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不时会看到有网友想象在中国推行联邦制会是什么样子。除有人鼓吹联邦主义之外，政治学家也先后注意到中国存在“财政联邦主义”或“事实上的联邦主义”等现象。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家黄默，是鼓吹联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为此，《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对黄默做了一期专访。 王天成提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其前提必须是中国实现了民主自由，否则一个专制的中央政权势必侵蚀地方自治权。 与此同时，王天成也注意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阿尔弗雷德• 斯泰潘教授（Alfred Stepan）提出的“局部联邦制”（federacy）概念，比如西班牙就用联邦制来解决加泰隆尼亚与巴斯克地区的自治问题。 中国是否可以采用“局部联邦制”在大一统和分裂主义两个极端之间，确立一个相对折衷的道路呢？ 黄默表示，如果将来中国可能接受联邦制的话，一定会是汉人政权发生危机的时候，比方说战争或经济危机。因为只有在发生危机的时候，联邦制倡议才能得到社会共鸣，得到一部分政党、政治人物的同意。 众所周知，美国是从邦联制转向联邦制的，美国立宪基础是因为有明确的邦联制，但中国却缺乏这样的基础。不过危机的“好处”，就是有些本来的原则不尽然会发挥作用。像美国起初反对联邦制的人也很多，但是因为出现了许多重大危机，迫使政治精英们坐下来开会谈判，最终联邦制成了一个折衷选项。 ------ 有关这次访谈的全部内容，敬请阅读原文《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高市进入熊本灾区，承诺：全部都做 熊本发生强震六天后，高市首相终于进入灾区。 她穿着不太合身的防灾服，但是很显年轻、干练。 她先坐直升机在益城町、嘉岛町、御船町等重灾区上空巡视了一圈基建损毁情况，随后落地宇城市氷川町的一处避难所，跟灾民聊了几句，晚上再飞回熊本县厅跟知事木村喝茶交换意见。 期间还不忘各种摆拍，比如在飞机上双手合十，祈福灾民。 忙的不亦乐乎！估计一晚又只能睡3个小时了。 只是我找了半天像安倍和岸田那样跪着和灾民沟通的照片，实在是没有找到。 虽然她的灾区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新闻通稿写得工工整整，但唯独没写清楚一件事：为什么足足拖了六天？ 官方说法是：不想给一线救援添麻烦，等救助工作告一段落才现身。 这套说辞历届首相都用过。 村山那句“心よりお见舞い”（衷心慰问）； 菅直人的“全力を尽くして”（竭尽全力）； 安倍的“できることは全てやる”（能做的全部做）； 岸田能登地震时几乎原文照抄了安倍的话； 到石破则换成“心からお见舞い”（打心里慰问）； 再到高市这里：全部やるつもりで参りました！（我是抱着全部都做的决心来到这里的）。 六代首相，六套几乎同义反复的台词，唯一的变量是形容词的程度副词。 不过，在高市这里，话是越说越满了。 日本首相官邸的公关模板，估计从来都没有换过，套路都差不多：先表决心，再喊数字，最后视察镜头一过，剩下的事交给地方自治体自己处理。 有日本网民算是看明白了，留言说：高市总理视察了配备空调、完备纸板床的避难所，仅用了短短3分钟，这效率电光石火一般，根本不可能理解避难生活的艰辛。这不过是穿上防灾服的灾区参观罢了。 也有人说了，怎么能说是参观？ 人家不宣布动用超过200亿日元预备费，发放了总计616亿日元普通交付税。 这些是日本政府本来就应该启动的灾害应对机制，不是高市个人送给灾民的恩赐。 预算是纳税人的税金，物资是政府系统调配的，救援靠的是消防、自卫队、地方公务员和无数基层工作人员。 首相最后出现，穿上工作服，握几双手，说一句“全部都做”，然后所有摄像机对准她。 这就是日本政治最熟练的一套拳法：基层干活，中央剪彩；官僚执行，首相收割。 当然，灾区视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首相亲自到场，能够加快预算和部门协调，也能向灾民释放政治信号。 你们懂的，不亲自到灾区的首相不是好首相！！！ 但真正的问题是，日本政治越来越重视看起来在负责，却很少追问为什么制度会失灵。 比如熊本永旺购物中心的爆炸，两个年轻女孩的死，就是一个最残酷的例子。 地震发生后她们已经逃出建筑物，站在停车场是安全的，结果店长一个电话打过来，让她们回去把收银款锁进保险柜，为了区区几万日元的营业款，两条命就这么没了。 她们的家属这几天才把真相逼出来，公司之前一直含糊其辞。 普通的日本人还是挺可怜的，一辈子遭受洗脑教育，从小到大都在被服从性教育洗脑。 日本的职场教育更是三十年如一日给你灌输：服从，服从，还是服从。 这不是个例，这是这套系统运转了几十年之后，结出的最真实的果子。 而这套“服从”的思维方式，拉高一个维度看，恰恰也是日本这个国家应对结构性危机的底色。 这种“明知有问题，却继续执行既定路线”的思维，不只存在于公司，也存在于国家。 贝森特这轮联手日本干预汇市、按住日元，表面理由是稳定市场，本质上是怕日本财政部为了托市持续抛售美债，把美债收益率捅上天，反噬美国自己的融资成本。 但汇率干预从来只是止痛药，真正的病灶是日本没法回头的老龄化结构：日本政府一边嘴上喊着要托底日元，一边继续印钞维持出口竞争力、拿三分之一财政去养退休老人。 这套逻辑跟永旺店长那通电话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回事：明知道系统性风险已经压过来了，但没人敢承认问题的根子在哪，只能靠一层一层往下压的指令、靠一次一次的表演式补救，把真正的溃烂往后拖。 看看现在的日本，解决问题不找根本，虽然还没有到解决发现问题的人地步，但是已经到了把“我们正在解决问题”这件事，表演得滴水不漏的地步。 演，已经成了日本政治最成熟的一门技术。 你瞧瞧，高市在灾区忙得吃饭时间都没有，如果日本政治也有奥斯卡，今年恐怕已经提前锁定最佳女主角了。

