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庆尚北道爆发山林大火，IVE全体集体捐献救灾善款，李瑞在直播里多次为受灾民众祈福，主动呼吁粉丝关注灾区情况 2022年，线下粉丝签售会面对年纪很小、十分胆怯的未成年粉丝，总会弯腰平视对方，放慢语速认真倾听粉丝的每一句话，用心写好每一张to签 2023年，跟随IVE为土耳其叙利亚地震灾区捐赠团体善款，直播时特意和粉丝说起受灾群众，倡导大家心怀善意 2024年，每场线下见面会、机场行程里，遇到情绪激动落泪的小粉丝都会轻声安抚，温柔疏导粉丝不安的情绪，全程没有一丝敷衍 2024年，多次打歌采访、直播中劝导学生粉丝优先重视学业，不要因为追星耽误学习，传递正向健康的成长观念 2024年，团综和舞台后台里时刻体贴工作人员与队友，会主动对摄像、造型、舞台幕后人员表达感谢，细心照顾身边人 2025年，珍惜粉丝送来的所有心意，粉丝赠送的手写信、小礼物都会好好收纳，直播时常提起粉丝给予自己的温暖 2026年，外出行程遇到等候的粉丝，哪怕行程匆忙也会停下脚步弯腰签名，对待路人、学妹都保持谦和温柔的态度 2026年，各类采访、日常直播里一直分享温柔乐观的心态，告诉年纪小的粉丝不必自我内耗，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李瑞 #leeseo# 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

艾伦研究所的知名研究员Nathan Lambert，前两天来北京和我们熟知的国内 AI 公司聊了一圈，包括月之暗面、智谱、字节、阿里、美团、小米等等。 聊完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做总结。我觉得这篇挺有意思的，因为 Nathan 本身对硅谷非常熟，这次相当于带着硅谷的视角来看我们中国的 AI 实验室是怎么运作的，以及他看到了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文章我看完了，写一些自己的笔记。 1、DeepSeek 被所有人公认为技术品味和执行力最好，是技术方向上的引领者，但在商业上并不是引领者。 反过来，像字节、阿里这种巨头，被视为真正能够把大模型吃进整个业务体系、最终兑现成大规模市场份额的那批公司。 2、字节是各大中国 AI 实验室最重视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们思路清晰，而且战斗力极强。 一个可以印证侧面是，在开放权重已经成主流气质的中国 AI 圈子里，字节是少数坚持走 OpenAI 这条闭源路线的公司，同时，目前他们的豆包应用地位相当于中国的ChatGPT。 3、美团、蚂蚁、小米这些公司为什么自己做大模型？国外Uber、Airbnb 这批公司也没做自己的模型，用的时候买别人的就行了。 但在这些中国公司眼里，LLM 是未来产品的核心底座，如果完全依赖外部模型，等于把自己最关键的那一层放在别人手里，被掣肘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宁可自己花大力气训一个通用模型，把这块底座攥在自己手里。 4、中国开发者几乎都被 Claude 圈粉了。Nathan 说，很多一线开发者描述日常写代码时，都主动提到 Claude，承认它改变了自己的开发方式，哪怕它在中国并不能正式落地。 少数人会提到自己在用 Kimi 或者智谱的命令行工具，但被问到真正高频依赖的助手时，几乎都会说回 Claude。在湾区很火的 Codex，在中国被提到的频率反而没有那么高。 5、中国的 LLM 社区更像一个生态，而不是彼此敌对。Nathan 和多家实验室私下交流后，发现他们谈到同行时，几乎都是尊重和欣赏，很少有火药味。而在硅谷，私下聊起其他实验室，话锋会很快变得尖锐。 6、中国大模型团队的整体气质和美国不一样。表面上看，大家都是搞大模型、RL、Agent，用的技术栈差不多，但在组织方式和人本身的气质上，中国这边更像一支全栈工程队。 研究员普遍愿意做琐碎、不出彩的脏活累活，愿意为了整体模型效果搁置自己的方案，不太追求个人署名和明星科学家身份。 