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30名来自13国的留学生赴韶山,向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跨越山海的敬意,不需要翻译就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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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 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1.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2.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3.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4.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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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到1961年,中国没有战争,也没有大的灾年,却饿死了几千万人。人口学者曹树基按各地方志统计,三年里全国非正常死亡约三千二百五十万。1961年秋收,毛泽东仍然要各地按"高产卫星"报上来的指标征购粮食。省、地、县的书记们知道,再这样收,还要饿死人。他们不敢批评大跃进,更不敢批评毛泽东,就换了一个说法:按党章规定,该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了。党的代表大会要选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再选政治局,开会就有换人的可能。11月,毛泽东决定另开一个会:把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和大厂矿的负责人都叫到北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不选举,不换届。会议保密,代表不许给家里写信、打电话,报纸电台不报一个字。1962年1月11日开会,到会七千一百一十八人,后来叫七千人大会。
会前
刘少奇1961年春天回了湖南。他在乡下走了四十四天,最后几天住回宁乡炭子冲的老屋。村民告诉他,塘里有水,没有旱。他姐姐哭诉,一个小队两个月就饿死了十一个人:"你在中央做事,要做点好事,要让人有饭吃呀!"路边电线杆上有张纸条,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贴的:"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民兵把这当反动标语破了案,要给孩子挂牌、游乡。刘少奇对办案的人说:"你还不许人家骂娘?"他把孩子叫来问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基层干部对他直说,要不再饿死人,只有包产到户。刘少奇表态:只要能恢复生产,什么办法都可以试。宁乡随即解散公共食堂,分田包产,湖南别的县跟着宁乡学,别的省跟着湖南学。回到北京,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包产到户不止刘少奇支持。邓小平主张把它合法化,陈云、邓子恢赞成。到1961年底,毛泽东改口:生产已经恢复了,粮食增产了,要把责任田的办法变回来。安徽的曾希圣请求再试一段,毛泽东不置可否。
会上
毛泽东给这次会定的开法是:不开开幕式,每人发一份书面报告,直接分组讨论,各组记录先送他圈阅,再印发。全体大会原本只放在最后一天,聚一下就散。书面报告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
1月18日,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开会,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陈伯达开口:"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周恩来也说,主观上的错误"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
1月2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第一次开全体会。刘少奇没有照念书面报告,手里拿着十几页用大字写的提纲,讲了三个小时。他讲了老家的水塘:
"我问他们: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
他说,过去讲缺点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讲到全党全民"饿了两年饭",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插了一句:"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
刘少奇留着余地。他说三面红旗"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说"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有人问,彭德怀庐山上那封信讲的,不就是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吗?他答,信里不少具体事情符合事实,可彭德怀的问题"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但他提出,这几年反右倾中打错的人,要平反。
就是这样一篇讲话,各组的口开了。批评一直说到中央。有人问: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死了多少牲口,这笔账应算清楚。有基层代表问,"退居二线"是什么意思。主席台上的人都听得懂,这是在问领袖换不换。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用过的办法是:先休会,到会下找支持,再复会把方向扭回来。这次他照办。1月29日,林彪上台讲了三个小时:"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眼下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林彪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大会材料里留下一句没有署名的话:"拿人命作学费是不好的。"
林彪讲完,毛泽东当场宣布会期延长,大家留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1月30日,毛泽东讲话:"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警告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书记:"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他同意退到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一线。
2月7日闭幕。邓小平读完决议,毛泽东问:"同志们有什么修改的意见没有?"全场鼓掌。"就不需要付表决了吧?"全场又鼓掌。散会。
会后
大会散后,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议题是基层代表提出来的:毛泽东辞去党主席。毛泽东带着林彪不到会,去了南方。朱德、陈云、邓小平表态同意他辞任,其他人观望。周恩来出来说:"主席还是主席,党主席仍由毛泽东担任。"事情就这样定了。毛泽东不在会场,可会上谁说了什么,他都知道。
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不在。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陈云说,全国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春夏之间,田家英下乡回来主张包产到户,陈云找毛泽东谈分田,邓子恢带着调查材料力争责任田。主持一线的刘少奇没有拦。7月上旬一天下午,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在水里,刘少奇走到池边问候。毛泽东在池子里开口:"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在更衣棚坐下,等他上岸,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8月,北戴河会议。原定议题是农村、粮食、商业。8月6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问:这两年国内的形势究竟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他说包产到户、闹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骂邓子恢"带头刮单干风",领导的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一件好事",说田家英是右倾分子。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9月八届十中全会,他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包产到户被禁止。
