杭州市统计局]。两座城吃掉全省近半产值,剩下9座分另外一半。 翻过来看南边呢?丽水加衢州,面积占全省近30%,2025年GDP合计才4703亿,不到全省5%。丽水2301亿,全省垫底,还不如杭州一个余杭区。 这就是浙江的真实底牌:北边堆钱、南边堆山。数字经济扎堆杭州湾,制造业港口捏在宁波,连高校资源都集中在浙北——3所双一流全在杭甬。浙南浙西呢?山多、路远、产业薄,丽水至今连一条350公里高铁都没有。 都说浙江均衡,那是对标全国说的。省内拉开一看,北强南弱的山海鸿沟,比很多中西部省份还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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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級氫氟酸產業 1. 產業背景:電子級氫氟酸在晶圓製造中的角色 電子級氫氟酸是半導體晶圓製造過程中關鍵的濕式電子化學品,主要用於清洗與蝕刻兩大核心工序,是單位晶圓耗量最大的濕式電子化學品之一。 清洗環節:氫氟酸用於去除晶圓表面的自然氧化層、金屬離子污染及顆粒殘留。隨著製程從 28nm 向 7nm 及以下演進,清洗步驟數從約 100 步增加至 200 步以上。在 3nm 製程中,由於極紫外光刻(EUV)對光刻膠表面缺陷的敏感度更高,清洗步驟進一步增至 300 步以上。每一步清洗均需使用稀釋氫氟酸(DHF)或緩衝氧化蝕刻液(BOE)。單片 12 吋晶圓在先進製程廠的耗酸量較 28nm 廠高出約 2-3 倍。 蝕刻環節:氫氟酸用於二氧化矽及氮化矽的選擇性蝕刻。在 3D NAND 快閃記憶體中,隨著堆疊層數從 128 層向 176 層、232 層乃至 300 層以上邁進,高深寬比蝕刻(High Aspect Ratio etch,簡稱 HAR etch)的次數呈指數級增長。更高的堆疊層數意味著更深的溝槽與孔洞,對氫氟酸的純度、蝕刻速率及蝕刻選擇比提出更嚴格的要求。 AI 算力拉動方面:AI 訓練與推理晶片(如 H100、B200、MI300 系列)採用先進製程與大尺寸晶片設計,單片晶圓面積較通用邏輯晶片更大,等效耗酸量相應提升。隨著 AI 資料中心資本開支持續擴張,台積電、三星、英特爾等頭部晶圓廠的先進製程產能利用率維持高位,直接拉動濕式電子化學品的消耗量成長。 根據 SEMI 數據,2025 年全球半導體設備支出約 1255 億美元,中國區占比持續提升,晶圓廠擴產是濕式電子化學品需求成長的底層驅動。 2. 邊際變化:價格、供給與認證 2.1 價格端 根據百川盈孚數據,2026 年 6 月 29 日相較年初,UP 級(對應 G3-G4)電子級氫氟酸價格上漲約 19%,UPS 級(對應 G5)上漲約 17%。價格上漲來自兩端:成本端螢石、硫酸價格上行形成支撐;需求端晶圓廠擴產帶動耗酸量提升,而日系供應商擴產節奏緩慢,供需邊際趨緊。 2.2 供給端事件 據韓媒 The Elec 報導(2026.5.14),韓國半導體材料企業所需無水氫氟酸約 90% 從中國進口,2026 年 5 月以來出現高價搶貨現象。該事件雖未構成「斷供」,但反映出日系產能瓶頸下,中國已通過認證的 G5 級供應商在供給端地位的提升。 2.3 認證進展 中國企業中,多氟多 G5 級電子級氫氟酸已向台積電、三星電子、華虹半導體、長鑫存儲等主流晶圓廠批量供貨。 3. 產業格局:日系主導與中國國內突破 日系主導格局:高端電子級氫氟酸(G5 級及以上)長期由日本企業主導,Stella Chemifa 是全球少數具備 G6 級電子級氫氟酸量產能力的企業,森田化學在 G5 級市場佔據主要份額。兩家日系企業均無在華規模化產能,中國下游廠商的電子級氫氟酸採購依賴進口或貿易商轉口。 中國突破難點體現在三個面向: 一、純度控制:根據 SEMI G5/G6 標準,G5 級要求金屬離子含量低於 10ppt,G6 級進一步要求低於 1ppt,對原料選型、設備材質、潔淨環境的要求極為嚴苛。 二、設備材質:電子級氫氟酸具有強腐蝕性,儲罐、管道、泵閥等接觸部件需採用 PFA(全氟烷氧基樹脂)等高純氟材料,以防止金屬離子析出造成二次污染。 三、批次一致性:半導體廠要求批次間的金屬離子含量、顆粒度、蝕刻速率等指標波動控制在極小範圍內,認證週期通常為 12-24 個月,新進入者從送樣到批量供貨需要較長時間的工藝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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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公务员高薪可惜香港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 機管局,不是智力有問題,就是道德有問題。 這個由林天福掌舵的半公營機構,九月底放棄了新世界每年18億元租金,姑負納稅人,本已罄竹難書。豈料獲獲新鮮獲獲甘,現在被鄭氏家族的財技玩到謝,由「一齊贏」,變成CONDOM。 換在內地,這件事不會只是一則財經新聞。內地國資監管有一把尺:決策令國有資產出現重大損失,即使沒有私利,負責人一樣要被問責。