这种弱 ego 的文化，在那种需要各个模块严丝合缝配合的大工程里，反而更适配。Llama 团队据说就是被相反的那种文化拖垮的，一群顶尖研究员都想让自己的方案进最终模型，互相博弈。 7、中国顶级实验室里，学生的比例非常高，而且是直接参与主战场的大模型研发，不是被边缘化的实习。和美国的 OpenAI、Anthropic、Cursor 这些几乎不开放相关实习形成鲜明对比。 Google 名义上有 Gemini 实习，但大家普遍担心实习内容被隔离在核心工作之外。 学生的优势是对旧时代 AI 范式没有太多包袱，能很快把上一套观念清空，重新学习。同时他们极度习惯在巨量论文和内部技术细节中速成，把复杂栈啃下来，进组之后就愿意把人生阶段压在这件事上。 8、中国研究员对宏大的 AI 叙事兴趣不高。Nathan 在和不少一线研究员聊天时，发现他们一提到经济结构变化、社会风险、AI 道德这些问题，往往会有明显的停顿和困惑，像是被问了一个和日常工作无关的问题。 很多人会直接表达，自己的角色就是把模型做好，而不是对社会怎么变发表观点。有位研究员还引用了 Dan Wang 的说法，中国是工程师在掌舵，美国是律师在掌舵。 Nathan 也观察到，中国并没有 Dwarkesh、Lex Fridman 这种能系统性把科学家捧成明星的播客生态。这种习惯既和个人性格有关，也深受教育和制度环境的塑造，他们在一个不鼓励公开争论社会议题的系统里长大，并且在里面取得了成功。 9、北京的 AI 圈子整体很像湾区版的紧凑硅谷。从机场下飞机，可以顺路去阿里北京园区，坐几趟滴滴，在三十六小时之内走完智谱、月之暗面、清华、美团、小米、零一万物等一长串机构。 整座城市里，打车过去就是一个新的实验室。选大一点的车型，常见是带按摩椅的电动小面包。这种空间上的密集分布，让不同实验室之间的交流成本被压得很低，研究员之间的流动也变得非常频繁。 10、中国研究员普遍更偏工程视角，对融资、产业格局、资本叙事这些话题兴趣没那么高。Nathan 在硅谷习惯了另一种氛围，研究员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非常高，融资、算力、数据生态、行业风向，几乎每个人都在认真琢磨自己所在公司的位置和外部环境的关系。 因为今天做 AI 已经不是关起门来搞工程奇迹那种事了，模型公司同时是一个综合体，要建模、要部署、要融资、要拉生态，外面的每一根线都会反过来影响里面的研究节奏。 但中国研究员明显不在这个频道上。Nathan 问到行业生态、融资、算力供应、数据产业这些话题，得到的反应常常是耸耸肩，说那不是我的问题，我的事就是把模型做好。 11、中国企业对 AI 的花钱习惯，更接近云，而不是 SaaS。外界常说中国企业不愿意为软件买单，所以本土 AI 市场会偏小。但 Nathan 和多位从业者聊完后，感受到的现实是，虽然传统 SaaS 市场确实不大，但云服务在中国是个大生意。 关键问题变成，企业为 AI 付费，最终会更像买 SaaS，还是更像买云基础设施。从目前各家公司的实际讨论和规划来看，大家普遍不太担心企业侧的 AI 支出，倾向认为它会挂在更刚性的基础设施那一侧。 12、中国的数据产业在 RL 和高质量任务环境上明显不如美国成熟。和 OpenAI、Anthropic 那种可以为单个 RL 环境花上千万美元、一年累计几亿美金的玩法相比，中国团队的普遍反馈是，本土数据服务供应商不是没有，但质量参差不齐，很难直接买到能用的内容。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很中国式的解决办法，很多 RL 场景、评测环境干脆自己搭，研究员本人要花大量时间设计任务、构建环境。字节、阿里这种大公司，也会养起自己庞大的标注团队，在公司内部自给自足。 13、算力是所有中国实验室的共同痛点。无论走到哪家，大家对高质量英伟达 GPU 的需求都是一个词，不够用。如果供应允许，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继续加仓。 国产加速卡在推理侧评价还可以，已经被不少公司部署到在线服务里，华为芯片在很多实验室都有落地。但在大规模训练上，英伟达依然是黄金标准，国产方案更多是辅助补位。 14、在开放程度和生态态度上，中国实验室显得既务实又有整体视角。