1964年底。这两年刘少奇挂帅四清运动,整掉一批大跃进里作恶的基层干部。毛、刘发动这些运动,各有打算,都想整掉一批干部,换上自己的人马。各地干部开会讲"贯彻刘主席指示",他的像开始和毛泽东的像并排挂。12月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提出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刘少奇讲到运动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插了话。会前邓小平还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毛泽东认定,刘、邓这个中央"一线"要夺他的权。散会后毛泽东发火:"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在人民大会堂请四十多人吃饭,席间说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说党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没有人接话。12月28日,他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走进会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对刘少奇,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刘少奇再任国家主席,当天晚上毛泽东批他:"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中组部长安子文受众人之托去劝刘少奇:局面已经非常严重,千万不能跟主席发生矛盾。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1970年,斯诺问毛泽东,什么时候明确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答:"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
为什么毛泽东一定要整死刘少奇
七千人大会让毛泽东看明白一件事:他闯了天大的祸,七千名干部关起门来骂了一个月,可军队支持他,林彪替他讲话;多数干部跟着周恩来,周恩来替他圆场;政治局议他辞任,最后还是"主席还是主席"。没有人能追究他。
可是刘少奇在游泳池说了"历史要写上你我的",毛泽东回答的是"我死了以后怎么办"。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斯大林死了三年,罪状被接班人一条条念出来。消息传来,毛泽东要中共把斯大林的功过定为七三开,让《人民日报》发文替斯大林辩护——维护斯大林,就是维护他自己的地位。现在他自己的接班人,当着他的面把饿死几千万人记成"你我"的账,记成要上书的"人相食"。他活着,刘少奇不敢写;他死了,写不写由刘少奇定。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通知,毛泽东亲手加了一段:"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8月5日,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骂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五十多天"何其毒也",接着一句:"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刘源问父亲,这"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什么。刘少奇给儿子讲的,就是游泳池那一场。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打倒之后,刘少奇要求回湖南种地,不准。1967年8月5日他在中南海被批斗,押回办公室后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9月王光美被捕,子女赶出中南海,他一个人关在家里,停药。1968年9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签报《关于刘少奇历史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称他"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全场只有陈少敏一人没举手。11月24日是刘少奇七十岁生日,中央这天把决定在全国广播,汪东兴送来一台收音机让他听。他听完浑身发抖,呕吐,血压陡升,从此再没有说过话。
1968年7月他就得了肺炎。医疗组接到的通知是:要尽力治好,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1969年4月九大开幕,毛泽东仍是党主席,林彪写进党章做接班人。10月17日,刘少奇只穿一件上衣,没穿裤子鞋袜,裹在被子里,用担架抬上飞机,运到开封。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死去,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江青后来在文革中说,毛泽东"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11月14日零点,遗体送开封火葬场。专案组对火葬场说,烧的是一具烈性传染病尸体,只留两名工人看炉点火。火葬申请单由专案组填写:死者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亡原因,病死。申请人一栏填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签字也是专案组签的。他的子女对父亲是死是活一无所知,三年后才知道。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9—421、425—426、441页;《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1961年5月31日),同书第337页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第71、108、110、129、137、144—148、153、164、167、265、300、347—349页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91、117—118页
——《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961年湖南调查;1962年西楼会议、北戴河会议;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2—113、147—148、154、158、161页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90页;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1970年12月18日),同书第十三册,第173页
——钱庠理《历史的变局: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156页(西楼会议陈云讲话)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百年潮精粹·伟人印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85—86页(肖伏良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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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都在问:为什么是李现,站上世界杯开球草坪?
世界杯从不缺顶流,却极少向内娱艺人开放正赛开球席位。而李现,成为了首位在男足世界杯正赛开球的中国内地艺人。
这场高规格跨界,从来不是流量运气,而是官方层层筛选后,实力、口碑、热爱、资质的精准双向匹配。
01 无剧本的真心热爱,而非营业人设
内娱大多体育跨界是短期营业人设,而李现的足球热爱是多年常态。他深耕足坛、常年看球踢球,多次亲临国际赛场观赛,真正懂足球、尊重体育精神。正是这份纯粹的热忱,让他区别于噱头式跨界,契合世界杯的体育内核。
02 零争议国民形象,适配国际赛事调性
世界杯嘉宾筛选标准严苛,极其看重公众口碑与形象质感。李现深耕演艺主业、低调务实,多年零负面争议,拥有扎实的路人缘与国民度。沉稳大气、清爽正向的个人气质,完美契合国际顶级赛事的正向传播标准。
03 顶级商务资质,稀缺官方认证
世界杯开球是FIFA顶级赞助商专属核心权益,门槛极高。作为阿迪达斯中国区全线最高级别代言人,李现与品牌长期深度绑定,凭借稳定优质的合作价值,拿下稀缺赛场权益,这份殊荣是品牌与官方的双重高度认可。
04 打破圈层壁垒,做真正的文化破界者
不困于演员单一赛道,不消费流量博热度。在影视领域深耕演技、沉淀作品,在体育领域秉持热爱、尊重赛事,李现实现了文体双向破圈,以中国青年面孔亮相世界赛场,传递沉稳热忱的东方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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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天, 推特上简中群体对特朗普的"对伊朗投降书"议论纷纷. 大有看一个傻子的同情心态.