就在昨天，7月的最后一天，日本入管发布了第2版《出入国在留管理基本計画》，这份计划距离上次（2019年4月，第1版）已经过去约7年，是入管行政的基本方针文件。 原本是5年一更新，没想到变成了7年一更新。 根据入管局的解释，之所以时隔这么久才修订，是因为要充分把握新冠疫情扩散、乌克兰难民接收等新情况带来的影响，花费了较多时间。 7年前，日本人最关心的是如何把人弄进来。各行各业都缺人，于是推动了特定技能签证，取代了技能实习签证。 7年后人，人确实进来了，现在仅仅是特定技能就进来了三四十万人了，在日外国人已经突破了400万人。 但是问题也跟着进来了。 比如不会日语，不懂日本制度，不知道垃圾怎么扔，不明白税金、年金、健康保险怎么交，甚至有人在日本生活很多年，对日本社会的基本规则依然一知半解。 于是，本着高市内阁“有序共生”的要求。 为了先有序，那就要对外国人实施教育和管理。 第一条：社会适应支持机制。 比如你来了日本，你得学习日语吧，你得学习日本的制度和社会规则吧，以前你不学习也行，现在，日本政府要给你建立一套系统的日本社会融入机制，帮助你融入。 此前没有全国性的正式“入职培训的”的机制，值得关注试点范围和是否会与地方日本语学校、语言学校产生业务联动。日本语学校的重要程度又上了一个台阶。 其实日语和制度都还好，毕竟是相对标准的，难的就是日本的社会规则，也就是大伙俗称的路路。这个路路，不同地方的日本人，自己都不一定搞得明白。 第二条：不法滞在者打击强化。 日本政府正在尝试做一种政策上的区分，一方面对合法居留、工作、纳税并准备长期生活的外国人，加强语言教育和社会融入； 另一方面，对非法滞留、违反入管制度的人，执法趋严。 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合法居留者更容易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员；违反规则者，提高执法和遣返力度。 计划中也明确写入了加大对非法滞留者的查处力度，延续了近期永住权取消法、N2签证门槛等一系列趋严政策的逻辑。  第三条：地方联动。 在接收环境整备方面，计划提出将与地方自治体合作，加强针对在留外国人的信息发布和咨询支持。  这是7年来第一次重新制定基本计划，而且以后准备原则上每五年检讨一次。 说明它不是一项临时政策，而更接近未来几年日本出入境和外国人政策的“总路线图”。具体法律和制度以后可能会分别修改，但大的方向已经先定下来。 不法滞留这块，其实中国人是越老越少了。反而是“社会适应”制度化以后，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 接下来值得大家观察的一些方向； 1、日语能力是否越来越被纳入长期居留政策； 2、学习日本制度和规则的课程是否会与特定技能、永住等制度挂钩； 3、以及外国人的税金、年金、健康保险等履行情况，在签证更新和永住审查中的权重是否继续提高。 另外，“日语与制度学习项目试点”这一条如果具体化，可能会给日本语学校牌照、社会融入类服务留出新的合规切入点，带来一些新的商业机会。 外国人の社会適応を促進　入管計画7年ぶり策定(時事通信) #Yahooニュース#

台湾何去何从：北京会在什么时候认为“不能再等”？ ---从台湾世代变化、芯片产业、中美军力和2035窗口谈起 讨论台湾问题时，人们往往喜欢寻找一个年份。 有人说2027，因为那是解放军建军百年节点；有人说2049，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还有人认为根本不会打，两岸会无限期维持现状。 我越来越觉得，这三种说法都把问题简单化了。 真正决定台湾问题何时进入终局的，未必是哪一年写在日历上，而是北京什么时候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待，已经不会让统一变得更容易。 如果这个判断始终没有出现，两岸完全可能继续拖下去。 但如果中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条件已经成熟，而台湾社会又越来越明确地把“永久维持分治”当成最终状态，那么北京的决策逻辑就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从今天能够看到的趋势出发，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2027，而是2035年前后。 一、先说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却不等于越来越支持法理独立 台湾最明显的长期变化，不是哪一个政党支持率高了几个百分点，而是身份认同。 