按這把尺,一張價內14億元的期權,在大股東財技下變成價外13億元,簽約時沒有考慮攤薄?一定有人要交代,事前知情,抑或被人蒙在鼓裏? 姑勿論接管航天城的決定有多笨,作為負責任的公職人員,至少也應該捍衛一下香港人利益,而不是鄭氏家族的利益。回到當時,周大福企業以1元代價授予機管局一張期權,可用22.5億元買7.5億股新世界,即每股3元,由2027年4月1日起三年內行使一次。當時股價約5.8元,3元即半價。筍?條毛。 內地刑法第169條原本叫「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產罪」,2024年起擴至民企,改名為「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公司、企業資產罪」。香港沒有雙規,也不需要。 現在新世界供股方案出爐:機管局由「差一步變大股東」,變成一個2.5%的小股東候選人。 數字是這樣運算的:新世界總股數會由25.17億股變成約302億股。7.5億股原本佔29.8%,供股後只佔約2.48%,算式是7.5 ÷ 302。 機管局的帳面盈虧,難看。供股前,市價4.87元減3元行使價,7.5億股帳面上賺約14億元;供股後,理論除權價約1.23元,每股反而倒貼1.77元,7.5億股一共價外約13.3億元。由正14億元變成負13.3億元,一來一回差了27.3億元。 這27.3億元,比新世界當初付給機管局的23億元終止費還要多,即是說股價要由1.23元升到3元,即升約144%,期權才回到打和。有可能嗎? 回帶一下,九月和解時,這張期權令外界覺得機管局「有機會分享新世界復甦」,替一份放棄每年最少18億元保證租金的和解,加了一層體面的保護。現在和解已經簽好,用完即棄,這張期權就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CONDOM。 當然,有一個可能會推翻以上所有算術:如果期權契約裏有防攤薄條款。一般的供股調整,會把股數乘以4.87 ÷ 1.23,行使價則同比例下調。照這樣做,機管局可買約29.7億股,每股約0.76元,權益約9.8%,帳面價值仍然保住約14億元。可惜,香港人deserve 一垃圾級別的機管局,他們冇寫這一條,結果是正14億元同負13億元的分別。 講完機管局,講返鄭家純掌舵的新世界。兩個字講晒:殘忍。 一位持有一萬股的退休人士,停牌前市值48,700元。要保住比例,他要再拿出99,000元,認購11萬股。不跟供而又不處理供股權,他的一萬股除權後理論上約值12,300元。供股權值的那36,300元,要靠他自己去賣或者靠配售代理配得出。對一個唔識、唔得閒或者冇錢跟供的人,這套財技很殘忍。 今次鄭氏出價,每股價錢只是帳面值59.5元的1.5%。不過,若你沒有能力做1供11,今次不跟供,配售代理又配售不到,小股東就會被攤薄到嘔。 本來,上市規則7.27B本身有一條紅線:供股的理論攤薄效應不可達25%或以上,除非屬特殊情況。今次是75.3%,等於紅線的三倍。不過古有刑不上大夫,現代有型不過新世界。公告說,已諮詢聯交所,聯交所同意新世界證明了特殊情況。哈哈。 周企最多可包銷約82.1億股,連同一致行動人士持股會由47.83%升至約72.74%。其他公眾股東則由52.17%,跌到只剩4.35%。 最可笑是,鄭氏家族要連「汁」也不流別人田。「包銷協議」一節寫明,包銷佣金是包銷股份價值的4%,由滙豐收取後轉付,其中周企按其包銷的82.1億股收取4%。你自己針:82.1億 × 0.9元 × 4% ≈ 2.96億元。做完呢單deal,周企收近3億元佣金。佣金率是誰定的?你唔好問啦。 頭先寫了「配售代理」這四個字。鱷魚淚是這樣的:配售代理會在2027年2月2日前,盡力把無人認購的股份以高於0.9元的價錢配出去,溢價歸不行動的股東。配不到的,就由包銷商接手,周企排第一。市況好,你分到少少溢價;市況差,股份以0.9元落入大股東手上,你一分都冇。 沒有這次供股,820億元貸款延不到期,新世界可能要賤賣資產,其實本來是一件公平事,不過cheng cares。Because you had a bad day, you're taking one down. You sing a sad song just to turn it around。無額外供股,街外人乜都無。 最後,講一句。2027年1月5日上午11時45分,新世界會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清洗豁免要獨立股東至少75%票數通過,供股本身要過半數。只要投票的獨立股東之中有超過四分之一反對清洗豁免,這次供股就不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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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中国人都在课本、小人书和电影里见过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的水牢:地主把交不起租的农民关进污水里,水里泡着人骨,牢里有带铁刺的笼子。