与伊朗达成谅解书的消息, 让我想起两件事儿:
第一, 尼克松的上海中美联合公报.
其实, 米国大统领屈尊来到中国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卧室兼书房, 与中国缓和关系, 当时确实是引起轩然大波的. 毫无疑问被视为一种投降.
后面的历史进程,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尽管尼克松下台颇为狼狈, 但由他奠基的中美关系, 真的改写了国际地缘政治格局. 不得不说, 苏联解体, 正是中美深入发展紧密关系的自然成果.
把伊朗问题作一个简单对比, 我们会发现:
当今最重要的国与国关系, 正如当年美苏争霸, 非中美严重对立局面莫属.
如果美伊关系缓和, 特别是中东地区靠《亚伯拉罕协议》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 对美帝腾出手来, 应付东亚问题, 大有好处.
那么, 美伊能不能真的缓和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简中群体对特朗普的一个大槽点了, 即所谓"3000亿美元赔款".
这让我想起美国把大清庚子赔款返回创办清华学堂, 资助青年学子赴美留学的往事.
美国是战胜方, 也拿到了战争红利.
而如何运用这笔意外之财, 显示出了美国人超前的战略眼光. 这批投资, 对一百年来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举世共睹.
那么, 回顾了中国的历史之后, 还能嘲笑特朗普的所谓" 3000 亿战争赔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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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秋天,上海一户人家的大女儿被抓走了。一年多以后,家里才开始收到她从看守所寄出来的信。每封信都要家里送白被单进去。母亲和妹妹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关在号子里的人,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
大女儿叫林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九五七年五月北大鸣放。十九日黄昏,大饭厅东门外的墙上贴出一张红纸大字报,是同学张元勋和沈泽宜合写的诗《是时候了》。诗里问:“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和我不能坦率交谈?”末尾是:“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些同学反对,说五四的火炬是对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该再举起来,还说这诗的情调简直像白毛女伸冤。林昭也写了诗支持它。
大字报上的笔仗打了三天。五月二十二日夜里,宿舍楼外的马路上围满了人,讲话的人站在饭厅的餐桌上,批张元勋的一个接一个,有人说大字报里的话是反革命煽动。林昭也登上一张餐桌: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黑暗里有人吼了一声:“你是谁?”
“我是林昭!……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社论,说有右派分子借机向党进攻。她在日记里写:
“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她被划成右派,开除团籍,劳动察看。母亲后来告诉张元勋,女儿划成右派,是因为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还有和他来往多。她自杀过一次,救过来以后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学校说她态度恶劣,处分加重成劳动教养三年,留在学校苗圃劳动。一九五九年她回上海养病。大饥荒正在蔓延,几个同样戴着右派帽子的年轻人编了一本刊物,叫《星火》,她在上面发了长诗。那个把党叫作母亲的学生,丢掉了共产主义信仰,皈依了基督教。她后来写道:
“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
《星火》的人很快一个个被抓。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她以反革命罪被捕。公安人员到家里搜查,父亲在一旁看着,当场变了脸色,说起胡话来,没过多久就自杀了。林昭后来在给母亲的信里写,正在我被捕整整一个月以后,爹爹毅然殉难。
一九六二年三月,她保外就医回到家里。家里人问她要那么多白被单做什么,她支支吾吾。母亲看见她手腕上的伤痕,一把拉起她的袖子,整条手臂上都是细小的切口疤痕。送进去的被单,她都撕成了布条,割开血管,蘸着血在上面写字。母亲放声大哭:
“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贱自己?这也是我的血肉呀!”