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几十年的长期调查非常清楚地显示，单一“台湾人认同”长期上升，而单一“中国人认同”已经降到很低；在统独选择上，各种形式的“维持现状”长期占据主体。 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年轻人的主流政治心理，很可能既不是传统国民党的“中国统一”，也不是早期独派意义上的“赶快成立台湾共和国”。 更像是： “我是台湾人。” “我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改国号打一场战争。” “现在这样自己选总统、自己治理自己，最好一直维持下去。” 这是台湾社会最值得北京重视的变化。 因为从台湾人的主观角度看，这叫“维持现状”。 但从北京的长期国家目标看，如果“维持现状”的真实含义逐渐变成： 2026这样，2046这样，2066还是这样，而且永远不讨论统一， 那它最终就不再是一个临时状态，而接近永久分治。 问题就出在这里。 《反分裂国家法》并没有规定“台湾必须在某年以前统一”，但它明确保留了在“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等情况下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空间。2025年《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时，北京仍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并强调大陆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所以台湾社会越觉得“永久维持现状”是最安全的选择，北京反而越可能在更远的未来产生另一个判断： 如果再等下去，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只会越来越小。 这是两岸今天最大的结构性矛盾。 二、但是，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不代表台湾一定越来越支持民进党 这一点经常被混淆。 2024年总统选举的年龄结构很有代表性。柯文哲在年轻人中明显占优，侯友宜在年轻层严重落后，赖清德则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基础。 这说明台湾年轻人的变化首先是： 传统蓝绿政党认同变弱，台湾身份认同却变强。 一个30岁的台湾人完全可以同时认为： “台湾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一部分。” “我不想统一。” “但我也讨厌民进党。” 所以未来真正可能消失的不是“国民党”这个组织，而是传统国民党的某些政治叙事。 如果国民党想长期活下去，它最终很可能必须进一步台湾化，变成一个主张中华民国框架、反对法理台独、重视两岸交流、但同时明确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控制的台湾中间偏右政党。 民众党或者未来其他第三势力同样可能占据这个空间。 换句话说，台湾未来未必越来越“绿”，却很可能越来越形成一个跨党派的共识： 不主动宣布独立，也不愿接受统一。 这才是北京真正要面对的东西。 三、台湾今天经济很好，但最大的长期危险不是衰退，而是“不再不可替代” 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已经经济不行了，这与现实不符。 2025年台湾实际GDP增长超过8%，2026年在AI、半导体和服务器需求推动下，官方最新预测甚至达到11%左右。台湾2025年出口达到约6400亿美元，美国已经以31%的占比超过中国大陆及香港的26.6%，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所以台湾现在绝不是一个正在经济崩溃的地方。 真正的问题在于另一件事： 台湾目前最重要的战略价值，很大程度建立在它拥有一些大陆和世界短期难以替代的技术与产业。 最典型的当然是先进半导体。 台湾过去几十年很多优势其实已经经历过类似过程。 LCD面板、普通电子制造、部分PCB、LED、太阳能等领域，过去台湾都有很强的领先地位。大陆产业规模扩大以后，并不是台湾突然不会做了，而是大陆也会做，而且很多领域做得更多、更便宜。 台湾于是只能继续往产业链上游跑。 从PC代工跑向晶圆代工，再跑向先进封装、AI服务器、高性能计算。 问题是，这是一场永远不能停下来的比赛。 中国目前已经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约32%，超过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四国之和。 所以长期真正值得问的问题不是： “中芯国际今年是不是已经追平台积电？” 而是：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制造体系、远大于台湾的研发投入、完整产业链和巨大工程师规模的经济体，如果连续二十年把先进半导体国产化当成战略目标，台湾能否永远保持两三代优势？ 我认为很难把答案理所当然地设定成“可以”。 如果到2035年前后，大陆在先进逻辑制程、存储、半导体设备、材料、AI芯片等主要领域都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核心需求，那么台湾对大陆最重要的一张经济牌就会明显贬值。 