陈列馆的解说词说:“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又说:“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一九八八年四月,四川省文化厅一纸批文下来,这间地下室摘掉了“水牢”的牌子,改挂“鸦片烟室”,官方承认水牢是编造的。 刘文彩一八八七年生在大邑县安仁镇。他的弟弟刘文辉是四川的大军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刘文辉驻防宜宾,刘文彩替他总管税收,鸦片、军火这些最赚钱的买卖几乎都攥在他手里,家财大多是那时攒下的。一九三三年,刘文辉和侄子刘湘争夺四川,打了一场“二刘大战”,刘文辉战败,退到川西的西康,刘文彩也回了安仁老家。 回乡以后,他把大笔钱花在家乡。成都到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上的电厂,都是他出钱修的。一九四二年,他个人拿出两亿五千万元和三千亩田产,办起文彩中学,花重金请好教员,成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中学,还常给家境贫寒的学生减免学费。他还立下规矩,校产归学校,刘家子孙不得占有。他因为兴学,两次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行政院的嘉奖。 安仁的老佃户记得的是另一些事。佃户唐学成对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有一年天旱,家里的牛又被土匪抢了,交不起租,父亲被收租的管事带去见刘文彩,跪下求情。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临走又问了一句,被抢的是什么牛。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人牵到他家。老佃户李福清九十岁时说起去交租:“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去吃饭,随便吃饱。”当地人叫刘文彩“刘大善人”。一九四九年十月,刘文彩因肺病去世。 一九五一年,大邑县搞土地改革。土改的做法,是由工作队发动贫苦农民上台诉苦,控诉地主,再斗地主、分田产;在大邑,工作队要农民控诉的是大地主刘文彩一家。 刘文彩已经死了,挨斗的是他在成都的家人。刘小飞那时五岁。他后来对采访的人说,祖母、也就是刘文彩的妻子被抓走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几个背枪的民兵把他父亲和小姑姑从床上抓走,带去看祖母受刑。祖母被反吊在梁上,“他们在一旁查看我爸爸和姑姑的表情,看他们是否流露出不满、悲痛”。祖母被打成内伤,土改结束后不久就死了,不到五十岁。土改快结束时,小姑姑的保姆专门从乡下赶来,进门几乎要给小姑姑跪下:“对不起呀,三小姐,是上面工作组逼我说的呀。你们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会忘恩负义?” 一九五一年大邑乡下的一次会上,发言的人里有一个农妇。她娘家姓吴,一九一一年生在彭山县一户穷人家,八岁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受不了虐待,逃出去讨饭,十三岁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后来嫁到大邑冷家。她家佃的是地主刘伯华的田,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侄儿。这场土改里她当选农会分会的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给她取名冷月英。她在会上说: “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她说的是刘伯华,是“刘家”,没有说刘文彩。最早报道她的一个人,三十年后对来访的人说,她当时讲的是欠了刘家的账,被蒙上眼睛关起来,“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一九五四年一月,大邑县文化馆办“农业合作化”展览,用模型和图片对比解放前后的日子,冷月英被关“水牢”选作展区的重点。据后来的记述,具体筹办展览的人“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主管部门认可了。展览的总结报告说,讲到冷月英坐水牢,“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九五八年,阶级斗争的调子升高,四川决定把刘文彩树成恶霸地主的典型,把他的庄园办成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的坟被掘开,遗骨被随意丢弃,下落不明。庄园老公馆西侧有一间地下室,一九四五年秋天才修,原本空着。陈列馆照搬一九五四年的模型,往地下室里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做了血水、血手印,挂上“水牢”的牌子。