在家这几个月,她和朋友起草了一个“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纲领,又托人把她的文章带到国外发表。十一月,她又被收监。
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她绝食,喊口号,整夜敲牢门。看守给她上手铐,她后来一样一样记了下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她绝食的时候不解,胃病发作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不解,来月经的时候也不解,两副里头暂时取下一副都没有过。她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
“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
一九六四年,她在一件衬衣的背上用血写了四个字:天日何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法院判她有期徒刑二十年。第二天她用血写了一份声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
判刑以后她关进提篮桥监狱。母亲去探监,公安局希望母亲说动她坦白认错,他们也好借此收场。母亲说得口干舌焦,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说他们是不会放过她的,她一定会死在他们手里。母亲急了:
“你死后谁也不会追认你为烈士的,你死在沟壑中,无声无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我们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她回答,那也只能对你们不起了,我为真理不惜任何代价。
张元勋也被打成右派,劳改了好几年。一九六六年,他请假赶到上海探监。林昭出来的时候,头上顶着一方白布,布上是血写的一个冤字。她取下白布,分开头发给他看: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发根上一块一块是被揪掉头发的秃皮,大的像枣,小的像蚕豆。她说,监狱知道他要来,怕她给打伤了见不得人,这几天才停了她的斗争会,让她养伤。她的衣服和裤子用针线缝死在一起,大小便时撕开,完了再缝,线是妹妹每个月送进来的。她说,他们想强奸她,她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她一边说一边咳嗽,把带血的唾沫吐在卫生纸上。她问张元勋知不知道什么叫背铐。一直在旁边的管教干部再也装不下去了:
“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林昭顶了回去:“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在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她提起九年前餐桌上那次发言:“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她还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
接见一结束,张元勋被领进二门里的一间办公室。一位处长对他说:
“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他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后,监狱不让母亲见她了。发给她的接见卡上印着罪犯两个字,她坚不认罪,接过卡就把那两个字涂掉。她在信里写,他们妄想让她处在孤零无助的地位上,好促使她屈服。从十月起,她差不多每天用血给母亲写一封信。她写,痰里带血,想买一斤葡萄糖调养也没人理;这信很难指望他们寄去,但至少可以留作他日的见证。她写,已经足足一个半月没让她用水洗脸洗衣裳了。她写,天一天天冷了,被子还没缝上,因为被单让他们拿走了不还。十一月她写,现在我的血好像稀薄了,凝血率很差。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她在这个月的家信末尾写:
“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咸猪头……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
她手里本来是二十年的刑期。提篮桥监狱给她另写了一份材料,题目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列了她一长串血书的篇目,说单独关押、专人管教、家属规劝都用过了,“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给她下了死刑判决书,落款是四月十九日。判决书头上印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判决书说她在狱中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张胆地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用污血涂抹”;在审讯中,林犯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谁批准杀她,判决书上没有写。
四月二十九日,她被带出监号。同号的丁芸在日记里记下了她最后的样子:她向难友们一再招手,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她想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嘴,她还在喊,妈妈,你在哪里。狱吏拿早就备好的布条,把她的头裹了起来。当天下午她被枪决,三十六岁。
五月一日下午两点左右,楼下有人喊母亲的名字,妹妹彭令范下楼开门。进来一个穿警服的男人,问:“你是林昭的家属吗?”听到回答是,他说:“你们得交5分钱的子弹费。”彭令范什么也没说,上楼从抽屉里找出五分钱,下楼交给他。跟着下楼的母亲问了一句为什么,人就昏了过去。
过了几天,监狱通知家属去取遗物。彭令范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领回一个包裹:一卷拆碎检查过的棉袄,几条血迹斑驳的被单,不少写着模糊血书的白布条。她们翻来覆去地找,她在狱中写在纸上的东西,一片纸、一个字也没有。大约半个月后,有人悄悄告诉彭令范,虹口一根电线杆上贴着她姐姐的判决书。她等到天黑,带着手电筒去,找了很久才找到,把判决书背了下来。母亲许宪民为了林昭的缘故,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三年死了。
一九七九年,北京大学把林昭的右派问题改正了。彭令范开始申请复查,几年里写了几百封信。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判决书说,她被错划右派以后,精神上受了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起患有精神病,接着写道:
“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
彭令范接连给上海高院新上任的院长写信。一九八一年一月,《人民日报》登出长篇通讯,写到五分钱子弹费,说唯有在林彪、江青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她是医生。二月,她对复查的人说,姐姐去精神病院鉴定过几次,鉴定完还是关回监狱,从没住过精神病院。年底,上海高院又发了一份判决书,说林昭写血书、喊口号根本不构成犯罪,上一份判决拿精神病当理由,也一并纠正。
一九八二年春末,彭令范被叫到上海市公安局。进来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没报姓名。他说,她姐姐的案子从头到尾有两种意见,有些干部为这个案子丢了工作,坐了牢。接着他说:
“你姊姊的死刑判决,是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最后决定。”
屋里死一样地静。临走,他拿出几本笔记交给她,是林昭在狱中的日记和写作摘要,问她这是不是她姐姐的笔迹。彭令范说,是的,这正是她的笔迹。
——《林昭文集》,谭蝉雪、倪竞雄编,2013年印本,第6、133、140、170、230—234、305—349页
——胡平《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下卷,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90—592页(探监细节、彭令范回忆和丁芸日记均转引自此书)
——张元勋《“篮桥”监狱会林昭》;《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知情者回忆》(《是时候了》贴出经过、1957年5月22日餐桌发言、“受骗”一语、母亲所说划右原因、处长谈话)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是时候了》诗句);《反右派运动中的大字报》,《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89页(反对者的说法)
——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16号,1968年4月19日(录文)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1998年,林昭写诗支持《是时候了》);《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南方周末》2013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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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3.23上海市工人对《571工程纪要》的反映(绝密)