大陆未必需要制裁台湾。 只要自己会做了，台湾原来的稀缺价值自然就下降。 这反而比制裁更加不可逆。 四、台湾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大陆从下面追，美国从上面搬 台湾现在有一个长期容易被忽视的夹击。 大陆不断向高端制造爬升。 与此同时，美国又在主动降低先进半导体过度集中台湾的风险。 2026年美台达成的半导体与投资安排中，台湾半导体及科技企业承诺至少新增2500亿美元美国投资，以加强美国本土先进半导体、能源与AI产业能力。 这当然不会让台湾半导体产业明天消失。 台积电最重要的研发、人才和先进产能目前仍然高度集中台湾。 但长期方向很值得关注： 大陆希望降低“没有台湾芯片就无法正常发展”的风险； 美国也希望降低“台湾出事美国科技产业就瘫痪”的风险。 这意味着台湾过去最重要的“硅盾”，实际上同时受到两边侵蚀。 大陆追赶它。 美国复制它。 台湾仍然可能长期保持富裕、先进和高技术，但存在一种2035至2045年的可能： 台湾从一个全球高度不可替代的科技节点，逐渐变成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富裕，却没有过去那么不可替代的发达经济体。 如果出现这种变化，最大的影响甚至不是台湾人的收入，而是台湾在大国战略计算中的重量。 五、为什么我认为北京最容易做的，反而不是政治工作，而是继续发展经济和扩充军力 两岸和平统一最难解决的，其实一直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互信。 北京可以承诺： 统一以后台湾保持现有生活方式； 保护私人财产； 保持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 台湾可以享受大陆巨大市场。 2022年大陆统一白皮书确实仍然强调这些内容。 问题是台湾人真正担心的是： “今天答应了，三十年以后怎么办？” 这是一种典型的可信承诺问题。 哪怕大陆明天把香港政治制度重新放宽，也未必能让台湾多数人马上接受统一。 因为台湾对统一的拒绝已经不只是制度恐惧，还包含非常深的政治共同体认同。 一个人完全可能认为大陆民主、富裕、自由，却仍然说： “很好，那我们就做关系很好的两个华人社会，为什么一定要合并？” 所以政治互信可能是北京最难解决的问题。 相反，有两件事的结果非常容易验证： 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军事实力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芯片造出来就是造出来。 军舰下水就是下水。 导弹、无人系统、核力量、造船工业和航空工业有没有形成规模，也都是客观能力。 这就产生一个非常现实的战略逻辑： 如果北京认为未来十年自己的综合实力仍然会上升，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天承担战争、制裁、资本外逃和战后重建的巨大成本？ 继续投入经济、科技、军工和抗制裁能力，本身就具有更高的期权价值。 最理想的军力从来不是打出去的军力，而是让别人重新计算选择的军力。 六、2035为什么比2027更值得注意 2035不是公开的台湾统一期限。 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但是2035本身确实是中国官方军事现代化的重要节点。中国公开规划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美国国防部最新中国军力报告也仍然把2027、2035和2049作为解放军三个主要现代化节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是2035前后，而不是把2027当成所谓“攻台截止日期”。 到2035年可能同时出现几件事。 第一，中国在第一岛链的常规军事能力与今天相比更加成熟。 第二，中国战略核力量更加完整，美国干涉台海需要考虑的已经不是损失几十架飞机，而是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失控升级的可能。 第三，大陆先进产业对台湾关键技术的依赖进一步下降。 第四，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固化，北京对“台湾民意以后自然转向统一”的期待更低。 第五，美国、日本、台湾也在加速军事建设，因此北京同样不能假设时间永远只对自己有利。 所以2035的特殊意义不是： “到这一年必须打。” 而是： 到这一阶段，北京可能第一次同时具备更成熟的实力，又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继续等待的政治收益在下降。 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才是真正的风险窗口。 七、美国到底会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开战？ 这是台湾问题里最容易被情绪化讨论的问题。 支持台湾的一方经常默认美国一定会来。 另一边又经常默认美国绝不会来。 两种判断都缺乏依据。 美国对台湾没有类似美日安保条约那样的自动共同防御义务。美国长期政策本身就是战略模糊。 