Nathan 几乎问遍了所有头部团队，为什么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持续开放自家最强模型。他自己坦言，把所有权心态和真实的生态支持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他还没完全想明白。 但从对话里，他归纳出几个共同的现实诉求，通过开放权重，快速让更多开发者参与打磨，发现缺陷；通过回馈开源社区，获得技术和口碑上的正循环；同时在内部保留更定制、更私密的模型版本服务自家业务。整体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既不绝对开源、也不一味封闭的中间态。 15、中国实验室对英伟达芯片的渴求是压倒性的。Nathan 走访下来，所有人现在的进展都卡在同一件事上，就是英伟达的卡不够用。 如果能买到，毫无疑问会继续加仓。 这里他特意点出来一个区分，英伟达是训练这一侧的黄金标准，没有替代品。但在推理这一侧，画风就完全不一样了。包括华为在内的国产加速卡，评价都是正面的，不是凑合用，是真的能打。 Nathan 说他遇到的实验室里，无数家都已经能拿到华为芯片，供给这边不是问题。所以中国实验室现在的真实状态是一个两层结构，训练咬牙抢英伟达，推理大方用国产卡，分得很清楚。

当然今天的皇汉是最最傻逼的一群人了！他们把中国大一统当成理所当然了。竟然还把孔子搬出来当老祖宗，就更搞笑了！孔子的儒家本来没有主张过大一统！历朝历代的所谓的真儒家都在抨击秦制大一统！认为秦制败坏了儒家的理想，反而是现在这些不学无术的皇汉傻逼把秦制大一统和真正的儒家搞成一体了，他们认为的儒家是东汉以来给皇帝背书的伪儒家！而我们这些主张中国解体的人，才是和孔子更接近的！ 孔子时代的儒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共同体自治，自己管理自己， 所谓乡举里选，就是本村本乡人推举自己人来当官领导本村本乡，这是标准的小共同体自治！秦汉以后则不然，皇帝统治中国的逻辑，就是生怕你们抱团取暖，一定要把中国人给打散！让你们抱不了团。秦朝就不说了，一定要你分家，不能搞什么一个大家族，把你变成编户齐民，秦汉基本很少同姓村子，都是杂居，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你们抱团。什么豪族一定要迁徙拆散，大家族一定要给你打成小家族！不过人类的天性是喜欢抱团的，到了东汉后期还是形成了很多大家族，最后果然东汉就分裂了！皇帝的统治逻辑是对的！要想统治，必须打压地方，不打压地方，迟早解体独立！所以，孔子所谓乡举里选的原则，小共同体自治的原则，最后一定是导向多国体系！而不是什么狗屁大一统！要想大一统中国，就必须打乱民间组织，不让你们推选自己人，一定是要皇帝把你们的人搞到别的地方做官，而且是做贪官污吏，因为这不是你的本乡本土，你去别的地方当贪官没有任何心理压力！从秦汉到明清，基本异地为官！不让你们在本乡本土做官！不仅如此，连当兵也要异地当兵，不让你们同乡一起当兵，在一个地方当兵，一定要把你们打散，搞什么五湖四海！比如把四川人广东人湖北打散放到一个军队里，然后让你们跑到北京去打六四学生！就是这么操作！！！大一统中国王朝只有到了末期，实在管不了了，才会让曹操这种人跑回老家招兵买马，让曾国藩跑回老家招湘军勤王救驾，当然最后的结果也还是中国解体！！！大一统的本质就是不顾本地本土的利益，只为了强行把各地不同的人群绑定在一起，最后大家一起倒霉而已！

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 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巴蜀独立会 1.6月4日警察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试图驱散主要广场的人群。 2.6月4日武警清场后，警察和投掷石块的愤怒人群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3.6月4日成都。照片： AFP/Getty Images 4.在冲突中受伤的人等待接受治疗。头部受伤的情况很普遍，这说明警察采取了殴打抗议者头部的策略。伤者恳求西方摄影师 "告诉世界！"Kim Nygaard提供