为了回答“为什么只有冷月英一个人见过水牢”,主管部门在解说词里特意写明:修水牢的工人全被杀了,冷月英是唯一活着出来的人。 冷月英也从劳动模范变成了“阶级斗争活教材”。她识字不多,讲稿是主管部门给她的,她背得滚瓜烂熟。稿子里的故事也改了,她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念的是:“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 大饥荒那几年,刘少奇主持救灾、恢复经济,一九六〇年还定下政策,表现好的地主、富农可以改变成份、摘掉帽子。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借此清算刘少奇的纠错。给地主摘帽的政策随之废除,地主、富农又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第二年起,全国搞“阶级教育”,目的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各省、市、地、县普遍办阶级斗争展览,让人忆苦思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四川省按中央的要求拨出巨款,重新装修刘文彩庄园,专门宣传地主欺压农民,大邑这里成了其中最典型的一处。水牢和冷月英被写成报告文学,编成戏、画成连环画,后来写进了中小学课本。 一九六四年陈列馆改馆。改馆前,大邑县委宣传部长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改完以后,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批了一句:“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同年,冷月英从蔬菜农场场长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办了“农转非”,从农民变成国家干部,大部分时间用来外出开会、作报告。 一九六五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庄园的收租院里塑了一百多个真人大小的泥像,叫《收租院》,塑的是刘文彩和狗腿子逼租。他们下乡“访贫问苦”,找到刘文彩家的老长工谷能山,想让他出来控诉。谷能山说他在刘家吃得很好,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他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很快,民兵把他抓走关了起来。后来《收租院》里有一尊替刘家收租的帮凶,就是照他的样子塑的。这年年底,《收租院》的复制品运到北京展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它能“激发人民的阶级仇恨”。 一九六七年元旦,四川美术学院的红卫兵整理过一份冷月英的讲稿。这一稿里,年份成了一九三七年,田成了刘文彩的,水从脚肚子涨到齐腰,“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着一个人的脑壳”,最后刘文彩亲自来提审,“先问我愿死愿活”。 文革那些年,冷月英常坐专车去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作报告。她面前总摆着一个印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先喝口水,再从黑色手提袋里取出一份一万一千字的讲稿,边讲边哭,台下也跟着哭。后来她年过六十,有心脏病,讲一场要歇两三天,县革委会只好规定,请她作报告要先经批准。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七七年以前她讲了近千场,听众上百万人次。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上中学时,政治老师把他叫进办公室,给他看《四川日报》上一篇讲他爷爷“罪行”的文章,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小蒋介石”,告诉他下午政治课要学这篇,要他有思想准备。一九七六年,庄园又把四间放瓷器的房子布置成“行刑室”,泥塑的农民坐老虎凳、被吊打。刘小飞说:“那间刑室和那些折磨人的手法,倒是运用在了我们刘家人的身上。”他的一个堂兄逃到新疆库尔勒,当地村民被宣传里刘文彩迫害农民的罪恶激怒,把他活活勒死,又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砍死。 文革结束后,陈列馆从一九八一年起访了七十多个知情人。刘文彩的一个老朋友说,地下室那个位置原先是一间堆鸦片的平房,叫红仓,一九四五年失火烧了,刘文彩才在原地修了地下室;冷月英说的一九四三年、一九三七年,这间地下室都还不存在。