这意味着美国希望同时达到两个目标： 让北京相信美国可能介入，因此不敢轻易动武； 又不提前把自己锁死，真正发生战争时仍然保留选择。 台湾对美国当然重要。 它位于第一岛链中央，关系日本、菲律宾、西太平洋力量平衡和美国亚洲联盟信誉。 因此把台湾简单说成“美国只关心芯片”同样不准确。 但台湾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是不对称的。 对北京而言，台湾同时涉及： 国家统一、民族历史叙事、中共政治使命、沿海安全、西太平洋军事地理和中美战略竞争。 对华盛顿而言，它主要涉及： 地区力量平衡、亚洲联盟信誉、第一岛链、供应链、经济利益和民主价值。 中国可以认为： “这是我的国家统一问题。” 美国不会认为： “没有台湾美国就不是完整的国家。” 这个差异非常重要。 如果未来中国第一岛链常规军力越来越强，核二次打击能力越来越可靠，而美国又逐渐把先进芯片产能分散出去，华盛顿最终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尖锐： 台湾很重要，但重要到值得美国本土冒核战争风险吗？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美国和整个北约可以提供巨额武器、资金、情报和制裁支持，却始终避免美俄军队直接全面交战。 台湾与乌克兰当然不能机械类比，中国与俄罗斯也不是同一个国家。 但乌克兰战争至少证明了一点： 面对另一个核大国，“支持一个伙伴”与“本国军队亲自参战”是完全不同的决策。 未来中国实力越接近甚至局部超过美国，这个区别只会更加重要。 八、日本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风险比美国更加直接 日本近年来明显把台湾海峡稳定与自身安全联系起来。 日本2025年防卫白皮书继续把中国军事活动称为日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同时反复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从地图看，日本有充分理由担心台湾被大陆控制以后西南诸岛安全环境恶化。 但另一面同样存在。 如果日本真正参加台海战争，就意味着日本与中国发生热战。 这不是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能够概括的事情。 战争意味着冲绳、九州军事基地可能进入攻击范围，中日经济关系断裂，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武大国和世界级工业国。 所以日本同样面临一个悖论： 为了避免未来安全环境恶化，要不要今天承担一场可能直接破坏自身安全的战争？ 我认为日本会长期坚持“台海和平关系日本安全”。 但未来日本政府是否愿意把这句话自动兑换成军事参战，则会越来越取决于当时的中美军事力量和日本社会自己的风险判断。 九、经济压力真正可怕的，不只是金融，而是现代工业的“不可替代时间” 过去谈长臂管辖，人们通常想到美国。 美元、银行、保险、金融结算使美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域外制裁能力。 但中国拥有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力量： 实体制造和供应链。 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约32%，在大量工业中间品、电子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加工环节拥有巨大的规模优势。 对于台湾这种高度发达、供应链极其复杂的岛屿经济体，危险之处不是“少买一些中国手机”。 手机可以晚一年换。 真正困难的是工业系统中某一个价值很低，却必须每天供应的零件、材料或中间品突然消失。 现代工业的特点是： 一个几美元的零件可能卡住几万美元的设备。 找到第二家供应商，也不代表第二天就能使用。 可能还需要验证、认证、重新设计生产流程。 所以中国制造业形成的经济影响力不能简单按进口金额计算。 当然，这种工具一旦频繁使用，也会产生强烈反作用，刺激台湾、美日欧不计成本建设替代供应链。 这也是为什么从北京自己的长期利益看，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不断制裁，而是： 中国的市场和产业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别人主动认为脱离中国的成本太高。 威慑的最高状态仍然是不用。 十、台湾相对大陆越来越小，也会改变统一后的政治经济计算 九十年代，两岸经济体量差距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今天台湾已经是一个不到大陆5%经济规模的经济体，而且随着大陆继续增长，这个比例未来还可能下降。 这会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结果。 一方面，北京越来越没有必要为了台湾的财富破坏台湾经济。 未来大陆如果比台湾大几十倍，那么即使给予台湾非常优厚的财政、税收、市场和社会制度安排，对全国来说也只是很小的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人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把台湾的钱拿走”，反而越来越缺乏经济逻辑。 