AI研究员 @natolambert ，AI 时事通讯 Moonshot, Zhipu, Meituan, Xiaomi, Qwen, Ant Ling, and 等AI Lab 写了个笔记 从研究心态对比中美差异： -在中国一些杰出个人的工作成果需要被搁置，以保证整体模型能够最大化多目标优化（个体服从整体）， -而美国研究者更注重个人表达和自我利益，他举了个meta的例子（传言），Llama组织正是由于这些利益集团将自身利益嵌入到层级分明的组织结构中而最终崩溃。听说其他实验室也表示，有时需要向顶尖研究人员支付报酬，才能让他们停止抱怨自己的想法最终没有被纳入模型 -中国模型的构建者是谁，中国很大一部分核心贡献者都是在校学生。这些实验室都比较年轻，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在Ai2的模式，在那里学生被视为同龄人，并直接融入LLM团队。这与美国顶尖实验室截然不同，像OpenAI、Anthropic、Cursor等公司根本不提供实习机会。 -关于教育和产业人才，中国也面临着与美国类似的“人才流失”问题，许多原本考虑走学术道路的人现在都打算留在工业界。最搞笑的是一位研究人员的发言，他原本想当教授，以便更贴近教育体系，但他却说教育问题可以通过法学硕士（LLM）来解决——“学生为什么要跟我说话！” AI影响上的思维方式差异： -AI影响上的思维方式差异，这些学生的思维方式也异常直接，不受一些可能分散科学家注意力的哲学思辨所干扰。当被问及他们对模型的经济性或长期社会风险的看法时，很少有中国研究人员拥有成熟的见解，也没有动力去影响这些见解。他们的职责是构建最佳模型，一位学者甚至引用了王丹的著名论断——中国是由工程师主导，而美国则是由律师主导。 -试图让中国科学家就人工智能引发的经济不确定性、超出通用人工智能（AGI）能力范围的问题，以及关于模型行为方式的道德辩论发表评论，都展现了这些科学家极其谦逊的态度。他们不仅敬业，而且不愿就自己不了解的问题发表评论。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与西方实验室的异同之处： -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初现端倪，中国SaaS生态不发达，付费意愿差，市场规模小，而云计算则发展的很好。而目前来看中国的AI市场更像云计算市场，而不是saas生态。 -大多数开发者都对 Claude 趋之若鹜 -中国企业拥有技术所有权意识，一些头部科技企业都在自己做模型，如美团，小米等。而美国则头部企业会使用第三方服务。 -数据产业的发展远不及美国，数据标注类公司，和RL模拟环境类公司相对较少，模型公司大部分是自己做数据和做RL模拟环境来训练。美国则大部分都是采用第三方服务。 （备注：昨天研究了下RL模拟环境的美国市场地图，可以看到确实非常庞大，并且有实际采用，可以看看 也） -对英伟达芯片的迫切需求

美国全国法律就业协会（NALP）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律师事务所的黑人暑期实习生比例已连续第三年下滑，较2022年约12%的峰值下降了3.5个百分点，创十余年来新低。整体来看，有色人种暑期实习生的总比例下降5.5个百分点至38%左右，为2020年以来最低水平。该趋势与保守派团体针对基于种族的招聘项目发起的法律诉讼直接相关。由于2023年高校招生平权法案被推翻后录取的首批法学生将于明年进入暑期实习市场，预计有色人种实习生的比例将进一步下降。 来源：Bloomberg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是他赚钱的投资机构；开放社会基金会是花钱的慈善‑资助网络，二者财务分开，但背后是同一套思想：来自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相信任何权力都不能自称掌握绝对真理，社会需要多元批评、独立民间组织、不受垄断的舆论。支持者把它当成私人富豪自费推广自由；批评者认为，它把一套特定的自由主义立场，包装成普世标准，用金钱向全世界输出。 