按:
报告第二段开头描述上海工人听到571工程纪要后的第一反映,就犹如“热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这说得很形象,也很准确。即便人们早已知道林彪一家政变未遂而出逃毙命的事情,但571纪要的内容仍然让人大吃一惊。
571纪要中的很多话 切中时弊,反而是当局强词夺理的强行批判令人啼笑皆非。比如纪要中说“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而上海有些青工原来也对工资低想不通,但大批判的结论是“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有利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备战备荒,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明明是没有本钱给工人发工资,却厚着脸皮说“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可笑之极。
当局对于难以完全驳倒571纪要并非没有预期,“有这祥那样的担心,在组织传达讨论工作上,主观主义地设想了不少框框”,所以就避难就易,重形式而轻内容,走走过场而已。具体表现包括:
由于时间比较短,《“571工程”纪要》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一些“尖端”问题,很多单位还没有很好批。有些问题虽然批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还不够。
约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由于领导上抓的不得力,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学习和批判有点深不下去。
有的满足于“开会不缺席,发言不冷场,声讨会上有气氛,传达以来很平稳”;有的认为“集中搞十天、半月过去了,计划会议传达了,工资调整快要开始了,批判‘571’可以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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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革工交[1972]第094号
绝 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报告)
关于在工人群众中
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情况报告
中共上海市委:
工交系统在工人群众中传达讨论中央[1972]四号文件,批判《“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已经半个多月了。
林贼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文件,一经和上海工人阶级见面,犹如“热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顿时炸开了”,立刻激起广大工人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遭到迎头痛击。在头几天的声讨批判会上,许多工人同志气得浑身发抖,火冒三丈,抢着发言。他们说,听到林贼这样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好比“刀割我的肉,针刺我的心”,真恨不得咬他几口。上海火柴厂老工人、共产党员张瑞娣同志,由于极度气愤,在高呼“打倒林贼”口号后,气得当场昏了过去。广大工人对林贼越恨,对毛主席越亲。物资局日晖港供应站老工人李丛润在批判会上激动地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泥不生根,如果没有毛主席,那有劳动人民得翻身,林贼反对毛主席,我们工人豁出老命也要和他拼!”林贼《“571工程”纪要》中散布的那些反革命的谎言和谬论,逃不出广大工人的“火眼金睛”。有的说:“我们虽然文化低,识字不多,但道理能懂,是非能辨。”有的说:“什么叫失业,什么叫剥削,我们最有发言权;那个制度好,那个制度坏,我们心里有本账。”在上海港第四装卸区工人举行的一次批判会上,大家愤怒地说,林贼抛出这个黑纲领,为的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我们再回到“臭苦力”的地位,让“钱守维”重新上台。这时,全体码头工人异口同声的高呼:“我们坚决不答应!”现在,工交系统各单位,在车间,在班组,到处摆开了大批判的战场,林贼《“571工程”纪要》这棵大毒草好比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大批判推动了大学习,广大工人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他们说:打狼要有棒,打虎要有枪,要批深批透林贼这个黑纲领,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大学习、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正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在这次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中,各单位普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并以此统帅整个学习和批林斗争。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是开展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总纲,其中关于反面教员作用的问题、关于秦始皇的问题和关于反共的右派政变问题的论述,对林贼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谬论是最有力的驳斥,对我们是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上海钟表理化厂、梅林罐头食品厂、上钢五厂等单位的同志,逐字逐句地讨论,领会毛主席这些教导的历史背景、精神实质和现实意义,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他们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秦始皇问题的一段论述时,开始不少同志不太理解,后来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论述,学习了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关于不应当割断历史的教导,又学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中评价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的还看了有关秦始皇的史料,再对毛主席的这段教导逐字逐句地进行讨论,逐步加深了理解。大家从“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认识到要用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从“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认识到无产阶级为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实行独裁,必须以百倍的力量,回击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以“十倍的努力”进行的复辞行动;从“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认清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与历史上一切反革命专政的根本区别,秦始皇虽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主席相比,犹如彼得大帝比之列宁一样只是沧海中之一粟。经过这样反复学习,并把学习同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对毛主席指示的基本观点学得深,记得牢,对“571”反革命纲领的实质看得清,要害抓得住。工人们说:不管林贼三十六变,七十二变,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就能识破它的反革命原形,把它批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