但另一方面，台湾经济占全国越小，也意味着一旦台湾某些政治制度与北京认定的国家安全和中央权威发生冲突，北京为了保护台湾经济而克制自己的动力也会降低。 所以未来统一承诺中： 财产权、企业制度、福利和商业规则可能相对容易保障； 真正最困难的仍然是政治权利。 问题最终还是那几个： 台湾还能不能选出一个北京不喜欢的领导人？ 媒体能否主张台湾重新独立？ 台湾地方政治与中央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谁拥有最终裁决权？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互信可能永远比经济利益难解决。 十一、所以我为什么把真正的窗口放在2035前后 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交叉。 台湾社会长期来看，统一意愿没有明显上升的理由。 大陆的经济、工业、军力和科技能力却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美国和日本当然也会加强准备，但中国具有本土地理、全球最大制造业体系和军力集中于西太平洋的优势。 于是北京未来真正需要判断的是： 我的实力增长速度，是不是仍然快于台湾及其外部支持体系的增强速度？ 如果答案一直是“是”，那么北京越没有理由提前行动。 因为2026能做的事情，2030可能成本更低。 2030能做的事情，2035可能根本不用做就能形成威慑。 但到了某一个阶段，情况可能反转。 台湾身份继续固化。 美日军事体系继续强化。 台湾供应链继续向美国和东南亚转移。 大陆人口和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于是北京可能开始问： 再等十年，到底会更容易，还是更难？ 我认为这个问题真正进入决策层核心议程的时间，很可能就在2030年代。 所以我的基准判断不是： “2035年中国会攻打台湾。” 而是： 2035前后很可能成为北京重新评估“时间到底还站不站在统一一边”的关键节点。 如果北京仍然认为时间有利，完全可能继续等。 如果北京认为军事实力已经足够，而台湾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正在永久消失，继续等待反而降低统一概率，那么整个台海战略逻辑就会发生改变。 十二、最理想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不打 中国真正追求的最优结果显然不是： 花费巨大军费建设几十年，然后把这些军力全部投入一场破坏两岸经济、摧毁台湾基础设施、触发全球制裁甚至中美战争的大战。 如果实力增长最终能够让三个地方同时改变计算： 华盛顿认为直接与中国战争的成本超过台湾的战略价值； 东京认为台海虽然重要，但没有重要到值得日本本土进入中日战争； 台湾社会认为永久拒绝政治谈判已经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选择； 那么北京就可能获得远高于今天的谈判地位。 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正含义。 它并不是台湾人突然热爱统一。 甚至可能大多数台湾人在感情上仍然最喜欢维持现状。 只是到了那时，他们面对的现实选择已经从： “统一还是永远维持现状？” 变成： “在现有力量格局下，怎样安排两岸关系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台湾现有生活方式？” 一旦问题发生这种变化，台湾政治就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结语：台湾问题真正的倒计时，不在日历上 我不认为北京已经存在一个公开或可以证明的“2035统一时间表”。 我也不认为战争是必然。 台湾经济目前仍然非常强，台湾也正在强化防御、降低对大陆贸易依赖并重新组织供应链；美国、日本同样不会坐着等待中国实力增长。2027年台湾国防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万亿新台币，本身就说明力量变化一定会产生反作用。 所以任何简单的线性外推都可能失败。 但如果一定要回答“台湾问题什么时候最值得担心”，我不会选择2027，也不会机械地选择2049。 我会看2035前后。 不是因为2035有什么神秘期限。 而是因为到那个阶段，有可能同时出现： 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入新的成熟阶段； 先进产业对台湾依赖明显下降； 战略核威慑进一步增强； 台湾年轻世代的身份认同更加固化； 美国和日本是否愿意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变得更加现实； 北京也第一次需要认真判断，继续等待究竟是在积累实力，还是在永久失去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 台湾问题最后真正的临界点，很可能不是台湾哪一天宣布独立。 而是北京哪一天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下去，已经不会更好了。” 在那以前，时间是战略资源。 在那以后，时间本身就可能变成压力。 所以，与其天天猜“哪一年开战”，不如关注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的实力增长，台湾的身份变化，以及美国、日本承担战争风险的意愿，究竟哪一条曲线变化得更快？ 这三条曲线最终交叉的位置，才可能是真正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地方。