所谓“倾向索罗斯”，不是受资助者必须听他直接下命令。基金会不会写好稿子让别人照读。它的倾斜，是筛选+议题引导：它优先给钱给天然认同这套方向的团体——独立媒体、司法改革组织、少数群体、反腐团体、抗议政府集权的公民组织。同一国家里，立场偏保守、强调民族本位、强政府的团体，基本很难拿到它的钱。不是它直接指挥行动，而是谁先跟自己的价值观接近，就资助谁，把那一类声音放大。很多本地团体本来就有不满，拿到资金、培训、国际曝光之后，力量就显著变强。批评者说，这相当于“用钱放大社会裂痕”；支持者说，这是帮助弱势声音被听见。 两个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海外案例（两种评价都长期存在）： 第一个是匈牙利。欧尔班政府从2010年后，持续和基金会对抗。匈牙利政府认为，索罗斯长期资助本国批评政府的大学、人权组织、司法团体，不断挑战政府的移民、媒体、教育政策，意图削弱本国政府、破坏民族本位的秩序。政府关闭由索罗斯创办的中欧大学，限制境外NGO资金。基金会的说法是，它只是资助多元观点，反对政府打压批评声音。在匈牙利，索罗斯变成全国重大政治话题：政府支持者视他为外部颠覆者；反对派视他为捍卫自由的外部盟友。 第二个是格鲁吉亚2003玫瑰革命。革命推翻长期执政的谢瓦尔德纳泽。事后很多观察指出，索罗斯的基金会在当地已经经营多年，资助独立电视台、青年组织、公民培训。基金会确实投入资金，但它始终否认自己策划政变：它说只是长期支持公民社会；批评方认为，多年持续投入，在危机时刻变成反对派的重要资源，就算没有直接下令，也是长期铺垫、顺势推动政权更迭。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它直接指挥街头行动，但双方都承认它在当地反对派阵营里分量很重。 回到美国本土，保守派为什么对他敌意极深。 美国国内的打法和海外不一样：它不在美国推动街头革命，而是两条更隐蔽的长线。 第一是地方司法的投资。总统、国会大选万众瞩目，但地方检察官、郡法官很少有人关注。索罗斯通过PAC与相关基金，重金资助主张“轻刑罚、宽松保释、重新审视传统治安政策”的自由派候选人。保守派指出，一大批大城市的检控官上任之后，主动放弃对很多轻罪起诉，改变当地长久以来的治安逻辑。在保守派眼里，这不是单纯的刑事政策改革，是用金钱系统性改造基层执法秩序，瓦解传统的法律与治安共识。 第二是舆论、智库、校园、选举资金。他是美国自由派阵营最重要的金主之一，资助进步派智库、媒体、学生组织，在大选周期投入巨资对抗共和党。保守派的看法是：左翼有一个由富豪资助的长期工程，一步步改写美国文化、移民、刑事、教育的底线。蒂尔那一派是自己培养候选人、夺取政府权力；索罗斯一派是不用掌权，就在社会层面持续松动旧秩序。这就是很多保守派口中，他是“秩序的颠覆者”的来由。 自由派的辩护是美国制度本来就允许富豪花钱推动自己相信的公共议题；保守派的富豪同样大把投钱。争议的根源不是“能不能捐钱”，而是当一个人的财富大到可以跨国、跨州、十年、几十年持续塑造议题，到底是公民自由，还是资本对公共生活的过度入侵。

日本启动首个全国LGBTQ+教育计划 🇯🇵🏳️‍🌈 2026年6月16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促进公众理解性取向及性别认同多样性基本计划》，这是日本首次在国家层面制定促进公众理解 LGBTQ+ 群体的基本计划。该计划依据2023年通过的《理解增进法》制定，将作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学校和企业推进相关工作的指导方针。 计划将推动学校、大学、家庭、社区和职场开展关于性取向与性别多样性的教育与宣传。中小学将向学生介绍 LGBTQ+ 相关知识，并加强学校辅导员和心理咨询体系，为 LGBTQ+ 学生提供支持；高校则将调整医学、教育等专业课程，培养未来教师、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对性少数议题的理解与应对能力。政府还将制作教材、宣传册、培训视频，并建立年度评估和约每三年一次的检讨机制。 