广大工人群众听了“571”反革命纲领传达后,纷纷以亲身的经历,列举了大量的事实,痛斥林贼一伙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污蔑和攻击。有的以全国、本市、本厂生产建设方面的巨大发展,痛斥林賊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论”;有的以自己子女在农村的茁壮成长,痛斥林贼的“变相劳改论”;有的以令人和家庭在新旧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痛斥林贼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论”;有的以自己或亲人在五·七干校受到的锻炼和教育,痛斥林贼的“变相失业论”。在批判中,很多单位注意把摆事实同讲道理结合起来,把戳穿林贼一伙的无耻谎言同揭露其罪恶的政治目的结合起来,开展“三对比”(新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林贼的修正主义路线),“忆四史”(家史、厂史、党和国家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把回忆对比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许多钢铁工人对比我国解放前后的钢产量,对比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钢铁增长速度,对比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钢铁生产飞跃发展与在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钢铁生产“十年徘徊”的两种结果,既驳斥了林贼“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谬论,又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沪江机械厂、上海色织二厂等单位有些青工原来对工资低想不大通,通过回顾家庭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看我国分配制度和政策的优越性;回顾本厂生产面貌的变化,看增加社会主义积累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回顾我国解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看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必要性;回顾苏联变修的教训,看工资高低悬殊的危害性,从而认识到: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有利于促进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备战备荒,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有利于支援世界革命。经过这样讨论,不仅比了苦与甜,而且分清了纲和线。
在这次传达讨论中,许多单位对《“571工程”纪要》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尖端”问题,也不是回避它,而是认真地进行研究和批判。上无二厂、建工局五0一工程队等单位,工人同志在研究、批判这些“尖端”问题时,先弄清楚每一条谬论的含意,再揭露其攻击的实质和要害,把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同林贼一伙的黑话相对照,把我党几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事实同林贼一伙的无耻造谣相对照,理论联系实际,寻根究底,批深批透。他们的体会是:打蛇打七寸,批林批要害,尖端批得好,教育受得深,大毒草可以变为好肥料。
这一段广大群众学习中央文件、批判“571”反革命纲领的实践,使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了深刻教育。原来有些同志对中央决定将《“571工程”纪要》发给全国人民来批判的重大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有这祥那样的担心,在组织传达讨论工作上,主观主义地设想了不少框框。通过反复学习中央四号文件和讨论市委负责同志讲话精神,认识逐步提高。重机公司、钟表公司、一织公司等系统的有些同志都深有体会地说,林贼的《“571工程”纪要》,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应当抓紧这个极好时机,组织群众认真研究,深入批判,增强对反革命毒素的免疫力,提高对一切政治骗子的识别力,在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长城,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意义是极其深远的。从这个认识出发,许多单位都提出:搞好这次大学习、大批判,出发点要放在对广大群众进行—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着眼点要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立足点要放在搞好班组。上海照相机二厂开始规定先讨论什么,后讨论什么,工人不赞成这样傲,要求先开声讨会,让他们出气解恨。这对厂领导教育很大,于是因势利导,从全厂到车间,从车间至班组,掀起了一个万跑齐轰、声讨林贼的热潮。在组织批判活动时,他们提倡人人准备,个个口诛,不强调写稿子,工人反映很好。有个老工人说为了发言,我事先准备了整整一天,虽然在批判大会上只讲了几句,但对林贼的仇恨在我心里扎得更深了。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面教材的作用,通过批判,大大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关键在于领导,而领导又在于指导思想是否明确。是从防修反修的长远战略目标着眼,还是就事论事只搞十天、半月;是充分相信群众,放手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还是怕这怕那,用一些条条框框去束缚群众;是注重实际效果,还是满足于“表面文章”,这实际上是对待这场严肃的斗争的根本态度问题,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半个月来,工交系统广大工人学习中央四号文件、批判“571”反革命纲领的形势很好,发展健康,目前正在继续深入,但是发展很不平衡。由于时间比较短,《“571工程”纪要》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一些“尖端”问题,很多单位还没有很好批。有些问题虽然批了,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还不够。还有约百分之十左右的单位,由于领导上抓的不得力,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学习和批判有点深不下去。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部分干部中出现了自满、松劲思想。有的满足于“开会不缺席,发言不冷场,声讨会上有气氛,传达以来很平稳”;有的认为“集中搞十天、半月过去了,计划会议传达了,工资调整快要开始了,批判‘571’可以告一段落了”。如果这些问题不很好解决,就有走过场的危险。
目前,中央[1972]十二号文件已经下达。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问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是我们深入批判“571”反革命纲领新的有力武器。各单位正在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并且和学习中央四号文件结合起来,把对《“571工程”纪要》的革命大批判持续地开展下去,在这场斗争中,既要坚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又要加强领导,注意发挥骨干的作用。对部分群众中暴露出来的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坚持正面教育,在批林这个大方向下,通过学习讨论求得解决。认真总结经验,抓先进典型,抓薄弱环节,不断把学习和批判引向深入。当前工作多,任务重,学习和批判活动的时间虽然不能象前一段那样集中,但是批林斗争仍然是头一位的大事。一定要遵照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以批林斗争为纲,化毒草为肥料,化义愤为力量,推动其他各项工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出处:上海市档案馆B246-1-431
---发帖者:陈闯创
@1957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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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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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撕破脸怒怼以色列,这赌注玩得有点大
JD·万斯最近像吃了伟哥,对着以色列政府就是一通狂风暴雨式的输出,有点要把过去几十年美国政客在以色列面前那副小心翼翼、点头哈腰的嘴脸全给撕碎的架势。
从白宫记者会到《纽约时报》的专访,再到和乔·罗根那场三个小时的播客“脱口秀”,万斯是句句带刺、刀刀奔着要害去:“川普是全世界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别以为美国是你们的提款机和打手,屁大点事儿都想靠杀人解决?”“以色列内部有人砸钱操纵美国舆论,恨不得把战争拖到天荒地老,好让我们给你们当免费保安?”