中国与美国都实行某种意义上的分税、分级财政制度：中央（联邦）与地方政府分别拥有财政收入来源，并按各自职责承担公共支出。但二者的制度逻辑有明显区别。 中国现代分税制始于1994年改革，核心是按照税种把财政收入划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同时建立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此后制度不断调整，例如目前国内增值税原则上中央、地方各分享50%，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一般按中央60%、地方40%分享。(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中国的突出特点是中央统一性较强：主要税种、税制和收入划分基本由中央决定，中央集中较多财力，再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调节地区差异。 美国则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拥有宪法意义上相对独立的征税权，联邦可以征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等；各州也可以自行决定州所得税、销售税等，地方政府又大量依赖房地产税。因此，同一种经济活动可能同时受到联邦、州和地方不同层级的税收。( 所以，两国的相同点是“分级征税、分级支出、存在财政转移”；最大不同则是：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下由中央主导的分税，美国是联邦制下各级政府拥有较强独立税权的分税。前者更强调中央宏观调控和地区均衡，后者更强调地方财政自治与政府间竞争。据AI分析

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领土国家是谁？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不是，真相是——法国。 这也是很少人看到的法国真正隐形实力。 别看法国在欧洲只有那么大一块，但是，他有遍布四大洋的海外领土和小岛，给他带来巨大的领土、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以及位于赤道附近的火箭发射基地，和海外核试验场。 这让他不仅可以锚定全球，还得让整个欧洲在航天和核实验领域上多少得看他的脸色。 法国的海外领土根据自治程度和法律地位，主要分为两大类，分布在从加勒比海到南极圈的各个角落： 1. 视同法国本土的海外省/海外大区（DROM） 这些地方在法律上与法国巴黎郊区的省份没有任何区别，使用欧元，有国会议员，甚至别看它地理上远离欧洲，可也是欧盟的一部分。 在加勒比海有盛产朗姆酒与香蕉的火山岛。 在南美洲有与巴西接壤，是法属海外领土中面积最大的一块的法属奎亚那。 印度洋马达加斯加附近还有群岛。 2. 海外领地/集体（COM）及特别集体 —— 高度自治 这些地方拥有自己的政府和更灵活的法律，甚至不一定完全适用欧盟法律。 比如著名的度假胜地大溪地（Tahiti）。 如果你觉得它们只是度假海滩，那就太低估它们的价值了。 这十几块海外领土在地缘政治、前沿科技、资源储备上面，给法国和欧洲提供了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全球话语权。 1. 科技与航天：欧洲的“宇宙之门” 如果没有法属圭亚那，欧洲的航天梦会艰难得多。这里坐落着库鲁航天中心（Guiana Space Centre），是欧洲航天局（ESA）发射阿丽亚娜（Ariane）系列火箭和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基地。 圭亚那紧邻赤道，地球自转线速度最大，火箭发射时能借助最大的“惯性推力”，从而节省大量燃料。此外，它东临大西洋，火箭发射后的残骸会掉入大海，极其安全。 2. 地缘与军事：大国地位的“全球护照” 这些海外领土让法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日不落”的超级军事存在国家之一。 法国在印度洋（留尼汪）、太平洋（新喀里多尼亚、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海都驻扎有常备军队、军港和空军基地。 借助这些岛屿，法国可以随时介入全球任何一个热点区域的军事和人道主义行动。 这也是为什么法国能自豪地称自己是一个“印太国家”。 3. 海洋与资源：“蓝色的隐形财富” 如前所述，海外领土为法国带来了 1169 万平方公里 的全球第二大专属经济区（EEZ）。 未来资源库： 这些广袤的海域不仅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还埋藏着大量深海稀有金属矿产（如锰结核、钴结壳）。 战略矿产： 新喀里多尼亚拥有全球约 10% 的镍矿储量。