一个在刘家帮过工的人说:“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报告还写明,冷月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 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陈列馆的人到唐场找冷月英。问她坐水牢时多大,她说:“我记不得了。”问她是不是一拖进去就被甩进铁笼,她说记不起了,又说:“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后来有记者找到她,追着问,她脱口而出: “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调查在一九八二年基本结束。陈列馆请求撤掉水牢的报告送上去,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提醒馆长,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批复拖了六年。冷月英一九八一年退休,一九八四年去世,七十三岁。 一九八八年四月五日,批文下来。当时的副馆长后来说:“我和安馆长带人把‘水牢’牌摘了,骷髅画擦了,木制‘铁笼’搬了,可惜没有保存嘛,只保留了‘水牢’牌。‘水牢’墙上的血手印,颜料粘的,擦了。” 这位副馆长后来当了馆长,前后又撤掉一些:“行刑室”关了;一组叫“圈地霸产”的泥塑,他说“不符合事实嘛,就撤去了”;刘文彩打人的扁担、杀人的文明棍、脚镣手铐几块展板,他说“杜撰的嘛,也撤了”。其余还没来得及核实的展品基本没动,比如那张据说是刘文彩睡过的龙床。二〇一六年,刘小飞站在庄园里一间挂着“刘文彩住房”牌子的屋里,指着一张几乎和房间一样大的鎏金雕龙床,对围上来的游客说:“这个‘龙床’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以前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花了三万斤大米做的。其实那都是60年代,正是老百姓最饿的时候,庄园找人打造的!” 一位女游客低声对同伴说:“你看他这讲的都和标牌上讲的是两码事啊。” ——笑蜀《刘文彩真相》第三章《“水牢”传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新唐人2010年1月12日连载本;解说词、1954年展览记述与总结、1958年布置、讲稿、1967年整理稿、1981—1982年调查报告与访谈、冷月英问答均据该书转引;冷月英生平据该书转引《大邑县志·名人》) ——王永华《大地主刘文彩:集体记忆的重构》,《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第43—44页(文彩中学出资与嘉奖,转述笑蜀《大地主刘文彩》;1964年两条批示,转引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 ——高华《历史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56—557页(1963年阶级教育与阶级斗争展览) ——谭松《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97—399页(刘小飞口述:祖母、保姆);黄微《独家对话刘文彩嫡孙刘小飞》,新唐人2017年3月5日(中学政治课) ——刘小飞《〈收租院〉真相》,新唐人2013年2月26日(唐学成、李福清、谷能山) ——Vanessa Piao《为祖父正名:大地主刘文彩之孙的孤军奋战》,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8月11日(刘文彩生平、宜宾管税、1958年树典型与掘坟、堂兄一家、龙床);吴宏远口述《我见证刘文彩地主庄园变迁》,凤凰网201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1965年12月26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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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山东大妈田新菊以67岁高龄,不顾成年子女强烈反对,执意生下小女儿“天赐”。创下国内自然受孕最高年龄的纪录,被官媒广泛报道和歌颂。 今年74岁的她因病卧床,6岁半的小女儿小天赐细心给她喝奶,画面感人。 据家人介绍,田新菊本身患有多种基础病,2024年又遭遇严重车祸导致腿部多处骨折,如今生活无法自理,日常起居全靠75岁的丈夫照料,养家压力也全部落在他身上。 如今,夫妻俩已定居广西,并长期租住一处院落,坦言是为女儿提前做打算,万一自己无力照料,也能有宗亲帮忙照看,避免孩子年幼无依。 会不会又被宣传成“老有所依”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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