这是一个美国副总统该说的话吗?这简直是拿大耳刮子往以色列那帮极右翼脸上招呼。
内塔尼亚胡、本-格维尔、斯莫特里赫这帮人估计恨不得当场宣布万斯是“反犹分子”。但是万斯也很是油滑,特意补了一句“我这是政策批评,不是反犹”,所以,分寸感还是很到位的。
可问题是,万斯这通操作,真就只是替川普的伊朗协议站台?太天真了。这背后藏着的,是他个人政治前途那盘凶险至极的大棋,一脚踩在钢丝上,底下是刀山火海,稍有不慎就得粉身碎骨,但是,虽然赌性很大,可风浪越大鱼越多,毕竟他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忍辱负重穿大鞋的鲁比奥。
万斯给老板挡枪只是表面功夫,本质是“美国优先”那套逻辑的彻底贯彻。
川普第二任期搞的那个美伊谅解备忘录,说白了就是美国不想再在中东那个烂泥坑里耗下去了。伊朗核问题喊了二十年,打又打不起,谈又谈不拢,国内通胀高企、基建烂尾,谁还有闲心管伊朗有没有百分之六十的浓缩铀?川普要的是收缩,是拿点甜头换伊朗消停,然后腾出手来对付真正的大国对手。可以色列不干啊,他们巴不得美国立刻对伊朗发动总攻,把核设施炸个底朝天,顺便把真主党、哈马斯也一锅端了。
万斯在罗根播客里挑明了:过去几个月保护以色列的防空武器,三分之二是美国造、美国掏钱。你们拿着我们的钱,吃着我们的粮,转过头来骂我们跟伊朗“妥协”是卖国?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所以万斯那一句“你们只有900万人口,不可能靠杀戮解决所有问题”,听着糙,道理却是实的。美国不想再当冤大头,不想再被以色列的极右翼绑架着往战争深渊里跳。这是美国优先外交最赤裸裸的体现盟友?可以,但你得听我的,但别想骑在我头上拉屎。
但要是只看到这一层,那你就太小看万斯了。这厮真正的算盘,是精准瞄向了美国那帮越来越不耐烦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共和党男选民。
2026年皮尤的数据,50岁以下的美国人,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以色列的好感度都在蹭蹭往下掉。共和党18到49岁那拨人,57%对以色列没好感,比去年又涨了。哈佛青年民调、耶鲁青年民调,结论都差不多,年轻一代觉得以色列是美国的“战略负担”,而不是什么民主灯塔。这帮Z世代和千禧一代,从小看惯了中东战争、反恐泥潭,打心眼里反感美国满世界当警察。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能不能还上学贷、油价能不能降一降,至于内塔尼亚胡的安危?关我屁事。
万斯就是看准了这个形势。他选择去乔·罗根的播客,那就是年轻白男的流量阵地,千万级听众,清一色的反建制、反白左、反海外纠缠。他在那里喊出“以色列在花钱操纵美国舆论”、“我不能让外国影响扭曲美国政治判断”,这些话简直就像在给那帮年轻人递刀子,句句戳在心坎上。他在传递一个信号:我跟那帮收了以色列游说集团支票的老东西不一样,我站你们这边,我会替你们把美国钱袋子捂紧。
所以。这不是什么外交表态,这是2028年共和党初选的提前路演。万斯在赌,赌共和党的未来属于这帮年轻MAGA,而不是那些还抱着里根遗像、把美以同盟当宗教教条的老顽固。他要做那个“代际传承”的旗手,在川普之后扛起美国优先的大旗。所以他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拿以色列开刀,就是要立一个“敢说真话、不被收买”的人设。
但这步棋有多凶险?不夸张地说,万斯是在玩火,而且是在火药库里玩打火机。
第一,以色列不是好惹的。别小看那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小国,它在华盛顿的游说机器可是好莱坞大片级别的,IPAC(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那帮人翻云覆雨的能力,美国政客谁不知道?你今天敢批评以色列,明天他们就敢在你的选区砸钱支持你的对手,后天就能让主流媒体给你扣上“反犹”的帽子。万斯虽然嘴硬说“我不反犹”,但舆论战一旦开打,你解释得清楚吗?万一有个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剪辑视频传出去,你副总统的位子还能坐稳?