日本政府在计划中指出，由于社会理解不足，一些性少数群体仍面临困惑、焦虑和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因此有必要通过教育、研究和公众宣传提升社会认知。该计划也要求加强咨询服务，并收集国内外相关政策经验，为地方政府和学校提供支持。 目前，日本仍是七国集团（G7）中唯一尚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多地法院已认定现行制度存在违宪问题，但国会尚未完成立法改革。尽管如此，这项全国性教育计划被许多倡议团体视为日本 LGBTQ+ 权利发展的重要一步，也与近年来部分国家限制学校讨论 LGBTQ+ 议题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ILGA Asia 同时指出，仅有公众教育仍不足以消除制度性歧视，日本未来仍需推进反歧视和婚姻平权等法律改革。 参考来源： ABC News： 日本内阁府： The Japan Times：

活动公告： 中国民主党人、民主人士联合公告 为藏人发声——烛光悼念洛嘉朗增（Lobga Rangzen） 2026年7月2日，一位旅居美国多年的藏人——洛嘉朗增（Lobga Rangzen），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以自焚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表达其对西藏处境的关注与诉求。这一消息令人震惊，也再次让世界把目光投向西藏的人权与自由问题。 自2009年以来，已有超过150位藏人以自焚这种极其惨烈的方式表达抗议。他们之中不仅有僧侣，也有牧民、教师、学生、青年和普通家庭成员。许多人在生命最后时刻呼喊自由、宗教信仰、文化尊严与民族未来。他们用生命发出的呐喊，值得世界倾听。 西藏问题，从来不仅仅是宗教问题。 它涉及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信仰、身份认同，以及人在自己土地上是否能够自由生活、自由表达、自由传承传统文化的问题。几十年来，围绕西藏的人权、宗教自由、文化保护等议题，始终受到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也成为联合国及国际人权组织长期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于2025年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其立法宗旨包括维护国家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与此同时，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藏人团体及研究机构对该法可能对民族语言、宗教信仰、文化传承及民族认同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认为其可能进一步强化国家对民族事务的管理，并影响少数民族文化与宗教空间。 今天，我们举行这场烛光悼念，并不是为了歌颂自焚这一行为。 恰恰相反，我们希望通过静默与烛光，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对逝者的哀悼，以及对所有仍在承受苦难者的关怀。 我们更想追问的是： 究竟是什么样的处境，会让一个人认为，唯有燃烧自己的生命，世界才会听见他的声音？ 每一次自焚，都不仅是一位生命的逝去，更是一声震撼人心的呼喊。 生命本应被珍惜，而不是成为向世界证明苦难存在的最后方式。 因此，我们邀请所有关心自由、人权、和平与尊严的朋友，一同参加本次烛光悼念活动。 让我们点燃手中的烛光，静静坐下，为逝者默哀，为西藏人民祈愿，为所有失去自由的人发声。 愿世界能够倾听他们未曾说完的话。 愿未来，不再有人需要以燃烧生命来换取世界的一次注视。 活动形式： 烛光悼念、静坐默哀、自由发言 时间： 2026年7月3日（周五）19:30 地点： 洛杉矶市政厅前（200 N Spring St, Los Angeles, CA 90012） 主办： 中国民主党