镍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和不锈钢的关键战略物资，这让欧洲在新能源转型的产业链上拥有了一张关键底牌。 4. 生态与气候科研：地球的“活实验室” 欧洲大部分本土都属于温带气候，生态相对单一。但海外领土横跨热带雨林、珊瑚礁和极地冰川。 法国超过 80% 的生物多样性其实都存在于海外领土中。 从南极圈的凯尔盖朗群岛到太平洋的珊瑚礁，这些地方为欧洲科学家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和物种保护提供了最前沿的天然实验室。 当然了，虽然这些领土给法国带来了庞大的战略资产，但维持它们也让法国财政承担了巨大压力。由于距离本土动辄上万公里，这些岛屿经济结构相对单一，高度依赖巴黎的财政补贴，且往往伴随着高失业率、高物价以及偶尔发生的脱离法国的独立运动（如新喀里多尼亚）。 然而，对于法国和欧盟而言，正是这群散落全球的“明珠”，让他们摆脱了“仅是一个欧洲区域政权”的局限，真正成为具备全球战略视野与投射能力的国际巨头。

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 地方附加税实行11%—13%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考虑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情况，在 11%—13%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现行合计口径因纳税人所在地而异，市区7%+3%+2%=12%，县城/建制镇5%+3%+2%=10%，其他地区1%+3%+2%=6%。征求意见稿改为单一幅度税率 11%–13%。

英国民众周四5月7日开始参加地方选举，这场“中期选举”很可能重塑英国政坛格局，并对深陷困境的首相斯塔默造成沉重打击。此次选举将决定英格兰约5000名地方议员以及少数市长职位的归属，同时还将改选拥有一定自治权的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工党此前警告称，社会正面临“分裂”与“愤怒”，但这似乎依然很难挽救选票大量流失的局面。

马兴瑞案是否涉及到高层权力斗争? 目前看没有什么证据. 在我看来, 涉及团伙地方势力集团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看马兴瑞案, 不仅要看对马兴瑞本人的处理, 也要看与他有关的人受到的处理. 去年11月, 新疆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陈伟俊就被官宣落马, 他在任期间可以说是马兴瑞的亲信. 同样是11月, 新疆政协副主席金之镇也被接受调查, 他长期在新疆工作, 主管的是利益牵扯广泛的经济工作, 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在对马兴瑞正式公布处理结果之前, 6月份, 新疆自治区另一位副主席, 担任公安厅长的朱昌杰在退休8年后被查. 这里, 显然有一个小团伙的问题, 而且涉及刀把子和钱袋子. 我认为, 习近平, 或者说任何一个极权制度的最高领导人最忌惮, 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就是手下的人, 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拉帮结伙, 建立自己的小团队. 是不是集体敛财恐怕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样的小集体如果长期密切合作, 很可能形成不受中央控制的地方势力. 在毛泽东时代, 不管是广东以叶剑英家族为代表的地方力量, 还是军队中以林彪为统帅的“小舰队”, 都很快就被毛想尽办法铲除. 这对任何地方大员来说, 都是政治禁忌. 而马兴瑞, 可能就是犯了这样的政治禁忌. 习近平对马兴瑞及其新疆同事们下手，反腐是幌子，实质上是要震慑党内的地方势力。 @baodiantimes

从2011年起就有人对史文清的贪腐问题进行举报。2019年12月18日，一篇题为《一位副省级高官的敛金术和多面孔》的自媒体文章在互联网上掀起轩然大波。文章提及，三名来自不同地方的企业家分别对史文清进行实名举报，称其在赣州主政期间索取贿赂，包括价值2000万元的黄金以及指定账户结汇的1.32亿元现金，通过其子史家昌进行敛财和洗钱，强奸胞兄之女，包养夫人的两个亲侄女杨玉华、杨玉荣，扶持她们名下的公司进行敛财，同时与情妇育有私生子。次日，史文清对澎湃新闻做出回应，称有关文章内容为诽谤造谣，自己正在给组织写有关情况说明[7]。 然而，时隔不到一年，2020年9月2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史文清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共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8]，成为继前任潘逸阳（落马时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之后又一名落马的赣州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