第二,共和党内部的传统金主们正拿着刀盯着他呢。那些华尔街老钱、军工复合体的大佬,有几个不是亲以色列的?新保守派那帮人更是把以色列当成美国在中东的“不沉航母”,你万斯居然敢骂他们?党内初选要是失去这帮人的资金支持,你拿什么跟民主党的人斗?更何况,川普本人虽然现在没吭声,但老头子的心思谁猜得透?万一哪天他觉得万斯风头太盛,或者以色列那边施加压力让他换副手,万斯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第三,也是最要命的,万斯这通操作,很可能把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支点给撬松了。以色列要是真恼了,会不会在情报共享上卡脖子?会不会在伊朗问题上给你使绊子?会不会暗地里跟别的大国眉来眼去?别以为不可能,国家利益面前,什么“特殊关系”都是扯淡。
再说远一点,万斯这事其实撕开了美以关系最后那点遮羞布。
过去几十年,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谁上台对以色列都得客客气气,哪怕心里骂娘,嘴上也得“坚定支持”。可现在不一样了,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回潮,年轻人不买账,加上中国在中东的布局越来越深,美国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肆意挥洒霸权。川普也好,万斯也罢,他们代表的是一种“交易式”的盟友观,你给我好处,我才给你保护;你想绑架我的政策,门都没有。
这其实给全球所有美国盟友都敲了警钟:连以色列这种共轭父子都挨骂了,你们那些欧洲小国、亚洲跟班,以后最好也识相点,别以为美国的安全承诺是终身保险。今天是万斯怼以色列,明天就可能是万斯怼日韩,怼北约。
那万斯这盘棋到底能不能赢?说实话,谁也说不准。
如果美伊协议最终稳住了中东局势,以色列虽然骂骂咧咧但也没真翻脸,年轻选民又确实被万斯这波操作圈粉,那他就是党内新星,2028年问鼎白宫的种子选手。但如果以色列反制成功,共和党建制派联手金主给他使绊子,或者中东又炸了锅,那万斯今天说的每句话都会成为日后对手攻击他的弹药。
国际政治从来不是过家家,所谓盟友,不过是利益暂时重合时的体面说法。万斯这次看似硬气,实则赌上了自己的全部政治生命。他以为自己是个精明的棋手,可棋盘上的每一方都在算计,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共和党的老钱、民主党的看客、甚至川普本人的耐心,哪个是好相与的?
万斯今天怼以色列,明天会不会被以色列按在地上摩擦?他今天讨好的年轻选民,后天会不会嫌他不够激进把他抛弃?在美国政坛,今天的英雄往往就是明天的狗熊,今天对以色列开炮的万斯,明天说不定就得去犹太教堂道歉。这出大戏才刚开场,咱们搬好小板凳,嗑着瓜子,慢慢看,毕竟,西方选票政治这玩意儿,从来都是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不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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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后台有多硬,为何无人敢暗杀?沈醉蹲守半月,为啥始终不下手?
1935年深秋,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卖香烟的年轻小贩已在弄堂口蹲守了整整十五天。他叫沈醉,是军统头目戴笠手下最得力的杀手之一。他的目标,是弄堂深处那间常在深夜亮着灯的房间——鲁迅的寓所。
从技术上看,任务简单至极。鲁迅作息规律,身边只有妻儿,无保镖护卫。沈醉连撤退路线都规划好了:动手后三分钟便可消失在租界的人流中。然而,他始终没有扣动扳机。
“命令是‘盯住,必要时处置’,可什么叫‘必要时’?”沈醉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明白,这模糊的指令背后,是上层的犹豫。他不是在等时机,而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明确命令。
鲁迅没有官职,不隶属任何党派,靠稿费维生,看似孤立无援。但他身后,却有一张无形而坚韧的网。
这张网的第一层,是蔡元培。两人同为绍兴人,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见了也要尊称一声“先生”。他不仅早年提携鲁迅入教育部,更在1927年鲁迅处境艰难时,为其设立“特约著述员”职位,每月发放三百银元干薪。这笔钱,是官方认可的“护身符”。
第二层,是宋庆龄。她与鲁迅立场相近,曾公开表示:“若因民权同盟被杀,我便是下一个。”她的发声,足以震动国际舆论。
第三层,是国际关系。鲁迅常出入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书店,与史沫特莱、斯诺等外国记者交往密切。一旦出事,消息会迅速传遍世界,国民政府将陷入外交被动。
更关键的是,鲁迅的文字早已成为精神旗帜。杨杏佛被暗杀后,鲁迅冒死出席追悼会,其形象愈发高大。若他被杀,那些批判时政的杂文将化作殉道者的遗言,激起全国青年的愤怒与反抗。
沈醉最终撤走了。他晚年回忆,曾见鲁迅深夜伏案,灯光不灭,心中竟生出一丝敬意。
鲁迅的“后台”,有权贵,有民心、声望与历史的重量,他的靠山太重,无人敢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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